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巴库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被免去职务。他被逐出巴库，担任古比雪夫石油联合企业员0厂长，主管事工作。1956年夏天，他在巴库受审后被枪毙。
1959年2月，原贝利亚卫队长拉斐尔·谢苗诺维奇·萨尔基索夫上校受审，他被判了10年。
贝利亚1953年114天的执政令研究者们感到有些困惑。国家的头号刽子手能成为一个改革者吗？
这种不同角色的结合只是初看上去让觉得诧异。
在国家安全机关的协助下，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强大的军工综合体，甚至成为超级大国。军事实力不断膨胀，国家几乎要被彻底拖垮。
于是上层统治者意识到，需要进行有限的改革，以挽救国家。最先产生这一想法的是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不管他是拉夫连季·贝利亚还是尤里·安德罗波夫，他们比其他更清楚地了解国家的实际情况。
他们担心，如果不稍微放松一点管束，那么他们很快就根本没可管了。
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崇拜者们痛心地说，“假如不让戈尔巴乔夫掌权，社会主义本可以得救的。”然而异端邪道始于戈尔巴乔夫之前。当初应该阻止柯西金搞经济改革……哦不，一切开始得还要早--是始于赫鲁晓夫的“解冻”。可假如阻止赫鲁晓夫
假如阻止赫鲁晓夫掌权，那么掌权的将是拉夫连季·贝利亚。
贝利亚于1953年推行的令国家其他领导感到惊慌的改革只不过是一种自救的尝试。在短暂的改革时期结束后，国家还会再次变成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现实社会主义自由化的任何尝试都会导致其毁灭，正如1991年所发生的那样。
第九章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第二次降世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命运有过重大的影响。们对他评价不一。一些认为他是个鬼城，另一些则称他是没有得到机会施展才能的杰出的组织者。
历史显然有可能走另一条道路。假如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不是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政治家，同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时期联系在一起的就不会是他的名字，而是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的名字。
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到他被枪决的那不足四个月的时间里，以激进改革的主要发起的形象出现在们面前。
当年们愤怒地归咎于贝利亚的所有罪责，如今都可以看成是他的功绩了：反对针对斯大林的个崇拜，反对党的机构管理一切，实行大赦，提拔民族干部，努力恢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不阻碍德国统一。
贝利亚所做的一切不容忽视。只有一点不清楚：他到底是一个在斯大林死后极力同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脱离干系的变色龙呢，还是他的确有某种改革的计划？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贝利亚的接班人
科鲁格洛夫1907年生于加里宁州。21岁入党。当过拖拉机手、农村阅览室管理员、村苏维埃主席、消费合作社理事。1929年他应征入伍。由于他曾是拖拉机手，因此他进入了坦克团。
他是继缅任斯基之后第一个获得过真正全面正规教育的部门领导人。也就是说，他愿意学习并且不无才能。他毕业于莫斯科卡尔·李卜克内西工业师范学院。然后他成为东方学学院特别班--日本班--的学员。最后，他进入了红色教授学院这样有名望的学府。
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职业教员。然而党的机关里出现了这么多空缺，以至于他在1937年上毕业班时被调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责任召集人。他在那儿工作了不长时间。叶若夫被赶出内务人民委员部，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成了内务人民委员，上级给他派去了一个党务工作者班子，协助他工作。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也被召到贝利亚那里。1938年12月20日，他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代表，负责调查部内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
科鲁格洛夫得到了贝利亚的赏识，两个月后，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被任命为副人民委员兼人事局局长。科鲁格洛夫32岁就当上了副人民委员！当时升官真是快。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1941年分成两个部之后，贝利亚让科鲁格洛夫当上了自己的第一副手，把自己不喜欢管的事情交给他来主管，其中包括劳改营管理总局和生产建设局。科鲁格洛夫很少接触办案工作，这一点使他在1953年幸免于难。
