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库莫夫曾于1943年对我说，他迟早会杀死梅希克。而如今，他在部长职位上，完全有可能找到另一种复仇方式。梅希克知道这一点，时时提防着。其他那些诚实的同志也惴惴不安。
“现在，在阿巴库莫夫的领导下，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协同工作的环境令人无法忍受。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都尽力地败坏内务部机构的名声。阿巴库莫夫在正式会议上发言时就曾不屑一顾地说过‘现在我们摆脱了这些警察。内务部再也不会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碍手碍脚了’之类的话。要知道，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之间没有建立任何工作关系，而这种工作关系是为了搞好事业而必不可少的。这两个机构建立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敌对时期。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的党组织不愿一起开会来纪念列宁，而是各开各的会，国家安全部党组织在举行纪念会时就连内务部的领导人都不邀请，认为没有这个必 要。
“阿巴库莫夫在部里制造恐怖气氛，以至于那些已经在一起干了20-25年、现在分别在内务部和安全部工作的肃反人员在见面时都不敢打招呼，更不用说谈些什么了。如果安全部的哪个工作人员因为公事而需要来找我，他得从阿巴库莫夫那里拿到特别许可证明。这是安全部处长格里博夫等人专门告诉我的。担任领导职务的到处都是除奸总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在管理地方安全机关的工作方面缺乏经验。安全部人员都被解雇和调查吓怕了。”
尼基塔·彼得罗夫说：“斯大林喜欢坦白直率。谢罗夫和阿巴库莫夫把自己所知的有关对方的所有劣迹全都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斯大林只会感到满意。通过这种竞争，他了解到了哪个人有哪些弱点……”
1951年，阿巴库莫夫被撤职逮捕。谢罗夫被斯大林留了下来。
而在1953年贝利亚被捕后，谢罗夫又为赫鲁晓夫所救。
尼基塔·彼得罗夫说：“赫鲁晓夫是谢罗夫的守护神。谢罗夫完全可能被列人‘贝利亚团伙’，但是当赫鲁晓夫需要在特工机构中找个依靠的时候，他选择了谢罗夫……”
或许，在拉夫连季收夫洛维奇被捕后的那几个时辰和那几天里，谢罗夫也和内务部其他领导人一样非常不安。
尼基塔·彼得罗夫说：“内务部另一名副部长、苏联英雄伊万·伊万诺维奇·马斯连尼科夫大将开枪自杀，想必是怕步贝利亚的后尘。至于谢罗夫，看来是有人跟他说过，他不会有问题。”
克格勃主席
1954年1月，为落实苏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的严重缺点》的决定，在苏联部长会议下面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
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写道，最后决定是在1954年2月10日由中央主席团通过的。这次会议研究了内务部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内务部机构臃肿庞大，“无法使情报侦察工作保持在应有的水平上”。因此建议将肃反业务部门从内务部分离出来，并在其基础上建立“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
当时立即决定将那些即将从内务部转交克格勃的业务部门的人员削减20％。主席团决定“原则上通过中央关于将国家安全部门从内务部分离出来的决定草案”。
文件细节的最后修订由一个委员会来完成，该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央书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沙塔林和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和他的两个第一副手--谢罗夫和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卢尼奥夫。
1954年3月1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建立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出台。赫鲁晓夫不想加强这一肃反机构的力量，因此该机构没有成为一个部，而是被列为地位次一等的国家委员会。不过，克格勃的作用和影响并没有受到其表面地位的制约。
谢罗夫上将在同一天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一年后，他被授予大将军衔，1955年8月25日，为庆祝他50大寿，他被授予列宁勋章。被任命为第一副主席的是卢尼奥夫。他是个职业党务工作者，是在贝利亚被捕前两年才从莫斯科市委行政处长的职位上调到内务部的。
在克格勃干了一辈子的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大将回忆道，克格勃成立后不久，1954年夏天，赫鲁晓夫来到捷尔任斯基中央俱乐部，对克格勃机关及其部队领导人员发表了长篇讲话--讲话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
