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库莫夫当上了国家安全部长。
这个故事不太像真的。斯大林总是预先考虑干部任命问题，而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他经常换，以免失去控制力和机关中滋生出复杂的关系。阿巴库莫夫当时正得完。斯大林认为他在战争期间表现良好，因此把安全部交给了他。
几天后，在负责国家安全问题的新中央书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的主持下，一专门委员会研究了国家安全部前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就梅尔库洛夫在战争期间停止追捕托洛茨基分子一事对他提出了严厉批评。
不过，梅尔库洛夫的仕途并未就此终结。在受了大约一年的煎熬后，他得到了新的任命。新职虽然不那么重要，但仍然是部长级的高位。1947年4月25日，他成了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苏联国外财产管理总局局长。3年后的1950年10月27日，他当上了苏联监察部长。梅尔库洛夫在这个职位上取代了斯大林以前的助手、著名的列夫·扎哈罗维奇·梅利斯。
在贝利亚被捕后，梅尔库洛夫作为中央委员还出席了中央全会。他的保护人在全会上被指控犯有各种罪行。赫鲁晓夫在全会结束后把梅尔库洛夫请到了自己办公室。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回忆录中写道：
“应该承认，我以前很尊重梅尔库洛夫。他是个有修养的人，我很喜欢他，因此我对同志们说：‘梅尔库洛夫在格鲁吉亚时是贝利亚的助手这个事实还不能证明他是同谋者。也许事情并非如此？要知道，贝利亚的地位很高，他亲自为自己挑选人，而不是正相反。人们相信他，同他一起工作。因此，不能把所有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都看成是他犯罪的参与者。我们要把梅尔库洛夫找来，同他谈一谈。他甚至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搞清贝利亚的问题。’“我叫来梅尔库洛夫，告诉他我们已经拘捕了贝利亚，侦查工作正在进行。我说：‘您与他共事多年，完全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提供帮助。’他答道：‘我愿意做力所能及的一切。’”
梅尔库洛夫写了一封很长的悔过信，痛斥了贝利亚，表示愿意在党认为可以使用他的任何地方工作。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仕途辉煌完全仰仗贝利亚。作为对此的付出，他不得不与贝利亚分享其命运。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接着写道：“当我把他的材料送给总检察长鲁坚科时，这位检察长直截了当地说，应该逮捕梅尔库洛夫，因为不逮捕他，贝利亚一案的侦查工作难以进行，而且也不全面。党中央批准逮捕梅尔库洛夫。令我痛心的是，原来我白信任他了。梅尔库洛夫与贝利亚勾结在一起犯下了许多罪行，因此成为被告并与贝利亚一起承担同样的责任。在法庭宣判之后作最后的陈述时，梅尔库洛夫诅咒与贝利亚相识的那一天。”
梅尔库洛夫于1953年9月被解除监察部长职务。他与贝利亚的其他一些战友一起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极刑。1953年12月23日将梅尔库洛夫枪决。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第六章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1941年，当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一位名字华丽的剧作家--弗谢沃洛德·罗克在克拉斯诺达尔市写出了一个名字简单的剧本《谢尔盖耶夫工程师》。他没有像创作界的同行们那样花很长时间去剧院做工作，劝说剧院的文学部主任和导演。
现代题材的剧本一直都很缺，因此在1942年就已开始时而在这家剧院，时而在那家剧院上演该剧。
在第比利斯、巴库、埃里温、里加（在拉脱维亚获得解放后）、乌兰乌德、雅库茨克、沃洛格达、瑟兹兰、阿尔汉格尔斯克、科斯特罗马都上演了《谢尔盖耶夫工程师》。演出的次数逐年增加。该剧在1944年2月又被搬上了小剧院的舞台。
所有的苏联报刊都对这个话剧给予了关注。
常常尖锐地批评现代剧作家的弱点的剧评家们对这个剧一致叫好。
《真理报》（党报--译者著）、《消息报》（政府报纸--译者注）、和当时中央宣传局所属的半官方刊物《文学与艺术》也都发表了称赞性的评论。
《文学与艺术》把小剧院的演出吹得天花乱坠：“塑造一位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服务的爱国主义工程师的形象是个艰巨的任务。在小剧院分院上演的弗谢沃洛德·罗克的话剧为展现演技提供了丰富的机会……苏联人无限忠于人民的事业，敢于正视死亡，能够不惜生命去完成祖国交给的任务。”
