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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人们对他的叫法真不知有多少！有人叫他“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有人叫他“吸血鬼”，有人叫他“躁狂疯人”，有人叫他“暴虐狂”。那么，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捷尔任斯基出生于1877年8月30日，在维连省奥什米扬县（如今的明斯克州斯托尔布措夫区）的捷尔任诺沃庄园中一个小地主贵族的家庭里。他曾在一所中学里念书，但没有毕业。18岁时参加了社会民主派小组，而后加入了“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自那时起一直到1917年捷尔任斯基只从事一件事——党的工作，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就像当时所称呼的那样。
1897年他第一次被捕，流放到维亚特省，为期3年。但一年以后他就逃跑了，回到了维尔诺，从那儿又去了华沙，鼓动工人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
1900年他再次被捕，在华沙城堡和谢德列茨基监狱服刑。1902年他被流放西伯利亚，为期5年。在路上他就跑了，跑到了国外，在那个时候这并不困难。然而很快他又回来了。1905年7月又被捕入狱，但此时发生了第一次俄国革命。秋天，他遇上了10月大赦。1906年底他又被捕了，其后被保释。
1908年他又一次被捕、受审、流放西伯利亚，这一次是去叶尼塞省。然而捷尔任斯基很快又逃跑了，其后就在波兰工作。
1912年他又被逮捕，这回对他动了真格的：判处3年苦役，在奥廖尔服役。服刑期满后被带回莫斯科。1916年又因过去的事受审，再次被判6年苦役。但是这次他没有服满刑期：二月革命把他和所有的政治犯都解放了。
1917年10月10日，捷尔任斯基在彼得格勒参加了有历史意义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那一天，正是捷尔任斯基提出了如下建议：“为了实行政治领导，于近期在中央委员们中选举成立一个政治局。”捷尔任斯基的建议受到了欢迎：政治局一直存在到1991年的8月。
在革命爆发的一个星期以前，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容沉默！》的文章。他要求布尔什维克们声明不准备发动起义。他写道，如果发生这样的事，“群众中所有的黑暗本能就会喷发而出，因为他们早已被生活的崩溃以及政治的虚伪和肮脏所激怒了。人们将要彼此残杀，而不会克服自身的兽性。”布尔什维克们愤怒地拒绝了高尔基的这一警告。
捷尔任斯基被选入了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和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军事革命党中央。10月24日，他受命领导占领邮局和电报局的行动。临时政府未做抵抗，政权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捷尔任斯基负责斯莫尔尼宫的保卫工作。
作为斯莫尔尼宫的卫队长，捷尔任斯基给美国新闻记者约翰·里德（即有关十月革命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日》的作者）签发了出入证。
12月20日，捷尔任斯基接受了自己的主要任务——创建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
“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
在监狱中服刑11年之久的捷尔任斯基，比谁都更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
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一方面，他厌恶并极不情愿降低到沙皇暗探局的水平，他憎恨奸细。另一方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们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1918年2月18日，在“契卡”的负责人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密探只用于投机倒把一类案件的侦破，对政治敌人不采用这种手段，对他们的斗争只用‘干净’的办法，通过苏维埃人员的思想促进来进行。”
整整一个月之后，在又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通过了禁止“契卡”使用密探打入敌人内部探听情况的办法。然而，良好的愿望在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便逐渐消失了。
捷尔任斯基被认为是个外行，但正是他开始实行在国室内“整治”犯人的办法：
把密探装扮成犯人送人牢房从而探询出犯人在审讯时不肯招供的情况。这种被称为“放鸭入笼” 的办法直至今天还在被利用。
对政治案件的侦查从一开始就利用派秘密奸细潜入敌人内部“卧底”的方法来进行。没有进行过真正的侦查：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本事。因此，侦查员只要能弄到犯人的口供就好。告密者、内线的“线人”、密探——这些就被认为是侦查的主要工具。
捷尔任斯基并不认为“契卡”是秘密侦查机构、反间谍机关或政治警察机构，在他看来，“契卡”是有权独立消灭敌人的特殊部门。他写道：“‘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他们不用去做什么侦查或暗探的工作：专门人才用不着去干这种事。不应把警察的工作交给‘契卡’这样的战斗机构去做。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
