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古斯塔夫·黑尔格描写了瓜分波兰后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另外一次招待会。心满意足的里宾特洛普正是在这个场合说了自己那句著名的话：“我在克里姆林宫感觉非常好，就像置身于党内老同志中间。” 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贞利亚不停地给黑尔格倒胡椒酒，而黑尔格参赞试图保持清醒的头脑。
“如果您不想喝，谁也不会强迫您”，斯大林宽容地对黑尔格说。
“甚至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首长也不会强迫我吗？”，黑尔格开玩笑地问道。
“在这张桌子旁就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首长也不比别的什么人重要”，斯大林严肃地回答。
卡廷森林中的枪决
斯大林没有说假话。对他来讲，贝利亚只不过是助手之一，而且不是最亲密的助手。但是，斯大林把最肮脏和最血腥的事情交给了他。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补充议定书证明，希特勒和斯大林达成了瓜分波兰的协议。德国法西斯对波兰的进攻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为法国和英国为了回击纳粹的这一行动而向德国宣战。
斯大林认为这场战火烧不到他身上。他在1939年9月7日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说：“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正在进行一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的战争。我们不反对它们大战一场并互相削弱。”
斯大林称波兰是法西斯国家：“消灭这个国家在目前情况下意味着又少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国家。如果我们通过消灭波兰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新的地区及其人民那里，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斯大林没有急于参战，因为波兰人在继续进行战斗。原计划在9月13日凌晨入侵波兰，后来把进攻日期改在门日。
与波兰交战前夕沿苏渡边界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约100万红军官兵、大批坦克和飞机。计划由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采取军事行动。任命二级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普罗科菲耶维奇·科瓦廖夫为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任命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为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后来成为外贝加尔军区司令的科瓦廖夫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参与指挥了伟大的卫国战争。铁木辛哥则在第二年晋升为元帅，并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然而，他在与德国法西斯进行的真正的战争中还是没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顺便提一下，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是他的军事委员会成员。
副国防人民委员、集团军司令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库利克负责协调军事行动。第二年授予了他苏联英雄称号，提升他为元帅。可是，他在卫国战争中失宠于斯大林。他被指控在1941年放弃了刻赤和罗斯托夫，并被送交法庭处理。撤销了他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将他从中央委员会除名，收回了他的英雄徽章和所有勋章，把他的军衔从元帅降为少将。1945年把他开除出党，1946年让他退伍，1947年将他逮捕，1950年把他枪决。
交给红军部队的任务是：歼灭波兰武装力量，夺取重要的战略设施，不让波兰官兵撤向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俘虏投降的人。
副外交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波将金向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递交了苏联政府的照会：
“波德战争显示出波兰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华沙作为波兰的首都不复存在了。
波兰政府垮台了，并且没有表现出生存的迹象。这意味着，波兰国及其政府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大使批驳了照会。他说，华沙尚未陷落，波兰政府仍继续存在着。
波兰军队总司令爱德华·雷茨一斯米格里元帅下令不要抵抗红军。波兰人继续同德国人作战，但是与苏联交战使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波兰被占领和分割，作为国家不复存在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称瓜分波兰是“继续发展苏德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可靠基础”。
一些没有接到总司令命令的波兰部队把红军视为侵略者，同红军展开了战斗。
