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希那吉在3月离开印度，他和他的出生地以及和友人的对白已经告一段落。克里希那吉曾经和我们一同欢笑，一同散步，他为这片土地的美而感动；他慈悲地注视过这片土地上的富人和穷人；他聆听过成千上万的人向他倾诉；他治疗他们内心的创伤；他握着某个友人的手，带着他一起穿过心中的迷阵；他提出问题，详加讨论，卸下对方心中痛苦的重担。然而这样的克里希那吉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严肃、充满着质疑的克里希那吉。所有的私人关系都有了转变。他仍然慈悲，但是他开始要求我们回答那些基本的问题。所有的欢笑和游戏都结束了。
他从孟买飞往罗马。万达?斯卡拉维利女士前往机场迎接他。克里希那吉一到罗马就生了很严重的病，起先是发高烧，后来又得了腮腺炎和肾脏的疾病。
克里希那吉和拉嘉戈帕尔之间的不满与疏离愈来愈严重。一群新的友人开始对克里希那吉的教诲深感兴趣，他们在欧洲聚集。1961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由拉嘉戈帕尔负责召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于瑞士的萨嫩举行了第一次聚会。克里希那吉感觉西方世界已经形成一个新的运动，他对这个情况的发展是全神投入的。
1962年的秋天，他决定不返回印度。他分别在罗马及格施塔德与薇姆拉?塔卡尔对谈，谈话中他提到对印度的忧虑。中印交恶这件事，令克里希那吉非常心痛。他在书信中明白地表露了他的担忧。萨嫩的演讲结束后，克里希那吉又病倒了。他写信告诉我，旅行、演讲、与人晤谈令他疲惫不堪。他的身体、肌肉和薄膜组织都需要加强。于是他决定1962年的冬天不回印度，继续留在意大利，直到年底。他需要休息、重新恢复活力和贮存精力。以印度传统的语言来形容，他进行的是引发能量的闭关。
1963年10月21日，克里希那吉返回德里。他在欧洲总共住了十八个月。离开机场以后，他在车子里告诉大家，他许久都没有接触人了，住在国外期间也很少想到印度。你可以感觉印度带给他的那份流畅的情感已经消失，他显得遥不可及。
马哈瓦恰利也在德里，每天傍晚我们都和克里希那吉到佛陀纪念园散步。我问克里希那吉，为什么某些人追随他的教诲只能到某种程度，然后就没有进展了。他说确实如此。走在前面的他，脸上显得十分沉重。他回到我们身边继续讨论刚才的话题。他感觉人类缺少没有冲突的能量——那股全神贯注和否定的能量，他说：“人必须彻底否定自我。”
后来几次的散步中，他开始询问有关克里希那穆提的事实。为什么那个头脑空空的傻男孩，没有被通神学会和它的仪式局限，也没有被西方生活影响？我问他知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悟的，他说：“不知道。然而那件事到底怎么发生的？难道真如通神学会所说，克里希那穆提是弥勒尊者的化身工具？这件事和轮回有关吗？克里希那穆提的心智为什么如此坦直、天真？他为什么对每件事都存疑？”
60年代初期，巴克敏斯特?富勒和克里希那吉在印度见了面。朋友们都称他为巴基，他是改革建筑结构的著名设计家。他设计的都是未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同时也是哲学家、具有远见和创意的科学家。他对于人类的需求有全面的了解。我和巴基是很熟的朋友，他听说克里希那吉在德里，于是打电话给我，要求和“那位奇妙、俊美而又智慧的人”见一面，于是我安排了一次晚宴，他们双方都在场。巴基手里拿着一个悠悠球走进屋来，克里希那吉则显得害羞与退缩。那段时期当他见到难缠的知识分子时都有这种反应。巴基首先开口讲话。晚餐时他讲话，晚餐后他还在讲话。克里希那吉只是安静地听着，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巴基仍然讲个不停。后来克里希那吉返回基蒂?西瓦?罗的家中，巴基才转向我，感谢我安排了这次聚会，他说：“克里希那吉真是一个奇特而又富有智慧的人。”