1918年6月12日，各地肃反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党团通过了以下决议：
1．可以利用秘密侦查人员；
2．排除保皇派——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们的著名积极领导人；
3．注意并监视将军和军官们的行动，观察红军、指挥人员。俱乐部、各种小组以及学校等的动向；
4．枪决那些有名的、确已被揭发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抢劫犯和贪污犯；
5．在地方上禁止各种资产阶级的、妥协派的和庸俗低级的报刊出版发行；6．建议中央解除乌里茨基同志在彼得格勒‘契卡’中的职务，用一名更加坚定不移和雷厉风行的同志来代替他，以便坚决、不屈不挠地推行对那些要扼杀苏维埃政权与革命的敌对分子进行无情打击与斗争的策略……”
“契卡” 的党代表们要求从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中撤职的莫伊谢伊·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是一位在布尔什维克党里受人尊敬的人，曾在牢狱和流放地度过多年，侨居国外时曾与托洛茨基过往甚密。
1917年10月25日，乌里茨基被任命为外交部的政治委员。革命次日清晨他就来到了外交部，同外交人员进行了交谈。但是外交事务他只干了几天，他又有了新的任务——领导选举立宪会议事务全俄委员会的工作。1918年2月，他受命加人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3月，他开始领导彼得格勒的“契卡”。
乌里茨基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一，他们为在“契卡”工作而苦恼，不愿作孽去搞镇压，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的后来几代“契卡”
领导人大不相同。
在担任彼得格勒“契卡”的领导工作以后，他立刻争取到了废除死刑的决定，甚至对那些犯了重大罪行的人也是如此。这使他的同事们感到愤怒。
在反对上述决定的肃反工作人员通过了充满激愤之情的决议之后约一个多月，社会革命党人、大学生列昂尼德·卡涅吉赛尔枪杀了乌里茨基。第二天，1918年8月30日，在莫斯科又发生了暗杀列宁的事件，那是他在米海尔松工厂发表演说之后出的事。
嫌疑犯当场被捕，是28岁的法尼亚·叶菲莫夫娜·罗伊德曼，一个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青年妇女。她16岁就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改姓卡普兰。1906年在基辅的一次爆炸事件中受伤，被判处无期苦役。
调查进行得空前迅速，谁也没有对她就是犯罪者产生怀疑。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利科夫亲自枪毙了她，尸体被焚烧了。最近几年，人们对那次企图暗杀列宁的是否就是卡普兰产生了很大的疑问。据专家们的意见，那个半瞎的女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枪瞄准列宁；而她又是遵照什么人的命令这么干的，也一直没弄清楚。
尽管也做了一些重新调查的尝试，但是这次未遂暗杀事件的真实情况仍然只是一个未解之谜，就像约翰·肯尼迪被暗杀始终是迷雾一团一样。或许，卡普兰真的曾向列宁开枪射击？然而，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已经无法搞清楚了……
在乌里茨基被暗杀和列宁遭枪击之后，宣布开始实施“红色恐怖” 了。就在此时，1918年8月4日，协约国的军队又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登陆。这也促使了布尔什维克采取强硬措施。
结果是，在彼得格勒有500人被枪决，另有500人被抓做人质。1918年9月《红色报》发表了人质的名单，标题是：《对白色恐怖的回答》。
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一项决议说：“不要再说空话了！我们的领袖们由工人和红军战士来保卫。要是我们的领袖们哪怕掉一根头发，我们就会把那些在我们手中的白卫军们都消灭，我们就会把那些反革命首领一个不留地都杀掉！”
《红色报》写道：“旧军官、自卫军反叛的骨干们为数并不太多。如果革命需要，如果旧军官们不放弃他们的疯狂企图——找回自己的特权和沙皇，那么他们就会全部被消灭，只有他们中间的那些诚实的人，那些已经与他们断绝了关系的人除外。”
内务部长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给所有的地方政权机关散发了一份指示电文，其中说：“对资产阶级实行大规模恐怖手段至今仍是一句空话。要克服纪律涣散和玩忽职守的现象。这一切都应结束了！我们命令所有的地方苏维埃立即逮捕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大资本家和旧军官的代表，把他们当做人质抓起来。”
大规模逮捕开始了。一切受怀疑的人都被抓了起来。然而在那个时候，如果能找到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有幸遇上不很凶的侦查员，还有可能争取到被捕者的释放。
沙皇时代著名的外交家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洛普欣在那些日子里也被捕了，他被带到了豌豆街。“契卡” 的一个侦查员对这位前外交家说：
“请坐吧。您怎么回事，老爷子，跟投机倒把的搞在一起了？别干这些，干点儿别的事吧！”
