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当中有这样一种看法：“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是惟一的保护者和惟一的依靠。”
阿列克谢·阿朱别伊曾听过他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盛大集会上的讲话。从外表上看，他体态发福，脸部浮肿虚胖，像一个普通的公务员，穿的衣服又肥又大。
但他讲得却很精彩，几乎没有口音，声音清晰而威严。他巧妙地利用停顿，然后突然抬起头来，期待鼓掌。他的报告不落俗套。
既是教授又是将军的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当年是内务部的一名年轻的军官，他对我说：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当年对我来说是个完美无缺的物。《肃反工作者进行曲》中有这么一句话：‘贝利亚指引我们跟随斯大林向前进’。我觉得，他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我曾在喀山军事学校工作过，身边服役的是塔什干苏沃洛夫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们简直就把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奉若神明……”
要不，有可能是怕他？
他并没有改革国家生活的计划，但他渴求权力，并且明白，应当在党内找到依靠--以各民族共和国中央和各州委的书记为代表的依靠。他这样做比赫鲁晓夫这样做要困难。那些第一书记们了解赫鲁晓夫，虽然对他有一点瞧不起，但还是把他当作自己。而贝利亚只能做到让他们害怕自己。可光靠让害怕是把持不住整个国家的。
1953年们产生了政治真空感。国家由集体领导统治，党的宣传机构不知道该突出谁。国家首次没有了领袖。
主要政治领导的名字几乎不被提及，他们做了什么也不报道。报纸上偶尔闪现的只有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名字，他一个出席外交会晤，接收外国信件并作出回复。
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认认真真地向先进工作者颁奖。
党的书记们不知道该听命于何，不知道该吹捧谁，向谁汇报工作，于是感到不自信。克里姆林宫里那过于复杂的纸牌卦令他们感到害怕，让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希望看到局势明朗化。
贝利亚把赌注压在了各民族共和国--即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之上。他认为，应当给予这些共和国更多的权力，首先是在选拔地方干部问题上。令各共和国感到不满的是，给他们派来当领导的都来自于国家的另一端，他们既不熟悉当地的环境，也不懂当地语言--他们也不想知道这些。可他们为处事却像主子一样。
此外，他的建议似乎意味着停止同民族主义作斗争，而当时，杰出的电影导演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多夫任科因为拍了一部关于乌克兰的影片而被禁止从事创作活动。贝利亚反而建议发展民族文化，用当地语言教学，还想设立各民族共和国自己的勋章。这令地方书记们感到高兴。他们将有可能任命自己的、而不是莫斯科派来的担任第二书记。
他向中央主席团递交了一份有关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情况的报告。其中谈到了立陶宛和西乌克兰的迫害镇压和没收富农财产的情况，谈到了强制推行俄罗斯化和干部政策中的错误。
依照他的这份报告，很快通过了决议--关于选拔民族干部的决议，关于各共和国重要工作员应当懂当地语言并且用当地语言处理公文的决议。
维利斯·克鲁明什50年代曾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他后来回忆说，1953年6月，政府第一副总理贝利亚的报告和指示发到里加，指示要求将公文译成拉脱维亚语。上级任命的官员中，不懂拉脱维亚语的调离，听候苏共中央任用。
当时列出了一份包括107的名单，这些应当被打发回家。有给莫斯科打了电话：
怎么能赶走这些？要知道我们刚刚请他们来到拉脱维亚。
中央威胁说：“如果不执行指示，将负党内责任。可能还不止是党内责任。”
一些党务干部立刻就忘记了俄语。共和国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阿尔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说：“干部应当拉脱维亚化。”可贝利亚不久就被逮捕了，原来的指示全都取消。此时拉脱维亚已不急于采取新举措。
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办公楼里的斯大林塑像一直摆放到1959年中期。克鲁明什曾对总务主任说：
“你把它搬走！”
总务主任却去找了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阿尔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佩尔谢小心翼翼地说：
“再等等吧。”
1959年，赫鲁晓夫来到里加。他看到了塑像，对第一书记扬·爱德华多维奇·卡伦别尔津说：
“你们怎么搞的，找不到牵引车把它拖走吗？……”