克里希那吉从德里前往拉吉嘉特和瓦拉纳西。阿秋在拉吉嘉特已经工作了多年，当时还在协助维诺巴?巴韦的捐地运动。他非常赞同维诺巴吉的工作方向和民族精神。对他而言，为贫困和饱受压榨的人出力就是宗教生活。克里希那吉对这件事的反应深深动摇了阿秋。
克里希那吉说：“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你怎么还是个笨蛋？你为什么还在那里干傻事？喂！我的孩子啊！如果你没遇到我，你现在可能还在那里搞‘人类大提升运动’，蹲在那里洗乡下孩子的屁股呢。做这些事没什么错，但是你来拉吉嘉特的目的不是这个。你自以为是地想改变社会，但是深刻的改变必须从自己开始。”
阿秋说他不了解克里希那吉的话中之意。安妮?贝赞特曾经告诉阿秋：“如果你不了解克里希那吉，你就把他的话置于高阁，但是永远不要拒绝他。”阿秋从这位先知的身上学到永远不要说“是”，除非你能确知真相是什么。于是他请了六个月的假，离开拉吉嘉特，前往喜马拉雅山的罗哈嘉特和比托乐格尔。他问自己：“我是不是太依赖克里希那吉和拉吉嘉特了？”他同时也探索自己为平民服务的动机。他开始在每一天的清晨写下自己的想法。不久他就察觉到自己的心智和思想的活动。觉察替他带来了自由。
1964年阿秋回到拉吉嘉特。当年的冬天他和克里希那吉再度见面，讨论他心中无法解决的冲突。克里希那吉说：“你在拉吉嘉特的这些年一点进展也没有，所以你应该离开。拉吉嘉特并没有帮助你开花结果。”1965年阿秋无怨无悔地离开了拉吉嘉特。他进行了一次闭关，观察心中的无明。他住在班加罗尔的一栋与外界隔绝的房子里。他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企图斩断所有的根。
阿秋的哥哥罗?萨希布对这件事非常懊恼。他觉得阿秋被人抛弃了。十三年来阿秋的生活都奉献给拉吉嘉特和克里希那吉的教诲，罗?萨希布觉得阿秋现在是空手而归，于是逐渐远离克里希那吉。罗曾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克里希那吉，他需要接近克里希那吉，他对克里希那吉总是怀着热情和情绪化的反应。他顽固地否定了自己。他发现自己内心有一些东西已经觉醒，却拒绝承认那是教诲的功劳。他深深陷在矛盾中，只好以照顾玫瑰园的借口来封闭自己，拒绝承认自己的困惑。但是你很快就能感受他内心深处的创痛。这种压力影响了他的健康，不久他就得了高血压和心脏病。
1963年以前，克里希那吉已经表达了他对印度的不满。他开始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持续地探索了许多年。克里希那吉觉得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他无情地询问自己和周遭的人。他说他在印度已经讲了三十年的话，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没有一个人真的活在教诲中。”他对于年长的人似乎很不耐烦，他觉得周围应该有更年轻的人出现。克里希那吉批评马哈瓦恰利的顽固和拒绝改变工作方式。那时聚集在克里希那吉身边的人已经为数不多。马哈瓦恰利管理基金会的方式就像一名士官长。马哈瓦恰利和罗?萨希布之间的冲突也愈来愈深。
1964年的12月我到达马德拉斯，住在瓦桑?威哈尔。克里希那吉时常和我们共进晚餐。马哈瓦恰利、阿秋、南迪妮、巴拉宋达兰都在场。罗?萨希布没有从浦那赶来此地。晚餐后我们开始进行讨论，我问道：“心智要想突破，必须采取哪种行动？必要的探索已经做到了，自知之明的觉察力有了，眼睛睁开了，耳朵在聆听，心智也觉醒了，然而整体的觉察和慈悲还是欠缺。要想突破，必须有完整的行动才行。”克里希那吉说：“确实如此。”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应该深入讨论。
第二天晚上我们再度试着去发现那个行动是什么。克里希那吉说：“觉知和情感的活动能不能合一。”
“拥有丰富精髓的觉知是怎么产生的？”我问道。