格罗德诺市抵抗了两天。在攻克这座城市后，马上未经审判就枪决了300名波兰人。
法西斯德国军队和红军在一些地区共同消灭了波兰抵抗基地。
红军占领了有1200万人口的地区，约25万波兰官兵成了苏联的俘虏。红军不知道拿这么多战俘怎么办。既没有押送部队来看管他们，也没有食品给他们吃。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主张，至少可以放前波兰军队的普通士兵回家。
斯大林找到了另一个解决办法--把俘虏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9月19日，人民委员贝利亚签署了关于成立战俘事务局和建立收容站及分配营系统的命令。
根据贝利亚的命令，第一批战俘在一周之后就被派去修公路。到10月份，派战俘去开采铁矿石和石灰石。让俘虏们干的是最繁重的工作，但这还不是等待着他们的最坏的事情。 战俘营是仓促建起来的，俘虏们睡在光光的地板上，简易住房不供暖，食物不足，衣服、水和餐具也不足。
贝利亚把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的优秀工作人员派到了战俘营，这首先是为了把俘虏分类。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侦查员负责人是国家安全少校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扎鲁宾。这位情报人员后来参加了窃取美国核机密的行动。
战俘事务局政治处处长谢苗·瓦西里耶维奇·涅霍罗舍夫向自己的部下通报说：
“旧别利斯克战俘营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十月革命节前的社会主义竞赛，并且向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工作人员提出了进行竞赛的挑战。”社会主义竞赛活动于是在所有战俘营展开了。
西白俄罗斯人和西乌克兰人表面上被释放了，但是没有让他们回家，而是派他们去筑路和建设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会的企业。营地被称作劳动营，然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把来自被德国人占领的波兰中部各州的4万多战俘交给了德国方面，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共产党人和犹太人，请求把他们留在苏联。
军官、将军、官吏、警察、著名知识分子、神甫、法官、工业家被分别关押。
把他们分别安置在科泽利斯克、旧别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这3个战俘营。军官当中有许多教师和医生，他们是在战争爆发后被征召到军队里来的。在警察里面大部分人是工人和农民，因为他们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无法在正规军里服役。战俘营的负责人建议放他们回家，但是贝利亚拒绝了这个建议。
一些波兰军医指出，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争结束后应该立即释放他们。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旧别利斯克战俘营负责人，把军医们的要求向自己在莫斯科的上级作了汇报。
一周后他收到了答复：“日内瓦公约不是您在实际工作中应该遵循的文件。请您在工作中遵守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局的指示。”
不断有新的被捕者来到战俘营，因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组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不断挖出“异己分子”和“反苏分子”，并随即逮捕他们，他们的家庭成员则被迁往哈萨克。还有大约14万波兰人被强制送到极北地区采伐木材。
在乌克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三级国家安全委员、后来当上首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在白俄罗斯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福米奇·察纳瓦。
1939年10月8日，贝利亚签发了一项给战俘营特别科的指示，命令他们坚持不懈地揭露战俘中的“反革命组织”。
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特别处的特别科工作人员在战俘中招募了间谍，经常向莫斯科报告波兰军官的情绪。
他们有什么样的情绪呢？波兰人不理解，为什么不释放他们，为什么不允许他们与亲友联系和接收信件。大多数人想与德国人作战，请求允许他们去英国或法国。
他们不喜欢苏联，并且不掩饰自己的情感。
为了执行贝利亚的指示，特别科的工作人员开始揭露“反革命组织和反苏组织”。
大概他们提供的情况坚定了斯大林要摆脱波兰军官的想法。斯大林认为，他们就是敌人，不能释放他们，无休止地把他们关押在战俘营里代价又太高……
在政治局于1940年3月初讨论这个问题之后，贝利亚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建议以特殊方式来处理军官战俘的问题，即对他们处以极刑--枪决。
贝利亚写道：“他们都是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恨……他们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仍在进行反苏宣传。他们每个人就等着获释，以便获得机会积极参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斯大林在贝利亚的信上写上了“赞成” 的字样。这样就再也没有任何问题了。
政治局1940年3月5日的决定把这一切彻底安排好了：
一、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1．以特殊方式，即对他们处以极刑--枪决的方式处理关于战俘营中14700名前波兰军官、官吏、地主、警察、情报人员、宪兵和看守的案件。
