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这么形容自己：“完全的觉醒发生于1947年到1948年之间。”那几年之中，有五种不同的沟通方式逐渐展开，组成了完整的教诲：公开演说，对谈和讨论，个人的访谈，散步和晚餐时轻松披露的般若慧观以及空性。
这段时期，克开始为他的伙伴和听众解说“自知之明”。那是一个没有起点的发现自我的旅程，人们必须透过观照的活动来打破心智的局限，开启觉知的崭新领域。他的教诲非常严格，虽然不需要弃世或牺牲一切（事实上，这种教诲的基础绝对需要正确而严肃的生活），但是必须放下所有的执著、依赖和外在的宗教形式。在印度，否定上师的权威，就等于否定了宗教的核心，因为经书上披露过，上师便是通往真理的指导者和启蒙者，因此这可以算是最彻底的“放下”了。寻道者和实相之间不能有任何中介者，在这一点上，克里希那穆提是绝不让步的，他要求彻底的自力救赎。他告诉那些寻道者：“你不需要寻找，实相就在眼前，真理就在本来面目之中，这就是它的美妙之处。”然而对于那些习惯做徒弟的狂热仰慕者而言，这种教诲令他们非常为难，因为既无目标，也无去处，更没有可以攀登的巅峰；没有一个上师在那里承诺开悟的狂喜或光明，也没有美丽的幻影或神通来保住寻道者的兴趣。所有的超觉现象一出现，立刻要搁置一旁，只有一件事需要关注，那就是如何使觉性一直保持清醒，换句话说，永远都要清醒地观察外在发生的每一件事，尤其是和人类及大自然的互动关系，内心每一个升起的意念也都要觉察到。
这种直接而不被搅扰的觉性，就是自知之明的开始。心里生起任何念头，我们立刻要觉察到，它消失时也要尾随不放，如此就能洞悉意念的本质，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
一个人的心智如果懒散而停滞，总是被过去的成见所缚，他就无法拥有足够的能量或伸缩性，来觉照每一个当下发生的事。人类永远都在铸造思想的活动，投射未来“我将要怎样”的行动，于是便阻碍了当下的觉性。克有一次问道：“那个想要铸造和改变思想的是谁？如果除掉思想，思想者又在哪里？如果思想者就是他的思想，那么他就无法改变思想或采取任何行动，在完全静止的状态下，思想就停止了。”
有人问他：“一个人要如何才能认识自己？要认识些什么？为什么要寻道？应该从何开始？”他回答：“问题愈复杂，烦恼和困惑愈大，方法就必须愈简单。人类一直都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因此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先停止奋斗和挣扎，以现有的能量和工具来观察自己的束缚。只有那些单纯的、心中充满着悲心而又一心向道的人，才是人类的希望。有些单纯的人，因为从不觉得自己重要，因此在复杂的人群中时常饱受摧残，最后连信心都丧失了。”
有许多人前来找克治病，因为他们知道他有灵疗的能力。他对他们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治过肉体的病，后来我发现治疗人的心病更重要。治疗肉体的病，也许会使一个人颇孚众望，引来成千上万的仰慕者，但是他仍然无法使人们得到快乐。”在《生活评论》第一集中，他如此写道：“我们已经是非常老的族类了，多少世纪以来，我们总是忽略眼前的事，而去追寻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我们总认为真善美都在彼岸，而不在自己家中。我们宁愿长途跋涉到世界的另一端去寻找上师，却不愿关心眼前为我们服务的仆人；我们连日常生活的挣扎与欢乐都还不了解，就自不量力地想捕捉那不可思议的境界。”
1948年1月，克在孟买举行了一次公开演讲，地点是在丘尼拉尔?梅塔爵士家的花园，这幢宽敞的宅第坐落于瑞奇路上。克穿着镶红边的多蒂和纯白的库尔塔，披了一条棉织的围巾。他脱掉凉鞋，挺直而安静地盘坐在讲台上。他转头向四处看了一下在座的五百多位来宾，其中有出家人、通神学会的会员、大学教授和少数的伊斯兰教徒。在座的年轻人并不多，然而孟买富商的公子们差不多都到齐了。