洛普欣回答说，他跟那帮子人搞在了一块儿完全是偶然的。于是，侦查员就说了：
“好吧，我放了您。不过我很累，也很饿了。咱们这么办好不好：我去吃晚饭，您坐到我的椅子上来，自己写一份审讯记录。您自己审问您自己——就照着这个样板写。”
洛普欣不仅为自己，还为自己的同伴们写了根本不曾进行过的审问记录。侦查员回来之后，把那几份记录看了一遍，就把所有的人都放了。
竟然也有过这种事……
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一次危机是由于对德战争而引起的。那时捷尔任斯基同列宁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11月7日，外交人民委员列夫·托洛茨基，为了履行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诺言—
—结束战争，而向所有的交战国建议签订和约。在呈递给各同盟国大使的外交照会中说：
“我有幸通知您，大使先生，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于10月26日组织了俄罗斯共和国新政府，即人民委员苏维埃。这个政府的主席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被委任以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领导外交活动。
“请您注意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在各族人民自决的基础上宣布停战和缔结没有割地与赠款的民主和约的建议文本。我荣幸地请您阅读上述文件，这是作为有关立即在所有战线上停战并且马上开始和平谈判的正式建议而提出的。”
英国和法国的大使没有理睬托洛茨基的呼吁，因为他们不相信布尔什维克政府能站得住，协约国各国政府拒绝进行谈判。德国和奥匈帝国倒是同意了：他们在战争中失利，企图在东方签订单独和约，以便腾出手来在西方继续打仗。
11月22日，托洛茨基签署了在前线停止战斗行动的协议。
托洛茨基认为，接受德国人提出的强盗式要求是不可思议的，这对自己和对俄罗斯都是一种耻辱。他曾说，只有在必须屈服强力的时候或者在情况变得毫无出路时，才可以跟德国人签和约。然而，再把战争继续下去也是不行的：应该让士兵回家。这不仅是托洛茨基一个人的意见，列宁也持这种看法。
围绕着同德国人签订和约的问题所展开的一场斗争，不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进行的；而是在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一方，与要求无论如何要把仗打下去的相当大一部分党员为另一方，——是在这两方面的人们之间进行的。捷尔任斯基属于后一种人。
列宁的路线是：拖延谈判，尽可能慢点签约。
1918年1月24日，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大多数人通过了托洛茨基所提出来的说法，即：“我们停止战争，但并不签订和约，军队要复员。” 两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与其盟友——左翼社会革命党中央的联席会议通过了上述决定。
2月10日，在与德国人和奥匈人在布列斯特一利托夫斯克城举行的谈判中托洛茨基说：“在等待世界各国劳动阶级夺取到政权（就像俄罗斯的劳动人民这样）的那不远的一刻时，我们将自己的军队和人民撤出战争。
“从农民中来的我国士兵应该回到自己的耕地上去，应该让他们在今年的春天就能在和平的环境中耕种土地，那是革命从地主的手中拿过来而转交到农民手中的。
“从工人中来的士兵应该回到厂房中去，在那儿他们将生产的不是破坏性的武器，而是创造的工具，他们将和农民一起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府要想用军事掠夺的手段占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就让他们公开地这么干吧！而我们是不会给暴力行为涂脂抹粉的。我们退出战争，然而我们不得不拒签和约。”
但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失算了：德国军队转入了进攻。列宁担心德国人会占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于是要求在任何条件下都要签订和约。
捷尔任斯基与列宁产生了分歧，他同一部分中央委员一起写了反对与德国人媾和的声明，说这就是投降。然而在做了这个姿态以后，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就像捷尔任斯基自己所说的，同时在三条战线上斗争——反对德帝国主义者、反对俄国资产阶级和反对“以列宁为首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要比反对好和更危险。从原则上捷尔任斯基又不能举手赞成签订和约，于是在表决时他同托洛茨基一起弃权了。
于是，列宁关于请和的决议得以通过。
1918年3月3日，以苏维埃俄罗斯为一方，以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为另一方，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
8月27日，在柏林签署了要向德国支付巨额赔款的补充协议。俄罗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履行了这个协议。当年的秋天，由于德国发生了革命，被德国人抢去的领土又归还给了俄国，然而作为赔款付出的黄金就这样留在了德国人的手里。
被解除职务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惟一的政治盟友对同德国人签订和约一事最为气愤。起初，列宁很珍视同社会革命党人的结盟，因为后者有农民的支持。但是，这种合作关系逐渐地化为乌有了，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越来越大。