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于1941年7月合并后，科鲁格洛夫不再担任贝利亚的第一副手，而是普通副手，但他几乎不参与工作。他被派往作战部队-
-担任后备方面军、而后是西部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1941年10月，当德国军队逼近莫斯科时，他指挥第四工程兵集团军，并负责防御设施的建设。
贝利亚还有一名副手被派到了前线，伊万·伊万诺维奇·马斯连尼科夫，他转入红军，当上了将军，负责指挥北高加索方面军。科鲁格洛夫依然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
1943年2月4日，他同其他副内务人民委员一起被授予二级国家安全委员衔--
这相当于军阶当中的上将。两个月后，4月底，内务人民委员部再次被分割后，他重新被任命为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
1944年3月8日，由于组织了将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强制迁移到苏联东部地区的行动，科鲁格洛夫被授予一级苏沃洛夫勋章。
1944年10月29日，由于“肃清了乌克兰西部各州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员”，科鲁格洛夫荣获二级库图佐夫勋章。这些都是统帅级的勋章，只有在前线指挥过大规模战役才能被授予这类勋章。
只是在当上部长之后，科鲁格洛夫才干过强行驱逐的事情。1948年11月30日，苏联内务部长谢尔盖·科鲁格洛夫上将向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提交报告，汇报了关于成功地将加里宁格勒州的德国居民驱逐到德国苏占区的情况：柯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的旧称--译者注）已经并入苏联版图，德国人在那里是多余的了……
1945年春，科鲁格洛夫作为未来的外交部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率领的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被派往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在那里起草产生。在战争时期，到国外长期出差简直就是命运之神的礼物。
在克里米亚会议（在雅尔塔举行）和波茨坦会议期间，科鲁格洛夫负责苏联政府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美国人和英国人授予了他本国的勋章。
1946年1月15日，《消息报》新闻栏刊登了这样一段话：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同意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拉·帕·贝利亚同志提出的关于解除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的请求，原因是他的其他中央工作负担过重。
谢·尼·科鲁格洛夫同志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
科鲁格洛夫当时38岁。
1946年春，人民委员更名为部长。
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教授是我国内务部历史研究方面最好的专家，他这样对我评价科鲁格洛夫：
“他有才能、聪明、有学问--特别是同他的那些前任相比。有些严厉。有一次，他在深夜12点召集会议，但找不到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总局局长克里文科中将，于是，一项严厉的命令产生了：才12点钟，中将就不在班上了！不像话！要离开的话，你的副手和秘书应该知道你在哪儿。”
科鲁格洛夫当上部长时，内务部机构已经被精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不仅所有业务办案部门交给了国家安全部，就连内卫部队、边防部队、民警局、刑事侦查机构也都转到国家安全部名下，内务部实际上成了劳改营部。
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主人当你读了贝利亚1953年起草的关于将内务部各生产单位转给其他部的决定之后，你便会知道劳改营管理总局的规模有多大了。这些生产单位包括：
远北建设总局；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矿山勘探和开发及有色和稀有金属建设总局；诺里尔斯克有色和稀有金属联合企业；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的第169精炼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第170精炼厂，新西伯利亚市的第171精炼厂；
维亚尔齐利亚冶金厂；
古比雪夫水力发电站工程局；
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建设局；
水利工程勘探设计研究局；
石油加工厂和人造液体燃料企业建设总局；
乌赫塔石油开采和加工联合企业；
公路总局；
铁路建设总局；
土库曼主运河建设总局；
顿河下游水利灌溉工程局；
石棉工业总局；
云母工业总局；
伯朝拉煤田工业联合企业--沃尔库塔煤炭联合企业、因塔煤炭联合企业；磷灰石霞石精矿开采工业联合企业；
基洛夫化工厂建设局；
森林工业总局；
伏尔加河--波罗的海河道建设总局；
加里宁格勒州统用开采和加工联合企业（第九联合企业）
……
