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一旦了解自己的运作，宗教情怀便产生了
1950年9月11日，克里希那吉从奥哈伊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回到此地已经有三个礼拜，我需要一段长时间的休息，因为三年来一直在演讲。另外我决定要闭关一年，不接受访问，不做公开演讲，也不进行公开或私下对谈。这一整年我都试着禁语，因此，今年冬天我不来印度了。”
他的闭关做得很彻底，不见人，也不接受访问。从拉嘉戈帕尔那里我们得知克里希那吉完全处在空性中。1950年8月至1951年12月，克里希那吉与印度毫无接触，我们事后问他这段时间都在做什么，他的答复显得有点含糊。当时他的身体很疲倦，内心也觉得枯竭，或许还有些不纯净的东西，仍在浸染着他清澈的意识。因此他依照神秘的传统，闭关面对自己。
1950年的早春，南迪妮要求分居与孩子监护权的控诉案被撤回，这个消息出现在印度的各大报纸。甚至美国的《时代》杂志也刊出了头条：《擦鞋垫的反抗》。这句话出自克里希那吉的演说，他曾经热切地指出印度妇女地位的不平等，男人对待她们就像门前的擦鞋垫一样。杂志的内文还把南迪妮要求和丈夫分居的理由归因于克里希那吉。不久拉嘉戈帕尔拍电报给我，质问《时代》杂志的消息是否正确。我们回电，把细节都告诉了他，并且对克里希那穆提的名字被提出一事表示十分关切。1950年克里希那吉返回奥哈伊，罗莎琳和拉嘉戈帕尔不断质问他在印度所发生的事。拉嘉戈帕尔在印度的友人曾捎信提到克的新朋友。罗莎琳与拉嘉戈帕尔为此事相当着急，坚持要知道更多有关这些朋友的事。克里希那吉仍然没有清楚地说明。
罗莎琳与拉嘉戈帕尔很担忧蜕变的克里希那穆提。克本质敏感、害羞、被动，他们清楚这一点，因此很快便发现了他的改变。面对他们的压力，克变得愈来愈被动和沉默，他完全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他们察觉他因为长期在印度，接触印度的友人，使他对人对事的态度，有了截然不同的新貌。他首次有机会接触和他昔日背景完全无关的朋友。这些人对他没有任何要求，他们只感觉到他所示现的浩瀚无边的神性。他们以新鲜无碍的眼光看待他，带给他的是衷心的崇敬、热情与友谊。
阔别十八个月之后，克里希那吉在1951年的冬天返回印度。拉嘉戈帕尔作陪同行。过去几年克所结交的朋友都蜂拥而至，到孟买与他会合。克里希那吉进入屋内，庄严地与大家打招呼，他握着我们的手，一语不发。他仍然保持彻底的沉默。拉嘉戈帕尔则显得有点不自在。我们和他是第一次见面，彼此都十分拘谨。
在孟买期间，克里希那吉没有打破他的沉默。但是他于1月5日到2月12日之间，必须在马德拉斯作十二场的公开演讲。南迪妮和我一起前往马德拉斯，下榻于瓦桑?威哈尔。我们住在阳台上的一间由碗柜隔出来的房间；我们与马哈瓦恰利合用一间浴室，克里希那吉不和我们一起而是在他自己的房内用餐。
拉嘉戈帕尔主控一切，他和马哈瓦恰利的关系愈来愈明朗化。他虽然表面上对马哈瓦恰利很友善，心里的话却从不吐露。马哈瓦恰利称他为拉嘉戈帕尔先生，对他很尊敬，总是按照他的指示行事，尽量满足他的意愿。因为瓦桑?威哈尔楼上的房间皆已出租，拉嘉戈帕尔只得暂住在通神学会的赖德拜特馆。
我们问克里希那吉禁语闭关一年的理由，他仍然回答得很含糊，不过他主动对我和南迪妮谈起了拉嘉戈帕尔。他试着让我们了解拉嘉戈帕尔为他做了多少的牺牲。他很希望我们和拉嘉戈帕尔能成为朋友。某天晚餐后，克安排了一个聚会，要我们到赖德拜特馆与拉嘉戈帕尔碰面。
拉嘉戈帕尔显得很有礼貌；但是他阴郁的脸庞上那对凹陷的双眼，却像锥子一样，企图穿透我们的每一句话。他多疑而又追根究底，你必须非常警醒，才能妥当回答他那些看起来无邪的问题。他似乎想趁我们不注意时抓到一些漏洞。他暗示克里希那吉不可靠，因为他的心念永远都在改变。拉嘉戈帕尔从瓦卢（一位在塞奇莫尔照顾克的仆人）那儿得知欧塔卡孟所发生的事，他花了四个多小时询问我们转化过程中的所有细节。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经验，结束时我们姊妹俩都累垮了。
