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巴伊巴科夫讲，贝利亚来领导核计划后，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贝利亚不仅非常善于督促人们，而且是能确保任务获得成功的高手。他向科学家们提供了一切必要的东西，搞到了需要从地下开采的原料。
担任中型机器制造部部长多年的叶菲姆·斯拉夫斯基说：“贝利亚不懂科学上和工程上的问题，因此总是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他拥有很大的权力，在布置和完成任务方面以及动员人力和物力方面经常帮助落实解决办法。”
被称作人民委员会附属第一总局的超级部从事制造原子弹的工作。它的领导人是前弹药人民委员鲍里斯·利沃维奇·万尼科夫。万尼科夫负责规章制度的副手是前除奸部反间谍总局副局长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梅希克（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局局长和后来的乌克兰内务部长）。另一位副手是副内务人民委员、后来的中型机器制造部部长阿夫拉米·帕夫洛维奇·扎韦尼亚金。扎韦尼亚金曾领导1946年1月成立的特种研究所管理局。这些研究所都参与了核计划。
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业建设营管理总局建设了核工业设施。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采矿冶金工业营管理总局的特种金属管理局从事了铀的勘探、开采和加工。换句话说，原子弹是用犯人的双手制造的。所有犯人都由贝利亚支配，因此他从来也不缺既听话又廉价的劳动力。
塔吉克境内的铀矿开采联合企业、乌拉尔的铀矿石选矿联合企业、提取怀的工厂和其他所有设施也是犯人们建起来的。把犯人运来，成立建设营，然后便开始工程建设……
在贝利亚的监督下于1949年8月29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爆炸的苏联第一颗原子弹是在莫尔多瓦的萨罗夫市制造的。该市也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建设营。
瑞莫夫教授说：“贝利亚掌管着自己的劳改营管理总局。我们至今也无法获悉该局曾有多少人，不过我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想展示这个核帝国的规模。开采铀矿的犯人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当然，贝利亚有组织工作能力。不过，如果有充足的财力。整个工业系统和丰富的资源做后盾，当个组织者并不难。每个参与核计划的人都知道，他的性命取决于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情绪。今天他在工作，在挣自己那份不寻常的口粮，明天贝利亚就会把他变成劳改营里微不足道的一员……”
1945年12月19日，政府根据贝利亚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吸收德国专家参与苏联解决铀问题的工作的决定。总共从德国弄来大约300位专家。
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交界处发现了储藏量非常丰富的铀。铀矿的开采工作交给了苏德维斯穆特股份公司。该公司拥有几处铀矿和一家选矿厂。根据苏联与东德的协定，头10年铀只运往苏联，10年后德国人获得支配铀的权利。然而，铀矿在10年里基本上被开采光。
只有彼得·列昂尼多维奇·卡皮察院士一个人请求斯大林让他脱离核计划。他的理由是，无法在特别委员会领导人拉夫连季·贝利亚粗野和外行的领导下工作。
不过，连卡皮察也对他的组织才能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院士曾回忆说，贝利亚亲自处理一切核事务，就连成为国内二号人物的马林科夫他也不准接触这些事务。只要他签了字，就得像对待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决定那样对待他作出的任何决定。谁也不敢和他争论，他让人感到害怕。
萨哈罗夫终生都记着在一次研究核问题的会议上贝利亚对一位使生产需要的某种材料失败的官员说的话：
“当我们布尔什维克想要做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对其他的一切都置之不顾。帕夫洛夫，您失去了布尔什维克的敏锐性！我们现在不会处罚您。我们希望您能改正错误。不过请注意，我们的监狱里有很多地方……”
受到贝利亚批评的这个人处在血管梗塞前的状态。他知道，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会兑现自己的威胁……
1945年夏天，原子弹的发明家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研制出了一种大量使用就会把战胜者和战败者都消灭掉的武器。
人类平静地对待了原子弹的问世。研制核武器最明显地证实了对进步，其中包括技术进步的信心。人类还加强了一种信念，即历史像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正在从低级向高级迈进。
将军们和政治家们根本不相信世界会因为相互间的核打击而毁灭。迅速重建起来的广岛的经验证明，一切并非如此可怕。丧生的只有那些当场死亡的人。
《纽约时报》在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几天后兴高采烈地写道：“原子弹是为战争制造的，然而制造原子弹的知识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东西不是死亡，而是生命，不是残暴，而是神圣的自由。”