2．以及关于被逮捕并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里的门 名各种反革命组织和破坏活动组织的成员、前地主、工厂主、前波兰军官、官吏和变节者的案件。
二、处理案件无需传唤被捕者和提出指控，作出结束侦查和完成起诉书的决定用以下办法：
1．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局提供的材料作出对战俘营中的人结束侦查和完成起诉书的决定。
2．根据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案件资料作出对被捕者结束侦查和完成起诉书的决定。
由梅尔库洛夫、科布洛夫、巴什塔科夫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处理案件和作出决定。
梅尔库洛夫和科布洛夫是贝利亚的副手。
列昂尼德·福基耶维奇·巴什塔科夫在政治局作出最终决定那天被提升为国家安全少校，同时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机要处（负责登记和统计）处长。这个三人小组要准备出枪决名单和批准这些名单。
两天后在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开始同3个战俘营的负责人及护卫部队的首长们举行一系列会议。护卫部队同时也加强了看守战俘的工作。
战俘们的案卷送到了莫斯科，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机要处加以整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列出枪决名单，把名单送交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批准。梅尔库洛夫主要负责这项工作。
波兰军官们已被判处死刑，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这一点。几个战俘营的负责人都收到了以运送俘虏通知单的形式开列的名单，于是把这些大祸临头的人用火车送进了城里。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哈尔科夫州和斯摩棱斯克州的3位局长下达了执行判决的命令。战俘们都被关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内部监狱。枪决是在四壁都蒙着羊毛毡的牢房里进行的，以免被人听到枪声。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指挥了枪决行动，枪决都是在夜间进行的。
一切都很简单：把战俘带进牢房，给他戴上手铐，然后朝他的头开一枪。行刑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特手枪。从莫斯科运来了满满一皮箱这种手枪。
用卡车把尸体运到了城外，将尸体埋在了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墅区，因为外人不会来这里。直接在卡延森林枪决了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部分俘虏。后来德国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后发现了这个军人坟场。
从1940年4月1日起，各战俘营每天都收到一份几百人的名单。每次枪决之后都会有封简短的密码电报发往莫斯科，直接呈送给副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电报是这样一种格式，例如：“执行了292”。这就是说，一夜之间枪决了292人。
到5月底已枪决21857人。这个数字是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于1959年3月在写给赫鲁晓夫的亲笔信中说出来的。
德国人在发现遭枪决的波兰人的大坟场后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是争取世界舆论的有力论据。进行掘尸检验和遗骸鉴定工作的不仅有德国人，而且还有应波兰红十字会的请求出面的波兰病理解剖学家。
作为回应，苏联成立了由红军首席外科医生、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尼古拉·尼洛维奇·布尔坚科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肯定地说，这是德国的挑衅行为，实际上是德国人自己枪杀了波兰人。布尔坚科的委员会拿出来的推一真实的证据是，所有波兰人都是被德国造的武器杀死的。
西方并不相信布尔坚科的委员会，然而俄国是与希特勒进行抗争的盟国，因此西方干脆对在卡延森林中犯下的罪行视而不见。应苏联代表团的要求，在纽伦堡审判纳粹主要罪犯时没有提及这件事。
的确，流亡的波兰政府曾多次向莫洛托夫询问：“被你们俘虏的军官哪里去了？”
那时波兰人再次成为了盟友。前波兰战俘中的一部分人与红军并肩作战，另一部分人被允许离开苏联，他们与英国人一起作战。至于被枪杀的那些人，斯大林吩咐莫洛托夫回答说，失踪的波兰军官朝中国方向逃走了。他敢于如此蛮横无礼地作出回答是因为他坚信，再也不会有任何侨民能在华沙掌权了，新的波兰政府只会是亲苏政府。
战后有人提起了卡廷事件。在社会主义的波兰这是个被禁止的话题，但是波兰侨民想了解22000名同胞的命运。幸兔于难的波兰人的陈述、在卡延森林中挖掘时发现的战俘日记、德国人拿走的斯摩棱斯克州党委的档案文件，都可以确定这些波兰人出了什么事。莫斯科下定决心什么也不承认，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
有个很典型的例子。1971年4月15日，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就所谓的“卡廷事件”掀起反苏运动一事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交涉的决定》。
向苏联驻伦敦大使发出了如下指示：
