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夫龙在苏维埃俄国只活了两年。他于1939年10月10日在莫斯科与一批返回祖国的前移民一起被捕。根据刑法典第58条向他提出了公式化的指控。这个条款给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大部分犯人定了罪：叛国，搞恐怖活动，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
起诉书中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得到的材料说，一批白俄侨民根据法国情报机关下达的任务从巴黎来到了莫斯科，他们的任务是进行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
“本案被告埃夫龙于1920年逃往国外，并在那里积极参加了白匪组织的反苏活动。
“埃夫龙在巴黎所谓的亲苏组织‘返回祖国联盟’中担任领导职务，得到以前持敌对态度的内务人民委员部5处领导人对自己的格外信任，于是按照法国情报机关下达的任务把间谍、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秘密派往苏联。”
这样，在斯大林法庭的判决中也提到了埃夫龙与情报机关的合作！这么说是真的了？
这个见解的正确性多半与整个起诉书的正确性相当，而起诉书中只有被告人的姓名和出生日期与事实相符。
审讯过埃夫龙的人也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过，根据大量其他此类审判过程的经验可以推测，是埃夫龙本人对侦查人员讲了自己与苏联驻巴黎的官员有联系，天真地尝试让侦查人员相信对他提出的指控没有根据。可是侦查人员却满心欢喜地利用了这些话。
我在克格勃档案馆查阅了苏联情报机关招募的间谍、同样是前白俄军官的彼得·科瓦利斯基的卷宗。他在不同的欧洲国家里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几年。
在1937年苏联大规模镇压的高潮中，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乌克兰一城市的地方局逮捕。他在这座城市里一方面执行莫斯科情报机关的任务，同时又被指控为波兰从事间谍活动。
科瓦利斯基当然说了自己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但是文化水平很低的侦查员根本没想到向情报机关的同行核对一下，于是就在起诉书中写道：“显然，科瓦利斯基有一些涉嫌为波兰从事情报工作的行为。”
在斯大林时期缺少罪证根本不会妨碍作出死刑判决……
科瓦利斯基被枪毙了，可是中央情报机关在全苏联还找了他整整两年时间，为的是派他去国外执行新任务。
在侦查埃夫龙案件的同时，消灭对外情报机关领导干部的工作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相邻的几间办公室里也接近了尾声。
“法国间谍”埃夫龙关于在巴黎与苏联人（他们当中有一半人为情报机关工作）
接触的任何一句话大概都令侦查员们兴奋不已。埃夫龙的判决书中“以前持敌对态度的内务人民委员部5处领导人” 这行字不是用来加重埃夫龙的罪过，而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员为镇压情报部门的同事做的铺垫。
为塑造“埃夫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这一形象出了力的还有因同一案件与他一起被捕的女儿阿里阿德娜。
1940年7月，阿里阿德娜被当作法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又给她加了刑，并把她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1954年，即斯大林死后一年，开始为斯大林的受害者平反。阿里阿德娜·埃夫龙给苏联总检察长写了信，请求告诉她父亲的命运。当有人寻找埃夫龙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证据时，往往引用这封信：
“我的父亲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龙曾多年作为苏联情报机关的驻外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在法国从事情报工作。他于1939年在莫斯科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
他后来的命运如何我不了解。
“我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绝对诚实的人，我相信他是无辜的，请您，总检察长同志，告诉我有关他的情况，即他是否活着，按哪个法律条文给他定的罪，刑期多长。”
为了了解关于自己父亲的情况，她也利用了当时她觉得有说服力的理由：估计父亲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后来，当为父亲平反的麻烦事办完后，阿里阿德娜对朋友们坦言，实际上她对父亲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一无所知……
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后，阿里阿德娜·埃夫龙遇到了一位了解她父母的妇女。
这个人叫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亨金娜，是沙皇军队涅利多夫将军的女儿，以前当演员。她在1923年离开了苏维埃俄国，于1941年回国。
