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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踏上劳改营的道路时，我总想躲避一般劳动，但苦于无计可施。关押的第六个年头我来到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这时却恰恰相反，我决定完全从脑子里清除一切有关劳改营的念头，不再注意这里的关系和形势，也不去考虑对策了，因为这些想法妨碍我的头脑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这样，我就不再像一个壮工那样苟且偷安地生活了。许多有教养的人们在迫不得已时正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好好干活，指望被挑选出去当个看守的杂役。不过，我倒是愿意在这苦役营里学会一种手艺。在巴拉纽克的作业班里，我和奥列格·伊万诺夫有了学手艺的机会：我学当砌石工。其实，由于命运的安排，我还当过翻砂工呢。
起初，我曾有过一些担心和动摇：这样做对吗？我能受得了吗？像我们这样过去从事脑力劳动、缺乏适应能力的人，即使干同样的活儿也要比别人困难得多吧？但是，恰恰是从我自觉地降到底层、并感觉到自己两脚站到这个布满石块的牢固的共同底层上的那一天，才开始了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代，这些年代最后形成了我的性格特点。如今，不论我的生活还会发生什么向上或向下的变化，我都会对自己在埃克巴斯图兹形成的习惯和观点信守不渝。
我之所以需要一个清除了杂乱琐事的头脑，是因为我开始写叙事诗已经有两年了。作诗给我以极高的奖赏，它使我不大留心人们怎样对待我的躯体了。有时候，走在垂头丧气的囚犯行列中，在冲锋枪手的吆喝声下，我会感觉到新的诗句和形象涌上脑海，我仿佛在行列的上空飞翔；我盼望着：快点，快点到达施工地点吧，我好找个角落把这几句诗记下来。每逢这种时刻，我感到既自由，又幸福。
但是，在特种劳改营里怎么能写诗呢？柯罗连科讲过他自己在监狱里也曾从事写作。但他那时的监狱里是怎样看管的呀！他是用铅笔写的，（为什么没有摸遍衣服的第一处折边，搜走他的铅笔呢？）铅笔是他藏在卷曲的头发里带进来的，（为什么没把他的头发剃光？）他是在嘈杂声中从事写作的。（快道声谢谢阳，因为你还有地方坐下来，把腿伸开写字呢！）何况此外还有优待：他可以保存自己的手稿，然后把它送出狱外。（这点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无法理解的！）一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劳改营里，即使是在生活区的工棚里也不能这样写东西1（甚至你想为未来的小说拟几个人物名字也异常危险。是黑组织名单吧？因此，我只能把姓名的字根用名词形式记下来，或者把它变成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记忆便成了唯一能够窝藏东西的地方，把写好的东西藏在记忆里，就可以带着它躲过搜查，通过解送队。起初，我不大相信记忆会有那么大的能耐，因而我决定用诗的形式写。当然，实际上是强加于这种体裁的。后来，我发现散文也可以把深藏在脑海中的奥秘压缩进去。一个摆脱了繁琐而不必要的知识的囚犯，他的记忆的存储量大得惊人，而且还会不断扩大。我们对自己的记忆所给予的信赖还远远不够！
但是，在记住某种东西之前，总想把它写在纸上，先把它润色好。劳改营里允许有铅笔和无字的纸，但是，却不能持有已经写好的东西（除非是关于斯大林的颂诗）。如果你不是在卫生所当杂役，又不是在文化教育科当食客的话，那你每天就得早晚两次在岗楼前受搜查。我决定把诗写在小纸片上，每小片纸上写十二——二十行，润色之后便背下来，然后把纸片烧掉。我自己定了一条规定：绝不使用整张的纸。．在监狱，构思和对诗句的推敲都必须在脑子里暗自进行。后来，我把火柴杆折成许多小段，把这些小断头放在烟盒上摆成两排，一排断头表示个位数，另一排表示十位数。我心里背诵着诗句，每背一行诗就把个位数的小断头往旁边挪一个，每挪完十个，就把十位数的挪一个。（这项工作也得小心翼翼地做。假如在移动火柴杆时嘴唇作出像是说话的动作或脸上现出异样的表情，就肯定会引起眼线们的怀疑。所以，我在移动火柴杆时尽量装成完全心不在焉的样子。）每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的时候，我便特别把它记住，作为进行检查的标记。每月我都要把已经写好的全部诗从头背诵一遍，假如这时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时发现它跟我特别记住的那一行不一致，那就要一遍一遍地从头开始检查，直到“追回”那几行从记忆中滑脱的诗句为止。
