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1年就已经有几十万俄罗斯人为德国军队服务。他们被称为“志愿帮手”，穿没有识别标志的德国制服，当司机和机械师。后来出现了由俄罗斯人组成的警卫部队和警察营。
为什么大量的俄罗斯人帮助德国军队与俄国作战？许多历史学家和作家战后几十年来一直试图弄明白这个异常现象的原因。
为解放俄罗斯各族人民而斗争联盟这个侨民组织于1982年在加拿大举行了第9次代表大会。一位作报告的人说：“这是解放运动的继续，这是我国人民对篡夺人民政权、血腥镇压历次人民起义、强制实行集体化、进行大大小小的清洗活动、建立数以千计的监狱和集中营、数百万人遭枪决和被折磨致死、践踏人的各种自由、使俄国各族人民处于赤贫和半饥半饱状态作出的回答。人民不愿维护苏维埃政权的所有这些“善举”……俄国人民奋起同可恶的苏维埃政权作战。”
这番话慷慨激昂有余，实事求是不足。真实情况是相当错综复杂的。
据最新统计，有250万苏联军人在德国俘虏营中死亡。
不太倾向于把苏联战俘大量死亡归罪于法西斯军队的德国军事历史学家约阿希姆·霍夫曼写道：“士兵们被俘时身体极度虚弱。战斗期间，他们有时候6-8天没有东西吃。中部集团军群后方地区司令的军需官在1941年12月8日写道：‘甚至在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食物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能力进食。几乎所有的战俘营都报告说，很多战俘在第一次进食后就失去了知觉，然后就死了。”’这种说法很可疑。德国人对待俘虏极其残忍，到后来他们才对某几类人稍微宽松一些。
霍夫曼指出，大批战俘享有“特别优待的饮食和居住条件，确切地说是中亚各民族和高加索地区的军人这些非俄罗斯族人以及哥萨克。他们全都可以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士兵’加入德国军队，并且为他们规定了德国饮食标准。”
描写苏联战俘命运的《最后的秘密》一书的作者、英国人尼古拉斯·贝特尔说：
“除了自愿站在纳粹分子一边作战的人外，绝大多数苏联公民是在饥饿、异常繁重的工作和死亡威胁的影响下穿上德国军服的……很难拒绝在德国的劳动营里工作，因为那里的饮食和生活条件好一些……他们帮助收获庄稼或者筑路……然而，一旦俄罗斯人同意为敌人工作，他就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迫使他与德国的军事机器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只是时间问题……俄罗斯人常常面临痛苦的选择：或者站到德国人一边，或者被就地枪决。”
侨民组织人民劳动联盟的前领导人之一尤里·奇卡尔列耶夫指出，战俘们不相信红军会取得胜利。他说：
“战俘们在户外的铁丝网旁无休止地交谈，讨论今后的前途，议论德国人战胜斯大林后俄国的命运，但主要还是考虑如何逃出战俘营，因为呆在战俘营几乎是必死无疑……
“后来传说要从战俘里招志愿者组建德国军队的辅助兵团。当然，出于各种动机，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去当‘志愿者’。
“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以未来的人民劳动联盟主席弗拉基米尔·波列姆斯基为首的‘帝国东方部委员会’出现在战俘营为占领区行政当局招募人员，必然引起骚动，点燃有可能生存下去的希望。
“志愿者被带进一个房间。在那里波列姆斯基与他们和颜悦色地交谈，提出各种问题，同时根据回答的内容在一份名单的名字上面做一些记号。候选人都屏息猜测他们的名字上方那些记号是什么意思，因为波列姆斯基做的这些记号意味着生与死。”
对弗拉索夫本人来讲，当初促使他与德国人合作的原因多半就是想活下去。当然，他在有了政治角色之后说的是另一番话：“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在有丛林和沼泽的那个地方，我终于得出了结论：我的义务是动员俄罗斯民族投人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和建设新俄国的斗争。”
当他还在指挥沃尔霍夫方面军必遭灭亡的第2突击集团军的时候，这些想法未必会进入他的脑海。德国第38军的翻译克劳斯·佩尔豪描述了弗拉索夫被俘的情况。
佩尔豪回忆说：“弗拉索夫在路上问，在德国人看来，他这样的将军是否会被枪毙。施韦尔特纳大尉回答说，对于率领自己的部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的将军来说，被俘并不是耻辱。”
如果弗拉索夫是主动投降作俘虏，以便同斯大林进行斗争，他大概不会提出这种问题……自己的全部想法他是在进了收容被俘的军官和将军的战俘营后才酝酿成熟的。战俘营的管理人员对将军们表现出了一些敬意，但这里的生活毕竟难以忍受，而且前途莫测。在弗拉索夫被俘后，军事上的成功开始青睐德国人。战俘营不断补充新的俘虏，营中的人都觉得红军被歼灭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很难在某个方面指责战俘，因为他们是在德国人的战俘营中快被饿死的情况下选择了生路，对德国的招募者说出了“同意”二字。弗拉索夫得出的答案是红军完了。他认为，与其被围在关押高级军官和将军的战俘营的铁丝网后面，不如开始新的生活。