克里希那吉说：“那必须是一种非常单纯的活动。”然后他就静默不语了。讨论的本身为这个房间制造了一种气氛。这股能量像火焰一般，燃透了意识的长廊。屋子里充满着深刻而无量的空寂。这股能量大到连身体都无法承受。我们当时围着克里希那吉盘坐，我的身体实在无法承受这股能量，只好靠墙而坐。克里希那吉挺直地端坐着，头部没有任何动作，时间好像停止了。
1963年，聚集在拉吉嘉特的友人中，有一位高大健壮、长相很好看的年轻人。他名叫艾伦?诺德，是从南非来的音乐家。他在1963年的夏天参加了克里希那吉在萨嫩举行的演讲，并且和克里希那吉见了好几次面。不久他就切断了和南非的联系。
从1964年的冬天到1965年，诺德伴随着克里希那吉来到印度。不久克里希那吉就告诉我们，他想让诺德充当他的秘书，陪他一同旅行，处理他的信件往来，鼓励青年人前来聆听他的演讲，等等。
1965年的秋天以前，克里希那吉还在欧洲，诺德开始充当他的秘书；1965年10月克里希那吉回到印度，陪同他的有玛丽?津巴乐斯特、诺德和乔治?韦涛卡斯。乔治?韦涛卡斯是来自希腊的同类疗法专家，多年以后他变得非常著名。克里希那吉这回要在德里举行数场演讲，然后再到瓦拉纳西。
克里希那吉曾经寄信给马哈瓦恰利，他很天真地建议马哈瓦恰利，好好安排玛丽?津巴乐斯特、诺德、乔治?韦涛卡斯住在拉吉嘉特的校园里。马哈瓦恰利对于舒适和审美的观点都属于太古时代，因此这些访客所受的招待简直是一场灾难。
在印度，厕所永远被视为污秽的地方，传统的印度教徒每次上完厕所都得洗澡。阿秋?帕瓦尔当告诉我们，他还记得过去住在瓦拉纳西时，婆罗门外出都会多带一条多蒂腰布，因为在友人家如厕之后必须清洗身体。多年以来我一直建议马哈瓦恰利，起码的卫生设备是必要的，但是都没什么效果。对他而言，抽水马桶或洗面盆都是不必要的奢侈品。多少世纪以来，小木桶和金属做的小水罐，已经足以解决印度人的需求，因此他觉得没有什么改变的理由。60年代的拉吉嘉特校园，只有克里希那吉的屋子里装置了起码的设备。玛丽?津巴乐斯特是典型上流社会的产物，她生长在一个最考究的环境里，已经习惯于父亲和丈夫提供给她的豪华生活。如今她却被安置在一个没有抽水马桶、没有浴盆的屋子里。这间屋子的墙壁刚刚粉刷过，窗户到处都是白色的涂料。克里希那吉亲自前来探视他的客人所住的房间。他被吓坏了，发了一顿很大的脾气之后，立刻安排玛丽?津巴乐斯特搬到他住的房子。但是马哈瓦恰利仍然不为所动。
克里希那吉和马哈瓦恰利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别扭。
从60年代开始，克里希那吉对于学校、工作人员和校务的态度有了重大的转变。他要求大家不断地改革。他发现印度正在急遽衰退，学校必须从昏睡中醒来。他觉得学校不能再停滞不进，眼前看不到任何的创造力，他不断提醒基金会的成员和学校的老师：“快点动起来！如果你们还在原地踏步，你们就会衰退僵化。”他认为一个人的内心和外在的工作，都必须一直不断地进展，他在写给我们的一封信中如此说道：“既然已经进展到某种程度，就该继续前进，不该原地不动。不进则退，你们不能静止不动。”克里希那吉的组织必须有爆发性的改变，在印度，一人觉醒，连高山都会移动。
1965年的夏天，我前往格施塔德探望克里希那吉。有人送了克里希那吉一辆奔驰汽车，他带着我兜风；即使缺少练习，他在急转弯的道路上仍然开得很稳。他开车的技术真是一件令人赞叹的事。
1966年的夏天，在从美国返回印度的途中，我顺道前往格施塔德探望克里希那吉。克里希那吉告诉我，美国有许多年轻人被他的演讲吸引。诺德曾安排克里希那吉前往几所重要的大学演说。年轻人正在反抗美国现存的文化，他们渴望的是“立即涅”。接触克里希那吉令他们觉得有充电的感受，于是他们纷纷前来听讲。但是他们并不愿意过简朴而严肃的生活，他们也不想放弃各种的迷幻经验，于是他们又转向那些比较柔顺、承诺他们至乐的上师。一大群年轻人率先前来萨嫩听讲，但是其中很少有人愿意认真地探究自己，或加入克里希那吉的工作。不久萨嫩就变成东西欧严肃人士的聚集地。这些人非常关心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他们想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诺德继续陪同克里希那吉访问印度，1966年的整个冬天他们都在一起。每一次的来访，克里希那吉和马哈瓦恰利之间的关系都在恶化，克里希那吉和印度基金会的鸿沟也愈来愈深。早在欧洲时就有人告诉克里希那吉，印度基金会的成员帮着拉嘉戈帕尔反对克里希那吉，基金会显得相当自大、狭窄与自满。