那些年里，克曾经严厉批评过有钱人。他说：“上帝和拜金主义是不能放在一块儿的。那些把手放在邻居的口袋、剥削别人使自己致富的人，永远也不可能见到实相。”克的凝视，使得在场的人不由自主地全神贯注起来，他的眼神能直接和每一个人沟通，他的话好像是对每一个人单独说的。克扮演的是朋友的角色，他和那些悲伤的人携手同行，一起探索内心深处的思想及情感。他具有无穷的耐心，一步一步地为人们揭开问题的根由，然而他绝不允许人们逃避自己的真相。他告诉在场的人，要像一面镜子一样地观照自己的悲伤、愤怒、恐惧和孤独。他教导他们如何随观每一个意念，如何驻留在两个意念之间；一旦能随观到念头的根源，妄念就会自然消失。
在演讲的时候，克不但能察觉每一个来宾的反应，连周遭的鸟啼、落叶和远方的笛声，他也一并觉察到了。他能同时接收所有的信息，他的听觉和视觉都是无所不在的。他从不排除任何的干扰因素，只是如实地面对所有当下正在发生的事。
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听他演说，他的词汇已经完全改变，即使像桑吉瓦?罗（这位跟随他多年的老友），都觉得很难完全理解他的话。他的话表面听起来很简单：“我现在要和大家谈一谈本来面目。我将随观每一个本来面目的活动。”接着他对听众说：“不要只听我说的话，你们同时也要随观自己心中的意念活动。”他又说：“能够认识生命的本来面目，冲突和矛盾就能止息。能如实观照本来面目，就能从本来面目之中解脱。”
听讲的人有许多根本没有观察过自己意念的复杂活动，也从未体会过妄念的止息，他们深深陷在文字、概念和时间之中，因此感觉非常吃力。克问道：“我这个过去的产物，有可能从时间中跳出来吗？如果你觉得这是生死攸关的事，你就有可能跳出来，在心理上进入超越时间的状态。”
那些年里，克里希那吉很少设定一个直接向自我挑战的立场。他从不问“我是谁”，他先剥除自我的添加物，然后逐步揭发自我的真相。自我这个东西，总是透过思想制造的意志力使自己得以永存，因此否定它所有的特质，才能使它熄灭。透过觉性与否定，就能停止思想、时间及自我感。
看清了人类心智的本质、结构以及意识里的业力活动之后，智慧就产生了：心智和思想就是束缚我们、使我们产生痛苦的原因。对克里希那穆提而言，所有企图从本来面目的反面下手的修正，都只能带来一半的解答，它不可能完全解除人心深处那些非同小可的业力。
我们不该只透过概念的投射，缓慢地将痛苦转为快乐，将贪婪转为慈爱，我们必须向痛苦的根部直接下手，使它的本质彻底转化。这种转化和程度及质地无关，纯粹是本性、结构及次元上的突变。
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诲把人类的问题立即转到了另一个次元。他要彻头彻尾地改变人类的意识，使人发现空性与妄念的关系，如此一来，早已习惯在时空及因果的次元作线性思考的心智，就能掉转回头看着自己，纯然的觉性此刻便完全觉醒了。这种同时觉察一切的觉性，不但能去除自我中心的活动，还能唤醒大疑之心，激发巨大的潜能，破除所有的局限。
克说：“只有真相才能彻底破除所有的局限”，“要想觉知真相，就必须全神贯注。这并不意味你必须排除其他的干扰因素，因为所谓的干扰也只是我们主观的认定。生命就是纯粹的能量活动，我们必须了解它的整个过程才行。”
克演说的对象，都是受英语教育，经过西方民主思想的洗礼，强调全球参政权和社会平等的知识分子。当时印度立宪的纲领正被广泛地讨论着，那些没有特权的人也都逐渐察觉自己拥有的权利。社会结构因而快速地转变、茁壮，造成了几年之后的巨大压力。
多少世纪以来，印度人一直固守着传统中的神话、象征和宗教理想，后来又受到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哲人不同的熏染；他们开始强烈地反叛各种晦暗的迷信思想，西方那些仍然在局限中的想法，被他们借来粉饰古旧的传统，因此传统中的智慧和力量全都被埋没了。拥有自由之后，人们反而无法承受过于急遽的变化，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已破灭，他们只好指望政治与宗教的领袖，为他们排难解惑。