所有这些庞大的生产性机构都依靠囚犯们奴隶般的劳动而存在。内务部不仅向各生产建设部门无偿提供这种顺从的劳动力，而且本身也变成了一个生产建设部。
谢尔盖·科鲁格洛夫也当了几年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的主人（“古拉格”在俄语中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译者注）。
群岛建了很长时间，起初它的主人并没有打算折磨犯人。
涅克拉索夫教授所著的《十三名“铁腕”人民委员》一书中节选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保密处处长萨姆索诺夫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一份报告的片断，萨姆索诺夫曾到列福尔托沃监狱了解那里的政治犯的关押条件：
‘牢房里又脏又潮又臭，一股霉味，最严重的是那让人根本无法呼吸的烟雾……
牢房里用的是原始的到处冒烟的火炉，没有任何通风装置；犯人们抱怨伙食太差，没有书看。走廊里烟雾弥漫，暗无天日，地上是脏水和污秽……这里的政治犯宣布进行绝食并要求转到布特尔斯基监狱，这应当被看作是正当的。不应当这样对待活着的人，不应当将他们关押在这种环境中，这是在犯罪。
“结论：解散列福尔托沃监狱管理机构，将管理人员移交法办，原因是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囚犯，这是由于他们不尽职责。玩忽职守而造成的。”
十月革命之后，有一些人真正在从事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活动，他们不怕迫害，虽然危险是明摆着的。许多没有在当地受处罚的政治反对者被判流放2-3年。
然后再被判上同样的期限，不过这次已经是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或是在政治隔离所。
在政治隔离所之后又是放逐以及禁止在大城市居住（称为“减刑”）。总的来看，当时建立了独特的一条龙措施：劳改营一流放一“减刑”。政治犯刚刚被释放不久就又被抓起来，当局制造新的案子，然后再将他们送入劳改营。
多名作者合著的《俄罗斯内务部机构和内卫部队》一书（1996年出版）讲述了我国惩戒制度的历史。十月革命后，监管那些剥夺自由地点的职责由当地的苏维埃来承担。苏维埃建立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是将犯人囚禁还是应该将其释放。
新政权的官方声明说，他们与其说是要惩罚犯人，不如说是教育犯人，为此，他们说要建立农业劳动改造移民区。 然而，1918年9月5日，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关于红色恐怖》的决定出台。根据1919年3月21日颁布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和5月17日颁布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集中营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劳动营。1920年，在索洛韦茨基群岛出现了第一座特种劳改营--专门囚禁苏维埃政权敌人当中的活跃分子。
国内战争结束后，所有监禁地都归属内务人民委员部。当时共监禁着大约7万人。
差不多从1925年起，被送进监狱的人多了起来。
20年代末，广泛利用犯人从事生产劳动的想法酝酿成熟。
劳改营制度于1929年建立。这些劳改营不仅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得盈利。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有权侦查案件，作出判决，囚禁犯人并且用犯人来劳动。
1929年6月27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利用犯人来劳动的决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集中营被改名为劳动改造营。那些刑期不少于3年的犯人都被转到那里。其他人仍留在由各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的农业或工业移民区。
1929年7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定，交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一项任务：
利用犯人劳动来发展人迹难至但蕴藏丰富自然资源的边疆地区的经济。计划在西伯利亚、北部地区、远东和中亚建一些新的劳改营。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签发的命令中说，新的劳改营在肃反人员的领导下，应当发挥改变边远地区经济和文化面貌的作用到了1930年中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工业生活中就已经占据重要地位：犯人们修建铁路，搞地质勘探，从事林业工作，建起化工、纸浆造纸联合工厂，从事木材采运和鱼类加工。不久以前还不知道让犯人干什么好，如今这些犯人已经成为劳动力的最重要来源。
1929年8月5日，北方特种劳改营最先成立。1931年2月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下面成立了劳改营管理局。1931年4月，该局更名为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
1937年开始建立所谓的内部监狱，专门关押因犯有反革命罪而被侦讯和判刑的犯人，这些内部监狱隶属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十处。
