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同志有高血压，而他的敌人却让他到南方去治疗。看来这也是医生所为。”
“斯大林同志可能也是中了毒。我们面临艰难的生活，他们毒害了所有人，而真话却不能说。如果斯大林同志不能康复，那么我们应当到以色列去，消灭犹太人。”
不过，当时也发现有人说：“他是罪有应得。”这些人被下令逮捕。
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相信，斯大林是被害死的。有关的说法有很多。
第一种说法：
斯大林是贝利亚害死的，因为他知道斯大林准备除掉他，于是赶在领袖前面下手了。
按照这种说法，贝利亚预先除去了所有忠于斯大林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保卫总局局长弗拉西克将军，他在领袖身边安插了自己的人。
贝利亚安插了斯大林的私人医生--他专门为此策划了“医生案”--斯大林不信任其他医生，不让他们靠近自己。在需要的时刻，贝利亚命令国家安全部保卫局的工作人员赫鲁斯塔廖夫给斯大林打了致命的一针。
事实上，贝利亚在那些年并没有掌控国家安全部，斯大林的侍卫并不由他来挑选，“医生案”也不是他策划的。但即便没有证据，传闻依然存在。
第二种说法：
斯大林是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害死的，因为斯大林想把所有犹太人都赶到西伯利亚。
在别墅交谈时，卡冈诺维奇要求客观审理“医生案”，由此出现了争吵。斯大林想叫警卫，但米高扬没让他按铃。斯大林突然发病，而后一命呜呼。
关于这一说法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卡冈诺维奇让自己的侄女萝扎作了斯大林的情人，她在领袖的药房里偷偷更换了药片。
从来就没有什么萝扎·卡冈诺维奇，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本人到死都是斯大林最忠实的奴仆，他的胆子特别小，一辈子都没敢反驳过斯大林。但有人愿意相信确实有这么回事。
第三种说法：
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有一个电水壶，中央主席团（在1952年召开的18大上，政治局改名为主席团）的任何一名成员都有可能偷偷在里面下毒。斯大林在送走同志们之后想喝点茶，结果却喝了毒药。
当赫鲁晓夫等人早晨回来后，斯大林还活着。他们看到斯大林躺在地板上，便勒他的脖子。最终弄死了老头儿。而保卫人员则被他们枪毙，为的是谁也不知道这件事。
这是最为荒诞离奇的一种说法……
根据近些年来收集到的文件资料来判断，1953年3月的那些天，情况是另外一个样子。
多年担任《真理报》总编辑的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回忆说，位于昆采沃的那所木制结构的别墅，即斯大林那所著名的“近郊”别墅，先前只有一层楼，后来又加盖了第二层。紧挨着别墅的是警卫和服务人员的住房。墙上挂着一个标有数字的信号盘。每一个数字对应的是别墅里的一个房间或是一个地段。信号盘上亮着小灯，这是为了让警卫知道，斯大林在什么地方。他始终处于监护之中……
那天早上斯大林比平时晚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警卫们不敢去打扰他。而当他们进去之后，发现他躺在地板上。
各种说法的制造者都肯定地说，警卫人员将所发生的事情报告了贝利亚。“可为什么报告给他呢？”人们向这些制造者们提出疑问。
事实上，警卫人员按规定给安全部长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打了电话。而他吓坏了，对警卫说：给贝利亚或马林科夫打电话。他们给马林科夫拨通了电话。他当时的职位应该算是最高。他本人又给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打电话。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4个人一起来了。
为什么是这4个人呢？因为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几周内只邀请过这4个人来这里。
其他人来不了。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甚至还有老朋友伏罗希洛夫全都处境不妙。斯大林不让他们到自己的别墅来。他说莫洛托夫是美国间谍，称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这一切并不是在开玩笑。
斯大林在生前最后一次党代会即党的19大上，挑选了许多新人进入中央主席团，这意味着，他想仔细观察一下他们。他把新人召集到在一起，同他们交谈，告诉他们，中央书记应当怎样工作，主席团成员应当怎么做。他打算用他们来取代老的领导层。因此不论是莫洛托夫。米高扬还是贝利亚--等待他们的都是逮捕。
4人到来后，警卫人员汇报说，他们发现斯大林躺在地板上，于是把他抬到了沙发上。现在他看上去像是睡着了。政治局委员们胆战心惊，不敢进他的房间：万一斯大林突然醒过来，发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闯进来，那可怎么办。他们走了。
警卫人员第二次打电话，党的所有领导成员都已聚到一起--有责任大家都担着！他们在医生的陪同下一起来到了别墅。
