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情报部门的中央机关到1940年没剩下一位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所有的人都被处决了。一些匆忙调来的新提拔的人成了我们的上司，但他们也被频繁地更换。当中央机关的一名军官在莫斯科被捕后，与他联系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情报人员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怀疑。起初是不再相信他们的情报，接着就是把他们召回莫斯科并处决。”
可见，给情报机关造成严重损害的不是敌人的反间谍机关，而是自己的上级。 尼科利斯基对我说：“我们比较了解的是欧洲各国领导人的计划，而不是本国政府的意图。与德国缔约和苏联军队开进波兰令军事情报机关感到意外。我们没来得及把全部情报人员从波兰东部各州调往西方，因为我们所有重要的情报人员都在红军向布格河迅速挺进的过程中成了苏联的俘虏。在一场可怕的战争爆发前夕，这对情报机关来说是重大损失。”
尼科利斯基将军接着说：“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技术装备很差。无线电台是固定的，很重，只有长期在某个地区工作的间谍才能使用它们。而流动的情报人员则没有能及时保持联系的无线电装备。不过，这可以使他们避免遭到难以躲过的失败。
战争爆发后，我们要求长期潜伏的间谍提供大量的情报，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常常连续几个小时坐在电台前工作。结果测向仪测定了他们的位置，于是他们成了反间谍机关的猎物……”
1941年2月，红军情报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来自各军区的军官们在会上坦率地说：“国家处在战争的边缘，而情报机关完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既没有无线电台和降落伞，也没有适合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使用的自动武器。”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派往敌人后方的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只配备了手枪，因为没有自动武器。
战争头一年夏季的撤退对情报机关来说是致命的。损失了所有的情报站、情报员和报务员。总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寻找合适的人，培训报务员。
尼科利斯基回忆说：“我们起初甚至不知道如何找到有这种专业技能的人，因为战前没有这方面的登记资料。培训报务员要花4个月时间，可我们需要每天向德国人的后方派遣小组。战前也没有懂德语的人的登记资料。我们在全国寻找业余无线电报务员、学过德语的语言系和教育系毕业生。”
情报机关也没有自己的适合空投侦察和破坏小组的飞机。直到1943年才建立了第105航空大队，而此前是赶上什么样的飞机，就用什么样的飞机空投这些小组。这导致许多失败和悲剧。有些小组在空中就报销了。
“您如何评价军事情报机关在战争初期的活动？”我问尼科利斯基。
“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因为我们利用了德国人那里的混乱状况。占领军司令部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居民登记和建立地方警察局。而我们毕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活动。我们的谍报人员在占领区10次中有9次会得到当地人的帮助。一块面包总会给的，当然，如果他们有的活。在占领区来了德国战地宪兵队和盖世太保之后，在出现了德国人建立的警察局和开始镇压帮助游击队员的人之后，开展工作就变得困难了。”
“侦察小组的损失如此之大，使人不由得产生一些疑问：这些损失合算吗？军队情报机关搞来的这些情报值得让人为它们去冒几乎是必死的风险吗？”
“值得。否则我们就无法作战。有时候达到目的的手段是非常可怕的，然而没有情报机关就无法赢得战斗的胜利……”
斯大林在这关键性的几年里不断改变特工部门的结构。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被分成两个机关，其中一个是独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时而又合并成一个机构。
军队的反间谍机关时而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时而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又重新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情报机关也未能逃脱接受改组的命运。
尼科利斯基回忆说：“斯大林在1942年底下达了一个命令：‘解散“军队--
战线”环节的间谍情报机关，因为此类机关充斥“双重间谍”和奸细，而且其领导人是没有文化的指挥员。将所有情报人员转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派低级军官去充实部队。’我是在斯大林格勒接到这个命令的。这里已经建立了一条新战线，而且我们费了很大劲儿刚刚为它组建好情报机关，可这个命令让我们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一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纷纷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恢复情报机关。后来终于下达了恢复军队情报机关和建立总参情报部的命令……”
