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腾诺和日丹诺克便开始对他们进行热心而内行的观察，这种内行的观察是看守们办不到的。腾诺发现：他们几个人经常到门口的同一间小屋里去吸烟，而且总是一个出来，另一个再进去，从没有结伴去过；白天他们的房门总是从里面插上的，别人叫门时从不立即开门；屋里总有几个人在熟睡，好像夜晚还睡不够似的；有一次，他看见瓦西里·布留欣从放马桶的地方转出来，全身是湿的。“你怎么啦？”“噢，我刚才洗了洗身子。”
他们是在挖掘，很明显，一定在挖掘！但是，在哪儿？为什么不说？……腾诺找这个人谈，找那个人谈，试探他们：“你们太不谨慎啦，朋友们！你们这个招法可不够谨慎！还好，是我看出来了，要是叫眼线发现了呢？！”
终于，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接受腾诺带领的四人小组参加进来。首先，他们建议腾诺对房间进行检查，发现痕迹。腾诺检查了每一块地板和墙，竟什么也没有发现！大家都十分满意。于是腾诺就高高兴兴地又开始为自己劳动了。
地下的劳动是这样组织的：一个人躺着凿掉工作面上的土；另一人在他后面弯着腰把凿下的土扒进特制的帆布小口袋；第三个人把绳子套在两肩上拉着小口袋往回爬行，通过坑道和地板下面拉到“竖井”下口，在这里把小口袋一个一个地挂在从天花板上系下来的钩子上，第四个人在天花板上把空口袋放下去，把装上的口袋拉上来，轻轻地在天花板上把土撤成薄薄的一层。每次换班之前都要用炉渣把新土盖上，天花板上的顶间里有的是炉渣。每班内部的分工也变动，但不常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迅速而高效率地完成最累最重的挖土和运土工作。
运土时，起初是一次拉两个口袋，后来从炊事员那里“抄”来一只木托盘，把土口袋放在托盘上，这样就可以一次拉四个口袋了。绳子从颈后绕到胸前经过两腋下拉着身后的托盘。后颈的皮磨破了，两肩两膝酸痛，拉一趟就满身是汗，作完一班下来，简直累死人。
挖土时的姿势非常不方便。只有一把短柄铁锹，每天都要磨。先要用它挖出一道一尺左右深的竖沟，然后半躺半卧地背靠着挖出的土，铲下土块来扔到身后。地下有时是石头，有时是粘土。遇到非常大的石头就只好绕过去，使地道拐弯。每八至十小时换一次班，每班控不到两米，有时连一米也挖不到。
最困难的是坑道里空气不够：人们头晕、恶心，甚至失去知觉。必须解决通风问题。通风孔只能通向地面，打在障碍地带附近，也就是打在最危险的、经常处于观察下的地带。但是，没有通风孔不行，简直无法呼吸。他们定做了一块“螺旋桨”式的钢片，装上横把，做成像手摇钻似的东西，就用它从下面向上挖出了一个通到地面的垂直孔道。可以通风了，呼吸轻快多了。（地道通过障碍地带之后。他们又在外面挖了第二个通风孔。）
哪一项工作怎样作才更好？他们不断总结经验。随时计算着地道的进度。
地道，或曰隧道，穿过带状地基之后渐渐向外直伸出去。只是遇到大石头或工作面不准确时稍微出现些弯曲。地道宽半米，高九十公分，顶是拱券形的。根据计划，顶面距地面为一米三、四十公分。地道两旁用木板加固。随着工程的进展，在地道里拉的电线也越来越长，接上的新灯泡已不只一个了。
顺着地道看去，它像一条地下铁道。这是劳改营内的“地铁”！……
地道已经挖成几十米了，已经挖到了障碍地带以外。头顶上有时可以清楚地听到换岗哨兵的脚步声，军犬的叫声。
可是，突然……突然一天早点名之后，他们看到监狱首长、短小精悍的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亲自带领一群看守朝惩戒室这边走来了。这时白班的四个人还没有进入地道，屋里倒是没有可指摘的地方。（这是逃跑者严格规定的。）逃跑者们的心一下子就凉了：被发现了吗？被谁出卖了吗？或者只是临时抽查？
一声命令；“各自带着自己的东西，全到工棚外边来！一个也不许留！”
命令执行了。所有囚犯都被赶出来，集合在放风的小院里，坐在各自的布口袋上。只听见工棚里面一片响声——看守们在扔下“小车箱”上的木板。又听见马切霍夫斯基喊道：
“拿工具来！”
看守们把铁棍、斧头等拿进去。听见用力拆卸木板的声音。
逃跑者的命运就是这样的！用了多少智慧，花了多少劳动，寄托了多少希望和经历了多少兴奋的日夜啊！——一下子，不但全成泡影，还得蹲禁闭，遭毒打、审讯，再判新刑期……
但是，不！不论是马切霍夫斯基，还是看守们，谁也没有幸灾乐祸地挥着手高兴地跑出来。他们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掸落着身上的尘土，灰溜溜、气呼呼地从工棚里出来了：搜查毫无结果。“给我一个一个走过来！”——又下达了一个气急败坏的命令。开始一个人一个人地检查个人的物品了。囚犯们经过搜查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是一场大破坏！好几个地方（凡是钉得不牢或者有个小缝的地方）的地板都被撬起来了。各个小房间里的东西扔得乱七八糟，有些床被恶狠狠地翻过来。只是逃跑者这间有文化的房间没有遭到破坏！