“拜访英国外交部并发表如下声明：据苏联大使馆掌握的情况，英国广播公司打算播放由它制作的一部关于所谓的‘卡廷事件’的敌视苏联的影片。一本关于卡廷悲剧的诽谤性的书也被安排在这个时候在英国发行。
“英国方面很清楚，一个权威的专门委员会在德国占领者被赶出斯摩棱斯克地区后立即就地调查了这起罪行，并且不容置疑地证明，这是希特勒分子干的。
“在1945-1946年，设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认为，德国主要战犯在执行灭绝波兰人民的政策方面，其中包括在卡延森林枪杀波兰战俘这件事上罪责难逃。
“因此，令人惊讶和气愤的是，英国某些人士企图再次散布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制造的谣言，以便给苏联抹黑。然而，正是苏联人民用自己的鲜血把欧洲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救了出来……”
关于枪决的全部文件都保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专案文件全都封着，并且标注着“不得打开”的警告语。
1959年3月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建议赫鲁晓夫销毁被枪杀的波兰军官的登记卷宗，因为这些卷宗对苏联机关来说“既不会引起业务上的兴趣，也没有历史价值。它们也未必能够令我们的波兰朋友真正感兴趣。相反，某种未预见到的偶然事件可能会导致所采取的行动泄密，并带来我国所不愿看到的各种后果。况且对在卡延森林中被枪决的人有正式的说法。为了回答苏共中央或苏联政府可能提出的质询，可以将判处上述人员枪决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的会议记录和关于执行三人小组决定的命令保留下来。这些文件不太重要，可以把它们存放在特殊公文夹里”。
主要文件被销毁了，包括贝利亚写给斯大林的信、政治局1940年3月5日作出的关于枪决的决定、谢列平本人写的信在内的其他文件，则被封在一个包里存人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的个人保险柜。在得到提升后，契尔年科把这包文件转交给了负责管理政治局档案资料的总务部6处。在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曾让他们看过这批文件。
然而，在改革已经进入高潮的时候，当波兰人要求告诉他们实情，我们国内也想知道事情真相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却装做什么都不知道。
他在1991年12月把这包文件转交给了叶利钦，当时进行了正式的权力移交。叶利钦下令公布了这些文件。
去高加索出差
贝利亚在1941年初被任命为政府副主席。表面上这是提升，实际上斯大林解除了他国家安全系统领导的职务。这发生在1941年2月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这一天被分成两个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和所有行动处划归由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领导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贝利亚留任内务人民委员。归他管辖的有民警、消防队、边防部队、内卫部队、押解部队和已经变成工业建设帝国的整个劳改营管理总局。
同一天他还当上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分管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有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石油工业人民委员部和河运人民委员部。从此时起他更多地抓国民经济、建设和生产。的确，他主要用的是自己熟悉的肃反工作者的方法和犯人的双手--免费的和敢怒不敢言的劳动力。
作为安慰奖，于1月30日授予贝利亚国家安全总委员称号。这个称号在1945年7月9日被苏联元帅的称号取代。只有亚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3个人荣获过这个称号，但这3个人都被枪毙了。
贝利亚没有彻底离开国家安全系统。从战争一开始，两个人民委员部又合并成由他领导的统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但是在1943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又被分开了，而且把军事反间谍机关分出来作为独立的机构，取名为“除奸部”（它直接受兼任国防人民委员的斯大林的领导）。把劳改营管理总局留给了贝利亚，而且仅到1945年。
不过，斯大林给他保留了联络员这个奇怪的角色。甚至在1945年12月29日贝利亚不再是内务人民委员之后，斯大林还是只委托他向各位人民委员以及国家安全部长转达某些指示。这些指示涉及的全都是黑暗的和肮脏的事情。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对1941年夏天军事上的惨败也负有个人责任，当然责任比斯大林小一些。管辖情报机关的贝利亚也认为，德国不会发动进攻，至少近期内不会发动进攻。
1939年秋天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谈判时，斯大林对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说，如果德国情况不妙，俄国会来帮助它。
研究德国问题的著名历史学家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济缅斯基对我说，柏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斯大林准备站在德国一方作战？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伯爵请求向他提供准确的谈话记录，于是这份文件保存了下来。
里宾特洛普回答说，德国不需要军事援助，但是希望供应军用物资。于是这个国家在一段时间里真的从苏联得到了大量的石油、原料和粮食。
