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过多少这类的脱离关系的声明啊！—一或是当众宣布，或是在报刊上声明：“我，某某，决定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脱离与变为苏维埃人民敌人的父母的一切关系。”用这个东西可以买到一条命。
没有在那时候生活过的人对这一点几乎是没法理解，没法原谅的。在通常的人类社会里，一个人可以一次也不掉进这种抉择的铁钳而活完他的六十年。他自己确信自己的行为端正，在他坟头上致告别词的人也确信这一点。一个人可以直到离开人世也不知道人会掉进怎样的罪恶的深井。
大片的灵魂疥癣并不是顷刻间就布满了整个社会。整个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的初期，我国许多人还保持着他们的灵魂和原先那个社会的观念：扶危济困，为受难者仗义执言。直到一九三三年，尼古拉·瓦维洛夫和迈斯特依然公开地为全苏植物栽培科研所全体入狱者奔走营救。败坏也得有一个最起码的必要期限，在这个期限到来之前，伟大的机关还是对付不了人民的。这个期限的长短也决定于那些还没有衰老的执拗分子的年龄。对于俄国，这个过程用了二十年。一九四九年，大逮捕席卷了波罗的海各国，他们的败坏过程总共才开始了五六年；时间太短，所以那里受当局迫害的家庭尚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援。（不过有一个附带的因素加强了波罗的海沿岸人民的反抗：社会迫害是以民族压迫的形式出现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反抗总是比较坚定的。）
当从群岛的角度评价一九三七年时，我们没有给它戴上荣耀的王冠。但是谈到那一年的狱外社会，我们不得不把这项锈蚀斑驳的背叛行为的王冠奉献给它。可以承认正是这一年摧毁了我国狱外社会的灵魂并使它遭到普遍的败坏。
但即使这样，那一年也还不是我国社会的末日！（正如我们今天见到的，总的说本日从未到来过——俄罗斯的不绝如缕的生命的细丝活到了、拖到了最美好的时光——一九五六年。而到了今天它更不至于死灭了。）反抗没有外露，没有给普遍堕落的时代涂上光彩，但是它的不可见的温暖的血管一直在跳动、跳动、跳动。
在这个可怕的时期，当珍贵的照片、珍贵的信件和日记在担惊受怕的独居中被烧毁的时候，当家庭柜橱里的每一张发了黄的纸片都突然变成冒着死亡的火苗的羊齿草叶，自己争先恐后地飞进炉膛的时候，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在好几千个夜晚不去烧掉，而是保存着被判刑的（如弗洛连斯基）或被公开批判的（如哲学家费多罗夫）人物的档案！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的中篇小说《索菲姐·彼得罗夫娜》在当时看起来一定是一桩多么触目惊心的地下反苏活动的罪证啊！伊西多尔。格利金却把它保存了下来。他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感到死亡临近的时候，挣扎着穿过全城，把手稿送到了他姐姐那里。
每一个和当局对抗的行动都要求具有和这个行动不成比例的勇气。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私存炸药比在斯大林时代收养一个人民敌人留下的孤儿所担的风险还小。然而有多少这样的孩子被人收养，被人救活。（让这些孩子们自己说出来吧！）暗地里帮助受难者的家属的事情也是有过的。当一个被捕者的妻子排在无希望的连等三天三夜的队里的时候，有人去把她换下来，让她能暖和暖和，睡一睡。也曾有人心里扑腾扑腾地跳着跑去警告别人，告诉他在他家里没下了埋伏，叫他千万不要回家。也还有人给逃亡者提供了栖身所，尽管他自己那一夜通宵没有合眼。
我们已经提到过那些有胆量对处决“工业党”不投赞成票的人。但也有人是为了替一些不引人注目的默默无闻的同事辩护而走进了群岛。子如其父：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罗然斯基的儿子伊万，因为替他的同事科佩列夫辩护，也遭到了迫害。M·M·迈斯涅尔在列宁格勒儿童出版社的党员大会上挺身而起为“儿童文学中的暗害分子们”辩护，马上就被开除和逮捕。他这样做的时候明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在一个军邮检查所（梁赞，一九四一）里当检查员的年轻姑娘暗地撕掉了一封她并不认识的前线士兵写的犯禁的信件。但是别人注意到她把一封信撕掉塞进纸篓。他们把纸片对起来——于是这个姑娘就进了监狱。为一个遥远的陌生人而牺牲了自己！（因为我在梁赞呆过，所以才知道这件事。没人知道的同类事件还有多少？……）
现在把当时的逮捕说成是抽彩（爱伦堡语）倒是很便当的说法。不错，抽彩是不假。但有的彩票的号码是“圈定”的。当时确曾普遍地撒大网，确曾按任务数字完成捕人量，但是他们即刻要抓的是那些敢说一个“不”字的人。结果这仍形成了灵魂的淘汰，而不是简单的抽彩。勇敢分子们被置于刀斧之下，送上了群岛，而一片唯唯诺诺的自由人的社会景象则没有受到丝毫扰动。凡是较纯洁、较优秀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呆不住；而这个社会失去了这些人就变得越来越腐烂。这些人的悄然离去完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却意味着人民灵魂的死亡。
