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部长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喜欢晚上在城里一边散步，一边吩咐副官给老太太们发钞票，每人100卢布。那些老太太感谢他，为他祈祷。阿巴库莫夫还喜欢跳狐步舞、踢足球、吃烤肉串--烤肉串通常都是从“阿拉格维” 饭店送来的。
1951年7月他被逮捕时，从这位前部长的家里查抄到各种布匹1260米、许多银制餐具、16只男表、7只女表、100双鞋。一箱吊裤带、65对衬衫领扣。
当维克托·谢苗诺维奇还是自由之身时，他尽情地享受着生活--尽那个时代的一切可能。这或许是对他那忧郁而饥饿的童年的一种补偿。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 “摘下白手套”
阿巴库莫夫被逮捕后，他的第一副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奥戈利佐夫代理了数周国家安全部长职务。杀害米霍埃尔斯事件是他策划的，但当部长他不适合。斯大林需要的不是肃反干部，而是一个外人，是新鲜血液，是一个让国家安全机关按照需要的节奏来工作的有能力的组织者。
奥戈利佐夫同另一名副部长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皮托夫拉诺夫一道，因没有向中央汇报有关安全部工作中的失误而受到了斥责。
1951年7月11日通过的一个专门决定任命中央委员会党、工会和共青团干部局局长伊格纳季耶夫为中央派驻国家安全部代表。8月份他就当上了部长。
他是缅任斯基之后国家安全机关的第一个文职领导人：他没有军衔。伊格纳季耶夫更换了该部的领导层，在一些关键的职位上任用了同他一样的党务工作者。
担任主管人事的副部长这一重要职务的是前敖德萨州第一书记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叶皮谢夫，此人后来领导军队总政治部多年。据苏多普拉托夫将军讲，叶皮谢夫上台后便开始大力清除国家安全机关中的犹太人：所有犹太人都被怀疑参与了由前部长阿巴库莫夫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活动。在国家安全部机关党代表大会上，叶皮谢夫建议增选像副部长留明这样的有功之人进入党委……
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新任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公开对国家安全部的军官表示不信任。部领导向部里的工作人员宣读了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信，信中说，肃反人员工作不力，没有发现恐怖主义分子的巢穴，他们失去了警觉，戴着白手套工作，等等。
苏联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的费多托夫在1953年3月24日的一份汇报中说：
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在会上告诉我们，政府对我们经手的案子的侦查过程显然不满意。他说，要‘摘下白手套’，‘小心谨慎’地痛打囚犯。伊格纳季耶夫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暗示，上面对此有指示。内部监狱里设了一个单独的房间用来施刑，而为了拷问犯人，还专门挑选了一帮监狱工作人员……
“1953年2月，伊格纳季耶夫同志把我叫到他那里，转达了对送交斯大林同志的那份弗拉西克审讯记录的意见，建议对他采取体罚措施。当时伊格纳季耶夫说，斯大林同志得知弗拉西克没有挨打时提出了指责，说侦查人员‘可怜自己人’……”
尼古拉·西多罗维奇·弗拉西克中将曾被看作是领袖最信任的人之一。他不仅保护斯大林，而且还负责照管斯大林的日常生活。弗拉西克被控滥用职权。领袖下令收拾这个忠实的奴仆。伊格纳季耶夫部长亲自承担起保卫总局局长一职。
1951年春，弗拉西克被解除安全部保卫总局局长一职，此后任命他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阿斯别斯特市的内务部劳改营副主任。年底将其逮捕。但他很久才等到开庭，因为克里姆林宫顾不上他。直到1955年秋天才开庭审理弗拉西克的案子。他被判流放10年，半年后又被赦免……
研究苏联司法问题的美国专家皮特·所罗门指出，这些年开始了反对宣判无罪的斗争，但当时这被称作反对量刑不当的斗争。
那些宣判无罪次数过多的法官被解除了职务。如果案件退回要求进一步侦查或是犯人后来被释放，那么检察官和侦查人员就要倒霉了。因此法官通常都尽量严判。
国家安全中将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每次见到伊格纳季耶夫，都为此人的外行而感到惊讶。这位部长每次收到间谍情报都当成是发现了美洲大陆一样。苏多普拉托夫认为，伊格纳季耶夫不适合干这个工作。
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和武装力量部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批准了打击北约和美国的军事基地的行动计划。按计划，首次打击针对的是北约总部。