回到印度他继续严肃地询问大家，他已经讲了三十年的话，为什么还没有任何进展。他拒绝拿印度和其他国家相比。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我死了怎么办？有谁能维持这些地方？”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巨大的压力在我们之中越筑越高。
当时的情况非常奇怪，这位伟大的老师总是站在讲台上热情地描述没有冲突的心智。他自己已经解脱压力，他亲近的伙伴却被他所提出的问题压得透不过气来。多年之后我们才了解克里希那吉的问题的本质，以及深刻的聆听和存疑所造成的能量。
1967年的1月，艾伦?诺德和马哈瓦恰利在瑞希山谷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克里希那吉对此事非常不安，他和我长谈，表达他的深度关切。马德拉斯的瓦桑?威哈尔好像一个死寂的地方，很少有人前来阅读或讨论。克里希那吉说：“没有创意的人才设立僵死的制度。”
那一年的冬天，诺德没有陪同克里希那吉回印度。早在1963年，克里希那吉就告诉过马哈瓦恰利，基金会的运作必须做重大的改变了。1967年的冬天，他一回到马德拉斯，便要求马哈瓦恰利与嘉洛韦分担基金会的工作。后者是一名苏格兰人，他刚刚辞去宾尼公司的总裁职位。克里希那吉又建议马哈瓦恰利接受贾亚拉克斯密的协助，共同维护瓦桑?威哈尔的房子和花园。马哈瓦恰利没有表示明确的意见。贾亚拉克斯密是南印度的依安格尔婆罗门，非常具有处理事务的才智，特别是在房地产方面，对于南印度的古典音乐也有深入的认识。60年代初期她就开始造访瓦桑?威哈尔。她深深浸淫在依安格尔婆罗门传统中，额前总是点一颗吉祥痣。她穿深绿或枣红的纱丽，按照依安格尔传统的穿法斜披在肩上。她说话轻柔，行动却很强悍。每天傍晚她都送克里希那吉到阿迪亚尔的海滩散步。
1967年对我们而言是阴郁的一年。克里希那吉显得焦躁和吹毛求疵，他的话语变化多端；你可以感觉他正进入重大的转变。1967年的2月9日，克在孟买的新教育基金会中致词，他以热切的语气叙述他对印度基金会的忧虑，我们在场的人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克里希那吉说：“我准备要说一些话，这些话没有一点批评或谴责的意味。我的心中真的没有任何评断，我希望你们从一开始就明白这点。
“我已经讲了四十五年的话。瑞希山谷和拉吉嘉特最初创立只有一个动机。这两个地方都是实践教诲的神圣场所。我希望你们不要误解这句话的意思。我想现在是算总账的时候了，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地方是否真的在实践这些教诲，能不能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可能会让人误解。我当时说的是：‘我们的学校必须成为印度的绿洲，我们必须守护它们，让它们和周遭的混乱隔离。’我真的有很强烈的感觉，而且觉得十分振奋。但是我不得不说，过了这么多年，这两个地方还是没有开花结果。
“我也许永远不再回来，也许很快就死了。我告诉马马（马哈瓦恰利），即使我回来，也只是停留一小段时间，不会像现在一待就是五个月。我的体力已经不够了，因为我的睡眠状况不太好，而且时常感到疲倦。
“你们必须考虑，我死了你们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也许不再回来，也许回来一段短暂的时间。这件事将由我全权决定，其他人是无法做主的。
“这两个地方能不能守护得好，你们了解吗？我指的不是由巴拉宋达兰或别的人来守护，使它们不至于腐化。我指的是你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守护它们，使它们成为真正的绿洲。