这是新的委员会全苏领导人会议。
第一书记讲话之后，谢罗夫发言：“你们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志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多么深刻，多么明确而又极其清楚地对情报侦察工作和整个工作作出了指示。
这就是有着非凡的智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人。你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工作过10-15年了，但有时还是会犯下愚蠢的错误。因此你们应当好好地、清楚地思考、回忆赫鲁晓夫同志作出的所有指示。”
克格勃领导层接到命令：“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贝利亚的破坏活动在国家安全机关中所造成的后果，使国家安全机关变成我们党用来对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敌人、而不是诚实的人们的锐利武器。”
区级安全机关开始被撤销，市级和州一级的处局被裁员。肃反人员中，部分被调到民警局，部分被解雇。军衔依然保留，但优惠待遇被取消。这引起了机关工作人员的不满。一些闲言碎语令上级领导感到不安，这些传言说，失望的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将成为外国情报机关的争取对象。
战后，安全机关吸收了大量前线军官，即那些习惯于执行命令和同敌人战斗的人。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略有提高，过去，大部分人甚至连中学都没读完。
谢罗夫在两年之内从克格勃辞退了16000名“政治上无法让人信任的人、蓄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人、一心谋取功名的人、信仰不坚定的人，以及文化程度低的、表现落后的工作人员”。总部开除了2000人，4人被取消将军军衔。“总部几乎所有总局、局、处的领导人员都被撤换，”一份文件中说，“苏共中央从党和苏维埃领导工作岗位上抽调了60多人来担任这些职务。”
辞退老同志是很困难的。
曾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对我说：
“我在学校里喜欢过一个姑娘，我去过她家。她父亲在国内战争期间曾在图哈切夫斯基手下任团长。后来他随元帅一起被关押、枪毙。这是为什么？因为她父亲说：‘我不相信日哈切夫斯基是人民公敌。斯大林在列宁灵枢前发誓时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可他什么都没有做。’当我在赫鲁晓夫时期当上了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时，她找到我，对我说：
‘他们不想给我父亲平反。’
‘为什么？’
‘不知道。’”
叶戈雷切夫通过国家安全机关寻问此案并且了解到有关情况。原来，负责处理平反问题的正是经办此案的那个侦查员……
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写道，1954年，克格勃一次党委会议讨论了一个名叫茹科夫的中将的案子。此人30年代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西部铁路运输处处长。
1937年或是1938年，在奥尔沙车站煤场查出一个“为波兰效力的间谍团伙”。因此案被逮捕的约有100人（一个煤场就有100名间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被改了姓，新的姓氏增加了辅音，像是波兰人的姓氏，这使得有关他们为波兰当局搞情报的证据更具有可信性。谢罗夫建议让茹科夫到某个共和国担任克格勃副主席。但这一任命没有获得通过。茹科夫被开除党籍，并被剥夺将军军衔。
在情报机关干了一辈子的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基尔皮琴科中将在自己所著的一本书中写道，谢罗夫个头不高，动作迅速，在一个地方呆不了太久。他喜欢自己驾驶外国汽车在莫斯科兜风。有人说，他的长相和性格都像苏沃洛夫，这让谢罗夫感到很高兴。
随着谢罗夫到克格勃走马上任，业务人员不再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担忧。但他招来的那些情报人员对其外交方面的无知和词汇的匮乏感到吃惊。他不懂外语。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说：
“谢罗夫在数量繁多的、大大小小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猛烈地抨击和揭露贝利亚及其同伙，这是他习惯做的事情--总要揭露什么人，总要痛骂‘人民公敌’并号召大家提高阶级的、革命的、肃反人员的警惕性。与此同时又要求大家在工作中要遵守法制和党的行为规范。
“当揭露贝利亚及在肃反队伍中肃清其同伙的运动稍微平息一些之后，谢罗夫开始抓情报系统的事务，这方面的工作因贝利亚的恣意妄为而疏于管理。各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开始接到一些理性的工作指示，驻外情报站重新开始建立起来，寻找驻外机构领导人的工作也开始进行……”
