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或反苏活动的苏联公民，局里的工作人员通过教唆怂恿招募他们，谎称派他们到国外执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任务，随后为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而安排他们越境前往满洲里。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到达国外，而是到了所谓的‘日本县级代表处’。在那里，换上了日本军装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冒充流亡的白匪，用刑审问他们，迫使这些‘被扣押者’向‘日本当局’坦白了他们同苏联情报机关的联系，甚至迫使他们同意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而后让他们返回苏联边防哨所管辖区域，他们在那里被捕并被押往哈巴罗夫斯克监狱。通过这种方式捏造出148人的案子。”
殴打犯人的做法早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便开始出现，并且一直延续到斯大林去世。
阿巴库莫夫被捕后在受审时说：“我们可以打犯人，中央的领导多次告诫我和我的第一副手奥戈利佐夫，在需要的时候，我们的肃反机关不怕对间谍和其他国事犯采用刑讯手段。”
在阿巴库莫夫的侦查机构中是有分工的。文化水平低的那部分人用刑逼犯人招供。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做记录。这些人于是被称作“矿工”和“文书”。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抓得更严了。他不允许有所松懈，而是或在这方面或在那方面要求采取极端措施。
阿巴库莫夫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将那些因从事“反革命活动”、“间谍活动”、“破坏活动”而被判刑的、经受十多年牢狱之苦而活下来的不幸的人再次投入劳改营。
斯大林批准了这一建议。
国家安全部和苏联最高检察院的指示要求国家安全机关再次逮捕那些刑满释放的罪犯。他们被冠以同样的指控。如果侦查机关在他们的行为中找不出任何反苏的迹象，这些工二进宫”者便被流放。
1948年2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密令：
“所有正在特别劳改营和监狱服刑的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右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白俄、其他反苏组织和集团的参与者以及从事反苏联络活动和敌对活动的危险分子，在服满刑期后，一律按国家安全部的安排予以流放，并受国家安全部机关的监督。”
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允许判处流放或驱逐那些“被认定具有社会危险性的人，即使在他们被指控从事具体犯罪活动但将被法庭宣判无罪的情况下也可以这样做”’。
在这个时候，战争结束后，那些在1937-1938年被判刑的犯人的长大成人的子女也被投入劳改营。当年他们太小了……
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和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于1948年执行了政治局的指示：
将“农村中那些可能破坏农业劳动纪律。因自己身在农村而可能威胁到集体农庄的繁荣富裕的危害分子”驱逐出乌克兰。
事实上这是一个再次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应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建议而通过的。这一次针对的是西乌克兰。西乌克兰是在1939年底并入苏联的，战前没来得及清除“危害分子”。
1944年后，在乌克兰西部各州共逮捕了13万人，被驱逐出该共和国的共有20万人……
许多人从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西部各州和摩尔达维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战后移民流刑犯的人数达到250万人。
1948年11月26日，根据国家安全部的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命令；德意志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巴尔卡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其他一些民族迁往边远地区永久居住。擅自搬离居住地者将被判20年苦役。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米霍埃尔斯遇害
在那恐怖的年代，有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被草草审判，要么被枪毙，要么被送进劳改营，多数人在那里死去。
只有那么几次，斯大林看来是不敢公开行动。于是导演一出戏，将政治谋杀掩饰为刑事谋杀。
种种迹象表明，基洛夫就是这样被杀害的。
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国家犹太剧院艺术指导、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演员索罗门·米哈伊洛维奇·米霍埃尔斯也是这样于1948年四月被害的。