弗拉索夫中将在自己那封题为《我为什么走上了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道路计的公开信中写道：
“我呼吁所有的俄罗斯人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投人建设没有布尔什维克和资本家的新俄国的斗争。我认为有义务把自己的行动解释清楚……我在红军中服役24年。我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集团军司令和方面军副司令。我曾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从1930年起我成为联共（布）的一员……
“我看到，在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后，俄国人民没有得到他们在国内战争期间为之奋斗的任何东西。我看到，俄国工人生活艰难，农民在强制下人了集体农庄，未经侦查和审理就被捕的数百万俄罗斯人失踪了……
“政治委员制度瓦解了红军。不负责的表现、监视行为和特务活动使指挥员成了身着便服或军服的党务官员手中的玩物……成千上万的优秀指挥员，其中包括一些元帅，被逮捕和枪决了，或者被关进集中营并永久地消失了。不仅军队中迷漫着恐怖气氛，而且全国人民都生活在恐怖之中……
“我看到，战争打输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俄国人民不愿保卫布尔什维克政权和建立起来的暴力制度。第二个原因是，不负责任地指挥军队……
“我得出的结论是，我有义务呼吁俄国人民进行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进行为俄国人民谋求和平的斗争，进行制止俄国人民不需要的流血战争的斗争，进行建设每个俄罗斯人都会感到幸福的新俄罗斯的斗争……
“俄国人民的利益一贯与德国人民的利益和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布尔什维主义用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把俄国人民与欧洲隔开……俄国人民应该与德国人民联合起来摧毁这堵仇恨和不信任的墙。俄国人民应该在与德国结盟和合作的情况下建设好幸福的新祖国，使祖国成为平等和自由的欧洲各国人民大家庭的一员……”
应该指出，只有仇恨共产党人和苏维埃政权的一小部分俄国侨民认为可以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和德国军队进行合作。
德国人不希望俄国在欧洲存在下去。希特勒一再说：“我不希望与俄国人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关心的是别让这些俄国人繁殖得过多，因为我们计划有朝一日让所有这些以前被视为俄国所有的土地全都住上德国人。”
对希特勒来讲，俄国就像是能够传染并毁灭整个西方世界的鼠疫。他说：“俄国人或捷克人将会怎么样，我完全不感兴趣……如果1万名俄国娘儿们在挖反坦克壕沟的时候累死了，那么令我感兴趣的只是德国所需要的这条壕沟挖好了没有。”
德国的所有宣传部门都在塑造俄国和俄罗斯人的丑恶形象。根据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指示，于1942年4月在柏林举办了题为《苏联的天堂》的展览。这个展览旨在把俄国人的生活描绘成原始而赤贫的生活。德国宣传部在展览结束后出了一大本画册，并向德国发行。
俄国士兵被描绘成没有情感和智力的动物。按照宣传部的指示，各报都报道迅速东进的德国士兵对俄国穷困的生活条件作出的反应。
俄国人的顽强抵抗激怒了戈培尔。他一气之下称俄国人是老鼠：“老鼠比家畜更适应搏斗，因为它们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必须会搏斗。”
受希姆莱的委托，党卫军总部于1943年春天出版了一本描写俄国人的小册子，书名叫《不完全人》。计划拿这个小册子作为东部战线德国士兵的教科书。
出版这个小册子的目的是，把俄国人塑造成应当加以消灭的蒙古人种怪物。小册子中说：“在生物学上似乎确认了这样的生物--不完全人。然而，它是另一种可怕的生物，虽然有像人一样的面容，但是在精神方面比动物还低级。”
希特勒不相信俄国人会在了解纳粹分子针对俄国的计划的情况下真诚地为纳粹德国服务。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对身边的人提到弗拉索夫投靠德国人这件事的时候说，弗拉索夫是“蠢猪和叛徒”。
当弗拉索夫将军于1943年在被占领的普斯科夫首次公开发表讲话后，凯特尔元帅下达了一个严厉的命令：
“鉴于被俘的俄国将军弗拉索夫在未经元首批准和我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外出，并发表未经审定的厚颜无耻的讲话，兹命令立即将俄国将军弗拉索夫转人战俘营严加看管，不得让他离开这个战俘营。
“元首不想再听到弗拉索夫的名字。今后如果形势需要，这个名字可以用于纯粹的宣传目的。即使如此，需要的也只是名字，而不是弗拉索夫将军本人。如果弗拉索夫将军要在某地再一次亲自发表讲话，应该把他交给国家秘密警察，使他不能为害。”