可能评论家们确实喜欢这个话剧，也可能他们其实知道用弗谢沃洛德·罗克这个笔名的人是谁。这个业余剧作家就是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
当小剧院着手排练他的作品时，梅尔库洛夫身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狐步舞迷”
阿巴库莫夫1908年出生于莫斯科。他是医院锅炉工和清洁工的儿子，总共只上过4年学。只有叶若夫念的书比他少。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俩功成名就。
作家基里尔·阿纳托利耶维奇·斯托利亚罗夫曾研究过阿巴库莫夫一案，并就此写过不止一本书。他对我说，在维克托·谢苗诺维奇当上国防人民委员部除奸反间谍总局局长之后，他从未签署过一份文理不通的文件，各种文件一律亲自修改。
而且他从监狱里写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信也都是出自一个绝对有文化的人之手。
阿巴库莫夫年轻时曾当过杂工、包装工、装卸工、武装警卫队队员。1930年，当他在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一个库房给自己谋取到一个职位后，他被吸收入党，他的仕途也由此开始。
阿巴库莫夫先是被选为压力机厂共青团支部书记，而后被任命为共青团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军事处处长。
1932年，阿巴库莫夫凭一纸党内介绍信被调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头一年他先后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莫斯科州代表处经济处（负责同国民经济中的破坏活动作斗争）侦缉办案人员和特派员。1933年他被调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央办公厅经济局，不过他在这个地方也只呆了一年。
有关阿巴库莫夫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初期情况的几乎是惟一的见证来自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阿巴库莫夫一开始就是在他所在的那个经济处。他是在顶头上司的推荐下被调进来的，推荐辞是这样说的：是个好小伙子，尽管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莫斯科州代表处中，他最早的那些领导轻蔑地称他为“狐步舞迷”。未来的部长的确酷爱跳舞，并且最喜欢跳当时很流行的狐步舞--一种源于美洲的古典交际舞。
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女人，他同时也招女人喜欢。他最拿手的事情是找些年轻女子，同她们在秘密接头地点寻欢作乐，而后再以她们的名义写控告人民公敌的举报材料。
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上述这一切被揭露出来之后，他给上级领导打了二份报告，说必须尽快辞掉阿巴库莫夫，因为他生活腐化，不适合搞侦缉办案工作，甚至根本不适合在本系统工作。阿巴库莫夫被调离了经济部。
可不知是哪位大人物又帮了他一把，于是他后来又被调入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
上面这段叙述的真实性难以验证，但阿巴库莫夫的确被调出了经济处，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保卫处三科办案人员。他在这个不怎么样的职位上呆了3年。
1937年，他被调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二处。这个处专门从事搜查、逮捕、跟踪和安装窃听器等活动。体格健壮的阿巴库莫夫最适合搞这种工作。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认为，阿巴库莫夫当时受到了贝利亚的亲信、1938年时担任国家安全总局副局长的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的注意。
在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并开始搞机关清洗后没几天，阿巴库莫夫获得了第一个重要任命。1938年12月5日，他到罗斯托夫当局长，在那里呆到1941年2月25日：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被分成了两个部，因此需要的高级官员也就多了一倍。
在那个年代，州里那些青云直上的局长们升官发财靠的是无情的打击和卑鄙无耻的行径。
叶若夫曾训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说，那些人民公敌几乎像是被供养在疗养院里，侦查人员在审问他们时还戴着白手套。此话发挥了效力。不过对待被捕人员的新办法还是被隐瞒了，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虽然经过了批准，但毕竟是犯罪行为。他们在每天夜里殴打犯人，那时行政后勤人员不在楼里。