伊格纳季耶夫命令苏多普拉托夫同军事情报机关一同制定在美国军事基地从事破坏活动的计划--在一旦发生战争的情况下。
伊格纳季耶夫和他的副手们想消灭德国和巴黎的流亡团体的头目，为的是向斯大林报告一些大案子。他吩咐驻外情报机关加强对盂什维克组织的渗透，认为他们是主要的敌人……
1952年伊格纳季耶夫曾有过铲除前临时政府首脑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克伦斯基的想法，此人曾计划建立“反布尔什维克民族联盟”。后来又决定不去打扰克伦斯基。
伊格纳季耶夫曾同他的副手们讨论过杀害胆敢反对斯大林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设想。当时打算把这一任务交给苏联间谍约瑟夫·罗穆亚尔多维奇·格里古列维奇--哥斯达黎加驻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大使。他应当要么枪杀铁托，要么让其感染上肺鼠疫。但这一计划因太离谱而被否决。这不仅救了南斯拉夫领导人，也救了格里古列维奇。他后来回到莫斯科，开始从事科学研究，写了几本书，并当选科学院通讯院士。
1952年10月，伊格纳季耶夫人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他之前担任国家安全机关领导的所有人当中，只有贝利亚升至党的最高领导层。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 日丹诺夫的神秘之死
季马舒克·利季姬·费奥多西耶夫娜1926年获得医生证书，同时进入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工作。1948年时，她任克里姆林宫医院心电描记办公室主任。这所医院当时位于格拉诺夫斯基街一座著名的大楼里。
这个妇女的名字同一个大阴谋有关。这一阴谋的真正内幕到现在都没有彻底搞清楚。1952年那起所谓的“医生案”就是由此人的一封信开始的。可这一臭名昭著的案件的真正内幕是怎样的呢？排在斯大林之后的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是自然死亡的吗？
1948年夏末，政治局通过了让日丹诺夫去休假的决定，因为他觉得很不舒服。
日丹诺夫去了瓦尔代，可是这对他无济于事。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
当时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调集了最好的医生。他们为这位显赫的病人进行了检查，作了心电图，但没有发现任何危险，建议日丹诺夫多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
年轻的心电描记员利季姬·季马舒克不同意克里姆林宫大专家们的意见。
她被叫去给日丹诺夫做心电图，乘飞机紧急赶到目的地。她下的诊断是“左心室和心室隔膜部位心肌梗塞”。但是给日丹诺夫作检查的医生对她说，诊断是错误的，日丹诺夫没有患心肌梗塞，他们要求她修改诊断书。
利季姬·季马舒克在与同行们进行的医学争论中不是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而是向关注政治局所有委员的日常生活和健康状况的苏联国家安全部保卫总局局长尼古拉·西多罗维奇·弗拉西克投诉。1948年8月29日，季马舒克给他写了一封信，由日丹诺夫的贴身侍卫、一位少校警官转交。季马舒克写道：“我认为，几位专家和主治医生对日丹诺夫无疑很严重的病情估计不足，允许他下床、在公园里散步、看电影，致使病情再次发作，今后有可能导致致命后果。”
关于日丹诺夫的情况，每天都有人通过电报向克里姆林宫汇报。
8月29日，日丹诺夫再次发病。又一次把季马舒克从莫斯科叫到瓦尔代，但没有做心电图。据她讲，那一天，“病人起床上厕所，在厕所里再次突发严重的心力衰竭，随后并发肺气肿，心脏急剧扩张，导致病人过早死亡”。
日丹诺夫于8月30日去世。
到了9月7日，季马舒克给联共（布）中央书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写了一封信。这一次她写得非常肯定。她做了心电图测试，测试表明，日丹诺夫患有心肌梗塞。但医生们不同意她的诊断，他们对日丹诺夫“没有制定一个心肌梗塞患者所必需的特别严格的作息制度，继续给他做普通按摩，允许他到公园散步，允许他看电影”。
后来，历史学家们试图搞清楚利季姬·费奥多西耶夫娜如此坚持己见的动机。
一些人认为她想报复同行，另一些人认为她想摆脱没有向政治局委员提供应有的医疗帮助的责任。
解剖结果证实，季马舒克是对的。保卫总局局长弗拉西克将军将季马舒克的信转交给了她的上司和自己的朋友、从1947年起担任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的彼得·伊万诺维奇·叶戈罗夫。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的领导对季马舒克的投诉感到不满，将她调到医院的一所分院。看上去，这件事就此被人遗忘。
但几乎与此同时，一起新的政治案正在酝酿。在这起案件中，日丹诺夫的名字很快被再次提及。