米霍埃尔斯没有被捕，而是被谋杀，但却假装是被车撞死的。
为什么要用如此复杂的方法来杀死米霍埃尔斯呢？
其中许多情况已经明了。来自国家安全部的杀手获得了高级勋章，而后又被没收，某人甚至还被枪毙了。但也有许多情况至今还是个谜。问题也并不仅仅在于反犹太主义。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索罗门·米霍埃尔斯是个天才的表演艺术家。此外，他还是一个很富于感情的人，他魁力无穷、坦率直爽、乐于助人，而且确曾帮助过许多人。他的死对从内心深处为他而自豪的苏联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米霍埃尔斯曾于1946年荣获斯大林奖金。他本人就曾是文学艺术领域斯大林奖金评委会委员，也是苏联部长会议文艺事务委员会艺术理事会理事、全俄戏剧协会主席团和艺术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成员。
米霍埃尔斯本人很清楚，他是个招牌。当西方记者说苏联反犹太主义猖撅的时候，党的领导人会说，那米霍埃尔斯呢？
索罗门·米霍埃尔斯是于1948年1月12日夜间在明斯克被杀害的。与他一起被害的还有戏剧评论家弗拉基米尔·戈卢博夫一波塔波夫。他们两人一起去出差，最后被人在大雪覆盖的街道上发现。官方的说法是：一起偶然发生的车祸。
次日，即1月13日，内务部长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向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汇报说，民警机关已开始侦查。
但莫斯科马上传言四起：米霍埃尔斯是被杀死的。不难想象是谁下的命令和为什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在有关档案公开之前，多部侦探小说的作者阿尔卡季·魏纳和格奥尔基·魏纳两兄弟便已写出了米霍埃尔斯之死的演义读本--《绿草地上的绞索和墓碑》。
档案公开之后，作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博尔夏戈夫斯基写了一部书-
-《出身的罪过》，讲述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被审判和米霍埃尔斯被害的有关情况。1948年1月7日，当时还年轻的戏剧评论家亚历山大·博尔夏戈夫斯基送米霍埃尔斯踏上了前往明斯克的最后的旅程……
关于发生的事情有好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斯大林死后，1953年4月2日，再次攫取了国家安全机关领导权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给部长会议主席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讲述了有关米霍埃尔斯之死的一些情况。
据贝利亚讲，杀害米霍埃尔斯一事是白俄罗斯前国家安全部长拉夫连季·福米奇·察纳瓦按照前国家安全部长、此时早已进了监狱的阿巴库莫夫的指示组织策划的。
阿巴库莫夫受审时说：“斯大林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尽快让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策划铲除米霍埃尔斯一事，制造不幸事故的假象。”
直接指挥杀害米霍埃尔斯行动的是阿巴库莫夫的第一副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奥戈利佐夫。
谋杀发生于1948年1月12日。晚饭过后，有人给戈卢博夫打电话，邀请他同米霍埃尔斯一道参加一个犹太人的婚礼。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长拉夫连季·察纳瓦中将派了一辆车来接他们。两名特工将他们带到察纳瓦的别墅。 此时大约是晚上10点钟。就在别墅里，他们被乱棍打死，并被载重汽车撵压，以此来伪装。夜半时分，尸体被运往城内，抛弃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清晨，尸体被人们发现。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只有一年》中讲道，她记得下属向斯大林汇报米霍埃尔斯之死的那一刻：“在我同父亲在他别墅的一次相聚过程中（当时这样的会面已经很少了），我走进房间，他正在同某个人通电话。
我等着。那人向他汇报着什么，他听着。然后，他像做总结似的说道：‘嗯，一起车祸。’我清晰地记着这语气--这不是提问，而是确认，是回答。”
斯大林的女儿补充说：“‘一起车祸’是我父亲在下属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提出的一个官方说法……父亲觉得到处都是‘犹太复国主义’，到处都有阴谋。父亲过了一段时间对我说，‘犹太复国主义者给你送来了第一个丈夫，整个老一代都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传染，而他们现在又在教育年轻一代。”’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写道，争论是没有用的。斯大林处处看到的都是敌人：
“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
