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局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及各驻外使馆都建立了内部监视系统，并以最荒谬、最野蛮的方式对我、大使们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们进行特务活动……”
两个部门之间的冲突经常不断。“契卡”人员对奇切林本人以及外交人民委员部种种毫不客气的做法，使这位外长愤怒无比。
1921年3月，“契卡”人员逮捕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怀疑他是间谍。捷尔任斯基把此事向列宁做了禀报，却没有告知奇切林。后者甚至无法得知，他的部下究竟为什么被捕。
奇切林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或者决心用中国的万里长城把俄罗斯圈起来，让它闭关自守；不然就应该承认，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利益才是它的根本利益，有损这种利益的所作所为是对我们共和国的直接打击。
“如果这种考虑不能使您的一些密探们住手的话，那么您应该制止他们。他们的水平我们是知道的……我认为自己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有权坚持要求：不管怎样也要向我说清楚，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千方百计地想要渗入到驻莫斯科的各个外国使馆中去，破译这些使馆与其本国往来的密电。但是它的行动往往并不巧妙，当被外国使馆发现时，就会产生争吵。而解释和调解的工作却要外交人民委员部去做。
为了解决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之间的争端，政治局不只一次地建立了专门委员会。1923年，领导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是中央书记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1928年领导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
在那些年代，同“契卡”人员还可以争论争论，国家安全部门尚未成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独断专行的机关。
第一个逃往西方的苏联情报人员格奥尔基·阿加别科夫曾说：“为了争夺影响力，情报机构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之间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两个机关对于同样一些问题的情报资料和结论几乎永远是有分歧的……在驻外人员的任命问题上，斗争会进行得格外激烈。一直到国外，在大使和谍报头目之间还要继续搞这类斗争。”
格奥尔基·阿加别科夫曾是苏联在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的情报机构负责人。
早在1930年他就写了一本回忆录，此书出版时名为《秘密恐怖活动：一个情报人员的手记》。
他写道：“在国外，大使与情报机构头目之间的斗争有时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斗争的根源在于双重权力，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情报机构的头目享有完全的独立性。驻外人员对他的恐惧要比对大使的恐惧更为强烈。大使本人也感到自己经常受人监视，随时担心着会受到谍报头子的作践。”
在往后的年代里，情况变得更加恶劣了。如果特工机构认为某个外交官“不适合出国”，那它就能毁了此人的前途。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就是后来的外交部，只能接受这种决定，决定是写在一种统一模式的表格上的，上面盖着“绝密”的印章。
甚至外交人民委员部及其后的外交部的领导也只能去猜想：那人究竟在什么问题上得罪了“邻居们”。
特工头目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大使们的一举一动，并把他们的所有失误都向莫斯科禀报。而大使们只能在暗中仇恨这些特工头子，对这些名义上是他们助手的特工们怕得要命。
不过在阿加别科夫所生活的那些年代，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是奇切林，外交官们还有可能同特工人员对着干。
阿加别科夫在回忆录中说：“一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副主席温施利希特让我带着一封介绍信去见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总务主任，请求他安排我在他们那里工作。
尽管有温施利希特的亲笔信，外交人民委员部硬是没有接受我。”
当阿加别科夫已当上了驻阿富汗的情报人员头目时，大使还要求他把发往莫斯科的所有电报都给大使过目。后来，这样做就不可能了。大使们认命了，决定不再和特工头子们争吵。
铁甲拳头
1922年2月6日，那时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题为“关于解散全俄肃反委员会以及关于进行搜查、抄家和逮捕的规则” 的决定。