她曾在巴黎的返回祖国联盟领导戏剧爱好者小组。据她后来对莫斯科的熟人讲，她向苏联代表提供过特别的帮助。
阿里阿德娜因意外遇到一个能证明她的父亲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而高兴。她给军事总检察长助理写了一封信：
“伊丽莎白·亨金娜认识施皮格尔格拉斯，清楚地记得施皮格尔格拉斯交给我父亲领导的小组的任务是怎样执行和由谁去执行的，这件事是由于谁的过错怎样失败的。她还记得其他许多事情，这些情况在重新审理我父亲的案件时可能会令人感兴趣……
“大约从1924年起，也许更早些，就了解我父亲的第二个人是藏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特赖尔。她也积极参加了我们在国外的工作。现在她在英国，亨金娜有她的地址……”
这封信中提到的名字让人觉得是埃夫龙参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的有力证明。
毫无疑问，在战前被枪决的谢尔盖·施皮格尔格拉斯是高水平的和高效率的情报人员。他曾升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5处副处长。他用假名社切签字的工作报告保存在苏联著名间谍、前白俄将军尼古拉·斯科布林的人事卷宗里。我在克格勃档案馆有机会研究了这份卷宗。
由施皮格尔格拉斯签字的文件显示出他是个勇敢而坚定的情报人员，而且这些文件与他的同事们那些枯燥无味和不得要领的报告有很大差别。谢尔盖·施皮格尔格拉斯领导了与俄罗斯侨民的斗争许多年，30年代中期在西欧，其中包括在法国，不合法地生活了很长时间。
谢尔盖·埃夫龙和伊丽莎白·亨金娜是否可能真的认识施皮格尔格拉斯？
根据自己驻外大型秘密间谍机关领导人的身份，施皮格尔格拉斯只与斯科布林将军这样的最重要的间谍直接交往。这些间谍提供的是关于移民上层人物的计划这类一流情报。无论是埃夫龙，还是亨金娜，即使接受他们与苏联情报机关合作的说法，都不属于这种最重要的间谍。苏联情报机关在巴黎有一个庞大的机构。与低级间谍进行接触的同样是苏联情报机关的低级工作人员，而低级间谍光在移民中就有数十人。
施皮格尔格拉斯冒用别人的名字在国外生活。在巴黎知道他真名的只有苏联情报机关的几位用外交官身份作掩护的干部。在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跑到西方并说出他的真名后，伊丽莎白·亨金娜和其他所有人才听到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也因此出现在报刊上。而此时施皮格尔格拉斯已遭枪决。
阿里阿德娜的信中提到的薇拉·特赖尔也被认为参与了伊格纳季·波列茨基谋杀案。
薇拉是俄国大工业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奇科夫的女儿。古奇科夫曾任第三届国家杜马主席，在二月革命后的首届俄国政府中出任海军部长。
薇拉在1935年嫁给了格拉斯哥一位工业家的儿子罗伯特·特赖尔。罗伯特属于在共产主义思想中寻找幸福的那类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他于1934-1936年生活在莫斯科，在《莫斯科新闻》周报工作。这显然使人有理由认为，薇拉与肃反工作者有关系。不过，埃夫龙很了解薇拉并不是因为“共同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是因为她的第一位丈夫是欧亚人彼得·苏夫钦斯基，埃夫龙与他一起出版过《路标》杂志……
我在保存在苏联情报机关档案馆的斯科布林将军的案卷中发现了一份与谢尔盖·埃夫龙有关的秘密文件。
有位苏联新闻记者曾请求克格勃允许他写写“出色的苏联情报人员谢尔盖·埃夫龙”。按照规定这封信被送到了克格勃新闻局。新闻局长将这一请求报告给了自己的上司--克格勃的一位副主席。这位副主席又把这一请求转达给了负责情报工作的第一总局。
第一总局的一位副局长在密信中向克格勃领导人报告说：“在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登记卡片中没有谢尔盖·埃夫龙这个人。”
这份文件仅供克格勃最高领导人看，对记者的答复用的是公式化的说法：“发表关于谢尔盖·埃夫龙的文章是不适当的。”
如此看来，谢尔盖·埃夫龙并不是苏联情报机关的骨干工作人员。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埃夫龙曾寻找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的机会。他在苏联大使馆被告知：“您在祖国面前犯下了大罪。在考虑回国之前，您应该先赎罪并得到宽怒。”
于是他尝试着赎罪和得到宽恕。详细打听移民的内部情况和某些移民的情绪让他觉得很自然，因为向他提问题的是苏联的官方代表。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的埃夫龙很晚才明白，内务人民委员部利用了他。
在纳粹德国已经向苏联发动进攻后，斯大林的法庭判处了“法国间谍”埃夫龙死刑。国家的命运系于一发，可是镇压机器仍继续运转。
1941年8月31日，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在严重的抑郁状态下于偏远的小城叶拉布加自缢身亡。她是从德国人迅速逼近的莫斯科撤退到这里来的。茨韦塔耶娃在叶拉布加住在以政治局委员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名字命名的一条街上。日丹诺夫因迫害作家而出了名。
马林娜不像埃夫龙那样迷恋苏维埃俄国，但是她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的丈夫和女儿会因荒谬的指控被捕，而自己要栖身在别人家里，身无分文，也没有工作、朋友和指望。