在古比雪夫递解站时，我曾经看到天主教徒（立陶宛人）们自己制作一种狱里用的念珠。他们把面包用水泡开揉烂，染上颜色（用烧焦的胶皮染黑色，用牙粉染白色，用红药水染红色），做成珠子，趁它不干的时候用细绳穿起来，那细绳是用线捻成后抹上了肥皂的。然后把它放在窗台上晾干。我后来也加入了他们一伙，我说自己也想数着念珠祈祷。不过，按我信的宗教教规，一串念珠得有一百颗（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只要二十颗就够了，甚至更方便。我又用软木塞自己做了一串），每逢第十颗不能是圆的，应该是方的，而且第五十颗和第一百颗也要有所区别，能摸得出来才行。立陶宛人虽然对于我这种信仰感到奇怪（最虔诚的信徒的念珠，一串也只有四十颗），但还是深表同情地帮我做了一串，把第一百颗珠子做成一个深红色的心形。我后来一直把他们这一绝妙礼物带在身边。冬天，我把它放在宽大的连指手套里，在派工地点，在从一处被赶到另一处的路上，在一切等待的时刻，我不知数了它多少遍。这是站着就能作到的，天气多冷都不碍事。它就藏在这大棉手套里通过了各次搜查。有几次倒是被看守发现了，但他一看是祈祷用的，也就还给我了。直到我的刑期结束（这时我写下的诗句已有一万二千行了），以及后来在流放地点，都多亏了这串念珠帮助我写作，帮助我记忆……不过，也并不那么简单。积累的诗句越多，每月复习所占的天数也就越多。特别是这种复习还有一个害处，就是所写的诗句背得烂熟了，就再也发现不了其中的优劣，无法提高了。为了尽快把纸片烧掉，本来就是匆忙中决定的初步方案，后来往往成为唯一的方案了。把写好的东西放起来，忘掉它，几年之后再取出来用新的批判眼光重新看一看——这种奢望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因此，不可能写出真正的好诗。
不能把没有烧掉的小纸片久留在身边。有三次它曾给我带来很大危险。只因为我从来不把最危险的字眼写在纸上，而是用略字或横线代替，才使我免遭灾祸。有一次，我为了安静，离开大伙儿独自趴在离营区障碍地带较近的草地上，把小纸片夹在一本书里伪装起来写诗。不料这时一个看守头头，鞑靼人，从我身后轻轻地走来了。他看见我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写什么。
“喂，拿来！”他命令我把小纸片交给他。我站起来，捏着一把冷汗把纸片送过去。那上面写的是：
定要补偿我们的一切，
要还我们，还要答谢。
我记得那步行的五昼夜，
从布罗德尼察和奥斯切罗杰，
是K〔哈萨克人〕与T［鞑靼人]
驱赶着我们，〔担任警戒］
假如这上面的“按按人”和“担任警戒”几个字全写了出来，看守定会把我立即揪去见行动人员，他们就能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略字和横线像哑巴一样，什么也说明不了，他看到的是：
是K——与T——
驱赶着我们，——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我在为自己的诗担心，可是他却以为我在画障碍地带的略图，准备逃跑。不过，他也没有放过这张小纸块。他踏着眉头反复读了好几遍。“驱赶着我们”几个字已经使他想到一些什么了，特别使他动脑筋的是“五昼夜”。我甚至没去考虑这几个字会引起他的什么联想！“五昼夜”——这是劳改营里关囚犯禁闭时说的标准用语。
“关了谁五昼夜？你说的是谁？”鞑靼人看守皱着眉头追问。
我好容易才借助“布罗德尼察”和“奥斯切罗杰”两个名词使他相信：我是在回忆别人写的一首关于前线的诗，可怎么也想不起全诗来了。
“你干什么要回忆？不许回忆！”他拉长了脸警告我，“看你再敢躺在这儿！有你受的！
今天来谈这件事，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当时对于我，对于一个一钱不值的奴隶来说，这却是了不起的大事：我从此便不能再离开嘈杂的人声躲到一旁去写诗了。假如再叫这个按期人抓住，看到另外的诗句，就完全可能对我立案审查，加强监视。
而我现在已经不能丢掉写作了！……
还有一次，我违背了自己的习惯，在工地上一气写下一个剧本中的六十行诗，而且收工回营时没有把这一张纸藏好。当然，那上面许多重要的词也是用略字或横线代替的。看守是个宽鼻梁的小伙子，挺朴实的。他看着这猎获物有点奇怪。
“是写信吗？”他问道。
（把写好的信带到劳动工地，被查出来只不过蹲几天禁闭。但是，这封“信”要是落到行动人员手里，就会引起他的疑心了！）
“这是我准备演文艺节目的时候用的，”我只好厚着脸皮说，“我正在回忆一个剧本。演出的时候，您来看吧。”
小伙子的眼光在那张纸片和我的身上来回扫了几遍，然后说：
“身体倒挺结实，可是个混蛋！”
说着，他把我的纸片撕成两半，又撕成四块、八块……。我生怕他扔在地上，因为那碎片还是够大的，在这岗楼附近它很可能落到警惕性更高的长官手里，劳改营的长官马切霍夫斯基正站在不远的地方监视着搜查呢。但是，看来他们是规定不许到处乱扔东西的，弄脏了还得自己打扫。所以，看守就把撕碎的纸片像塞进字纸篓一样又塞在我的手里。我一进工棚门就急忙把它扔进了火炉。