这种充满激情的乐观态度迅速地征服了舆论。“原子的秘密将会带来繁荣和更美好的生活”，“将开创一个创造空前的财富和展现所有人的才能的时代”，“这是通向新世界之路”--在战后的头几年里人们纷纷这样写，这样说，这样想。而且不仅在美国这样，在俄国也是如此。
俄罗斯的核武器研制者直到今天还津津乐道地回忆着自己亲手搞出来的杰作。
对他们来说，谈论他们发明并试验了多么出色的产品是件愉快的事情。
美国人毫不怀疑，他们制造核武器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安全免受苏联的威胁。苏联科学家则深信，他们打造了使国家免遭美国人侵犯的核盾牌。
核武器的研制者不仅为完成了祖国交给的任务而自豪，他们还为自己作为解决了复杂课题的科学家而自豪。
国家很关心从事核计划的人。他们得到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斯大林奖金、很高的工资、汽车、住房和别墅。
斯大林责成贝利亚领导负责进行第一次核爆炸的国家委员会。
在1949年8月29日爆炸了苏联的第一个核装置。像所有人一样，贝利亚在试验过程中感到很不安，因为他清楚，如果失败，他会掉脑袋。
为了听到感谢的话，贝利亚兴冲冲地往莫斯科打电话报喜。斯大林无精打采地回答说：“我已经知道了”，然后就挂上了电话。
贝利亚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想弄清楚，到底是谁第一个给斯大林打了电话。
“因安排原子能生产的工作和顺利进行核武器试验”，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专门作出决定向贝利亚表示感谢。他获得了列宁勋章和一等斯大林奖金。
有些人称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是“苏联原子弹之父”。
第五章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战争年代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曾回忆起政治局委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给他讲的一个笑话：“斯大林因丢失了烟斗而牢骚满腹。他说：‘谁要是找到它，我会给重奖。’贝利亚在3天后就抓到了10个小偷，而且每个小偷都招认正是自己偷了烟斗。又过了一天，斯大林发现了自己的烟斗，原来烟斗掉到他办公室里的沙发后面去了。”
日丹诺夫在讲笑话的时候开心地笑着……
当然，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诺夫这个人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贝利亚的特点。可见，甚至在政治局的同事里面，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名声也是如此。
为了斯大林的一句称赞的话，这个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他来说，无辜者的生命一钱不值。
贝利亚的政治生涯由两个阶段组成--斯大林时期的30年和斯大林死后的3个月。
而且，恰恰这3个月最为突出。不过，关于1953年3月5日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单独谈，这已经是另一个时期了。我们先来看看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政治生涯。
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所有领导人当中，只有贝利亚和安德罗波夫直到今天仍然令人真的感兴趣，使人进行争论，让人觉得他们是丰富多彩的人物。他们的前任和继任者则是比较单调的人物。
虽然远不如安德罗波夫，但是贝利亚在最后几年里也有了一批真心的崇拜者。
或者说，至少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遭到诽谤和被不公正地描绘成血腥恶魔的重要政治家。
实际上，贝利亚有坚强的意志，是个出色的组织者，善于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在复杂的情况下找出头绪。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贝利亚在镇压中的过错并不比从莫洛托夫到赫鲁晓夫这些政治局委员的过错大。只不过他在1953年夏天的政治斗争中输了，于是把他变成了替罪羊，把一切罪过都推到他身上去了。
拉夫连季·贝利亚于1899年3月29日出生在阿布哈兹苏呼米区一个叫梅尔赫乌利的山村里的农民家庭。他显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想学习，并且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他在1919年毕业于巴库建筑机械技术学校，然后又在工学院读了两年书。对于当时党的干部和肃反干部来说，这种受教育程度相当高了。
对他的命运感兴趣的一些人说，他是多才多艺的人，喜欢音乐，爱唱歌，对建筑艺术感兴趣。可是，当时只有在政界才能够迅速地出人头地。
在1918-1919年，他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当技术员和海关职员。他1917年入党，并迅速卷入了政治活动。而且，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他干了件相当微妙的事情：按照同志们给的任务，他混入了阿塞拜疆特工机关。从1918年到1920年春天，在阿塞拜疆掌权的是“穆萨瓦特”（意为“平等”）党。