1953年6月8日，贝利亚致函中央主席团，谈了关于白俄罗斯内务部干部的民族结构问题。他写道，在内务部及下属机构中的领导职位上几乎没有白俄罗斯族，“在共和国、州和区一级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中任用白俄罗斯族干部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西部各州，几乎根本就不用当地的白俄罗斯族。学院里只用俄语授课，而30年代也用白俄罗斯语授课。他还捎带提到了农民的贫穷状况：西部各州集体农庄里的们在劳动日所得极少……
贝利亚利用自己的权力在明斯克撤换了内务部长及其副手。撤换党的机关干部本应由中央主席团来进行。
根据贝利亚的同样一份信函，在基辅召开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全会认为共和国政治局在领导西部各州方面的工作不能令满意，取消了选拔其他州的工作员到西部各州从事领导工作以及在大学里一律改用俄语教学的做法。
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因犯下严重错误而被撤职。列昂尼德·格奥尔基耶维奇·梅利尼科夫虽然在顿涅茨克和基辅工作多年，但他是俄罗斯族。取代他的是乌克兰族的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维奇·基里琴科。
现在贝利亚建议让白俄罗斯族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齐米亚宁来取代白俄罗斯第一书记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
帕托利切夫留下一本回忆录，这本回忆录在他死后才得以出版。共和国内务部长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斯卡科夫当时通知第一书记帕托利切夫，说拉脱维亚内务部长彼得·帕夫洛维奇·孔达科夫曾给打他电话。孔达科夫去了莫斯科，受到贝利亚的接见，他得知，内务部正在收集帕托利切夫的材料。
帕托利切夫立刻去了莫斯科。他在那儿见到了已经被解除职务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前第一书记列昂尼德·格奥尔基耶维奇·梅利尼科夫。他被任命为驻罗马尼亚大使。梅利尼科夫讲述了他痛苦的经历。
帕托利切夫找了所有决策者：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沙塔林和政府总理马林科夫。谁都不承认有解除帕托利切夫职务的计划。聪明的建议他求见贝利亚。
帕托利切夫给贝利亚打了电话。但贝利亚推托工作繁忙而拒绝会面。这对帕托利切夫来说已经意味着很多了。
几天之后，赫鲁晓夫往明斯克打电话找到帕托利切夫，说他将因“违反列宁的民族政策”而被解职。
然而，帕托利切夫的运气实在是好得让难以置信。在白俄罗斯中央全会上，第一书记受到指责，与会者说他选拔和任命于部不当，在管理国民经济方面犯下重大错误。全会于1953年6月25日召开，这正是贝利亚被逮捕的前一天，当然，无论是帕托利切夫还是全会其他代表，谁都没有想到贝利亚会被抓起来。
会上宣读了批评第一书记的报告。帕托利切夫上台讲了话，他说：“我是按照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来到这里的，我离开这里也要有中央的指示。”
第二天，全会继续进行。然而当代表们在明斯克批评第一书记的时候，贝利亚在莫斯科被逮捕，形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帕托利切夫被叫去接电话，电话是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打的。他们说，贝利亚被抓起来了，但他们让他对此事暂时保密。
重要的是：“如果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全会向苏共中央提出请求，关于召回您的决定会被取消。”
而那些刚才还打算罢免自己的第一书记的随即表决赞同让他留下来。3年后，赫鲁晓夫免去了帕托利切夫的职务，派他搞外交工作--任命他为副外长……
阴谋
们通常说，逮捕贝利亚是国家历史的转折关头，是同斯大林个崇拜作斗争的开端。赫鲁晓夫有这种想法要晚得多，而在1953年只是为了争夺权力。党内的同志摆脱了一个危险的对手和一个令厌恶的。
斯大林通常是一步一步地除掉政治局委员，收集有关他们的证词，让政治局其他委员熟悉材料，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在中央全会上提出问题。受害者被开除出政治局，解除一切职务，被传讯和逮捕。
但对贝利亚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战友们感到不自信，他们对他提不出什么指控来。更准确地说，可以用来指控他的那些罪名，他们也全都有份儿。
他们最终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下述说法：贝利亚准备推翻党的领导，准备逮捕所有。只有赫鲁晓夫说：
“同志们，对于这种奸诈小只能这样做。假如我们略微早一点对他说，他是个恶棍，那么他会除掉我们。他会这样做的……他会下毒，他也做得出一切卑鄙下流的事情……我们认为，如果他得知在会议上将讨论有关他的问题，那么结果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而他将会鼓动他的那些亡命徒，天知道他会做出什么。”
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1953年采取了斯大林时代惯用的做法。他们只是逮捕了贝利亚，没有宣布罪名，没有逮捕证。这次不是贝利亚的阴谋，而是针对贝利亚的阴谋。