不了解逃跑情况的人们气愤地说：
“这些兔崽子们怎么就坐不住呢？！他们搜什么？”
逃跑者们则庆幸自己没有把挖出的土撒在地板下面该是多么正确，否则这次肯定会被发现。看守们并没有到天花板上的顶楼去搜查（只有鸟儿才能够从顶楼上飞走！），何况顶楼上的新上也全都用炉渣盖得好好的。
猎犬们没有嗅到！没有嗅到！啊，多么高兴！只要顽强地劳动，严格地谨慎小心，就不可能没有成果。这回一定可以控成功了！距离障碍地带外围的防护壕只有六米到八米了（最后这几米必须挖得十分准确，必须使洞口不高不低正对准壕沟的底部）。
然后怎么办？这个问题科诺瓦洛夫、穆吉亚诺夫、哈吉耶夫和睦诺四个人这时已经计划好了，并且已由十六人全体通过。决定晚上十点来钟，在全营晚点名结束之后逃跑。那时看守们都各自回家或回到自己的工棚里去了，岗楼上哨肖兵已经换岗，下岗的哨兵也已经离去了。
到那时全员一个一个地进入地道。最后一人要在“小窗口”对营区进行监视。然而他要同倒数第二人把抽掉的那块护墙板对好，钉在那块活动地板上，好使人们进入坑道后盖上地板时护墙板正好安在原来的地方。那个还露出一点的大钉帽要拉下来，固定住，还要在那块地板下面装一个木闩，盖上后从下面关死，好使人们不能再从上面把它拉起来。
还有：逃跑前要把走廊里的一个小窗上的铁格子取下来。这样，早上点名时发现缺少十六个人，看守们就不会立即断定是挖地道逃跑的了。必然会到隔离区的其他部分去找，也会以为是蹲惩戒室的人们去找某个眼线算帐去了。也会到特种营的其他分部去找，认为是跳墙跑到其他分部去了。干净利落！地道不会被发现，窗子下面又没有足迹，十六个人像是让天使带到天上去了！
从地道进入环营壕沟之后，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沿着沟底爬到离岗楼较远的地方（地道出口离它很近），再一个一个从沟里爬出来上路。每上去四个人就停一会儿，以免引起怀疑，并且可以借这个时间观察一下。（最后一个人还要采取预防措施：他要把事先准备好的抹了泥的木盖子从外面堵在地道出口上，用身体把它靠进洞口，再从外面扔上一些土！这样，第二天早晨从壕沟里也不会发现地道出口的痕迹。）
经过村子的时候，要一组一组地走，还要大声谈笑。如果遇有阻拦，大家合力抵抗，直到动刀子。
总集合地点是铁路道口附近，那里常有许多汽车通过。铁路道口比旁边的马路高，大家趴在附近地上，不会被发现。这个道口修得不很好（逃跑者们平时上工经过这里，看见过），只是随便铺了一些厚木板，所以运煤的汽车和空火车车皮经过这里时都开得很慢。等汽车一过路口，便有两个人举起手来要求汽车停下，从两旁走过去，请求司机捎一段路。晚间汽车上大都只有一个司机。这时立即抽力抓住司机，强迫他坐到驾驶室中间去。瓦连京·雷日科夫立即掌握方向盘，其他人迅速跳进车厢，向巴夫洛达全速前进！一百三、四十公里的路程，有几个小时就可以达到。快到渡船渡口时，沿河岸往上游开，那里有灌木丛（押送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留意到了），把司机绑起来，放在灌木丛里，扔掉汽车，坐小船渡过额尔齐斯河，以后就分成小组，各奔前程了。现在正是征购粮食的季节，到处路上都有许多汽车通过。
挖掘工作计划在十月六日完成。在这之前两天，十月四日，两名参加者，腾诺和一个小偷瓦洛佳·克里沃舍因，突然被编到另一批犯人中间去，准备押到其他地方。他们原想耍个花招，想法生病，争取留下来。但是行动人员威胁说不服从就给他们戴上手铸，哪怕半死也得押走。他俩担心过分坚持可能引起怀疑，所以也就只好服从了，为了朋友们作出了牺牲。
起初，腾诺执意要加入这个挖地道小组，现在他的愿望完全落空了，他没能成为第十三个人。倒是被他拉进来的、他所庇护的、过于散漫和缺乏自制力的日丹诺克成了第十三名。当初是斯捷潘·科诺瓦洛夫和他的朋友们最后向腾诺让了步，才把秘密告诉他的。
挖掘完成了。出口恰好：穆吉亚诺夫没有计算错。这时下了一场雪。所以他们把行动时间推迟了两天：等地面干一干。
十月九日晚上，一切都按原来的设想准备妥当。第一批四个人是科诺瓦洛夫、雷日科夫、穆吉亚诺夫和他那个经常的技术助手波兰人。
接着就是倒霉的小个子科利亚·日丹诺克爬出坑道进入壕沟了。这时，当然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他听到沟上面不远处有脚步声。他本该沉住气，趴下不动，等人们走过去再往前爬。而他却过分机伶了：他探出头去想看看是什么人在走路？