印度的社会变迁，促使人们开始关怀某一部分人的需求，同时也考虑财富的重新分配。然而，在民主体制的结构里，那些没有特权的人仍然不能享受到更多，这种制度只能使人类各种不同的情况全部达到自己的饱和状态。多年来受到传统责任感约束的欲力，此时再也抑制不住了。除此之外，快速增加的人口也带来不少压力，技术的改进更造成了金属制品的大量增产。印度的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因而变得愈来愈华而不实。地主和实业家成了社会的新贵，以前被视为落后的人现在也初露头角，更有一个反社会、反权贵的组织正在迅速扩张。
战后的西方世界也正处于骚乱之中，战争助长了广大资源的开发和科学的新知。专门制造毁灭武器的技术专家，此时必须为自己找寻另一条出路，电脑科学不久便成为这些人的新宠。40年代的末期，人们已能预见未来的景象。就物质层面而言，人类似乎已经控制了全世界，所有的问题好像都有了解决的方案。
战后有另外一个明显的现象，那就是新式武器的制造，大量生产的消费品（也是垃圾的来源），以及用完即废的人造器具。随之而来的是急速扩张的娱乐业，游乐器材充斥着市场，也充斥着男女老少的心。
1947年的印度在西方人的眼中仍然是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国土分裂及其余波动摇了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信念。然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更严重的暴乱的前奏。克里希那穆提这位具有远见的先知早已感受到潜藏的不安。他仔细探索着印度所发生的一切，他观察、询问每一个人心中的想法，也抚慰每一颗被冲突侵蚀的心。“房子已经着火了！”他热切地警告着他的听众，然而他们都缺少那份强烈的急迫感。
他热情的关怀和博大的认知力，孕育了教诲中最重要的般若慧观。
他认为人类的自我感和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创造了社会和宇宙，因此“你就是这个宇宙”。社会运动和政治改革永远无法彻底转变这个世界，除非每一个人都快速产生突变。克说：“制度永远不能改变人类，制度永远是被人类改变的。”有人问他小我微薄的力量如何能改变庞大的社会和宇宙，克回答说：“滔滔的恒河之水是由无数的小水滴汇聚而成的。所有改变人类的重大运动都是从某个小我开始的。”
个人的转变不是渐进的，而是当下立即的突变，只要你能透过关系的镜子认清自己，包括和其他人类、大自然及自己的关系。说到关系，克引用了最亲密的夫妻的例子，他指明这种关系其实是最虚伪的。许多人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后来也都领悟了话中的真谛。他说，只有当所有特定的思想活动都停止时，才能如实观照到真相，那一刻，便产生了立即的突变；这种突变就能彻底转变社会，产生新的人类。任何右倾或左倾的革命都不能真正转变人类的社会，真正的转变产生于和环境无关的知觉上的改变。
克认为生命之流，就是“即将变成的”和“已经熄灭的”线性过程。物质的能量在时间的定律之下，必定会逐渐衰败，最后消耗殆尽。克说：“时间有外在和内在之分。时间其实就是心智的本身，这两者时常是混淆不清的。心理上的时间感就是‘变成’的过程。”“我将变得如何如何”，其实是自我示现的幻觉，目的是要延续由无明而生的自我感。在“变成”的过程中，自我贮存潜能而形成了意识。每一个人都得透过感官的运作才能觉知意识的存在。
心理上的时间感创造了一个“我”，再透过思想来示现自己，这个“我”根本没有能力转化或使自己解脱。只有通过放下和否定，以及觉照所有的念头，才能认清自我总是想从本来面目改变成理想的面目。这种直接观照本来面目的觉性，就能使我们从时间感中解脱。
在纯然的觉性中，心智不再利用思想来更生自己。如此一来，既无思想者和思想，也无经验者和经验，心智这项时间的产物，就此彻底转化了自己。否定和放下以后，便能透过纯然的观察和聆听，捕捉到事物的真相。纯然的观察和聆听之中，不再存有企图改变真相的念头或是意志力，如此才能彻底解脱贪婪、愤怒、恐惧及仇恨。其实恐惧、愤怒等，也不过是一种物质的能量，一经解脱，便能释放出超越时间的大能。这种升华的境界和恐惧、愤怒等品质完全无关，也不是它们的反面。我们总想透过抽象的理想来解决问题，这其实只是思想企图使自我永存的把戏罢了；因为在每一个抽象的理想之中，都存在其反面的成分。只有整体的、非片段的觉性，才能使我们完全达到主客对立消失之后的无我境界。能够认清本来面目，才能转化它。