然而，过了很长时间都可以感觉到1942年底对情报机关的打击所带来的后果。
被派到部队中去的职业情报人员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在新的军官积累经验的时候，谍报人员不断死去，军队得不到十分重要的情报。
斯大林本来挺喜欢情报机关，可是却借叶若夫之手几乎把情报机关彻底毁掉了。
驻柏林情报站到1938年仅剩下了3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个还不会讲德语。
直到1939年，在梅尔库洛夫领导国家安全总局之后，驻柏林情报站才开始恢复，但是新一代情报人员已不可能取得过去的那种成就。
建立起了一个很大的间谍网，然而谍报人员水平都不高。这样的谍报人员只知道他所供职的部门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能力看透政府领导人的想法和意图，而恰恰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苏联间谍机关得不到来自希特勒身边的第一手情报。莫斯科不知道德国领导人实际上在想什么和说什么，因而常常进行种种推测，结果也常常犯错误。
尽管如此，却还任命梅尔库洛夫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副手波格丹·科布洛夫的弟弟、毫无情报工作经验的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担任柏林情报站领导人。间谍头子科布洛夫既不懂德语，也不了解德国的情况。
德国反间谍机关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把几个能讲俄语的双重间谍陆续成功地安插到了他的身边。这些间谍实际上为帝国安全总局工作。科布洛夫轻易地就上钩了。
希特勒也参与了这场很重要的游戏。他亲自审查准备提供给科布港夫的情报。
德国人通过他向斯大林提供了令人放心的情报：德国不打算进攻苏联。梅尔库洛夫把这些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经验丰富的梅尔库洛夫只向上司报告了想从他那里听到的东西，而这些都是十足的假情报。
许多间谍是有左派信仰的人和反法西斯人士，他们认为苏联是与希特勒作斗争的盟友。另外一些间谍则要求拿钱来买情报。工作是按协议进行的，送来的情报越多，得到的钱就越多。结果为假情报花的钱更多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是，莫斯科不能够正确地分析获得的情报。斯大林不相信自己的情报人员的分析能力，更喜欢自己下结论。他要求梅尔库洛夫把间谍报告的原件放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因此，梅尔库洛夫用不着在情报机关中建立情报分析处。
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展现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画面：情报人员告诉政治家应该做什么。而实际生活中完全相反：政治家们作决定，情报人员为这些决定寻找根据。
在1941年6月22日之前，斯大林及其心腹相信能够与希特勒进行长期合作。因此，在梅尔库洛夫拿来的情报机关特别报告中，斯大林只看他想看到的东西。
几年前，对外情报局突然说，施蒂尔利茨的真正原型是一个叫维利·莱曼的德国人。他是盖世太保成员，自1929年起用布赖滕巴赫这个名字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好像曾把布赖滕巴赫的人事卷宗交给了尤利安·谢苗诺夫，但是建议他把德国人改成俄罗斯人。
事实不是这样。当时布赖滕巴赫的人事卷宗被作为密件，直到不久前才将其解密。尤利安·谢苗诺夫没有怀疑过布赖滕巴赫。
化名布赖滕巴赫的盖世太保成员维利，莱曼确实是地位最高的苏联间谍。他的命运很悲惨。1938年，在斯大林毁掉了苏联设在德国的情报站之后，与布赖滕巴赫的联系中断了。他在两年里根本无法帮助苏联，因为没有人和他接头。关系在1941年初重新接上了，但是因德国进攻苏联又中断了。
在1942年，不知是因为绝望，还是因为愚蠢，竟然把布赖滕巴赫毁掉了。情报机关把一个训练得不到家的间谍空投到了战线的另一边，并把与布赖滕巴赫接头的暗语告诉了他。盖世太保马上就抓住了他。这个人供出了并不是施蒂尔利茨的布赖滕巴赫。
战争爆发前，苏联在德国拥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在德国空军、外交部、经济部、盖世太保和国防企业中都有它的间谍。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柏林有一个强大的秘密组织，领导这个组织的是后来非常著名的反法西斯人士哈罗·舒尔策一博伊森和阿尔维德·哈尔纳克。他们交际广泛，因而提供了令梅尔库洛夫感到自豪的宝贵情报。
军事情报机关在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拥有秘密活动小组。
苏联间谍提供了许多情报，尤其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不过，他们很快就开始遭到逮捕。这常常是由于中央机关犯了错误，而盖世太保恰恰利用了这些错误。
与红军情报部一样，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要求及时提供最新的情报，然而联络却是个最薄弱的环节。报务员们常常一工作就是几个小时，因此无线电台被德国人测定了位置，情报人员一个接一个地遭到逮捕。