马林娜和谢尔盖的儿子格奥尔基·埃夫龙在19M年初应征人伍。由于他能写善画，因此被安排到司令部做文书工作。这是个活命的机会，然而他羞于在司令部里苟且偷安，于是请求上了前沿阵地。1944年7月他受了致命伤。
格奥尔基·埃夫龙像他父亲一样也成了志愿者。希望诚实和无私地为国效力是他们家庭特征中最重要的东西。
马林娜·茨韦塔耶娃于1929年写了描述红军和白军在克里米亚交战的最后战况的长诗《横沟》。前白军军官、她的丈夫谢尔盖·埃夫龙是诗人灵感的主要来源。
像她的其他许多诗作一样，这首长诗也是献给丈夫的。诗中提到“我亲爱的和永久的志愿者”。
我觉得，这几个字最准确地勾画出了埃夫龙这个人。谢尔盖·埃夫龙在他觉得是荣誉和公正的象征的旗帜下无私地进行了奋斗。他和他的妻子成了20世纪俄国历史上的悲剧事件的牺牲品。
老爷对叶热维奇卡的爱
著名医生和作家维克托·达维多维奇·托波良斯基写道，叶若夫是个瘦弱矮小的人，身高才160公分。身体发育迟缓并且保持着儿童的身材比例被称为婴儿型。内分泌腺功能紊乱可能是由先天性梅毒、结核病、父母嗜酒过度、颅脑外伤或幼年营养不足引起的。
托波良斯基博士提出如下问题：“他身体上的缺陷是否与某种传染病或给脸上留下一个小伤疤的颅骨外伤有关？是否与让他14岁就去工厂做工的父母贫困和嗜酒过度有关？是否与某种甲状腺病或垂体病有关？”
他写到了人民委员心理发展过程的迟延及其局限性很大的不成熟思维：“他的智力和情感停留在儿童的水平上，并且被由幻想产生的无知束缚住了……叶若夫罕见的暴虐狂也需要加以说明。自身有缺陷的感觉和进行补偿的强烈愿望使他产生了学坏了的和发育不足的孩子那种特别的残忍性。只要不受惩罚，这样的孩子会无休止地折磨比自己弱的任何生物。”
斯大林管人民委员叫叶热维奇卡（叶若夫的呢称--译者注）。叶若夫从不嫌弃粗活，这一点令斯大林很喜欢他。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密政情处的一位侦查员曾得意地对同事们说，有一天人民委员走进他的办公室，问接受侦讯的人招供了没有。
当他说还没招供以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挥起手朝那个人脸上啪的就是一巴掌，然后对他说：“就应该这样审讯他们！”
斯大林经常请叶若夫到自己那里去，跟他一起下象棋。然而，老爷的爱，特别是独裁者的爱，不会长。
1937年回月27日，叶若夫被授予国家安全总委员称号。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他的正面照片。1937年7月17日，叶若夫“因在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执行政府任务方面取得出色成绩”而荣获列宁勋章。
加里宁在7月27日向他授勋时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非常充分地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叶若夫接受勋章后说：“如果一个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中工作，那这意味着他是最忠实的布尔什维克，他无限忠于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党和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志。”
为了对他表示尊敬，北高加索的小城苏利莫夫更名为叶若沃一切尔克斯克。叶若夫名扬全国。许多报刊都颂扬他，还有人为他写了诗：
谁比雪豹勇敢无畏，比雄鹰目光敏锐？
受全国爱戴的人，目光敏锐的叶若夫。
在庆祝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立20周年的隆重会议上，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作了报告：
“要向叶若夫同志学习斯大林式的工作作风，就像他过去和现在向斯大林同志学习那样……
“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段时间工作干得非常好……”
叶若夫此时处在官运的顶峰。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组织局委员和联共（布）
中央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下属后备资源委员会副主席，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
叶若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以及一些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这些共和国包括鞑靼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和伏尔加河沿岸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
在叶若夫的案卷中有一些他保存的同志们的信件。其中有一封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便函：
“亲爱的叶着夫，你好！
一些关于你的消息不太好：不睡觉，不吃饭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要以朋友的身份对你说，如果你病倒，你会使自己、党和我们大家陷入窘境……
你的谢尔戈”