这次任务的执行者之一、因此而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8年10月29日专门下令授子红星勋章的费奥多尔·格里戈里耶维奇·舒布尼亚科夫上校，在斯大林死后写了一份关于谋杀米霍埃尔斯的报告。获得红旗勋章的奥戈利佐夫和察纳瓦被逮捕。奥戈利佐夫后来获释。察纳瓦于1955年死于狱中。三人的勋章均被收回。
第二种说法。
作家亚历山大·博尔夏戈夫斯基认为，阿巴库莫夫的供词掩盖了真相。杀害米霍埃尔斯一事不是一天之内想出来的，而是经过长期精心的准备。
在出差前两天，全俄戏剧协会决定不派已经办好出差手续的戏剧评论家尤·戈洛瓦先科去明斯克，而是指派在明斯克长大并且是国家安全部的秘密情报员的戈卢博夫前往。戈卢博夫不想去，他曾说过，上司执意让他去……
博尔夏戈夫斯基认为，米霍埃尔斯早就被冠以反苏犹太人民族主义中心头子的角色，该中心按照美国的指示从事反苏破坏活动。之所以要除掉米霍埃尔斯，是因为国家安全部和阿巴库莫夫不敢让他出庭参与业已策划好的、针对犹太知识分子的诉讼。米霍埃尔斯是不会按侦查人员的指令行事的。他的性格和意志力。他的个性会扰乱整个诉讼程序。米霍埃尔斯死了会更好些……
无所不能的阿巴库莫夫会担心一个被捕者不驯吗？
会的。对不久后被捕的部长本人的拷问和侮辱也没能使阿巴库莫夫屈服。他面对死亡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在别人身上他也会发现这种意志力。可他能决定该除掉谁和怎样除掉谁吗？
第三种说法。
在米霍埃尔斯被杀后仅仅过了几个月，国家安全部的文件便把这位伟大的演员说成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走狗、卑鄙渺小的阴谋家，说他试图出卖自己的故乡，出卖俄罗斯的土地，希望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分离出去并把它让给美国人。米霍埃尔斯遇害之时，当局还没有最后决定给他扣什么帽子。
那么为什么在1月12日深夜杀死他呢？
瑙莫夫教授认为，美国报刊上出现的有关斯大林私生活的报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斯大林因此事大发雷霆，要求国家安全部查清美国人是从什么人那里得到这些材料的。
国家安全部没法找到真正的消息来源。安全部的人想出了一个肯定会令斯大林高兴的办法--有关伟大领袖的材料是由斯大林不喜欢的阿利卢耶夫一家、即他亡妻的亲人散布出去的。于是，阿利卢耶夫一家人便一个接一个地被逮捕。
而这些信息又是如何从阿利卢耶夫家传到国外的呢？是通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战时依据中央的决定向世界各大报刊提供关于苏联人民生活的文章。国家安全部写的一份报告称，米霍埃尔斯对斯大林的生活非常感兴趣。
他们逮捕了与阿利卢耶夫一家过从甚密的一个人，而此人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有个熟人。这便构成了犯罪的链环。而此时斯韦特兰娜又有了一个新丈夫-
-格里戈里·莫罗兹。斯大林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犹太人。
从文件来判断，斯大林于1月10日拿到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称，全世界是通过米霍埃尔斯了解到他的私生活的。斯大林勃然大怒，下令除掉这位表演艺术家。
阿巴库莫夫此时汇报：“米霍埃尔斯现在在明斯克。”斯大林命令：“一切就在那儿了结。”
国家安全部的杀手在明斯克实施了双重谋杀，手段如此之粗暴野蛮，以至于第二天人们就差不多开始公开议论：米霍埃尔斯是被杀死的。
斯大林究竟为何对美国报刊上的区区一篇文章反应如此过敏呢？
原因在于，过去已经有一件与美国报刊有关的往事了。
那是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前往南方休假，并且在那里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留在家里主事儿的是政府负责人莫洛托夫，他一改往日的那种谨小慎微的个性，放松了神经。
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他对外国记者说，国内将出现一些变化，新闻检查会有所放松。美国人还补充道，现在莫洛托夫可能会再次出任政府首脑，因为斯大林老了，并且有病在身，不久便会离开自己的岗位。
斯大林很快便得知了莫洛托夫所说的话。每天都有人向他提供苏联报刊综述和有关世界各大媒体最重要文章的简报。当下属将美国报刊文章的译文拿给领袖看时，他大怒，要求惩罚莫洛托夫，将其开除出政治局。
在1940年3月莫洛托夫50岁寿辰时，彼尔姆市更名为莫洛托夫市。国家的地图上出现了3个莫洛托夫斯克、两个莫洛托夫巴德，还有莫洛托夫角、莫洛托夫峰，许多街道、工厂和集体农庄以他的名字命名。那些年，斯大林非常器重自己手下这位人民委员。
1945年他对莫洛托夫的怨气是如此之深，以致几乎和他断绝了来往，而且直到自己去世之时也没有原谅他。
政治局委员们想救莫洛托夫。他们给斯大林写信，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非常后悔，请求宽恕，并且还哭了。斯大林面露厌恶之色，说：怎么，他是贵族小姐？还哭鼻子？
莫洛托夫留在了政治局。但斯大林再也没有用“你”来称呼过他，甚至开始怀疑他：莫洛托夫是不是一个潜伏的敌人呢？
很长时间以来，莫洛托夫一直是斯大林的左膀右臂。他对斯大林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力。从表面上看，莫洛托夫同斯大林平起平坐，有时，当他得知领袖不太自信并打算听取他人意见的时候，他还表示反对。
但斯大林没有永远的朋友。他只有永远的利益--维护他那唯我独尊的全权。
而朋友和战友却在不断变化。