苏联没有吃亏。德国表示愿意帮助红军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
列夫·别济缅斯基说：“我们的专家分散到了德国的兵工厂。所有的大门都向他们敞开。柏林还处罚了那些企图向苏联客人隐瞒些什么的人。”
可是，既然知道要进攻俄国，希特勒为什么还要与斯大林分享武器呢？
列夫·别济缅斯基答道：“希特勒毒辣的阴谋正在于此。他提供了一切，因为他知道斯大林来不及利用这些东西。”
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认为，德国会长时间陷在与法国和英国的战争中。
德国迅速取胜对他们来说是出人意料的坏消息。
1940年11月，莫洛托夫怀着解决争议问题的希望前往柏林谈判，但是未能就任何具体问题达成协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仍然认为，他们与德国有战略伙伴关系，而希特勒已经决定要征服俄国。
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作出了一个不寻常姿态。他前往火车站好像是为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有送行，实际上他是想让整个外交使团看到，斯大林把手放在了德国大使肩上，请他为德国和苏联继续做朋友而尽心竭力。
情报机关提供的关于德国军队在苏联边境集结和进攻苏联的预计日期的情报白费了。贝利亚认为，他的情报人员即使不是双重间谍，那么至少也受着敌人的影响，他们向莫斯科发来英国人制造的假情报，这种情报的目的是挑唆苏联采取反对德国的行动。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直到最后一刻还坚定地认为，希特勒在虚张声势，他企图迫使他们在领土问题和经济方面作出让步。1941年6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也得到了关于德国人准备发动进攻的警告。他给莫洛托夫打了电话，对方回答说：“形势很复杂，不过正在玩一场大游戏。”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到6月ZI日仍然希望能胜过希特勒。他们当然明白，迟早要与希特勒开战，大概会在1942或1943年，那时两个大国的利益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有人要做出让步。不过他们认为，希特勒现在没有能力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德国能够与法国和英国作战是因为得到了苏联的原料、石油和小麦。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推论原则上是对的，只不过希特勒没打算进行长期的战争。
他想进行闪电式打击，用几个月时间打垮苏联，解决所有问题。
莫洛托夫在1941年6月21日晚上请来德国大使并对他说：“给人的印象是德国政府有所不满。可是对什么不满呢？能不能解释一下？”舒伦堡大使答应把谈话内容向柏林报告，但是几个小时后战争爆发了。
德国大使又来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宣布开战。莫洛托夫愤怒地说，德国进攻了一个与它签署了友好条约的国家。苏联军队呆在边境地区只是为了进行夏季演习。
如果德国政府对此不满意，将此事通报给苏联政府就足够了，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莫洛托夫最后说了一句：“我们不应该得到这样的结果！”他和德国大使互相握了一下手就各自离去了。
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星期，甚至头几个月，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并节节败退。
此时斯大林重新让贝利亚担任了国家安全机关首脑，并且让他进入了1941年6月30日成立的国防委员会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斯大林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是他的副手。进入国防委员会的还有伏罗希洛夫（1944年离任）、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政府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自1942年起）、交通人民委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红军食品和物品供应委员会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国家银行理事会主席兼副国防人民委员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自1944年起）。
贝利亚负责监督武器、弹药和迫击炮的生产，另外还和马林科夫一起监督飞机和发动机的生产。
从7月开始，把莫斯科各监狱中的大部分犯人撤离了首都。斯大林担心守不住莫斯科，也不想让他的敌人落入德国人之手。
由于担心自己的同胞调转枪口反对苏维埃政权，斯大林吩咐贝利亚把蹲监狱的“最危险的敌人” 消灭掉。
1941年10月16日，根据人民委员贝利亚的命令枪决了布特尔斯基监狱中的138名犯人，他们当中有过去著名的肃反工作者，例如列宁的卫队长阿布拉姆·雅科夫列维奇·别列尼基。10月17日枪决了前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成员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克德罗夫。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7月份已宣布他无罪，但人民委员贝利亚的命令比最高法院的裁决更重要。