直接隶属于政府的全俄肃反委员会被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属下的国家政治保安局（简称“格帕乌”）。看起来，这个惩罚机构的地位下降也是符合逻辑的：战争结束了，敌人也少多了。两年之内捷尔任斯基领导的机构减员一半。
但这对捷尔任斯基的地位却毫无影响，因为他本来就是内务人民委员。作为“格帕乌” 的首领，他要服从的上级就是他自己。
可是其他的“契卡”人员，、特别是那些在远离莫斯科的边远地区工作的“契卡”人员，对此大为不满。最后，整个部门的不满情绪占了上风，在1923年的11月，“格帕乌”又被改建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简称“格帕乌”总局），其地位是一个独立的人民委员部。
1922年，新的刑法法典生效。“格帕乌”不再有权判处死刑和判处政治犯行政流放。但是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如下权力：可以将那些被控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以及非法政党的成员判处流放。
1923年。捷尔任斯基不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而只领导“格帕乌”总局。
据此职务，他参加人民委员会，但只有发言权。在每个加盟共和国中都有自己的“格帕乌”，但它不从属于地方政府，而直接听命于莫斯科。
这是一条带有原则性的路线——安全机关不从属于地方权力机关。对此，地方权力机关一直心怀不满。党的书记们知道，在自己身旁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它只执行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而不向自己禀报它的活动，它甚至还要监视自己。对这种情况党的书记们甚感不快。
地方权力机构想要争得领导“契卡”人员的企图未能得逞，因为中央从一开始就了解，国家安全机关的价值在于它是控制全国的最重要的工具。
1918年10月16日，扬·彼得斯在临时代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时曾向全国各省的党委会签发了一份指示信，其中说：
“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传说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各地展开大规模恐怖行动，庸俗的小市民群众、大小资产阶级一起真正地高声叫喊起来。在列宁同志遭枪击和乌里茨基同志遇害以后开始的反资产阶级恐怖行动，可以说是惟一的一个无产阶级行使恐怖手段的阶段，此时它才从决议转而真正实施这样一些手段。
“在遭到打击的资产阶级产生恐惧心理和它大喊大叫的影响下，在许多苏维埃机关里，在个别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当中，更可悲的是，在个别的我党成员中，开始了反对‘契卡’的运动。
“他们于是只服从地方管理机关，改选并重新任命肃反委员会的主席，在报刊上掀起反‘契卡’浪潮，等等。
“我并不否认，在个别的肃反委员会中，主要是在县一级委员会中，有违法乱纪的事，但这不等于因为这个或那个委员会的错误就要砍掉这个无产阶级战斗机构的翅膀。
“我党中央支持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观点，今年10月2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说：‘肃反委员会是中央的权力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隶属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地的‘契卡’服从全俄肃反委员会，而对各地执行委员会有禀报工作的义务。”
当时的副司法人民委员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谁也不会说此人是个大大的人道主义者）写道：“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进行镇压时的残忍，以及它那种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完完全全的神秘性。”
克雷连科建议把安全部门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以便地方上的“契卡” 人员处于省一级司法人员的监督之下。
对此，捷尔任斯基当然表示了断然反对，他说：“如果把全俄肃反委员会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去监督，我们就会丧失威望，使我们在与犯罪活动的斗争中没有了威信，从而使白卫军散布的所谓我们‘违法乱纪’的说法得到确认……这种做法不是监督，而是在破坏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各种机构的声誉。‘契卡’是处于党的监督之下的。设置省一级的司法政委，实际上就意味着改变方针，反对‘契卡’，因为省一级司法机构只是形式上公正的机构，而‘契卡’才是纪律严明的党的战斗机构。”
克雷连科仍然认为“契卡”人员破坏法治。1925年他上书政治局，指出“格帕乌”总局超越了赋予它的职权，建议严格而强烈地限制“格帕乌”不经过法庭而只经过特殊会议的方式审理案件的权力。克雷连科认为检察机关应该注意“格帕乌”
总局机构侦缉案件的过程。
捷尔任斯基再一次迎头拒绝了克雷连科的建议。他有另外一种逻辑：“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不允许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和间谍的斗争中削减‘格帕乌’总局的权力。”