盖世太保的头子是海因里希·米勒。列昂尼德·布罗涅沃伊在影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出色地扮演了这个人物。生活中的米勒并不是如此显耀和令人感兴趣的人。他只不过是个业务婉熟的警察，干起事来既有条理，又严肃认真。
我在柏林走过了好像施蒂尔利茨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一条街。德国首都的帝国安全总局大楼没剩下什么，遗留下来的只有已成废墟的当年负责警卫的党卫军分子使用的门房。大楼已经彻底拆掉了，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悼念盖世太保的受害者的博物馆。博物馆有地下展室和大量令人毛骨惊然的照片。
现在甚至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德国反间谍机关所在地。虽然德国秘密警察人数不多，特别是与庞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除奸部的军事反间谍机关相比显得很小，但它效率很高。
盖世太保在1944年有32000人，战前人数更少。例如，1937年在杜塞尔多夫这个有400万人口的城市，盖世太保的当地分部有291人。在约有100万人口的埃森市，仅有43名盖世太保分子。
盖世太保的情报人员也不是很多，在一座大城市里通常有几十个人。当然，也有一些人自愿做帮手。他们通过向盖世太保告密的手段报复自己的仇人，满足自己的自尊心。
盖世太保的力量并不在于穿黑色制服的人有多少，而在于令人恐惧地感觉到这些人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德国人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无法避开盖世太保的眼睛。
同苏联一样，纳粹德国也有军事情报机关（帝国军事情报局）、反间谍机关（盖世太保）和隶属于帝国安全总局的政治情报局。帝国军事情报局局长是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政治情报局局长是年轻的党卫军将军瓦尔特·舍伦贝格，奥列格·塔巴科夫在影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扮演了他。他们两人外表甚至都很像。
德国的军事和政治情报机关比苏联相应的机关小得多。无论是在战前的年代里，还是在战争期间，德国情报机关都没有取得特别值得夸耀的成果。德国人在苏联领土上几乎完全没有间谍组织。德国人曾企图通过空投间谍来弥补这一点，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这些人几乎立刻就被抓住了。
反间谍机关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比情报机关强，直到战争进入尾声双方才打成平手。盖世太保跟踪探出了苏联情报机关的所有秘密情报站，这样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整个间谍网。不过，苏联情报机关仍继续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梅尔库洛夫的人不是从敌人那里，而是从盟友那里搞到这些情报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施蒂尔利茨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俄国人，而是英国人。
不仅如此，英国的施蒂尔利茨还很多。最能干和最成功的人有五个，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众所周知，这就是金·菲尔比。
长期以来都认为，与菲尔比一起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还有3个人：他的朋友唐纳德·麦克林、盖伊·伯吉斯和恩托尼·布兰特。麦克林和伯吉斯在1951年被揭露后跑到了苏联，布兰特则决定仍然留在英国。他们这些人共同取代了从未存在过的施蒂尔利茨。
曾领导苏联情报机关招募的英国间谍的对外情报局上校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向我介绍了这个施蒂尔利茨式的群体。莫金本人在情报机关工作了45年。战争期间情报机关得知他略懂英语后，就录用了他。他在英国总共呆了大约10年，第一次从1947年工作到1953年，第二次从1955年工作到1958年。和我见面时他讲了以下情况：
“我在工作上与恩托尼·布兰特和盖伊·伯吉斯保持联系，与菲尔比联系得比较少，因为在我的任期内他不在伦敦。他们几个人都是高水平的政治家。他们无需我方的或我本人的指示就知道，什么事情紧迫，什么事情不那么紧迫，什么样的国际政治问题需要加以补充说明，什么样的此类问题不需要这样做。我的干预有时候是有害的。有一次，总部指示就英法关系的某个问题提供有关情报。我问了伯吉斯。
他说，情况很复杂，双方有大量的信函往来，最好由他本人写一份简短而又容易明白的材料。我愚蠢地拒绝了，然后要求他把所有文件都拿来。伯吉斯照办了。无论是身居伦敦的我，还是总部的专家们，都弄不出头绪来，最后还是不得不请伯吉斯对情况加以说明……”
战争年代，在英国的苏联间谍提供的情报数量非常多，使得驻英情报站来不及对它们加以处理。许多秘密文件是整皮箱拿来的，于是莫斯科作出决定：首先处理从5个最重要的间谍那里获得的情报。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五人小组。
由于时间不够用，情报站还是无法消化所有这些最重要的情报，许多成捆的文件只好原封不动地放在一边。
我对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说：“安全制度可真行，竟然可以从容不迫地从英国外交部大楼里往外拿大量的秘密材料。”