第一个走到斯大林跟前的医生不敢抓他的手。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来到已经垂死的斯大林的房前，可他却不敢进来。
领袖的生命危在旦夕，可他们还在他身旁战战兢兢。谁也没有向他伸过手去。
斯大林自己害死了自己。他在自己身边制造了这种恐怖气氛，以至于他的助手和警卫在他临死时都不敢去帮他。
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害怕斯大林。原因众所周知。赫鲁晓夫回忆了差不多是最后一次来斯大林别墅时的情形。当时他坐到了桌子旁，一叠文件将他挡住了，领袖看不到他的眼睛。他对赫鲁晓夫说：“你藏什么？我又不会逮捕你。把文件挪开，坐近点……”
有人说，斯大林生前最后几个月没有医生照料，没有接受治疗。我就此请教了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瑙莫夫教授，他研究过领袖的私人文件。
“不是这样，”瑙莫夫教授回答，“医生在他身边。在最后一次发病时他们也在跟前。至于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许多情况还不清楚，这是另一码事。但有一点已经可以确定，斯大林那一晚并没有睡觉。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穿着衣服。而且他也没有摘下假牙。假如他上床睡觉的话，他一定会摘掉假牙的：所有戴假牙的人都知道为什么夜里一定要把假牙摘下来。”
现在可以完全肯定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当斯大林还没有死并且医生们甚至说他的情况略有好转的时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便已急急忙忙开始瓜分权力了。
正因为如此，在1953年3月的那几天，贝利亚守在已经失去知觉的斯大林的身体前，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可当他觉得斯大林的眉毛好像略微动了一下后，他吓得跪了下来……令他的战友们感到幸运的是，斯大林终究也没有康复。
3月5日，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天，伊格纳季耶夫当选为中央书记，主管护法机关。
而过了整整一个月，4月5日，贝利亚将他赶下台，理由是他在领导前国家安全部的那一年半时间里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在决定停止调查“医生案”并释放被捕者的那次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议的第三点是这样写的：
“建议苏联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就国家安全部极端粗暴地歪曲苏联法律并伪造调查材料一事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解释。”
贝利亚可能是想把他送进监狱，可马林科夫救了自己人。伊格纳季耶夫是马林科夫的人，而且他也没有忘记这一点。近几个月来，他把自己的所有报告都送给了斯大林和马林科夫。“鉴于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在领导苏联前国家安全部期间犯下严重错误”，他被开除出中央书记处，被调往巴什基尔担任州委书记。
但到了7月份，当贝利亚被抓起来之后，伊格纳季耶夫成了“受贝利亚迫害的人”。
更主要的是，伊格纳季耶夫及时地从马林科夫那里转而投靠了赫鲁晓夫。他被恢复了中央委员资格，尽管伊格纳季耶夫直接审理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案子并策划了“医生案”。
的确，在最紧张的那一刻，他突发心脏病，后来的诊断是心肌梗塞。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掉进了绞肉机里，面对这种残酷的局面，即使是强健的心脏也会受不了的。
于是，安全部有关上述案件的所有信函都由接替伊格纳季耶夫的第一副部长戈格利泽来签发。他也向斯大林汇报工作。因此伊格纳季耶夫很走运。
他是一个普通的党务工作者，一个官僚。斯大林指望在他身上看到第二个叶若夫，那个赶走了机构内所有人员、带来一班新人、自己亲自下牢房、亲自审问犯人并动手打人的叶若夫。伊格纳季耶夫辜负了他的期望，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他认真准确地执行领袖的一切指示，要求下属们逼出需要的供词，而自己却坐在办公桌后面。
失望的斯大林直接对他说：“你怎么，想吃闲饭？休想。你忘了列宁下令枪毙卡普兰？还有捷尔任斯基吩咐除掉萨温科夫。你要是怕手脚不干净，我打你嘴巴。
要是不完成我的指示，你会被送进阿巴库莫夫旁边那间牢房里。”
赫鲁晓夫在20大的秘密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回忆了这件事：“伊格纳季耶夫代表就坐在这儿，斯大林对他说：您要是不能让这些人认罪，您就会掉脑袋的。他亲自叫来侦查员，亲自下达指示，亲自告诉他侦查方法--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打……”