在这一类的冲突中，捷尔任斯基总是胜利者。他的部门比司法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加在一起都重要。甚至连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人所表示的不满，对他也不构成什么危险，虽然他总得对批评作出某种反应。
1924年底，政治局委员、《真理报》总编和列宁称之为“党的宠儿”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格帕乌”总局的工作。当时捷尔任斯基没有在场，布哈林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给“格帕乌”总局的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其中说：
“……为了不使您有什么怀疑，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我请您理解我的想法。我认为，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应该过渡到比较‘自由化’的形式：少来点镇压，多来点法治，多来点讨论，自治……
“因此我有时反对有关扩大‘格帕乌’权力的建议。请您理解，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的），您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对您个人以及对‘格帕乌’这个机构有什么不好的情感。这是个原则问题，就是如此……
“由于您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人，同时您又能成为一个非常公正的人，所以您是可以理解我的。紧紧地拥抱您，紧紧地握您的手，希望您早日康复。
您的尼·布哈林
捷尔任斯基把这封信转寄给了自己的副手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并在信后加写了下面一段话：
“中央领导圈子里的这一类情绪，我们必须加以考虑，并仔细地想一想……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一般做法和我们的工作方法，排除一切可以引起上述情绪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格帕乌）可能应该安静些，谦逊些，进行搜查和逮捕时要更谨慎些，要有足够的证据；对某类型的逮捕（如对耐普曼（指工商业者——译者注）和犯读职罪的人的逮捕）应加以限制，只有在压力之下或是在保证有社会和党的舆论支持的条件下才进行；要更多地向莫斯科市委汇报所有案件的情况，让党组织更密切地参与这些案件。”
三年以后您会死去……
1919年8月18日，中央组织部又决定任命捷尔任斯基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一个特别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是要监督军队的。1919年10月起，他还成了内卫部队的军事委员会主席。
捷尔任斯基认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应该有自己的战斗部队。陆海军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夫·托洛茨基则表示反对：他不认为应该建立某种不属于他本人领导的特殊部队。
尽管捷尔任斯基最终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契卡” 的部队还是处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即托洛茨基的监督之下。1920年秋天，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使“契卡”人员的地位与红军官兵相同，而在此之前“契卡”人员的薪金要比军人的少。
1921年，捷尔任斯基建立了特种部队，负责保卫列宁，其后则是保卫列宁的陵墓，以及一些最重要的机关，例如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等。后来这支部队改建为以捷尔任斯基命名的特种师，一直存在至今日，当然，名称是改变了。
全俄肃反委员会是作为一个捍卫革命、并与最危险的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的机构建立起来的，但是演变成了全面监视与镇压的工。
1920年12月，全俄肃反委员会保密处的负责人萨姆索诺夫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
“至今为止‘契卡’只是瓦解了东正教的教会，因为它是最大、最有力的。然而这还不够，因为在共和国的领土上还有一些同样强大的宗教，比如伊斯兰教等。我们还应该逐步地瓦解它们，就像对待东正教那样。”
1922年，在去哥尔克村探视了列宁之后，捷尔任斯基下令系统地收集所有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的材料，其中包括作家、医生、工程师、农艺师等。所有的情报都集中在“知识分子处”里。他指示：
“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建立专门的卷宗。每一组和每一分组的材料都应由在行的同志们加以全面的研究阐述……材料应经过各方面的核实，以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准确无误和不可更改的。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做到，原因是办事的匆忙和阐述的片面性……