7．败坏。在多年的恐惧和叛卖的环境里活过来的人们只是在外表上、肉体上活下来了。而内里的东西全都在发烂。
所以才会有成百万人同意当眼线。如果说一九五三年以前的三十五年之内，在群岛上服过刑的算上死去的一共有四五千万人（这是很谨慎的估计。这只是古拉格在同一时期的人口数字的三倍至四倍。要知道，战争期间群岛上的死亡率每天通常达到百分少一）。那么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案子或者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案子是根据什么人的告发并且曾有什么人提供了证明材料的！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使用墨汁的谋杀者今天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其中有的人造成他们邻人的被捕是由于恐惧——这仅仅是台阶的第一级。另一些人是为谋取物质上的好处。还有一些人，当时是最年轻的，而现在是快拿退休金的人了，他们是怀着兴奋鼓舞的心情进行叛卖的，是受思想意识的促使；有时候甚至是公开在叛卖；要知道，当时认为揭发敌人是对本阶级的光荣贡献！所有这些人今人都在我们中间，大多数活得很得意，我们还欣喜地把他们称为“我们普通的苏维埃人。”
灵魂中的毒瘤也在暗暗地发展，它恰恰损害着灵魂中掌管报答恩情的那个部位。费多尔·佩列古德对米沙·伊万诺夫有衣食之恩；伊万诺夫没有工作，佩列古德把他安置在唐波夫铁路车辆修理厂并且教会他手艺。他没地方住，佩列古德让他搬进自己家，待他如亲人。到头来这个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伊万诺夫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了个报告，说费多尔·佩列古德在家里的饭桌上吹捧德国技术。（费多尔·佩列古德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是机修工、马达工、无线电工、电工、修表反、镜片工、铸造工、模型工、细木工，有二十来种专业。在劳改营里他开设了一间精密机械作坊；他失掉了一条腿以后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条义肢。）佩列古德被捕，连他的十四岁的女儿也一道被抓。这全是伊万诺夫干的好事！他出庭作证的时候脸上发黑。这说明正在腐烂的灵魂有时候也会透露到脸上来的。但很快他就离开了工厂，开始公开地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后来因为缺乏办事能力而被下放到消防队。
在道德败坏的社会里以怨报德是司空见惯、普遍流动的习性，几乎没人觉得奇怪。育种学家B·C·马尔金被捕以后，农艺学家A·A·索洛维约夫稳稳当当地把他培育出来的小麦品种“泰加49”窃为己有。佛教文化研究所被摧毁（全体主要研究人员被捕），它的领导人谢尔巴茨基院士死去以后，谢尔巴茨基的学生卡利亚诺夫去看望老师的遗孀，说服师母把死者的藏书和手槁全部交给他——“否则不会有好结果：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来是个间谍中心’。他把老师的著作弄到手以后，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其中一部分（还包括沃斯特里科夫的一篇文章），从而出了名。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许多学术界的盛名也是建立在鲜血和白骨之上的。学生的忘恩负义像一条花斑的带子贯穿于我国三四十年代的科学和技术，这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的科学技术正从真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手里转入乳臭未干、贪得无厌的新提拔的工农干部手里。
所有这些夺来的论文和偷来的发明现在—一追究和列举是办不到的了。可是占用被捕者的住宅呢？可是趁火打劫来的东西呢？这种野蛮风习在战争时期不是成了普遍现象吗：如果谁遭了大难，或是房子被炸、被烧，或是疏散到后方，幸免于难的邻居，普通的苏维埃人，都要在这个时刻竭力从受害者身上捞点好处。
败坏的形式多种多样，不是我们在这一章里能介绍得完的。我们的社会生活总括起来说，就是卖友求荣者受提拔，庸碌无能之辈得胜利，优秀而正直的人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谁能向我指出高尚的人把卑鄙的无理取闹者打倒、搞垮、赶走的一桩事实？我肯定这样的事例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像不可能有哪一道瀑布能例外地从下朝上流一样。要知道高尚的人不会去找国家安全部门，而卑鄙的人则随时可以利用这个机关。国家安全部门既然对待尼古拉·瓦维洛夫这样的人都没有讲客气，还会对什么人讲客气？所以怎么会有瀑布倒流的事呢？
