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4年起，被俘后获救和突出重围的军官被作为普通士兵编入突击营。在受伤和荣获勋章之后可以恢复军官职衔，但在突击营当中最后能活下来的并不多。他们被派到最危险的方向发动进攻。共有25000名军官曾被编入突击营。这么多的军官足可以用来配备22个师。
1944年8月，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针对从德国回来的人员建立审查网点的决定。
在被俘人员和被驱往德国劳动的人员经受审查的过程中，他们被用来从事最艰苦的劳动。
1945年8月18日，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将被俘获救的红军战士和被遣送回国人员送往工业企业工作》的决定。这样，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伯朝拉煤田、诺里尔斯克和乌赫塔的联合企业便有了劳动力。
1945年10月22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剥夺曾在德国军队、德国特种部队服役的“弗拉索夫分子”和警察的军官职衔》的秘密决定。等待这些人的是劳改营。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 德国人和日本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俘营里关押过160万名德国战俘和60万名日本战俘。
负责管理这些人员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该局当初是为管理被俘虏的波兰官兵而于1939年9月19日成立的。
对日战争时间并不长，但驻扎在中国北部的关东军几乎全都成了俘虏。
1945年8月的行动进展神速，它确保斯大林获得了中国北方的军事基地，使他能够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进行监控，并收回了南萨哈林，获得了千岛群岛，还为苏联军舰取得了一个自由出海口。
苏联坦克部队的侧翼迅速将关东军切断，于是日本人陷入旬围之中。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他们的祖国在大海的那一边，而日本舰队已经不复存在。
1945年，英美军队也俘获了日本人，他们已经同皇军打了4年仗，不过在日本投降书签字生效之后，日本战俘开始被遣送回家。到1947年底，他们全都回到了日本。
除了那些在西伯利亚的战俘。
他们在我们这里面临什么命运呢？这一点可以根据其中一个名叫柳川成夫的战俘的遭遇来判断。
1948年12月10日下午5点，他遭遇了不幸：被土埋在了下面。当人们将他掘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
战俘营的医生在第143号病历中写下如下诊断：胸廓挫伤。一天后，医生给柳川成夫做了手术。切除一根肋骨，切开蜂窝织炎：医生发现柳川成夫左胸有脓胸症状，并且伴有心肌炎。手术无济于事，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后，这个原日军上等兵于1月13日死去。
l月15日，据他的个人档案记载，“对第117号战俘营的日本人柳川成夫的尸体进行了解剖”。对外科医生没有提出异议。
1月16日，第1339号医院分院人事登记检查员、分院主管保卫和生活制度的副院长以及物资供应局局长立下如下文据：
“柳川成夫的尸体埋于4号坟1室。坟上立有识别标志--一根竿子，上面一块木板，木板上的铭文用耐清洗的涂料写成。”
在涂料罐的说明上，这种油性液体的确冠以“耐清洗”涂料之名，但湿雪和雨水很快便将这能够让人回忆起这名来自遥远日本的农民之子的最后的印记从地表冲洗掉了。
不仅如此，就连医院殡葬队战士那已经习惯于抬死人的双手所设置的标准的小竿子也没有竖立多久。这样一来，柳川成夫的父母永远不可能得知他们的儿子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死去的，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找到他的坟墓。
这样的坟墓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共有6万多座。1959年，苏联当局只向日本政府提供了4000名死亡战俘的资料，尽管6万余人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知道的：他们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建了个人档案，这些档案保存在内务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
柳川成夫生于农村，没有上完学便开始做工，1945年应征入伍。他进入了关东军，在独立通信营里任文书……
曾经审问过他的战俘营管理处高级监察员布罗夫中尉毫不费力地描述了他的长相：身高165公分，黑头发，眼睛是褐色的，扁鼻子，典型日本人的大脸盘儿……
柳川成夫是1945年8月成为俘虏的许多日本年轻人当中的一员。作为营部文书，他不属于战胜者决定好好惩罚的战犯之列。那么，为什么他和其他6万名日本人没有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回到家乡呢？
那些记录着斯大林及其亲信对这一问题的主张的文件不为人知。可以推测，斯大林可能认为战俘是特殊的人质--是同日本缔结和约时的一张王牌。抑或是他确实害怕美国人将其重新武装起来对付苏联？
战俘被用来干重体力活--下矿井，伐木，搞建筑，铺公路。莫斯科大概是将这种劳动当作是对战争期间遭受的损失的一种补偿方式。 1946年的头3个月，苏联内务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副局长彼得罗夫中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战俘营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视察。他在自己的长篇报告当中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