伊格纳季耶夫于是得了心肌梗塞，这在如此残酷的情况下不足为奇。假如斯大林不死，伊格纳季耶夫也会跟着阿巴库莫夫进监狱。所以，那些在斯大林棺前流泪的人，他们是在为自己能活着而高兴得流泪。
赫鲁晓夫没有把伊格纳季耶夫调回中央，不过伊格纳季耶夫还是干了4年的巴什基尔州委第一书记，还担任了3年鞑靼州委第一书记。1960年，赫鲁晓夫让这个4枚列宁勋章获得者告老还乡。伊格纳季耶夫当时只有56岁，但赫鲁晓夫已经不需要他了。这位前国家安全部长共享用了20多年的个人特批退休金。
他死于1983年，死后被安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
1983年11月30日，《真理报》上刊登了一则不长的讣告，宣布了“联盟级个人特批退休金领取者、1926年入党的苏共党员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去世的消息。讣告中说，“他谦逊质朴，关心他人”。
第八章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1904年生于赫尔松省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他差不多从10岁起就开始做工。父亲离开了村子，到铁尔梅兹的轧棉厂工作。未来的部长也在那里干了4年。然后到了一个铁路工厂给钳工当帮手。
1919年底，伊格纳季耶夫当上了布哈拉铁路主机务段共青团支部书记。
1920年，这名活跃的共青团员被肃反委员会录用。他参加了攻占布哈拉市的战斗，那次战斗赶走了酋长，布哈拉转由莫斯科政权控制：先是表面上宣布成立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1924年被称作布哈拉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几个月后，前布哈拉酋长国的土地被分割，分别归属土库曼、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布哈拉人同苏维埃政权长期对抗。他们被称作巴斯马奇分子，并被有计划地消灭。未来的国家安全部长也参加了这些战斗。
1926年，伊格纳季耶夫入了党。1935年，他毕业于斯大林工业学院，后进入中央委员会工业部工作。他在当时著名的中央书记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的领导下工作。当上党务工作者后，伊格纳季耶夫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两年后，即1937年，有赖于叶若夫的努力，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空缺职位，伊格纳季耶夫出任布里亚特--蒙古州委第一书记：1923至1958年间，布里亚特称为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战争时期他是在后方度过的。1943年，他升任巴什基尔州委第一书记。
战后，1946年，中央委员会内部建立了党员干部考查局，该局集中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省委书记。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被任命为局长。伊格纳季耶夫成了他的第一副手。这工作很适合他干。
帕托利切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很信任伊格纳季耶夫，对他评价不错。一年后，他被派往白俄罗斯任中央书记，负责农业和采购。然后被提升为第二书记。1949年，伊格纳季耶夫被派到了国家的另一头，担任中央中亚局书记兼中央驻乌兹别克共和国特派员。
这名言语不多的、理想的机关工作者后来被马林科夫看中，他把伊格纳季耶夫扶上了国家的主要人事主管这一不久前还是他本人占据的重要职位。
伊格纳季耶夫领导中央委员会党、工会和共青团干部局两年时间，从1950年到1952年。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 斯大林怕他
1953年3月5日，贝利亚元帅成了国家领导之---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内务部长。而6月26日他就被逮捕。他当权114天。
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他着手采取措施，使这个几乎完全被断送的国家得以复苏：释放了第一批政治犯，缓解恐惧气氛，外交领域出现了最初的缓和迹象。停办了由国家安全部搞出来的几个声名狼藉的案子，并且惩罚了这些案子的策划者。开始在已经打了3年仗的朝鲜进行和谈。
医生们还没有确定斯大林的死因，而他的战友们却已开始瓜分权力。原来由斯大林担任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交由马林科夫担任。在最高苏维埃例会上提议让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恰恰是贝利亚。
在斯大林生前，马林科夫是二号物，现在他按常规当上了头号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还给自己保留了一个中央书记的头衔，而马林科夫放弃了这一职务。