“应该记住，我们处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把一些人驱逐出境，而且在于修正对待专家们的路线，也就是说要分解他们的队伍，把那些准备无条件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人提拔起来……”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已经出现了到处寻找敌人，特别是外国敌人的习惯。
在喀琅施塔得叛乱期间，报刊上刊登了题为“新的白卫军阴谋”的政府通告，其中说喀琅施塔得事件“无疑是由法国反间谍机关搞的”。然而这是谎言，是为了镇压而找的借口。
当时的命令是这样的：“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俘虏也包括在内。”未来的元帅留哈切夫斯基发出命令：“不迟于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气弹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攻击。”
不要以为，党的最高层领导不知道事件的真实情况。当时负责调查喀琅施塔得形势的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特派全权代表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
这是一个著名的“契卡”人员，列宁对他十分信任。
阿格拉诺夫曾写了一份秘密报告，其中说：“喀琅施塔得的运动是自发产生的，这是水手和工人群众无组织的暴动。侦查的结果是没有发现任何指挥人员中的反革命组织或者协约国的间谍在叛乱发生前进行了什么工作。事件的整个过程说明没有此种可能性……”
作为镇压部门的领导人，捷尔任斯基是残酷无情的。为什么呢？
在青年时代，一位医生曾对他说，他的肺病严重，3年以后会死去。于是，捷尔任斯基对他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很珍视。他从流放地逃跑出来以后曾在波兰的塔特拉山区和扎考潘等地居住过。这些地方的有疗效的山地空气帮助他恢复了健康。然而他对生活的态度依然未变。 曾写过许多有关捷尔任斯基的书籍和文章的经济学博士奥托·鲁道福维奇·拉齐斯认为：
“当人们叫他‘铁腕人物费利克斯’的时候，指的是他以铁的手腕打击敌人。
而当朋友们称他为‘铁腕人物’的时候，指的是他对自己以及对亲近的人那种出奇的严格态度。”
捷尔任斯基的外甥女曾以赞许的口吻讲述过一件小事，而此事却令奥托·拉齐斯感到惊讶不已。那是1919年闹饥荒的时候，有一次捷尔任斯基跑到他姐姐家去做客，当时他瘦得皮包着骨头，疲惫不堪……姐姐知道他爱吃什么，就给他烤了软饼。
他脱下大衣，坐下要吃时突然问道：
“你在哪儿弄到的面粉？”
“在哪儿？面粉只能到投机倒把商那儿去买！”姐姐回答说。
他勃然大怒地吼叫起来：
“什么？我没日没夜地同他们斗，你可倒好……”
他抓起了软饼就扔到窗外去了。
奥托·拉齐斯说：
“这事不值得赞许。他应该把面饼留给姐姐。然而作为一个人，他是很真诚的……”
捷尔任斯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无与伦比的，以此可以解释一切。自从他17岁投身革命事业以后，几乎从未享受过自由。6年服苦役，5年流放。如果不是革命解放了他，可能他要终生蹲在牢狱里。他的同志们遭鞭打，上绞架，难道他能忘掉这一切吗？
曾在劳改营中受苦而绝对不会喜欢安全部门的著名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曾向我提起一件已被许多人遗忘的事实：
“1934年12月1日通过的有关死刑判决立即执行的斯大林法律，其实是从沙皇首相斯托雷平所制定的法律那儿抄袭而来的。正是斯托雷平首相发布了有关建立战地法庭的法律。战地法庭均由军官们主持。逮捕人犯以后立即审判，没有检察官，没有辩护律师，也不听取证人的证词。判决了就立即执行。被送上绞刑架的不仅有暗杀省长和部长的恐怖分子（这种人一共只有20来个），而且还有数百个农民，原因只是他们放火烧了地主的庄园
对那些曾让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服苦役的家伙，捷尔任斯基在国内战争时期当然不会心慈手软，因此他才如此残酷无情。
他被称为“神圣的杀手”。是的，真是如此。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而绝非有些人所想像的那种单一性格的人。在他的身上，善良与凶狠非常奇怪地结合在一起。
他为革命服务。然而用奥托·拉齐斯的话来说，比起全俄肃反委员会来，他更愿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4年他曾领导过这个部门。
捷尔任斯基并没有领导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的行动，虽然按其职务这正是他应做的事。他并未参与这些最可耻的血腥镇压行动，那都是别人替他干的。
前往坦波夫省镇压安东诺夫叛乱的全俄中央执委会全权委员会在 1921年6月11日签署的一份命令一直保存至今。其中说：
1．拒不道出本人姓名者，格杀勿论，无需经过法庭审理；2．在藏有武器的村庄里，由县一级或地区一级的政治委员会宣布拘捕人质，如不交出武器，立即处决人质；
3．在发现隐藏武器的地方，当即枪决其家长，无需法庭审理；4．对藏匿匪徒的家庭，立即予以逮捕并逐出本省，家产充公，并枪决其家长，无需法庭审理；