还有一次，我手里还有一大段诗没有烧掉，可是，在建造加强管制工棚的时候，抑制不住诗兴，我又写下了《砌石工》。那个时期我们是在隔离区内劳动，无须到区外去，因而对我们勿需每天搜身。我把《砌石工》带在身上已经两天了。第三天，晚点名之前，我想趁天色昏黑的当地到屋外去复习一次，然后把它烧掉。我想找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安静处，却不知不觉走近了障碍地带。没想到这恰好是不久前腾诺钻铁丝网逃跑的地方。一个似乎原来就埋伏在那里的看守立即揪住了我的衣领，在黑暗中把我带进了加强管制工棚。我利用在暗处走的工夫悄悄把《砌石工》揉成一团，扔在身后了。这时正刮风，看守没有听见我揉纸和扔纸的声音。
我一点也没想到身上还带着另一段诗。到加强管制工棚一搜查，把它搜出来了。幸而那完全不是什么犯罪的东西，是写前线生活的一段（《普鲁士之夜》中的一段）。
这位上士班长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读了一遍。
“这是什么？”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瓦西里·焦尔金》。”我坚定地回答。
（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两人的生活道路在这里是第一次相交。）
“特瓦尔多——夫斯基！”上上含着几分敬意说，“你写它作什么？”
“这里没有书看。我就这样凭记忆写下来，有时候读上两句。”
我的武器——半片破刮脸刀片——被没收了，把那小段诗还给了我。他本来可以放掉我。那我就会赶紧去寻找我的《砌石工》。但是，这时已经过了点名时间，囚犯们已不能在营区随便走动了。所以看守亲自把我送回工棚，锁上了门。
我一夜没有睡好。外面的风刮得很猛，我的《砌石工》会被刮到哪里去呢？尽管那上面有不少略字和横线，但诗的大意还是清楚的。而且根据内容就可以断定作者是建造加强管制工棚的砌石班的人，而在砌石班那些西部乌克兰人中间是不难找到我的。
因此，现在在营区某处或草原上无可奈何地被大风吹着到处滚动的不只是那个小纸团，而是我多年来的写作，是已经写出的，更重要的是计划要写出的全部东西。我呢，只有祷告上帝保佑。每当处境不佳的时候，我们向来是不以信奉上帝为耻辱的。只是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才耻于信上帝。
早晨，五点钟，刚一听到起床命令我就冒着使人窒息的寒风跑到昨天扔纸的地方去找。狂风卷起砂石扑打着我的脸。哪里去找呢？风从这里吹向营部方向，再远就是惩戒室（那里也有很多看守来来往往。还有几道交叉的铁丝网），再往前就是障碍地带，是小村镇的街道了。在天大亮前我弯着腰来回找了整整一小时，毫无结果。我已经绝望了。谁知天刚亮，我看见就在离我扔纸团的地方三四步远处有一个白东西——风把小纸团吹到旁边，恰巧夹在地上的两块木板中间了。
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我就是这样写作的。冬天，在工间休息取暖的时候写。春天和夏天在林子里，坐在石头上写。趁着两次抬灰浆的间隙，我把纸片放在砖上用铅笔头（还得不让旁边的人看见）偷偷写下上一次抬灰浆时想好的一两行诗。我像是生活在梦中。坐在食堂里吃那神圣的烂菜汤时，我常常确实“食而不知其味”；我听不见周围人的谈话，我总是在沿着自己诗句的山峰向上攀登，就像把一块块砖砌成墙一样砌造我的诗篇。人们搜查我，点名，报数，跟着队伍一起走向工地——而我却只看到我写的戏剧的场面、幕布的颜色、布景中的家具摆设、一排顶灯照在台上的光圈、演员的每一个动作。
别的小伙子乘汽车冲出去，把铁丝网偷偷剪断，在大风雪里从一个雪堆爬向另一个雪堆。对我来说，这些铁丝网似乎并不存在，我仿佛始终处于自己的长久的、遥远的逃跑之中，但是，看守们发现不了这一点，他们只知道数数人头。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知道，我已经接触到一个伟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岛分散的一个个小岛上，在同我一样的孤独的胸腔中，这个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晓中成长起来，为的是在未来的年代，也许是在我们死后，显露出它的威容，汇成整个狂涛怒吼般的俄罗斯文学。
一九五六年，当时已经出现“私下出版物”（萨姆依兹达特）了，我在那里读到了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第一本诗集，它使我感到由衷的激动。就像会见了多年不见的亲兄弟一样。那里写道：
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游戏，
这意味着死亡——枪毙。
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样，
即使为了获得生命，
我也绝不放下这支笔！
这张已经展开的纸，
我绝不把它揉弃！
他这诗也是在劳改营写的！这也是背着所有的人向黑暗发出的孤独而没有回声的呼喊：