这件事令党内一些同志困惑不解。这一点可以根据贝利亚写给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作出判断：
“列翁·戈戈别里泽正在苏呼米休假。据拉科巴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讲，戈戈别里泽同志散布了关于我以及外高加索新领导班子的极其卑鄙的言论。他还特别提到了我过去在穆萨瓦特反间谍机关工作的事，硬说党过去和现在好像都不知道这件事。
“其实您很清楚，是党派我去穆萨瓦特反间谍机关工作的，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在1920年研究过这个问题，当时您、斯塔索娃同志、阿洪多夫同志、布尼亚特一扎杰同志等人都在场。我在1925年把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就这个问题作出的决定的正式抄件转交给了您。这个决定给我彻底恢复了名誉。：’后来又有人说，他为穆萨瓦特分子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是个双重间谍。
然而，没有找到能证明这一点的任何文件，甚至在为了给贝利亚抹黑而找遍所有档案馆的情况下也没能找到。拉夫连季·贝利亚一直为一个政权服务。
在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文集里有份令人感兴趣的文件。基洛夫1920年的时候是俄罗斯联邦驻当时独立的格鲁吉亚政府的全权代表。基洛夫在1920年7月向格鲁吉亚政府发去一份照会：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库塔伊西监狱里关押着尼古拉·诺扎泽、诺伊·托杜阿、格奥尔基·丘巴尼泽、巴格拉特·察马亚和拉夫连季·贝利亚。
“他们全都因为参与去年10月的武装行动被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战地法庭定罪。
“鉴于上面提到的所有公民都有权根据俄格条约第10条要求免服刑，因此我不能不把将他们继续关押在监狱里看作是违反条 约的行为。”
贝利亚被释放了。作为一个已经很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他在肃反委员会谋得了一份工作。由于他是个有文化的人，而且反应快，智力超群，因此他开始升迁。
在他的履历表上全都是升迁的记录。1921年他是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秘密行动处副处长，后来升任处长、肃反委员会副主席。从这个职位上又很快任命他为外高加索肃反委员会副主席。该委员会是领导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三个共和国国家安全机关的机构。后来他领导了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过了一段时间又领导了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安局。
1931年贝利亚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全权代表。这意味着莫斯科的高层领导人喜欢上了他，让他监督三个共和国肃反工作者的工作。同年安排贝利亚改做党的工作。
他在1931-1932年间先后担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和第一书记，同时在1931-1938年间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兼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在党的20大上讲话之后人们通常认为，贝利亚仕途上的关键性一步-
-在1931年底任命他为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二书记，是违背地方党的领导人的意见按照斯大林的心意安排的。
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外高加索联邦存在于1922年至1936年。三个共和国党的领导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贝利亚在此类倾轧活动中不是主角。
贝利亚在第比利斯作了一个报告之后开始享誉全苏联。后来用这个报告单独出了一本书，名为《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该书把斯大林在革命运动中的杰出作用吹得神乎其神。
这显然令斯大林心情愉快，但精心写出的报告不是贝利亚惟一的成果。他显示出自己是一个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的精明能干而可靠的行政官员。而斯大林看重的正是这一点--不走样地执行他的命令。有些人没能胜任工作是因为没本事，或者是认为付出太高代价难以想象。这样的人在斯大林手下工作的时间都不长。
贝利亚还显示出自己是个忠心耿耿的人。1933年夏天，当斯大林在阿布哈兹休假的时候，似乎发生了一起谋杀案。贝利亚当时一边高喊“保护领袖！”，一边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斯大林。而谁向斯大林开的枪已无法查明，因为拿手提机枪倒在岸边的那个人被保镖们乱枪打烂了。贝利亚是玩弄各种阴谋的高手。
有件事毫无疑问：斯大林喜欢上了贝利亚。不过，他不是总书记惟一喜欢的人。