斯大林善于通过巧妙地洗牌来剥夺他人的权力。他并不召集政治局全体会议，而是建立了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三人小组，来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结果，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并没有人选这样的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这就是说，没人给他送任何文件，没人叫他开会，没人征询他的意见。而在克里姆林宫之外，没有人对此起疑心：游行时人们照常举着部长会议主席的画像，照片上，莫洛托夫依然同斯大林并肩而立。可实际上，莫洛托夫已经远离权力……
这件事毁掉了斯大林同莫洛托夫的关系，莫洛托夫被剥夺了权力。现在，莫洛托夫的境况更加恶化。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阿巴库莫夫策划了新的一轮迫害行动。
一切都像1937年那样，按众所周知的模式来进行。只是这一次主要的受害者是犹太人。
按照国家安全部的计划，应当将莫洛托夫的妻子--犹太人波林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作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的被告人之一。然而时任轻工业部纺织工业总局局长的热姆丘任娜只是一个小角色。
国家安全部策划了一个足以震动全国的大阴谋。肃反工作者们搜集了有关莫洛托夫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之间联系的材料。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是要让维亚切斯托夫·莫洛托夫本人成为反苏阴谋的领导人。
当有关“医生杀人犯”被揭露的消息公之于众的时候，莫洛托夫惊慌失措。这是因为，在“敌人”企图谋害的人当中没有他的名字。莫洛托夫很清楚是谁拟就了这份名单，因此他明白，自己将在劫难逃……
他的画像依然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城市和集体农庄依然冠以他的名字。他依旧是政治局委员，在政府中依旧是斯大林的副手。他每天乘坐高级轿车驶向克里姆林宫。司机载着他从卢比扬卡广场旁边经过，他的妻子就被关在位于那里的国家安全部内部监狱中。
他来到克里姆林宫后，整天坐在自己宽敞的办公室里。他无事可做。斯大林不给他打电话，也不请他过去。
斯大林认定他是美国间谍，认为美国人在他访美时收买了他。不然的话，美国人干嘛要给他专门准备一节车厢呢？他们是在那里，在列车里同他进行了秘密谈话，并且收买了他。
莫洛托夫不会不记得，在1913年，沙皇的警察来抓他，他跳窗逃走。而如今他无处可逃。他等着被抓。他知道，他们不会送他进劳改营。他们会把他作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一起间谍阴谋的头子进行一场大规模庭审，然后枪毙。
全世界依然把他当作是苏联的二号人物。而他却甚至不敢下决心救妻子出狱，也无法自救。
斯大林打算干脆摆脱那些依然在位的老战友。他认为，他的这些帮手都是些软弱的人，他们在帝国主义分子面前会屈服，他们并非真的很坚强。他确实担心他们会暴露出弱点让敌人有机可乘。
起初，斯大林打算裁定莫洛托夫为犹太人反苏维埃政权阴谋的领导人，后来他改主意了，开始给他寻找另一个角色。在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当众指责莫洛托夫不坚强、不坚定、胆小怕事。有投降行为。
以色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55年在医院里会见莫洛托夫时问他：“为什么您一个政治局委员能允许他们逮捕您的妻子？”莫洛托夫坦然答道：“因为我是政治局委员，应当服从党的纪律，我服从了。”
问题并不在于党的纪律。虽然妻子的被捕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莫洛托夫不敢反对斯大林，否则他会立即步她的后尘。尽管如此，莫洛托夫对斯大林依然无限忠诚。他丝毫不去关注生活的乐趣。他不会轻松一下，不喜欢饮酒。在没有确信斯大林已经回去休息之前，莫洛托夫很少下班回家，因此他的工作日通常要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结束。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注意到，斯大林早在战争开始前便已盯上了波林娜·热姆丘任娜。1939年8月10日，政治局通过一个决定，说热姆丘任娜“在自身交往方面疏忽大意，不加辨别，致使在热姆丘任娜同志身边有不少敌对间谍分子，无形中使他们更方便地从事间谍活动”。
政治局委托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有关热姆丘任娜的所有材料进行仔细审核”。
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快便搞到了有关她参与“破坏和间谍活动” 的证据。
但斯大林暂时饶恕了她。10月24日，政治局再次对热姆丘任娜进行审查，认定对她的指控是“造谣中伤”，然而最后的决定中仍然保留了“疏忽大意和不加辨别”
的字眼。
她被撤销了鱼品工业人民委员一职，出任俄罗斯联邦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纺织与日用品工业总局局长。在1941年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上，她被剥夺了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