在社会革命党人退出政府之后，他们的人只留在了“契卡” 与军队中。
1918年7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5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要求枪毙那些在与德国分界线上挑起敌对行动的人，因为既然签了和约，就不要总是去向德国人挑衅。
要求同德国人交战的社会革命党人，认为托洛茨基的话是针对自己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鲍里斯·卡姆科夫身挎手枪，破口大骂德国大使威廉·米尔巴赫伯爵，并称布尔什维克是“德帝国主义的走狗。” 卡姆科夫反映农民的党——社会革命党人的情绪，他对着布尔什维克们说：“我们要把你们派的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揪着后脖领子从农村扔出去！”
7月6日，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们示威性地离开了正在开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大剧院，去到大三圣徒胡同的左翼社会革命党骑兵队总部集合。
就在当天的下午两点钟，“契卡” 的工作人员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到了德国大使馆，出示了有捷尔任斯基签名和“契卡”印章的委任状，要求会见大使米尔巴赫。当大使走出来见他们时，他们就当场杀死了他。
一小时之后，列宁打电话给捷尔任斯基，告诉了他大使被杀的消息：那时候“契卡”还没有成为后来那么神通广大的机构，很多消息它还只能从侧面获悉。
容易冲动的捷尔任斯基立刻赶到了大使馆，从那儿又冲到了他属下的一个“契卡”支队，那支队是由社会革命党人波波夫指挥的：因为他猜想杀害米尔巴赫的凶手完全可能是藏在那里的。然而波波夫不仅拒不交出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反而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逮捕了起来。
在镇压了这次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之后，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调查。为此捷尔任斯基暂时卸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职务，8月又恢复了自己的这个职务。在这两个月中，“契卡” 主席的职务由扬·赫里斯托弗洛维奇·彼得斯代理，后者在沙皇时代也坐过牢。后来，他成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在突厥斯坦的代表，1930年他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转而搞党的工作，1938年被枪决。在彼得斯签署的第47号指令中说：
“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是完全独立的：它可以进行搜查、逮捕、枪决，只要事后向人民委员会和全俄执行委员会打个报告就行了。”
7月10日，根据列宁的指示，捷尔任斯基本人也受到了审讯：他也被怀疑了，因为他手下的人参加了叛乱。此外，他怎么能这样疏忽，全然没有查觉在他眼皮子底下组织的暗杀德国大使的行动以及整个密谋的实施？捷尔任斯基在接受审问时说：
“大约在6月中旬我从德国大使馆得到了有关准备暗杀德国使馆人员和组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的信息。
“德国使馆人员向我提供了可能藏有罪犯的呼吁书以及密谋分子的地点。我把此事交给了彼得斯和拉齐斯去调查。为此组成的委员会进行了侦查，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6月底我又得到了有关密谋的新材料……我当时想可能有人在恫吓我们和德国使馆。”
布柳姆金向大使馆出示了委任状，那上面的捷尔任斯基签名是伪造的，但是印章却是真的。对此，捷尔任斯基做了如下解释：
“大印是保存在亚历山德罗维奇那儿的，此人是因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坚决要求而在去年12月被吸收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正是这个大印被盖在了伪造的、以我的名义签发的委任书上，然后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拿着这个委任书去完成了暗杀的任务。布柳姆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也是由左翼社会革命党中央推荐的。”
捷尔任斯基解释自己在米尔巴赫伯爵遭暗杀的那一天的行动时说：
“7月6日下午3时左右，我从人民委员会主席打来的直通电话中得知了米尔巴赫伯爵遇害的消息，我当即带领一队人马以及侦查员和政委赶到了大使馆，以便组织逮捕凶手的工作。
“米勒中尉出来对我大声责骂：‘您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捷尔任斯基先生？！’他给我看了那张用我的姓名签署的委任状……
“当时我就和三个同志（特列帕洛夫、别列尼基和赫鲁斯塔廖夫）去了支队，以便查明真相并逮捕布柳姆金。在指挥部的房子里有10到12个人，只是在我们被解除了武装之后波波夫才出面。他开口就指责我们，说我们的法令都是根据‘米尔巴赫伯爵阁下’的命令而编写的……”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上述行为被认为是叛乱，布尔什维克们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逮捕了他们的党团。对此，武装的社会革命党人占领了电报局和电话局，迅速地印出了自己的传单，中央委员们赶到各部队和工厂去进行工作。