那长长的一排坟墓
是我所记忆的全部。
我本应也赤身露体躺进泥土，
但我曾发誓；要把我的歌儿唱完，
要走完自己的路，
不吐出最后一个字，
绝不停止哭诉；
仿佛在我这死人的生活里
也还有过什么最初……
当时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呀？我想，其数字要远比在这交替的年代泅出来的人多得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幸能活到今天的。有些人只好把写出的诗篇装到瓶子里埋在地下，但却没有把埋藏地点告诉任何人。有的人交给别人保存起来了，但是交到了一些漫不经心的人手里，或者，相反地，交到了一些过于谨慎的人手里。有些人则根本没有来得及写下来。
即使在埃克巴斯图兹这个小岛上，难道我们会那么容易彼此相识，互相鼓励几句，互相表示支持吗？我们在劳改营里是像狼一般躲避着所有人的，我们彼此也互相躲避。不过，即使这样，我还是在埃克巴斯图兹营里认出了其中几个。
我完全意外地（通过洗礼教派信徒们）认识了一位宗教诗人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西林。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相貌平庸，毫无特色。棕黄色头发已经被剪掉、剃光，眼眉也是棕黄色的。他对谁都谦让、温和，但也是矜持而审慎的。我和他已经谈过很多话，每逢不劳动的星期天，我们有时就在营区内长时间地散步。只是在这种时候，他才把自己写的宗教性叙事诗读给我听（他也和我一样，在劳改营里作诗）。这时我便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惊奇：人的相貌真是多么不足为凭啊！一个平庸的外貌下面可能隐藏着多么不平庸的灵魂啊！
西林自幼流浪，在保育院里长大，是个无神论者。他被德国人俘虏后接触过一些宗教书籍，被这些书迷住了。从那时起，他不仅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而且成了哲学家和神学家！正因为“从那时起”他就一直生活在监狱和劳改营里，他作为神学家的道路也是自己独自走过来的；别人在他之前早已发现的东西，他要重新去发现，或者重新走入迷途，因为“从那时起”他就既未看到过宗教书籍，也未遇到过可以谈心的人。目前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他当的是壮工和掘土工。他努力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定额，每天归来时累得腿都直不起来，两手颤抖着。但是，不管白天黑夜，他的脑海里充满了诗篇的抑扬格，四韵的自由诗。全部诗篇都是在脑子里默默写成的。我相信，到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头脑里大概总装有二万行诗句了。他也把写诗看作自己的一种神圣职责，他有自己的记忆方法和向别人传递的方法。
他体验到一个“大自然宫殿”，这使他对世界的认识变得美丽而温暖。每逢他看到在我们这不毛之地“非法地”生长出来的一棵小草，他便会俯身对着那小草高声感叹：
“看，大地上的青草有多美！创世主甚至把它也送来给人当铺垫了。那就是说，我们，人，更应该多么美好啊！”
“怎么能说‘你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呢？”（这是教派的信徒们常说的一句话。）
接着，他便抱歉地笑笑。他善于用这种微笑同别人和解。
“是啊，甚至在尘世间肉体的爱里也表现出我们向往统一的伟大愿望啊！”
按照他的“神正论”，也就是他为神的正义所作的辩护，对于世界上为什么应该存在罪恶这一问题的解释，是用下列诗句表达的：
尽善尽美的创世主
允许有非尽善尽美的——
灵魂的痛苦，是因为没有它
人们就不会了解幸福。
…………
…………
法律确是严酷，
但只有靠了它
那些微末的俗子凡夫
才能踏上伟大的永久和平之路。
西林对于耶稣在肉体上遭受的苦难也作了自己的大胆解释：他认为这不仅是出于智人间赎罪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上帝自己想重新体验一下人间痛苦的愿望。西林勇敢地断言：
“上帝一直是了解这些痛苦的，但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它！”
同样，关于将在所谓世界末日前出现的耶稣的敌人，即那个
歪曲了人的自由灵魂
对伟大光明的追求，
而把它局限于对今生光明的追求的人，西林的描写也使用了清新的、富有人情味的语言：
这伟大的天使抛弃了
赋予他的幸福，
因为他没有受过人间痛苦。
甚至他的爱也不会完美，
假如其中没有哀愁苦楚。
西林自己的思想十分自由，他的广阔胸怀中可以容纳下基督教的所有教派，他说；
……它们的实质是：
即便在基督的教义中
每个天使的形象也互不相同。
唯物主义者会怒气冲冲地提出疑问：精神怎么会产生物质？对此，西林置之一笑，他说：