区委以上的党委人事工作都与肃反工作者合作进行。按规定党的机关要得到关于被任命工作人员的书面材料。未经内务人民委员部批准不得任命高级职务。 1937年12月，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州局局长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当选为代表，他们的副手当选为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在叶若夫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少数民族共和国的人民委员和州局局长在国内都变成了主要人物。有人公开地为他们叫好。
施赖德尔回忆了他当时的上司、斯大林的连襟、1938年任哈萨克内务人民委员的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列坚斯对他说过的话。据列坚斯讲，在别墅喝完酒后叶若夫毫无顾忌地对部下们说：
“你们怕什么？要知道，一切权力都在我们手中。我们想处决谁就处决谁，想饶恕谁就饶恕谁。你们是局长，可是却闲呆着，还有点怕毫无用处的州委书记。应该会工作。你们其实明白，我们就是一切。从州委书记起，要让所有的人听你的话。
你应该是州里最有威信的人……”
如果叶若夫确实说过这样的话，那肯定会有人马上把这些话报告给斯大林。这会使斯大林相信，内务人民委员既然讲这种话，那他就是个很不聪明的人。任何人，即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也不能凌驾于党之上……
到1938年初，斯大林可能已经认为叶若夫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2月16日以叶若夫的名字命名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和内卫部队指挥员进修学校。这对叶若夫大概是件愉快的事，然而礼物并不重--此次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不是城市，而只是他属下的一所专门学校。他在党内的升迁也停止了：叶若夫还是没能进入政治局，仍是候补委员。
叶若夫把自己《从派别活动到公开的反革命活动》一书的手稿呈送给了斯大林，并附上了一个便条：“恳请您浏览一下呈上的书稿。这是我曾和您谈到过的关于‘季诺维也夫现象’的那本书的第一章。请给予指示。”
斯大林好像不喜欢叶若夫在写作上的奢望。他任命叶若夫当人民委员不是为了让他写书。没有他也会有人写书。显然，斯大林看到，叶若夫也已经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威望，总而言之，更多地考虑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这个结论不能不导致对叶若夫来说非常不幸的后果。
叶若夫还想当《党的建设》杂志的主编。好像已经在编辑杂志的感觉使他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这一点也不会令斯大林喜欢。
叶若夫于1938年向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写了报告，建议将莫斯科更名为斯大林诺达尔。他想为主人效劳，想让主人高兴，但是没猜对主人的心思。斯大林不想这么做。他觉得这件事不会被人愉快地接受，因此对叶若夫发了脾气。有个忠实的和不知疲倦的执行者是件好事，但愚蠢的叶若夫开始让斯大林生气了。斯大林需要一个新人，一个同样残酷无情，但是更精明能干的人。
1938年1月21日，中央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在大剧院纪念列宁逝世14周年的隆重集会上讲了话。他说：“1937年将载入史册。在这一年我们的党给了形形色色的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我们的党在与人民的敌人进行的斗争中变得强大了。取得这一成就是由于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为首的苏联情报机关得到了加强。”
而实际上，叶若夫已经失宠了。
1938年1月9日，中央作出了《关于错误地解雇因反革命罪被捕者的家属这一事实的决定》。
1938年1月14日，中央全会又作出了，个决定--《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共产党员党籍方面的错误、关于对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上诉书持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态度的问题以及关于消除这些缺点的措施的决定》。接替叶若夫任党的干部处处长的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宣读了报告。全体发言者都呼吁“不要无充分理由就控告人，要把犯错误的人与破坏分子区分开”。这一切对明白人来讲意味着，人们对叶若夫的工作不满，叶若夫的时代行将结束，他将被当作带来一切不公正行为的人。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又开始了逮捕。这一次逮捕的是叶若夫提拔的人--他的副手们和业务处的处长们。
中央党的领导机关处的一批指导员被调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来加强干部队伍（后来在1952年也搞了这么一次）。斯大林不希望在肃反机关的权力更迭过程中发生意外。
8月份叶若夫有了新的第一副手--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对于格鲁吉亚中央第一书记来说，这项任命显然是降职了。如果贝利亚打算在最短的时间内取代叶若夫，这项任命才有意义。到＊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已经由叶若夫和贝利亚两个人一起签发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甚至在全体机关工作人员面前叶若夫的权力也不比贝利亚大。