希特勒确实不想听到弗拉索夫的名字和其他任何表示要为他效劳的俄国人的名字。希特勒说得十分明确：利用俄国战俘搞宣传怎么干都行，“但有个条件，那就是不要从中得出任何实际结论，更主要的是，不要造成一种不适当的情绪。令人遗憾的是，我已经在某些人身上发现了这种情绪……我可以讲，我们永远不会建立一支俄国人的军队，这是异想天开……我们只需要在德国做工的俄国人”。
而认为自己是俄国民族主义者的人民劳动联盟的许多领导人继续与德国人合作。
很典型的一件事是，斯大林与希特勒在1939年缔约使人民劳动联盟感到愤怒。然而，该联盟不是生斯大林的气，而是生希特勒的气。人民劳动联盟机关报《为了俄国》在题为《联盟的任务、工作和目标》的编辑部文章中写道：“我们欢迎世界上出现社会改革阵营--法西斯主义。然而，它因与马克思主义结盟而损害了自己的名誉，同时暴露了自己思想上的不成熟。”
6月22日，希特勒克服了自己的不成熟，人民劳动联盟成员则拿着占领区行政当局的介绍信去了俄国。他们在戈培尔的宣传部、德军总司令部宣传处和管理苏联被占地区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东方部等机构里工作。
可能他们真的以为自己是俄国的拯救者，但他们接受了纳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做法，他们并不厌恶法西斯主义，他们赞成国 家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 1944年11月18日在柏林举行了成立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 的隆重晚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弗拉索夫集团军的军官德米特里耶夫的发言。他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和布尔什维克的整个宣传将会竭力诋毁我们，把我们描绘成德国军队毫无思想的仆从。
然而，我们泰然自若。我们不是德国的仆从，也不想当德国的仆从。我们是德国的盟友。我们为完成自己的民族任务，为实现我国人民的设想，为建设自由独立的祖国而投身于斗争。”
弗拉索夫集团军司令部的神职人员、深受感动的大司祭亚历山大·基谢廖夫写道：“大厅里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使得德米特里耶夫长时间没法继续发言。
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这是显示崇高的和罕见的爱国主义热情的时刻。俄国运动一下子就超越了德国人想用来限制它的那些框框。”
大司祭基谢廖夫没有想到，无论当纳粹德国的仆从，还是当它的盟友，都是可耻的……不过，恬不知耻的走狗得到的宽容很可能会比主动充当希特勒盟友的人多一些。
直到第三帝国生存的最后几个月里，柏林才做了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1944年9月16日与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会面后，弗拉索夫被允许组建自己的军队。
希特勒于1945年1月28日任命弗拉索夫将军为俄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俄罗斯解放军获得了盟国军队的地位，但其行动要听德国军队指挥。
1945年1月18日，由外交部副部长代表的大德意志帝国政府与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弗拉索夫中将在隆重的气氛中签订了一个协议。第三帝国在这个协议中表示，准备向该委员会提供必要的资金。
弗拉索夫希望把委员会变成一个流亡政府。他甚至好像使数百万半饥半饱的战俘和“东部工人”的处境得到了改善。弗拉索夫将军的一个战友写道：“战俘营中的死亡率大大下降了，战俘们从1943年起有了活下来的机会。”
当时甚至戈培尔也认为，继续把俄国人描绘成“不完全人”在宣传上是愚蠢的，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千方百计地鼓励俄罗斯民族主义。他的新闻电影工作者于1944年开始令德国观众惊讶地在新闻影片中展示“英勇的弗拉索夫将军”。
约瑟夫·戈培尔于1945年春天在日记中写道：“中午我与弗拉索夫将军进行了一次内容详尽的谈话。弗拉索夫将军是一位知识十分渊博和精力充沛的俄国军事长官，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只有在摆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和掌握类似德国人民奉行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俄国才有可能得救。”
霍夫曼说，到1943年中期，德国军队中有90个俄罗斯营。140个人数上相当于团的分队、90个野战营和其他一些小分队。它们被用来对付游击队员。在德国军队中还有大约40万至60万为德军服务的志愿者。
德国统帅部指挥着几支大部队--第一哥萨克师、几个哥萨克团和卡尔梅克骑兵军。
身着俄式制服的几支部队的名称突出了它们的民族个性。例如，拥有大约1万人的俄罗斯国民军就是一支这样的部队。
这类部队还包括：