“这些人并没有想认真地思考一下：粗糙的物质怎么会产生精神？如果是粗糙的物质产生了精神，那岂不是奇迹吗？那应该是更大的奇迹才对！”
我的脑海已经被我自己的诗句占满了，所以在我听到的西林的长诗中只保留了这么一些片断。我真担心他自己或许什么也保留不下来。在另一篇叙事诗中，他使自己最喜欢的主人公（他给这个主人公取了个古希腊人的名字，我把它忘记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假想演说——宣读了一篇为全人类制定的精神纲领。这位诗人的胸膛中，这个身上挂着四块号码布、疲惫不堪、只有死路一条的奴隶的胸膛中，拥有许许多多话需要向活着的人们诉说。他的话比在杂志社、出版社和广播电台里牢固地占据着自己的职位的、除了对自己之外对谁也不需要的整群人所讲的话还要多。
战争开始前夕，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西林毕业于师范学院文学系。现在，他和我一样，大约再过三年就可以被“释放”到流放地去。他唯一的专长是在中学教文学。可是，像我们这些坐过牢的人，再去教书的可能是极少的。但是，万一呢？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
“我总不能再向孩子们灌输谎言吧！我要对孩子们讲关于上帝、关于精神的真话。”
“那么，刚上完第一堂课就会把你解雇掉！”我对他说。
西林低垂着头，轻声回答说。
“让他解雇好啦！”
很清楚，他到那时候也是不会心慌的。他绝不会为了抓住教师的教学日志，为了不去挥动十字搞，就昧着良心讲课。
我久久地望着这个满头棕黄发、其貌不扬的人。他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谁是他的导师，他的整个生活道路是那么艰难，就像用铁锹来刨这埃克巴斯图兹的多石的地层一样。我望着他，心里又是可怜，又是赞叹。
西林和浸礼派教徒们吃一个锅里的饭，一起分面包和菜汤。当然，他需要有感激他的听众，他必须跟什么人一同阅读和解释福音书，并且收藏这本小书。但是，他倒并不去找那些东正教教徒们（大概是担心人们会把他看作旁门左道而拒绝接近吧）。也许只是没有发现他们，因为在我们营里除了西部乌克兰人之外很少有东正教徒。要么就是因为这些人事事循规蹈矩，很不突出。浸礼派教徒们似乎很尊重西林，认真地听他讲话，甚至把他算成自己教会的人。不过，他们也不满意西林的一些异端说法，他们指望慢慢把他变成自己人。只要有这些浸礼教派教徒在场，西林同我的谈话就平淡无奇了。只有他们不在的时候，他才能同我敞开谈。他很难使自己适合他们的要求，尽管他们的信仰十分坚定、纯洁、热烈，而且这信仰帮助他们度过苦役营，毫无动摇，精神上没有垮下来。这些信徒都很诚实，不喜欢动怒，爱劳动，热情而乐于助人，完全献身于耶稣。
正因为这样，当局才那么坚决地要除掉他们。一九四八一九五O年间，仅仅因为参加浸礼派团体就有成百成百的人被判二十五年监禁并被送进特种劳改营。（因为参加教会当然是参加一种组织！）“劳改营里不同于外界。在外界，每个人都毫无顾忌地尽量强调自己，并且从外表上表现自己。很容易看出，谁在追求什么。在监狱里则相反，大家都失去了个性：头发理得一样，都不刮脸，戴同样的帽子，穿同样的衣服。甚至面部的表情也被大风、骄阳、泥土和艰苦劳动弄得不成样子了。要想透过那没有个性的、卑微的外表而区别出每个人的内心光辉，那是需要有些经验的。
但是，心灵的火花毕竟会不由自主地闪烁发光，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会自然地发生一种无意识的互相结识和同类型人的相聚。
如果能了解到某人生平的哪怕很小一个片断，就能较快和较深刻地了解这个人。比如，那边有许多人在挖土。下起大雪来了。于是，可能因为休息时间快到了吧，全班都躲进了窝棚。可是有一个人仍旧站在雪地里。他站在土沟的一边，用铁锹支着身子，一动也不动，仿佛他觉得雕像似地站在那里很合适。大雪盖住了他的头、肩、胳膊，就像盖住一座雕像。他对此无所谓吗？甚或还感到舒服？他透过纷飞的大雪凝视着障碍地带，凝视着白色草原。他长得很粗壮，宽肩膀，方脸膛，粗硬的浅棕色络腮胡子。他总是那么稳稳当当，慢慢吞吞，沉着冷静。他一个人留下来，站在那里观看着这个世界。他在思考。他并没有在这里。
我不认识他，但是他的朋友雷季金对我谈过他的事。他是个拥护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人，是在一种落后观念中长大的，这种观念禁止杀生（即使为了那个“先进学说”杀生也不行）。禁止杀生，当然也就不许拿起武器。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队伍开到靠近阿富开的库什卡驻扎。他就扔掉武器，在库什卡附近偷越国界跑到阿富汗去了。当时库什卡并没有德国人，也根本没有德国人朝这个方向进军的消息。因此，他本来是可以太太平平地服役到战争结束，一次也不向活人开枪的。但是，他觉得肩上背着这个铁家伙本身就违反他的信仰。他受不了。他指望阿富汗人会尊重他“不杀生”的信仰，会放他到尊重宗教的印度去。但是，阿富汗政府也和所有政府一样只顾私利。它怕触怒强大的邻国，就把这个逃亡者枷起来，关进监牢。这样，他带着不能走动的沉重足枷在狱里呆了三年，等待着战争结局。苏联战胜了，于是阿富汗政府阿谀地把这个逃兵送还了本国。他的刑期就是从那时候算起的。