战俘实际上都被送到了荒野之地。当局决定让营员们自己建造住房，但既不给钱，也不给物。战俘们被迫在窝棚、帐篷和不适合居住的简易房里过冬。
由于没有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工具，俘虏们徒步离开满洲里和朝鲜。经过两千公里的艰难跋涉，他们被安排到矿井工作或是去伐木。
第一个冬天最艰难。由于没有棉衣，日本夏季制服不顶用，而且日本人不适应这样的严寒，许多人生病、丧命。医院刚刚准备就绪，病人并不是在生病的时候，而是在床位空出来的时候才得以就医。
那些同日本战俘打交道的人首先记着的是他们有劳动能力并且遵守纪律。政工教导人员试图离间日本士兵和军官，而负责经营管理的人员则正相反，他们乐于利用日本士兵服从上级的习惯。但战俘的劳动效率不高。经济学家们的秘密统计结果表明，战俘营是在亏本经营。因战争而破产的苏联根本无力养活这么多日本战俘。
战俘营不归劳改营管理总局管辖。日本人受到的待遇同被俘的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远远好于苏联的囚犯。
与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同行们不同的是，战俘管理总局的工作人员并不故意折磨自己的犯人。至于苏联的生活水平如此之低，以至于战俘们因繁重的劳动、因寒冷和饥饿而死去--这是另一码事。不过那时“人的生命价值”这一概念本身也并不存在。
虽然如此，在苏联内务部长谢尔盖·科鲁格洛夫签发的关于预防战俘逃跑措施的命令中还是专门说：“对战俘使用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极端措施，在所有措施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应当采取这一措施。在所有使用武器的事例中，应对使用武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专门的审查。”
饮食标准划分成无数个等级--这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做法：通过肚子来控制营里的战俘。士兵、军官、将军、营养不良症患者、病人、反法西斯学校学员、拒绝劳动人员和被调查人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饮食标准，就看他属于哪一类战俘。
1948年，这样的标准有10个等级。
用战后苏联饥饿生活的标准来衡量，这些饮食标准看上去是可以接受的（不过，盛进劳改营饭盆里的当然只是饮食标准定额的一部分）。但这对于那些在西伯利亚挨饿受冻数年之久的日本士兵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那些同肃反工作人员和政工军官们有接触的人日子过得好一些。政工教导人员得借助于翻译和莫斯科出版的日语参考教材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确保积极支持本国民主变革和支持加强对苏友好关系的战俘人数的不断增长”。
当时还开设了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学习班，还举办了业余文娱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员受到提高饮食标准的奖励，被送到所谓的休养房间过上10-12天，在那里，战俘可以穿上清洁的内衣和睡衣，好吃好喝。
战俘营里盛行做表面文章之风。俘虏们按照宣传官员的要求展示“改造成果”，表达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忠诚。装订好的相册里夹的是同一类照片：战俘们在食堂、在理发馆、在牙医诊所，战俘们搞体育活动。
照片旁边配注的是关于战俘幸福生活的说明词和忠实于斯大林的誓言。
宣传者的期待没有成为现实。就连那些被列为反法西斯积极分子的人，与其说是真正接受了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讲解，不如说是为了努力生存下去而装装样子。
1950年5月24日，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向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汇报了“关于对战俘和拘押人员进行关押、使用其劳动和在他们中间开展政治和日常工作的总结以及有关遣返回国的情况”：
“为关押战俘和拘押人员，共建立 267个战俘营，下设2112个分营、392个工作队和178所专门医院……
“从1945年开始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大规模使用战俘从事劳动……大量的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煤炭工业领域工作，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亚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厂……
“战俘参与修建了贝阿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其中包括明盖恰乌尔电站、塞凡湖电站、扎乌吉卡乌斯电站、法尔哈德斯电站、索契电站、库拉科夫电站等，战俘占这些工程工人总数的40％-
-90%。