俄罗斯人民解放军--约2万人，5个步兵团，l个坦克营，1个高射炮营；顿河哥萨克第120团（后改称第600团）--有3000人；“义勇兵团”旅--有8000人，由党卫军安全部门组建。
这些部队负责保卫德国军队的后方和对付游击队员。
弗拉索夫的军队有多少人呢？
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于1943年底开始组建。前红军上校、前389坦克师师长谢尔盖·布尼亚琴科出任这个师的师长。1945年3月该师组建完毕。第一师有18000人，其中包括一个炮兵团、一个反坦克炮兵营、一个工兵营。
第二师于1945年1月开始组建。师长是在红军中担任同样职务的兹韦列夫上校。
第三师未能完全组建成。师长是前红军少将、步兵某军军长米哈伊尔·沙波瓦洛夫。
此外，俄罗斯解放军还有一个预备旅、一个反坦克旅、一所军官学校。
俄罗斯解放军还拥有自己的空军。据霍夫曼说，有80多位苏联飞行员驾机投奔了德国方面。把他们组成了一个由前红军上校维克托·马尔采夫指挥的战斗群。该战斗群与爱沙尼亚的3个航空大队和拉脱维亚的2个航空大队一起参加了作战行动。
大德意志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于1944年12月19日签署了建立俄罗斯解放军空军的命令。
在1945年4月中旬组建了由前红军大尉、苏联英雄贝奇科夫指挥的战斗机大队（11架梅塞施米特式飞机）和由前红军上尉、苏联英雄安季列夫斯基指挥的夜间轰炸机大队（12架容克式飞机）。还开始组建一个轰炸机大队、一个运输机大队、一个高射炮团……
据霍夫曼统计，俄罗斯解放军的人数达到了5万。他们全是过去的红军官兵。白俄侨民起初不愿意投奔弗拉索夫，但是到战争末期他们也加入了俄罗斯解放军。首先这样做的是白俄侨民中的哥萨克人。
在纳粹德国领导哥萨克军队总部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对弗拉索夫怀有戒心，一直维护哥萨克军队的独立性。他这样做的依据是德国政府1943年11月10日发表的声明。
声明宣布哥萨克人是纳粹德国的盟友，并保证保留他们的全部权利和特权。
到1945年哥萨克人已经顾不上独立性问题了。侨居巴黎的图尔库尔将军的哥萨克队伍首先投奔了弗拉索夫，随后这支队伍被改编成一个旅。前红军少校多马诺夫的哥萨克队伍仿效了图尔库尔将军的做法。潘维茨将军的哥萨克军最后一个站到了弗拉索夫的旗帜下。这个军有4万人，曾被编入党卫军部队。
施泰丰中将的俄罗斯军也投奔了弗拉索夫。这个军早在1941年9月就开始在塞尔维亚通过招募侨民组建了。有16000人的这个军屡次与铁托的游击队员作战，遭受了重大损失。
前沙皇军队大尉霍利姆斯通一斯梅斯洛夫斯基早在1941年7月就组建了一个俄罗斯营，参加了东部战线的战斗。他拒绝与弗拉索夫合作。法西斯德国军队也没有把13000人的599旅、第4俄罗斯志愿团、第3乌克兰志愿团以及由乌克兰人组成的党卫军第14师划归弗拉索夫指挥。
弗拉索夫军队的第一集群于1945年2月9日在东部战线参加了实战，当时德国人已经迅速向西撤退了。
布尼亚琴科的第一师于2-3月间在奥得河参加了德国军队的防御战。不过，到4月底布尼亚琴科再也不想在东部战线流血了。他拒绝执行肖奈尔元帅的命令，同时向南运动，以便与俄罗斯解放军在阿利普地区的其他部队汇合。弗拉索夫的大本营设在卡尔斯巴德。
与德国人的合作中止了。弗拉索夫及其亲信此时希望靠自己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引起一些盟友的注意。弗拉索夫的司令部在1945年春天试图与瑞典和瑞士这两个中立国建立联系，以便得到它们的支持，但是毫无结果。
俄罗斯解放军来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正赶上那里发生武装起义。不过，游击队员没有估计好自己的力量。起义领导人通过广播电台呼吁提供帮助。
苏联历史文献接受的一种说法是，科涅夫元帅的部队帮助了布拉格人，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一个捷克军官代表团来到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司令部，请求向他们提供帮助。
师长布尼亚琴科抓住了这个想法。他在劝说弗拉索夫的时候讲，今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表示感谢将会向俄罗斯解放军提供政治避难权，将会在盟国面前为他们说情。
布尼亚琴科的师于5月5日与游击队员达成了关于“同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共同作斗争”的协议。俄罗斯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晚上进入了仍在进行苦战的布拉格。布拉格的居民像对待解放者一样迎接弗拉索夫的人。俄罗斯解放军到5月7日晚上攻占了城市的主要部分，并且把德国军队分割成两半。弗拉索夫的官兵仗打得很漂亮，布拉格得救了。俄罗斯解放军调转枪口打德国人的意愿说明了很多东西。