1948年11月20日，政治局责成国家安全部“立即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关闭该委员会的出版机构，没收委员会的案卷。暂不逮捕任何人”。逮捕行动于1952年开始，那时就需要季马舒克了。
人们想起她是在1952年8月。她的信并没有丢失：国家安全部总有一套非常不错的目录卡。把季马舒克的信从档案里拿出来，这封信成了“医生杀人犯”一案的依据。
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把她传去，请她详细描述日丹诺夫去世的有关情况。
她被盘问过几次，1953年1月20日，中央书记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邀请她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代表斯大林同志和苏联政府对她的警惕性表示感谢。
第二天，1月21日，列宁逝世纪念日，中央各大报刊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今：“因在揭发医生杀人犯一事上向政府提供帮助，特授予医生季马舒克·利季姬·费奥多西耶夫娜列宁勋章。”
差不多直到斯大林去世，所有报纸都在采写这位爱国医生的事迹。她在一天之内成为全国最知名的人物。
与此同时，那些曾经为日丹诺夫看病的医生被逮捕，其中包括：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叶戈罗夫、从1934年起就担任克里姆林宫医院内科主任的弗拉基米尔·尼基托维奇·维诺格拉多夫、医院专家弗拉基米尔·哈里托诺维奇·瓦西连科教授、主治医生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马约罗夫。
另外几位著名的医生也被逮捕。所有人的罪名是，他们根据外国间谍机关下达的任务，通过采取破坏性的、不正确的治疗方案来杀害苏联领导人。
季马舒克的信成了全苏范围内揭露穿白大褂的杀手--医生暴徒行动的起因。
此案立刻具有了反犹太人的性质，因为大多数被捕者是犹太人。
一种真正的狂热席卷全国。
人们拒绝看病吃药。每一位医生都受到了怀疑。
在苏联驻巴黎使馆，大使的医生被软禁，尽管她的丈夫是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
而正在这时，好像老天故意作弄人，路过巴黎的副外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恰好病了。只好把医生叫来。她给病人作了检查--是流感。她递药给葛罗米柯。未来的部长粗鲁地推开她的手：
“您的药我是不会吃的！”
季马舒克的幸福并没持续多久。斯大林死后，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1953年4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取消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向季马舒克颁发奖章的命令，认为这一命令“根据现已查明鹌实际情况来看是不正确的”。就在这次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停止凭空捏造的“医生杀人犯”一案的诉讼程序、释放在押的37名该案被告并为其恢复名誉的决定。
1953年4月4日，关于没收利季姬·季马舒克勋章的通告见诸报端。两天后有报道说，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本人在医生案中负有罪责。
不过有一件事仍然是个谜：为什么全国最好的医生都没能给日丹诺夫下一个正确的诊断呢？
安德烈·日丹诺夫是国内第二号人物。一般认为，他排挤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
正因如此，在他死后，他们开始报复。他们把阿巴库莫夫投入监狱，并策划了“列宁格勒案”，目的是铲除所有日丹诺夫的人。人们通常都这么想。
其实，一切并非如此。铲除列宁格勒的党务工作者根本不是机关内部勾心斗角的结果，虽然许多人确实为腾出了许多高级职位而感到高兴。
“列宁格勒案” 早在日丹诺夫生前就已经在策划了。在特定的条件下，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本人会成为“列宁格勒案” 的主要被告。
他的好光景早在他寿终正寝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在当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舍皮洛夫的回忆录里讲述了一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强烈抨击了日丹诺夫。
但斯大林看来不想碰日丹诺夫，因为战后所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行动都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如果把他送进监狱，那么关于文学、音乐、电影方面的那些著名的决定都得扔进废纸篓了。