俗话说得好：跑得快的虱子总是先被篦子梳掉。但他这个“跑得快的虱子”却毁掉了一组逃跑者，毁掉了一组难能可贵地配合得这么好而又计划得这么周密的逃跑者！毁掉了在这次逃跑中交织在一起的十四条漫长而复杂的生活道路！这次逃跑对其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特殊的、使过去和将来都具有意义的重要作用，他们中间每人都有另外一些人——一妇女们，子女们以及尚未出世的孩子们——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们呢！这个“虱子”一抬头，这些人的一切就全都陷入了十八层地狱！
原来，上面走的正是警卫队副队长。他看见了这个“虱子”，喊了一声，开了一枪。于是，他的那些卫兵们，那些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个逃跑计划，因而根本不配同它作斗争的卫兵们，竟然成了抓获这些逃跑者的“大英雄”。而我的读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还在用平尺敲着书页傲然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是啊！……可你们为什么不逃跑呢？……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这时，所有逃跑者都已经钻进地道，取下了窗上的铁格子，把护墙板钉好在那块活地板上了。现在他们一个个只好向后爬去，向后！向后！
谁能真正完全理解这绝望的懊恼？理解这对于自己辛勤努力的蔑视？
他们爬回去了，熄灭了地道里的灯，又把走廊窗上的铁格子装上去。不一会儿，整个惩戒工棚里挤满了劳改营的军官，警卫营的军官，卫兵和看守们。开始按档案卡片点名了，然后把所有的囚犯全都赶进了石砌的监狱。
小屋里的坑道入口始终没被找到！（如果一切都能按原来的设想实现，看守们还不知道要寻找多久呢！）不过。他们在日丹诺克“露馅儿”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半堵塞的窟窿。但是，即使顺着地道来到工棚下面，也还弄不清人们究竟是从哪里进入地道的？把挖地道的上藏到哪里去了？
他们只是发现了那个有文化的房间里少了四个人。现在只好狠狠地殴打剩下来的八个人了——殴打便是蠢人探求真实情况的最简单的办法。
现在为什么还要隐瞒它呢？……
后来，当局组织了全体警备人员和看守人员到这个地道里来参观。埃克巴斯图兹营的负责人马克西缅柯少校还曾在总局的会议上向其他劳改营的负责人夸耀说：
“是啊，我们营里有过地道。是的，那简直是一条地铁！但是，我们呢……我们有高度的警惕性……”
其实，只不过是由于一个“虱子”……
立即响起了警报。已经逃出的四个人自然不能再逃往铁路道口。计划全打乱了！他们跳过大路对面的围墙，进入无人的工区，穿过工区，又跳墙出去，向草原跑去。他们不敢留在村庄里拦汽车，因为村庄里已经布满哨兵了。
就像一年前的腾诺一样，他们立即失去了前进的速度和逃脱的信心。
他们朝东南方向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前进。他们既没有路上吃的食物，也没有力气，因为最后几天为了早些挖通地道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一逃跑的第五天，他们进入一个蒙古包想向哈萨克人要点食物。不出所料，哈萨克人拒绝给东西吃，并且用猎枪向要饭的人开枪。（这难道是草原上放牧人民的传统吗？如果这不是他们的旧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是从哪儿来的？……）
斯捷潘·科诺瓦洛夫用刀子对付了猎枪，刺伤哈萨克人，夺了猎枪和食物。他们继续前进。但是，哈萨克人骑马追寻他们，在他们快到额尔齐斯河岸的时候追上了。哈萨克人叫来了行动人员小组。
后来，逃跑者被包围起来，打得血肉模糊。再往后……再往后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现在谁能对我们说，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者们的逃跑也曾遇到过这么多困难，曾是这么缺乏外部支持，曾处在这样敌意的环境中，被捉住之后曾受到过这样非人的惩罚，那么，就请他给我们举出实例来吧！
给我们举出这样的实例之后，再指责我们没有进行斗争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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