斯大林提拔过很多人，并且很关心他们。当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会毫不惋惜地拒绝让他们效劳。在这之后常常是逮捕和枪决。贝利亚是活得比斯大林长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人们有时候觉得，斯大林信任贝利亚是因为他们都是格鲁吉亚人。这个推测一下子就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斯大林也不相信贝利亚；第二，斯大林对民族属性不感兴趣。如果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不自杀，会通过别的办法摆脱他。除米高扬外，总书记身边没有其他来自高加索的人，而米高扬从来都不是斯大林的心腹。
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民族属性对格鲁吉亚来说同样地不意味着任何宽容。
种种迹象表明，任命贝利亚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对他来说是件不太令人高兴的意外事情。他毕竟已经领导着一个大型党组织，一旦被调往莫斯科可以指望在中央委员会谋个职，而不是在某个人民委员部谋职。脱离党务工作看上去像是降职。不仅如此，甚至没有任命他为人民委员，而仅任命为第一副人民委员，不过肯定暗示过他这是着眼未来的任命。
他的前任叶若夫已快走到仕途的尽头。某些书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叶若夫好像已经知道安排谁当他的掘墓人，因此企图推迟死期，下令逮捕贝利亚。格鲁吉亚内务人民委员谢尔盖·阿夫先季耶维奇·戈格利泽收到了密码电报。但他未执行逮捕第一书记的命令，而是让贝利亚看了密码电报。贝利亚马上飞抵莫斯科，千方百计见到了斯大林，央求到了一条命。
这顶多是个笑话。叶若夫从未有过为所欲为的表现。再说，人民委员根本没有权力签发抓贝利亚的逮捕证，因为只有经政治局批准，也就是经斯大林批准，才能抓各民族共和国的中央第一书记。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的儿子写道，据父亲讲，斯大林正是委托他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找个有党务工作经验的第一副手。马林科夫把这件事交给自己的副手办，副手于是提出了贝利亚这个人选。一共向斯大林提出了7位候选人，斯大林从中挑了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
1938年8月22日，贝利亚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他在国家安全机关坐下来深入了解情况，研究干部问题。他知道，与所有前任一样，他要从清洗领导机构开始干工作。
贝利亚很快被授予了特别称号--一级国家安全委员。这相当于军队的大将军衔。
又过了一个月，9月29日，任命他兼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包括政治局保卫处在内的所有行动处都归这个总局管辖。叶若夫表面上仍然是人民委员，斯大林不想弄出任何不愉快的偶然事件来。
贝利亚带来了几个亲信。他们后来也遭遇了贝利亚的命运。
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杰卡诺佐夫自1921年起在党的机关中与贝利亚共事，曾任格鲁吉亚食品工业人民委员。他领导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3处（反间谍处）和5处（特别处）。他在1939年5月出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0年夏天他在与希特勒签约后加入苏联的立陶宛整顿过秩序。自1940年11月起任驻德国大使。
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后他获得了格鲁吉亚内务部长一职。他曾当选中央委员。
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自1925年起与贝利亚共事。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迅速升为第一副人民委员，还成为中央候补委员。他的兄弟阿马亚克也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身居要职。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自1922年起与贝利亚共事。他在1941年成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将在下一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他。
拉夫连季·福米奇·察纳瓦自1921年起与贝利亚共事。他多年担任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他没有被枪决，而是死在了监狱里。
斯捷潘·所罗门诺维奇·马穆洛夫自20年代初开始与贝利亚共事。他曾任第比利斯市委书记，领导过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农业处。贝利亚在莫斯科先让他当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秘书处主任，后来让他当了副部长。1954年他被判处15年监禁。
贝利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了3个月后，于1938年11月25日被任命为人民委员。