“通过在战俘和拘押人员当中采取间谍和侦查措施，共查出6136名为敌方充当间谍和情报人员的苏联公民，其中1554人的情况已经查明，其材料已转交国家安全部有关部门。在战俘当中共查出并审判了983名背叛祖国的苏联公民，他们在希特勒的军队里服役并在被俘之后冒充德国公民。“通过对曾经是德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的战俘进行审讯，共查出819名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的间谍。有关这些间谍的情况已通过苏联外交部向相关人民民主国家当局进行了通报……
“同时还获得了553名德国驻外大牌间谍的材料，其中驻美国的有18名，英国20名，法国27名，南斯拉夫21名，土耳其41名，西班牙27名，比利时10名，其他资本主义国家84名，人民民主国家186名，俄罗斯、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白俄分子圈内有78名，各国宗教人士当中有41名。这些间谍分子的材料已转交情报委员会和国家安全部。
“内务部机关还从已被招募为间谍的战俘和拘押人员当中筛选出986人，这些人因在德国和其他国家拥有关系网和活动条件而具有发展潜力。这批间谍人员已转交情报委员会、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海军总参谋部和国家安全部……”
1950年4月22日，塔斯社播发了遣返日本战俘的消息，5月5日播发了关于将德国战俘全部遣送回国的消息。
内务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下面有一个业务局，其局长是原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柏林情报站负责人、三级国家安全委员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
1945年和1946年初，战俘营里的业务部门负责处理被俘的宪兵、警察和日本情报人员。业务部门的任务与其说是惩罚他们这些战犯，不如说是查清楚在苏联境内有没有日本间谍。
很快便查明，在刺探苏联机密方面，日本情报部门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成绩，于是科布洛夫手下的工作人员在战争结束两年半以后接到新的指示：在俘虏当中建立自己的间谍网。
他们尽力招募那些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战俘营里的内线的原德军和日军军官，试图让他们在回国后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那些军官同意了，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只为能活着回到祖国。
50年代末，苏联驻西德和日本的情报机关得到了与他们当中数十人进行接洽的指示。苏联情报机关挑选了最有潜力的一些人接头，结果令人失望。有的人干脆拒绝见面，有的人报了警，用他们在苏联战俘营里写下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效力的保证书来要挟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大赦不可避免
鉴于取得战争的胜利，苏联宣布实行大赦。根据1945年7月7日的命令，30万名犯人被释放。从1947年起，劳改营的管理略微松了一些：允许收取寄来的食品，工作表现好可以提前释放。但与此同时，在斯大林的亲自领导下，刑事立法更加严格，结果犯人数量上升。他们的活儿多着呢。
劳改营管理总局继续扩大。
这是怎么搞的呢？举例说，政府通过了关于向云母工业提供帮助措施的决议，于是便立刻建立了内务部云母开采加工总局。再比如通过了关于增加石棉开采量和产量的决定，立刻便成立了内务部石棉工业劳改营管理总局。政府通过关于发展地质勘探工作的决定，随即出现了关于建立苏联内务部地质局的指示。
1948年2月21日，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关押特别危险犯罪分子的劳改营和监狱》的决定。
特别危险分子包括间谍、破坏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白俄、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还有曾当过战俘的人和被遣送回国的非军事人员。
1948年1月，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和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向斯大林提交了关于建立专门关押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的监狱和劳改营的计划，这样的国事犯共有10万人。他们决定不释放那些服满刑期的人，而是将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
国家安全部全力工作：准备一些大案，准备大搜捕，监狱的床位可能不够……
1948年2月1日，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能关押18万人的劳改营的决定。结果这还不够。1950年3月5日，科鲁格洛夫向斯大林打了一份报告，请求将劳改营的容量增加到25万人。科鲁格洛夫在科米自治共和国、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区、莫尔多维亚、卡拉干达附近、克麦罗沃州、巴甫洛达尔州和科雷马建立了特种营。特种监狱则根据科鲁格洛夫的指示建在了弗拉基米尔、伊尔库茨克州和上乌拉尔斯克。
普通的劳改营用于关押那些根据刑法条款判刑的人。政治犯被关押在特种营，他们得从事繁重的劳动。在这里，木围栏被带刺的铁丝网所取代，犯人们背上编了号，住处的窗户装上了铁栅栏，夜果要锁上门。
1954年，内务部的特种营改为劳改营，犯人的衣服上取消了编号，在见到劳改营管理人员时，他们可以报告自己的姓，而不再是报告号码，这是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书中所描述的。