莫金回答说：“英国相信自己的官员，依我看，这样做原则上是对的。五人小组为我们工作这件事纯属历史性的偶然。信任是有效工作的保障……”
菲尔比、伯吉斯、麦克林、布兰特并不是同意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而是同意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30年代，他们把俄国看作世界革命的堡垒。他们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受教于因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闻名的一些老师。当年这被视为时髦的事情。
菲尔比是左翼社会党人，一位大学老师使他结识了共产党人。
伯吉斯公开表示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研究了马克思。据莫金讲，他非常熟悉苏共历史。
布兰特没有炫耀自己的左派观点，他是通过艺术史这门课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
他认为，由于缺少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资助学术和文艺事业的人，当代的艺术正在衰亡。市场关系是艺术的杀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补贴才能挽救艺术……·麦克林是英国某届政府中一位部长的儿子。他是在亲身感受到苏格兰工人的困难处境，崇尚民族主义，热衷于宣传和慈善活动的情况下接受共产主义的。
他们在战前帮助了俄国，因为他们相信，俄国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惟一堡垒。
当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我们。尽管如此，他们一点也不赞赏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认为我们的对外政策根本不对头。
尤里·莫金说：“菲尔比具有准确无误地分析任何问题和提出惟一正确的解决办法的能力。他靠这一点提高了自己在情报机关中的地位。不管交给他什么样的任务，总会取得圆满结果。我认为，菲尔比一生中没有犯过一个错误。他有一次实际上已被捉住，但还是逃脱了。”
“五人小组为什么会失败？”
“美国人破译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电报。他们通过分析电报内容确定了苏联间谍的身份。这个人就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处长唐纳德·麦克林。此前麦克林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负责的工作包括英美两国在研制原子弹方面的合作……”
美国人是如何破译苏联的无线电报的？
1944年，美国战略勤务局从芬兰人那里得到了一个他们从战场上捡来的烧得半焦的苏联密码本。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认为不能对盟友搞间谍活动，于是命令把密码本还给俄国人，但美国情报人员把它复制了下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没有料到他的部门很快将遭到什么样的打击。
战后这个密码本也帮助破译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与华盛顿和纽约的情报站之间往来的电报。据认为，苏联设在纽约的情报站也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两次使用一次性的密码表。不管怎么说，破译电报很快就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失败。
首先被揭露的是唐纳德·麦克林。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已被任命为英国外交部某司司长。他在伦敦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恐怕与他父亲曾担任部长有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广我问尤里·莫金。
“菲尔比此时在美国担任与中央情报局打交道的联络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得知了这件事，于是派伯吉斯去了伦敦，目的是抢先通知苏联情报站和麦克林本人。”
“那时作出了把麦克林弄到苏联的决定？”
“麦克林马上就警告伯吉斯说：‘如果我被捕，我会招供。’麦克林表现出了神经紧张状态。他不得不接受了治疗酒精中毒的一个疗程。可见，应该让麦克林离开英国，但是没能下决心让他一个人走。他要途经巴黎，而他最浪漫的回忆恰恰与这座城市有关。大家担心他到了巴黎会喝醉。一旦喝醉，他就会被抓。总之，最后让伯吉斯跟他一起走了。”
不服管的和怪僻的伯吉斯与喜怒无常的和总感到痛苦的麦克林的消失，害了菲尔比和布兰特。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好朋友，因此首先怀疑他们从事了间谍活动。
强迫菲尔比离开了情报机关，但是他在英国又呆了好几年。布兰特拒绝逃往莫斯科。他向当局承认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但是直到自己非常喜爱的伯吉斯去世后才讲出了细节。
“在清教徒式的莫斯科如何对待有同性恋嗜好的伯吉斯呢？”