没有人公开说过殴打犯人一事。
每个州都分配了定额。比如，一类犯人定额1500名，也就是指以州内务局长为首的三人小组有权在不经侦查和审讯的情况下枪毙1500人。
他们开列一个“单子”，或者是他们所说的“花名册”，每一页上写着被捕者的名、父称、姓、出生年份和所犯“罪行”。内务局长在后面写一个大写的字母“P”，再签上自己的名字，意思是：枪毙（俄文中“枪毙”一词的第一个字母是o一译者注）。当天晚上或夜里便会执行判决。三人小组的其他成员--州执委会第一书记和检察长--为了能专心干自己的工作，预先在“花名册”第二天尚未填写的那一页签了名。
或者，内务局长给第一书记打个电话，说由他来审理某某人的案子，而后再将判决书送给书记签字。第一书记完全同意：内务局长被赋予的权力和权威就是这样的不容争议。
定额很快用完之后，局长请求莫斯科增加名额。请求得到批准，而局长则因同人民公敌进行积极斗争而受到表扬。当时还出现了民警三人小组，为的是帮助来不及处理大量刑事犯罪案件的法院。民警三人小组无权判处五年以上徒刑。
阿巴库莫夫出任罗斯托夫州内务局长一职时，叶若夫发动的全面清洗已经结束。
在贝利亚时期，工作进行得更平静一些，也更有条理一些。局长也不再几个月更换一任，阿巴库莫夫因此在自己的职位上呆了两年多时间，从而也就能够给上面留下最好的印象。
1941年2月3日，如前文所述，内务人民委员部被分成了两个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贝利亚将阿巴库莫夫调回莫斯科。1941年2月25日，阿巴库莫夫同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一同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后来他们当上了第一把手，阿巴库莫夫领导国家安全部，科鲁格洛夫领导内务部……
作为贝利亚的副手，阿巴库莫夫分管民警总局、消防总局和第三处（负责边防部队和内卫部队的肃反工作）。不过这一工作他只干了几个月。
战争爆发后，1941年7月19日，斯大林任命阿巴库莫夫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管理局局长，也就是军事反间谍机关的头儿。
军队中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设立于1918年12月。领导该处的是捷尔任斯基本人，后来是肃反委员会领导成员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
1941年以前，军事反间谍机关属于国家安全部门，即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一内务人民委员部。1941年2月8日，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一致作出决定，撤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海军人民委员部建立军队反间谍机关--国防人民委员部第三局和海军人民委员部第三局。军事反间谍机关转入军队手中。但这并没有保持多长时间。
战争开始几周后，1941年7月17日，国防委员会又将军事反间谍机关从国防人民委员部那里交还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成立了特别处管理局。局长是副内务人民委员维克托·阿巴库莫夫，各方面军特别处的处长则由贝利亚下令任命。
改组开始只牵涉陆军。但到了1942年1月，海军人民委员部第三局被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管理局第九处。然而反间谍机关的改组并没有到此结束。
1943年4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再次被分出去，在这些特别处的基础上成立了国防人民委员部除奸反间谍总局和海军人民委员部除奸反间谍局。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则成立了除奸反间谍处，负责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部队。
阿巴库莫夫被任命为除奸反间谍总局局长。他当上了副国防人民委员，直接听命于斯大林本人。不过一个月后，5月25日，他不再担任副人民委员，但依然只服从最高统帅的差遣。
1946年，以特别处的形式存在的军事反间谍机关重归国家安全系统……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除奸总局局长
除奸总局拥有自己的侦查机构。由于拥有广泛的权力和直接受斯大林的庇护，除奸总局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部门。
一处负责监督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部、情报总局及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侦察机构。
二处主管防空军、空军和空降兵部队。
三处主管坦克兵、炮兵、火箭炮兵。