谈到科鲁格洛夫，涅克拉索夫教授指出：“他在斯大林时期干了7年。这7年间只同斯大林见过4次面。这个部没有得到‘亲爱的父亲’的宠爱。因为吸引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主要事情发生在另一幢大楼，即国家安全部。”
1949年，科鲁格洛夫因参与建造原子弹而获得了列宁勋章。在党的19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科鲁格洛夫在内务部长这一职位上干到1953年3月5日。贝利亚在这一天将所有特种机构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科鲁格洛夫再次成为他的第一副手--这一次是三个副手之一，另外两个是谢罗夫和科布洛夫。
在贝利亚二次挂帅期间，科鲁格洛夫没有任何特别的表现。他是一个忠实可靠的公务员，贝利亚信赖他，但没有把主要的心思告诉他。贝利亚让科鲁格洛夫来领导伊格纳季耶夫时期被逮捕的原肃反人员案件的审核小组。几名将军被释放，并随即被任命为内务部高官。
贝利亚成功地摆脱了劳改营管理总局，将其移交给司法部管辖。他被逮捕之后，这一决定被修改，根据部长会议1954年四月ZI日通过的决定，劳改营系统转回内务部。科鲁格洛夫重新得到了劳改营管理总局。
贝利亚被捕时，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对新的权力当局表现得非常忠诚，他立刻向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表达了自己的忠心。于是他被任命为部长。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选。
被任命为第一副部长的是赫鲁晓夫本人很熟悉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以及中央书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沙塔林。当时的打算可能是让沙塔林稍微熟悉一下卢比扬卡的环境之后，立即由第一副部长升任部长。但赫鲁晓夫后来改变了计划，沙塔林实际上最终也没有参与内务部的工作。
贝利亚被逮捕后，部领导层中有4000人被解雇。从外边--党务机构和军队-
-调来一些人员。主管人事的副部长和人事局局长由苏共中央办公厅下面的两位局长担任。科鲁格洛夫受命削减人员编制并通过局的合并来精简机构。
是不幸事故还是谋杀？
科鲁格洛夫将曾经由贝利亚控制的所有特工机关掌握在自己手中长达半年。新的国家领导人对这些机构的兴趣绝对没有消失。
1953年，贝利亚被枪决之后，赫鲁晓夫签发了中央关于在苏联内务部第二总局（对外情报局）下面建立第12特别处的决定，该处的任务是对美国、英国和其他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军事战略设施和交通线实施破坏，并对苏联最活跃的敌人采取恐怖活动。
这样的敌人包括以斯捷潘·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领导人和由流亡分子组成的民族劳动联盟的领导人。为了除掉这些人，专门训练了一些特工军官。霍赫洛夫大尉是其中之一，他后来被派往西德，民族劳动联盟领导人之一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奥科洛维奇就住在西德的法兰克福。派遣霍赫洛夫出去的是科鲁格洛夫，而这一事件引起轰动则是在克格勃首任主席谢罗夫在位时……
几乎很快，在1953年秋天，克里姆林宫便产生了关于像内务部这样的庞然大物应当被肢解的想法。况且，科鲁格洛夫也并不是那个可以把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军队监控和政府保卫部门全都托付给他的人。这一职位只能交给特别让人信赖的人物。
当时提出了各种方案，结果在1954年2月10日，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建立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译者注）并将所有业务部门移交该机构的建议。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的是科鲁格洛夫的第一副手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上将。
剩给科鲁格洛夫的是民警局、消防部门、边防部队和内卫部队。
“古拉格群岛”于1956年解散，当时对该局的称呼也好听一些了。而实际上，从1953年起，劳改营便已开始一个接一个不断地空了出来。
贝利亚实行的大赦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因为大赦削弱了强迫劳动奴隶制的基础。在贝利亚被捕之后，犯人继续获释。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瑞莫夫教授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不仅仅是出于人道或是正义方面的考虑。
我们听听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在50年代初，苏联处在社会爆炸的前夕。千百万人的忍耐力已达到极限。被神化了的领袖的去世减少了人们对国家的恐惧，并使人们产生了改善生活的希望。
劳改营里的暴动早在斯大林在世时就已开始出现。而从1953年3月起，暴动的次数急剧增加。当局在镇压暴动的过程中使用了重武器、坦克和大炮。
“犯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假如他们全都行动起来，他们会消灭劳改营的看守，天知道他们还会做出些什么事来。而劳改营旁边住的是那些原来的犯人，他们不久前刚被释放出来--有的是没有获准回家，有的是遇到了女人，结了婚。这里形成了对当局来说非常危险的一个群体。事实上所有大工业城市都被劳改营包围了。有些职业自由人是不会去从事的。