“向他说明了，在这方面我国有严格的法律，如有不轨行为，将不得不执行法律。不过，他不知怎么就没了这个毛病。他这个人只能生活在伦敦。一到晚上，大约7点左右，他就非得去酒馆不可……他无法在莫斯科生活。伯吉斯是个容易激动的无赖。我记得，休假期间他在爱尔兰开车轧死了一个人，但他从麻烦中脱了身，因为他到处都有一大帮朋友。这个人到哪儿都是用脚把门踢开，在英国人们原谅他的一切……”
在苏联新闻界，首先提到1951年跑到莫斯科的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名字的是《新时代》周刊。
1953年第40期的（新时代》周刊在“回击假消息和诽谤”的栏目下刊登了一篇未署名的短文。文章写道，有人硬说，叫什么伯吉斯和麦克林的人跑到莫斯科来了，甚至唐纳德·麦克林的妻子梅林达也随后跑来了。文章称散布这些言论的人是“冷战骑士和资本主义报刊的骗子”。
《新时代》周刊写道，这则报道“在我们编辑部引起哄堂大笑，因为大家听了西方报刊尖声刺耳的故事才知道有伯吉斯和麦克林这两个人”。
英国认为苏联领导人又搞了一个宣传上的把戏，并猜测其用意，结果弄错了。
关于伯吉斯和麦克林的文章是编辑部主动写的，其实杂志社里没人知道提到的人是谁。在各种问题上回击西方的习惯使这些新闻工作者陷入了窘境。在杂志出版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死后重任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就怒气冲冲地给主编打来电话：“谁委托您发表这样的言论了？”
直到1956年，莫斯科才正式承认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林在苏联避难，但是又在很长时间里否认他们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盖伊·伯吉斯是苏联情报机关在英国的优秀间谍中最不幸的一位。他在莫斯科得到了一本写着吉姆·安德烈耶维奇·埃利奥特这个名字的护照。他过不惯苏联的生活，请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允许他回英国，但没人愿意出现这种情况。他在莫斯科过了不长时间就死了，可以说是忧郁而死。
性格比较内向的唐纳德·唐纳多维奇·麦克林没有向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提出这种天真的请求。他在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写了一些书，对社会主义的现实略表了愤怒之情。
金·菲尔比是天生的情报人员。他自1939年起在英国情报机关工作，并且官运亨通。与自己的几位同事不同，他不是同性恋者，并且隐瞒了共产主义信仰，如果他有这种信仰的话。毫无疑问，他对自己牵着英美两大情报机关鼻子走的角色感到满足，同时珍视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他的赞扬。
他在1945年达到了自己事业的顶峰，出任了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以苏联为工作对象的某处处长。菲尔比把那些年经英国情报机关同意准备派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间谍的名字都交给了莫斯科。这大概涉及到数百人，这些人都被抓住并枪毙了。菲尔比在谈到此事的时候不大客气地挥了挥手说：“在战争时期就得这么办。”
菲尔比知道，即使身份暴露，他本人也没有死刑的危险，因为英国在和平时期不处决间谍。
苏联设在土耳其的情报站一个叫康斯坦丁·沃尔科夫的工作人员会见了英国领事，提出了政治避难的请求，同时许诺作为交换条件可提供3个苏联高级间谍的名字，其中两人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第3个人在情报机关工作。当出现这一情况时，菲尔比第一次遇到了现实的威胁。
优柔寡断又作不了主的领事向伦敦请示：拿这个人怎么办？
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电报放到了金·菲尔比的办公桌上，于是他向自己的苏联联系人通报了电报内容。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立即把沃尔科夫押回了莫斯科。不难想象他的命运将会如何……
善待自己的同胞的英国政府在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后仍坚持了菲尔比无罪的观点。，对菲尔比进行了多次审问。特工机关明白，他是个间谍，但是反间谍人员又找不到他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证据，而没有证据在英国是不能进行审判的。
菲尔比的勇敢、冷静、机智和职业才干令人充满敬意。然而有趣的是，他拒绝为非常尊重人权的国家服务，而却终生为不去寻找罪证就枪毙人的国家服务。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这位真正的绅士于1955年秋天在下院说，菲尔比认真负责和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出卖了英国的利益。
菲尔比被允许到黎巴嫩去当记者。当反间谍机关在1962年又对他发生了兴趣的时候，他便从黎巴嫩逃往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受到很好的接待，还授予了他勋章，但是没有让他接触实际工作。他希望能坐在苏联情报机关总部里当总顾问，但他的梦想破灭了。与所有叛逃者一样，已经没有人需要他。不仅如此，在国家安全机关里并非所有的人都信任他。警惕性特别高的人认为，他在欺骗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仍然忠于英国。