后来我们才发现拉嘉戈帕尔的另外一面。他似乎深深地被我们吸引。他温暖而热情，我们变成了好朋友。多年以后他告诉南迪妮，很可惜他们必须在克的庇荫之下相遇。他具有南印度人的才智与机敏，对于混乱与污秽非常易感，总是穿着毫无瑕疵、纯白上浆的库尔塔与宽松长裤，他的言行举止都很有威仪。
克里希那吉和拉嘉戈帕尔于1952年春天返回欧美。
五年来饱受羞辱与骨肉离散之苦，南迪妮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她承受着各方的压力：当她和孩子见面时，她的前夫总是摆出专横的态度；克里希那吉身边老一辈的人对她也不以为然。她得了致命的子宫颈癌，不得不飞往英国，接受紧急开刀治疗。
我拍了一份电报给克里希那吉，告诉他这个消息。他没有任何回音，就像消失了一般。他和我们的关系已经终止，但是我们仍然能感受他静谧的气息。它使我们有能力面对这不幸的事件。
南迪妮在伦敦从医生那里获知自己得癌症的消息。她以极为平静的心情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她告诉我，当时她有一阵子几乎没有任何念头或感觉，内心一片寂静。后来她在旅馆房间里等候开刀时，还严重地出血。即使如此，她心中仍然没有什么念头，也没有恐惧、焦虑或担忧。她在开刀前夕打电话回孟买家中，充满温柔与关怀地问候她的孩子。
后来她告诉我，她在开刀的过程里，一直听到极为响亮的笑声。她并没有失去知觉，周围的事她都知道。她发现自己走在一片绿油油的野地里，微风吹拂着她，鸟儿在她的耳边歌唱。她始终觉得有股保护的力量在支持着她。这股力量并不想延续她的生命，而是不论生死都与她同在。这股力量，这静谧的气息，一直都护卫着医生的手术刀。
手术第二天，我陪在她的身边。当时有人告诉她，昨天替她开刀的医生突然中风，无法继续行医，因此有两天的时间，她都没有接受治疗。手术过后，无论她把身体转向哪一边，那股保护的力量都在她的左右上下。几天之后她在床上打坐，那静谧的气息进入了她的体内。有一天年轻的助理医师突然来到她的房间，看见她在打坐的模样，禁不住问她：“你是不是一位瑜伽师？”
犹如地底的泉水，虽然看不见，却充满着活力，南迪妮就这样延续了多年的生命。50年代她一直和母亲同住，她在邻近突然看到两名贫困的孤女，她们虽然和远房阿姨住在一起，却总是在大街上度日。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南迪妮便收养了这两名孤女，并且开始创办一个小小的育幼院。不久，她把这个学校迁移到附近的两个车库。邻居的孩子们很快便蜂拥而至，老师与帮手也自告奋勇前来工作，今天这个学校已经拥有一百五十名儿童。学校取名为巴阿南达，它为流浪的儿童提供了一个富有创意的空间，否则这里只是一片荒凉的水泥地。沉默的南迪妮一直都是学校的焦点。孩子们围着她谈天，欢笑，玩耍。学校提供他们音乐、舞蹈、编织、绘画、语文、戏剧、科学与数学的课程。经过二十五年的发展，巴阿南达终于成为克里希那穆提印度基金会的一部分，而南迪妮也变成了基金会的一员。她自己的孩子，后来长大成人回到她的身边，带给她丰盛的爱与护持。
南迪妮和克里希那吉一直维持着深刻的友谊，当他回到印度时，她陪着他前往各个中心，他离开，她就以书信与他保持联系。如今头发已经花白，她仍旧纤弱，美丽，不为人知。
1952年的冬天，克里希那吉和拉嘉戈帕尔决定参与浦那的一个小组讨论。罗?萨希布?帕瓦尔当负责安排一些朋友在维他瓦地聚会。自从1950年阿秋脱离社会党以后，他一直住在此地某山丘的一个小木屋里。
在维他瓦地参与讨论的朋友，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多佩施瓦卡尔在浦那大学教哲学。S.M.裘西是一位严峻正直的齐帕旺婆罗门，他是社会主义者，也是萨尔瓦?西瓦僧团的活跃分子。他和罗?萨希布?帕瓦尔当是至交，他们曾经和萨尔瓦?西瓦僧团的义工一起扎营工作。曼盖施?帕高卡是位诗人。杜尔嘉?巴瓦特则是一位瘦小而脸上多骨的女人，她是作家，也是人类学者，曾经和弗瑞尔?爱尔温一起在马蒂亚?帕拉戴施工作。她的肉体与心智都很强悍，从未结过婚，具有无穷的精力，十分关心印度的贫穷问题。她对罗?萨希布忠心耿耿。马哈瓦恰利、帕玛贝与桑吉瓦?罗也从马德拉斯赶来参与讨论。学者伊克巴?那林?古尔图来自瓦拉纳西，而L.V.巴韦则来自塔纳。我是其中的另一名女士。