俄罗斯解放军挽救了布拉格，但是它自己的事情没安排好。盟国部队司令、美国将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否决了指挥美国第三集团军的巴顿将军关于夺取布拉格的建议，因为苏联的坦克已经开向这里。布尼亚琴科在5月8日凌晨下达了撤离城市的命令。科涅夫元帅的部队于5月9日抵达布拉格。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945年2月门日在雅尔塔签署了一项协定。该协定规定，把进入英美占领区的所有苏联公民，特别是穿德国军服的被俘人员，交给莫斯科。
向美国军队投降的弗拉索夫分子被送往苏联。以弗拉索夫为首的俄罗斯解放军上层人物被处以绞刑。其他人被送进了劳改营。
在重新认识往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作出相反评价的倾向，例如，叛徒弗拉索夫变成了爱国者和反斯大林政权的斗士弗拉索夫。确实，斯大林哪方面比希特勒好呢？可是，在1941年，与希特勒交锋的不是斯大林，而是保卫自己的士地、房屋和家庭的苏联各族人民。因此，取得胜利的是苏联各族人民，而不是希特勒和弗拉索夫。当然，红军的胜利导致一直扩展到东欧国家的斯大林专制制度进一步巩固，可是希特勒的占领和希特勒的制度并不是更好的替代物。无论对苏联来说，还是对东欧来说，都是如此。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 阿兰·德隆白为斯大林死了在曾经风靡一时的影片《德黑兰--1943》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德国情报机关决定在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3年底在德黑兰举行会晤时杀死他们，但是传奇的苏联情报人员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罗夫诺从一个醉醺醺的党卫军分子那里得知了敌人的行动计划，并将此事报告了莫斯科。梅尔库洛夫的人在德黑兰制服了杀手，救了“三巨头”。
美国总统弗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在德黑兰没有住在从安全角度来看令人不太放心的本国大使馆，而是住在了由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6局的军官可靠地保护着的苏联大使馆……
实际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不能把这件轰动一时的事情当成自己的功劳。德国人针对“三巨头” 的阴谋不是被粉碎了，而是根本就不存在。电影中的所有蒙难者都是没有根据的。伊戈尔·科斯托列夫斯基完全可以在德黑兰保全自己，阿兰·德隆也无需在巴黎与德国杀手搏斗时丧生。
伊朗问题专家丹尼尔·谢苗诺维奇·科米萨罗夫教授战争期间在苏联驻伊朗大使馆任新闻秘书。他目睹了德黑兰会晤的过程。
科米萨罗夫对我说，战争前夕确实有大量德国人在伊朗定居下来。但是，在1941年秋天德国侨民就被赶出了伊朗，所有与德国情报机关合作过的人几乎都被捕了。
很有趣的一本书《没有方向的“远跳”。针对“三巨头” 的阴谋如何在德黑兰被粉碎》的作者尤里·库兹涅茨写道，当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时，甚至没有一个德国间谍能显示出他还活着。
在德国与其驻伊朗的间谍机构之间的无线电通信中，未发现任何就“三巨头”
前往德黑兰一事为间谍布置任务的密码电报。
尤里·库兹涅茨写道：“即使空投的行动组能够人不知鬼不觉地顺利着陆，也没有人接应和掩护他们。没有人组织他们与亲德国的地下活动分子互相策应，因为这些地下活动分子基本上被消灭了。更没有人能去实施针对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恐怖行动。”
为什么战争爆发后不少伊朗人对德国抱有好感？这是因为，苏联军队和英国军队在1941年8月底从两个方向进入了伊朗，试图消除德国在这里的影响，控制石油开采业，确保对苏联的军事供应的安全。然而，这个行动极大地侮辱了伊朗人，特别是伊朗的军官们。
英国人实际上把所有亲德国的伊朗人都抓起来并投人了监狱。莫斯科没有匆忙同意进行这样的逮捕。苏联驻德黑兰的情报站得出如下结论：英国人“想让我们参与铲除反英的政界和军界上层人物。”
有100多名工作人员的苏联驻德黑兰情报站不仅监视德国的间谍活动，而且根据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的命令也监视英国人。驻伊朗的情报站长是圈内大名鼎鼎的伊万·阿加扬茨。许多资深情报人员认为，他是个非常优秀的苏联情报人员。
我问科米萨罗夫教授：“在斯大林抵达德黑兰前夕，是否提醒了大使馆工作人员有可能发生谋害伟大领袖的事情并要他们提高警惕？”
“当然没有，”教授大笑起来，“伊朗当时没有任何德国空降人员。即使出现个别人，他也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三国领导人在德黑兰过得很舒适。斯大林离开大使馆，十分放心地去拜访了伊朗国王。
科米萨罗夫教授说：“斯大林乘车驶过了德黑兰整个市中心，什么事也没发生。
如果有危险，他就不会去了。”
俄罗斯研究德国问题的著名历史学家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济缅斯基查阅了那个时期德国的文件。文件中没有提到策划在德黑兰采取行动一事。