5．隐藏匪徒家庭成员及其财产者，一律视为匪徒，并枪决为此负责的家长，无需法庭审理；
6．如发现匪徒全家逃跑，将其家产分给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其留下的房屋可以焚烧，亦可处理；
7．本命令要严格而毫不留情地加以执行。
全俄中央执委会全权委员会主席
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
部队指挥官
图哈切夫斯基
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不仅以自己曾在政治局工作的经验，而且还因曾领导为政治迫害受难者恢复名誉的委员会的工作而能更好地体会这些人的思想意识。他对作者说：
“要想理解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领导人，就应知道关键性的字眼--权力。对某些人来讲，权力就是一切。在争取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都不屑一顾。他们抓住了建设共产主义--最幸福的社会这一思想紧紧不放。你们想要成为幸福的人吗？（有谁不想呢？）那么就要做出牺牲。他们说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不惜一切手段。于是，1500万人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
举例说，把孩子们从父母手中夺走去做人质。难道正常的头脑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吗？”
坐在牢房里等候去服苦役时，捷尔任斯基曾经写道：“在这间牢房里，我时常感到心情沉重，有时甚至感到恐惧……然而，如果能让我重新活一次的话，我仍然会像我开始自己生活的那样，去开始新的一生。这并非是我有责任要这样做，而是我的本性要求这样做。”
我曾有机会看到了捷尔任斯基的亲密战友之一马丁·伊万诺维奇·拉齐斯（原名扬·弗里德里霍维奇·苏德拉布斯）给捷尔任斯基所做的评语。马·伊·拉齐斯是个颇为出色的人物。1918-1921年间他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领导该委员会的秘密行动处以及乌克兰的肃反委员会，以特别残酷闻名。后来他与捷尔任斯基一起领导工业，主持盐业总局的工作，并在土地人民委员部任职，还曾领导过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1938年被枪决。
此人在谈到自己的上级捷尔任斯基时写道：“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不仅仅是一个组织者，不仅仅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主席。只有领导人对他的性格感到不满。
他本人渴望行动。我们时常看见他怎样审问被告，怎样翻阅大量的揭发材料。为了弄清案情，他经常整夜整夜地坐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他没有时间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屏风后面，吃饭也在这儿，由通信员把饭菜送来，那是和全‘契卡’工作人员吃的完全一样的饭菜。”
捷尔任斯基并不是像人们时常形容他那样的虐待狂，以看囚徒们受折磨为乐事的嗜血者。他并不以为消灭敌人是享乐，但认为这是必要的。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他自己约束了部下的镇压活动。
1920年1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据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地方机构以及军事法庭的判决执行死刑（枪毙）》的决议。
一个月以后，1920年2月28日，捷尔任斯基签署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第21号命令，其中说：
“在逮捕某一公民之前，必须弄清楚此举是否需要。时常可以不捕人而进行案件的侦查，只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就够了：如具结不离境、取保候审等等。这样也可以把案件审理完毕。这样，‘契卡’就可以只逮捕那些必须将其关人监狱的人，从而避免一些无谓而烦琐的小事，那种事只能给‘契卡’带来麻烦，使它不堪重负，让它没有可能从事更重要的工作……”
1921年1月8日，捷尔任斯基又签署了题为《关于肃反委员会各机构的惩罚政策》的命令：
“把大批因小偷小摸或投机倒把而被捕的农民和工人关在监狱里，--这是不允许的……如果不让犯了偷窃罪的工人去坐牢，而是令他回到自己的工厂去劳动，他就会生活在诚实的人们中间，而这些诚实的人就会影响他，说：要是西多罗夫或者彼得罗夫再去偷东西，他们又要让工厂丢脸，他们最好能成为真正有觉悟的同志，--这种做法会比让他坐牢等候侦查结果和法庭判决更为有效，更合情合理。生活在工人当中会有助于那些意志薄弱的、缺少觉悟性的同志们的改造，而监狱只能使他们彻底变坏。”
与此同时，捷尔任斯基还给中央发去了一封信：“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有可能取消对一切政治犯罪处以极刑的做法，只有那些恐怖活动和公开的暴动是例外。在刑事犯罪方面，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对匪徒和间谍处以极刑，特别是对那些严重妨碍苏维埃政权恢复俄罗斯联邦生产力的读职罪，它坚持要保留极刑“关于监狱政策，全俄肃反委员会在今年1月8日发布了第10号命令，其基本内容是：给资产阶级建立特殊的监禁制度，工人可由工厂委员会保释，并特别指出，只有在确实必要的情况下，‘契卡’才可以逮捕人。