罗?帕瓦尔当赞成我的加入，两年来他已经成为我的好友。他严峻的本质与我的背景及态度全然不同，我们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相应。我们彼此探讨有关美、艺术、西方的心智以及印度人的创造铸型。我首次和一位传统的婆罗门知识分子建立了紧密的接触。作为一位公仆的女儿，我的童年和传统并没有什么关联，而孟买的社交生活更是如此。
苏南达此时已嫁给罗与阿秋的弟弟帕马，她和南迪妮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讨论会。她美得惊人，本质单纯又带点孩子气，再加上嫁给豪门做媳妇，罗很难相信她是认真的。不过罗还是请苏南达前来照顾克的衣食所需。这里的生活极为简朴，房间狭小，缺乏舒适的设备。
被排除在讨论会之外，苏南达心里很难受，克里希那吉感觉到她的不悦，对她特别温暖。他时常与她长谈，漫步于树林间。他待她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
讨论进行了一个多礼拜。每天早晚我们都聚集在维他瓦地。克这次应对的大多是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工，因此讨论一直在贫穷与社会工作的主题之间来回激荡。如此贫穷的国家，关心这个主题是很可以理解的，不过与会者毕竟都是上智之人，他们不久就发现自己内心的矛盾、冲动与不圆满才是障碍所在。克以无穷的耐心逐步深入探讨心智的本质、社会工作、思想与思想者以及空寂等主题。他告诉这些社会主义者，衣、食、住、行的问题永远无法靠理论来解决，人类必须如实处理民生所需，而不该用它来满足心理上的意图。虽然这些顽固的社会主义者仍然把自己紧拴在栖木上，但是他们的立场已经开始动摇。
周末一到，我们各自离去。与会成员除了帕瓦尔当兄弟、弗莱德曼、我及克的通神学会老友之外，全都解散，不过讨论的内涵在那些强硬的社会主义者的心中已经造成明显的冲击。多佩施瓦卡尔教授后来写了好几本书讨论克里希那吉的教诲。数年之后，S.M.裘西也告诉我，自从1934年以来，印度的社会主义一直受到西方思想及其辩证法的支配，马克思变成一切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光点。他们并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一旦应用于印度的环境，根本缺乏应有的基础。
S.M.裘西说，他的社会关怀一直都放在人类的才干是否能充分发展上，因此道德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元素。1949年社会主义者陷入了最深的困境与进退两难之局，然而，S.M.裘西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1944年至1945年之间他被捕入狱，有一阵子他感觉也许为达目的应该不择手段；但是他仍旧相当困惑。与克里希那吉的讨论，对他产生了解放的作用。他说：“讨论的内容帮我厘清了我对不公不义的认识，也帮助我面对困惑，认清真相。”
在维他瓦地参与讨论期间，我发现自己无情地全神贯注于观察之上。我观察自己心中生起的每一种感觉，每一个念头，也观察身外的每一个脸孔、叶片与石块。有一回我在维他瓦地附近的树林里独自散步，突然发现自己在狂奔。那是个寂静的傍晚，某只鸟的鸣声重叠在其他的鸟鸣声之上；蚊子的喃喃低语，蟋蟀的唧唧叫声，远方的说话声，我自己的心跳声，一波一波地涌进心田，尼姆、杜尔西及茉莉的香气也像强风一样袭卷着我。我漂浮在由各种色彩染成的大海中。菩提树活泼的绿意，无花果树的鲜绿，芒果树嫩芽的粉绿，仙人掌的淡绿，这些色彩与音声合成一体，充满着我的鼻孔、我的耳朵、我的眼睛和我的嘴。我发现自己站在一株仙人掌前低泣，完全无法承受这春日傍晚惊人的能量。浓得像蜜一般的美感，存留在我的眼耳之中，长达几天之久。在全神贯注的观察之下，心中的美感便觉醒了；至于观察些什么，却并不重要。这美感的强度随着时日递减，然而觉知之门已由它接管，从此我的双眼很难得再有遗漏。