4个最重要的物成了政府第一副主席：贝利亚，他还是内务部长；莫洛托夫，他还是外交部长；布尔加宁，兼任国防部长，还有卡冈诺维奇。这4个同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一起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核心。
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总共由5组成，不过第5位--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差不多立即就被丢脸地开除出书记处。领导党的工作的是赫鲁晓夫，但他只是到了1953年9月才当上第一书记。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认为，政府比党中央重要。
列宁时期是这样，斯大林后期也是如此。关键的问题都是由部长会议主席团解决。
况且，除了赫鲁晓夫之外，中央书记都是些威望不高的机关工作者，他们不可能也不敢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争执。
赫鲁晓夫后来在中央全会上说，匈牙利党和政府的领导拉科西·马加斯来到莫斯科，他礼貌地问苏联的同志：“我向诸位请教，什么问题应当在部长会议内解决，而什么问题应当在中央委员会解决？” 当时贝利亚轻蔑地说：“什么中央委员会？
就让部长会议解决一切算了，中央委员会就摘事和宣传吧。”
5月8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完善国家机关的工作》的社论。社论说：“党的委员会取代了苏维埃机构并使其失去独立性，代替它来工作……承担了不属于自身的行政命令职能……”所有都注意到了这一社论。
3月5日通过决定：建立一个将内务部和前国家安全部合二为一的统一的内务部。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博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和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被任命为贝利亚的第一副手。
贝利亚从牢里释放了大约半数在伊格纳季耶夫任部长时被逮捕的安全部工作员，释放的是那些他信任的和他需要的。除少数外，肃反工作者们为他返回卢比扬卡感到高兴。
在伊格纳季耶夫当部长期间担任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副局长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对我说，斯大林死的时候，他在英国，随一个青年代表团去了那里：
“我回到莫斯科，主事的已经成了贝利亚。他两次召见我，建议我留在机关里。
我说，我不是肃反工作者出身，而是搞宣传的。他说：‘我和你就是要展开这样的宣传，所有都会吃惊的。’他是在五一节前夕接见我的，他穿着一件衬衫，扣子敞到肚脐，领带松松垮垮，袖子卷起来，手臂毛乎乎的，手指胖胖的，说着粗野的骂娘话。我当时想：‘科利亚（尼古拉的小名--译者注），你居然还在红场上举着他的画像？！你举的是什么的画像？这是个流氓，是个政治冒险主义者--很有才能，但是个冒险主义者。”’
“您当时居然想到这些？”
“是的。我还想了另外一点：不要给自己塑造偶像，要理智行事。我说，我请求让我回社会科学院去学习。他说：‘回去想一想。’我给同志们打电话，他们说：
‘离开吧，要不会进监狱的。我们现在什么也干不成。’一周后，他第二次把我叫去。‘怎么样？’我说：‘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同志，我请求调我回社会科学院学习。’‘是最后决定吗？’‘是最后决定。’‘收拾行李，到莫斯科的大街上讨饭去吧……’共青团中央的朋友们将我藏在远离莫斯科的一座别墅，而到了拉夫连季被抓起来之后，我重新回到了科学院……” 贝利亚将原来的内务民委员部当中的一切都置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他有宏伟的计划。正如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后来所说，他极想大于一番。
在贝利亚之后被逮捕的前国家安全部长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在自己的供词中写道：
“在斯大林下葬前一天，贝利亚突然给我家里打电话（他已经有8年没这样做了），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并请我到克里姆林宫他那里去。
“原来是让我参与校订贝利亚在斯大林葬礼上发表的讲话稿。我们花了8个小时一同修改讲稿，在这期间，我注意到了贝利亚的情绪。他很高兴，逗乐说笑，似乎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心情舒畅。
“我因斯大林同志逝世而心情压抑，无法想象一个在这些日子里如此快乐，如此随便。现在我得出结论；贝利亚其实不仅不爱戴作为领袖、朋友和导师的斯大林同志，而且甚至可能在期待着他的去世（当然是指最近几年），目的是要开展自己的活动。”
这是确定无疑的。贝利亚不喜欢斯大林，他害怕斯大林。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位于沃伦斯基的斯大林别墅的那些酒席宴上，斯大林让贝利亚充当酒宴主持，不知为什么叫他检察官。斯大林喜欢看贝利亚如何把政治局委员们灌醉，如何嘲弄他们。但在新的一次事变中，贝利亚就要步自己前任的后尘了。