有人认为，希特勒指派他所宠爱的党卫军破坏行动小组负责人奥托·斯科尔采尼领导了在德黑兰的行动。斯科尔采尼几乎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虽然他遭到的失败比获得的成功要多，但还是有人把各种各样的功劳算在他的头上。这无疑是得益于救墨索里尼那件事。
意大利国王在1943年夏天下令逮捕意大利法西斯领袖本尼托·墨索里尼，以便尽快结束战争。希特勒当时委派斯科尔采尼组织营救墨索里尼的行动。斯科尔采尼率领一批伞兵救出了墨索里尼，并带他去见了希特勒。
列夫·别济缅斯基说：“各种文件都保存了下来。根据这些文件可以准确地查出斯科尔采尼在那里干了些什么。在1943年春天确实交给他一项准备在伊朗采取破坏行动的任务，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做任何事情。”
曾在伊朗空投了几个德国人，但降落地点离德黑兰很远。他们的任务是组织破坏输油管的行动。
研究情报机关历史的维塔利·根纳季耶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德国特工机关根本就没有策划这样的行动，而著名的尼古拉·库兹涅佐夫远在罗夫诺，他更不可能了解到任何有关这一行动的情况。切尔尼亚夫斯基说：“在落到我们或盟国手里的德国特工机关的档案材料中，没有提到筹备‘远跳’行动的事。”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头几年，维塔利·切尔尼亚夫斯基中校供职于苏联对外情报局某处。该处负责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行动，还研究了德国情报机关的档案文件。
莫斯科为什么决定用虚构的阴谋来吓唬美国总统呢？其目的在于说服罗斯福下榻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
科米萨罗米教授对我说，用一昼夜的工夫把他的房间改造成了设施齐备的寓所，然后把它交给了罗斯福使用。罗斯福就住在了这里。
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肯定地说，罗斯福在我国大使馆的全部谈话都被窃听了。
谈话录音交给了斯大林。此事没有证据，其实这也不是主要目的。
列夫·别济缅斯基说：“主要目的是把罗斯福同丘吉尔分开。当罗斯福下榻苏联大使馆的时候，斯大林向他施加了自己的影响。”
在一些老照片上看到相互间友好交谈的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时令人有种奇怪的感觉。他们经常互致祝贺和内容友好的信件，举行会晤，商议共同的战略和欧洲未来的改造问题。人们称他们为“三巨头”。对于三国之外的世界来说，他们甚至是志同道合者。实际上只是一个共同的敌人才把他们联合起来。他们之间互相猜疑。
温斯顿·丘吉尔是3个人当中最守旧的。他仍抱着已经消失的大英帝国的理想不放。虽然他具有犬儒主义的本质，但是他并未失去高尚的情操。丘吉尔对与他合作过的所有人都很容易产生眷恋感，有时甚至对斯大林也会产生这种感觉。
丘吉尔不知为什么对俄国和斯大林的态度不够坚决。他时而劝说罗斯福制定针对俄国的统一战略，时而前往莫斯科，以便商定把战后的东欧划分成势力范围的问题。在自己的设想得到斯大林支持后，丘吉尔欢欣鼓舞地回到了伦敦，于1944年10月在下议院说：“我们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还从未像现在这样密切和诚挚。”
弗兰克林·罗斯福最让人捉摸不透。卑劣的手腕和崇高的原则--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地融合在他的身上。虽然他的举止和蔼可亲，但是他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眷恋感。
俄国对罗斯福的态度明显好于对丘吉尔的态度，因为丘吉尔的名字与协约国在十月革命后的干涉联系在一起。苏联报刊广泛刊登并且最适当地评论了罗斯福的讲话。因此罗斯福不同于丘吉尔，更倾向于信任斯大林。
难道影片《德黑兰--1943》的编导人员不知道实际上未发生任何谋害行为吗？
丹尼尔·科米萨罗夫说：“影片的创作人员希望由我出任顾问，把我请到了电影制片厂，让我看了剧本。我对他们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特别愚蠢的是阿尔缅·吉加尔哈尼扬扮演的那个德国杀手藏身井中的情节。德黑兰的井都很狭窄，不能在里面徘徊。我讲完这些话就走了……”
可这个传说是如何产生的呢？很可能是梅尔库洛夫过去的部下、同样是剧作家的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马克利亚尔斯基想出了这个故事。他曾供职于战俘事务局，分管在卡延森林被枪决的那些波兰人。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他被调到苏多普拉托夫将军领导的第4局（在敌人后方搞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马克利亚尔斯基中校与德国人玩无线电游戏，搞这项工作需要有很大的创造性。
战后马克利亚尔斯基离开了国家安全部。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改行当了剧作家。根据他的剧本拍出了著名影片《情报人员的功勋》。梅尔库洛夫可能会嫉妒过去的部下。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 核间谍