然而，在改革时期，一些军官说，在逮捕贝利亚的那一天，上级用警报将他们所在的部队集合，命令他们做好战斗准备。好像内务部第三局（武装力量中的反间谍机构）的军官试图妨碍部队展开行动……还有传闻说，1953年夏天，内务部的一个师被调到了莫斯科附近，只等待贝利亚下达进入首都的命令，以帮助他夺取政权。
瑙莫夫教授说：“这个师现在也还在那儿，这是内卫部队前捷尔任斯基师……
没有证据表明他准备夺取政权。他也用不着这样，他靠自己拥有的那些案卷将他们所有都控制在了自己手中。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指控任何犯下了某项罪行，但他不急于这样做。他认为，这个果实还没有成熟。他等待着果实成熟，然后权力自己摔到自己的脚下……”
如果贝利亚并不打算收拾政治局的同志，那么赫鲁晓夫等为什么要将他逮捕呢？
瑙莫夫教授说：“他在国内的威信急剧上升。在他的衬托下，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赫鲁晓夫这些国务活动家显得软弱无能。他依靠自己的性格将所有都压倒了，开会时他不让任何说话，自己宣布开始讨论，自己做总结，时常打断其他的发言，还会用粗鲁的话侮辱他。他们害怕他，因而无法回击。主席团成员之间在重要的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分歧，他们会随即争吵起来的。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们暂时还拥有团结的基础--对贝利亚的恐惧，于是他们采取了这一做法……”
阴谋是在1953年6月初酝酿成熟的。这种事情不是所有都能做好的。无论是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还是未可夫，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
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一个个地说服中央主席团成员。所有重要的谈话他们都是在街上进行的，他们不敢使用电话或是在办公室、自己的住宅或别墅里讨论什么重要的问题。
在1957年6月全会上，马林科夫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说国家安全机关对他进行了窃听。赫鲁晓夫表示反对，说被窃听的是他。其实他们都很清楚，两个都遭到了窃听。
伏罗希洛夫元帅是从1942年开始被窃听的。当时斯大林因前线溃败而迁怒于他，任命他担任一个对这位前国防民委员来说并不大的官职--游击运动总司令。
记录他们谈话的是内务部第九局（政府保卫机构）。理由是确保主席团成员的安全：万一哪个犯罪分子给他们打电话怎么办？
党内领导层的同志们推翻贝利亚不只是因为他觊觎第一号角色。他们害怕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将那些证明他们参与迫害他的文件公之于众。谁参与了什么事，他可都知道。所有都犯过错误，有的在准备好的名单上签过字，有的亲自要求过逮捕某。如今贝利亚将他们所有的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党的其他领导成员也明白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只是他们有些迟疑，胆小怕事。
历史学博士尤里·茹科夫公布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文件，苏联政府的新任总理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建议于1953年4月召开中央全会，谴责对斯大林的个崇拜。
他讲话的初稿保存了下来：
“同志们！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我认为必须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层的进一步巩固和团结具有重大意义。
“我指的是对个在历史中所起作用的一种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种认识在我们这里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其结果是进行有害的个崇拜的宣传。无须证明，这种崇拜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其本身也不是别的，正是社会革命党的做法。
“我们党的力量和正确领导的保证，我们继续前进和我国经济与国防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的条件，在于集体领导体制和领导层的团结一致……
“出于这些原则上的考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请苏共中央全会审议以下决议草案：
“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我们的报刊和口头宣传中存在着不正常的现象，其表现是，我们的宣传工作者迷失了方向，对个在历史中的作用产生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开始宣传个崇拜。有鉴于此，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谴责和彻底消除我们宣传工作中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的倾向，其表现形式是宣传个崇拜，同时轻视党和政府团结一致的、统一的集体领导的意义和作用。”