他搞了一场大规模清洗。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写道，1939年从国家安全机关开除了7372人（占行动人员的1／5）。机关工作人员换了一半，14500人被调来干行动工作，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党和共青团机关。
通常认为，叶若夫搞的大规模镇压随着贝利亚的到来停止了，某些人甚至被放出了监狱和集中营。1939年11月9日，内务人民委员签署了“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侦查工作中的缺点” 的命令，并要求严格遵守刑事诉讼程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工作人员因侦查方法“不正确”而被捕。1939年从劳改营释放了223600人，从教养院释放了103800人。
然而，与此同时又逮捕了20万人，这还不算1939年秋天瓜分波兰后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各州驱逐出境的人。在贝利亚的坚持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的权力扩大了。这个特别会议常常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作出未经审判的判决。
斯大林关于允许刑讯和拷打被捕者的著名指示不是在叶若夫主持工作时，而是在贝利亚主持工作时以书面形式出现的。
这里指的是1939年1月10日发给各州委、边疆区委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的一封密码电报。斯大林签发的这封电报中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如下说明：经中央批准，自1937年起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采用体罚手段……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作为例外，今后必须要对人民公开的和未解除武装的敌人采取体罚手段，把它作为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一种手段。”
作家基里尔·阿纳托利耶维奇·斯托利亚罗夫在自己那本关于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书中引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加格拉地区副处长瓦西里耶夫的报告：
“许多被捕者在审讯中被打死了，然后出具他们是因心脏麻痹或其他原因而死的证明……
“有位被捕者遭到连续几个小时的殴打，打得他浑身上下体无完肤……做了一个绳套，把它套在了这个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拉紧绳套……鲁哈泽少校对工作人员说：‘谁不打人，谁自己就是人民的敌人！’“有一天我走进了一位侦查员的办公室。他正在审讯一个涉嫌为德国人搞间谍活动的爱沙尼亚人。我问：‘他表现怎么样？’侦查员一边填写审讯记录一边答道：
‘他不说话，不想承认怀有敌意。’我仔细地看了看被捕者，发现他已经死了。围着他走了一圈后，我看到被打破的后脑勺上有血……于是我问侦查员干了些什么。
他让看了有两指厚的一条已盘起来的钢丝鞭。他用这条鞭子抽打了被捕者的后背，但是没发现人已被他打死了……
“总之，在地区处的大楼里日日夜夜都是一片哀号、叫喊和呻吟声……”
被逮捕的鲁哈泽后来说，他以前的副手瓦西里耶夫夸大了事实。只有在夜里才打人，因为白天有来访者，没法打人。
镇压根本没有随着任命贝利亚而结束。关于改正错误和清除犯错误者的命令，是把过去的罪责推给前任的通常的做法。人们觉得，恶梦过去了，公正的人终于来了，他们会让一切秩序井然。叶若夫时期国家安全机关全体动员式的紧急突击工作被贝利亚时期有计划的清洗取代了。
著书介绍列宁格勒国家安全局历任局长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别列日科夫引用了普斯科夫州党委书记伊格纳托夫1939年四月27日写给州委第一书记日丹诺夫的信：内务人民委员部普斯科夫州处长“卡尔波夫及其下属没有根据中央委员会1938年11月门日的决定对自己作出任何结论……他们没有组织与苏联的各种敌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如果说他们没有停止的话，那么也是放松了与人民的敌人进行的斗争……在1938年9月间日至11月18日期间揭露并逮捕了1193人，而在1938年11月18日至1939年1月14日期间仅逮捕了12个人民的敌人”。
在1939年举行的党的18大上，即战前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贝利亚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作家科尔涅利·柳齐安诺维奇·泽林斯基留下了关于自己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交谈情况的极为引人人胜的回忆录。该回忆录发表在文献汇编《往事》第5集里。这个文献汇编在改革开始后开始出版。
党的总书记对苏联作家协会秘书长法捷耶夫有特别的好感。斯大林喜欢法捷耶夫甚至纯粹出于常见的那种人际关系。
法捷耶夫说，他作为来宾出席了1937年举行的格鲁吉亚党代表大会，后来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批评了对第一书记贝利亚的个人崇拜。贝利亚记住了这件事。过去了一段时间后，贝利亚当上了内务人民委员。逮捕继续进行。法捷耶夫是个非常忠顺的人，但是他有时也尝试着替自己所了解和喜爱的人说情。