历史学家们认为，谢罗夫对国家安全机关的档案库进行了大规模清理，首先是销毁了那些最令人厌恶的、败坏党和政府声誉的材料。那些在1954年秋天蹲过卢比扬卡克格勃内部监狱的人后来说，当时不能开窗户，因为烟很大，院子里在焚烧保密文件。
莫斯科市委档案馆的文件用汽车往外运了数日，当时担任市委领导的是赫鲁晓夫。
结果，那些证明赫鲁晓夫参与迫害行动的文件消失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因此才敢起草并在20大上发表那篇著名的批判斯大林的讲话。他显然是希望抛弃过去的包袱并解救无辜的人，除此之外，这篇讲话还起到了一个很实际的作用--削弱他的对手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阿诺维奇的地位。
为什么秘密报告要在大会正式结束之后才宣读？一般认为，赫鲁晓夫是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的。其实不是这样。报告准备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多次在中央主席团讨论过。伏罗希洛夫心情沉重地说，作了这样的报告之后，他们当中谁也不会人选中央委员会，代表们会投反对票。因此报告在党的领导机构选举结束后才被宣读。
贝利亚曾保留了所有领导同志的材料。谢罗夫将这些文件从克格勃转移到中央委员会，为是的不让任何肃反人员看到这些文件。赫鲁晓夫在书中写道，他并没有看过这些材料。这有可能。但谢罗夫看过。此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同意销毁所有材料。这是11个大纸口袋。的确，有些文件留了下来，而且根据这些文件可以判断出其他卷宗里的内容。
政治局委员在国内视察后，告密信便发到国家安全机关。这些告密信是以视察情况报告的形式发回来的，可这些报告中的一些细节内容完全可以成为解除某人职务的理由。党的领导人也是人：远离家乡和同行们警觉的眼睛，他们会轻松轻松，放纵一下自己，而保卫人员则将这一切细心记录下来，报告给卢比扬卡的上司。从事这项工作的有一大班人马。
1956年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人民起义爆发于1956年10月23日，当天下午，人们唱着《马赛曲》和《国际歌》举行大规模游行。游行者要求剥夺斯大林主义者的权力，让被罢免的总理纳吉·伊姆雷复出。党的领导人奔向苏联大使馆请求帮助：出兵吧！
前往匈牙利处理这一事件的有两位中央主席团成员--政府第一副总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和中央书记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与他们一同前往的有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
游行者围攻了布达佩斯市委大楼。死了数十人。纳吉·伊姆雷总理还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领土，并宣布国家退出华约。
赫鲁晓夫命令朱可夫准备进行代号为“旋风” 的行动。11月1日，卡达尔·亚诺什被送到莫斯科面谈。赫鲁晓夫同他交谈后认定，可以把匈牙利托付给卡达尔。
11月4日，“旋风”行动开始：苏联坦克进入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将人民起义镇压了下去。
第一件事是逮捕前来谈判苏联撤军问题的匈牙利国防部长马列特·帕尔和总参谋长科瓦奇·伊什特万。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说，谈判将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建立将谈判地点转移到布达佩斯城外的苏军基地进行。
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在那里将这两名匈牙利军人逮捕。
谢罗夫向进入匈牙利的各师的特别处下达指示：逮捕那些手持武器对抗苏军的所有叛乱组织者，以及那些煽动人民仇视共产党人和安全机关人员的人。
卡达尔抱怨说，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扣押了参与暴动的一些普通人。谢罗夫对此回答道：“或许逮捕了个别不属于上述类别的人员。所以正在对所有被捕人员进行审查，那些在叛乱过程中不是特别活跃的人将被释放。”
谢罗夫向莫斯科告状说：“在一些州，党委和执委会的领导干部设置障碍，阻止逮捕那些在这次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反革命分子。”
卡达尔请求苏联特使释放前副总理埃尔杰伊·费伦茨。埃尔杰伊作为议员代表团团长被请到苏军大本营后被逮捕。卡达尔保证说，埃尔杰伊院士不是反革命分子。
谢罗夫向莫斯科报告：“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应当作出让步，因为实践证明，对反动分子作极小的让步就会引来一系列新的要求和威胁。”
当匈牙利国内风传被捕的匈牙利人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卡达尔慌了。谢罗夫主席和安德罗波夫大使向莫斯科解释说：“载着囚犯的一辆不长的军列是开往乔普车站的。列车行进过程中，犯人在两个车站向窗外扔便条，上面说，他们将被送往西伯利亚。这些便条被匈牙利铁路工人捡到。我们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下达命令，今后改用有篷汽车来运送囚犯，并将加强看管。”