日丹诺夫不再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人，甚至妨碍了斯大林。历史学家认为，有证据表明，日丹诺夫是在他人的“帮助”下离开这个世界的。
他是个病病快快的人。上面提到的那位舍皮洛夫回忆道，日丹诺夫感觉很不好，每次出席政治局会议很艰难，还昏迷过。脸像死人一样。然而有关日丹诺夫是否需要休假和他到底去哪里休假的问题却不是由医生决定的，而是由政治局决定的。
关于他去哪里休假的问题，有过各种方案。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他被送往瓦尔代。既然他病得这么厉害，干嘛不送他进医院呢？至于瓦尔代，现在许多医生说，这个地方对心脏病患者来说并不适宜。
舍皮洛夫就对日丹诺夫说过：“您应该赶快住院！”
日丹诺夫回答他：“不，政治局已决定，我应当去瓦尔代。斯大林同志说，那里空气很好，对心脏病患者有益。”
斯大林还在临别时嘱咐医生：“你们要多带他散散步，要不他的体重会增加……”
现在没有能够讲述日丹诺夫之死的真实情况的见证人。先是日丹诺夫的女管家在他死后七天自缢身亡。然后是曾同维诺格拉多夫教授一起解剖尸体的主治医生被杀。1951年，日丹诺夫去世时所住的那所国有别墅的管理员被枪杀。人们在他的尸体上发现了两个弹孔……
国家安全部里的年轻人在生前最后几年，特别是最后几个月，斯大林处理得更多的是国家安全部的事务，而不是党中央或部长会议的事务。国家安全部的侦查人员和国家安全部长几乎每天都去斯大林那里。幅员辽阔的国家陷入了贫穷，农村在闹饥荒，而他那如今已经老化了的心智却闭锁于阴谋诡计和勾心斗角之中。
当时在同时谋划几个大案，这些案子计划以公审形式来结束，就像30年代那样。
在斯大林临死前，1953年初，通过了关于增加劳改营和监狱里的名额的决定。
交通部受命为运送大批犯人做准备。
国家安全部在阿巴库莫夫、而后是伊格纳季耶夫的领导下搜集了有关朱可夫元帅的材料。朱可夫身边的人--从司机到关系密切的将军--全都被送进了监狱。
任何人都可能失宠被黜。斯大林没有永远的依恋对象。1942年3月25日，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决定。决定说，交通人民委员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没能在战时条件下胜任工作”。他被解除了人民委员职务。
他仍旧是政治局委员、国防委员会成员、政府副总理，但这已没有任何意义。
斯大林派他去担任北高加索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这一小职务。他从那里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卑躬屈膝的信，好让斯大林想起自己，并请求给他“随便寄来些材料，好让我哪怕是稍稍了解一点情况，不至于太闭塞”。
不过他失宠的时间并不长。卡冈诺维奇很走运。1943年斯大林将他召回莫斯科，重新任命他为人民委员……
莫洛托夫、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被当成了外国间谍。斯大林死后，他们反问：
他怎么会想到说他们是间谍？然而他们本人也把政治局里自己的同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说成是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他们了解领袖，那么他们为什么以为自己就能够幸免于难呢？
1960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受赫鲁晓夫的委托同瓦西里·斯大林谈了话。伏罗希洛夫因瓦西里酗酒而申斥了他。他还说起了老斯大林：“你父亲晚年太奇怪了，他曾问我，我和英国人的事情怎么样了。他说我是英国间谍……”
斯大林要是再多活一阵子，莫洛托夫等人也会被列入执行枪决的新名单中。但斯大林打算先整治贝利亚。在他身边的所有人当中，他最担心的就是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此人生性果断而又喜欢冒险，做事不抱任何幻想。
斯大林不能容忍自己身边的人相互联络。国家所有最高领导人都被窃听，其中也包括国家安全部长。一次不小心的谈话就可能葬送前程与性命。贝利亚比他人更了解这一点。
据伊格纳季耶夫后来回忆，贝利亚在交谈中话语简练，生怕多嘴失言。
在生前最后几个月，斯大林更换了位于沃伦斯基那座别墅的所有仆人和侍卫。
现在他觉得，他的侍卫无论是同贝利亚，还是同国家安全机关的那些前任领导人们都没有瓜葛。他任命了党务工作者谢苗·伊格纳季耶夫来接替阿巴库莫夫出任新部长，此人对肃反人员来说是个外人。
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完全由一些新人--年轻的党务工作者组成。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被任命为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助理。战争期间他在除奸总局服役，战后在共青团里工作，然后人社会科学院学习，但在上一年级时，他再次被召回国家安全部门工作。
梅夏采夫曾对我讲：