在格鲁吉亚国家安全部里，经斯大林的批准，“米格列尔案”酝酿成熟了。米格列尔是居住在格鲁吉亚的一个部族，这个“案子”是针对米格列尔贝利亚的。斯大林在送别侦查员时说：在米格列尔当中挖出个大物。这是命令。贝利亚离被捕不远了。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瑙莫夫教授对我说：
“国家安全部的惯例是这样的。如果犯提到了中央主席党团的某位成员，那么原来的审问程序便停止进行。侦查员向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报告，局长再向部长汇报。然后所有都到部长那里去，只有在那里才能继续进行审问。以后编写材料呈报斯大林时，主席团成员的名字避而不提，而是这样写：‘觊觎国家权力的军’。这是指朱可夫。或者：‘包揽苏联外交事务的重要国务活动家’。这是在说莫洛托夫……”
如果斯大林允许继续调查这名主席团成员，那么在下一阶段，文件里便会出现他的名字。可是要怎么做呢？即便是有权接触机密材料的打字员，也要凭许可证来打材料，而主席团成员的名字要由专亲手填写。在逮捕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审讯记录中可以公开称呼其名字。1952年，在国家安全部的文件里经常可以看到贝利亚的名字--既牵涉格鲁吉亚的案件，也牵涉“医生案”。
安全部的文件将他写成是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情绪、准备颠覆苏维埃政权并攫取权力的。
贝利亚发现，斯大林将身边那些由他贝利亚提拔上来的都给收拾了。他知道，他的谈话被窃听并做了记录。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斯大林不再需要他了吗？
早在1941年，斯大林实际上已经不让贝利亚接触国家安全事务。斯大林不断地改变该部门的结构，重新进行事调整，这说明他无论是对该部门的工作，还是对其领导即贝利亚，都不满意。
瑙莫夫教授说：
“令研究员感到不解的是，斯大林为什么经常要委托贝利亚向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传达这样或那样的指示。实际上伊格纳季耶夫预先就已经知道贝利亚要跟他说什么，他们要谈什么。要知道，斯大林见国家安全部长的次数多于见政治局委员的次数。不过程序如此，伊格纳季耶夫认真地记录下一切：贝利亚同志打电话，转达斯大林同志的话，比如这个案子的被告应该判以最高处罚。贝利亚和伊格纳季耶夫的谈话被记录下来并呈送斯大林，为的是让他更容易地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们监督贝利亚，希望抓到他的不慎言辞。他知道这一点。因此，有几次伊格纳季耶夫注明：贝利亚同志拒绝谈论这个话题……”
斯大林把贝利亚调离了卢比扬卡，但仍利用他作稻草。贝利亚虽然什么都不管了，但他仍代表着惩罚机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明白，他的残酷博得了斯大林的赞许。领袖对他的战友们评价不高，认为除了贝利亚党内的这些同志可能都意志薄弱。
瑙莫夫教授说：
“斯大林看重贝利亚哪一点呢？他是一个可靠而又残酷无情的。所有血腥的案子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都交给贝利亚去办，他知道他的手不会打颤。但斯大林培养了他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接班。至于原子弹和导弹方面的工作，则已经都安排好了，所以不那么需要贝利亚了。更何况斯大林还怕他。”
“怕他？”
“斯大林害怕被谋杀。他怕别给他下毒。所以，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员们知道这一点后，在审理所有案子--甚至是中学生的案子--过程中，都要在起诉书中加上策划恐怖活动这一条。
“既然可以策划谋杀托洛茨基，那么为什么不会有策划谋杀斯大林呢？所以在他晚年，他撤换了沃伦斯基别墅的所有保卫员和仆--只有3个例外。他想把跟他赶走的那些有关系的全都开掉，因为他们可能怀恨在心并伺机报复。他抛弃了自己多年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保卫总局局长弗拉西克，因为他怀疑他们向贝利亚通风报信。而他不希望如此。”
“那么斯大林是否想过贝利亚可能冒险？”
“他认为他是一个可能干出任何事情的冒险分子。贝利亚感觉到对他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后来说，当他给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打电话的时候，后者只用‘是’或‘不是’来敷衍。他甚至害怕交谈。这发生在他同当时的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谈话被录音，而阿巴库莫夫几周后被送进监狱之后。”
“贝利亚意识到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了吗？”