“此外，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去年12月30日发布的第186号命令中还指出，不应把那些由于政治事件被捕的各反苏政党成员看成是被惩罚者；应该认为他们是因革命利益要求而临时被与社会隔离开来的人。拘留他们的条件也不应带有惩办性质。”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镇压的规模确实缩小了，但是其不受限制的残酷性却在国家安全部门广为流传。而且，这种残酷性是受到最高领导的鼓励的。自由主义可能受到严厉的处分，而过火行为一般只受到轻微的批评。
在彼得格勒的出版和宣传鼓动人民委员沃洛达尔斯基遭暗杀以后，列宁给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写信说：“应当鼓励对反革命分子采取恐怖手段的力度和群众性，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它的榜样起决定性作用。”
列宁下令采取拘捕人质的办法，这个办法被作为武器广泛地加以利用了。
为对付那些从红军跑到白军方面去的军官们，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扬·彼得斯下令逮捕他们的妻子和成年的家庭成员作为人质。
在最初的几年里，每个城市自行决定逮捕谁和枪毙谁。“契卡” 与党的权力机关一起逮捕了一切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旧军官和外国人。
只凭档案材料就可以枪决人。按照电话本和户口本把资本家、旧沙俄的高官和将军们造册，然后把册中提到的所有人一一逮捕。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最富自由主义色彩的一个。他在1920年写道：“不管这听起来有多荒谬，资产阶级各种形式的强制手段，从枪决到劳役，都被认为是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材料锻造出共产主义人类的方法。”
许多事是由地方上的“契卡”领导人决定的。他们之中有人花了很多力气去制止犯罪。“契卡” 也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在当时这种行为被称做“职务犯罪”。
革命以后，在20年代就到处有人贪污受贿了。
对待那些犯罪的“契卡”人员，比如说，对那些企图把搜查时充公的钱财据为己有的人，也很严厉。当时有些很值得怀疑的人，包括完全没什么文化的人，也混进了“契卡” 的队伍。
当时彼得格勒的肃反委员会有一位主席名叫谢苗·谢苗诺维奇·洛博夫。在他的登记卡片上“受教育程度”一栏中写着：“没念过书，可是能看书写字。”这并没有妨碍他官运亨通。有一天夜里，他在彼得格勒一口气就逮捕了3000人，此后便青云直上，当了中央组织部委员和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10月被枪决。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1919年7月8日，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苏俄武装力量总司令约阿基姆·瓦采蒂斯，因为有人控告他参与了反革命的白卫军组织。瓦采蒂斯曾是沙皇军队的上校团长，革命来临时他立即投奔了苏维埃政权一方。1918年他组织了一个拉脱维亚师，此事本身就非同小可，因为拉脱维亚步兵在当时被认为是革命最忠实可靠的队伍。
在镇压左翼社会革命党时，瓦采蒂斯表现特别出色。国内战争期间，他指挥东部战线。1918年9月6日，他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然而一年以后他就被捕了。
由于控告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把他释放了。但是他最终未能逃脱与很多人同样的命运：1938年，二级集团军司令瓦采蒂斯被枪决。
1921年3月，中央收到了突厥斯坦方面军特别处库什舍分部的工作人员--一批共产党员的声明。这是一份惊人的文件。
文件中写道：“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
“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
“他们慢慢地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的晚期，国家安全机关已力图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
1926年，捷尔任斯基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签署了一份指令，禁止报刊刊登政府和党中央领导人出访的路线和演说地点。“格帕乌” 总局对一些报刊编辑部不仅派出记者，而且还派出摄影师前往采访的做法甚为不满，它指出：
“类似的信息事先刊登在报刊上，对各种间谍的活动很是有利，而给保卫政府要员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
“格帕乌” 总局的决议说：
“没有‘格帕乌’总局（政治监督处）的特许证明，严禁派遣记者、摄影师等工作人员尾随出访的政府成员和前往莫斯科以外的访问地点。没有‘格帕乌’总局的特许而派出记者采访的报刊编辑部要受到罚款惩处，文字和摄影记者要遭逮捕。”