内务人民委员部总部有4所监狱：可关押570人的内部监狱、可关押3500人的布特尔斯基监狱、可关押625人的列福尔托沃监狱和可关押225人的苏哈诺夫监狱。
1939年通过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条例规定，禁止将受侦讯者的死讯告知其亲属，禁止将尸体送交其亲属安葬。
战前的几年里，劳改营管理总局不断扩大。政府每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一项新的任务，该部就为此成立一所劳改营。犯人们建军工厂，铺公路，修建机场，在采矿冶金、能源燃料、化工。造纸等工业领域从事繁重而有损健康的生产劳动。
比如，一项有关修建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索利卡姆斯克纸浆造纸联合企业的政府决定一出台，未来的新建筑工地所在地区便立刻建起能容纳14万名犯人的伐木劳改营。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犯人们在这种可怕的、非人的条件下能够找到生存下去的力量。作家维克托·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在一次采访中说：“所有这些被强制迁移到伊加尔卡的犯人几乎无一生还，但他们挣扎着，努力通过教育来保护自己的孩子。有文化就有了一切。不管有没有教科书，所有人都如饥似渴地学习。”
直到1947年，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向政府提议让那些留在特别移民区的原囚犯恢复自由。共有11．5万个家庭（32万人）获得了自由。这些人的不幸还没有人好好地写过。甚至在获得自由之后，他们在政治上依然得不到信任。
战争开始后，因普通罪行和旷工而判刑的犯人被释放并送到军队。头3年共有97．5万名以上的犯人被送到红军。这大概是劳改营管理总局总人数的1／3。
双倍的人进了劳改营。此外，还有200多万人呆在特别移民区，其中150万人是在战争期间被驱逐的，他们当中包括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
战争结束时，共有85万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服役。假如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被派往迫切需要他们的前线，那么谁来看守那些犯人呢？
战争期间，内务人民委员部建了数百个机场、许多飞机制造厂、炼铁高炉、煤矿、化工厂，修筑了数千公里的铁路和公路，开采了从黄金到石油在内的所有必需的矿产资源。
战争期间，劳改营和移民区的内部规章制度更加严格，看守人员甚至在犯人拒绝上工时都可以动用武器。监禁条件如此之严酷，以至于仅1942年一年在劳改营就有248877人死亡。
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两度--1941年6月22日和1942年4月29日--联合下达指示，根据这些指示，那些刑期已满的犯人没有获得自由，而是作为雇用人员继续在当地劳动。区别在于，他们来去不再被押送，并且会给他们付工钱。他们不能离开或是更换工作。
这两项指示是保密的，那些受其约束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直到1946年才被释放，那时，斯大林终于同意放他们回家。
当红军转入进攻后，劳改营管理总局开始关押那些曾在被占领区同德国当局合作的苏联公民。
据多年领导国家计委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巴伊巴科夫回忆，战争结束时，斯大林责成时任石油工业人民委员的他修建生产合成发动机燃料的联合工厂。
他下令将囚犯送到建筑工地上。“这是一支从不推辞工作的机动力量，” 巴伊巴科夫感叹地写道，“人们住在很快搭建起来的简易住房和防寒帐篷里，住在土窑洞里，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工作--无论是下雪下雨，还是酷暑严寒，每天工作12小时。”
犯人们为生存权而工作，为增加口粮。为尽快获释而工作。起初在劳改营管理总局，就连最有才能的、学识最渊博的专家都得从事一般的工作，结果他们接连死去。后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们想到，如果让他们制造可以向斯大林汇报的新技术装备，那么这些未来的科学院院士可能会给部里带来荣誉。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的命运很有代表性，他是火箭的发明者，最先将人送上太空。1938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他10年监禁，原因是他“参与了反苏恐怖破坏活动”。
为他辩护的人当中包括苏联英雄、最高苏维埃代表、那个时候家喻户晓的飞行员瓦连京娜·斯捷潘诺夫娜·格里佐杜博娃这样的人物。根据她这位代表的质询，1939年6月13日，最高法院取消了对科罗廖夫的判决，他的案子被送去重审。贝利亚会容忍这样做吗？请看对他们的回答！1940年7月1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主持召开特别会议，判处他在劳改营改造8年。
此刻又有一位代表和苏联英雄为科罗廖夫说情，他是名气同样不小的飞行员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格罗莫夫。贝利亚在他的信上写下批示：“送科布洛夫同志。请您看看材料，作出结论。”