下贱者对高资者的轻而易举的胜利在人群拥挤的首都里翻滚着恶臭污浊的黑浪。但是它在遥远的北方，在诚实的北极风暴下面，在三十年代脍炙人口的神话一般的北极考察站里——那本应是杰克·伦敦的目光炯炯的巨人们在一起抽象征和平的烟斗的地方——也照样散发着臭气。多马什内岛（北地岛）上的北极站里一共有三个人：非党员站长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巴比奇，他是一个享有荣誉地位的老北极探险家；干粗活的工人叶廖明，他是唯一党员，也是该站的党支书（！）；共青团员（也是团小组长！）气象员戈里亚琴科，此人野心勃勃，一心想摘掉站长，以便取而代之。戈里亚琴科偷翻站长的私人物品，偷窃文件，进行恐吓。按照杰克·伦敦的解决办法，就该是两个男人一齐动手把这个混蛋塞到冰层下面了事。但不是这样——而是向北海航道总局帕帕宁发了一封电报，提出有必要调换一名工作人员。党支书叶廖明在这封电报上签了字，但马上就向共青团员表示了忏悔并且和他联名给帕帕宁发了一封内容相反的党团组织系统的电报。帕帕宁的决定是：鉴于集体已经发生分裂，立即撤回大陆。派出破冰船“萨得阔”号去接他们。共青团员分秒必争地在“萨得阔”号上向船政委提供了材料——巴比奇当即被捕（主要罪名：想要把“萨得阔”号破冰船……交给德国人，——说的就是他们现在乘坐的这条船！……），靠岸以后，把他直接送进了羁押室。（如果我们想象船政委是一个正直而有头脑的人，他把巴比奇找来，听取另一方的陈述，结果会如何？但是，这就等于在一个可能的敌人面前暴露揭发材料的秘密！这么一来戈里亚琴科就可能通过帕帕宁把船政委也弄进监狱。系统的功能是天衣无缝的！）
当然，在不是从小就在少先队和共青团支部里教育出来的个别人身上，灵魂还是完好无损的。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火车站上，一个健壮的兵士看到一列运囚犯的火车，忽然跑去买了几包纸烟，跟押解队说好话，请他们转交给囚犯。（在本书其他地方我们也描写了一些类似的场面。）但这个士兵八成不是执勤的，而是回家探亲的，本单位的团小组长不在身边。在部队里他可不敢这样放肆，不然没他的好果子吃。说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军事纠察机关也会把他叫去盘问。
8．说假话成为生存方式。然而，被恐惧慑服了也罢，被私欲和嫉妒侵蚀了也罢，人们反正不会这么快地就变蠢了。他们的灵魂浑浊了，但理智还相当清晰。他们不能相信世上的天才忽然全集中到一个前额低扁的人的脑袋瓜子里去了。当他们在广播、电影、报纸上听到、看到、读到自己时，也没法相信自己那种愚昧呆痴的形象。倒没什么人强迫他们直言不讳地做出回答，但也决不会允许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必须表态。那么，除了说假话还能说什么？他们必须发了疯似地拍巴掌，好在也没有人要求他们真心。
如果我们读到高教工作人员致斯大林同志的这样一封信：
“我们将不断提高革命警惕性，协助由忠实的列宁
主义者、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
若天领导的我国光荣的侦察机构从我国高等学校以及全
国把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的以及其他的反革命败类清
除干净”——
我们总不至于把千人大会的全体参加者都当成白痴，而只会认为这是一些对于明天自己被抓也会乖乖服从的道德堕落的说谎者。
不断地说假话，和背叛行为一样，变成了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每动一下舌头都可能被人听去，每一个面部表情都可能有人观察。因此每一句话如果木必须是直接的谎言，也必须不与共同的谎言相抵触。存在着一套现成的句子、一套现成的标签、一套现成的公式。任何一篇讲话，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书，不论是学术的、政论的、批评的或者是所谓“文艺”的——不使用这些主要的套话是通不过的。在最最科学性的文字里也必须找个地方对某某人的假冒的权威和假冒的发明权吹捧两句，把说了真话的某某人臭骂两句；即使是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不夹进些这一类的谎言也不能出版。还用说那些吵吵嚷嚷的群众大会吗？还用说那些利用午休时间召开的狗屁不值的集会吗？在这些集会上必须举手反对你自己的意见；对于你不痛快的事假装兴高采烈（认购新的公债啦，降低计件工资额啦，为建立一个什么名目的坦克纵队捐款啦，承担星期天义务劳动，或者派孩子们去支援集体农庄庄员啦），以及对于八杆子够不着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表示最深刻的愤慨（在西印度群岛或者巴拉圭发生的什么摸不着看不见的暴行）。