有一次，当全俄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奥索尔金走进了全俄赈济伏尔加地区饥民委员会的大门时，他立即被捕了。侦查员向他提出了一个在那些年代时常提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苏维埃政权？”
“我感到惊讶”，奥索尔金回答说，“革命风暴竟然退化成了一般的警察行动。”
货币理论家和市场经济拥护者1922年，捷尔任斯基在全国运输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某些同志认为，只要印出足够数量的钞票，就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然而这是大错而特错了，这是一种误解。在我国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只有当印钞机能印出城乡之间、一个工业部门与另外一个工业部门之间、运输业与工业之间的商品交换所需要的钞票数量时，它才是有用的。
“可是如果国内没有面包，没有各种产品，那么任何印好的纸币都不能造出面包和产品来。必须要生产出钢板来，必须要炼出铸铁来，必须要耕种土地，必须要种出粮食来，只有如此印钞机才能完成它的任务。”
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位现代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在演讲，而不是“格帕乌” 的主席。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对他来说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已经退居第二位了。
在那些年里，他担负的职责是难以想像的繁重：当时他是全民劳动义务总管理委员会主席、反贪污委员会主席、改善莫斯科工人生活委员会主席、电影之友协会主席、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改组苏联各部门结构委员会主席、星际联络问题研究协会主席团成员……等等。
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不太走运。他并没有成为政治局委员，而只是候补委员，党内一些远不如他有威望的人都轻而易举地超过了他。不知什么原因，列宁并没特别重用他，也并未把他提拔到最高层。
后来，托洛茨基曾回忆说：
“捷尔任斯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内心深处的诚实，热情的性格和易冲动的天性。权力并没有能腐蚀他。但是这些品质还不足以使他永远能对落在其肩头的任务应付自如。在列宁当政的时代，他是不可能进人政治局的。
“捷尔任斯基没有独立的思想。他不认为自己是个政治家，至少在列宁的时代是如此。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过：‘我可能是个不错的革命者，然而我不是领袖，不是国务活动家’。他的这番话不仅仅是谦虚，他所做的自我评价基本上是对的。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永远需要别人的直接领导……
“在1921年，也许是1922年，自尊心极强的捷尔任斯基以顺从命运的口气对我抱怨说，列宁不把他看成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不认为我是个组织者，不认为我是个国务活动家’--捷尔任斯基坚持这样说。在捷尔任斯基当交通人民委员时，列宁对他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
“从广义上讲，捷尔任斯基的确算不上是一个组织者。他以自己个人的品质，而不是以自己的方法来吸引、组织他部下的工作人员……1922年，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两人都感到不
“在这些日子里，是谁想到了要运来一些木柴并到处点起黄火来的呢？那是一位本身也值得为其建立起一座纪念碑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使数百人以至数千人兔受冻伤，还因为他鲜明地表示出了一种思想：在这样的时刻，当一切日常生活的小事都变得无足轻重、转瞬即逝和毫无意义的时候，到底应该为人们做些什么。
“我和米龙·鲍里索维奇·沃尔夫松一道去了圆柱大厅，后来又到红场。他是一位老革命者，曾经两三次从上扬斯克那些极为危险的流放地逃了出来，步行穿过数百公里的原始大森林，那里绝对没有挡风蔽寒的去处。
“我和他同住在一幢楼里，经常在一起下象棋，晚上一起沿着环行路散步，当时那条路几乎环绕着整个莫斯科。
“我表示怀疑说，人太多了，可能我们到不了红场，况且酷寒又是这样难耐。
米龙·鲍里索维奇讽刺地朝我看了一眼说：‘要是你在22岁就害怕莫斯科的严寒，那你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我们终于到了红场，人的确很多，但并不拥挤，秩序也不混乱。民警并不多，人们自觉地维护着秩序。他们成千上万地走着，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站在什么位置，不乱挤，不推推操操，也不想抢到别人前面去。 “这种没有任何人组织的，自然保持的秩序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不管是在盛大的庆祝活动上，还是在游行队伍中，年复一年地增加着警员，但是群众自身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却越来越少了。人们顽强地学会了在生活中独立自主地往前行进……
在大街上也是一样。”