四处领导各方面军的间谍情报工作。该处三科专门处理开小差、叛变、为逃避战斗而自伤等事件并负责组织阻截部队；四科主管报纸编辑部、法庭、军乐团和军事学院。
五处负责军需供应、军队医疗、军事运输。
六处监管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边防部队、内卫部队、押运兵、后方保卫部队）。
七处负责审查叛国者、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胆小鬼、造谣惑众者、逃兵、自伤者、反苏分子。该处下面的二科负责审查最高指挥人员--中央委员会、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海军人民委员部一级的人员--和密码译电员。此外，该科还可授权接触保密工作和审查出国人员。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曾向我详细讲述过他在除奸总局里的工作。
梅夏采夫在战后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曾在中央委员会任过职，主管过电视工作，并曾担任驻澳大利亚大使。
1941年，他毕业于红军军法学院海军系后当上了海军人民委员部第三局（反间谍局）一名初级侦查员，后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管理局侦查员。曾在第五坦克近卫集团军除奸反间谍处工作两年。战争结束后在除奸反间谍总局又呆了半年。
尼古拉·梅夏采夫讲道：
“我开始工作时很走运，海军三局侦查处处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马卡罗夫，圣彼得堡的老工人，真正的肃反工作人员，向我介绍了有关叶若夫一案的所有材料和中央的决定，并对我说：无论是谁强迫你，永远也不要动犯人一个指头。这是侦查办案人员的弱点--没有能力搜集到证明犯人有罪的客观材料。
“我对自己能够经受除奸反间谍机构的磨练感到满足。为什么？首先，我经历了卫国战争时期斗争的最高潮，我们的和德国人的两个强大的间谍和反间谍组织之间的斗争的最高潮。
“其次，我学会了如何看透人的本性。您可以不信我的话，不过在我离开反间谍部门之后，我有时跟他人交谈时确实觉得很不自在。我发现他没有说真话，我感觉到了。我的职业经验使我能够听得出来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刻意隐瞒的思绪……
“遗憾的是，即使是在除奸反间谍总局总部，受过法律训练的人也不多。地方上也是如此。当时作的记录曾经闹过笑话。比如，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反间谍机关的头儿申卡廖夫，不记得他是国家安全少校还是上校了，审讯一个叫伊万诺夫的人，他在审讯记录上写道：‘伊万诺夫（也就是犯人）对我的爱国主义观点反应奇特。
他眼睛看着一旁，模棱两可地嘟呢：是的……’这位少校对此的评价是此人有反苏情绪……
“再比如说，我曾经亲手处理《海运报》一名记者的案子。挺可爱的一个人。
没有任何反苏言行，只是一次酒后说了些什么话，安全机关便把他扣押了--就这么回事。我调查清楚后，放了他……一些领导喜欢乱抓人，我不得不认真地加以纠正。”
梅夏采夫回忆道：
“敌方情报机关的战术是将大量间谍派往前线。德国人折磨俘虏，直到俘虏支撑不住，同意被招募。这种强制招募的做法一般不会奏效。那些人一通过前线便立刻向我们说明一切。他们最好的间谍是在间谍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其中既包括那些应该尽快投入工作的间谍，也包括那些应该先站稳脚跟、过一段时间再开始行动的间谍。 “曾在鲍里索夫间谍学校受训的间谍潜人了我们的集团军和我们的后方。我们知道这所学校，一直关注着该校的搬迁，也一直监督着它的间谍人员。我们熟知该校间谍的行事特点--我们称之为‘间谍风格’。有一次，我们在战斗中俘虏了弗拉基米尔·特里亚索夫，他承认自己被德国人招募并曾在鲍里索夫学校受训。当时该校迁到了维斯瓦河畔的一座小城。
“我们与指挥部商议后，策划了一次突击占领这座城镇的行动。我们缴获了所有文件。但那些间谍却跑掉了。当我们冲进间谍学校时，特里亚索夫说：‘大尉，我就睡这儿。’我说：‘我不管你睡哪儿，我要的是文件。’文件找到了。一个保险柜的锁孔里插着一把折断了的钥匙，他们没能把它打开。于是我们获得了该校办学期间德国间谍的个人档案。这对我们的反间谍部门来说是一笔财富。
“我给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请了功，他们都得到嘉奖，而方面军领导则为自己申请了高级勋章。
“在德国人称为但泽的格但斯克，我们活捉了当地盖世太保的头目。他和一个波兰女人有瓜葛，出于对这个波兰人的爱恋，他招供了，开始坦白交待……他不仅交代了在苏联的联络网，而且还交代了在欧洲、非洲和拉美的联络网。格但斯克是个港口城市，那里的间谍活动尤其猖撅，在水手和商贩当中，有的人可能已经被招募作间谍了。这个盖世太保头目很快就被从我这里带走了，先是送到了方面军那里，而后被送往除奸总局总部。
“战后我被调往总部工作时，有一次我去列福尔托沃监狱，碰上一个小伙子，是个侦查员。他问：‘科尔，你审问过但泽盖世太保的头儿吗？他就关在我这儿。’我说：‘能看看他吗？’‘当然可以。’