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吩咐将科罗廖夫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特殊技术局，按专业任用。没有释放他，用他来做事情。
科罗廖夫从事的是发动机的设计工作。
5年后，1944年7月27日，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批文，科罗廖夫被提前释放，撤销罪案。直到1957年，他才被恢复名誉，那一年卫星发射上天。即使是在享受盛名之时，这位火箭技术的总设计师还畏畏缩缩地问赫鲁晓夫：“您是否真的相信我没有任何过错？”
特殊技术局于1941年更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保密处。该局利用被判刑的专业人员制造军事技术装备：飞机、发动机、军舰、大炮。那里共有将近500名犯人，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军工厂和科研院所。
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记录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保密处的犯人在战争期间研制出的产品。单子上所列的产品包括在设计师图波列夫、佩特利亚科夫和米亚西谢夫领导下制造的三架轰炸机、飞机发动机、鱼雷艇、无线电台……不难想象，假如这些杰出的科学家们没有被关在劳改营里，他们能做多少事情……
“在签署文件之前，你要确认一点，如果因为这份文件而开始抓人进监狱，那么你将是黑名单上的最后一位，”这是曾被斯大林吓得要命的我国炮兵司令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元帅的座右铭。反导弹系统的总设计师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基苏尼科在自己所著的《秘密区域》一书中回忆起了这句话。
格里戈里·基苏尼科本人则因制造了防空导弹系统而闻名于世。该系统曾于1960年5月1日击落了美国的U-2侦察机。他当上了院士、奖金获得者、将军、议员，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不安中度过的：人事部门的干部和机关同事会不会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而总设计师的父亲是一名火车司机，他于1938年4月因一项捏造的指控--“参加反革命暴乱组织”而被枪毙。儿子隐瞒了此事。多年以来，他的脑海中总是出现一幕幕可怕的幻像：警觉的人事干部发现了在他的个人档案中用其他颜色的墨水笔填写的那行字，随后他被揭发，整个生活被毁掉--他失去工作，要不就是失去自由。
他也无法忘记叔叔过了好久在喝了两杯白兰地酒之后说出的一席话：“为给你的父亲报仇，一个卑鄙龌龊的告密者在你的两个叔叔的帮助下非常偶然而又非常保险地死在了火车车轮之下
战争结束后，年轻的基苏尼科被分配到了苏联军械部第一特种局。该局在小贝利亚--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的领导下制造了苏联导弹武器。这里的主要专家是从德国带来的德国导弹专家和我们的科学家，这些人仍然呆在劳改营，每天被押送上班。
基苏尼科介绍了军工综合体所享受的特别优厚的条件，这可以说明，为什么那些武器制造者如此怀念苏联时代。军工综合体得以成功运作的基础是斯大林奠定的。
他曾对导弹制造者们说：“你们将有权动用任何部委的任何单位来完成工作，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必要的物资和资金来确保这些工作的进行。”
他们获得了一切--有林中的小屋，有专用餐厅，有专门的医院，还有汽车。
需不需要再说说试验场上令人愉快的好事情呢？坐飞机去趟中亚，采购西瓜、香瓜、葡萄。在一系列成功的试验之后，总书记对总设计师说：“派人到所有加盟共和国首都去采购食品、葡萄酒、伏特加、啤酒、白兰地，要满足所有人的口味，然后以政府的名义办一次举世未见的盛大宴会。”
一位部长曾对设计师们说了大概这样一番话：‘“你们要的一切都给了你们。
我想，要是你们提出请求的话，连大剧院的马也会给你们的。现在该你们付出了。”
一旦某个设计方案获得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便财路大开，不受限制，格里戈里·基苏尼科写道，人们就像苍蝇看到了蜂蜜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希望从公家的这块大蛋糕上切下一块来享用。因此，导弹和其他装备的获得对国家来说的确是代价高昂，倾家荡产。
然而，武器制造者圈子里的气氛是极其冷酷无情的。
基苏尼科回忆道，有一次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本人将他拉进汽车，把分隔司机与后面客座的玻璃挡板放了下来，愤恨地问他：
“我们对这个土匪得忍到什么时候？”
“土匪”是指一位同样有名的设计师，当时他吉运高照，因为他非常聪明地将党和人民的一位领导人的儿子调进来工作。
政治局成员的子女喜欢到军工综合体这个帝国里来工作。小乌斯季诺夫负责建造履带式激光器，小苏斯洛夫则担任无线电电子系统秘密研究所的领导。
设计师们无情地陷害竞争者，为的是不让他们与之分享“干草”--这是他们围内对勋章和其他各种奖章的称呼。他们还特别害怕那些轻易就可以毁掉他们的生活的国家安全机关的军官。
据说，贝利亚有一次去看望了被监禁的航空设计师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此人后来成为科学院院士，当上了上将，曾是列宁奖金和三届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曾被三次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图波列夫试图向人民委员解释，他没有犯任何罪。贝利亚将他的话打断：“亲爱的，我本人知道你没犯任何罪。你的飞机就要飞上天空，而你也将获得自由。”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已经获得过国家各种奖章奖金的图波列夫院士曾对第一书记抱怨说，过去坐过牢这件事拖累着他，并且影响到他的子女。赫鲁晓夫安慰他：