1941年10月28日枪决了苏联英雄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施特恩上将，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空军中将雅科夫·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穆什克维奇，空军中将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苏联英雄、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第5局（侦察局）局长伊万·约瑟福维奇·普罗斯库罗夫……
斯大林认为，枪毙他们比把他们派到前线去要好。
在战争处于高潮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各部门继续打击反苏政党和托洛茨基右派地下活动的残余分子，照旧处理因政治原因被开除出党的人和被镇压者的家属。
特勤处打击了科学院系统。科技界和艺术界知识分子中的反苏集团，在青年学生中搞了间谍活动。有个处负责打击教会和教派中的反革命势力，在农业知识分子和农业高等学校的大学生中揭露反苏团伙。还有个处负责寻找反革命传单、匿名信和反苏内容题词的作者……
在德国人向莫斯科挺进的危急日子里，贝利亚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通过割让大片领土与希特勒缔结和约的指示。
朱可夫元帅对军事历史学家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安菲洛夫说，按照大本营的命令他于1941年10月7日紧急飞往莫斯科。斯大林当时病了，因此把朱可夫送到了昆采沃。
据朱可夫讲，斯大林在基辅之战惨败后一直心慌意乱。他走进房间，听到了斯大林与贝利亚的谈话。斯大林没有发现朱可夫走进来，继续跟贝利亚说话，让贝利亚利用他的间谍活动试探与德国人缔结和约的可能性。
斯大林不相信能守住莫斯科，国防委员会于10月15日作出了《关于撤离首都的决定》。贝利亚亲自负责毁掉城内的所有重要设施。
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及其家属撤离了莫斯科，只留下了一些行动小组。肃反工作者们于1942年3月回到了首都。
斯大林原打算在1941年10月16日离开莫斯科，但是朱可夫能守住首都的坚定信心把斯大林留了下来。
在莫斯科郊外发动反攻后，斯大林恢复了常态，找回了过去的自信，把战友们派往了各地。贝利亚从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生产能力中榨取了所能榨取的一切。因在战争时期的困难条件下在加紧武器弹药的生产方面取得特殊的功绩，于1943年9月30日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有人在1945年5月9日于第比利斯举行的集会上发言时说：“在回忆1942年秋天那段艰难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要怀着感激之情说出在高加索组织歼灭德国人的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我们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的名字。”贝利亚确实去了北高加索战线，主要在供应方面提供帮助。
前线的事务他没有管。交给他的是另外一些任务，这些任务不是什么人都干得了。
人民委员贝利亚在1944年5月10日给斯大林发去一份报告：“考虑到克里米亚鞑靼人对苏联人民的背叛行为，鉴于克里米亚鞑靼人不适合继续居住在苏联边境地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请您裁夺国防委员会关于将所有鞑靼人从克里米亚地区迁出的决议草案……”
这种事情解决得很快。第二天，5月11日，国防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将克里米亚鞑靼人迁出克里米亚和使他们移居中亚的第5859号决定。
顺便把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也迁出了克里米亚。
在北高加索也进行了这种大规模的清洗，早在集体化时期北高加索就被视为不安全的地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进行了反抗，最积极的反抗者被枪决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花3年时间立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革命暴动的、布哈林一托洛茨基的反苏破坏组织案。”
国防委员会于1944年1月31日作出了关于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往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的第5073号决定。
秘密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移办法实施细则》中说：“车臣一印古什共和国所有车臣族和印古什族的居民都应迁移”，他们包括党员、党的领导和经济部门的领导，甚至包括州委书记。
嫁给其他民族男子的车臣女子和印古什女子不必迁移。而嫁给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俄罗斯女子则要跟丈夫一起走。不过，如果她们离婚，就可以留下来。
于1944年2月23日开始驱逐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两个星期后的3月7日，发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撤销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命令：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特别是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在高加索采取行动期间。