战争结束后，又轮到她了，准确地说，是轮到她的丈夫莫洛托夫了。
在一次党内会议上，热姆丘任娜被开除党籍。波林娜·热姆丘任娜在会后立刻回到家中，收拾东西搬到了亲戚家里--这差不多等于是同莫洛托夫离婚。她知道自己眼看就要被捕，而她不希望进监狱的是政府首脑的妻子。她感谢国家安全部给了她这样的机会。一次特别会议判处她流放异地。直到斯大林死后，贝利亚才让她回到了莫斯科……
历史学家们试图搞清楚一个问题：斯大林干嘛要这么做呢？这是怎么回事--
是长期以来对犹太人仇恨心理的极端表现？是偏执狂？还是神经错乱？
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了其恶劣的作用。但主要原因在其他方面。斯大林是在为新的战争做准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冷战”这一概念已经不再具有可怕的内涵。可在当时那个时期，两个国家在心理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这种准备工作大约开始于1946年。监视苏联的犹太人，杀害米霍埃尔斯，审判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逮捕“医生杀人犯”--这一切事件的原因都在于，斯大林认为所有犹太人都是美国间谍。他曾经跟国家安全部的侦查人员说过这样的话。
1948年举行的政工会议直接提出，下一场战争的对手将是美国。而在美国是犹太人说了算。也就是说，苏联的犹太人是第五纵队，是未来的背叛者。他们现在就已经开始为美国人搞情报或进行颠覆活动……
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找到有关斯大林本人说这些话的证据。但在前不久，人们发现了主管机械制造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雷舍夫的一本详细的工作日记。他详细记录下了伟大领袖在1952年12月1日举行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说的一番话：“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犹太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欠了美国人的情。医生当中有许多犹太民族主义分子。”
可斯大林在公开场合发表的那些批判反犹主义的言论又作何解释呢？这便是他的施政特征之---极其巧妙地掩饰起来的假仁假义。
从米霍埃尔斯遇害到斯大林去世这段时间里，一切能取缔的都取缔了：犹太剧院，犹太语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当时的设想是取缔犹太文化的所有载体。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所起诉的人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犹太人。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他们的指控是，犹太作家用犹太语写作，保存旧书籍，申请保留那些用犹太语授课的学校。被捕者遭到毒打。一些人就死在监狱里。办案工作中需要一些有分量的东西--企图谋杀斯大林、从事间谍活动、搞破坏，而这些人即使被用刑也绝对想不到这类事情。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演戏、写诗和给人看病。
对付他们的是国家安全部的精兵强将。后来被逮捕的科马罗夫上校便是其中之一，他曾这样谈自己的长处：“我特别恨犹太民族主义者，对他们我毫不留情，我认为他们是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当我了解到犹太民族主义者的罪恶行径之后，我更加痛恨他们，恳请你们给我机会，让我能够怀着对敌人发自内心的仇恨来惩罚他们，为他们的恶行，为他们对国家造成的损害。”
侦查人员相信犹太人生来就有罪，天生就有犯罪倾向，相信他们会背叛祖国。
这是斯大林对他们讲过的。他们按他个人的指示行事。
瑙莫夫教授说：
“医学教授埃廷格尔是此案当中的一个被告，他曾就读于维捷布斯克的一所中学。他的许多同学也都当了医生。斯大林要求给他搞一份维捷布斯克中学毕业生的名单，然后亲自标注：谁该审问，谁该逮捕……”
清洗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把犹太人从科研部门、医院、国家机关、军队、从各个地方清除出去了。
同“犹太复国主义者” 和“世界主义者” 的斗争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在暗中投下匿名信和公开发表反犹太演讲之后，一些岗位和职位腾了出来，成就功名的速度几乎和1937年一样快，那个时候枪毙了许多高级官员，从而为另外一些人开辟了仕途。
令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毒杀生灵的气氛不仅打击了犹太人。
多年领导苏联作曲家协会的吉洪·尼古拉耶维奇·赫列尼科夫对我说过，他每天都在自己的信箱里看到一些恶毒的信件：“季沙（吉洪的小名--译者注）是个傻瓜，季沙受犹太人的影响，季沙救助犹太人。”
迄今为止，我们无法准确地说出，斯大林是否真的曾经打算像对待其他一些民族那样，强迫犹太人迁离家园。许多历史学家说：没有这方面的文件。没有印成铅字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有关指示。
是的。斯大林刻意回避在有争议的文件上留下墨迹。他倾向于口头回答，或是在别在文件后面的单独的一页纸上作批示。他以为，这些单页纸随后会被扔掉，而文件会永久保存。他错了。尽管他经验丰富，了解办事程序和整个机关事务，可他还是没有想到，任何人，尤其是马林科夫，都不敢把有斯大林批示的纸扔掉。正因如此，他的一些批件还是保留了下来。