腾诺在监狱里害臊地回忆起，他被捕前的两个礼拜还向水兵们做过一次《斯大林宪法——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的报告。自然一句真心话也没有。）
没有一个打出过一页稿纸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没有一个走上过讲坛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没有一个在麦克风前面站过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
如果到此为止也还罢了。要知道下面还有呢：和上级的任何一次谈话，在干部科的任何一次谈话，一般地和另一个苏联人的任何一次谈话都要求你说假话——有时候是瞪眼瞎说，有时候是瞻前顾后，有时候是点头认可。如果你的白痴交谈者当面对你说，我们撤退到伏尔加河是为了诱希特勒深入，或者美国人把科罗拉多甲虫丢到我们头上——你需要表示同意！一定要表示同意！以摇头代替点头会给你招来往群岛搬家的横祸（我们回忆一下丘尔佩涅夫的被抓，本书第一部，第七章）。
但这还不是全部：你的孩子在长大！如果他们已经长得够大了，你和你的老婆就不应当在他们面前公开说出你心里想的话；要知道，人家正在教育他们学习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们会脸不红心不跳地去建立这个功勋。而如果你的孩子们还小，就需要决定怎样教育他们最合适：是一开头就拿谎言当做真理端给他们（为了使他们将来比较容易生活），并且今后永远在他们面前说假话呢，还是冒着他们可能说漏嘴的风险，可能捐出去的风险，对他们说真话。因此一开始就得向他们讲清楚，真话是会带来杀身之祸的，一出家门就要说假话，只能说假话，就像爸爸和妈妈一样。
这样的选择使得你恐怕连孩子也不想要了。
谎言是生活得以长期稳定的基础；A·k——一个年轻、聪明、懂世故的女人，从首都来到某个省城的学院教文学。她的档案里没有任何问题，并且拿着一张崭新的副博士证书。她看到她讲主课的班级里只有一个党员女学生，于是断定这里的情报员一定会是她。（班级里必须得有个人送情报，这一点A·K是拿得准的。）她决定和这个党员女学生假装亲近。（顺便说一句，从群岛的策略角度看来这纯粹是失算。相反地，应当老给她打二分，那样一来，这人的任何小报告都会被看成是挟嫌报复。）她们俩又是经常在学院以外会面，又是交换照片。（女学生把A·K的照片放在党证夹子里）在假期她们两人亲热地通信。A·K讲每一堂课都尽力顺应自己的党员学生的可能的评价。这种令人羞辱的装模作样的四年过去了。女学生毕了业，对于A·k说来，这个人已经无足轻重了。这个女学生来看她，A·K毫不加掩饰地对她冷淡。女学生生了气，要求退回照片和信，并且大声说（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她大概根本不是情报员）：“如果我念完研究生班，决不会象您现在这样死赖在这个可怜的学院不想走！您的课讲得像什么样子！——全是陈词滥调！”
的确！A·K为了适应一个情报员的接受能力，把一切搞得内容贫乏、色彩暗淡、棱角磨平，把她本来有能力讲得很精彩的这门课程完全毁了。
像某个诗人很机智地说过的；我们过去搞的不是个人迷信，而是两面派的迷信。
当然这也要区别不同的等级：有被迫的、自卫性的谎言，也有作家们最擅长的那种忘乎所以的、热情洋溢的谎言，即沙金娘以十分激动的心情于一九三七（！）写出的以下名句一类的谎言。她写道，社会主义时代竟把刑事侦讯也改变了面貌：据侦查员们介绍，今天的被侦查人都是自愿地同他们合作，主动地把关于自己和别人一切该讲的事都讲出来。
谎言使我们远离了正常的社会，使我们失去衡量事物的基准，在灰茫茫的浓雾中看不到一根路标。忽然，你从书中的脚注里发现，雅库博维奇的《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一书，是在作者刚服完苦役正准备去流放地的时候出版的（虽然是用了一个假名字）。好了，拿来比比，拿来和我们比比！我那本迟到的、怯生生的小说刚刚奇迹般地溜过了关，人家马上就把拦路杆坚决地放了下来，门扇和门闩全紧紧地插牢了。而现在不仅当前发生的事情不许写，连三十年，五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也在禁写之列。我们有生之年还能读到这些吗？我们注定要泡在谎言和欺骗的污水里进坟墓了。
进一步说，即使有人提供了解真相的机会，还有一个我们这些自由的人们想不想知道的问题。奥克斯曼一九四八年从劳改营回来，以后没有再被抓进去，在莫斯科住下了。他的朋友和熟人没有抛弃他，经常帮他的忙，但是唯独不愿意听他回忆劳改营！因为知道了那个——他们以后怎么继续活下去？
战争结束以后有一首歌很流行：《这儿听不到城市的喧嚣》。没有一个歌手，即使是最平凡的，唱完这首歌得不到热烈的掌声。“思想感情管理总局”开头没有猜出其中的奥秘。既然是俄罗斯的、民间的，可以让电台广播嘛，舞台演唱也可以嘛。后来他们恍然大悟——赶紧划X。因为歌词讲的是一个在劫难逃的囚徒，讲的是一对被拆散的情人。忏悔的需要终归还潜藏在人们心里，它微微地蠕动着。说够了假话的人们至少在听这一首歌的时候可以出自真心地拍几下巴掌。