“差不多在1953年初，我们3个共青团工作者被请到中央委员会。马林科夫同每个人单独谈了话。我当时正在奥斯坦基诺骑车兜风，骑到楼跟前，看到停着一辆漂亮的汽车，是政治局委员乘坐的。我想，是来找谁的？原来是找我的：‘马林科夫同志等着您呢，您得赶快去。’
“我上了马林科夫书记的楼层。他的办公室里有中央书记阿韦尔基·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和国家安全部长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我作了自我介绍。马林科夫从桌子后面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们决定请您到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工作。您经验丰富，是专门学法律的，请您帮助谢苗·杰尼索维奇搞好工作。’ “这真如同当头一棒。我没想过走回头路。我已经确定了另一条生活道路。但你又能说什么呢？我说：我同意。
“我跟了伊格纳季耶夫。我们说好，我不直接从事侦讯工作，而是认真研读根据‘医生案’和阿巴库莫夫案的审讯记录而写出的报告。
“我一开始阅读，便吓得毛骨惊然。
“侦查人员拿了病历--比如说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的那份病历--认真地看了一遍。可一个侦查员能成为耳鼻喉科专家吗？结果可想而知。有人给耳朵剧痛的安德烈耶夫开了一点麻醉药以缓解疼痛。侦查人员将此事嫁祸于主治医生，说他引诱政治局委员吸食毒品，导致其精神失常。这显然是在捏造事实。
“马林科夫在接见我时说：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陈述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越过部长请示马林科夫不合适。我相信，曾经是党务工作者的谢苗·杰尼索维奇在同我谈话后一定会向马林科夫汇报一切的。
“斯大林死后，接替伊格纳季耶夫位置的贝利亚立刻放了那些医生。伊格纳季耶夫患了心肌梗塞，被送进了医院。
“审讯阿巴库莫夫的是前共青团中央书记瓦西里·尼基福罗维奇·扎伊奇科夫。
瓦夏（瓦西里的小名--译者注）对我讲述了阿巴库莫夫第一次被带到他跟前时的情形。阿巴库莫夫说：‘啊，给我派了一个新来的侦查员。’瓦夏问：‘您怎么知道是新来的？’‘您曾是最高苏维埃代表，您的领子上还有别过证章的痕迹，您还穿着进口皮鞋……’阿巴库莫夫一下子就看出了他的身份。瓦夏审问他，阿巴库莫夫否认叛国指控，他说，他犯过错误，有过不足和疏漏。‘我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我没有背叛祖国。’
“据瓦夏·扎伊奇科夫讲，阿巴库莫夫曾试图给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写信，申述自己的无辜。”
我问梅夏采夫：伊格纳季耶夫这个人怎么样？
“在机关里工作如同所有行当一样，需要天赋。如果我缝制靴子，我就应当喜欢这一行并且做得好。我是最后的一个环节，我决定是否让一个人蹲监狱。我觉得，伊格纳季耶夫面对自己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的同志态度随和，不够强硬，这促使他转而采取非法行动……”
斯大林对待国家安全部里的年轻人就像是教授对待寄予厚望的研究生一样。他请他们到自己的别墅，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怎么去做。他亲自校改文件，讲述该如何起草起诉书。他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亲自考虑侦查员应当在审讯中向自己的“猎物”提哪些问题。他亲自决定什么时候逮捕什么人，关进哪个监狱。当然，他还决定审判结果。
可以说，从公益角度来讲，斯大林履行了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的职责。
他很关心那些被他召进国家安全部的年轻人。根据他的指示，一些新的侦查员享受提供给高级官员的待遇。比如，他们可在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就医问药，虽然根据职务他们不应享受这一待遇。
暗箱操作、信封里塞钱、背地里做手脚--这些并非叶利钦时代的人们想出来的。这是斯大林本人想出来的，所有最高官员都可以拿到装在信封里的第二份工资，这份工资既不用上税，也不用扣党费……
斯大林为了让肃反工作者们高兴，决定重新使用国家安全部门军官的专用职衔称号。1952年8月21日，一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出台，所有尉官和校官在军衔前面都加上了“国家安全” 字样。
斯大林借助利季娅·季马舒克而成功挑起的“医生案” 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
当时打算审理数起诉讼案件，让所有被告人都承认他们是美国间谍和恐怖分子。
国家安全部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的审理是秘密进行的。被告人不承认自己是间谍。这是在1952年。