不管怎样，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在他的住所里安装了窃听装置。无事可做和不能玩自己所喜爱的间谍游戏对菲尔比来说是非常难以忍受的考验。每当绝望的情绪难以抑制时，他就想自杀。
直到最后几年才给他找了事做：他开始给情报学校准备派往英国工作的学员讲课。在1977年曾允许他去苏联情报机关在亚谢涅沃的总部，为的是让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的机关大会上讲话。
菲尔比的第3个妻子埃列奥诺拉跟着他来到了莫斯科。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菲尔比以前酒喝得很多，并且“从患有阳萎的唐纳德·麦克林那里夺回了妻子”。菲尔比与埃列奥诺拉也是离婚后又复婚的。这次婚姻是成功的，并且给他的晚年增加了一些光彩。
第4位苏联间谍恩托尼·布兰特是英国最著名的艺术理论家之一、皇家美术馆的保管员。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好一些。他与英国反间谍机关进行了合作，讲了许多情况，因此他留在了祖国并继续享受自由。
恩托尼·布兰特坦白地说：“把英国反间谍机关每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告诉俄国人令我感到极大的满足。”他从194D年起在反间谍机关供职，有段时间曾在盟国联合部队司令部任联络官。他于1945年在战败的德国执行过皇家的特别任务，此后就成了皇家美术馆的保管员。
恩托尼·布兰特是个举止文雅、扭力十足、学识渊博的人。他懂5国语言，而且不光搞艺术，他在剑桥大学获得的第一个学位是数学方面的学位。
布兰特在1956年被赐予贵族封号，尽管那时已经怀疑他搞间谍活动。他在1964年承认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作为交换条件对他免予处罚。政府认为尚未掌握进行刑事追诉的足够罪证，因此许诺把他的供词作为秘密，不妨碍他从事艺术理论工作。
献身艺术使布兰特取得了非常高的社会地位，所以他既不想跑到莫斯科去，也不想坐牢。
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在1979年被迫承认，政府了解布兰特的间谍活动。他被剥夺了贵族身分……
战争年代苏联情报机关的4位优秀间谍的命运就是这样。后来有人开始说，四人小组实际上是五人小组。第5个间谍向莫斯科传送了学会破译德国密码的英国人截获的情报。
战争期间，德国人用的是在瑞士购买的“谜语”密码机。为法国情报机关工作的德国人汉斯·蒂洛·施密特首先向英国人提供了关于这种机器的构造的情报。
参加安装“谜语” 密码机的一位波兰工程师在1938年复原了密码机的结构。波兰人最先开始破译德国人的密码。1939年9月战败后，波兰人把全部研究成果都给了英国人。波兰间谍把“谜语”密码机弄到了英国。英国解码员看了5年半德国最机密的文件。
英国人明白，他们发现了一个金矿，因此竭尽全力不让德国人知道敌人在阅读他们的密码电报。在利用截获的情报之前，英国人每次都精心考虑如何为自己消息灵通找到理由，因此德国人一点也没有起疑心。
一些历史学家说，有人事先向温斯顿·丘吉尔首相报告，德国人打算轰炸考文垂，但是他不准采取保卫城市的补充措施，目的是让德国人猜不到任何事情。考文垂就这样被夷为了平地。
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人只把自己截获的一小部分情报转给斯大林。其实，莫斯科并不为此发愁，因为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几乎把英国人搞到的一切都呈报给了斯大林。
尤里·莫金在1992年对我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前夕，第5位间谍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德国师的数量和新型虎式坦克装甲厚度的情报。这份情报在会战开始前3个且就送到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这是五人小组中的一员吗？”
“是的，是第5位间谍。目前我还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那这可能是战争期间在英国无线电截收和解码中心工作的约翰·凯伦克罗斯，”
我推测道，“凯伦克罗斯在1991年底承认自己是第5个人。”
“他怎么会知道第5个人是不是他？只有我知道第5个人，”尤里·莫金回答我的时候咧着嘴笑。
凯伦克罗斯当时说：“如果人们认为我是第5个人。那可能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工人家庭出身的苏格兰人考进了剑桥大学，上学期间也没有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
凯伦克罗斯早在1951年就遭到怀疑，当时警察在盖伊·伯吉斯位于伦敦的寓所里发现了财政部的文件。凯伦克罗斯承认，他与伯吉斯共同使用一些资料，但不是秘密资料。
英国情报机关多年来一直试图搞清楚，到底谁是第5个间谍。投奔了英国人的前对外情报局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揭开了这个谜。
当英国报纸报道此事的时候，约翰·凯伦克罗斯感到十分震惊。他以为人们已经把他忘了。在1964年向反间谍机关军情5处承认了自己的罪过之后，他与当局约定保持沉默。虽然不想毁约，但是他不得不开口说话。
他介绍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前夕，他向莫斯科提供了关于将参与进攻的德国部队的大量情报。凯伦克罗斯甚至认为他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因为他帮助俄国人在普罗霍罗夫卡郊外赢得了坦克大战。