“今天早上我告诉基蒂吉，中饭时又告诉普普尔，我们必须很快地采取一些行动。至于该采取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大概还有十年左右。我不想浪费我的能量，我必须专注在现有的每一件事上。我现在是很清醒地、毫不感情用事地在说这些话。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守护这两个地方？请务必了解‘守护’这两个字指的是：在这个疯狂的世界，我们要把这两个地方当绿洲一样保护。还有如果我不再回来，我死了，你们该怎么办？
“四十年来我们制造了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大半生奉献给这件事，它到底有了什么进展？如果只说：我们已经尽力了！这是不够的。我并不是在论断你们的对与错，我只是在质问我们该怎么做。
“同样的事也在奥哈伊发生了。你们大概知道克里希那穆提出版公司和我之间的困扰。我们一开始想共同建立一个深刻、永恒而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奥哈伊那边也一样没有结果。
“我们该怎么办才能使这两个地方变成教诲的绿洲？我们要如何使它们变得有价值？我和马马已经为这件事讨论了许多次、许多年，现在我对自己说：我们该怎么办？”
马哈瓦恰利打断了克里希那吉的话，企图加以解释，找出一些借口，但是克里希那吉并不想听下去。
“你说的话我都了解，我们在拉吉嘉特和瑞希山谷已经为这件事讨论过无数次。我们讨论这件事已经有七年了。我想问的是，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让我们把过去忘掉，忘掉我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之类的话。现在只有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马马！我明天可能就死了。我虽然并不打算死，但是如果我死了，你们要怎么办？你们能否像往常一样继续下去？仔细想想这个问题，马马。”
马哈瓦恰利回答：“我想如果出现了这么大的危机……”
“马马！危机已经在眼前了。”克说。
1968年的年初，克里希那吉返回欧洲，我们听说他的周围又形成了一个团体。克里希那吉拍了一份电报给马哈瓦恰利，要他把瓦桑?威哈尔交给嘉洛韦管理。马哈瓦恰利告诉克里希那吉，虽然拉嘉戈帕尔已经把委任权交给了他，在法律上他还是没有权利把瓦桑?威哈尔交给嘉洛韦。他说克里希那吉也许拥有道德上的权利，但是法律上的权利仍然归于拉嘉戈帕尔。克里希那吉为此事感到非常苦恼。
巴拉宋达兰在巴黎，很快他就前往萨嫩和克里希那吉会面。基蒂?西瓦?罗写信给克里希那吉，她说如果克里希那吉愿意，她要让印度基金会的人一起辞职，克里希那吉没有回答。
克里希那吉和巴拉宋达兰会面以前，克已经宣布他将断绝与奥哈伊克里希那穆提出版公司的关系，并且在欧洲成立一个新的基金会，继续完成他的志业。
此时英国布洛克伍德公园的土地已经买下，不久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就在英国登记成立。巴拉宋达兰发现克对印度基金会十分不满，当时诺德在场负责记录。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决定由巴拉宋达兰担任总干事，印度基金会的董事长则由我担任。
不久巴拉宋达兰返回印度。1968年的8月下旬，他和我前往瓦桑?威哈尔，要求马哈瓦恰利把瓦桑?威哈尔交给新教育基金会或者贾亚拉克斯密。马哈瓦恰利拒绝了，不久他离开瓦桑?威哈尔，把委任权交给拉嘉戈帕尔，并且把瓦桑?威哈尔交给拉嘉戈帕尔的律师处理。
1968年的10月，我们接到克里希那吉的一封令人不知所措的信，这封信深深动摇了基金会的根。
各位基金会的成员：
今年夏天，巴拉宋达兰博士前来格施塔德，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新教育基金会所需的改变。有了改变它才能属于克里希那穆提英国基金会，参与我们在全世界的工作。