然而，全会没有召开。马林科夫没有勇气说出斯大林的名字，而贝利亚则直接说过斯大林搞个崇拜，直言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将自己有关“医生杀犯”一案的报告拿给中央委员看。这是一份厚达数十页的长篇文件，其中引用了国家安全部侦查员的供词和斯大林要求毫不留情地殴打囚犯的批示。这如同一枚引爆的炸弹一样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贝利亚在讲述政治迫害的时候，却将自己应对此承担的责任推卸掉，同时试图让他来承担责任。这最令党的机关工作员感到害怕。
他下令逮捕了国家安全部前第一副部长留明，还想逮捕前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指望他们俩能提供关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参与了迫害并批准了一系列逮捕和枪毙的供词。
因此，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为推卸自己的罪责，认为最好是将所有罪名都扣到贝利亚头上。
那么，这样一个在斯大林时代都保全了性命的经验丰富的、一个狡猾的阴谋家怎么会让赫鲁晓夫给逮捕了呢？
他放松了警惕，失去了警觉，低估了他的同志们，特别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他把我们当成了缺心眼的傻瓜，” 马林科夫后来在全会上说。
“但我们实际上并不那么傻，”赫鲁晓夫得意地随声附和。
决定贝利亚命运的是积极活跃、性情坚定的赫鲁晓夫。在推翻贝利亚之后，他跃身头面物之列，在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
党内其他领导成员本不打算枪毙贝利亚。
瑙莫夫教授说：
“我们找到一份马林科夫的讲话手稿。这份手稿中，等待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本来是另一种命运--撤销他内务部长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任命其为石油工业部长。
“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主张彻底解除贝利亚的职务。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没有感觉到有这么大的威胁，他们建议任用贝利亚从事其他工作。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占了上风。
“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发了言，然后他们向贝利亚宣布，他被逮捕。进来几名军官，为首的是未可夫和莫斯卡连科将军。选择未可夫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身体强壮。
莫斯卡连科身体虚弱，贝利亚会将他打倒的。然而根本没有用得上动武。朱可夫只是猛地将贝利亚面前的公文夹甩向一边，他以为那里面有武器。公文夹向赫鲁晓夫飞去，赫鲁晓夫吓得往后一闪。
“贝利亚被带走了。他本什么话都没来得及说，因此只是在狱中所写的第一封信中才就对他的指控作出了回答。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直到被带离会议室的时候都没有料想到他会受到审判。
“在主席团会议上对他的指控是，他将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他对同志们盛气凌，言行粗鲁。为此不会被枪毙的--贝利亚这样想没错。可他忘了，他本也曾因一点点小事而枪毙过别。
“此次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会议是匆忙间召集的，远非所有的与会者都被告知此刻将会发生什么事。米高扬是在来开会的路上知道此事的，是赫鲁晓夫告诉他的：
他们坐在同一辆车上。有的直到会议开始那一刻才得知此事。他们需要立即确定方向，作出正确的选择。不过，他们的政治嗅觉并没有出卖他们。贝利亚被带走后，会议继续进行。这样一来，大家都有时间清醒过来，采取正确的党的立场……”
中央主席团成员在克里姆林宫呆到深夜，直至得到消息说，贝利亚已被押送到拘留所，直到那时才散会回家。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谁也没有试着去帮贝利亚一把。
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米尔一加法尔·阿巴索维奇·巴吉罗夫来到了莫斯科。早在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时，他就是贝利亚的朋友和战友。
先前是他帮助过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后来是后者关照过他。巴吉罗夫吃惊地给米高扬打电话：
“我给拉夫连季打电话，但没有一个电话打得通。发生了什么事？”
米高扬知道，他的电话正在被窃听，于是谨慎地回答：“你明天来中央委员会就全都知道了。”
甚至连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都一无所知。
歌剧《十二月党》贝利亚的儿子至今仍确信，他的父亲是在被捕之日被枪杀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住在小尼基塔街的一个宅子里。现在这里是突尼斯大使馆。