斯大林对他说：“您的所有作家都装成某种娇里娇气的人。正在进行一场斗争，一场艰苦的斗争。您自己很清楚，党和国家正付出巨大的努力来捕捉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开始反抗的人。可您不是帮助国家，而是开始干一些任性的事情，例如写申诉信等。”
然而，当自己非常了解的一位女士被捕后，法捷耶夫又出面替她担保。几个星期过去后，他家里来了一个电话：
“是法捷耶夫同志吗？”
“是的。”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亲自看了您写给他的信，并且审查了这个案件。您用自己的党证担保的人是罪有应得。此外，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请他的助手，也就是我本人，转告您，他感到吃惊的是，作为作家，您感兴趣的事情完全不属于作家协会领导人和一位作家的职责范围。”
贝利亚的秘书不等对方答话就挂断了电话。法捷耶夫自言自语道：“这是给我的警告，而且是严重警告。”
不过，贝利亚并不想与头号作家闹翻。有一天他请法捷耶夫到别墅来作客，晚饭后一起打了台球。贝利亚在闲聊时提到，作家协会里有个外国重要间谍的巢穴。
法捷耶夫与贝利亚吵了起来。他说，完全不应该像内务人民委员部那样对待作家，要求告密会使人道德败坏。
贝利亚恼火地对他说：“法捷耶夫同志，我看您就是想妨碍我们的工作。”
据法捷耶夫讲，他也毫不客气地说：“这些案件我看够了。您这样会把所有的作家都变成人民的敌人。”
贝利亚大发脾气。法捷耶夫瞅准机会溜出了别墅，朝明斯克公路走去。突然他发现了一辆派来追赶他的汽车。他后来回忆说：“我明白，这辆汽车现在要撞倒我，然后会有人对斯大林说我当时喝醉了。”法捷耶夫藏进了灌木丛，等追踪者消失之后，他步行了很长时间，然后坐上了公共汽车。
“我们将会枪毙您”
干了半辈子肃反工作的梅尔库洛夫酷爱文学创作。他写过一些剧本，《谢尔盖耶夫工程师》是其中最成功的。梅尔库洛夫讲述了他所熟悉的事情。
剧情发生在1941年7-9月间。情节很简单：苏联军队撤退了，发电站站长谢尔盖耶夫应该炸掉自己参与建造的这座电站。德国人需要发电站，于是企图给他制造麻烦，暗中派遣两名间谍来到他身边。一名间谍是富农的儿子。那个富农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关进了监狱，并且死在了狱中。另一名间谍在革命前就当上了工程师，早在1918年他就同意为德国人效劳，那时德国人在乌克兰。
内务人民委员部抓获了一名间谍，谢尔盖耶夫工程师用大锤在另一名间谍的头上砸了两下，这个人便直挺挺地倒下了。
德国军官在剧中也讲俄语。他们当中的一位将军是在里加出生的，他的父亲以前在图拉省有一处庄园。将军回忆说，那时他每天早晨都要去看看牲口棚、猎犬舍、磨坊……
作者在剧中还推出一位同行--身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区内务处处长的国家安全上尉。他对剧中主人公说：“德国间谍机关不断散布流言，而我们的一些人竟愚蠢地当传声筒。有的苏联人散布恐慌和不自信的情绪，结果实际上无意之中变成了敌人。常常会把这样一些饶舌的人带到处里交我发落。”
上尉接着又说：“当然，工作中少不了滑稽可笑的事。”他这里指的是，还可以让不少有口无心的人享受自由。不过，落网的主要还是真正的敌人。
上尉还有句台词说：“我们把人关起来，进行调查分析，结果一看是德国间谍。
这帮下流的东西！”
梅尔库洛夫对此处的细节处理得很准确，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同行：先把人关起来，然后再开始调查分析，这时很少有人不承认自己是间谍。
随着剧情的发展，上尉抓了一个叫索伊金的可疑人，但是没有他的犯罪证据。
上尉说：
“我们的区检察长没完没了地对我说：‘放了索伊金吧，你没有充足的根据监禁他。’于是我把他送到城里的州内务局去了。我会赢得时间……我本能地感觉到，他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当然，国家安全上尉是正确的。他抓住了一个投奔了德国人的叛徒。作者准确表现了当年对于可以怎样逮捕和逮捕谁的认识剧中主人公谢尔盖耶夫工程师虽然非常舍不得自己建造起来的发电站，但还是把发电站和那里的德国占领者一起炸掉了，同时自己也牺牲了。
《文学与艺术》报写道：“如果祖国需要的话，谢尔盖耶夫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和子女。他没有马上理解，为什么为了不让他的水电站落到敌人手里就非得毁掉这座宏伟的建筑。不过，当他艰难地意识到可以毁掉的时候，他沉思着说：‘如果需要这样做，我们就炸掉它。’”
梅尔库洛夫不仅了解国家安全机关是怎样工作的，而且还了解在撤退时怎样炸掉了发电站、工厂和采油井架。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巴伊巴科夫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多年，在战争初期担任国防委员会负责炸毁高加索地区的油井和石油加工企业的全权代表。他描写了接受这项任务的经过。
有一天斯大林把他叫去后对他说：“巴伊巴科夫同志，希特勒奔高加索来了。
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德国人一滴石油也得不到。”
接着，斯大林稍稍加重了语气说：“请记住，如果您哪怕只给德国人留下一吨石油，我们将会枪毙您。”
斯大林在办公桌前缓缓地来回踱步，稍微停顿了一下后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如果您过早地炸毁石油设施，而德国人未能夺取它们，我们又没有燃料用，我们同样会枪毙您。”
令人惊讶的是，巴伊巴科夫在半个世纪之后竟还怀着钦佩之情回忆斯大林说的这些令人颇感恐惧的话。
梅尔库洛夫前来帮助巴伊巴科夫。他甚至给巴伊巴科夫带来几位英国专家。这些专家介绍了他们如何为了不让日本人得到石油而在婆罗洲岛炸毁油井的经验。巴伊巴科夫否决了英国人的方法，我们的专家想出了自己的方法。