默尔海德先生和夫人也来到格施塔德，我们与他们二人就相同的论点加以讨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该怎么做了。但是印度基金会似乎对这些论点还有误解，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它们写下来。
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在今年8月28日成立于伦敦，它负责主导与统合全球的教诲事宜。我们花了很多个月的时间，订立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的法规，确保这些法规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没有任何人或任何团体能在现在或未来控制英国基金会。它只对我负责，完成我的愿望。
我要声明一点，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是一个办事处，它只处理物质事务。它绝不是我时常在演讲里反对的那种组织。它不是一个让人产生心理依赖的组织，其中没有信仰和追随，也没有阶级的高下。它只是一个对我负责的委员会，它将依照我的方式传布教诲，进行出版，等等。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委员会，其中的成员都觉得他们代表的是所有的国家，而不仅代表自己的国家。
如果印度基金会和新教育基金会想和英国基金会结合，你们就必须达到某些条件。现在并不是指出过去所犯的错误的恰当时机，但是正如我时常所说，新教育基金会的运作并不如我所愿，它也没有按照我的话行事，因此我和巴拉宋达兰博士列了一个条件的清单。我已经看过这份清单，它是我和他共同完成的。这份清单非常正确而可信，他会交给你们看的。
新教育基金会的成员必须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注于学校的工作，这里没有任何人身攻击，也没有对任何人的苛责。
我们确信，凡认为这些教诲有意义的人，都会履行上述的建议。如果有人想辞职，它应该是出自合作的智慧的行动。
诚挚的克里希那穆提
我们在瑞希山谷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罗?萨希布?帕瓦尔当、阿秋?帕瓦尔当、苏南达?帕瓦尔当皆已辞职；他们的信件都摆在会议桌上。马哈瓦恰利当场提出辞呈，巴拉宋达兰被选出担任总干事及瑞希山谷学校的校长。基蒂?西瓦?罗无法承担这一压力，于是也辞职了，而我则被选出担任董事长。虽然基蒂?西瓦?罗和所有剩下的成员都在给克里希那吉的回信上签了名，大家还是要求我拟订一份草稿。这是一封很难写的信，他到底是我们敬爱的老师，他曾经激起我们强烈的奉献精神，但是他的信所带来的挑战，令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必须运用智慧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敬爱，同时又能妥当地拒绝他信中那些不可能达到的要求。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克里希那吉：
你透过巴拉宋达兰博士和默尔海德带给我们的信，我们都看了。新教育基金会郑重地考虑了信中的观点。我们深信新教育基金会应该反映你的教诲，并且让你的教诲在这些年轻人的心中扎根与开花结果。为了能维持这种精神，我们决定新教育基金会应该在结构上和运作上重组。
多年以来，新教育基金会已经和你的教诲紧密结合。其成员总是以喜悦、虔诚和全神贯注的精神聆听你的话语。如果他们无法把你的教诲在教育的领域里实践，那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尚未成熟，而不是因为他们对你和你的教诲欠缺兴趣和虔敬之心。瑞希山谷和拉吉嘉特这两个地方就是为了你的教诲而设立的，新教育基金会从未脱离过这个目的。