与此同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批评增多了。1938年11月17日，党中央和政府作出了《关于逮捕、检察监督和侦查工作的决定》。决定中提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中的重大缺点和反常行为”：
“混入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和地方机关的人民的敌人和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在继续进行自己的破坏活动，千方百计地设法搞乱侦查工作和情报工作，蓄意歪曲苏联法律，进行了大规模没有根据的逮捕，同时使自己的同谋者，特别是隐藏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中的同谋者，免遭揭露。”
这个决定指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已经不习惯做需要耐心细致的和系统的情报工作，对简化了的办案方式发生了兴趣……侦查人员局限于从被告人那里得到自己有罪的供词，完全不关心用必要的文件资料来充实供词”。
该决定撤销了三人小组，要求只有经法院或检察长批准后才可进行逮捕。
这个决定通常被解释成停止大规模镇压的信号。实际上不是这样。在贝利亚时期镇压继续进行。不仅如此，决定还帮助在人民委员部内部找到了新的敌人。检察机关不间断地发放了逮捕证。而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的特别会议工作得同三人小组一样有成效……不过，决定还为斯大林和政治局作了解脱，并且听起来像是对叶若夫作出的死刑判决。可以认为，叶若夫明白这一点。
审判与枪决
1938年4月8日，任命叶若夫兼任水运人民委员。亚戈达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
斯大林在按照一种可靠的方式行事：为了准备逮捕并审判最主要的肃反工作者，先把他放到次要岗位上去。然而，又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因为同时把水运人民委员部也交给了卡冈诺维奇。
叶若夫的妻子叶夫根尼姬·所罗门诺夫娜于1938年10月29日被送进了莫斯科郊外的沃罗夫斯基疗养院。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虚弱抑郁症。
叶若夫的妻子也背上了黑锅。
几周的治疗对她没有帮助。她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鲁米那，于11月ZI日死亡。
在顿河公墓安葬了她。叶若夫没有参加葬礼，他已经顾不上这个了。他最后的自由时光即将到头。
妻子在临死前写给丈夫的信中说：
“科柳申卡（尼古拉的爱称--译者注），恳求你，不仅仅是恳求，而且还坚决要求你审查我的一生和我整个人。一想到有人怀疑我搞两面派活动和犯下了某些无中生有的罪行，我就无法容忍……我在国家和党的面前没有任何过错。科柳申卡，为什么我就应该承受这种让人很难想象的痛苦？我成了一个败坏了名声和蒙受了耻辱的孤独的人，成了一具活的僵尸。有个念头使我很苦恼：‘为什么要活着？我应该用非人的煎熬去赎什么罪？’
“如果能够与这个珍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人（指斯大林--作者注）哪怕只交谈5分钟该多好啊。我看到，他非常关心你。我听说，他富有同情心地谈论过妇女。他会理解我。我相信，他不会错怪人，不会让人有灭顶之灾。”
而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叫来叶若夫，建议他与有可疑关系的妻子离婚。
后来侦查人员虚构了以下情况：叶若夫的妻子于1926年被英国情报机关招募，后来该情报机关又招募了他。为了不让妻子出卖自己，叶若夫就把她毒死了。
叶夫根尼娅·叶若娃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举止轻浮，对文学艺术界的人士很感兴趣。叶若夫本人曾断言，作家伊萨克·巴贝尔和著名的极地考察员奥托·施密特是她的情人。
叶若夫的案卷中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监视1938年6月来到莫斯科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的材料。监视记录上写道：“叶若夫同志的妻子来看望过肖洛霍夫，他们两人关系暧昧。”
后来叶若夫心甘情愿地指控自己的妻子搞间谍活动：“叶若娃与巴贝尔有不寻常的友谊，我怀疑这里面有间谍关系。”
巴贝尔是著名作家，其作品有《骑兵集团军》和《奥德萨的故事》。巴贝尔被逮捕和枪决了。没有动奥托·尤利耶维奇·施密特和肖洛霍夫。他们在这次抽彩中得到了幸运的彩票。
出生在阿塞拜疆的卡连·涅尔谢索维奇·布鲁坚茨在自己那本名为《在老广场30年》的书中反映了那段时间的情况。当年其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后来上级把他从国家安全机关调到民警机关工作，任命他为阿塞拜疆共和国汽车检查局局长。
有一天他往家里打电话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因为正在进行逮捕，任何人都不准离开大楼。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遭遇了浩劫。这是几次浩劫中的一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坐在自己办公室里，一些人在楼道里走来走去。如果他们走进一间办公室，那就意味着这间办公室的主人被捕了……