许多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背叛了祖国，站到了法西斯占领者一边……”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M年6月25日用过去的日期公布了自己的命令：
“受德国间谍挑唆的许多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自愿加入了德国人组织的队伍，拿起武器与红军作战。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大部分居民对这些叛徒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因此撤销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迁移其居民。”
领导这次行动的是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和他的副手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阿波洛诺夫、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
行动是2月23日清晨开始的。有关行动的情况贝利亚向斯大林本人作了汇报。他的密码电报都保存了下来。
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迁移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行动的准备工作即将结束。经过更准确的统计，登记在册的应迁移人口为 459486人，其中包括居住在与车臣一印古什毗邻的达吉斯坦地区和弗拉季高加索市的人。
贝利亚，1944年2月17日
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今天，2月23日，在黎明时分开始了迁移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行动。行动过程正常，未发生值得关注的事情。某些人企图反抗的情况发生6起，用逮捕或动用武器的手段制服了他们。在此次行动计划抓的人当中已逮捕842人。到上午11点已从各居民点运走94741人，即应迁移人口的20％以上，已将其中的20023人送上火车。
贝利亚，1944年2月23日
瑙莫夫教授说：“在开始迁移人口前夕车臣全境下了雪。雪下得很厚，老人、妇女和儿童显然来不及在一天内从高山地区下到谷地乘坐火车。在一些地区老人和妇女被赶进大房子里，然后将他们枪杀或烧死……
我们再看几封电报：
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迁移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行动进行得正常。到2月23日晚已将352647人送上火车。
从始发站向新定居点发出了86列火车。
贝利亚，1944年2月25日
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至2月29日已将 478479人迁移并送上火车，其中有91250名印古什人。将这些人送上了177列火车，其中157列火车已经驶往新定居点……因下大雪和道路难行，加兰乔日高山地区的一些居民点有 6000名车臣人尚未迁移，将在两天内把他们送下山并送上火车。行动进行得有条不紊，未发生严重的反抗行为和其他事件……在行动期间逮捕了1016名车臣族和印古什族的反苏分子。
贝利亚，1944年3月1日
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从各州抽调来的19000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兵参加了此次行动。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此前参加过迁移卡拉恰耶夫人和卡尔梅克人的行动，除此之外他们还将参加迁移巴尔卡尔人的下一个行动……
通过这三次行动将向苏联东部地区迁移65万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和卡拉恰耶夫人。
贝利亚，1944年3月7日
国防委员会于1944年3月5日作出了关于将巴尔卡尔人迁出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第5309号决定。用火车把37103名巴尔卡尔人运到了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卡尔梅克人也被迁走了。
后来还从作战部队中清除了几乎所有的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尔人和卡尔梅克人，只有最著名的苏联英雄除外。
有13万多人在迁移过程中死亡，活下来的人处于人民公敌的地位。孩子们在学校里会听到别人叫自己“法西斯分子”、“叛徒’、“特别移民”……这些民族的人被流放了13年。他们几代人都是在自己对国家有罪的意识中成长起来的。后来不错过任何机会提醒他们说，他们没有被平反，而是被赦免了。他们得到了宽恕，不过以前还是有罪过。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于1956年11月24日作出了《关于恢复卡尔梅克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尔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民族自治的决定》。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57年二月9日颁布了《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内恢复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命令》。