“贝利亚实行大赦是企图缓和局势，减轻紧张气氛，但这种尝试并不成功。释放的是一些流氓无赖和小刑事犯，他们不知道自己该上哪儿去，于是全国兴起抢劫偷盗的浪潮。而那些早就等着释放的人仍然被关押着，于是便出现了暴动，参加暴动的是原来的战俘，也就是会摆弄武器的人。当他们发现自己没有被赦免，这更增加了他们不惜任何代价获得自由的愿望……”
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于1956年10月25日通过决定，对送往剥夺自由之地的人员放松看管制度--缩减刑期，改善关押条件，安排受教育，根据社会危害程度来划分犯人。不过这已经是在科鲁格洛夫之后了，他已不再担任部长。赫鲁晓夫逐渐摆脱了老的官员，任用贝利亚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担任部长只会损害他的名声。
他在为20大做准备。不断有人将有关斯大林搞迫害的文件放到他的办公桌上。
这些文件上，科鲁格洛夫的名字也不时地出现。那里也有其他一些人的名字--这都是些同样有名气、依然身居高位的人物。赫鲁晓夫作为一个政治家，作出了一个卑鄙的选择：将那些仍然用得着的人留下来，跟其他人分手。科鲁格洛夫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私人关系可没什么值得夸耀的。
正如在类似的情况下斯大林所做的那样，赫鲁晓夫物色了一名党务官员来担任科鲁格洛夫的职务，这名官员是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杜多罗夫。
在内务部工作10年之后，科鲁格洛夫于1956年1月将工作交代完毕，彻底离开了内务部。这一切都安安静静，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
“我认为，他是一步一步被解除职务的。并不是突然地冒出一句‘他不称职’，就把他给撤掉了。解除他职务的过程相对而言是比较温和的，虽然采取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将一些事务从一位部长手里移交给另一位部长。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想摆脱这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核心人物，他决定通过解除科鲁格洛夫的职务来树立一个样板。这个委员会由中央书记阿韦尔基·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来领导，委员会下面的7个小组委员会审查了内务部方方面面的工作……”
在被解除部长职务后，科鲁格洛夫被任命为电站建设部副部长。但他在那里干了不长时间。第二年，他被调离莫斯科，前往基洛夫担任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科鲁格洛夫开始生病，1958年丧失劳动能力，辞职退休。他很长时间不能获准回到他在莫斯科的家中。他已经被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盯上了，该委员会当时受赫鲁晓夫之命调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内务部前领导人的案子。
1959年，他被取消将军退休金待遇，并被迫迁离大宅子。他在社保处起初能领到60卢布，后来总共40卢布，过上了昔日子。一年后，1960年1月6日，他被开除党籍。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通告中说：
“科鲁格洛夫长期担任贝利亚的副手，对贝利亚忠心耿耿，粗暴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在1944年驱逐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时，他对被驱逐者任意处置，处决了无辜者、生病的老人和带着孩子的妇女。
“他欺骗党和政府，在汇报工作时称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移工作井然有序，并介绍似乎在中亚各共和国为移民重新定居创造了良好条件。根据马林科夫的指示，他参与了建立专门关押党和苏维埃领导人的所谓‘特种监狱’。”
科鲁格洛夫在后来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说：“1950年，根据马林科夫的指示-
-他是代表党中央并以斯大林同志的名义下达该指示的--内务部受命腾出一所监狱，指定该监狱的负责人，配备值班看守，并且今后不再负责管理该监狱，因为它将隶属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该监狱关押的是“列宁格勒案”的被告、原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还有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的被告……负责管理这所监狱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监狱能容纳30-40名犯人，内有35间侦查员办公室。
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科鲁格洛夫请求不要开除他的党籍：“我参加了国防工业、核工业的建设，我请求在研究我的党籍问题时考虑到这一点。我请求派我去建设布拉茨克水电站。”
然而他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曾几何时，他也这样操纵过他人的生活……
有传言说，科鲁格洛夫被枪毙了。实际上，1977年6月6日，过去曾担任过部长、此时沦落为一个住在郊区的退休病人的科鲁格洛夫在火车车轮下悲惨地死去。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