“图波列夫同志，您可以安心地去工作。我向您保证，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将下令销毁那些与您有关的文件，使您在任何地方填写任何表格时，都不用写您曾经被逮捕。”
斯大林家族里的幸福童年
在回忆过图波列夫的经历之后，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院士又开始思考劳改营管理总局的那些管理者的命运：“我有时在想：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
功名心？恐惧？工作的欲望？权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有半个世纪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在铁窗后度过多年，关于看守和劳改营管理总局的普通工作人员，他是这样写的：“他们同我们不是同类，他们跟过去的我们不是同类，跟现在和将来的我们更不是同类。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他们只是装扮成人样。同他们交往时也要假装把他们当人看。但你要坚信，他们只是假装成人……”
拉科西·马加斯战前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后来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和政府很长时间，他留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回忆录。他引用了当时有名的科学家瓦尔加院士的一席话。瓦尔加对他说：“正派人不去当侦查人员或是秘密警察。只有社会渣滓才去那里，这些家伙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事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尽量多地怀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入监狱，直到最后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所有人都像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怀疑者和被怀疑者。”
职业党务工作者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涅纳舍夫写道：“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次给我留下印象是在1937年冬天，它在我的意识当中像是一种不祥之物，它能从我们的家中抢走父亲，甚至剥夺我们赖以生存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区内务局的木制大房子离我姑姑家的土窑不远，我在区中心上学的那些年一直住在姑姑家。
每天，当我从内务局那被厚实的帷帝遮挡住的窗户跟前走过时，我总想，这些窗户后面隐藏着些什么秘密呢？我当时不可能明白很多事情，但像一头小兽一样本能地感觉到，这所房子里将发生某种对我、对其他人来说不幸的、危险的事情……”
在斯大林时期，肃反人员采用轮班工作制。他们建立一个班组来完成自己那部分工作。在这期间他们获得了一切--物质财富、称号、职务、勋章、荣誉、名声、同领袖交往的权利。从被捕者那里没收来的贵重物品要转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供商店，商店只向本部职员出售商品。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就轮到下一个班组了。原来的班子被解散，新来的人又获得了一切。
在这个可怕的帝国里有时也能遇到好人--不打人的侦查员、天生并非恶人的监狱值班看守、并不那么凶恶的劳改营监督员。这些人极少遇到，但遇到他们可是福气。
卢比扬卡的主人们基本上可分为两类。那些无可争议的崇拜者对斯大林无限忠诚，他们以斯大林的名义枪毙犯人，念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而那些追逐个人名利的人则会轻而易举地适应党的方针的任何转变：需要杀谁，他们便杀谁。渐渐地，第一类人几乎不复存在。
可是否应当把劳改营管理总局和整个卢比扬卡的主人都视为大恶人，看作是用自己的罗网缠裹住整个国家的鬼呢？将罪责归咎于某个生来就带有魔鬼印记的人，然后如释重负地说上一句：“一切事情都怪他！”--这种做法的确很诱人。
可是要知道，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是他们领导的部门所需要的人。其他人在这个位置上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要不他会选择其他工作岗位……
从某种程度上讲，有权有势的部长或人民委员只不过是这个似乎是独立存在的宏大体系当中的一颗螺丝钉。
但他同时也在给这台机器紧扣，也在调试并开动这台机器。事实上，这一装置之所以能够工作，仅仅是因为国家安全机关成千上万的干部和更多的志愿助手心甘情愿地给自己选择了这一工作，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