9．残忍。在上述的种种品性当中，哪里还有慈善心肠的立足之地？当你推开落水者求援的手的时候怎么可能继续保持你的善良？你一旦沾染了鲜血，以后只会变得越加残忍。对残忍（“阶级的残忍”）又是歌颂，又是培养，弄得你确实不知道好与坏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再加上善良遭嘲笑，怜悯遭嘲笑，仁慈遭嘲笑——这时候你用铁链也挂不住那些被人血灌醉了的人们了。
一个未署姓名的妇女写信给我（来信地址是阿尔巴特大街十五号），向我提出关于“某些苏维埃人”特有的“残忍性的根源”问题。为什么处在他们支配之下的人越无法自卫，他们表现出的残忍性越大？她举出一个例子，也许远远不是最重要的，但我仍要把它转述在下面：
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在车里雅宾斯克火车站行李寄存室外的遮檐下。气温是零下二十五度。由外面刮到遮檐下的积雪被紧紧地踩牢在水泥地面上。行李寄存室窗口里坐着一个穿棉袄的女人，隔窗站着一个穿熟羊皮外套的肥壮的民警。他俩互相调情挑逗，谈得入神。水泥地上躺着几个穿着泥土色的单布衣裳、裹着市片的人。用“破旧”两个字形容他们身上的布片都嫌过分美化。这是几个小青年，他们身体虚弱、浮肿，嘴唇上长着脓泡。其中一个看起来正在发烧，他把赤裸的胸膛贴在雪上，发出呻吟。讲述这件事的这位妇女走过去，问他们是什么人。原来他们一个是劳改期满释放的，另一个是因病释放的。但是释放证明写得不对，所以现在站上不给他们回家的车票。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返回劳改营——腹泻把他们耗空了。这位妇女掰给他们每人一小块面包。在这当口民警忽然中断了他的愉快的交谈，用威胁的口气对她说：“这是怎么回事，大婶，认出亲戚来了？你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好。没你帮忙他们也会死。”她一想——他们真格儿地会把我也抓进去的（想得对！为什么不会呢？）。只好走开了。
这一切——她心里怎么想的，她怎么走开的——对于我们的社会是多么典型啊。还有那个狠心的民警，那个狠心的穿棉袄的女人，那个不给他们车票的售票员，那个不肯送他们进市内医院的女护土，那个在劳改营里给他们开证明的昏头昏脑的自由雇员。
严峻而险恶的岁月来临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会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时代那样把犯人叫做“苦命人儿”。要叫，大约只会叫做“臭肉”。一九三八年马加丹的小学生们朝押解过路的女犯队伍扔石头（苏罗夫采娃回忆）。
我国从前或别国现在有没有这么多使人厌恶和寒心的住宅里的和家庭里的纠纷？这种事情每一个读者都能说出一大堆，我们仅略举
罗斯托夫市多洛马诺夫大街上的一座筒子楼里住着一个叫维拉·克拉苏茨卡娅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九三八年被捕后死在狱中的。她的邻居安娜·斯托利贝格知道这件事——整整十八年，从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六，她一直因为抓着这个把柄而洋洋得意，经常用威胁的话折磨克拉苏茨卡娅；在厨房里和走廊上碰到她就会用咝咝的声音对她说：“我说要你活你才能活。我只要说一个字，‘黑乌鸦’就会来接你。”只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克拉苏茨卡娅才决定给检察长写了一封控告信。从此斯托利贝格不说了。但她们仍继续合住一个单元。
柳比姆市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谢苗诺夫一九五0年被捕后，他妻子当年冬天就把眼他们住在一起的婆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谢苗诺娃赶出了家门：“滚吧，老妖婆！你的儿子是人民的敌人！”（六年以后丈夫从劳改营回来。她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娜佳一起半夜里把只穿着内裤的丈夫赶到大街上。娜佳在这件事上特别积极，因为她需要给自己的丈夫腾出空间。她把长裤朝她爸爸的脸上摔过去，嘴里喊着：“滚出去，老混蛋。”）婆婆到雅罗斯拉夫尔去投靠她的无子女的女儿。女儿、女婿很快就对老太婆感到厌烦了。女婿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梅捷尔金，消防队员，常常在不值班的日子里用两个手掌捧住老大母娘的脸，夹得紧紧地让她扭不了头，以朝她脸上吐唾沫取乐，一直到把口水吐干，同时竭力吐到她眼里和嘴里。当他火气更大的时候，便把生殖器掏出来朝老太婆脸上符，还说：“给你！嘬嘬！快死去吧！”他老婆对从劳改营回来的兄弟解释说：“瓦复喝醉了。叫我拿这喝醉酒的人有什么办法？”后来为了申请分配一套新单元（“需要带洗澡间的。我们没地方给老妈妈洗澡！总不能让她老人家到外面澡堂子里去洗吧！”）对老太婆的态度才开始过得去。“以有老人为理由”得到一套单元以后，他们用大橱小柜把各个房间塞得满满的，把妈妈赶进立柜和墙壁之间的三十五公分宽的夹缝里，要她老躺在里头，不许探头探脑。谢苗诺夫这时住在儿子家里。他没问过儿子，就冒险把老妈妈接进家来。孙子进屋，奶奶朝他跪下，说：“沃沃奇卡！你不会把我赶出去吧？”孙子做了一个难者的表情说：“好吧，我结婚以前你可以在这儿住。”孙女娜佳—一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托普尼科娃的情况也可以顺便在这里谈谈。她在这期间念完了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历史语文学系，入了党，当了科斯特罗马省涅雅市区报编辑。她还是个诗人，一九六一年当她还在柳比姆市的时候曾用诗歌形式给自己的行为做了辩护：