“至于是他本人卧轨还是被人推下去的，目前还不清楚。对此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
第十章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回忆说，1953年夏季的一天，一个秘密基地的住户发现，写着“贝利亚街” 的牌子被摘掉了。原处挂上了一个硬纸板，上面写着“科鲁格洛夫街”。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当了10年内务部长，斯大林时代7年，斯大林之后3年。1945年最后几天，科鲁格洛夫接替贝利亚，当上了内务人民委员。
1946年1月10日，贝利亚和科鲁格洛夫签署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务交接文件，文件上写着：“遵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5年12月29日发布的关于免去拉·帕·贝利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和任命谢·尼·科鲁格洛夫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命令，根据1945年12月30日的情况进行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务交接。交付事务一方为苏联元帅拉·帕·贝利亚，接收事务一方为上将谢·尼·科鲁格洛夫。”
随着他出现在这个惩戒性部门的首长办公室，一个军人时代开始了。科鲁格洛夫和克格勃第一任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既不是政客，也不是职业肃反人员。他们是通过党内挑选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而且都服过役，都像军人那样不折不扣地执行所有命令。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幸运的。他们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时，叶若夫的迫害浪潮已经结束，他们在后来的大清洗中也幸免于难。他们两人都曾是贝利亚的副手，但他们不属于他那些忠实助手的班子，因而在1953年没有随他坐到被告席上。可是后来，他们过去的罪过还是被回忆起来。谢罗夫是赫鲁晓夫身边的人，他受害轻一些。科鲁格洛夫受害重一些。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 大校同志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1905年生于沃洛格达州。他很早便拿到了党证--1926年，那时他在列宁格勒军校学习。曾在骑兵部队服役，而后是炮兵部队，职务迅速升迁。
1935年，谢罗夫进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打算成为一名高级军官。此时的照片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年轻军官。他喜欢军旅生活，然而，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一纸命令使他在军事学院毕业后没有被分配到军队里，而是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
谢罗夫的女婿、著名作家爱德华·阿纳托利耶维奇·赫鲁茨基对我说，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天之内：
“一部分毕业生已经分赴各地上任，而被分配到远东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则耽搁了一天。这一天，所有还没有离开的人被召集到学院礼堂，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列夫·扎哈罗维奇·梅赫利斯来了，他说：所有毕业生都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听候差遣。”
这是贝利亚提出的要求：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补充新人--党务工作者和军人。
谢罗夫得到了刚刚上任的贝利亚的亲自接见，后者立刻决定了他的命运。谢罗夫当时是少校，贝利亚当时便授予他国家安全少校衔。当时专门授予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的职衔要比相应的军衔高出两级。换句话说，谢罗夫一下子从少校变成了旅长，而两个半月后，他获得大校职衔，相当于军队中的少将（1940年5月之前相当于师长一级）。
谢罗夫在委员部里的工作也同样是从高级领导职务干起的。1939年2月9日，他开始代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农民警总局副局长一职。9天后，他成为民警总局局长。
当谢罗夫脱下很适合他的军装而换上了警服时，他的妻子非常难过。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30年代曾在民警局服役，在叶若夫时期被捕。
他写道，有一次他正在受审，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民警总局局长的谢罗夫走了进来，请求他的帮助：“你要是能揭发民警总局内部参与你们的反革命阴谋的人员，那么你对我这个新人就可以有所帮助。你要知道，我能感觉到自己被敌人包围着，但不知道他们是谁。而你真诚的坦白可以帮助我。”
1958年，在克格勃俱乐部的一次隆重的见面会上，老肃反工作者施赖德尔向克格勃主席谢罗夫提起了此事。后者说不记得有这么回事，随后补充一句：过去的事情应当努力去忘掉……