所有被告人都是犹太人：演员韦尼阿明·祖斯金，院士利娜·施股，作家佩列茨·马尔基什、列夫·克维特科、谢苗·加尔金、达维德·戈弗施泰因，联共（布）
前中央委员所罗门·洛佐夫斯基……这是一个种族诉讼案件。被告受审不是因为犯罪，而是因为其出身。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于1941年为反对纳粹而成立的。该案判决结果是要表明，所有犹太人都是美国间谍，都在为大洋彼岸的主子卖命。但这一诉讼失败了。
改革时期公布了一些档案材料，42卷侦查案卷和8卷庭审记录被解密。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研究的作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博尔夏戈夫斯基撰写了一本有关此案的书--《出身的罪过》。
主审法官、司法中将切普佐夫在审理由国家安全部侦查员办理的一些案件时，常常是迅速而毫不犹疑地作出死刑判决。
1950年，他判处米里阿姆·热列兹诺娃（艾森施塔特）和萨穆伊尔·佩尔索夫死刑，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叛国。当时，这位将军对他们的“罪证”非常满意：
向国外提供有关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的文章和关于那些犹太族苏联英雄的特写。
但是，当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为期两个月的庭审程序按中央指示安排妥当后，在对被告人进行详细审问时，侦查期间收集到的“证据”引起怀疑，整个事情陷入绝境。切普佐夫将军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博尔夏戈夫斯基写道，他甚至对受审者产生了敬意。
坐在被告席上的演员、作家和医生没有参与策划针对斯大林的恐怖活动，没有从事间谍和背叛活动，甚至没有进行反苏宣传。
切普佐夫中将认定自己的被告只犯了一项罪。他揭发他们希望用母语写作，出版犹太语书籍，保护本民族文化古迹，保留自己的剧院并在其中上演老剧目。切普佐夫将军指责其中一名被告：“为什么一名共产党员、作家、马克思主义者、先进的犹太知识分子，要同教士、拉比、蒙昧主义者交往，同他们谈经论道，请教他们关于无酵饼、祷告书和犹太教所谓洁净肉食的问题？” 当局要求犹太人彻底同化，就像现在的前苏联共和国要求其境内的俄罗斯族人彻底同化一样。一名文化程度不高的侦查员在看到作家阿布拉姆·科甘在自己的审讯记录上改正错误时痛打了他一顿：这家伙，懂俄语，却用犹太语写作！关心民族文化被认为是有害的，是反爱国主义的。然而，将军和他的陪审员们不想为此而枪毙他们。
冒着开除党籍、失去功名的危险，可能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切普佐夫将军请求中央允许驳回案子作进一步调查。
但政治局委员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不允许这样做：“您想让我们在这些罪犯面前屈膝投降吗？对这件案子的判决是经过人民批准的。这个案子政治局研究过三次，请执行政治局的决定。” 于是，那些被告在斯大林去世前几个月被枪毙。假如案件被驳回作进一步调查，他们就会得救。
被铲除的是那些最忠实于当局的人。几乎是在博尔夏戈夫斯基的书面世的同时，前克格勃将军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的回忆录在美国出版。在关于苏联核武器间谍活动的一章里，他提到了巧妙地招募了美国人作间谍的情报员格里戈里·海费茨。
在回到莫斯科后，海费茨被任命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副责任秘书--肩负向国家安全部汇报一切情况的职责。
1948年夏天，海费茨编录了几份犹太人名单，这些犹太人曾前往反法西斯委员会，请求派他们以志愿者的身份前往巴勒斯坦，同当时苏联报刊猛烈抨击的阿拉伯反动分子进行战斗。他把名单交给了国家安全部，以便安全部“采取措施”。海费茨一案被单独立案审理，对他的判决不是死刑，而是25年劳改……
尽管受到了侮辱与折磨，这些早已不再年轻、身体也不是很健壮的人表现出了精神的力量和勇敢的气概。亚历山大·博尔夏戈夫斯基写道：“如果没有最后射出的子弹，如果没有鲜血，我们本可以为受侦讯者的勇敢无畏而高兴……”
在斯大林死前的最后几个月，对“医生案” 的侦查变得很疯狂。这使人觉得，公开庭审的日期早已确定下来了。一名侦查人员曾带着他那种职业所特有的抱怨口气对被捕的拉波波特教授说：“您怎么能提供这样的口供？带着这样的口供是无法公开出庭的！”
国家安全部的侦查员们对医生一案很着急，因为得尽快搞到关于他们为哪个国家的情报机关工作的材料。当时还在准备第二个案子，是关于克里姆林宫保卫部门的一个军官的，此人似乎与美国人有联系。
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对美国提出严厉指控，不仅指控它干涉苏联内部事务，而且指控它针对斯大林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策划恐怖活动。例如指控美国人打算在斯大林等人在克里姆林宫出现时，从座落在练马厅广场的美国使馆的窗户里向克里姆林宫开枪射击。