前往乌日哥罗德接犯人的苏联内务部副部长霍洛德科夫向莫斯科汇报说：谢罗夫通知说犯人有四五千人。来了几十名14--17岁的未成年人，其中有9名少女。大部分犯人都没有办理相应的证明材料--因此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逮捕。
副部长向自己的上司报告：有些人被捕显然没有根据。谢罗夫答复莫斯科：一名师长搞错了，他“没跟我们商量”就把技校的学生送到了乔普。至于其他人，谢罗夫坚持说，死硬分子是不会承认自己的罪行的。
谢罗夫报告说，领导起义者的是南斯拉夫人，而且起义者同美国外交官、其中包括美国武官见过面。这一说法后来没有得到证实。
谢罗夫建议绑架躲在美国使馆里的红衣主教明得森季·约热夫。苏联克格勃派去一名代表，建议将他秘密送到国外。但主教面对挑衅没有屈服。
因参与解决匈牙利事件，26名军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谢罗夫被授予一级库图佐夫勋章。
匈牙利的武装起义没有对谢罗夫的仕途起到任何作用。但它却决定了未来的克格勃主席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的命运。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 谢罗夫救了赫鲁晓夫
匈牙利事件着实令苏联领导层感到不安。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事件扑灭了20大之后出现的自由化浪潮。国家安全委员会受命清查和逮捕“造谣分子” 和“修正主义者”。当时共逮捕了数百人。
《独立报》曾刊登克格勃主席谢罗夫1957年12月写给苏共中央的一份很说明问题的材料，这份材料讲的是天才物理学家、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列夫·达维多维奇·兰道对匈牙利事件的评论：
“兰道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他的父亲1930年因从事破坏活动而被捕。兰道隐瞒了此事。1939年，兰道因参与反苏集团而被逮捕，但由于他是理论物理学界的著名科学家，因此被释放
“兰道在理论物理学界是相当有名气的科学家，具有世界性的知名度。许多专家认为，他善于发现科学中的新事物。不过他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实践工作主要局限于完成一些具体的课题，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认真。
“从政治观点方面来看，他多年以来是个具有明确反苏倾向的人，对整个苏联的现实怀有敌意，并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有学问的奴隶’。
“比如，兰道在1947年对苏联科学界的状况是这样评价的：‘我们的科学界被彻底收买了，这比国外更严重，那里的科学家仍然还有一点自由……在我们这里，人们不懂科学，也不喜欢科学，不过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这里领导科学的是些钳工、木匠。家具工。没有个人发挥科学创造力的余地。工作方向由上面说了算’“他把叛乱分子同匈牙利人民和工人阶级等同起来，将匈牙利发生的事件说成是‘匈牙利革命’，是‘非常好的、让人再高兴不过的事件’，说是‘英勇的人民’在为自由而战……他说：‘我们的人身上真是沾满了鲜血。匈牙利人所做的事情，我认为是最伟大的成就。他们第一个打破了，真正沉重地打击了我们时代这种伪善的思想……我认为，我们的制度完完全全就是法西斯制度，这一点我1937年就知道了，这种制度如今依然如此，而且根本不可能改变。因此问题在于两件事。第一，这种法西斯制度的内部能有多大程度的改善……第二，我认为，这种制度将会不断地衰落下去。我认为，这种制度存在一天，你就永远也别指望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结果，这种指望甚至很可笑。我对此是不抱希望的，……’”
1956年3且，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哥里、苏呼米和巴统发生了在斯大林逝世周年纪念日搞的群众性活动。参与者主要是反对批评伟大领袖的年轻人……当局决定压制这一抗议活动。军人们驱散了游行队伍。20人被打死。克格勃拘捕了将近400人。
苏联内部出现的自由思潮的迹象加强了国家领导层内部的反赫鲁晓夫情绪。赫鲁晓夫的反对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具有破坏性，这种批判应当被制止。
在1957年的莫斯科，赫鲁晓夫及其年轻的支持者同老一代领导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权力之争。
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政府第一副总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和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政府副总理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认为，赫鲁晓夫攫取了太多的权力，不尊重中央主席团内的其他同志，压制首创和独创精神，因此应当解除其第一书记的职务。而且根本就无需设立第一书记的职位，党的领导应当是集体领导。