克里希那吉与拉嘉戈帕尔从维他瓦地赶往瑞希山谷。此时学校已经重新开放，由皮尔逊担任校长。他结集了一群热心的年轻教师在他的周围。瑞希山谷位于安得拉邦的饥馑地带，这儿的土地荒芜，彭恩小姐必须亲自挖井取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仍然种植了几千棵树木，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绿洲。四周的山丘都是由巨大的岩石与卵石形成，经过时间与强风的摧残，它们看起来如雕塑一般；巨大的卵石耸立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岩石之上，看似不稳定，其实相当均衡。每逢黄昏与黎明，山谷的上空就像调色板调出的深黄与石英紫；空气则新鲜得一尘不染。虽然此地的土壤贫瘠，人烟稀少，从阿嫩德布尔到蒂鲁伯蒂却散布着神秘主义者的神殿。距离学校二十英里处便是默德讷伯莱。
瑞希山谷有一棵像庙宇一般的老榕树；它的根部形同石柱，它的枝干变成了猴子的栖所，树干中空之处则是眼镜蛇的家。人们在老榕树的四周搭了一个舞台，孩子们在树干之间起舞，有时还躲到中空之处。此地的鸟儿稀少，因为能吸引它们前来的树木尚未种植。
学校虽然只有三十个学童，问题却很大。老师们时常进行冗长的讨论，检讨权威、自由与秩序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参与讨论的人只能随着问题不断地更动、质疑与观察。克里希那吉此时接到有关拉吉嘉特的报告，他立刻拍电报给维他瓦地的阿秋，邀他来瑞希山谷会面。
阿秋很快有了回应，不久便到达瑞希山谷。克把他拉到一旁，建议他去瓦拉纳西的拉吉嘉特服务。瓦鲁那河对岸的土地本来是要用做农业实验的，因为缺乏工人，所以一直荒废在那里。桑吉瓦?罗与学者伊克巴?那林?古尔图都是贝赞特夫人的挚友，他和克里希那吉同时退出通神学会，而且从瑞希山谷基金会成立以来一直提供捐款。他们年事已高，拉吉嘉特需要新的进取精神。克里希那吉告诉阿秋，他们必须做很多的事，不但要有各种设施，还要保住那一片土地。然而这并不是也不该是阿秋去拉吉嘉特的理由。
克里希那吉说阿秋的心中塞满了社会工作的并发症，而且已经深入他的血液。“把它从你的血液里连根拔除。深刻的转化必须产生于自我的核心。除非自我的核心产生变化，否则所有的社会工作都是毫无意义的。当你在拉吉嘉特时，不要让工作冲昏了你的头，你要记得最重要的事还是转化自我。你的心必须随时全神贯注。”克如此提醒阿秋。
阿秋同意赴拉吉嘉特服务。克里希那吉的话已经渗透他的内心。他知道克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但是以他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克的教诲不该只给少数人享用。他认为克的精神应该普及到拉吉嘉特的每一寸土地。这是一片圣地，因为上面有佛陀的足迹。恒河在此向北汇流入海，克里希那吉也曾站在河道弯曲之处观赏日出。克教诲背后的无限慈悲，应该不必通过语言就能传达给恒河边的每一位村民、渔夫、织工和农人。受过政治熏陶的阿秋认为，如果无法做到这点，拉吉嘉特就不可能安定，克的教诲也不可能普及。阿秋的背景及政治生涯已经是个传奇，他历经各种内在与外在的革命，甚至准备用暴力获取自由。他热情如火地献身于印度独立运动，因此而声名大噪。如今这位斗士在精神上已披上僧袍，此种角色的转换，激起了尼赫鲁与其他社会主义同志的兴趣。再也没有人比阿秋更适合这份下乡服务的工作了。
阿秋来到了拉吉嘉特。当时由基金会主持的瑞希山谷小学，是个为中产阶级儿童创办的平庸学校。阿秋从第一刻起便彻底感到不满；他决定建立一座乡村医院，为附近的村民提供服务。这是阿秋在建立一个宗教中心的过程里展现的第一个社会行动。他告诉我：“那个行动是要让附近贫苦与不幸的村民了解我们的无条件的友情。”不久，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会员凯利医生也加入了医院的工作，他是一位非常有慈悲心的人。