思想隔绝了人类的心智和情感，因为心智的根就扎在自我中心的活动之上，因而导致了物化的价值观，也使得有滋润作用的情感逐渐干枯。
人类的心智有一种否定爱的倾向。心智必须信赖情感，自我中心的活动必须完全放下，人性才能开花结果。
克很自然便拥有了这份揭发真相的智慧。他轻而易举地为人们开了一扇门，他说：“你看，真相就在里面，你还犹豫什么？”
在孟买停留的几个月里，对谈变成探索克的教诲最主要的方式，多年之后变得更微细，更具有洞见。早年的小组讨论，采取的是问答的形式，它缺少对谈时深入探察的精密性。
1948年在孟买举行的小组讨论，情况相当散乱。克在回答问题时，通常会在“自知之明”的范围内向发问者挑战。克讲话的速度很慢，停顿的次数很多，每一次的回答，都是那么全神贯注。他聆听自己的答案和听别人回答时同样虚怀若谷。面对克的挑战，在座的人只能引用记忆中某些权威人士说过的话来回应。克的方式很难令人理解，我们无法依赖记忆和思想，来了解超越名相的境界。然而我们拥有的工具只有这么多，因此大家都不知所措。执著于名相的心智因为缺乏线索，只好在绝望和冲突中挣扎。
克重复再三地要求大家观照本来面目，不要陷在“应当怎么样”的幻象之中。他强调个人必须先转化自己，才能转变外在的社会，因为每一个人就是社会。他谈到人必须从记忆中解脱，因为记忆就是阻碍我们面对当下的自我意识。他也谈到了“存在”和“变成”的本质。在讨论的时候，克从不立刻回答问题，也绝不采取简单的解答。对克而言，立即的答复，通常会中断对于问题的深入探索。他要求大家不要只从表面来看问题，同时也要看到问答之中所有产生的反应。停顿和沉思，就是聆听和观照的觉醒，只有如此，才能消除外在及内在的幻象，也只有如此，才能回应他所提出来的问题。
讨论进行得很慢，克在问答之中不断地推进，切断，后退和前进。心智在这种亦步亦趋的观察之中，念头的活动便逐渐减缓下来。突然在某个当下的那一刻，参与者的觉性就醒了，他开始能直接觉察到心智的变化。这项探索的起步是观照，问答中的线索则能使真相大白。
和克一起进行讨论的人，都能逐渐察觉意识的结构与本能，以及思考过程的弹性和耐力。观察陷在思想中的心智，同时看清它的不当，是一项刺激的发现，也是一段没有地图的旅程。
固守窠臼的思想很想突破自己的束缚，经过讨论、观察、挑战和质疑，思想的窠臼就能被粉碎。
透过观照和聆听，崭新的方法就产生了，觉察力变得警醒了，观察和探索的基础也因而奠定。克不许我们把能量消耗在记忆中，因此问答之中绝没有个人的经验。进行讨论时，克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清醒的，他那种毫不留情的询问，打开了我们的心门。等到参与者的心智都被磨炼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反过来向克挑战，如此便产生了对于人类各种状况的洞见。
克的心就像天线一般，能够接收到每一个参与者的心念。当问答遭受阻碍，或是变得毫无生机时，克会突然跨一大步，把大家从窠臼中拉出来。他总是以爱、死亡、恐惧和痛苦作为讨论的起点，问答进行到某个阶段，大家就有能力直接触摸到问题的核心。
1948年的某个早晨，讨论忽然有了突破。当时罗正在叙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如何付之一炬，他的面前是一堵死墙，重新检查自己的时机已经到了。他转头问克什么叫做“有创意的思考”，一直安静坐着听罗说话的克，突然站起来走到罗的身边，他倾身问罗：“先生，你真的想深入这个问题吗？你真的想看看自己是否能进入创意思考的状态吗？”罗显得十分窘迫，满脸困惑地看着克。
克接着问道：“一般人通常是怎么思考的？”罗回答：“问题一产生，面对这个问题的念头也会跟着产生。”
克又问道：“你如何解决问题？”罗回答：“先找出答案。”
“你如何找出答案？你又怎么知道那是正确的答案？很显然你无法看到问题的完整内容，你又如何会有正确的答案？”
“如果我一下子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我会尝试另外的方式。”罗如此回答。
“无论你是用什么方式找到的答案，仍然是局部的答案，你要如何才能找到完整的答案？”克此时切断了所有的心智活动，拒绝让罗把能量消耗在问题之中。