在1957年6月18日举行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与会者向赫鲁晓夫提出上述抗议。
力量对比不利于赫鲁晓夫。主席团以7票对4票的结果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
但赫鲁晓夫根本就没有想过服从这一决定。谢罗夫和朱可夫在解救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国防部长朱可夫的协助下，运输航空兵的飞机从全国各地将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他们要求主席团召开中央全会，在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明显占多数。剩下的委员看到谁占了上风，便立即转向胜利者。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认为，全党会自动接受他们的观点，可是他们错了。
其实，他们1957年说出的观点看来是合理的，他们说赫鲁晓夫搞个人崇拜，说党内需要民主和集体领导制，说“在肉类和牛奶产量上赶超美国”的口号是愚蠢荒唐的。谁也没有听他们的，正如他们过去听不进去别人对党的机构和领导人的批评一样。
莫洛托夫等人终究还是没有吃透党的运作机制。他们一辈子都在从事党的工作，而对于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党的机制的本质，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搞明白。
那些州委第一书记并不想在精神生活领域搞什么自由化，但他们更害怕回到谁也不能保证不会被逮捕的斯大林时代。在他们眼里，莫洛托夫等人正是那种日子的象征。因此，六月全会支持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也并没有赢得所有人的好感，但他赶走了各级领导部门的旧主人，从而为年轻一代开辟了升迁之路。
赫鲁晓夫可以依赖克格勃，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并没有白白支持忠实于他的人担任克格勃领导人这一职务。
布尔加宁和所有老一代领导人都反对克格勃听命于中央委员会，即听命于赫鲁晓夫，而主张克格勃服从部长会议的领导，也就是服从他们，他们还反对克格勃的秘密文件只上报中央委员会的做法。
赫鲁晓夫对此表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个政治机构，因此应当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至于国家安全机关的材料，赫鲁晓夫在全会上透露，3年来，中央委员会从克格勃那里得到2508份文件，部长会议收到2316份文件。也就是说，没有人让政府吃亏。
赫鲁晓夫说：“我读过的谢罗夫的文件比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还要多。”这使得谢罗夫甚至在克格勃党员积极分子的一次会议上开玩笑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总是抱怨说，他根本没有机会研究马克思著作，因为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阅读由谢罗夫签发的情报了！
在全会上，中央主席团成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萨布罗夫说，反党集团想罢免谢罗夫克格勃主席的职务，并任命前白俄罗斯中央第一书记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或是由布尔加宁本人亲自来担任这一职务。
布尔加宁早先还真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干过。他在那里呆了4年，当过国家政治保安局运输处情报科科长助理，1922年10月从国家安全机关调到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萨布罗夫在1957年的中央全会上讲道：
“我有一次和布尔加宁一起去伏努科沃机场接一个人，他对我说，他不信任谢罗夫，这个人可能会出卖我们。
“我对他说：你和赫鲁晓夫同志关系密切，跟他住在一起，你对他说，应当采取一些措施。我在这方面也不信任克格勃。
（大厅里响起喧哗声。有个人说：如果什么亏心事都没做，那就让他们监视好了。另一个人说：如果怕告密，那说明还是做了什么事儿。自己的机构没什么好怕的。）
“我对朱可夫也说了，而他回答说：让他试试看，我两下就把他解决掉，卢比扬卡也不会留下来。”
赫鲁晓夫的所有对手都被赶出政坛。只留下了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伏罗希洛夫，他担任的是有名无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没有任何权力。莫洛托夫被派到蒙古当大使，马林科夫被调到阿尔泰的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市水电站当站长，卡阿诺维奇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阿斯别斯克市任阿斯别斯克联盟托拉斯总经理，布尔加宁任斯塔夫罗波尔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他们都处在当地克格勃机构的监控之下。