如同所有的印度人一样，阿秋对大地有份狂热的爱。对他而言，大地就是母亲。现在阿秋的心又转向了土地。恒河边的土壤肥沃，但是缺少农作物。峡谷的地形以及乏人照料，使得原本肥沃的土壤变得贫瘠了。长久以来人们不是忽略它，就是掠夺它。阿秋计划为农民子弟设立一所农业学校，当时筹划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克里希那马哈利爵士，特别能接受阿秋的处理方式。不久，这所农业学校就在瓦鲁那河的对岸诞生，学校的周围开了路，也凿了井。阿秋的居所是附近的一栋小木屋，里面没有电，卫生设备也很原始。他唯一的伙伴就是凯利医生，后者住在他对面的一栋小木屋里。凯利医生在阿秋的帮助之下，为拉吉嘉特附近的贫民设立了诊疗中心与医院。
对阿秋而言，设立这所农业学校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他终于能目睹这片古老的圣地、上面的恒河与分明的四季再度活跃，重获尊严。迦尸是印度最古老最神圣的城镇，它的土地蕴藏着革新的种子。多少世纪以来，它一直在等待大师的出现。如今克里希那穆提的声音又能为人听闻，地底的种子再次萌芽。
此时勒克瑙大学数学系的主任拉姆?达?米斯拉也加入了阿秋的工作。拉姆?达?米斯拉一直独身，他后来决定放弃他的职业，出家当和尚。结识阿秋之后，他才有机会听到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诲，于是他打消了当和尚的念头，前来拉吉嘉特服务。他和阿秋分享那栋小小的木屋。凯利医生开始在医院工作，米斯拉博士充当他的助手，为病人清理伤口，扎绷带。任何工作他都不嫌低贱，他的任务就是要让这所乡村医院每天都能运作。他为人严肃，饱读印度的经书与数学，此外他还喜欢种植花草树木。他对食物非常讲究，时常邀请朋友品尝他亲手料理的贾里巴斯（夹满蜜糖的甜点）、卡寇利斯（一种素菜麦饼）以及新鲜可口的豌豆。
就在这段时期，甘地吉最信赖的中尉之一维诺巴?巴韦开始推动“捐地运动”。他长途跋涉，赤着脚从一村走到另一村，要求地主捐献土地给贫民。印度的传统就是由唐吉诃德式的行为、圣徒行径、牺牲奉献与正义的姿态编织而成，因此这个运动非常契合印度的民族精神。
甘地吉遇刺，许多青年人的希望随着破灭，于是转而追随维诺巴?巴韦。大家高唱：“所有的土地都归于上天。”骨瘦如柴、于思满面的苦行者维诺巴吉，走在尘土飞扬的小径上，他饮食节俭，一无所求。只有在印度你才能不自觉地随意观察别人。事实上，人们一向认为圣人就应该有古怪的行径。有段时间捐地运动在印度爆发，四处都能感觉它的余波。各都会首长及知识分子，穷人与富裕的人，全都赤着脚长途跋涉，维诺巴吉在保纳尔设立了一所修院，里面的圣徒也陪着大家同行。罗?萨希布与阿秋?帕瓦尔当深受捐地运动感召，他们认为维诺巴倡导了新的革命，他以非暴力的态度解决了贫穷问题。从古以来，印度的乡村一直为城市居民提供物资、人力与技术，阿秋认为现在应该是转变的时候了。
从某一方面来说，阿秋透过拉吉嘉特的工作，连接了克里希那吉的教诲、他自己的受制于社会主义背景的反应和来自维诺巴?巴韦的冲击。
1953年初克与拉嘉戈帕尔前往孟买，他们住在卡尔米加路的罗汤锡?穆拉尔吉家。早年温暖的情境不复存在。克里希那吉变得非常内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内。我们很难再听到他的笑声，从他房内传出的时常都是拉嘉戈帕尔愤怒而又急躁的吼声。
克里希那吉大量接受访问，与出家众、学生、年老悲苦的男女晤面。他在J.J.艺术学院举行演讲；小组讨论又开始了，但是他不再参与，每天早晚他都待在起居室里。过去他曾经加入的诵唱也已停止。拉嘉戈帕尔似乎在全权决定克里希那吉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贾姆拿达斯一向对克充满敬爱与热忱，拉嘉戈帕尔对克的冷嘲热讽，令他感到极为愤怒。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拉嘉戈帕尔说了些什么话，他只暗示我们拉嘉戈帕尔苛责克里希那吉。拉嘉戈帕尔对我还算友善，但是我们在出版与组织事务上时常争论不休。我无法赞同在公共机构里抱持守密的态度。拉嘉戈帕尔傲慢自大，时常拒绝回答别人的问题。他什么事都想知道，却从不披露心中的想法。我告诉他，我无法在这样的条件下与他共事。