然而，社会革命党人未能动员起莫斯科来：工人和士兵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反应相当平静。
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站在一起的军人们打算强攻夺取克里姆林宫。然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却阻止了他们，说他们的任务在于保卫司令部！该党的中央委员们行动很不果断，因为他们害怕与布尔什维克的直接厮杀会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有利。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想向布尔什维克党，同时也向德国的军事指挥部展示自己的力量。的确，他们有军队和农民的支持（在进行苏维埃选举时，他们得到了几乎全体农民的选票）。考虑到这些，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在德国掀起革命运动。
社会革命党人的出发点是：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在俄罗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的领导人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认为，布列斯特和约使德国革命拖延了半年。她在7月6日事件以后写给列宁的信中说：“我们在7月里没有想推翻布尔什维克，我们当时只有一个愿望——进行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恐怖行动，对于扼杀我国革命的企图向全世界表示抗议。我们的行动不是叛乱，而是半自发的自卫行动，在遭逮捕时进行了武装反抗，如此而已。”
社会革命党人比较消极的立场使布尔什维克们有可能取得主动权。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从莫斯科附近调来了两个忠于布尔什维克的拉脱维亚团，命令他们炮击波波夫支队的指挥部，几小时之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被迫放下了武器。
7月7日傍晚，叛乱已被镇压下去。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捷尔任斯基的副手）
亚历山德罗维奇以及波波夫支队的12名成员被枪决。
杀害米尔巴赫的凶手——全俄肃反委员会反国际间谍部的负责人雅科夫·布柳姆金及其搭档尼古拉·安德烈耶夫各被判处三年徒刑。然而他们连这个刑期也没有服满。在解释此事的原因时，布柳姆金说：
“我反对同德国单独缔结和约，我认为我们有责任撕毁这个给俄罗斯带来耻辱的和约……
“除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的和原则性的出发点以外，我去完成了这个行动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那些反对犹太人的黑帮分子中有许多人就是亲德的，但他们从战争一开始却指责犹太人崇拜德国，现在又说犹太人应为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签订单独和约的政策负责。
“因此犹太人抗议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出卖俄罗斯及其同盟国的行动就有着特殊的意义。而我做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担负起了去完成这一抗议行动的责任。”
1919年5月1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布柳姆金恢复了名誉，并让他回到“契卡”工作。后来他还在情报机关工作过。然而在10年以后，1929年的11月3日，他因与已被放逐国外的托洛茨基会面而被枪决。
总的来说，当时对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处理还是比较宽大的。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列宁对他们是同情的，因为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就曾是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因企图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以绞刑。
7月叛乱对我国历史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排除出了政治活动，被赶出了国家机构，因此不再能影响我国的命运。后来，在斯大林时代所有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都统统被处决，俄国的农民阶级失去了自己的保护者，而苏维埃政权成了一党的统治，它有了更多的理由进行镇压。
全俄肃反委员会成了消灭俄罗斯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工具，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是例外，它在1917年已拥有100万以上的党员。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已成了非法的，他们的命运由“契卡” 的秘密指令来解决，社会主义者的案件根本不送交法庭：