你最近的信中所表达的一些观点，深深伤了基金会成员的心。信中似乎暗示目前的新教育基金会不够资格和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结合，重组的新教育基金会必须达到某种程度，才能和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以及你的教诲结合。然而谁又能负责这项检验的工作？
我们与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结合是要传播你的教诲，这个结合是奠基在彻底的合作之上的。新教育基金会是一个完全独立而自由的个体。我们要再次向你表达我们深刻而坚定的决心，我们愿意尽可能让这两个机构达到原先设立它们的目的。
以诚挚的心向你致意
我们向克里希那吉保证，我们与他的因缘是深厚的，但是我们拒绝由任何组织决定我们与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诲是否有权利结合在一起。
我们与上师之间的缘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新的关系必须形成了。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回信，不久我们得知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已经在英国登记，另外又在马德拉斯设立了一个克里希那穆提中心，由贾亚拉克斯密担任驻印度代表，负责全印度的教诲事务。
对我而言，那是一段向内心深入探索的时期。当年的6月我前往美国，我写信并且打电报给身在布洛克伍德的克里希那吉，要求与他会面。我没有接到回音。我经过伦敦前往美国，到达纽约时听朋友说，我在伦敦时，克里希那吉也在那儿停留了一天。我深感受伤，我必须面对上师已经消失的事实。这个事件引发的痛苦，披露了我对他的依赖。上师真的不见了，处在黑暗中，只有教诲的种子支撑着我渡过难关。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仍然能无情地观察自己。我觉得自己的脑子更有弹性和活力，对于这个无解的问题仍然能安心面对。
1968年的12月，我以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写了一封信给克里希那吉，邀请他到印度演讲。1969年的12月，他从加州写信给我，感谢我这次邀请他到印度。他要求基蒂?西瓦?罗和我负责安排演讲和出版会刊的事宜。他说从1969年的12月到1970年的2月他都会待在印度。
克里希那吉的信中只字未提1968年那封信的内容。自从1966年9月7日之后，我接到的第一封信是从奥哈伊发出的。1969年的6月2日，克里希那吉写信要求印度基金会为他准备两张回程机票；诺德和克从欧洲到印度的机票，奥哈伊基金会无法提供，因为基金不够。
1969年的8月下旬，我们听说克里希那吉已经断绝和诺德的所有关系。这件事令我们非常吃惊，我们无法相信，几个月以前诺德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现在却从画面上消失了。
我最后见到罗?萨希布是在1969年的晚春。他当时住在浦那，人已经得了重病，但是还到门口迎接我。他仍然以他独特的方式歪戴着上浆的白帽。看到我，他面带微笑地摘下一朵蓓莉贾塔卡送给我。快到8月底的时候，罗?萨希布?帕瓦尔当突然得了脑溢血。阿秋警告我，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对于他迫在眉睫的死亡，我已有所准备，但是我发现自己无法面对插满管子、处在昏迷状态的他。我知道他有多么骄傲，他如果知道自己是这副模样，一定会崩溃的。拖延了两天，他在8月29日去世。他火化的第二天我才赶到浦那。他的死令我感到孤单无助，温暖诚挚的他一直是我的好友；一份珍贵的关系就此结束。我深深地为他哀悼，我生命的一页也随之而逝。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