有甚至告诉贝利亚的儿子，说一些忠诚的将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带到了阿根廷，还向他出示了据说是这位前国家安全机关头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照片。但是相信这种说法的只有他儿子……
负责逮捕贝利亚的是武装力量部长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他责成自己的第一副手朱可夫元帅直接领导这次行动。朱可夫挑选他相信的和那些不害怕的。因为有过这样胆小的，如一名指挥员，在别告诉他要做什么的时候晕了过去。
朱可夫挑了4个：莫斯科防空区司令莫斯卡连科上将，第一副司令巴季茨基中将，防空区参谋长巴克索夫少将和政治部主任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粗布。
他们4中只有祖布少将活得够长，从而来得及在改革年代讲述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所有都携带武器，被召集到布尔加宁那里。布尔加宁和未可夫用自己的免检车将几名军官带到克里姆林宫--说是去汇报防空体系的情况。直到这里他们才被告知要去做什么。
他们把贝利亚带到休息室，在那里呆到夜间。克里姆林宫的警卫换了岗，但是他们直到天黑才冒险将贝利亚带了出去。
他们将犯押送到莫斯科防空区司令部的拘留所。拘留所主任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加夫里洛夫在改革时期通过《苏联体育报》讲述了这一切发生的经过。
在此之前，晚上7点钟，布尔加宁部长来到这里，他查看了拘留所，亲自选了一间房，命令取掉会碰破脑袋的暖气片，还让在窗户上罩一层铁丝网，防止犯打破窗户，用玻璃残片割腕自杀。
半夜一点半，贝利亚被带到。在上路之前，贝利亚被裹在毯子里置于布尔加宁的高级轿车里。虽然克里姆林宫换了岗，但他们还是不想冒险。
拘留所其他被关押的都被清除了出去。警卫也换了。挖了堑壕，装甲运兵车做好了战斗准备。贝利亚在这里呆了一周。在7月3日凌晨，他被转送到防空区司令部，关在地堡里。
他在那里一直呆到死。谁也没有给过逮捕证、关押许可证。
贝利亚是星期五被逮捕的。各报的编辑接到中央指示：撤销有关他的一切报道。
地方党的机关得到的指示是：摘下他的画像。
星期天报纸头条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于星期六，即6月27日在大剧院观看了作曲家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沙波林创作的新歌剧《十二月党》的第二次演出。担任指挥的是苏联民演员亚历山大·沙米利耶维奇·梅利克一巴沙耶夫。歌剧主演是苏联民演员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奥赫洛普科夫。贝利亚缺席。
具有某些象征意义的是，中央主席团去观看的恰恰是讲述反帝王起义的歌剧《十二月党》。
这部歌剧的创作过程不同寻常。尤里·沙波林作曲是在1925年，1937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写的剧本没获通过。新剧本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写的，1953年1月，中央的决定认为该剧还是不适合在大剧院公演。直到斯大林死后，该剧才得以上演。
贝利亚被逮捕后，最高苏维埃立即取消其最高苏维埃代表资格，他被撤销政府副总理和内务部长职务，所有职衔称号和奖章奖励也均被取消。
1953年7月2日至5日，苏共中央全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全会的议事日程上有三个问题：“1、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的罪行（报告马林科夫同志）；2、关于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例行会议（报告伏罗希洛夫同志）；3、组织问题（报告赫鲁晓夫同志）。
三个问题都没忘了贝利亚。
马林科夫在中央全会上说：
“我们大家得出结论：由于民主德国政策不当，犯了许多错误，德国居民当中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其特别明显的表现是居民开始从东德往西德跑。 “我们应当清醒地直面现实，应当承认，如果没有苏联军队的存在，民主德国的现行制度是不稳固的。在讨论德国的问题时，贝利亚不是建议修正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而是建议放弃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奉行建立资产阶级德国的方针……”
赫鲁晓夫随声附和马林科夫：
“这意味着将1800万德国置于美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贝利亚说：‘应当建立一个中立的、民主的德国。’难道一个资产阶级的德国会是中立的和民主的吗？
贝利亚说：‘我们将缔结条约。’而这个条约顶什么用？我们知道条约的价值。如果有大炮作后盾，那么条约是有效力的。如果条约没有武力作后盾，那它将一文不值。家会笑话我们，会认为我们天真幼稚。而贝利亚并不天真，并不愚蠢，他不是傻瓜。他聪明、狡猾而又奸诈。他的所作所为不像是一个共产党员，而像是一个奸细，天晓得，或许他从外国间谍机关那里得到了任务……”
前政治局委员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说：