既然要斗，就当真地斗！
是你亲爹？！也要狠狠地揍！
道德？！全是胡说八道，
我才不听那一套！
在生活中迈步向前，
我只需要冷静的算盘。
但是党组织要求她把和父亲的关系“正常化”，于是她就忽然开始给父亲写信。喜出望外的父亲回了她一封谅解一切的信，她马上拿去给党组织着。他们看了以后，在她的名字下面打了个勾。从此她只是在每年五月和十一月的两个大节日给他去一封贺节信。
这场悲剧涉及了七个人。这就是我国狱外社会的大海之一滴。
在比较有教养的家庭里是不会把仅穿着内衣的无辜受害的亲属赶到大街上去的，但是他们会以他为耻，他们会对他的充满怨气的“错误”世界观感到麻烦。
还可以列举下去。还可以指出存在着：
10．奴隶心理。上面提到的那个巴比奇在写给检察长的申诉书里是这样说的：“我理解，在战争期间，我们的政权机关负担着比审查个人案件更为重要的任务。”
还有许多别的。
但是这里我们也要承认：如果斯大林时代的这一切不是自发产生的，如果这全是他亲自为我们一条一条地设计出来的——他可真算得了是个天才。
在这个恶臭阴湿的世界里，只有刽子手和最无耻的背叛者春风得意，而剩余的正直人除了以酒消愁便别无其他的勇气，青年们的皮肤晒成古铜色而灵魂却在发霉，一只灰绿色的魔掌每夜都要伸出来揪住什么人的衣领，把他塞进一只匣子。在这样的世界上，成百万被群岛夺去了丈夫、儿子或父亲的妇女们在迷们和盲目中徘徊。她们比谁都更加惊恐不安。她们害怕闪亮的人名牌、办公室的房门、电话铃、敲门声。她们害怕邮递员、送牛奶的女人和修水管的工人。谁认为她们妨碍了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把她们赶出住宅、工作单位和城市。
有时候她们轻信地把希望寄托在按字面理解“剥夺通信权”的判决词上，以为十年过去，他就会来信。她们在监狱门外排队。她们跑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什么地方，因为听说那里接受寄往监狱的邮包。有时候是她们自己死在她们狱中的亲人之前。有时候是她们根据退回来的食品包裹上附的“收件人在医院死亡”的条子知道了亲人的死期。有时候像奥利加·恰夫恰瓦泽那样千里迢迢奔赴西伯利亚给丈夫的坟头上带去一杯家乡的黄土——只不过已经没人能指给她，究竟在哪一个土包下埋着她的丈夫和另外三个人的遗骸。有时候像泽尔马·茹古尔那样，给伏罗希洛夫之类的人写一些由自己送上去的信。她们忘了伏罗希洛夫的良心早已在他的肉体死亡之前死掉了。
这些女人身边有年幼的孩子，每个孩子长到一定时期都绝对需要爸爸回来，过了这个关键时期就会迟了。可是爸爸总不回来。
用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一张斜格纸折成的三角信。是用红色和蓝色铅笔交替着写的——一定是孩子的手把铅笔放下来休息，然后又拿另一头写。棱棱角角的幼稚的带间隔的字迹，有时候一个字被写成了两截：
“爸爸你好我忘了应该怎样写我很快就要
上学了过了第一个冬天你就快回来吧不然
我们可不好啦我们没有爸爸妈妈说你一会儿
出差一会儿有病你干嘛不从医院跑出来这儿的
奥列什卡从医院只穿衬衫就跑出来啦妈妈会给
你做新裤子我把皮带送给你反正同伴们都怕
我只有奥列什卡我从来不打他也说实话他也是
穷人还有一次我害病发烧想跟妈妈一块死可
是她不愿意我也不愿意唉手累麻了不写了吻
你好多好多次
伊戈廖克六岁半
我已经学会写信封妈妈还没下班我已经把
信放进邮箱啦
马诺利斯·格列佐斯“在一次鲜明而激动的讲话中”向莫斯科作家们介绍了在希腊监牢中受苦的同志们的情况。
“我明白，我所讲的使你们的心都发颤了。但我这样做是有意识的。我希望你们的心为那些在监牢里受苦的人们感到痛楚……请你们为争取希腊爱国者的释放而大声疾呼吧。”
这些饱经世故的老狐狸们当然是大声疾呼起来！要知道在希腊有二十来个囚犯在受苦受难呐！也许是马诺利斯本人不明白他的呼吁之可耻，也许是因为在希腊没有这句谚语：
“家有伤心事，何必为人愁”。
在我国各地都能看到这样的雕塑：一个石膏卫兵牵着一条挣着扑向前方去咬什么人的警犬。在塔什干，这样的塑像至少还是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学校大门口的，可是在梁赞市它却成了全城的标志：如果你由米哈依洛沃方向进城的话，它是你能见到的唯一的纪念像。
而我们见到它也不会厌恶地打一个冷战。对于这种唆使狗去咬人的形象我们习惯了，觉得它是很自然的。 它要咬的是我们。
我把本书前面提到的所有囚犯的命运都分成了许多片断，使他们的故事服从于本书的计划——勾划出群岛的轮廓。我避开写传记的方式；它可能太单调，照那样没完没了地写下去，会把研究的责任从作者的肩上推卸到读者的肩上。