德国间谍并没有让巴伊巴科夫感到害怕。如果说他害怕什么的话，那么他只是怕完不成斯大林的命令。要知道，他在这件事上得听梅尔库洛夫指挥，而梅尔库洛夫并不是剧作家，他此时是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的第一副手。巴伊巴科夫回忆说，当德国人已经攻到跟前，并且能听到冲锋枪的射击声时，他们炸掉了一些采油场和发电站。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比贝利亚大4岁，但是在他们的关系方面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总是高出一头。这不仅表现在职务上。梅尔库洛夫缺少贝利亚的那种果断和残酷，在组织才能方面也逊色不少。
梅尔库洛夫于1895年出生在阿塞拜疆一个叫扎卡塔雷的小城市里。他与贝利亚和其他一些未来地位显赫的肃反工作者--戈格利泽、科布洛夫、米尔一加法尔·巴吉罗夫（起初任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主席，后来任阿塞拜疆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一起就读于巴库技术学校。
与他们不同，梅尔库洛夫毕业后继续接受了教育。他去了首都，并于1913年考入圣彼得堡大学物理数学系。因此，如果他不是国家安全机关所有领导人当中学历最高的人，那么也是贝利亚身边学历最高的人。梅尔库洛夫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同志们当中显得十分突出。接替他担任国家安全部长的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只上过4年小学。
可是，梅尔库洛夫入党比别人都晚，直到1925年他才加入党组织。他曾先后在沙皇军队和红军中服役，还教过3年书，1921年进入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工作。在这里他一干就是10年。1931年秋天，当选为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贝利亚把梅尔库洛夫调到自己身边搞党务工作。
贝利亚喜欢梅尔库洛夫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文化和善于完成任务。梅尔库洛夫还写了一本关于贝利亚的小册子，名为《列宁--斯大林的党的忠实儿子》。
他在1937年开始主持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工业交通部的工作。贝利亚把他带到了莫斯科，让他担任了一个重要职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本人早在担任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的时候就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他让梅尔库洛夫当了自己的副手。梅尔库洛夫马上就被授予了三级国家安全委员的称号，这个称号相当于军队的中将军衔。
当贝利亚在1938年12月17日被任命为人民委员后，梅尔库洛夫当上了第一副人民委员和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和政治局保卫部门都归他领导。
在瓜分波兰之后，他于1939年秋天去了利沃夫，并亲自领导了揭露和隔离敌对分子的行动，换句话说就是，在西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清洗。1940年春天，有文化的三级国家安全委员梅尔库洛夫直接参与了在卡延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的准备工作，批准和签署了全部枪决名单，亲自领导了枪杀行动。
战争一开始，犯人就大量涌进了各个劳改营。例如，政府决定要把个人的收音机上交到区执委会。谁不执行这个决定，特别会议就会判他10年徒刑。另一次犯人激增是因为，有人散布了德国人发动进攻和德国人不断取得胜利的“虚假传闻”，有人因“称赞德国的技术”而被捕。
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特别会议这时被授权决定直至枪决的任何惩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梅尔库洛夫在自己的圈子里并不是最坏的人。他彬彬有礼，讲话平和，并不大喊大叫。在与自己的职责不相悖的情况下，他会尽量做一个理智的人。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院士回忆说，苏共中央让党员们阅读了一封关于贝利亚案件的非公开信。虽然不是党员，但萨哈罗夫看了这封信。信中说，贝利亚强迫自己的部下亲手殴打被捕者。只有梅尔库洛夫一个人断然拒绝这样做。
贝利亚嘲笑他说：“空谈家！”
梅尔库洛夫在某件事上可以被说服。
在未来的院士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天才的物理学家列夫·达维多维奇·兰道被捕后，彼得·列昂尼多维奇·卡皮察急忙去营救他。梅尔库洛夫接见了卡皮察，并给他看了侦讯材料。兰道被指控犯有各种反苏罪行。
“我保证，兰道再也不会从事反革命活动了”，卡皮察说。
“他是很重要的科学家吗？”梅尔库洛夫问道。
“是的，他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卡皮察深信不疑地回答。
兰道被释放了。