“他开始败坏斯大林同志的名声，开始给列宁之后最伟大的身上抹黑……我相信，正是由于他施加了压力，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很快便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个崇拜问题……”
冶金工业部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捷沃相说：
“贝利亚这个恶棍反对们在谈论我们党所遵循的学说时，将斯大林同志的名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名字相提并论。这个恶棍居然坏到了这种地步……”
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维奇·基里琴科说：
“在贝利亚的报告里不知何故常出现这样的专名：‘西乌克兰知识分子’，‘西乌克兰干部’，‘典型俄罗斯’，‘俄罗斯化’……而此时在乌克兰早就不用这些词了。乌克兰民和苏联民是一家，这个家庭里没有西乌克兰和东乌克兰之分……”
大家都千方百计往贝利亚身上泼脏水。
曾几何时，叶若夫曾被指控为同性恋。这会儿苏共中央书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沙塔林则讲述了贝利亚和女的关系。他大段大段地引用了贝利亚的卫队长萨尔基索夫上校的供词：
“我知道贝利亚同各种各样的女之间有许多交往……贝利亚曾同外语学院女大学生迈妞同居。后来她怀孕了，堕了胎。贝利亚还同18至20岁的姑娘利亚利姬同居过。她生下了贝利亚的孩子，现在她带着孩子住奥布鲁奇尼科夫原来的别墅里。
“应贝利亚的指示，我专门列了一个曾与其同居过的妇女的名单（哄堂大笑）。
后来依照他的建议，我将这个名单销毁了。但有一份名单我保存下来了。这份名单上列出了25名以上这样的女子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这份名单现在在我的住处，在一件制服的衣兜里。
“一年或是一年半以前我确知，由于与妓女有染，贝利亚得了梅毒。”
与此同时，全会上也首次出现了谴责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言论。
马林科夫在总结性发言中说：
“同志们，你们应当知道，在日常领导工作中，对斯大林的个崇拜已达到了不正常的水平和程度。集体领导方式在工作中已被抛弃，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我们的最高领导层根本就不复存在。我们无权向你们隐瞒，这种畸型的个崇拜已导致一作决定的武断作风，并在近些年开始给党和国家的领导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
克里姆林宫决定取消斯大林礼品展览。这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开始。
不过，全会上的所有发言仍然是秘密，什么都没有公开发表。几天后，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只有几行字的短消息：中央全会认定贝利亚为共产党和苏联民的敌，将其开除党籍。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有关贝利亚罪行的案件交由最高法院审理。
当时一首短歌谣风行全国：
贝利亚，贝利亚，
不再受信赖，
马林科夫同志，
一脚把他端。
许多也相信贝利亚是间谍。大家立刻都一致认为，他是个坏蛋和罪犯。这是斯大林时代沿袭下来的习惯性思维在作怪，那时谁也不怀疑：既然被逮捕，那就是有罪。
而平静地接受了斯大林死讯的那数百万囚犯则把贝利亚被捕看作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命运中的转折点……
在国家安全机关中，没有一个像克里姆林宫所担心的那样，试着去解救自己的上司。
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回忆说，1953年6月26日，他下班回别墅时，吃惊地看到一队坦克行驶在公路上。早上他注意到，他的会客室里挂着的贝利亚的画像不见了。一个小时后，部领导员被召集到会议厅开会。主持会议的是第一副部长科鲁格洛夫和谢罗夫。
科鲁格洛夫宣布，前部长贝利亚因从事反国家的奸细活动而被逮捕。科鲁格洛夫说，他将向马林科夫同志报告：内务部机关和内卫部队效忠党和政府。
贝利亚的被捕令全国党务机关都松了一口气。他们既害怕贝利亚本，也害怕贝利亚安插在地方上的，害怕国家安全机关。该机关向他们示意：它甚至在监视着党的领导层，与其平起平坐，它不承认党对自己的领导权。无论是州委第一书记，还是共和国中央书记，谁都保不准会突然被逮捕。他们全都害怕地方上的肃反头子，知道这些在监视他们，但不知道州内务局长或共和国内务部长具体都向莫斯科汇报了些什么。
《真理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党、政府、苏联民牢不可破的团结》的社论中说：
“任何工作者，不论他身居什么职位，都应当接受党的严格监督。党组织应当不断地检查所有单位和部门的工作，检查所有领导员的活动。其中包括必须对内务部的活动进行系统而严格的监督。”
6月29日，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组织侦查有关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犯罪行为的案件》的决定。原总检察长被撤职，任命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为新的总检察长。他曾是乌克兰检察长，赫鲁晓夫对他很信任。