“当然！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一样岌岌可危，但每个对受到领袖宠爱还抱有一些希望。而贝利亚只盼着斯大林在抓他之前一命呜呼。他掌握着有关领袖健康状况的准确消息。要知道，他的遍布各类职位。”
卡冈诺维奇后来说：“贝利亚曾对我们讲，假如斯大林敢逮捕他，肃反工作员会造反的。”正因为如此，他的同志们在1953年6月也不敢只是撤销他的职务，而是将他逮捕。他们不想让自己遭到报复。
第一批冤案平反及“解冻”
马林科夫成了党和国家第一号角色。但他的权威和意志力都不足以使他成为头号物。因此他同贝利亚结盟，以求稳住政权。他们暂时还没有认真看待赫鲁晓夫，没有把他当成竞争对手。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组成了三领导集团。但贝利亚不把其他同事当回事，而是独立行事。
他们同贝利亚的差别在于，他们怀疑自己能否治理好这么大一个国家。他们长时间地习惯于执行斯大林的命令，以至于许多的意志都变得麻木了。而贝利亚则毫不怀疑地认为，他能够完成任何任务。
在国家其他领导成员还在艰难地适应新角色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行动了--独立而自信。他掌握着一切手段，国家安全机关无所不能，谁也不敢质问：您在那儿搞什么呢？
担任内务部长后，贝利亚立即建立了4个班子，分别审查“医生案”、“米格列尔案”、被指控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反革命组织的安全部工作员一案以及苏联国防部炮兵总局被捕工作员一案。然后他又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审查对苏联空军领导层和航空工业部工作员的指控。
4个班子很快就报告：所有案子都是凭空捏造的。由贝利亚签发的命令中说：前苏联武装力量部除奸反间谍总局的侦查是主观而又肤浅的。
此后立即开始为战后被逮捕的那些著名的军事指挥官平反昭雪。
4月2日，贝利亚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关于谋杀国家犹太剧院艺术指导、苏联民演员所罗门·米哈伊洛维奇·米霍埃尔斯的情况的材料。
4月3日，应贝利亚的倡议，中央主席团通过决定，为因“医生杀犯”一案而被捕的恢复名誉：
“批准苏联内务部的建议：
l）释放因所谓的‘医生--破坏分子案’而被逮捕的医生及其家庭成员共37并为其彻底平反；
2）对那些想方设法捏造这一挑拨性案件并粗暴违反苏联法律的前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员追究刑事责任。”
4月4日，贝利亚签发了《关于禁止对囚犯采取任何强迫措施和体罚措施》的命令：
“认定在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严重违反苏联法律，逮捕无辜的苏联公民，肆无忌惮地伪造侦查材料，大量使用各种逼供方式--严刑拷打囚犯、昼夜用手铐将双手铐在背后（个别情况下持续达数月之久），长时间不让睡觉，脱去犯衣服将其关入冰冷的囚室等现象。
“在前国家安全部领导的指示下，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和内部监狱，拷打囚犯在专门为此配置了刑具的房间中进行，并由那些从监狱工作员中专门挑选出来的组成一个特别小组用各种各样的刑具来实施。
“这种极其残暴的‘审讯方式’致使那些无辜被捕的被侦查员折磨得体质下降、精神压抑，而其中个别被折磨得没有样。
“伪造材料的侦查员利用囚犯的这种状态，将预先编造好的供认曾从事反苏活动和间谍恐怖活动的‘认罪书’强加于他们。
“类似这样不道德的侦查方式将办案员的努力引上了欺骗的道路，而国家安全机关不再关注同苏维埃国家的真正敌之间的斗争一”
重新审查的只有那些同贝利亚无关的近一个时期的案子。至于其他被抓错了的，他没有去考虑。
然而当1953年4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内务部关于为“医生杀犯”恢复名誉的公告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首次承认国家安全机关犯了罪。社会上的紧张局面得以缓和。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 1953年大赦
贝利亚将内务部变成了权力中心。他在这几个月将其能抓到的一切机构都置于他的领导之下，甚至包括部长会议报刊保守军事和国家机密全权代表公署（新闻检查机关），以及地理测量和地图绘制总局。
不过，他不再让内务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将所有用犯劳动的建筑工程局和工业企业都分配给了各专业部。他只是讨厌从事经营活动。他想当政治家。
工业建筑工程总局和专业工程总局并了从事核武器生产的部长会议下属第一总局。
劳改营里的囚犯以及劳改机构和武装警卫队的工作员--也就是整个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和儿童教养所，他都交给了司法部。
他放弃了一切，除了用来关押特别危险的国事犯（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和民族主义者）和以前那些战俘当中的战犯（德国和日本）的特别劳改营和特别监狱。内务部特别劳改营里共关押着22万。他们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才被释放。