副内务人民委员谢罗夫和科鲁格洛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和除奸部主任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获得了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共有714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因参与驱逐行动而得到嘉奖。不过，后来最高苏维埃在1962年4月4日下令收回了对他们的奖励。
斯大林的翻译
政府副主席兼国防委员会成员贝利亚让人觉得是个无暇顾及小事的人。然而，这位惩罚机关的首脑忘不了自己的职责。这一次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翻译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别列日科夫成了牺牲品。
别列日科夫天资聪颖，一头卷发，一副仪表堂堂的贵族绅士派头，总是大家称赞的对象。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的外交生涯突然中断的原因。
未来的斯大林的翻译在基辅上的是德意志人的学校（不是专科学校，而是为苏联德意志人开办的学校），每周两个晚上要跟课后辅导老师学习德语和英语。瓦连京·别列日科夫回忆说：“虽然并不怀疑懂得外语会在我的命运中起重要作用，但我还是不想学这两门课。父母因此而严厉管教我。他们深信，不管我将来干什么，外语都会让我终身受益。”
英语和德语给他带来很大好处。红海军的战友们都要站岗，而别列日科夫则教舰队司令学英语。工程师同行们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度东奔西走地下工厂，而别列日科夫则被外贸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调到自己身边，并被派往德国，那时还是战前两国友好与合作的年代。后来他成为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的顾问。
瓦连京·别列日科夫的家里挂着一幅集体合影照片。家庭主人在照片上不容易认出，他太年轻了，不过其他的人都很著名：希特勒、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
24岁的别列日科夫是莫洛托夫的翻译。莫洛托夫于1940年11月来与希特勒进行最后一次谈判。
当里宾特洛普在1941年6月22日凌晨宣战的时候，别列日科夫陪伴了苏联大使杰卡诺佐夫。当莫洛托夫在战争前夕与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伯爵进行谈判时，别列日科夫担任了翻译。舒伦堡因参与反对希特勒的阴谋于1944年遭枪决，杰卡诺佐夫作为贝利亚的人于1953年遭枪决。
在战争末期有人说，别列日科夫要去当大使或者担任同样重要的外交职务。与此相反，他被突然调离了外交部，并被任命为《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现在叫《新时代》周刊）德文和英文编辑部主任。有人说，他抛弃家庭是这次调动的原因。
实际上，是拉夫连季·贝利亚赶走了别列日科夫。别列日科夫的父亲在战争爆发前被捕，但幸运的是很快又把他放了。父亲和母亲住的地方遭德国人占领，当德国人撤走时，他们也去了西方。这个情报放到了贝利亚桌子上。他下令将别列日科夫赶出外交人民委员部。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国家安全总委员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于1945年12月27日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贝利亚的副手、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美国荣誉团勋章获得者（因参与保卫1945年波茨坦会议参加者而获奖）、38岁的上将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为他的继承人。
《真理报》在两周后才报道这次人事变动的消息。该报解释说，“因中央其他工作负担过重”，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拉夫连合帕夫洛维奇·贝利亚自己请求解除他这个职务。
当然，这不是他的意愿，至于说负担过重的问题，他确实非常的忙。
原子弹之父
曾多年领导国家计委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巴伊巴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贝利亚主持过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工作，例如曾任燃料委员会主席。
有一天巴伊巴科夫感冒了，因发高烧而躺在家里休息。刻薄的贝利亚打来电话说，每个傻瓜都会感冒，要懂得保护自己。当巴伊巴科夫吃力地拿起听筒时，贝利亚命令他立即与副内务人民委员科鲁格洛夫一起飞往乌法，因为那里的一个石油加工厂发生了严重事故。
巴伊巴科夫写道，关于贝利亚善于迷惑斯大林和善于拨弄他隐秘的心弦的捏造非常荒谬。只有用实际成果才能赢得斯大林的信任，而贝利亚有能力取得对国家来说十分重要的成果。
在严格要求部下方面，贝利亚的特点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允许提出要他“设身处地”的任何请求。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威严的和无情的权威。国家领导人坚信，如果由贝利亚来领导，任何事情都会获得成功。
1944年12月3日，国防委员会决定责成贝利亚“监督铀的开发工作的进展情况”。
1945年8月20日成立了隶属于国防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后来隶属于人民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该委员会负责“领导利用铀原子内部能量的全部工作”。任命贝利亚为委员会主席。在1946年3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同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