为数不多的人曾试图自救。1938年6月1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局局长、37岁的亨里希·萨莫伊洛维奇·柳什科夫逃离了苏联。越过中国边界后，他落到了当时统治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手里。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柳什科夫接到了去莫斯科的通知。他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于是干脆在第59边防队驻守的地段越境去了满洲里。这件事其实并不难。他对陪同自己的边防哨所所长说要去见一个日本间谍，然后就越境而去了。他向日本人讲了许多情况，不过这没有帮上日本人的忙。 柳什科夫在日本人那里的日子很不好过。日本不是个可以寻求政治避难的国家。
他在1945年8月被日本人杀害了。
同年10月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三级国家安全委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乌斯片斯基也曾尝试逃走。他在与叶若夫通电话时从对方的语气中感觉到事情不妙，意识到事不宜迟，应该自谋生路。
他在人民委员部留下这样一张字条：“我将结束自己的生命。请在河边找我的尸体。”在第聂伯河岸边发现了他的衣服，潜水员也确实找到了一具尸体。乌斯片斯基当时在国内东躲西藏，但一个月后还是把他找到了，一年后他被枪决。
然而，叶若夫是根本没有进行自救尝试的人之一。这件事他连想都没想过。他能跑到哪里去呢？他寄希望于斯大林宽恕自己。他只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把所有的敌人都揭露出来和消灭掉。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别的什么错误。有人说，他在最后几个月里酒喝得很多，行为举止有失体统。
在清除叶若夫前两周，斯大林迫使他亲手写报告，内容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掌握的告密材料是告发哪些高级领导人的，首先是告发哪些政治局委员的，每个人受到的指控是什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初步看法如何等等。开列出了一份很长的名单。
这份材料是手写的，而不是用打字机打的，因为打字机打的东西可以伪造。
斯大林一直把这份材料保存在自己的档案室。在这些告发政治局委员的材料中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只是某些人热心地记录下来并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不太合适的和模棱两可的言论。不过，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这份文件本身。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很容易地给它添上已经被捕的人提供的其他一些类似的举报材料和供词。
内务人民委员部伊万诺沃州局局长瓦连京·茹拉夫廖夫的举报材料是逮捕叶若夫的根据。举报材料很可能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写的，要不然茹拉夫廖夫指控人民委员保护可疑人的举动也太大胆了。只有确信叶若夫的命运已经确定，才有可能写这种东西。斯大林亲口夸奖了茹拉夫廖夫。他被调到了莫斯科，但是在贝利亚时期被消灭掉了……
1938年11月23日，叶若夫在斯大林那里。他在总书记办公室呆了近4个小时，从21点15分呆到午夜1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也在场，他们当时是斯大林信任的主要人物。
叶若夫那天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很长的悔过信，请求解除他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并且列举了自己犯的错误：
“第一，很显然，我没有胜任这个责任重大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没有充分抓好十分复杂的情报工作。我的过错在于，没有像布尔什维克应该做的那样及时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第二，我的过错在于，当看到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缺点的时候，甚至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批评这些缺点的时候，我没有同时向中央汇报这些问题。因满足于某些成绩，想掩饰缺点，我就一个人在那里瞎忙，试图改善工作局面。由于改善工作不顺利，我便急躁起来。
“第三，在许多情况下，虽然我在政治上不信任某位工作人员，但却拖延解决逮捕他的问题，等着挑选另外的人替代他。由于这种事务主义的考虑，我看错了许多工作人员，推荐他们担任了重要的职务，现在他们作为间谍被揭露出来了。
“第四，我的过错在于，在坚决清洗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保卫处的工作中我表现出了对肃反工作者来说完全不能容许的漫不经心的态度。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在拖延逮捕克里姆林宫阴谋家的事情上尤其不可原谅……