“如果不能看到所有的问题，我就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罗回答。
“所以你就不再寻找答案了。”
“是的。”
“你已经把所有寻找答案的路都切断了。”
“是的。”
此时克问大家：“当你的心不再寻找任何答案时，是一种什么状态？”
我的心当时一片空白，但这显然不是他要捕捉的重点，我们似乎遗漏了某些东西。
几天之后的讨论中，克谈到记忆就是自我意识，它也是扭曲和阻碍我们了解当下的因素。他把真实的记忆和心理的记忆作了区分，接着他问我们：“我们能不能活在毫无记忆的状态下？”
讨论进行得非常缓慢，我已经失去了兴趣。我的心在某种欲望中天马行空地奔驰着，我愈是努力想要专注在讨论上，我就愈是心猿意马。我对于自己的妄想非常厌恶，只好由它去了。不久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妄念开始安歇下来，那天早上，这是首次有机会听清楚别人在说些什么。此时，爱尔芬史东大学的邱布教授突然加入了讨论，我一面聆听，心里一面想着：我们能抛弃记忆吗？我并不想完全解脱自我，我如此小心地建立了它，为什么又要从其中解脱？
突然，我发现自己对于是否能摆脱记忆这件事又好奇起来，此时我的心立刻清醒了，我开始认真观察自己的心智活动。克当时正问道：“先生们，你们应该怎么办？你们的面前是一堵死墙，你们不能撒手不管，必须要尽点力。”我突然回答：“把记忆放下。”这时我的心变得非常清澈，克看了我一眼，清澈的程度更加深了。
“请继续。”他说，“当你把记忆放下时，你的心是什么状态？”在场的五十个人好像突然不见了，只剩下克和我。“我的心就安静了。”我说，我感到自己的心充满了潜力和伸缩性，它变得非常敏捷而活泼。克面带微笑，对我说：“把它放下，慢慢地，不要践踏到它。”其他的人都很想知道我到底发现了什么，但是克却说：“不要打扰它，它现在还很脆弱，不要践踏到它。”讨论结束，他送我到门口时对我说：“你必须再来找我，我们得好好谈谈。”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的心被扫干净了。
这种问答很明显地助长了热情和心智的清明，我们的兴趣也因此被激发了。没有公开演讲的日子里，我们就自动聚在一起和克进行讨论。焦点大部分集中在如何重建社会的伦理，后来才逐渐讨论到人类的基本问题，包括嫉妒、野心、恐惧、死亡、时间以及无法达到理想的痛苦。
克晚年曾经写道：“耕耘和播种之后，就是等待创生的休耕期。”
那些年里我们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探索。我们只是询问而不想立刻找到答案；因而发展了对于意念亦步亦趋的观察。我们有时洞察，有时撤回，如此逐步地深入心底。我们之间时常进行着无言的沟通；我们透过否定的方式来面对意念的肯定活动。如实观照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此才能使本来面目产生突变。
我们以简明的问答，来披露二元对立与非二元对立的本质。在这种询问之中，发问者和经验者完全消失，突然之间真相便揭发了。那是一种超越意念和二元对立的境界。每次讨论结束，我们都觉得自己的心像经过了一次洗礼一般。
克后来谈起这些讨论的用意：“心智就是能量活动的容器。这些活动一旦失去形象、我或任何影像，就会完全静止下来。心智一旦摆脱记忆，脑细胞自然产生突变，脑细胞过去一向习惯在时间中运作，它们是时间的残渣，而时间也是局限在某种空间内的活动……这些活动一停止，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因此，脑细胞如果完全明白了自己的活动，这些活动就会自动停止。”
如实观照每一个当下的本来面目，就能把心灵的探索提升到完全不同的次元。
多年以后我告诉克说：“单独和你谈话，就像在面对一片虚无。除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之外，什么反应都接收不到。你把人们的本来面目完全抛了回来。”
克回答说：“赫胥黎也曾经说过同样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