贝利亚组织发起了1953年的大赦。这次大赦被认为是极其错误的。实际上，此次大赦给那些因犯轻罪而坐牢的打开了通往自由的道路，而后来犯这类罪行已不会被抓去蹲监狱了。
1953年3月26日，贝利亚致函中央主席团，说在劳改营。监狱和劳教所共有250万。大部分囚犯并不会给社会带来危险：这是些妇女、少年、老和病。
这样庞大的一个数字是由战前苏联开始实行的严酷的司法制度造成的，那时，私自离开工作岗位、读职、经济犯罪、轻微投机倒把和偷盗都要蹲监狱。
而1939年6月15日发布的一项命令还禁止因犯工作出色而提前将其释放。此命令是斯大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了一番话之后出台的。斯大林说：“我们做得不好，破坏了劳改营的工作。这些当然需要获释，但从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就不好了……不能让这些留下来工作吗？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奖赏，颁发勋章？可以提前让他们成为自由，但要让他们作为雇佣工留下来搞生产……这就像我们过去所说的--自愿与强制买公债，这里就叫做--自愿与强制留下来。”
从30年代中期起，对刑法典的大部分修改要么是斯大林本的倡议，要么是根据他的指示进行的。
1942年2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对那些没有干满法定劳动日的集体农庄庄员进行刑事处罚的命令。
从1940年起，生产劣质产品的工厂厂长要被判刑5-8年。强奸罪从此比杀罪判得还要重。
1947年通过了关于加重盗窃犯刑事责任的命令。犯被判处长期监禁。因犯此类罪行而坐牢的有120万。少年因小偷小摸而被判几年。在莫斯科，一名13岁少年因从合住的邻居家里偷了两罐果酱和一点面包被判了5年。
在劳改营里有3万是集体农庄主席、旅长、工程师、企业领导，他们因演职、经济犯罪和触犯军法而被判5至10年。
牢里有40万妇女，其中有6000名孕妇和35000名有着两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坐牢的还有24万老年和3 1000名因小偷小摸和流氓行为而被判刑的未成年。
贝利亚建议释放约100万。那些被判5年以上徒刑，犯有反革命、抢劫、巨额侵占盗窃和谋杀罪行的不在大赦之列。
与此同时，贝利亚建议尽快修改立法，减轻非严重罪行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对经济犯罪、日常生活中的违法行为和读职罪通过行政措施予以惩罚。
贝利亚在信中写道，法院一年要审理150万的案子，其中有65万被判监禁，而他们当中有一半所犯的罪行并不会给国家带来特别的危险。如果不改变立法，那么一两年后，劳改营里又将有大约300万……
1953年3月26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材料并附上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赦令》草案。草案是由内务部与司法部和总检察长一同起草的。贝利亚的建议一下子就通过了。3月28日，《大赦令》正式公布。 120万被释放，40万的案子停止侦查。大赦当时被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因为在命令上签的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的名字……
贝利亚的第一副手的弟弟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中将1953年春天曾对自己的一名下属说：“你根本无法想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想要干什么。他不仅会彻底打破我国的现有秩序，而且要打破各个民民主国家的秩序。”
贝利亚拒绝增加国防开支，他对将军们说：“你们花的钱太多了。”1953年3月27日，贝利亚向部长会议递交了一分报告，建议放弃许多耗费大量预算资金的昂贵建设项目。这一主张得到许多州委书记的赞同。
由内卫部队承建的和占用大量力物力的建设项目被停了下来，其中包括土库曼主运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自流运河、伏尔加河--波罗的海水上通道、顿河下游水利枢纽。北方的铁路和公路项目。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显然想减轻农民的负担，下放经济管理权，推行较为自由的政策。
他们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重视日用消费品的生产，马林科夫后来为此而受到指责。1953年4月1日，报纸上公布了占了一整版的一份长长的减价商品清单。
贝利亚还插手国际事务。
在战争进行到第三年时，朝鲜和谈开始。在匈牙利。斯大林主义时代结束，纳吉，伊姆雷首次成为总理，他1956年再次领导这个国家。匈牙利危机逐渐使另一位国家安全机关首脑--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得到了权力。