“我们进了牢房……那个德国人瘦多了，肩膀耷拉着，脸上也失去了原来的光泽和保养的痕迹……他一看见我就站了起来，说道：‘天哪，是你吗？’我们寒暄了两句……‘事情怎么样？’‘进展缓慢，我的事本可以处理得更快些。’他请求把他带到某个地方去辨认他手下的那些情报人员。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手上沾满了我们的人的鲜血。
“而卢比扬卡交给我的是关于德国军事情报和反间谍机关--帝国军事情报局的一名领导人的案子。这名将军关在列福尔托沃监狱。他的待遇很好，因为我们需要他。上级将案子交给我时告诉我，要让他作为证人参加纽伦堡审判。
“他有一张知识分子的脸，戴副夹鼻眼镜，瘦瘦的，一双灰色的眼睛，目光专注，言辞严谨，充满自尊感。他非常注意保持这种自尊，为的是不在我面前失去自己那种作为将军的尊严……我是大尉，而他是将军。
“他很长时间都不相信我们打败了德国人，缔结了和约。我拿报纸给他看，他说：这种报纸我们自己也曾印制！
“在征得阿巴库莫夫的批准后，我带他在莫斯科街头转了转。给他换了便装，有人保护着我们……我们从卢比扬卡2号口出来，穿过红场。我问他：‘想喝点啤酒吗？’‘想。’
‘’我带他进了一家酒吧，请他吃虾，喝啤酒。这个时候他才相信了我。他向我提供了很多颇有意思的证词。我在内心里悄悄地拿他和阿巴库莫夫作了对比，心想，阿巴库莫夫作为一个人更强一些。我觉得，德国人软弱得多，或许我错了，不过阿巴库莫夫看上去更果断，行动更有主见。他有着铁一般的纪律。
“他很严厉，同时他也知道应当爱护工作人员。1943年，我母亲因患肺炎在沃尔斯克去世。我一个月后得知此事，于是请求阿巴库莫夫给我4天假去上坟。他把我叫去，给了我10天假，并亲自签了出差证明，对我说：‘去找市安全处，那里的人会帮助你。’
“阿巴库莫夫不一定非得如此关照我--打电话给市安全处，亲自签发出差介绍信。我拿着这张介绍信随便乘火车，无论向谁出示它，全都举手敬礼……应该知道战争时期饥饿的后方是个什么样子。当我来到沃尔斯基市国家安全处时，我得到了食品方面的帮助。”
“阿巴库莫夫给你的印象如何？”我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
“他是个体态端正、相貌英俊的男人，他适合穿军装。他的言谈总是平和而认真。他不让下属笔直地站着，而是请他们坐下谈……
“我同他还见过一次面……那时逮捕了两名船舶制造方面的教授，一个是装在船舷上作装甲用的板材方面的专家，而另一个是舵轮辅助装置方面的专家。他们遭到严刑审讯，后来把其中的一个人交给了我……
“我同他进行了人与人之间坦诚的交谈。一起喝夜茶，还允许他再吃点东西……
“于是他开始向我招供了。说他当初曾是沙皇游艇‘军旗’号上的准尉，在尼古拉二世到德国威廉皇帝那里去的时候，他上了岸，被诱骗……从那以后，他便开始为德国情报机关工作。他还承认在我们的军舰上搞破坏活动。他解释了具体搞了什么破坏活动。专家们研究了他的供词后确认：是的，一切如此……
“他承认并不是一个人搞破坏的，并且说出了好几个舰队司令的名字。我同侦查处长一起审问了他，他重复了对我说过的供词。我请来了负责此案的检察官，他又向检察官重复了证词。
“后来突然有人叫我去阿巴库莫夫那里。我到阿巴库莫夫那儿报了到，这时我看见他的办公室里坐着那位教授。阿巴库莫夫同我打了招呼，然后向教授提问：
‘您到底为什么欺骗侦查人员？’‘他说：‘我很喜欢他。我已经老了，我的好光景已经过去了，而他可以在我的案子上立功。’ “听到这话，我眼前一阵发黑。教授被带走了。阿巴库莫夫对我说：‘对被捕者不能拷打。但也不能笼络劝慰。您劝慰了他，他喜欢上了您，做了假供，他人可能因此而受害……”’我问，阿巴库莫夫在反间谍机关中是否受尊重？
梅夏采夫说：
“如果说他对下级官员充满关怀，如同慈父一般，那么对高级官员他则是牢牢控制。我曾看到，侦查处长帕夫洛夫斯基在受到阿巴库莫夫申斥时浑身颤抖，面如土色，两股打战。我想，你何必这样看中职位呢？”
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说：
“阿巴库莫夫在敌人的后方从事情报和反间谍活动。除奸总局胜过了帝国军事情报局，对德国军队部署情况的了解程度超过了德国人对红军的了解程度。斯大林一向是在下属稍有一丁点儿不擅办事的迹象时便立刻进行人事调动，但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让阿巴库莫夫担任这一职务。”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是前苏共中央委员、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前志愿兵。他经历了整个战争，多次受伤，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对我讲：
“我曾是西北方面军的一名步兵连副指导员。我记得，有一次让我到营指挥部去。这里离前沿阵地有300米。在美丽的谢利格尔湖畔的一个窑洞里，等候我的是来自除奸总局的一名保养得很好的中校军官：‘您是副指导员，对我们团很了解。请您向我报告一下，谁的思想情绪不对头，谁可能惹麻烦或逃跑。’“我回答他：‘中校同志，我是副指导员，因此每一个战士我都了解。我们每一天都面临死亡的危险。我不会对您讲关于任何人的任何事情。这些人都战斗在最前线。为什么您不到我们的战壕里，在那里问我？为什么您在这里，在安全的地方同我交谈？’