尤里·莫金有些苦恼地说，为此仅奖给凯伦克罗斯一枚红星勋章。
“我们不懂得珍重人才……”莫金抱怨道。
梅尔库洛夫没对任何人讲关于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备战情况的如此准确的情报从何而来。根据人民委员的命令，让军人了解了这个情报，对他们说情报是从游击队员那里得到的。
关于德国武器装备的情报不是凯伦克罗斯报告给莫斯科的惟一内容。据莫金讲，关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研制原子弹情况的第一批情报，也来自凯伦克罗斯。他不太愿意回忆这个情况，因为这已经不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而是纯粹的间谍活动。·
凯伦克罗斯从1937年到1951年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在这期间，他先后在英国外交部、财政部、某内阁成员的秘书处、译解密码机构和情报机关工作。
人们称他是第5个人，不过据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讲，根据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被称作第一人。这一点让凯伦克罗斯感到生气。他不愿与菲尔比、麦克林、伯吉斯和布兰特为伍。他不喜欢这些人，称这些人是假绅士和贵族。
菲尔比等人不是为钱而工作，他们拒绝拿钱。凯伦克罗斯没有拒绝拿钱。他完全不希望自己被人称为首批核间谍之一。
凯伦克罗斯临死前写了一本书，以洗涮自己为钱而搞间谍活动的名声。他认为，自己只是为了战胜共同的敌人纳粹德国才向苏联这个盟国提供了一些机密。
他写道，他不是共产党人，并且与莫斯科保持了距离，因为他了解共产主义的一些罪行。那他为什么不拒绝与苏联情报机关合作呢？可能是因为苏联情报机关给了他可观的钱。
在五人小组败露之前，约翰·凯伦克罗斯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14年。莫金上校说，出事后莫斯科下了一道命令：给他一笔钱，就此断绝往来。
约翰·凯伦克罗斯不得不离开了英国。他先后寄居在不同的国度，在一些国际人道主义组织里工作，好像生活得很清苦。不过，他没有请求来苏联……这一切发生在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卸任国家安全部长之后。
小说《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的一个情节尤利安·谢苗诺夫取自两卷本的书信集。这个集子汇集了战争年代斯大林与丘吉尔、罗斯福和后来接替他的杜鲁门这些盟友之间往来的信件。
斯大林在战争进入尾声时担心德国人与美国人和英国人达成协议，在西部战线投降，然后把所有部队调往东部战线与红军作战。
这样的单独谈判确实进行过。英国人和美国人于1945年3月就法西斯德国驻意大利部队的投降问题开始与德国统帅部进行谈判，同时拒绝让苏联代表参加这一谈判。
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头子艾伦·杜勒斯在瑞士与第三帝国的高级官员进行了谈判。
律师出身的中央情报局未来的局长艾伦·杜勒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美国情报机关驻瑞士的间谍。他喜欢对人讲，有一次他收到一个俄国侨民的便函，其中建议见面谈一谈。他认为这个人是没什么前途的政治家，于是没答应见面。这个侨民的名字叫列宁……
得知杜勒斯进行谈判一事后，斯大林怀疑美国人背着他与德国人搞交易，因此很气愤。然而，这不是一个反对俄国的阴谋。美国人希望在意大利采取行动时避免损失。
收到斯大林的信函后，美国新总统哈里·杜鲁门命令停止一切谈判，以免激怒俄国人。不过后来找到了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4月28日在苏联代表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了德国驻意大利北部部队的投降书。
尤利安·谢苗诺夫在写《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这部小说以及后来写同名电影剧本时，对苏联情报机关在纳粹德国的工作了解得不多。没有让他接触秘密文件，其实他也不需要这些文件。他想出来的东西比生活中真实的东西还要好。
尤利安·谢苗诺夫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拍摄了电影的塔季扬娜·利奥兹诺娃则是一位毫不逊色的导演。人们相信有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对施蒂尔利茨的爱戴和赞赏无形中被情报机关得到了。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判断情报机关是否应该得到人们的爱戴和赞赏。
弗拉索夫将军
在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第二次领导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之后，给了他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干掉投靠了德国人的前红军中将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
第2突击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于1942年7月13日被俘。德国广播电台的这则消息没有使莫斯科产生特别的感受，因为他远不是惟一被俘的将军。当德国人开始在红军驻地上空抛撒印有弗拉索夫呼吁书的传单，并且查明这位将军已经站到希特勒一边的时候，莫斯科开始感到不安。关于弗拉索夫将军调转枪口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利用战俘组建自己的军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各条战线，引发了各种议论，变节者开始被人视为危险的敌人。