“我应该说，虽然我的工作中存在这些缺点和疏漏，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中央委员会的日常领导下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我 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许下布尔什维克的诺言和义务：我将在自己今后的工作中牢记所有这些教训，注意自己的缺点，在中央认为有必要使用我的任何岗位上改正缺点，不辜负中央的信任。”
甚至像叶若夫这样的人也有些幼稚。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应该明白等待他的是什么。可是他却相信，像他这样忠于斯大林的人会得到宽恕。可以被撤职，可以被逮捕，但是不会被枪决。为什么要枪决他呢？
然而，他的辩解没人感兴趣。叶若夫和他的一班人马成了废料。内务人民委员部已经交给了以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为首的新班子。新班子努力地消灭着自己的前任。
更换班子对斯大林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把一切过火行为和错误的责任推到叶若夫和他的人身上去。党严厉处罚了违法者……人们看到了斯大林有多么公正，看到了当周围有这么多敌人的时候，他处境多么艰难。
与叶若夫谈话后的第二天，即11月24日，斯大林签署了完全中性的政治局决定：
“1．满足叶若夫同志关于解除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的请求。
“2．保留叶若夫同志联共（布）中央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水运人民委员的职务。”
指出的解职原因对叶若夫来说是非常体面的：“一方面考虑到叶若夫同志在声明中陈述的理由，另一方面考虑到他有病在身，无法同时领导两个重要的人民委员部。”
又过了一天，即11月25日，贝利亚成为内务人民委员。
对叶若夫的压力增加了。
1939年1月10日，政府首脑莫洛托夫签署了人民委员会的决定：
“鉴于水运人民委员叶若夫同志经常不按时上班，并且置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屡次警告于不顾，继续在下午3点、4点或5点到水运人民委员部上班，对工作和履行人民委员的职责持不负责任的态度，兹决定：
1．就轻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给予警告处分，并且警告今后不得再有这种现象。
2．责成叶若夫同志准时到人民委员部上班并正常领导人民委员部。”
他这个中央书记甚至没有被选为党的18大代表。
1939年4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将完不成运输计划的水运人民委员部分成两部分--海上船队和江河船队。这样叶着夫就丢了工作。
第二天，4月10日，刚刚当选为中央书记和被任命为领导干部局局长的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把叶若夫叫到了自己办公室。他坐在叶若夫红极一时的时候坐的那把椅子上。然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时代结束了。前人民委员在马林科夫的办公室里被捕了。逮捕证是新人民委员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签发的。
他被关进了苏哈诺夫特种隔离侦讯监狱。那里关押的犯人为数不多。
被捕后他给贝利亚写了一张便条：
“拉夫连季：
虽然对我作出的和我按照党员义务接受的结论很严厉，但是我凭良心向你保证，我将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斯大林同志。
你的叶若夫”
叶若夫病了。他得了结核病和牛皮癣。当把他送进监狱医院时，没让他用自己的名字，在病历上写的是“1号病人”。前国家安全部长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后来在监狱医院里也被人起了大致相同的名字--“15号囚犯”。
叶若夫被指控“有叛变观点和间谍观点，与波兰和德国的情报机关有联系，与敌视苏联的波兰、德国、英国和日本的统治集团有联系”，搞阴谋，策划在1938年11月7日搞政变，搞破坏活动。
叶若夫承认，德国情报机关在1930年招募了他：“利用党员的外衣作掩护，我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欺骗，要两面手腕，进行反对党和苏联人民的冷酷无情的和隐蔽的斗争。”他承认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
他承认，劳改营的所有负责人都是反革命分子。他讲述了工农红军骑兵监察员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和总参谋长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这两位元帅以及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的犯罪活动，还说苏联检察长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与敌对分子有关系。
这意味着，肃反工作者也收集这些人的材料。这张网非常大，它实际上撒向了国内所有或多或少有些名气的人。只要斯大林表现出兴趣，所需要的案卷就会放到他的桌子上。