贝利亚来到部里后开始清除叶若夫的人，谢罗夫因此而升职极快。他在民警总局只干了半年。
1939年7月底，他被调往国家安全总局任副局长兼二处（机密政情处）处长。这是同反苏分子作斗争的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在谢罗夫之前领导该处的是贝利亚身边的红人之一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他因升迁而离开该处。
1939年9月2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天，谢罗夫当上了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在他之前担任人民委员的是乌斯片斯基，就是这个人，为了逃脱注定要被枪毙的命运而逃离基辅，改名换姓隐藏数月。
很长时间找不到人来担任新的人民委员。代理人民委员一职的是波格丹·科布洛夫的弟弟阿马亚克，此人后来到了柏林，担任驻当地情报站站长。
在基辅，生活促使谢罗夫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基辅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而在1940年春天，他还结识了刚刚被授予大将军衔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的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这两个人在他的生活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当然，特别是赫鲁晓夫。
谢罗夫调往基辅两周后，苏联军队同波兰开战。西乌克兰并人苏联版图，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迅速进行了在新建各州肃清反苏分子的工作。
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关押波兰俘虏的战俘营以及搜捕波兰军官、警察、政治活动家、知识分子及一切有点名气的人。这样的工作肃反人员在苏联境内已经搞了20年，而在新吞并的各州，这一工作要求在很短的期限内完成。
除了在卡廷被杀害的波兰军官之外，不少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作战小分队逮捕的波兰人在乌克兰西部各州的监狱里就被直接枪杀了。
为便于直接领导这次行动，谢罗夫从基辅来到了西乌克兰的文化和历史中心利沃夫。当时来不及把所有事情都做完。1944年，当乌克兰西部各州从德国军队手中解放之后，当局在这些州重新开始进行镇压迫害行动。
谢罗夫在乌克兰工作了一年半。1941年2月，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分为二之后，他被召回莫斯科，并于2月25日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
-人民委员是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半年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合并，谢罗夫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
谢罗夫主管民警、消防、监狱管理局、行刑大队总部及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局。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同贝利亚的其他副手一同领导了将一些民族全体驱逐的大规模行动。1941年8月12日，斯大林下令取消伏尔加河沿岸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将所有德意志人迁到更加远离前线的地方--迁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
领导此次行动的是副内务人民委员谢罗夫，两个月之内处理完毕。为了迁移德意志人，共召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数千名人员，还有民警，甚至还动用了军队。在1941年决定命运的那几个星期，前线非常缺人，但斯大林生怕后方发生暴动，生怕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人企图推翻这个政权。
1944年，谢罗夫同内务人民委员部全体人员参与驱逐了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领导这些行动的是贝利亚本人，他的每个副手都分得一部分工作。
因为这项工作的完成，斯大林对所有人都慷慨嘉奖。1944年3月8日，谢罗夫获得一级苏沃洛夫勋章。贝利亚、科鲁格洛夫和科布洛夫也荣获这一勋章。除奸总局局长阿巴库莫夫被授予二级苏沃洛夫勋章。
7月，谢罗夫“因领导了肃清克里米亚境内的反苏和间谍分子的行动”而被授予红旗勋章。波格丹·科布洛夫也获得了这一勋章。他们两个还共同参与了将20多万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保加利亚族人、希腊族人、亚美尼亚族人--驱逐出克里米亚的行动。
驱逐行动在战后继续进行--从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展开驱逐行动。不过这些行动已没有谢罗夫的参与了。他接手的是更有意思的工作。
一颗金星
研究过有关谢罗夫的文件的历史学家尼基塔·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罗夫说：