看，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雪里，像是这自然界的一部分。难道把他送到人间来的是国家吗？为什么国家有权利决定这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呢？
我们大家都不反对拥有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祖国同胞。他是一块牌子。还可以发行纪念邮票嘛！也可以把外国人带到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去参观。而且我们十分乐于研究托尔斯泰是怎样反对沙皇专制的，是怎样被开除教籍的（讲解员每次讲到这里时声音总会颤抖的）。但是，假如有谁，咱们的某一位同胞，想要认真地看待托尔斯泰，假如咱们国内真地出现了一位认真拥护托尔斯泰的活人，那么，喂，你就小心点吧！当心落到我们的履带下面去！！就是这么回事。……在工地上，有时候你要跑去向一个犯人小组长借卷尺用一下；想量一量砌了多高。这个卷尺对他来说很珍贵，可他又不认识你（有这么多班组一起干活嘛！），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竟会毫无戒心地把自己的宝贝递给你。（在劳改营里这样作简直被认为是愚蠢！）而当你把卷尺还给他的时候，他反而向你表示感谢。像这样的怪人怎么能在劳改营当组长呢？他说话带点外地口音。噢，他原来是个波兰人，大家都叫他尤里·文格尔斯基。读者还会看到他的。……有时候，我跟着队伍向前走，想数数袖口里的念珠或者想想下一段诗句。但是，和你并排走的五个人中有个新面孔实在引起你的注意。我们工地里又派来了新班组。他是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派头像个知识分子，和蔼可亲，嘴角上露出某种聪明的嘲笑人的神色。他姓马萨梅德，是个大学毕业生，哪个大学？哪个？是布加勒斯特大学。专业是生物心理学。顺便说一下，他还有另外的专长——相面和看笔相。此外，他还是个瑜伽信徒，相信苦修可以得到“超自然”的力量。因此，要说开始静坐修行的话，他明天就可以跟你一起开始。（是啊，可惜我们呆在这所大学里的期限太短了！我简直应接不暇！没有时间把一切都吸收进来！）
后来，我又留心观察他在劳动工地上和生活区里的情况。同胞们让他在办公室找个工作干，他没去；他认为必须让大家看看：犹太人也能和大伙儿一起劳动！他虽已五十岁，却还能毫无畏缩地抡起十字搞。不过，他确实是个名符其实的瑜伽，他能掌握自己的身体：在摄氏零下十度的天气他可以脱掉衣服让同志们用消防龙头往他身上浇水。他吃起饭来不像我们那样急急忙忙把饭塞进嘴里，而是一个人转过脸去，全神贯注地、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用一个特别小的羹匙往嘴里送。
……有时候，在路上也会结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不过，一般地说，在队伍里是不能多讲话的：押送人员的叫喊，身旁人的嘘声（“你们讲话，我们会跟着遭殃！……”），再说，上工去的路上大家都无精打采，而回来时又都急急忙忙，加上常常有风沙。可是，突然，有了一个机会。（当然，正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这不是典型情况。）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机会。
在队伍的最靠边的一行里有个长着满脸黑胡子的小个子。（他最后一次被逮捕时就是留着这把胡子的，照片上也带胡子，所以到劳改营后便没有给他刮掉。）他走起路来很精神，严肃庄重，腋下夹着一卷捆着的图画纸。这是他的合理化建议或者发明，是一件他颇为自豪的什么新东西。他在劳动工地上把它画了出来，曾经拿给营部的什么人看过，现在又把它带到工地去。忽然，一阵恶风把他的纸卷从腋下吹掉，吹到队伍外面去了。这位阿尔诺德。利沃维奇·拉波波尔特（读者已经知道这个人了）很自然地就跟走着被刮的纸卷向前追去，一步、两步、三步……可是他没有抓住它，纸卷继续向前滚，已经滚到两个押解兵中间，已经超过押解兵的警戒线了！这时，拉波波尔特本应该停下来，因为“未经允许，往左跑一步或往右一步是会……不予警告立即开枪的！”可是纸卷就在跟前啊，那不是吗！拉波波尔特跟着纸卷向前跑去，弯着腰，两手伸向前方——厄运正在把他的技术创新抢走呀！阿尔诺德伸着手，像耙子似地张开五指，似乎在说：强盗！不许拿走我的图纸！全队看到这个场面犹疑不前了，自动地站住了。冲锋枪举起来。一阵拉枪栓的声音！……到此为止都是有典型性的，可是，这时却发生了非典型性的情况：没有一个混蛋，没有一个人开枪！野人们也看出了：这不是逃跑！甚至他们那被搅混了的头脑也终于明白了这个场面：作者在追赶他的创作！拉波波尔特又继续往警戒线外跑了十五六步，终于抓住了那卷纸。他直起腰来，满意地回到队伍里。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