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有权利在这里完整地写出几个囚犯的命运。
1．安娜·彼得罗夫娜·斯克里普尼科娃
近科普市普通工人的独生女，生于一八九六年。正如党史已经告诉我们的，在万恶的沙皇制度下，所有求学的道路对她都是封闭的，她注定要过半饥半饱的奴隶生活。这一切她真的都遇到了，但时间却是在革命以后。在革命前她还是进了迈科普市文科中学。
安娜长成了一个大个儿的姑娘，头也长得特别大。中学的一个女同学给她画了一张全是用圆圈构成的肖像：她的脑袋（从各方面看）是圆的，她有一个圆额头和一双永远带着困惑的表情的圆眼睛。耳垂好像是长进面颊里去的小圆球。肩膀也是滚圆的。整个人好像个大圆球。
安娜过早地开始思索。上三年级的时候就请求老师允许她在中学图书馆借阅杜勃罗留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老师生气地说：“你读这个太早了！”“好吧，您不同意，我就到市图书馆去借。”她十三岁时“解脱了上帝”，不再信神了。十五岁时钻研早期基督教著作。唯一的目的是要在课堂上对神甫进行激烈的驳斥，使全班同学都拍手称快。不过她倒是接受了古老信仰派教徒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把它作为自己最高的典范。她吸取了这种思想：宁可死，自己的精神支柱不可折。
并没有人干涉她领取应得的金质奖章。一九一七年（真是求学的好时机！）她来到莫斯科，考入恰普雷金女子高等学校的哲学心理学系。作为金质奖章获得者，在十月政变以前，她可以领到国家杜马的助学金。这个系专为文科中学培养逻辑学和心理学教员。整个一九一八年，她一边靠私人教课挣钱，一边学习心理分析。她显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她以整个的心灵感觉到……准火焰般的玫瑰之上，静止地，
万物的活的祭坛的烟霭冉冉升起。
这时她已经倾心于佐尔丹诺·布鲁诺和丘特切夫的诗意的哲学，甚至一度自认为是东方天主教徒。她贪婪地改换着信仰，也许比改换服饰更勤（她没有什么服饰，况且她根本不在意这些）。她还曾认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认为起义和内战的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她不能容忍恐怖政策。民主，但不要暴行！“可以让双手沾染鲜血，但不能沾染污秽！”
一九一八年末她不得不放弃学业（那个学校本身还存在着吗？），历尽艰险回到父母身边，因为那里比较吃得饱。她来到迈科普，这里已经成立了一个兼收成年和青年的国民教育学院。安娜竟然做了该院的逻辑学、哲学和心理学代理教授。她在学生当中很得人心。
这时期白军在近科普已经面临本日。一位四十五岁的将军企图说服她跟自己一同逃跑。“将军，不要装样子了。趁着还没有逮捕您，快跑吧！”那些日子里，一个中学历史教员在教员们自己的聚会上举杯提议“为伟大的红军”干杯。安娜拒绝干杯，她说：“我决不干这一杯！”平素知道她的左倾观点的朋友们眼睛瞪得圆圆的。“这是因为……尽管有永恒的星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处决。”她预言。
她有这样的感觉，所有的优秀人物正在这次战争中灭亡，只有随波逐流者能够幸存。她已经预感到她的伟大时刻正在来临，但是还不知道……它将是怎样的事件。
几天以后红军开进了近科普市。又过了几天，召开了一次全市知识分子大会。第五军特别处处长洛谢夫上台讲话。用一种（离骂街不远的）横扫一切的口气痛斥“腐烂的知识分子”：“怎么？你们是脚踩两只船吗？等着我来请你们？为什么你们自己不来？”越说火气越大，他把左轮手枪从抢套里抽出来，一边摇晃着它一边叫喊着：“你们的整个文化都是腐烂的！我们要彻底摧毁它，建立新的！你们当中谁敢挡道，我们就把他消灭！”说完向会场上问：“谁要发言？”
大厅像坟墓一样沉默着。没有一下掌声，没有一只手举起。（大厅沉默着——这是因为吓呆了。但是恐吓还没有经过排练，所以人们还不知道这时是必须鼓掌的。）
洛谢夫一定没有估计到有人敢出来发言。但是安娜站起来了：“我发言！”“你？好吧，爬上来，爬上来！”于是她穿过大厅登上舞台。一个身材高大、圆脸、面颊甚至还透着排红的二十五岁的女子，慷慨的俄罗斯大自然的产儿（她领的面包口粮只有八分之一磅，但是她父亲有一个不坏的菜园子入栗色的粗辫子能够拖到膝盖。但她是个代理教授，不能像这样打扮，所以把它盘在头顶上，好像是多了一个头。她声音洪亮地作了回答：
“我们听到了您的愚昧无知的讲话。你们召集我们到这里来，但是没有通知是来埋葬伟大的俄罗斯文化。我们原以为会看到一个文化传播者，而看到的却是掘墓者。您今天与其讲这些话，还不如简单地把我们骂～顿！我们应当理解您是代表苏维埃政权说话的吗？”
“不错。”已经慌了手脚的洛谢夫还是很骄傲地肯定。
“如果苏维埃政权将用您这样的土匪做它的代表，它是要垮台的！”