政治局指示“契卡” 人员把工作重点放在“通过秘密查询和内部情报来消除各方面的反革命和反苏维埃活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遭到系统的消灭。他们之中的最后一批，都是些老头子和老妇人了，在1941年的9月11日被枪杀于奥廖尔附近的森林之中。
许多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在奥廖尔的监狱里度过了残年。他们之中就有传奇人物、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者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1917年她被称为俄罗斯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女人，1941年9月11日她也被处决。她曾因为反对与德国人合作而丢掉了一切，包括自由。尽管如此，她最终被杀害却是由于担心她会投奔到德国人那边去！
“洛卡特事件”
1918年，行动十分巧妙的密探们帮助捷尔任斯基消灭了西方国家在苏维埃俄国的情报网。
1918年夏天，在莫斯科揭发出了所谓的“大使们的阴谋”，虽然当时在莫斯科并没有什么大使：全世界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苏维埃俄国。
主要的阴谋策划者被认为是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布鲁斯·洛卡特。革命后，他奉命到莫斯科来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非正式联系。他同首任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及其副手和未来的继任者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相处的关系都不错。
然而，在英国有许多人都对洛卡特持怀疑态度，也不相信他从莫斯科发回来的情报。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曾这样说：“就算治卡特先生给我们提过一些不对头的建议，也不能指责我们采纳了它们。”
洛卡特在莫斯科过得相当快乐，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陪伴其著名的情妇布德伯格男爵夫人。
治卡特曾经十分有趣地描绘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的形象。他写道：
“捷尔任斯基的举止无懈可击，言谈也很得体，只是没有丝毫的幽默感。最奇妙的是他的眼睛，那双深陷的眼睛闪烁着狂热信仰的冰冷的光芒。他从来都不眨眼，似乎他的眼皮是瘫痪的。”
洛卡特也曾谈到他曾与这样一些人密切相处，他们一昼夜工作18个小时，他们身上有一种清教徒和早期耶稣会员的自我牺牲和禁欲主义的精神。
负责审讯洛卡特的是当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副主席扬·赫里斯托弗洛维奇·彼得斯。
他给这位英国人看了自己的指甲，说明他在革命前的监牢里受过怎样的酷刑。
洛卡特写道，虽然一般人都认为彼得斯是个毫无人性的恶魔，然而在他的性格中却看不出这种特征。彼得斯告诉洛卡特，每签署一份死刑判决书，都会使他感到生理上的疼痛。“我想这是真的”，洛卡特写道，“在他的天性中有很大一部分多愁善感的东西，然而他是一个有着狂热信仰的人，他致力于实现布尔什维克的目标，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而这种思想感情是不允许有怜悯之心的……这个奇怪的人不知为什么对我感兴趣，他决心向我证明：在一些小事上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像资产阶级那样具有骑士风度……”
在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之后，人们都已明白苏俄不会再同德国作战了，此时协约国的同盟者们就下定决心要推翻布尔什维克，让一个能继续与德国打仗的新的俄国政府上台执政。
洛卡特首先同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取得了联系，并把这位社会革命党武装分子头目的计划送往伦敦。该计划声称：“在协约国军队于俄罗斯登陆的当天晚上就杀死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英国人自己当然不会去杀革命的首领们：
为此他们有当地的代理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情报机关干得很有成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棒的特工机构。然而在俄国活动的却是些一知半解的角色，他们当中最主要的人物是在俄罗斯出生的有英国国籍的西德尼·赖利，这是一个冒险家，不切实际的幻想家。
洛卡特和赖利输给了捷尔任斯基。后者派了两个拉脱维亚的“契卡”人员打进了他们的队伍。这两个人假装成对革命感到失望的红军军官，向他们建议暗杀列宁和托洛茨基。但是西德尼·赖利却认为，用不着杀掉他们，让他们当众出丑就够了——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裤子脱下来，让他们只穿着内裤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游行示众。
在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遇害和列宁遭枪击的事件发生以后，所谓的“大使阴谋案”也立即被破获了。洛卡特和其他数名英国人被捕，后被押解出境。