1941年2月3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被一分为二那天，梅尔库洛夫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成为他的第一副手。
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秘密政治保安局和侦查部门归梅尔库洛夫领导。民警、消防队、边防军、劳改营管理总局和整个工业部门的工作留给了贝利亚。
半年后的7月20日，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又匆忙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人民委员部。梅尔库洛夫再次成为贝利亚的第一副手。
1943年2月，他获得了一级国家安全委员的称号（相当于大将军衔）。又过了两个月，在1943年4月14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再次被分开，梅尔库洛夫又领导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尔利茨是否在梅尔库洛夫手下工作过？
可能这只是个传说、神话、美妙的童话，但是许多人，甚至包括非常内行的人，都相信它，认为它是真的。
著名的日耳曼学家、教授、历史学博士弗谢沃洛德·德米特里耶维奇·叶若夫对我讲了这件事。
在里加湾岸边，在离拉脱维亚首都不远的尤尔马拉，不太久以前住着一个苏联情报人员。他不仅躲避外人，而且也躲避自己人，因为他不希望有人了解自己。20年代让他打入了纳粹党。他仕途得意，飞黄腾达，参加过党卫军搞的各种行动。美国人在战争末期逮捕了他，并打算作为战犯审判他，我们的人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救出来。
这个人的事情好像就成了尤利安·谢苗诺夫著名的长篇小说《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素材。根据这部小说又拍出了更加著名的一部电影。
不管怎样，这个动人的传说是影片的总学术顾问叶若夫教授讲的。一个叫米申的上将是影片的总顾问。实际上，米申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的笔名。当茨维贡在场的时候，尤里·安德罗波夫感觉不是很自信。
那么，有过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吗？
我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已经辞世的尤利安·谢苗诺维奇·谢苗诺夫写过关于苏联情报人员施蒂尔利茨一伊萨耶夫的一套长篇小说。谢苗诺夫写得非常有说服力，以致于许多人几乎就把施蒂尔利茨当作现实生活中的人物。
尤利安·谢苗诺夫本人说过，施蒂尔利茨的原型之一是著名情报人员诺尔曼·博罗津。他的父亲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20年代曾在中国担任最高政治顾问。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孔德拉绍夫中将认为，秘密情报机关的创建者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是原型。
那么，真有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吗？更确切地说，这位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和电影中的主人公有自己的原型吗？一位苏联情报人员、俄罗斯人、一级国家安全委员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的部下曾经在纳粹德国身居要职吗？
专家们的意见很明确：没有施蒂尔利获这个人，也不可能有。当然，一个俄罗斯人或俄罗斯化的德意志人可以尝试着冒充德国本地人，但是只能在初次审查前冒充很短一段时间，因为德国人也有人事部门，而且同样警惕性很高。苏联英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在德国人的后方干得相当成功，然而他主要的不是搞情报工作，而是搞破坏活动。他出没于德国各地，欺骗德国人，总能够在受到怀疑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身为苏联公民的情报人员不可能在纳粹德国身居要职，因为他会不可避免地被人揭露出真面目。情报机关也不设法去这样做。任务其实在另一个方面：招募愿意为苏联效力的德国人。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情报机关在德国设立了一个间谍众多的大型情报站。
那为什么苏联在1941年6月22日还会猝不及防呢？
在1936年开始对苏联情报机关进行大规模清洗。在国外工作的情报人员被召回莫斯科。他们被逮捕后，有的遭枪决，有的被送进劳改营。
在军事情报机关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历史学家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科奇克写道，军队情报部领导人在1938年12月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告：“工农红军实际上失去了情报机关。作为情报机关基础的秘密间谍网几乎被彻底清除掉了。”
战争前夕在红军情报部供职的维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将对我说：“在‘图哈切夫斯基案件’后展开的镇压活动沉重打击了军队，使军队到1941年也没能恢复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