不过，这些材料没派上用场，所有人都继续享受自由。无法弄明白，为什么斯大林宽恕了一些人，处决了另一些人。
叶若夫承认，他曾策划针对领袖的恐怖行动--曾打算在宴会上或在看电影时向斯大林开枪。
总之，叶若夫承认了一切：“我不否认曾经酗酒……我经常带女孩子到一个朋友家去过夜。”
根据刑法第154条第1款指控他使用暴力或利用受害人的依从状态搞同性恋。不过，判决书中未列人这一条。叶若夫本人承认自己“道德上和生活上腐化”。他说：
“这指的是我早就有的恶习--鸡奸。”据他讲，从年轻时候起他就开始有了“双方都积极的关系”。
压制同性恋者在苏联和德国几乎是同时开始的。
俄罗斯历史学家发现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亨里希·亚戈达写给斯大林的一份落款日期是1933年12月13日的报告：
“为了在近期内取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性恋者团体，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已查明了举行同性恋聚会的各种场所……
“同性恋者把完全健康的青年、红军战士、红海军战士和某些大学生拉下了水，使他们变得道德败坏……
“我们没有可作为依据来打击同性恋者的刑法……我认为，必须颁布关于搞同性恋应负刑事责任的相应法律。”
通过了有关法律，而且同性恋者像政治犯那样受到了未经司法程序的审判。
1934年春天，肃反工作者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发现了同性恋者，并于4月份逮捕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礼宾处处长德米特里·弗洛林斯基。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于7月3日向斯大林报告：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莫斯科清除同性恋者的窝点时发现，外交人民委员部礼宾处处长弗洛林斯基是个同性恋者。
“被我们叫来的弗洛林斯基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交待了自己的同性恋行为。
到最近为止他一直与年轻人保持同性恋关系，其中大部分人是在弗洛林斯基的引诱下第一次涉足这种关系。
“与此同时，弗洛林斯基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体负责人递交了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他在1918年是领薪水的德国间谍，在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当被招募的秘书。”
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本人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曾被怀疑搞同性恋。不过，在收拾他们之前，他们就去世了。
贝利亚在开庭前一天来到苏哈诺夫监狱，与叶着夫谈了一些事情。谈了什么呢？
可能他的谈话内容与叶若夫前不久与别人的谈话内容相同：说明应该承认自己有罪，那样才有机会得到从宽处理。是否如此，已无人可问，因为叶若夫和贝利亚都被枪毙了。
不过，叶若夫在第二天的最后陈述中说：“昨天在与贝利亚谈话时他对我讲：
‘别以为肯定要枪毙你。如果你招供，并且把一切都如实地讲出来，将会保你一条命。”’
叶着夫在法庭上还说：“我清除了14000名肃反工作者。但是我最大的过错在于清除的人少了。”
他实际上推翻了全部指控，并且用以下讲话结束了自己最后的陈述：
“1．我的命运：当然不会留我一条命……我请求一件事：枪毙我时利落些，别让我受罪。
“2．法庭和中央委员会都不会相信我是无辜的。我请求，如果我母亲还活着，让她安度晚年，请教育我的女儿。
“3．请不要镇压我的亲属和同乡，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任何过错。
“4．请法庭认真办理茹尔边科一案。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他是诚实的人，认为他忠于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
“5．我请求转告斯大林，我一生中从未在政治上欺骗过党，成千上万的人都了解这一点，他们知道我既诚实，又谦虚。
“请转告斯大林，所发生的一切纯属种种情况的巧合，也不能排除敌人从中插手的可能性。请转告斯大林，我将喊着他的名字死去。”
“因背叛祖国，搞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策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组织杀害不喜欢的人”，将他判处了死刑。
1940年2月4日，在为期1天的审判结束之后，根据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的判决，叶若夫在尼科利街的地下室里被枪决。
他前妻的女儿纳塔利娅6岁时进了孤儿院，现在住在马加丹州奥拉镇。她给国家领导人写信，请求为叶若夫平反。她在信中说：“叶若夫是当时占主宰地位的血腥独裁体制的产物。他的过错在于，他没有鼓起勇气拒绝奴仆般地为斯大林服务，而且他对苏联人民犯下的过错一点也不比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乌尔里希、伏罗希洛夫及党和政府其他许多领导人的过错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