美国大使实际上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外出休假，但却不能回来：不让他回莫斯科。使馆无人领导。苏方要求将两名使馆工作人员引渡给苏联司法部门。
美国人回忆说，他们生活在莫斯科就像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堡垒里面，他们有一种感觉，即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逮捕。
苏联人觉得处处都有外国间谍。据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回忆，1952年夏天，他同白俄罗斯共青团第一书记、前游击队员、苏联英雄彼得·米罗诺维奇·马舍罗夫被派往奥地利参加保卫和平青年大会。在维也纳他们到处都看到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马舍罗夫微微蠕动嘴唇，对阿朱别伊说：“这是个特务，记住他，阿列克谢，不要留下痕迹……”
淄莫夫教授说：“1950年被捕的人曾回忆说，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通往审讯犯人的侦讯楼的楼梯台阶严重磨损，以至于根本没法走，只能贴着墙走。而关门装修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新的犯人源源不断……”
斯大林打算重复1937年的大清洗。那个时候搜捕的是德国间谍，现在是美国间谍。
令历史学家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是，斯大林在时不时地宣布某位最高层领导人应对国家的所有问题负责时，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老年人的偏执狂，而在多大程度上又是出于一种卑鄙小人的盘算。
我已经引述过作家科尔涅利·柳齐安诺维奇·泽林斯基关于他同法捷耶夫几次谈话的回忆录。有一次，是在战后，法捷耶夫被斯大林叫去：
“法捷耶夫同志，您应当帮帮我们。您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真正地帮助国家同敌人作斗争。我们给了您一个‘秘书长’的响亮称号（1946-1954年，法捷耶夫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秘书长一职--作者注），而您却不知道，您周围有一些老牌国际间谍。”
“可谁是间谍呢？”
斯大林微微一笑，有的人因为这种微笑而晕过去，法捷耶夫也知道，这一微笑没有什么好兆头。
“为什么要我告诉您这些间谍的名字呢？您本应当知道的。不过，法捷耶夫同志，如果您是一个这样差劲的人，那么我可以给您提个醒，告诉您该从哪个方向去找以及您能帮我们做什么。第一，老牌间谍是您最好的朋友帕夫连科。第二，您很清楚，伊利亚·爱伦堡是个国际间谍。第三，难道您不知道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是英国间谍吗？我此时问您，您为什么对此保持沉默？为什么您不给我们任何暗示呢？……”
斯大林想再次使用那种在他看来确保他1937年大清洗获得成功的模式。他那时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他让中央书记叶若夫接替肃反头子亚戈达，将老工作人员清除出国家安全机关，派职业党务工作者前去接替。而那些被捕者被列为德国间谍，因为人民感觉到了来自德国的威胁。
如今肃反头子阿巴库莫夫被苏共中央局长伊格纳季耶夫所取代，党和共青团机关里的年轻人被调往国家安全部。被捕者被称作是美国间谍。但鉴于1952年公众的情绪不同于1937年，需要进行公审。公审可以激化国民的仇恨，可以为大清洗创造必要的气氛。
然而斯大林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一切……
斯大林之死的三个说法
在3月份的那一天，在领袖的尸体旁，瓦西里·斯大林第一个喊道，他的父亲是被谋杀的。这样想的人不止他一个。
斯大林即使上了年纪，看上去也像是一个体格强壮的人。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他会猝然死亡，虽然最后几年他一直疾病缠身。根据保存至今的文件来判断，他得过两次中风。但当时这事是不能说的。
当他感觉不适的时候，他不让任何人到他跟前来。他曾在南方生病。在他第二次中风的时候，贝利亚想前去探望他，斯大林没有允许。
他不仅不需要纯粹出于人性的同情，而且也不想让人知道他有恙在身。他的病是国家最高机密。所有人都认为，领袖身体健康，并且在工作着，即使是休假时也在工作。
苏联报刊每天写这个人的事情，而他想的是让同胞们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允许他们知道的范畴。
比如，在所有的百科全书和官方的履历介绍中都写着，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生于1879年12月21日（公历）。但有文件表明，他的出生时间比通常认为的要早一年零三天，不是1879年，而是1878年。