捷尔任斯基任内务人民委员有4年之久（1919年3月至1923年7月初），在这个岗位上他表现并不突出：当时他主要管着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事务。不过在交通人民委员的岗位上（1921年4月至1924年2月）他干得不错，他干得最为出色的要算是在担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时候（1924年至逝世）。
捷尔任斯基从一个“契卡”工作者发展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工作者，虽然他并没有受过经济方面的教育。
奥托·鲁道福维奇·拉齐斯指出：“捷尔任斯基是个有着出色经济辨别力的能干的人，他的工作能力惊人，虽然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按其观点来讲，他是个极端的市场经济拥护者。”
作为经济学博士，拉齐斯写过一本关于捷尔任斯基在工业领域中工作的书，其中说道：“他激烈地反对发行太多的纸币和搞配给，他曾长时期地与当时的贸易人民委员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争论，后者是主张实行调节和配给政策的。
“当捷尔任斯基接手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时候，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些老专家请了回来。他任命一位曾在沙皇时代做过交通部副部长的人做自己的副手。
在捷尔任斯基以前，人们认为火车停顿是因为机车不够，然而当把最后的黄金储备都用来买了火车头的时候，才发现桥梁经受不住这些大功率的机车，应该先从修整全国被破坏的道路桥梁着手。而捷尔任斯基正是从这个工作开始的。
“他明白，工资少得可怜的铁路员工是不能过日子的，更提不到与盗窃行为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了。必须先给他们提高工资。他用两年的时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用那时的标准来看，铁路员工的生活相当不错了。”
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当上了政府首脑的时候，捷尔任斯基就担任了他的职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那时还没有分部门的人民委员会：它们是1932年才产生的。当时分为各个总局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就管理着整个工业。捷尔任斯基还领导着金属工业总局，这个总局等于以后的十来个部--黑色金属部、有色金属部、机械制造部、仪器制造部……总之，一切与金属及其产品有关的部。
新经济政策的繁荣时期来临时，正是捷尔任斯基领导工业的时候。他有时也把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方法运用到这方面来，但原则上他懂得在经济工作中应该运用经济方法。他用许多专家，并不认为他们是应该镇压的敌人。相反地，当这些专家们高度评价苏维埃政权的成就时，他感到十分高兴。捷尔任斯基还把那些最能干的“契卡”人员也调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不是让他们来寻找敌人，而是来搞经济工作。
奥托·拉齐斯说：
“捷尔任斯基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工作的时候，什么也不懂，但是他倾听行家们的意见，仔细地加以考虑。起初人们想：来了个“契卡”头子，铁腕人物，大概要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但是他却把所有的工业领导人都召集到了一起，对他们说：‘请帮助我，我是来学习的’。”
他立即表示反对国家垄断和提高物价。垄断对生产者最为有利，因为生产者可以任意定价，而消费者对此毫无办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竞争能抑制物价上扬，而在苏维埃政权下，谁来抑制它呢？
然而事情出人意料：工业产品无人购买。农村赤贫化，农民没钱买东西。而工业部门又不愿降低产品价格，想让国家定货。可国家也没钱。这就是1922-1924年发生的销售危机。准确地说，这场危机是由于不会做买卖才产生的。
捷尔任斯基在政治局里抱怨说：
“价格已不像过去那样是对产品的评价。它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别的一些什么办公室里的人在享用‘咖啡渣子’时所决定的。我们这儿不存在市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谁要不断地抬高自己产品的价格，最终是要破产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国家本身破产。
在当时，农业还是私有的。捷尔任斯基警告说，如果继续这样剥夺农民，国家就要完蛋，我们自己也要完蛋。
仓库积压，机器卖不出去。只是在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使价格符合市场标准以后，一年之中生产出来的机器才在数周之内销售一空。
他在实践中采用的完全是市场方法。列宁声称，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而捷尔任斯基却坚持认为：执行政策应从“苏维埃政权加市场”这个公式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