1953年夏天，《苏联大百科全书》的所有订户都收到了一个信封，内有刚刚打印好的几页纸，建议他们将这几页纸贴到第五卷，代替印有关于贝利亚的条目的第21-23页。他应当从历史上消失。
1953年12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审理贝利亚及其同谋的案件》的决定。案件应根据1934年12月1日通过的法律所规定的办法在内部开庭审理，没有外参加。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起诉书文本，并向各级党组织分发。
犯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囚室里。囚室的电灯夜里也不关掉。一名军官与贝利亚寸步不离，他受命在有袭击囚室的情况下将贝利亚击毙。大家都怕有试图解救他。
贝利亚对这名军官说，他没有任何过错，很快就会被释放。他不相信，他的同志们会用他处理别的方式来对待他。
在被监禁时写的第二封信中，贝利亚向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提到，他曾如何保护他们免受斯大林的迫害。他随即被禁止写信，眼镜和铅笔也被没收。他可千万别写出些什么他所知道的有关他们的情况……
而贝利亚多年来收集到的有关自己同志的那些材料命运如何呢？经主席团成员商量，11个装文件的袋子被烧掉。这些文件中有什么？此事不为知。
侦查工作进展艰难。主席团成员一个星期都不知道如何起草起诉书，后来指控贝利亚从事反党活动。可鲁坚科说，刑法典里没有这样的条款。于是说他从事反对国家的活动。可具体是什么活动呢？贝利亚的罪行是大规模迫害，但这一点没法儿控告他。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他的阴谋。
于是，为以防万一，他们指控他犯有强奸罪。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9年1月4日通过的《关于加重强奸罪的刑事责任》的命令，这一罪状在任何情况下都允许枪毙贝利亚。国家安全部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同时宣布数条罪状。这条被取消了，那条也会留下来。
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小组于12月18日至23日决定了贝利亚及其助手的命运。
该小组成员包括科涅夫元帅、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莫斯卡连科大将、莫斯科州委书记米哈伊洛夫。格鲁吉亚工会主席库恰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和两名法学家--苏联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长赛丁和莫斯科市法院院长格罗莫夫。
和贝利亚一同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他多年来的一些助手：
梅尔库洛夫--前国家安全部长，被捕前担任苏联国家监察部部长；杰卡诺佐夫--曾任苏联内务民委员部某局局长，被捕前担任格鲁吉亚内务部长；
科布洛夫--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被捕前任内务部副部长；戈格利泽--前格鲁吉亚内务民委员，被捕前任苏联内务部某局局长；梅希克--曾任苏联内务民委员部某局局长，被捕前担任乌克兰内务部长；弗洛济米尔斯基--一苏联内务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前局长。
庭审是根据1934年12月1日通过的法律进行的，也就是没有检察官，也没有律师，采用的是斯大林在基洛夫被杀害后第二天所采取的简化审判方式。提出的指控根据的是臭名昭著的刑法典第58条。
判决书中说：
“法庭一致认为，被告贝利亚以下罪行证据确凿：背叛祖国，组织建立反苏阴谋团伙，目的是夺取政权和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针对忠实于共产党和民的政治活动家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在阿塞拜疆木沙瓦特反革命政府的反间谍机关里担任秘密间谍期间极力镇压1919年巴库工革命运动，在被揭发和逮捕之前一直与外国情报机关保持联系。”
贝利亚在法庭受到的指控还有，他在1942年担任大本营驻外高加索方面军代表时曾试图开放高加索山脉的山口，以便让敌军进入格鲁吉亚……贝利亚还曾试图破坏苏联各族民同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友谊。他还抵制为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济、不断提高苏联民福祉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所有被告都被认定犯有如下罪行：叛国，组织反苏阴谋团伙以夺取政权，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事实证明有罪的被告贝利亚、梅尔库洛夫、杰卡诺佐夫。科布洛夫、戈格利泽、梅希克和弗洛济米尔斯基，在法庭上对他们在预审期间交代的供词供认不讳，承认自己犯下了一系列国事罪。”
对贝利亚的审判纯粹是一场闹剧，在审判之前就已经清楚了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12月23日，在宣判几小时后，他被枪毙。执行判决的是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巴季茨基将军，随后，同他在一起的5名军官又朝已经死了的贝利亚补了几枪。没有请行刑队，因为见证者越少越好。