1925年，在可以与反苏地下人员领导者会面的允诺下，西德尼·赖利被诱骗到苏联。9月28日他越过国境并在“契卡”人员的暗中监视下到了莫斯科，一到这里便立即被捕了。他出据了所有要他提供的证词。然而对他并未开庭审判，1925年11月5日就将他处死了。四个“契卡”人员把他带到城外，说是去散步，却从背后向他开了枪。后来又向前胸补了一枪，之后便将尸体带回，次日埋在了国家政治保安局在卢比扬卡的内部监狱的院子里。
两个浪漫主义者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在情报机关与外交机关之间发生了冲突。直至今日，这种冲突也未获得妥善的解决。
1921年底，外交人民委员部迁到了位于铁匠桥街21/5号的楼房里，那儿原来是一家名为“俄罗斯”的保险公司的旧址。外交人民委员部在此一直呆到1952年，当斯摩棱斯克广场上新建的高层建筑交付给外交人员使用的时候才搬走。
从外交人民委员部到位于卢比扬卡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大楼只有两步之遥，外交官们常不无讽刺意味地称“契卡”人员为“邻居”。这个词儿流行起来，一直沿用到现在。
然而，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却远远不是睦邻友好的。苏俄历史上的第二位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敢于做他的继任者们所不敢做的事：他公开地与“契卡”人员争论，并对他们采用的工作方法表示气愤。
人民委员奇切林简直就不像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是一个对事业无限赤诚的理想主义者，是作为一个不能适应苏俄生活的悲剧性人物被载入史册的。然而正是这个没有任何苏维埃特征的人，奠定了苏维埃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一直沿用到苏联解体。
捷尔任斯基和奇切林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贵族出身，生长在有教养的家庭里；两人都是不知疲倦的、勤勤恳恳的劳动者，对事业无限忠诚的理想主义者。奇切林的革命禁欲主义甚至叫人看了害怕。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的父亲也是一个外交官。一次，有人要同他决斗，他由于宗教信仰上的考虑而拒绝了。这件事使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回到了自己在坦波夫省的卡拉乌尔庄园。又因为害怕由于拒绝去决斗而被人说成是懦夫，他自愿以红十字救护队员的身份去参加了巴尔干战争，回来时已身染重病——肺结核。
父亲的病重和去世给奇切林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生活在脱离现实生活的、充满某种激情的气氛之中，是一个孤独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渐渐地变得自艾自怨，妄自菲薄。
他自己曾说，在大学毕业时他情绪极度低沉，厌倦生活，向往神秘主义。但是后来他接近了革命者并帮助他们，1904年为躲避拘捕流亡到了国外。他结识了卡尔·李卜克内西，视他为革命的理想人物。侨居国外时，他以亡母留给他的遗产度日，并将金钱慷慨地赠给党做活动经费。
1918年1月8日，奇切林被任命为人民委员的助手，三个星期以后这个职务改称为副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赋予了他“在托洛茨基不在时”决定事务的权力。3月13日，他被正式任命为“人民委员的临时副手”，5月30日被任命为人民委员。
他是个意志坚定的单身汉，他像个修道者似的把办公室变成了自己的禅房，每天几乎只靠面包和清水过日子。奇切林自己承认，他惟一的乐趣是一只小猫。
他的办公室里有一架钢琴，他喜欢弹莫扎特的曲子，有时也即兴变奏。他曾写过一本关于莫扎特的书，但此书出版时他已故去多年。奇切林曾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我有的只是革命和莫扎特。”
他几乎能讲所有欧洲国家的语言。有一次他甚至用拉脱维亚语发表了演说。在年纪已经很大了的时候，他还开始学习古犹太语和阿拉伯语。
奇切林就住在办公室旁边，他认为一个人民委员应该时刻不离战斗岗位。在有急电来或者应给驻某国的外交使节签发密电时，他要求手下的人在深夜也要叫醒他。
他睡眠极少，常在凌晨才躺下。有时在深夜也会召见外国大使。夜间他常口授致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和给部领导班子的指示，起草外交照会或写文章。天亮以前这些文件都应打印好放在他的桌子上，以便他在整理好的材料上签字并发到收件人那里去。
奇切林自己掌握着大使们发来的密电，因为他对谁也不相信。他认为各种条约的秘密附件只应保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由专门为此目的而派来的一个连守卫。 奇切林的主要功绩在于：在国际上争取到了对苏联的承认。
他把俄罗斯引回到了传统的外交轨道。对政治局来讲，同其它国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只是一句口号；而对奇切林来讲，这却是一个现实的目的。虽然他也把革命的言词挂在嘴上，但是在自己的行动中他的首要出发点却是要完成实际的任务。
在1922年4月举行的热那亚会议上，奇切林给国际外交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苏联首次参加的国际会议。
在送别奇切林时，列宁对他说，不要公开说出苏维埃国家的真正目标，以免吓坏了西方国家，千万不要大谈什么“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提什么口号都可以，甚至那些不符合国家政策的口号也行，只要能“瓦解敌人” 就好。列宁的这个战略就决定了从奇切林到葛罗米柯时代的苏联外交路线。