虽然拉波波尔特在劳改营里呆的年数超过了平均数，经过幼儿园（指五年以下——译者注）的刑期，又经过十年，而后是流放，现在又判了他十年，可是他仍旧生气勃勃，动作敏捷，眼睛炯炯有神。他那双经常闪着愉快光芒的眼睛却像天生为了表达痛苦而造的，那是一双非常富有表情的眼睛。他觉得这些年的监狱生活没有使他变老，没有摧垮他的身体；这是值得自豪的。当然，他倒是具备提起精神的条件，因为他作为一个工程师，这些年来一直给看守们在建筑工程方面当帮手。他干起活来很带劲，而且除了劳动之外，还有一些精神财富上的创作。
他是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这种人总想把什么都弄懂，什么都想试试。有过一个时期，他打算写一本像我这本书一样的关于劳改营的书。不过，没有成功。对于他的另外一种创作，我们，他的朋友们，则报之以嘲笑：这几年来他一直在认真而耐心地编写一本包罗万象的“技术参考书”，他想使这本书能够解答有关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一切问题（从各种电子管技术到大象的平均重量），而且它还得是个……袖珍本。大家的嘲笑使他长了经验，拉波波尔特后来就不轻易把自己的创造计划告诉别人了。所以，他只是极为秘密地把他的另一本心爱的著作拿给我看。那是写在一本黑色胶布面笔记本上的《关于爱情》的论文。这篇论文颇有些新意，因为他认为斯汤达的论述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的论文还没有完全写好，眼下还只是一些没有串联到一起的论点札记。但是，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在劳改营度过了半生的人来说，它凝结着多少纯真和智慧啊！我在这里姑且引用其中的几段吧：
“占有一个不爱的女人，乃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极为卑微的人的一种不幸遭遇。可是有些男人却夸耀这是‘胜利’。”“占有，如果它不是经过情感在机体上的发展所培养起来的，那它所带来的便绝不会是快慰，而只能是羞耻，是厌恶。”
“我们这个时代的男人把全部精力都化在挣钱、职务、权力上，他们已经丧失了最高的爱情的基因。
与此相反，对于正确无误的女人本能来说，占有则是真正亲密关系的第一阶段。只有在这之后女人才承认男人是亲人并用‘你’称呼他。甚至偶然委身的女子也会感到某种恩爱的柔情涌上心头。”
“嫉妒乃是被侮辱了的自尊。心。真正的爱情在它失去了对方的爱时是不会嫉妒的，而只会死亡，只会僵化。”
“同科学、艺术、宗教一样，爱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
阿尔诺德·利沃维奇自己既然有这样广泛的兴趣，这就使他能够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个人。如果没有他的介绍，我是不会去注意此人的。乍一看，这是个营养不良症患者，是个被宣判了慢性死刑的人。两根锁骨支着劳改营发的短上衣，简直是一具骷髅。再加上这八个子很高，他的消瘦就更加引人注目。他的皮肤本来就是黝黑的，那剃光的头被哈萨克斯坦的强烈阳光一晒，就显得更黑了。真难为他还能在隔离区内走动，还能推着担架而不倒下去。他是希腊人，也是个诗人。（又一位诗人！）他的诗集曾在雅典用新希腊语出版过。但因为他不是雅典的囚犯而是苏联的囚犯（他是苏联国籍），所以我们的报纸自然不会为他喊冤叫屈。
他还正当壮年，可是已经站在死亡的边缘了。我怀着同情拙笨地企图驱散他那些关于死的念头。但他却惨然一笑，以哲人的语气，用他那并不很流利的俄语对我解释说：在死亡这个问题上，可怕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精神上准备死亡的过程。而他已经经历过恐惧。痛苦、遗憾等等，已经哭过了，他已经全部“经历”了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完全准备好了。所以。现在只剩下让他的肉体死去了。