“中校被激怒了：‘好哇，您敢这样说话？看我不给您点厉害瞧瞧！’“我也被惹火了，用‘你’称呼中校：‘好啊，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要把我送哪儿去？前线？我本来就在前线……’
“中校看来是有些惭愧了，于是决定两天之后去我们连所在地。”
叶戈雷切夫继续讲道：
“我们在那里占据了一块高地。高地周围受德国人的监视和火力控制，因此我们挖了一条深深的通道，以便在敌人射击的时候躲避隐藏。一天我们忽然看到，一个人从教堂那里沿着通道往过爬。战士们哈哈大笑。我看见那个中校露出头来冲我问：‘他们在笑什么？’
“我照实回答说：‘战士们之所以大笑，是因为中校太胆小了。我们都是站着走，只有在敌人射击时才掩藏起来，而您却在毫无危险的时候往前爬……’“在我们连的人员换了三拨后--战斗非常激烈，我们被撤下来休整几天。整个师都撤下来了。
“我们那儿有一名工匠，来自乌拉尔地区。他把反坦克榴弹上的引信拆下来做了几个烟嘴儿。烟嘴儿做得很漂亮。但有一天引信在他手里爆炸了。他右手的两个手指被炸掉了。
“军事法庭调查了这件事，判决枪毙他，对我们说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当时决定当众枪毙他。人们在沼泽地上给他挖了一个一米深的坑，坑里不久便积满了水-
-当时是11月初。他的衣服被脱得只剩下内裤……
“而他只是重复一句话：‘同志们，原谅我。我的确不是故意的。我会继续战斗。”’
叶戈雷切夫说：
“这名士兵站在我们面前。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勇敢的战士，可他却被判处枪决。
冲锋枪班列队完毕，师长下令开枪。枪响了，内裤上一片红色的血斑，一颗子弹射中了他。谁也不想向他开枪。
“他站在那儿。记得《牛虹》吗？再次射击，裤子上又出现两片血斑，他倒下了。但还活着！还在请求原谅他。师长走上前，拔出手枪，朝他的头部开了枪。
“我们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到现在，我回想起这件事就像是一场噩梦。后方机关--除奸总局、检察院--也想证明他们在战斗，在做正义的事情。只可惜，战争把一切良知都抹杀了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认为，应当重新审查由军事法庭作出的那些判决，并对那些被不公正地枪毙的人作出补偿。
他说：“有90％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军官们因为作战行动不成功而被送进惩戒营。可这是战争，敌人不会束手就擒。为什么要把军官们送上法庭呢？可以降职-
-如果他没有成功的话，但别审判他。我们大家第一次上战场时都不会打仗。穿着深色的大衣走在白白的雪地上……德国人对我们一个个瞄准射击。指挥员不会指挥，只是到后来才学会。自己阵亡了，不然的话也会被送上法庭或惩戒连……”
“在前线并不是每个人的神经都经受得住考验，可经受不住考验并不是背叛，”
叶戈雷切夫说道，“战斗中很难保持冷静。我记得一个有月亮的夜晚，一队德国兵悄无声息地向我们摸过来。战士们慌了：连长在哪儿？指导员在哪儿？我说：‘指导员在这儿！开火！’阵地守住了，否则我们的士兵可能就跑掉了。可你不能指责他们沉不住气，更不能枪毙他们……”
一个以上校军衔退役的克格勃军官向我讲述了有关他的父亲--一名除奸反间谍总局军官的事情。他父亲是德国问题专家，1943年进入除奸总局当翻译。战争最后一年在总局总部任职，给阿巴库莫夫本人当翻译。
他到了德国后，感情一度很矛盾。一方面，他渴望来到德国，因为他酷爱德意志语言和文学。另一方面，他感到惊讶的是，那么多的德国人愿意同除奸总局合作。
他认为德国人是不大接受通敌行为的。但他想，或许他们只是想尽快摆脱那个制度的遗产。
他曾向儿子讲述过在占领德国初期他被叫到电影放映厅里的情形。阿巴库莫夫和他的几名军官坐在那儿，被一些女人簇拥着，到处都是一瓶瓶的香摈和啤酒。阿巴库莫夫观看着电影，拷贝是缴获来的。
“来，科利卡，把他们说的话翻译一下！”
在公开场合宣扬的那种行为方式同现实之间的这种反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称阿巴库莫夫为色鬼和窃贼。
1946年，他也从除奸总局调到了国家安全部。在部长阿巴库莫夫被逮捕后，他被当作阿巴库莫夫的同谋抓了起来：他们说他知道前部长的罪行却保持沉默。在审讯过程中，他们询问了阿巴库莫夫在德国的所作所为和他同外国间谍的联系。他没有挨打，与阿巴库莫夫身边的其他人不同，他被释放了，并被送回国家安全部，他们对他说，他应当用血来赎罪。这使他的精神受到了打击。他该赎什么罪？用谁的血来赎罪？用同胞的血吗？他离开了卢比扬卡，开始从事科研工作……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国家安全部长
阿巴库莫夫曾获得两枚苏沃洛夫勋章（其中一枚是因为参与19M年将几个民族全部驱逐出北高加索地区的行动而获得）、一枚库图佐夫勋章和一枚红旗勋章。1945年7月9日，他晋升上将军衔。一年后，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长。
通常认为，斯大林这一任命是为了制约掌控各强力部门的贝利亚。
实际上，贝利亚当时已经根本无权插手强力部门的事务了，而1945年底他甚至不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一职。贝利亚瞧不起阿巴库莫夫。阿巴库莫夫知道这一点，还以蔑视，但他害怕贝利亚。