瑙莫夫教授认为，应当继续进行档案整理工作。仅中央主席团1953年1月通过的一项关于建立一些总共能容纳15万至20万外国人的劳改营的决定就能说明许多问题。
这些劳改营为谁而建？主席团的决定里说，是为那些“特别危险的外国犯罪分子”。
而国内当时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外国人！斯大林真的确信犹太人会给他带来危险吗？
不论多么令人不解，事实上米霍埃尔斯1943年的美国之行给斯大林留下了印象。斯大林派米霍埃尔斯游说美国人帮助苏联。这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在他的一系列演讲结束后，美国人筹集到一大笔钱来帮助俄罗斯。这令疑心很重的斯大林感到不安：苏联的犹太人同美国人达成协议实在是太容易了……
而这仍然不是主要原因。斯大林只是需要一个内部的敌人。
我们现在觉得，在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后，苏联领导人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
但愿不要爆发战争。这是错觉。斯大林想的是另一码事。他大大扩展了苏联帝国的疆界，他关心的是在东欧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美国。一旦战胜了美国，那将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因此，斯大林在战后仍然维持着庞大的军队，致使后来削减起来都很困难。新建的师没有开往西方，而是开到了东方。战场应当是在阿拉斯加展开。这其实是战后历史--险些成为战前历史--当中很少有人研究的一个部分。
斯大林不害怕核战争。美国人当时并没有那么多的核武器。导弹还没有，惟一的运载工具是重型轰炸机。将军们让斯大林相信，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大部分美国轰炸机。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无法从空中摧毁苏联。核打击所造成的损失当然是巨大的，但斯大林对此并不担心，因为国土广阔，人口众多。
在楚科奇建造了空降兵部队的军营和远程轰炸机专用机场，在伊加尔卡建立了军事基地，在普罗维杰尼亚湾修建了军用仓库。铁路横贯整个北冰洋沿岸，向堪察加半岛延伸。当时的任务是要立刻将战争引向防守薄弱的美国境内。
他认为，对美国人来说，针对美国的任何一次核打击都将是毁灭性的。那样将出现恐慌，美国人便会投降。斯大林并不认为他们是好士兵，而认为美国人是胆小鬼，总爱躲在别人的后面。
朝鲜半岛1950年爆发的战争对那些被派去帮助伟大领袖金日成的苏联飞行员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苏联空军不仅经受了战斗的磨练，而且还习惯了向美国人射击。
斯大林打算与中国的领袖毛泽东一同作战，毛的军队也在朝鲜学习同美国人打仗。全世界都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是多么的近。
前驻西德大使、曾任主管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的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法林写道：“也许某一天，我们通过文件可以知道，为了对付警告中的打击，我们在积聚苏联实力方面走得有多远。根据我所掌握的二手材料，我只说一点--独裁者死得真是时候。”
“列宁格勒案”：警示性处决
在这件案子里遭到逮捕、审判和枪毙的是那些在战争中曾经保卫过列宁格勒的人。在斯大林策划的案件当中，这大概是最令人迷惑不解的一个。关于被捕者的情况没有任何记录，庭审和判决情况也没有公布。亲人们也不怀疑，他们的父亲和丈夫已被枪决。
而在此案中被枪决的不是那些医生一破坏分子，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而是年轻的党务工作者，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组织者。所有这些人都是被斯大林发现并由他提拔上来的。他们当中包括：中央书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兼政府副主席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中央组织部成员、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罗季奥诺夫。
这些列宁格勒人受到的指控是，他们进行了破坏活动，使列宁格勒党组织同中央委员会对抗。当局还说，他们想建立俄罗斯共产党，以便提高俄联邦在苏联的地位并将俄罗斯政府从莫斯科迁往列宁格勒。
报纸上对“列宁格勒案”只字未提。但在庞大的党内机构中都知道，整个一个党组织受到了惩罚。数百名来自列宁格勒的党务工作者--当时他们已是遍布全国各地--被抓进监狱，撤销职务。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也知道，国内没有，也不会有一人幸免于难。这是一次警示性的惩罚。
党的20大之后，人们开始谈论：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等人成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牺牲品。他们是要同年轻而优秀的对手算账。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破坏了库兹涅佐夫等人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声誉，而斯大林此前对他们不错，提拔过他们。