在哥里圣母升天教堂的生死登记册上写着，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生于1878年。
他在哥里教会学校的毕业证明、警察局的文件以及他1920年亲手填写的履历表上也写着这个年份。此后他的出生年份便被更改了。
斯大林后来自己填写表格时，出生年份一栏他干脆就空过去不填了。如果是别人按他的口述来填写，那就让写多大年纪，比方说45岁--还是没有指明出生年份……
历史学家们认为，此事是有缘由的。
瑙莫夫教授说：
“这样做似乎是想掩盖在蹲监狱期间同宪兵局打交道的事情。如何从卡片库里找一个人呢？得知道姓、名、父称和出生日期。如果出生日期不一样，人就找不到了……”
这是不是说，历史学家们还是怀疑斯大林同宪兵局有某种关系？
瑙莫夫教授说：
“这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情。谁知道一个人进了监狱后会有什么样的言行呢？
自由的时候，跟同志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英雄；而在那里会是另一个人。特别的关系很可能不会有，但是某种动摇和尽快获得自由的愿望是可能有的。而斯大林不希望有人知道这件事……”
斯大林的私生活和健康状况也属于这类秘密。战前他是个健康的人，只是经常得流感和咽峡炎。
保留在政治局档案里的斯大林个人案卷被人巧妙地清理过了，没有完整的病历。
有那么个别几页装在封口的信封里。上面可以找到关于困扰斯大林的没完没了的感冒和咽炎的医生记录。但关于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却只字未提。他曾经向周围的人抱怨说头痛，这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典型的症状，而有关他这种抱怨的医疗记录却没有。
战后他开始病得厉害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从1945年起，他每年都要在南方度过三四个月。通常都是在12月ZI日，即他的生日前回来。在远离众人的南方，他接受治疗。对他进行的一些分析化验的结果保存了下来。只是开的证明用的都是别人的名字，一般都是取送单据的保卫人员的名字。1952年，所有化验单据用的都是他的侍卫长赫鲁斯塔廖夫的名字。
瑙莫夫教授说：
“有人说斯大林不关心自己的身体，经常赶走医生，说给他治病的是波斯克列贝舍夫，这并不符合事实。波斯克列贝舍夫对请医生一事负责。而且给斯大林开的所有药，他都要第一个服用！”
这种中世纪所使用的防止中毒的方法是否证明斯大林很怕死？
瑙莫夫教授说： “斯大林就像他的帝国里的所有人一样胆小怕事。他怕遭到谋害，怕有人给他下毒。他活在一个充满刑事犯的世界里。如果他杀人，那么为什么别人不能杀他呢？
他在自己的别墅里就餐时，也都不急于吃东西。每个菜都得有人尝过。人们把这当成是关心客人的表现……”
前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拉科西·马加斯曾在苏联生活多年，他回忆说，斯大林通常要同政治局委员们一起吃晚饭：
“食物和饮料放在一个大桌子上，每个人都自助，包括斯大林。他总是充满好奇心地掀开菜盘上的盖子，让我注意这道或那道菜。聚餐的时候斯大林甚至总要多喝几杯。我不止一次观察他如何端着并不适合用来喝香槟的高脚杯，一小口一小口地饮用齐姆良葡萄酒或是香摈酒。不过斯大林喝酒的过程就像他抽烟一样，同抽烟本身相比，斯大林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撕开‘黑塞哥维纳’牌烟的纸卷，将烟丝装满烟斗，然后一口一口将烟丝引燃。
“这种晚餐的气氛是无拘无束的。人们讲着笑话，甚至有不少是下流的笑话，伴随而来的是在座众人的哈哈大笑声……
“当凌晨三点钟斯大林走出房间时，我提醒政治局委员们：‘斯大林已经73岁了，这种延续到深夜的晚餐不会损害他的身体吗？’同志们让我放心，对我说，斯大林知道分寸。的确，斯大林回来了，但几分钟后便起身，人们也开始散去。”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描述了斯大林在“近郊” 别墅度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新年的情景：
“斯大林心情很好，因此自己喝了很多酒，也让别人多喝。然后他走到电唱机前，开始放唱片。大家听了管弦乐、俄罗斯民歌和格鲁吉亚民歌。然后他放了舞曲，于是大家都开始跳舞。
“我们有一位‘公认’的跳舞高手--米高扬，不过他跳什么舞都是一个样，无论是俄罗斯舞还是高加索舞，所有舞都从列兹金卡舞开始。而后伏罗希洛夫跟着跳了起来，其他人也随之起舞。我本人没有‘动手动脚’。布尔加宁脚踏节拍，和着一首俄罗斯的什么舞曲。斯大林也挪动双脚，摊开双臂。我要说，大家的情绪都不错。
“后来斯韦特兰娜露面了。父亲当时就让这个不喝酒的年轻女子跳个舞。女儿执意不肯，斯大林这个当爸爸的便开始一个劲地揪她的头发。”
两个月后，领袖与世长辞。
在3月的那些日子里，国家安全部因斯大林生病而写了几份反应综报。落款日期为3月5日的军内反应综报目前已被解密。我们只从中节选几个片断：
“斯大林同志之所以得了重病，罪魁祸首还是那些医生杀人犯。他们给斯大林同志服用慢性毒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