几年前有位将军衔的退役情报人员找到了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苏联驻日本大使馆担任苏联武官的助手。他对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1945年8月，在美国人向广岛扔了原子弹之后的第二天，莫斯科给大使馆发来一份密码电报，命令立即派人去广岛看看美国人使用了什么样的炸弹。
苏联当时还没有同日本开战，于是两位拿着外交护照的年轻军官就去了广岛。
他们先乘火车，然后坐驿车才抵达那里。他们在广岛目睹了我们大家后来在新闻影片里见到的一切：废墟、尸体、被摧毁的没有生机的城市。
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往随身带来的口袋里塞了许多土、城市垃圾、灰烬。他们从一具尸体上取下了头颅，把它也塞进了口袋。后来把口袋紧急送往莫斯科交给我们的科学家。
去过广岛的两位军官中有一人死于放射病，因为没人提醒过他们那里有辐射危险。来找过我的第二位军官说，他大病了一场，当时医生们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应该怎么治。是他那西伯利亚人的强壮身体和在广岛喝下的一瓶威士忌救了他一命。
退役将军对我说，他的搭档没喝威士忌，所以没能战胜病魔。
去广岛的任务是窃取核机密的重大情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情报人员在加拿大和英国也寻找过这些秘密，但主要还是在美国寻找秘密，因为第一个核爆炸装置是在美国制造的。
在战争年代，大概是在1945年底以前，苏联情报机关在美国行动非常自由。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向斯大林报告取得的成果。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人不感兴趣。
苏联驻加拿大使馆的译电员伊戈尔·古津科于1945年9月叛逃。他是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为叛逃做了长时间的准备，把许多秘密材料交给了加拿大警方。加拿大人感到震惊的是，苏联对自己的盟国搞间谍活动。
主要的问题是，古津科讲了苏联向美国原子能实验室渗透的情况。各原子能中心的安全措施因此加强了。不过，美国的反间谍工作人员花了几年时间才摸索到苏联的情报网。他们至今也不敢说找到了全部间谍。
军事情报机关和政治情报机关都参加了核间谍活动，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局起了主要作用。梅尔库洛夫的人提供了有关美国实验室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大量情报。
关于情报在研制苏联的原子弹方面到底起了多大作用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束。有关各方仍各持己见。
曾长期领导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已故院士尤里·鲍里索维奇·哈里顿说过：“苏联氢弹的研制工作自始至终依靠的是苏联物理学家提出的设想和他们与数学家一起进行的计算。”
核项目领导人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教授认为，科学家和情报人员应该分享荣誉。
情报人员谦虚地说，他们只不过帮了科学家一把。然而，这种帮助很重要。情报机关直接交给库尔恰托夫的情报现已解密。这是许多页写满公式的关于美国研制情况的报告。库尔恰托夫把这些情报拿给自己的同事们看。他们只要说还想了解什么东西，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准确的相关内容送到他们手里。
据我们的物理学家讲，即使他们没有从情报机关那里得到任何新东西，他们至少也可以确信自己选择的途径是正确的。
苏联情报机关的主要情报员是德国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他于1921年加人德国共产党，在1933年为躲避纳粹分子跑到英国，在1941年底向苏联情报机关表示愿意效劳。两年后他从英国去了美国。他于1944年开始在美国最主要和最秘密的洛斯阿拉莫斯核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
对外情报局上校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费克利索夫对我说，他与富克斯见过6次面。富克斯实际上是按照库尔恰托夫下达的任务工作。
当这位物理学家在1950年被捕后，塔斯社声明说，苏联根本不了解任何情况。
法庭判处富克斯14年监禁。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他在1959年获释。富克斯去了东德，在科学院的7家研究所工作。