在1957年召开的中央秘密全会上，赫鲁晓夫曾冲着马林科夫说：“斯大林不同意逮捕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他不同意，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这两个狡猾的衣冠禽兽对斯大林施加影响，使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马林科夫，你的双手沾满鲜血，你的良心卑鄙龌龊。你是个无耻小人！”
因策划“列宁格勒案”而被判死刑的有前国家安全部长维克托·阿巴库莫夫和他的三个助手。他们也是在列宁格勒受审的。看来事情水落石出了？可实际上并非如此……
同其他所有案件一样，“列宁格勒案”是斯大林谋划的。没有他的批准，就连克里姆林宫里的清洁工也别想碰，更不用说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了。当然，在克里姆林宫里，所有人都互相使坏，遇事互相低毁。但这种做法并不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国家安全部长首创的。
斯大林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最忠实的继承者。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先拿朱可夫开刀，摆平了军方。朱可夫被撤销副部长职务，逐出中央委员会，只等着被捕。他身边的几名将军被关了起来，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军队指挥官们不要迷失方向：有人曾说，既然他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他们现在无所不能。
斯大林搞定了肃反人员--任命阿巴库莫夫为部长。阿巴库莫夫开始将贝利亚的人从机关里清除出去。
斯大林基本上不允许阿巴库莫夫碰党务工作者。30年代，斯大林铲除了所有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真正或可能有瓜葛的人。现在整个党的机关里都是他的人。他们也使斯大林将国家安全机关掌控于手中。但斯大林还是策划了列宁格勒案。这是对整个党务机关的一次警告：你们看看，再得出个结论！
所有行动都是在杀鸡给猴看，让大家都看到：连朱可夫都受罚了！整个列宁格勒党组织都没有幸免！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列宁格勒党组织基本上被看作是莫斯科的反对派，这令斯大林感到不安，他不信任列宁格勒人。大规模镇压列宁格勒党务工作者是向全国发出的一个信号：任何自作主张之举均不允许！任何事都要征得中央的同意，否则的话，列宁格勒的事件就是例子。在“列宁格勒案” 中总共逮捕了大约300人，至于那些只是被撤职的人就甭提了。 然而，斯大林并不想进一步煽动这种党内清洗运动。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本想在莫斯科也搞个案子，而他赫鲁晓夫为莫斯科人说了好话。这很可能是夸大其词。斯大林对“列宁格勒案”已经感到满意了。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这位杰出的演员摆出了一副被迫惩罚犯错误同志的最高调解人的姿态。当国家安全部按照他的指示已经在策划导致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被枪决的案子的时候，斯大林却当着众人的面问道：我们的沃兹涅先斯基没有工作怎么行？他是个天才的经济学家，给他找点事儿干……
通常认为，将库兹涅佐夫等人调到莫斯科担任高级职务的是当时党内二号人物、来自列宁格勒的头面人物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可事实并非如此……
日丹诺夫和库兹涅佐夫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战争爆发前夕，第一书记离开列宁格勒去休假。他并没有马上回来。而在列宁格勒保卫战的那些关键的日子里，沉迷于烈酒的日丹诺夫已经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
格里戈里·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的儿子确认他父亲曾说过，自己1941年秋天飞往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时，见到日丹诺夫“钻在一个豪华的地堡里，委靡不振，脸都没刮，喝得醉酸醇的”。不过历史学家肯定地说，在文件里没有提到马林科夫前往列宁格勒一事。
还有更可靠的证据。
被枪毙的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的儿子瓦列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库兹涅佐夫曾对我讲过，在战争初期，日丹诺夫有些神经错乱。他无法工作，不应当让他出现在人群中。库兹涅佐夫被迫将日丹诺夫隔离在他的官邪。
精力充沛的库兹涅佐夫将这座被困城市的领导权承担了过来。正是在战争年代，他习惯于自己作出决定并承担责任。当时斯大林对他的功劳评价甚高。他把库兹涅佐夫调到了莫斯科，因为他需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人。