安娜说完了，大厅里响起了轰鸣的掌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害怕。）大会到此结束，洛谢夫找不到词儿了。人们向安娜走过来，在人丛中握她的手，低声说：“您这下可完了。他们马上会来抓您。可是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为您感到骄傲，但是您……这下可完了！您做出了什么事啊？”
契卡人员已经在她家等着。“教员同志！你过得真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没什么可搜查的。我们还没抓过你这样的。你爸爸是工人，你这么穷，怎么站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契卡机关还没有建立好，他们把安娜带进特别处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那里已经关着一个白军上校比尔德林格男爵。（安娜是他受审和处决的见证人。她事后告诉男爵的妻子：“他死得很光彩，您可以自豪！”）
她被带进一间屋里去审讯。这是洛谢夫睡觉兼办公的屋子。她进门时，他正坐在摊开被子的床铺上，穿着马裤，内衣的扣子没有扣，在胸前搔痒。安娜立即要求押解她的士兵：“把我带回去！”洛谢夫反唇相讥说：“好，我马上去洗得干干净净，带上干革命用的羊羔儿皮手套！”
她在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中等待着死刑判决，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斯克里普尼科娃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光辉的一个星期。如果能理解这句话的确切意义，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她说的这句话。当你摒弃了对不可能的得救的一切希望而将自己坚定不移地奉献给一桩大事，这种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便会作为对你的报偿而在你的心灵中降临。（好生恶死的念头则会破坏这个大欢喜的状态。）
她还不知道全市的知识界正为她的开释进行请愿。（在二十年代末这恐怕已经无济于事，到了三十年代初恐怕没有人再敢做这种事了。）洛谢夫在审讯她的时候采取了和解的方针：
“我拿下过多少城市，没遇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疯子。城市还在戒严状态，大权都在我手里，可是你骂我是——俄罗斯文化的棺材匠！好啦，好啦，咱们俩人都发了火……你把什么‘土匪’、‘流氓’之类的话收回去吧。”
“不。我现在对您还是这样看。”
“从早到晚不断有人来为你求情。看在苏维埃政权正在度蜜月的份上，我不得不让你出去……”
他们让她出去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她的讲话是无害的，而是因为她是工人的女儿。如果是医生的女儿，他们是不会饶过的。
斯克里普尼科娃的狱中历程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二二年她被抓进克拉斯诺达尔的契卡，在里面关了八个月——“因为和一名嫌疑分子相识”。在那个监狱里流行着伤寒病，而且犯人十分拥挤。面包口粮是八分之一磅（五十克！），还是用杂合面做的。她眼看着身旁一个女犯手里抱着的孩子活活饿死了。从而安娜发誓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永远不生孩子，永远不接受母性本能的诱惑。
她坚守了这项誓言，她一辈子没有成家，而她的命运，她的拒不妥协的精神向她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返监狱的机会。
后来似乎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一九二三年斯克里普尼科娃申请到国立莫斯科大学心理研究所工作，在填写调查表时她写道：“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接谈人出于一片好心劝告她：“您犯傻了吗？哪能这么填？您就写上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您心里爱想什么就想什么。”“但是我不愿意欺骗苏维埃政权。我根本没读过马克思……”“那更得这么写了。”“不。等我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如果我能接受这个主义的话，我再这样写。”于是她先去残疾儿童学校当老师了。
一九二五年，她的一个好朋友的丈夫，社会革命党人，拒捕潜逃。为了逼他投案，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朋友即安娜抓了去当人质。（在新经济政策的高峰时期仍在抓人质？）她走进卢宾卡的监房时仍是那么一个圆脸庞、大个头、辫子拖到膝盖的女子。（她就是在这里听到侦查员的劝说：“这种俄国知识分子派头已经过时了！……只照应你自己吧！’勾这一次她被关了一个月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