“他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驻波兰社会安全部顾问，领导过逮捕波兰国家军指挥人员的行动。波兰国家军是隶属于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的一个地下武装组织……”
三个部门--除奸军事反间谍总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
-是如何划分权限的呢？
尼基塔·彼得罗夫说：
“除奸总局设立于红军进攻部队之中，它针对的是德国的特工机关，负责调查军队中的谋反事件。内务人民委员部紧随军队之后，从事后方安保工作，其中包括布防阻击队，同时在从德国手中解放的地区搞清剿工作。随后出现的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它们负责最后整顿秩序。”
1945年1月初，“为确保在红军作战部队的后方肃清敌对分子”，建立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派员制度。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前往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任特派员。可以认为，是元帅本人点的他的名。
他们关系处得相当好，甚至还成了朋友。
1945年5月29日，由于“在同德国侵略者的正面斗争中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交给的战斗任务并由此取得巨大成绩”，在朱可夫的推荐下，谢罗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他同朱可夫一道进入德国，并且都留在了那里。朱可夫担任驻德国苏联军事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担任他的政治顾问的是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而谢罗夫上将则当上了负责处理民事行政事务的副领导人。同时他仍然担任副内务人民委员，领导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德国被占领土的日常工作。
多年担任东德情报机关领导人的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尔库斯·沃尔夫回忆说，谢罗夫总是穿着制服--无论是从本意上讲还是从引申意义上讲都是这样。
他号召东德人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谢罗夫建立了东德国家安全机关，并任命了东德各地区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人。
尼基塔·彼得罗夫说：“在德国境内，三个部门--除奸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遇到了一块。大家都觉得挤得慌。渐渐地，除奸总局局长阿巴库莫夫占了上风。”
谢罗夫同除奸总局局长、后来当上国家安全部长的阿巴库莫夫之间爆发了一场真正的战争。阿巴库莫夫抱怨说，谢罗夫对除奸总局军事反间谍机构发号施令，虽然他没有这个权力：“谢罗夫以其特有的放肆无礼口吐一连串最下流无耻的骂人话，用最淫秽粮亵的话来评论我。”
这种敌意在谢罗夫回到莫斯科内务部总部之后进一步加剧了。
那时当上科鲁格洛夫的第一副手的是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又是一个前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1947年2月底，里亚斯诺伊和谢罗夫调换了位子。2月25日，谢罗夫成了第一副手（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7年，直到1953年3月13日，而后开始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亚斯诺伊则被任命为“普通” 副手。
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之间进行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阿巴库莫夫从内务部拿去了一切能拿的东西，但他也想摆脱不驯的竞争者。阿巴库莫夫向贝利亚抱怨道：
“谢罗夫同志有时候爱寻衅滋事闹矛盾，这一点是出了名的，所以现在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应当向他提出警告。”
谢罗夫没有认输，他表现出了斗士般的性格。
阿巴库莫夫给斯大林写信告谢罗夫的状，他说副内务人民委员从德国整车厢地往回运破烂儿，说朱可夫因为与他有交情而给他颁发苏联英雄勋章。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告密会毁了一个人的前程。但斯大林赏识谢罗夫，他没有受损。
谢罗夫也以牙还牙，写信告阿巴库莫夫的状。
内务部副部长谢罗夫向斯大林报告：“国家安全部清剿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秋季行动早在开始前十天就被民族主义分子知道了，于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藏了起来。这可是事实。而阿巴库莫夫却因这次行动而举荐数百名工作人员受奖。”
1948年2月，谢罗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
“我想通过这封信更详细地讲述一下阿巴库莫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毫无疑问，阿巴库莫夫将来会找机会不仅跟我算账，而且也会同他的其他敌人算账--这里是指费多托夫、科鲁格洛夫、梅希克、拉帕瓦、米尔施泰因等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