瑙莫夫教授说：“巴季茨基写信给赫鲁晓夫，说他在楼梯上就打死了贝利亚。
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在房间都不太大的混凝土大楼里，他们可能会伤到自己。巴季茨基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让赫鲁晓夫安心：贝利亚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说，他在受审之后刚一出来就被枪毙了。实际上他们带来了些木板，将其钉在房间四壁，以使子弹能留在里面。”
他们允许贝利亚换上新内衣，给他从家里拿来一套黑色西装。双手带上手铐。
他看上去还保持着自己的尊严，没有哭，也没有提出任何请求。贝利亚的尸体被运往顿河火葬场火化。骨灰被随手抛撒了。
巴季茨基后来获得元帅衔，当上了国家防空军总司令和国防部副部长。1965年，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其他军官--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巴克索夫（后为上将）、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祖布（后为少将）、维克托·伊万诺维奇·尤法列夫（后为上校）--于1954年1月被授予红旗勋章。据说他们指望获得金星英雄勋章。
不管怎么样，他们尽心完成了工作，觉得自己是英雄。
贝利亚的约20名亲和他的妻子被强迫迁离格鲁吉亚，这完全是斯大林式的做法。
况且他的母亲和岳母都已经80开外了，但她们还是被送往偏僻的地方。母亲被强制迁离是因为她每天都“为民公敌贝利亚的健康”而祈祷。其他亲被指控谈话具有反苏性质，其中也包括他那又聋又哑的妹妹拉夫连季娅·帕夫洛维奇。这是纯粹的违法行为……
贝利亚的妻子和儿子被逮捕。
尼娜·泰穆拉佐夫娜·格格奇科里亚--贝利亚在她的丈夫被枪毙之后，于1954年初给赫鲁晓夫去了一封信。她写道，她被开除了党籍，并被指控“搞反苏阴谋，目的是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
另外，她还被指控同据说是她的亲属、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格格奇科里亚通信。
但她否认了这一指控：
“我不认识他，从来没见过他，他不是我的亲属，我从未跟他通过信，也不可能跟他通信……
“我所背负的真正可怕的指控是，我当了30多年贝利亚的妻子（从1922年起），30多年用他的姓。而且，在他被逮捕之前，我忠实于他，对他在国家和社会上的地位尊崇有加，并且盲目地相信，他对苏维埃国家来说是一个忠诚的、经验丰富的和有用的……我没有料到，他是苏维埃政权的敌，这是在侦查案子的过程中告诉我的。
然而他在这种情况下欺骗的不是我一个，而是全体苏联民。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和他所担任的职务，苏联民也曾信任他……
“1942年，我从他本那里得知，他对婚姻不忠，从那时起，我不愿再作他的妻子。从1943年起，我住到了郊区，先是一个住，后来是跟我儿子一家住。”
尼娜·贝利亚还说，她身患重病，不久于世，请求不要让她“在没有自己儿孙们的安慰下，在牢房或是某个流放地孤独地死去”。
赫鲁晓夫将信散发给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但直到差不多一年后，1954年11月底，中央主席团才决定了贝利亚的儿子和遗孀的命运：给予他们行政迁移处分。这也完全是斯大林式的决定……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贝利亚的姓氏被剥夺：他的所有证件都被收回，给他开了新的证件，用的是母亲的姓氏。
国内审理了数起前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员的案子。
1954年7月，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被枪毙。
随后受审的是贝利亚的--他过去的对外政策助理彼得·阿法纳西耶维奇·沙里亚（被判10年），前内务民委员部和内务部秘书处处长马穆洛夫和柳德维戈夫O年），前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秘书处主任奥尔登采夫和贝利亚接待室主任穆哈诺夫（他们的罪行是对国事罪知情不报，被判流放）。
1955年9月7日至19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在第比利斯审判了前格鲁吉亚国家安全部长拉帕瓦、鲁哈泽和格鲁吉亚内务部副部长采列捷利，此外还审判了一些执行员--前内务民委员部--内务部工作员萨维茨基、克里米扬、哈赞、帕拉莫诺夫，还有曾担任格鲁吉亚内务民委员部内部监狱狱长、后任贝利亚警卫的纳达赖。
除帕拉莫诺夫和纳达赖之外，所有都被判枪决。
1956年，轮到了前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米尔--加法尔·巴吉罗夫。
他在共和国肃反委员会时曾是贝利亚的上司，后任共和国内务民委员。《老广场30年》一书的作者卡连·涅尔谢索维奇·布鲁坚获最初是从巴库干起的，他这样写巴吉罗夫：如果撇开伦理道德范畴和相关评价不谈，应当承认，这是一个坚强有力的。
非凡的、给印象深刻的。此头脑清醒，拥有杰出的组织才能，见多识广，有着不同寻常的政治嗅觉，意志坚定，行事果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