罗汤锡家中的风波，并没有在克的演讲中留下任何痕迹。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造成了克里希那吉与拉嘉戈帕尔最后的决裂。因为拉嘉戈帕尔每天都公开吵闹，克里希那吉在不堪其扰之下，说了一些有损圆满人格的话。这些话一说出口，克里希那吉立刻省察其中的弦外之音。克从来没有如此深陷苦恼过。
克要我们带他到沃儿利海滩兜风。我们沿着海边散步；海水开始回潮，风浪很大。那时候的沃儿利海滩是没有人去的地方。克里希那吉一语不发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他停下脚步等我们赶上。他转过头来面对我们，把双手交叉在胸前说了一句拉丁语：“错在我。”他知道我们听得懂。接着我们又听到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好像来自遥远的地方：“话已经出口，箭已经射出，我不能再做什么，那支箭自己会找到目标的。”从此以后他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
不久，小组讨论又开始了。克里希那吉谈到，任何时刻，当心中的怨恨、愤怒、贪欲、热情或宽大的心情生起时，我们能不能如如不动地安住于那个状态，既不去改变它，也不去加强它？
克里希那吉认为根本的问题很少在心中生起；我们只关心一些琐碎的小事，我们很少停下来问自己那些根本的问题。即使提出根本的问题，也只是从已知的经验中找些容易的答案搪塞一下就算了。
“教育都在教我们压制自己的强大情绪，但是这份抗拒之心反而助长了情绪。我们可不可能只问自己最根本的问题，而不产生心念的活动？就让自己安住在这个问题之上，而不转移目标？如果能安住在自己的问题或烦恼之上，它就会在心中充分展现，充分揭露，如此问题或烦恼就能彻底止息。”
1953年，克里希那穆提的侄儿纳林来孟买看望克。他是克里希那吉长兄的儿子，刚刚拿到硕士学位，获得做律师的资格。克里希那吉把纳林带到他的房间。那时已近傍晚，克打开窗户让夕阳照在他的脸上。他问纳林将来想做什么。纳林有点犹豫，克建议他到瑞希山谷教书。纳林说他会仔细考虑。当天晚上纳林告诉我，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被笼罩在一圈又美又清凉的蓝光之中。他奋力把它推开，半个小时后它又回来了。纳林觉得这个经验扫除了他所有的烦恼。1953年他前往瑞希山谷教书。他先从老师做起，后来才当了副校长。
过了一段时间，纳林又在牛津大学取得教育硕士学位。一年之后他回到瑞希山谷，但是不久又出国了。他后来在鲁道夫?施泰纳（译注：奥地利科学家、艺术家及神秘主义者，神智运动倡导者）创办的学校教了许多年书。他对于佛学极有兴趣，和英国的佛法修持者有来往。1978年他在克里希那吉的要求之下回到印度，成为瑞希山谷学校的校长。
1953年年尾，克里希那吉和拉嘉戈帕尔前往瓦拉纳西。基蒂与西瓦?罗人在美国，于是克写信问我能不能让他们住在赛车俱乐部属于我们的房间。这个俱乐部是殖民地时代在德里留下的最后遗迹。克里希那吉与拉嘉戈帕尔在那里住了一晚，次日便赶往瓦拉纳西的拉吉嘉特。克准备对拉吉嘉特学校的孩子们作十五场的演讲。
这些演讲对克里希那吉是一项挑战。他必须发现新的词汇，好让那些不太懂英文的孩子了解他的意思。有关权威、恐惧、悲伤与死亡等十分复杂的问题都做了沟通。克里希那吉的停顿、全神贯注、摄受力与热情，深探打动了每一个孩子的心，年纪最小的也不例外。克里希那吉的语气非常温和，说话的速度很慢；他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孩子们都安静地聆听。
1954年1月4日，克里希那吉在演说中说：“教育不是到二十一岁就停止了，一直到死你都在学习。人生就像一条河，它永远都是流动不息的。它是活生生的。有的人只抓住河流的一段，却自认了解了全部，其实他抓住的只是一潭死水。如果我们不能随着河水同行，我们就会被遗弃。我们能不能观察河水的流动？观察岸上所发生的事？我们能不能了解、面对人生？”