贝利亚试图同南斯拉夫恢复在斯大林时期破裂的关系。他委托自己的情报员安排他同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秘密会面。兰科维奇在南斯拉夫领导层内担任的职务同他一样。他是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内务部长。但他们没有来得及见面。
1953年夏天，东德局势恶化。其领导推行的不当政策、生活水平的低下--特别是同西柏林相比，当时还可以自由前往西柏林--导致了6月17日的民起义。起义者在占领了民主德国的所有城市之后，被苏联坦克镇压了下去。这使们对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
莫斯科内部的意见出现了分歧。贝利亚认为，“没有必要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让西德和东德合并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国家”。重新当上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强烈反对他的主张。当时争论的结果是莫洛托夫获胜，因为6月26日贝利亚被逮捕。从历史角度来看，贝利亚更接近真理。
在被捕前不久，他将驻外国的主要情报头子召回了莫斯科，目的是向他们布置新任务。他还撤换了内务部驻民民主国家所有代表机构的领导，派去的全都是些很年轻的。代表机构原来的领导全都接受外语考试，通过的被降职任命，没有通过的调回莫斯科。而当时远非所有都懂外语，他们习惯于工作时带上翻译。
历史学家尼基塔·彼得罗夫写道，贝利亚差不多将内务部驻东德代表机构员裁减了90％，此前在那里工作的肃反员达2200。贝利亚认为，苏联军官不合理地取代了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机关，并妨碍了他们的工作。在东德留下了300名肃反员，而且他们履行的已完全是顾问性质的职能。
维塔利·根纳季耶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1953年担任内务部第二总局（对外情报局）某处处长，他对我讲述了贝利亚突然将其叫去，派他前往罗马尼亚一下子担任两名罗马尼亚部长--国家安全部长和内务部长--的高级顾问一事的经过。
“您是不是得到了贝利亚的特殊信任？”
“我对他来说是个新。贝利亚最近几年没有直接领导过国家安全民委员部和内务民委员部，整个这一时期我不在他的视野之内。1953年是我那良好的工作鉴定和一局领导对我的好评发挥了作用。”
“那么他为什么派您去罗马尼亚呢？”
“我第一次被派到那里是在1944年9月初。我在那儿呆了3年，认真研究了这个国家、那里的风上情、们的心理，熟练掌握了罗马尼亚语，所以在必要的时候我曾装扮成地道的罗马尼亚，我的长相也帮助了我。我不想放弃在总部机关的工作。我曾试图劝说局长取消我的候选资格。可有什么用：没有敢违拗贝利亚。”
“他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这是个阴险狡猾、残酷无情、踏着许多的尸体走向权力顶峰的延臣。贝利亚的脑子很敏锐，精于算计。他熟悉情报和反间谍工作的技巧。
“在1953年3月来到内务部之后，贝利亚对战后这些年情报机关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开始对该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对派驻民民主国家的顾问班子进行了改组，让那些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工作员担任领导。他要求他们熟练掌握驻在国的语言，不用翻译就能同保密机关负责和国家领导进行交谈。
“他认为，对待我们的盟友应当更加尊重和信任，因而他坚持要求顾问们不要干预他国内政，对那些‘不保险的’事情，特别是那些由最高领导层内部斗争而引发的事情，不要提建议，以使任何都没有任何借口说，这些事是应苏联同志的指示而发起和实施的。”
“您从贝利亚那里得到了什么指示？”
“我刚在罗马尼亚首都熟悉了一下情况，6月17日就在柏林爆发了工反对东德政府政策的运动，这次运动被苏联军队镇压了下去。贝利亚打电话给我，预先告诫我；‘您要用脑袋保证在布加勒斯特不发生此类事件。’他还吩咐我每天向他本或者是他的第一副手科布洛夫汇报罗马尼亚局势，科布洛夫当时分管对外情报工作。
“战时在苏联境内组建的罗马尼亚军队的一些精锐师以及边防部队被调往布加勒斯特城下，加强了城内和郊区的巡逻……罗马尼亚当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在贝利亚被逮捕的那一天，我的专线电话不响了。我没能给莫斯科打通电话。
“大约过了一个月，像其他高级顾问一样，我也被召回：‘对您的任命没有经过苏共中央的同意，因此您被解除职务。请您等待新的命令……”’
执掌国家大权
如果以为当时所有都憎恨贝利亚，那就错了。当“医生杀犯”被释放，而那些将他们送进大狱的受到惩罚之后，三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科学院院士雅科夫·鲍里索维奇·泽利多维奇不无自豪地对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说：
“这可是我们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搞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