军队里都知道弗拉索夫这个人。他屡次得到嘉奖、提升和赞扬。
弗拉索夫给赫鲁晓夫留下的印象是镇静自若，勇敢无畏，了解局势。在1941年不幸的日子里，当人们觉得一切都完了的时候，他使周围的人产生了信心。身为前线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赫鲁晓夫和西南方面军司令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波诺斯上将委任他指挥守卫基辅的集团军。
基辅没有守住，但是他的责任比别人小。另外，他在莫斯科郊外的战斗中表现突出。
1941年冬天，在莫斯科郊外的反攻结束后，伊利亚·爱伦堡去了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第20集团军的驻地。爱伦堡在《红星报》上写道：“战士们亲切地和信任地看着自己的指挥员，因为弗拉索夫的名字与进攻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军身高1米90，有苏沃洛夫那样出众的口才。”
彼得·格里戈连科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940年令人难忘。《红星报》没有一天不报道弗拉索夫指挥的第99师。他的射击训练搞得非常好。人们纷纷到他那里学习射击方面的经验。我同这些人进行了交谈，他们都讲了令人赞叹的事。我再次听到弗拉索夫的名字是在 1941年11月……人们又像谈论杰出的军事首长那样谈论起他。”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弗拉索夫的战友当中寻找突破口，希望他们当中有人能同意帮助干掉前集团军司令。自称将军的格奥尔基·尼古拉耶维奇·日连科夫是与弗拉索夫关系密切的人之一。他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官衔是旅政委，是第3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于1941年10月失踪，实际上是当了俘虏。
很快就查明，日连科夫战前是莫斯科州罗斯托卡区委书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决定招募日连科夫并在他的帮助下杀死弗拉索夫。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亲自批准了行动计划。
《绝密报》1996年刊登了国家安全机关的一些档案文件，这些文件均涉及惩处弗拉索夫的种种尝试。
国家安全人员找到了日连科夫的妻子，强迫她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一个行动小组带着这封信来到了普斯科夫地区。家信是要向日连科夫证明，他的家庭还没有受到惩罚，家庭能否平安无事取决于他的行动。如果他帮助干掉弗拉索夫，他就可以得到原谅。
梅尔库洛夫命令利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被占领地区的一切条件来干掉弗拉索夫。在相关的文件中弗拉索夫被称为沃龙。
曾在投靠弗拉索夫的人当中寻找愿意为了祈求宽恕自己的罪过而帮助干掉大叛徒的人。一旦找到这样的人，就命令他们去研究弗拉索夫身边的人、他的行动路线、他的保卫系统的弱点。
然而，梅尔库洛夫到底还是没能干成谋杀弗拉索夫这件事。即使干掉了弗拉索夫将军，也改变不了什么。许多俄罗斯人不是为了弗拉索夫才穿上缀有俄罗斯解放军标志的德国军服。但是，梅尔库洛夫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不敢分析苏联人投靠希特勒的真正原因。
战争期间有524万苏联士兵被德国人俘虏，其中380万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被俘的。这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苏联士兵在1941年夏天陷入了善于使用坦克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德国将军们精心策划和组织的重重包围圈。 斯大林反对作俘虏的行为。在苏联没有“战俘” 的概念，只有“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 的概念。斯大林在1941年8月16日签发的第270号命令，要求红军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不作俘虏。指挥官被授权枪毙敢于为避兔一死而当俘虏的人。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允许将被俘红军战士的家属交法庭审判，允许将这些家属流放到西伯利亚。换句话说，斯大林要求因自己的错误和罪过而陷入包围圈的数百万红军战士宁死不作俘虏。
按照命令起草者的想法，这种残酷的命令会阻止作俘虏的事情发生，但实际上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被俘的人不敢回到把他们视为叛徒的祖国。他们在1945年从德国战俘营转入苏联战俘营这件事便可证明，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德国人把俘虏分成几类。中亚各民族和高加索地区的军人以及哥萨克受到优待，德国人马上决定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