斯大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不需要制约谁。阿巴库莫夫只是因善于处理战俘审查一事而博得了领袖的青睐。
在战争末期，除奸总局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处理那些成为德国俘虏的红军战士以及或自愿或被迫地居留于德国境内的苏联公民。他们几乎全都进过审查营。昔日的战俘被送去从事最艰苦的劳动。最后一批审查营直到斯大林死后才关闭……
“谈到食品，”丘吉尔首相1944年10月在莫斯科说，“应斯大林元帅的请求，英国向苏联运送了45000吨脑肉。此外，我们还要向苏联遣送些名前苏联战俘，为的是有人吃这些液肉。”
最初的设想是很人道的。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盟国商定尽快将那些被德国俘虏的和被强行运往德国的人送回故乡。
但在西方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些俄罗斯人宁愿自杀也不愿回到苏联。大作家托尔斯泰的侄孙、《雅尔塔的牺牲品》一书的作者、现居英国的尼古拉·托尔斯泰伯爵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再现给世人。
在英国，我们的人能得到一些零花钱，这些钱他们都用来到战俘营的酒馆买酒喝了。没钱的时候，他们到邻近城镇的药店里要酒精，对人家说患了神经根炎。
对那些即将送往寒冷的摩尔曼斯克的苏联人，热心的军需部门提供了毛料西服坎肩、衬裤、袜子、大衣、皮鞋、梳子。但是不允许他们留在英国，强行将他们驱逐了。
尼古拉·托尔斯泰援引了负责运送哥萨克人回苏联的英国军官的一段话：“来到战俘营后，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哥萨克人哪儿都不打算去。我命令11排上刺刀，逼他们就范，但这并不管用。他们只是脱下衬衫，让英国士兵刺他们。”
共有200万人交给了莫斯科。令英国人不解的是，从德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士兵和军官们在故乡又被送进了集中营。
他们当中确有纳粹分子的同谋。所有曾在弗拉索夫的军队里当兵或是在德国人的警察局里做过事的人，所有被占地区行政机构的头目和工作人员，均被判了刑。
但被关进集中营的人当中，有的也只是战俘。
除此之外，除奸总局机关还在曾被德国人占领过的地区的居民当中查找叛徒和同谋。这些居民被法西斯分子统治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而是因为国家无力从进攻的敌人那里拯救他们。但他们却被宣布有罪。受惩罚的常常是那些只是想活下去的人……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阿巴库莫夫完成了它，从而赢得了斯大林的好感。
1946年，阿巴库莫夫接替了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出任国家安全部长一职。除奸反间谍总局被并人国家安全部，成为该部第三总局。
据前苏联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回忆，部里的人很欢迎他，说他是个行家，从普通职位做起，是斯大林的副手。还有人说，他同斯大林是如此的亲近，甚至连制服都是用同一种料子做成的。部长有时会出人意料地观察某个普通的工作人员，看看他如何做事，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检查一切细节，甚至检查文件装订得是否整齐。阿巴库莫夫经常发表演讲，讲得热情洋溢，有时甚至慷慨激昂，他一直努力给下属留下随和、谦逊的印象。
在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完成了早在除奸总局便已开始处理的一些案子。
1946年4月，当局依据阿巴库莫夫签署的材料逮捕了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沙胡林、空军司令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诺维科夫主帅、空军司令部其他一些军官以及联共（布）中央人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的罪责是通过提供质量低劣的飞机和发动机等武器装备使空军遭受损失。‘ 这几次逮捕动摇了主管航空工业的中央书记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的地位。
1946年5月4日，政治局通过决定：
“马林科夫同志作为航空工业和飞机验收工作及空军的负责人，从道义上对这些部门工作中暴露的问题（生产和验收劣质飞机）负有责任，他在知道这些问题的情况下没有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认为必须将马林科夫同志开除出中央书记处。”