奇切林的第二大成功在于：他在拉帕洛与德国签订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相互不再提出要求和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条约。
尽管是在不同的方面，俄国与德国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失败，这使两国接近起来。魏玛德国和苏维埃俄国在当时的欧洲是两个受鄙视的国家。它们联盟的基础是两国领导层对加人协约国联盟的西方国家怀有同样的仇恨。
在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最后两三年，奇切林已不能工作了。他长时间卧病，在国外治疗。国际上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的外长不回国，一些奇怪的流言开始传播开来。
为此，在《消息报》上开了一张奇切林所患各种病的清单：糖尿病、咽喉炎、感冒、肺炎、多发性神经炎。
1930年，因为健康原因解除了奇切林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奇切林希望让政治局委员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做自己的继承人，后者当时正代替捷尔任斯基领导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奇切林还为古比雪夫写下了详细的工作指南。
相当奇怪的是，奇切林和捷尔任斯基二人的最后信件都是写给古比雪夫的。
然而，外长的职务任命给了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他当时是副外交人民委员，在奇切林长期生病期间他主持全部外交工作。
奇切林和李维诺夫相互憎恨。奇切林抱怨说，李维诺夫是个卑鄙小人和不学无术者，不应让他主持外交工作。
李维诺夫则说，奇切林是同性恋者，专门在夜里工作的怪家伙，他把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搞得一团糟。
一些同事们证实，奇切林干不好组织工作。这似乎是真的。奇切林本人认为：
“为了弄清楚某件工作是否正在进行，应该亲自与人们交谈，检查完成任务的情况。
有时也要检查一下，比如说，防火的组织是否能很好地运作，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去消灭那些啃咬文件的鼠类和蛀虫……”
奇切林还曾编写一份指示分发给驻各国使节，那是关于大使夫人们在招待会上应该如何着装的细则。他建议让她们穿黑色长袖裙装，不要祖胸露背，不配戴任何珠宝手饰。
和李维诺夫不同的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奇切林讲话总是小心翼翼、低声下气，注意倾听每一位政治局委员所提的意见。在党内他是没有什么分量的。
然而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奇切林把一切都写得无比坦率。他指出，妨碍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是：党内的清洗、社会工作、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告密。
使他非常恼火的是，常把一些没什么文化的党的干部派到他这儿来工作。他写道：“把一些半生不熟的角色塞到我们部里来，特别是那些缺少对外交往文化素质的人（他们会用手指挖鼻孔、随地吐痰）——这对发展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迫切需要的新的联系造成极大的困难，甚至连保持已有的联系都不容易。”
奇切林认为，在内部自己的主要敌手是共产国际。20年代苏联有两种对外政策：
一种是国家的政策，由奇切林和外交人民委员部执行；另一种则是共产国际的政策。
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领导人号召进行世界革命，允诺支持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公开支持各国共产党——这一切使苏联外交界所做的与周围世界和睦相处的努力遭到破坏。
莫斯科以金钱和武器帮助德国的共产党人，认为世界革命会从德国开始。同时，莫斯科又同德国政府及德国国防军密切合作，而它们是镇压共产党的。
奇切林离职以后在政治局控告共产国际，说共产国际的行动带有流氓性质。
自己的第二个敌手奇切林认为就是国家政治保安局。他说：“国家政治保安局的领导人让人难以忍受，因为他们不诚实，耍花招，总想撒谎，欺骗我们，不遵守诺言，隐瞒事实……他们不同我们商量就逮捕外国人，引发了无数的国际事件，有时候过了很多年我们才知道，外国人被非法枪毙了（不经过法庭是不能枪杀外国人的），而当时却不向我们通报实情。
“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待外交人民委员部就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外国使馆的私人朋友经常是个个都遭逮捕——这种工作系统实在可怕……更糟糕的是，总企图迫使或教唆在外国使馆当仆人、门卫或司机等等的本地人去做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内线告密者，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服从就会被逮捕……国家政治保安局还把我们一些水平极高的、极为可贵的外语专家当做敌人来整，以恐吓的手段迫使他们的亲朋好友，乃至他们的妻子把这些人的言行向保安局告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