他以最简单的方式来探讨复杂的恐惧。他讲到恐惧塞满了孩子的内心，他也谈到恐惧与惩罚的本质，智慧的必要。他注意到这些孩子大多来自保守的家庭，因此深入探讨了“传统”、“保护”、“防卫”等字眼。他说：“受人尊敬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深入研究，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害怕自己会犯错。”
“人为什么不能犯错？”他问道，“为什么不去发现？老一辈的人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美丽的世界，里面到处都充满着黑暗、恐惧、腐败与冲动；他们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美好的世界。如果你们能摆脱恐惧或者面对恐惧，这个世界就会完全不同了。”
“什么是苦难？”一个十岁的小孩提出了这问题。克里希那吉心痛地询问在场的老师：“这么小的孩子就会问这个问题，你们不觉得可怕吗？”然后他转头对那个孩子解说苦难与恐惧。“你无法避免苦难，也不能逃跑。你必须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帮助你了解就是老师的职责。”
一个小女孩问道：“上帝是什么？”
克里希那吉说：“回答这个问题时，请大人、小孩和老师都仔细听一听。你们有没有欣赏过在阳光中起舞的叶片，一片孤零零的叶子？你们有没有观察过水上的月光，前天晚上的红月亮？你们以前有没有看过翱翔的鸟儿？你们对父母有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我不是在谈恐惧、焦虑或服从，我指的是那种强烈的感觉——当你看到一名可怜的乞丐，垂死的小鸟或是在岸边被火化的尸体时，你心中生起的那份巨大的同情心。那个坐轿车的有钱人，那个可怜的乞丐，还有那只骨瘦如柴的马儿，你看到他们时，心中有没有同情与了解？我们能不能感觉到这个美好的地球是我们大家的？
“当然，这些事的背后还有更深奥的东西。要想了解心智以外的那个深奥的东西，你的脑子必须安静，而且要自由自在。你如果不能了解周遭的世界，你的脑子就无法安静。因此你必须从近处起步，从小事开始，而不要想去发现像上帝这样大的题目。”
在某次的演讲中，他为孩子们解说静坐的必要：“人愈上年纪，就愈觉得紧张、不安。他们很难安详地坐定下来。”
他告诉孩子如何才能避免模仿。人心制造了传统，依循传统就是一种模仿。
“人心能不能彻底自由？”他问道，“不是从经验中获得自由，而是自由地经验。只有不再背负传统的心，才能自由自在。”
他在最后一次的演讲中和孩子谈到宗教。“人心一旦了解自己的运作，宗教情怀就产生了。要想做到这点，脑子必须安静——这种安静不是死气沉沉的，而是非常活泼、非常机警的。要想认识真理，也就是上帝，你必须先了解什么是苦，什么是生存的挣扎。要想超越心智，自我感必须停止，如此才能发现那个人人都追寻崇拜的东西。”
在瓦拉纳西时，我们问克里希那吉，他要如何才能创办一个反映他的教诲的学校。他回答道：“首先这个学校必须具有浩瀚无边的气氛，就像进入宏伟的寺庙一样。学校必须具有美感、空间、安宁与庄严的气息。学生与老师必须有同体的感受；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圣境界，如同盛开的花朵一般。学校里必须有真诚无惧的精神。孩子们必须接触大地，心中必须有超尘出世的品质。”
“你要如何才能把这些精神具体化？”
“我会深入研究克的教诲，也就是全神贯注的品质。”克里希那吉接着说，“我会研究如何才能让孩子们不通过背诵或记忆来学习。我会告诉他们要全神贯注，而不是专注在一个焦点之上。我会注意孩子们的睡眠、饮食、游戏与室内的家具；我会提醒他们全神贯注地观察树木、鸟儿以及周围的环境。我要让他们在醒觉的气氛中长大。”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三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