然而斯大林同时下着几盘棋。他最亲近的人当中，谁对明天都没有信心。
政治局当中弥漫的那种风气给这个新来的列宁格勒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库兹涅佐夫的儿子说，当一天晚饭后贝利亚在斯大林的别墅里将一个小胡萝卜别在莫洛托夫的礼帽带子上，而后者就这样戴着它回家时，父亲惊呆了。当时谁也不敢说什么。
令库兹涅佐夫吃惊的是，怎么能允许开这种粗鄙下流的玩笑？但是领袖看起来喜欢这样的玩笑。在斯大林那里做客时可以把熟透了的西红柿放在旁人的椅子上，然后在看到政治局委员从裤子上往下擦西红柿计时哈哈大笑。
活泼、坦率而又爱冲动的库兹涅佐夫在莫斯科的领导层当中终究还是不合群。
他习惯于列宁格勒那种相对而言的自由，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常跟演员们交朋友，常去剧院看演出。有一次，他准备去看一场首演，给别墅里住在隔壁的中央书记兼《真理报》总编辑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打电话：一起去吧，听说是一场很有意思的戏。苏斯洛夫吃惊地问：您请示过斯大林同志了吗？
斯大林让自己的手下互相争斗，他遵循着这样一条古老的原则：分而治之。他让库兹涅佐夫分管国家安全部--这完全是走形式，因为负责该部的只有他自己。
但这一任命立刻使阿巴库莫夫成了库兹涅佐夫的敌人。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在档案里找到三封阿巴库莫夫的告密情，信中说，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不干实事，而对他本人却态度轻慢。
有一次，领袖当着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的面突然说，他老了，库兹涅佐夫可以接替他担任总书记，而政府首脑则可以由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来接任。
斯大林并不打算给任何人让位，他的话也被在场的人正确理解。针对库兹涅佐夫和另一个有名的列宁格勒人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的案子恰恰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谋划的。
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曾长期领导列宁格勒的日丹诺夫。所有列宁格勒的官员都被抓起来了，不能让他逍遥法外。但斯大林不想动日丹诺夫。日丹诺夫的名字同有关《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定之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大规模运动联系在一起。日丹诺夫很快便于1948年令人生疑地与世长辞，他这一死解决了所有问题。
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父亲毫无疑心，虽然他本可以猜到些什么。
“有一天，父亲下班回来后，跟母亲讲了一件怪事。早晨他在电梯里遇到了马林科夫，便同他打招呼，而他却把脸扭了过去一切看上去似乎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
1949年1月，列宁格勒举办了一次批发展销会。负责策划案件的马林科夫向斯大林发出信号：展销会的举办没有经过莫斯科的批准。列宁格勒的领导人自作主张，中央没有下达指示。所有问题他们都自己决定，而庇护他们的是来自列宁格勒的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和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米哈伊尔·罗季奥诺夫。
而就在此时，按照预定计划，中央委员会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透露，在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代表大会上，有几张选票上的两三个领导人的名字被勾掉，而结果却宣布，这些人全票当选。好哇，列宁格勒人还欺骗莫斯科！
2月15日，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被撤销职务，并被任命为中央远东局书记，而这个远东局最终也没有成立。
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远东局的确只存在于文件中，但父亲丝毫不怀疑他将去那里工作，他积极地为新的工作做准备，高高兴兴地研究边疆区问题。我们全都在家里阅读介绍远东的书籍。”
1949年7月29日，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通报，前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雅科夫·费奥多罗维奇·卡普斯京涉嫌串通英国情报机关，而且有人试图依照列宁格勒州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库巴特金的指令将搜集到的有关卡普斯京的材料予以销毁。
斯大林下令逮捕卡普斯京和库巴特金。在此之前，1949年2月22日，在列宁格勒州委全体会议上，列宁格勒市的领导人已被当作反党集团成员而撤销了职务。
已故上校费多谢耶夫在战争期间曾在列宁格勒同库巴特金将军一起服役，他曾在《情报和反间谍机关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