他们使全国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他们为许多人设立了专案文件，国家安全机关人员渗透到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当中。
他们使人堕落腐化，使那些原本看上去正派文明的公民为了摆脱恐惧，或是为了钱财、房子、出国，再或者仅仅是指望获得领导的垂青，出卖自己的亲人、邻居和同事。 对被捕和对劳改营的恐惧致使人身上所有那些恶的东西暴露无遗。这让人觉得，坏人比重大于常人。人们之所以坚持不住，是因为他们面临万丈深渊。恐惧和不信任在苏联社会中成了一种推动力。其结果是遏制了一切首创精神和自我承担责任的意愿。
可是这些人能否选择另一种命运，不用害怕会消失在劳改营管理总局里呢？当时的人们受到的判决难道还不够严厉吗？要知道，肃反人员要么执行命令，要么就得死。如果一颗螺丝钉坏掉了，它立即会被另一颗所取代。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潘琴科院士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奴颜婢膝之徒和走狗们说：‘时代就是这样。’时代总是不好的，而我们能否超越它--这取决于我们。在苏维埃政权时期仍然可以做个正派人，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我敬重的一位老师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托马舍夫斯基说过：‘别担心，在任何最丑恶的制度下都会给正派人留下两三个位置的。”’还应当考虑到，对不少人来说，在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卢比扬卡工作不仅给他们提供了生存的手段，而且也给他们创造了享有特权的生活方式。那个年代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工作的大约有1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人就是几百万人，对于他们来说，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存在没什么可怕的。而如果再把党和国家的机关干部及其家人也算进来呢？如果我们的社会里对斯大林的迫害。对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国家安全机关有着相互对立的看法，那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国内有多少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一克格勃的将军，劳改营和监狱里有多少监督员，多少侦查员捏造出多少命案！但他们的孩子怎么样了呢？他们长大以后成了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父辈？谴责？咒骂？还是相反，赞颂他们？
没有这类书籍。谁也没有找到“卢比扬卡的”孩子，没有问过他们。这里需要的不是小说，而是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那种严肃的纪实性文体。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此类书籍呢？这是因为，这种文章不仅读起来可怕，写起来也可怕。
作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的才能看来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有人在苏联时期就问过他，为什么他再也不写东西了？他回答：“尝试过，曾经挖得深了一些，突然惊叫一声，赶紧把坑填上，再用脚踏平。”
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是斯大林妻子的侄子，他编写了阿利卢耶夫--斯大林--家的家谱，并撰写了《一个家庭的纪事》一书。
在他还是个3岁小孩时，他的父亲便被枪毙。过了整整10年，他母亲又被囚禁。
父亲他几乎不记得了，只留下了诉讼案。母亲6年后被释放。她回家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但他对童年和少年时代却保存着完好的记忆，这一点令人惊讶。对这位回忆录作者来说，昔日子是后来才来的，那时已经没有人被枪毙了。
书中有许多有趣的内容：对约瑟夫·斯大林和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不成功的婚姻的评价，家人对阿利卢耶娃自杀一事的态度，斯韦特兰娜和瓦西里·斯大林不幸的私生活。书中只缺少一点--没有表现出对不幸父母的同情，作者也没有试图去搞清楚父母先后被夺走的原因。
其实作者有答案。父亲是被贝利亚杀害的。抓母亲进监狱的也是他。贝利亚被枪毙后，母亲又被赫鲁晓夫囚禁在劳改营整整一年。如今的民主派尼基塔·赫鲁晓夫，还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是所有灾难的罪魁祸首。
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列坚斯曾任捷尔任斯基的秘书。1938年，列坚斯被派往哈萨克斯坦任内务人民委员，几个月后被逮捕，他被指控为地主贵族国家波兰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枪毙。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写道：
“母亲费尽周折找到斯大林，请求他过问父亲的案子。‘好的，’他说，‘我把莫洛托夫请来，你跟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一起来。他们会把列坚斯带来，我们一起解决此事。’但祖父拒绝去斯大林那儿。于是母亲和祖母两个人去了他那儿。
