在一九四八年,还有一条民族的水流亚速夫海沿岸、库班和苏呼米的希腊人涌往流放地。他们在战争年代可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民的父亲的事,现在父亲是不是为了在希腊遭到的失败拿他们出气呢?这股水流似乎也是他个人丧失理智的产物。大多数希腊人去了中亚细亚的流放地,表示不满的进政治隔离所。
在一九五0年前后,不知是同样为了出那场打输了的战争的气,还是为了和已经流放的那一批人取得平衡,由保加利亚转交给我们的马尔科斯起义军战士本身也流到了群岛。
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犹太人水流已经明确地露了头(从一九五①年起,他们已经作为世界主义者一小批一小批地走向群岛)。医生案件就是为这个目的而策划的。似乎他要搞一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然而,这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夭折了的意图。上帝命令他好象借助于人之手一命呜呼了。
前面的一番叙述看来足以表明,把成百万人赶出老窝,让古拉格住满人,有冷静地设想好的顺序,有始终不减弱的顽强性。
我国的监狱从来没有空的,只有满的,或者是过分满的。
当你们悠然自得地从事于探索原子核秘密、研究海德格尔对萨特的影响、搜集毕加索的图画、乘坐有包房的车厢去疗养地或者修建莫斯科近郊的别墅的时候“乌鸦车”不断地在城里乱窜,国家安全人员在敲门和按门铃。
因而我想,这篇叙述也证明了,“机关”从来没有白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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