克劳斯·富克斯并不怀疑，其他许多科学家与他同时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费克利索夫上校几年前拜谒了克劳斯·富克斯的墓，并在墓前下了跪。
叶利钦总统几年前为情报机关举办了一个节日--向参与核间谍活动的5位情报人员授予了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这5个人是：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基、列昂尼德·克瓦斯尼科夫、阿纳托利·亚茨科夫、亚历山大·费克利索夫和利昂蒂尼·科恩。利昂蒂尼的丈夫莫里斯·科恩也当上了英雄，不过是另一个命令宣布的。
科恩夫妇是美国人，自1943年起成为苏联情报网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是联络员，从美国核科学家那里获得材料，然后把材料转交给苏联情报人员。他们在英国被捕，受审，并被判了长期徒刑。苏联情报机关用西方间谍把他们交换出来后送到了莫斯科。
老一代苏联情报人员一开始就深信，美国和英国是公开的和危险的敌人，绝不是共同斗争中的盟友。
当战后两国的对抗和苏联间谍活动的规模变得显而易见时，美国的情报机关就开始了针对苏联的活动。
活到今天的为数不多的人荣获了英雄称号。过去对情报人员的奖励不是很慷慨。
在帮助研制核武器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获得将军衔。在梅尔库洛夫时期，最有才干的情报人员最高可以升任上校。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费克利索夫对我说，那时把情报人员当作后勤人员。不过，现在对外情报局里的将军比以前整个克格勃里的将军还要多。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 “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梅尔库洛夫在情报机关的鼎盛年代领导了国家安全机构。不过，情报机关的成果并不是令斯大林感兴趣的主要东西。更重要的是牢牢地控制住自己的国家。在这方面总是有许多缺点。斯大林认为，没有不能完成的任务，只有没本事的和不够坚定的人。
与总书记打交道让人惶恐不安。每次向他汇报工作都让人感到害怕。斯大林不仅仅给完全听命于他的部下留下了这种印象。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与斯大林会晤后也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戴高乐于1944年12月来到莫斯科，当时的身份还是刚刚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的临时政府领导人。
戴高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正式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开始为在座的每个人致祝酒词。他对空军司令说：“你领导我们的空军。如果你把飞机用得不好，你知道等着你的是什么。”
斯大林对红军后勤司令说：“后勤机关首长应该向前线提供物力和人力。要好好干，否则会按照我们国内的做法把你绞死。”
斯大林在结束祝酒词的时候朝他招呼的一个人喊道：“你过来！”
一位元帅或将军赶忙跑到斯大林跟前同他碰杯。法国客人刚一遇到机会就离开了举行晚宴的地方。斯大林在送戴高乐的时候脸色阴沉地看了莫洛托夫的助手、翻译鲍里斯·波采罗布一眼，接着突然对他说：“你知道的事情太多。我想把你送进劳改营。”
戴高乐回忆道：“我和我的一行人出了宴会厅。在宴会厅门口我回了一下头，看到斯大林一个人坐在桌旁又开始吃东西了。”
1946年3月15日，根据最高苏维埃的决定，各人民委员部更名为部。一周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成了国家安全部，但是梅尔库洛夫只当了一个半月部长。1946年5月4日他被解除了国家安全部长职务。
要是提出斯大林为什么撤掉他的问题，那就太荒唐了。梅尔库洛夫干了整整3年，对于这个职位来说这时间已经很长了。不仅如此，他没有被捕，他是作为一个自由的人离开卢比扬卡广场的。
曾领导国家安全部某局的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不喜欢梅尔库洛夫提出的改组国家安全机关的计划。
据苏多普拉托夫说，斯大林原打算任命国家安全部第一副部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奥戈利佐夫中将为部长，但是奥戈利佐夫推辞了。他说自己既没有经验，又没有担任此职所需要的知识。于是斯大林提名在战争期间领导军队反间谍机关除奸部的阿巴库莫夫担任此职。
应邀出席政治局会议的阿巴库莫夫似乎怀疑起自己的能力：“斯大林同志，我没有经验……”
这种略微装腔作势的表现通常是被原谅的，但是斯大林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情绪变得很不好，打断了这位部长候选人的话。他说：“阿巴库莫夫同志，我们现在有许多茶馆经理的空位置。如果您不自信，是不是任命您当个茶馆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