马林科夫的儿子写道：“一段时间他被软禁，后来斯大林决定让他到西伯利亚搞粮食收购。马林科夫仍然保留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但在1947年底之前他被禁止参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马林科夫的失宠并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日丹诺夫要阴谋的结果，虽然在政治局内部所有的人都互相仇视。阿巴库莫夫并不隶属于日丹诺夫，而且日丹诺夫也知道，他无权向国家安全部长发号施令或是在没有斯大林的直接委托下同他进行某种谈话。
是斯大林本人对马林科夫不满。或许是由于儿子瓦西里·斯大林的进言。瓦西里是个飞行员，曾向父亲抱怨飞机质量不佳。
不过，斯大林很快又把马林科夫召了回来，而日丹诺夫的地位则被削弱了。
1946年 5月 11日，沙胡林、诺维科夫、空军军事委员会成员希曼诺夫、空军副司令列宾、空军定购总局局长谢列兹尼奥夫、中央委员会人事局的处长布德尼科夫和格里戈良被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监禁，刑期各不相同。
此项罪案是捏造的，于是斯大林死后，1953年5月，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取消了自己的判决，并因“缺少犯罪要素”而停止调查这一刑事案件。1953年6月12日，在贝利亚的倡议下，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审核沙胡林、诺维科夫、列宾等人一案侦查材料的结果》的决定。所有人都被恢复党籍、军衔，返还奖章……
海军也受到了同样的打击。
1947年，斯大林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作出的关于将海军4名高级领导人送交“荣誉法庭”审判的决定。这4人当中包括负责舰船制造和海军武器的副海军人民委员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列尔。这几位海军领导人被指控在战争期间向盟国转交保密文件。
经“荣誉法庭”审判后，4位海军将领的案子作为刑事案件转交给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4人均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不同年限的监禁。斯大林死后，判决因缺少犯罪要素而被取消。然而，加列尔上将已于1950年死于狱中。
下面轮到炮兵了。此案的准备工作是在阿巴库莫夫时期完成的，但签发逮捕令的却已是他的继任者了。
1951年12月31日，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C一m型57毫米口径自动防空火炮的缺陷》的决定。被解除职务的有武装力量部副部长、炮兵元帅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和他的几名部属。1953年2月，他们因被控从事破坏活动而被逮捕。
炮兵将领们获释已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是贝利亚建议释放的1948年4月，国家安全部的侦查人员针对海运部长阿法纳西耶夫策划了一幕闹剧。
他有一天去上班，突然他的车子停下了，因为轮胎被扎了。另一辆车在附近刹车，里面蹿出几个人，将部长捆绑起来带走。他被带到一个秘密地点，那几个人对他说：
“我们知道您在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我们希望您也为我们中央情报局工作。”
阿法纳西耶夫断然拒绝。他们把他双眼蒙上带了出去，并将他丢在莫斯科市苏维埃所在地附近。阿法纳西耶夫求见斯大林，接见他的是贝利亚。
关于这件事，苏联总检察长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后来作了这样的讲述：
“贝利亚当着阿法纳西耶夫的面打电话给阿巴库莫夫，让他到他这里来。为了作样子，贝利亚开始当面斥责阿巴库莫夫：‘你怎么当部长的？你的人干什么吃的？
美国间谍如此无耻猖狂，甚至在大街上绑架人。这不，把阿法纳西耶夫绑架了去，逼他从事间谍活动。’
“贝利亚吩咐阿巴库莫夫要‘找到’绑架阿法纳西耶夫的‘美国间谍’。几天后，阿巴库莫夫‘找到’了国家安全部的那名冒充美国间谍的工作人员。阿法纳西耶夫同这名挑衅者当面对质，此人自称是美国间谍并已‘悔过’，说他曾按照‘美国人’的指示拉阿法纳西耶夫搞间谍活动。”
海运部长被捕了。国家安全部的侦查人员在审讯时殴打他，试图迫使他在他们所需要的供词上签字。他被判处20年监禁。
20大之后，中央监察委员会重新审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经办的一系列案子。下面这件事便是党的监察人员发现的：
“1941-1949年，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边疆区局在情报工作中采取了挑拨离间的方法。他们在离哈巴罗夫斯克50公里处靠近满洲里边界的地方设立了一个‘假警戒线’，由苏联哨所，即所谓的‘满洲里边防警察站’和‘日本县级军事代表处’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