人们中间有多少诗人啊！简直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有时简直使我不知所措。）这个希腊人在等待死亡。可是另外两个年轻诗人却在等待满刑，向往着将来在文学上成名呢。他们也是诗人，而且是公开的诗人，并不躲躲藏藏。这后两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显得那么晶莹而纯洁。两人都是没毕业的大学生。其中，科利亚·博罗维科夫是皮萨烈夫的崇拜者（也就是说，是普希金的敌人），现在在卫生所当医士。另一个在特维尔市出生的尤罗奇卡，基列耶夫是A·A·勃洛克的崇拜者，自己也仿效勃洛克的诗写作，他每天要到营区外的机械制造厂办公室去上班。他的朋友们（算什么朋友呢？！比他大H十多岁，都是做了父亲的人）嘲笑他，说先前在北方普通劳改营时有个轻浮的罗马尼亚女人主动找他，可他没懂她的意思，却为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现在，一看他那天真无邪的模样，就会相信确有其事。如今他却不得不将这少年的纯真消磨在劳改营里。真该诅咒！……你在观察某些人，另一些人也在观察你。我们的大工棚里住四百人；躺着的，坐着的，走动的，乱乱哄哄。晚饭后，在沉闷的晚点名前，我有时候就翻开达里辞典的第二卷看看。这是我带到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唯一一本“书”，到这里之后也盖上了“斯捷普拉格文教科”的图章。我看这本“书”时从来不看页数，因为晚上剩下的一点时间最多能读半页，所以我通常是坐在那里或者拿着书慢慢地踱着，眼睛盯着书的一个地方。新来的人总要问：这么厚，是什么书？而且表示惊奇：为什么要看这种东西。我已经习惯了，往往用一句玩笑话回答：“看这种书最保险，不会再触犯别的条文。”
其实，在特种劳改营里读什么书能没有危险呢？关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的一个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斯托季克晚上有时阅读改写过的英语作品《牛虻》。尽管是偷偷地看，还是被人告密了。来了一群军官搜查他，劳改营分部的首长亲自参加。“你是盼望美国人来吧？”接着命令他当众用英语朗读一段。然后，问他：“你的刑期还剩多久？”“两年。”“再关二十年！”搜查时还发现了他写的几首诗。首长说；＊你还对爱情有兴趣？……那么好吧，你们给他创造些条件，让他的脑子里不仅再也没有英文，连俄语也没有了！”（而那些奴性十足的杂役们还在低声埋怨斯托季克呢：“把我们也连累啦！还要把我们也赶走呢！”）
但是，这本书也帮助我交结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人。有一次，个叫弗拉索夫的小个子走到我跟前。他的样子活像只好斗的公鸡，高大的鼻子，嘲笑人的锐利目光，说起话来像在演唱，“噢”音很重：
“请问，您这是本什么书？”
我们开始交谈了。后来，我们也常常在星期天攀谈，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慢慢地在这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微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紧紧地压缩着半世纪以来我国的全部历史。这位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索夫就是卡德案件中的那个弗拉索夫，他被判二十年，现已服刑十四年了。他本人认为自己是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没有想到他还是个语言大师，不过是口头语言大师。不论关于什么事，是乡下人割草还是商人的小铺子（他曾在一家小铺子里当过学徒），是关于红军部队还是！田庄园里的生活，是谈省督战队的刽子手还是谈贪得无厌的城郊女人，他都能讲得活灵活现，好像一切就发生在眼前，而且能使人像亲身经历过似的一下子牢牢记住。我真想当时就把这些全记录下来！可怎么记得过来呢！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真想把当时的原话都一句句回想起来，可哪能回想得起呢！……
我发现，一个瘦瘦的、高鼻梁大个子年轻人常常向我和我的书瞟上几眼。但却好像总下不了和我搭话的决心；他很腼腆，不像个久住劳改营的人。我和他也认识了。他说话声音很低，羞答答的，边说边吃力地寻找着需要的俄语词，有时会犯一些很可笑的语法错误，但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用微笑来补救。原来他是个匈牙利人，叫亚诺什·罗扎什。我把达里辞典拿给这个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看，他频频点头说：“对，对，是该把注意力转到别的东西上去，不能总想着吃的。”他只有二十五岁，但脸上却毫无青春的气息：被风吹干瘪了的纤细皮肤像是直接贴在细长的头骨上。他患关节痛，是在北方伐木场时落下的关节炎。
这个劳改营里除他之外还有两三个匈牙利人，那几个人整天想的就是一个问题。怎样能吃饱，活下去？而亚诺什则老老实实吃班长分给他的那一份，虽然总是半饱，但他从来不去寻找别的东西吃。他留心观察一切，谛听一切，希望能够理解。他想理解什么呢？……他想理解我们——俄罗斯人！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