祖父的缺席激怒了斯大林，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跟我母亲和祖母大吵一架，根本没有解决事情，于是父亲的命运便被注定了。”
然而作者认为，他父亲的死既不怪斯大林，也不能怪那个令无辜的人被处死的制度。制度是非常优越的：
“那个年代，商业部门运作良好，物价下降，有段时间食堂里的面包免费供应，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不断改善……制度让人们过上了有保障的日子，国家在前进……
就在不久以前，我们的报纸还充斥着有关鞋子、电视机、冰箱滞销的报道。”
作者用自己的经历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论断。尽管父亲被枪毙，无论未来的回忆录作者，还是他的家庭，仍然可以去克里姆林宫医院就诊，也可以去所谓的“病号食堂”（通常被称作“小灶”）去就餐，还可以调用政府车库里的汽车--林肯、奔驰，战后则是“吉斯--110”。住在沿河街上那幢有名的大楼里，五间一套的住房，大约有100平米，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心满意足地回忆着。夏天在斯大林的别墅度过。瓦西里·约瑟福维奇·斯大林的副官安排他进研究生班，并向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作者也真的相信，“我觉得，我们那时的生活方式完全是民主的……
那个时候，过得比别人好的确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斯大林让作者失去了父亲，但作为交换给予他的却是对伟人难以忘怀的认同感。
如果说书中也有英雄，那这个英雄就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阿利卢耶夫根本没有发觉他下面这句话听上去有多么奇怪：“父亲死后。我和妈妈在战后非常喜欢上剧院。我记得，在大剧院里我们坐的是斯大林的包厢。”
未来的作者受到伟人关注的那一刻也令人难以忘怀。看到小阿利卢耶夫后，斯大林对他母亲说：“好啦，就凭这样的儿子，我也可以不跟你计较了！”父亲已经被枪毙了……
“斯大林当时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他常问我们许多问题，同我们开玩笑，逗我们玩儿。昨晚饭的时候，他不断地给我的盘子加饼干、陈皮。我们嬉笑着，不时兴奋地尖叫。”
最先记述在克里姆林宫的童年生活回忆的是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阿利卢耶娃。她的文学水平迄今为止大概也是最出色的，她的书坦率而又严肃。不过，后来问世的由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所著的一部书在我国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这得益于该书构思巧妙的、几乎类似侦探小说的情节。
小赫鲁晓夫为辩解文学开了个头，那时“克里姆林宫的”孩子们开始维护父辈的名誉。安德烈·格奥尔基耶维奇·马林科夫在《关于我的父亲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一书中说，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同迫害没有关系，相反，他曾试图阻止贝利亚搞迫害。
父亲被枪毙后被迫改用母姓的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贝利亚在《我的父亲拉夫连季·贝利亚》一书中也表示相信，父亲只做了救人的事情。
对父亲的罪过视而不见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不过，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的书恐怕是第一部没有为自己那遇害的父亲进行辩护，而是为允许杀害父亲的人说好话的书。
苏联战俘
对被敌人俘虏的红军官兵的不信任始于1939-1940年的芬兰战争。战事结束后，芬兰人交还了5500名战俘。他们全都受到审判，并被送进劳改营。
1941年被德国俘获的红军官兵达200万，1942年为130万，1943年将近50万，1944年是20万。
1941年秋，德国当局开始将占领区那些有劳动能力的居民迁往德国。战争期间共迁过去500万人。其中大约有25万人是希望回到历史上的故乡的德意志族人。
1941年6月28日，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对背叛祖国者及其家庭成员追究责任的办法》的命令。
当俘虏被看作是蓄意犯罪。被俘者以叛国罪论处。突围出来的士兵被当作潜在的叛徒。
整个战争期间，军事法庭共审判了约100万军人，其中15．7万人被枪毙，也就是说，有15个师是被自己人消灭的。这些人基本上是突出重围或是被俘后逃出来的官兵。
1941年12月27日，国防委员会发布关于审查“原红军指战员”的决定。
第二天，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下达了《关于为曾经被俘和被敌人包围的原红军指战员建立特种劳改营》的命令，即第001735号令。该命令规定要在上述人等当中揭露“叛国者、间谍和破坏分子”。
当时负责处理被俘红军战士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局。
也就是说，对待他们就像是对待敌军士兵一样。1943年，劳改营转归劳改营管理总局管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