曾经担任过内务人民委员部某局局长的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贝利亚垮台之后被逮捕。他也被当作贝利亚分子而被审判。他写道，1958年秋天受审之后，他被带到谢罗夫的办公室。克格勃主席说：“您将被送往弗拉基米尔监狱。如果您在那里回忆起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哪些令人怀疑的行为或是违法的命令，请您告诉我。”
朱可夫元帅案
据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回忆，1957年夏天，在克里米亚，在一次气氛友好的酒宴上，朱可夫突然为谢罗夫举杯祝酒，他说：“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你不要忘记，克格勃是军队的耳目！”赫鲁晓夫瞬间作出反应。他站起身来，刻意大声说道：“请记住，谢罗夫同志，克格勃是党的耳目。”
在赫鲁晓夫后来先后抛弃了朱可夫和谢罗夫之后，人们才明白了他上面这句对白的含义。朱可夫作为一个更为有力的角色，第一个被从战场上除掉……
1945年7月24日在莫斯科胜利大阅兵中，进行检阅的本应是最高统帅。但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困难。检阅在红场列队的军人应当骑着马。据说，斯大林甚至还试过骑马，下属给他牵过来一匹驯顺的马。但还是不成。他终究是66岁的人了，而他也没有在骑兵部队中服过役--与朱可夫不同，朱可夫的军旅生涯是从龙骑兵连开始的。
阅兵前几天，斯大林把朱可夫叫过去，让他来检阅军队。朱可夫表示感谢，但他巧妙地说，按规定，这个荣誉属于最高统帅。斯大林回答：我已经老了，而您还挺年轻。
参加胜利大阅兵的包括各方面军--从卡累利阿方面军到乌克兰第四方面军-
-的混成团和海军的一个混成团。空军不太走运：由于天气不适合飞行，他们没有从红场上空飞过。
天空布满乌云，下着蒙蒙细雨。丝丝雨水顺着大沿帽的帽沿儿流到士兵和军官的脸上。但在保存下来的纪录片画面上，这根本看不出来。阅兵式的参加者同全国人民一样，陶醉在幸福之中。
伴着鼓声，200名士兵将被打败的德国军队的200面战旗丢到列宁墓前。这对所有人，对参战的和没有参战的人来说，都是欢天喜地的一刻。或许，只有最高统帅的情绪稍有不快，因为这次阅兵的主角不是他……
关于朱可夫元帅，有许多传言。而且许多人到今天还相信，他曾打算发动军事政变，军队也准备支持他。只是到了最后一刻，他才被赫鲁晓夫制止了。
可即使是那些相信这一说法的人也无法搞明白，为什么完全有理由安享荣誉的朱可夫在战后岁月里似乎总是厄运缠身？
直到他去世，几乎整个世界都在赞颂他。他为自己在历史上永远赢得了一席之地。如果我们可以说出一个人民爱戴的人，那么这个人就是他。
然而，元帅的大半生都是在不如意中度过的，有几年还面临被逮捕的厄运。他的名字好多年极少提及，他还被禁止在公共场合出现。到底朱可夫在1945年胜利大阅兵之后出了什么事？
在朱可夫元帅尽享荣誉、在莫斯科检阅参加胜利大阅兵的部队之后不到一年，他头上就已经是乌云密布了。
1946年，斯大林把朱可夫元帅从被征服的德国调回，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兼武装力量部副部长。朱可夫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但是战后斯大林对朱可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用行话来说，国家安全部开始算计元帅。换句话说，他们开始收集有关他的供词，当然也开始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他们把一些被捕的军事指挥人员的供词呈送斯大林。这些供词的结论是，朱可夫居功自傲，政治上不可靠，对党和斯大林怀有敌意。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布尔加宁向斯大林报告说，他们扣下了7节载有家具的车厢，这些家具是从德国为朱可夫托运的。
在1946年6月1日举行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朱可夫受到公开讨伐。他们是这样给他定罪的：“朱可夫元帅无视政府和最高统帅授予他的崇高地位，认为自己受了委屈，对政府的决议表示不满……朱可夫元帅一点也不谦虚，陶醉于个人的成就感，认为他的功劳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把卫国战争的所有重要战役计划的制定与实施都归功于自己。”
朱可夫被撤销职务，调任敖德萨军区司令。
半年后，他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当全会表决结束后，朱可夫站起身来，略微迟疑了一下，随后向右转，正步走出会场。一般情况下，在被中央委员会开除之后，紧接着就是被逮捕…… 人们通常觉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似乎是吃朱可夫的醋了，嫉妒他的荣誉。可太阳会嫉妒月亮吗？斯大林这样的伟人会忽然间嫉妒起一个普通的元帅吗？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瑙莫夫教授说：“斯大林企图掩盖战争的历史。他希望忘掉过去发生过的许多事情。因此，他把俘虏们赶到了西伯利亚，为的是不让他们讲述一切是怎么回事，不让他们谈起失败，谈起数百万人是怎么陷入包围的……”
斯大林禁止将军和元帅们写回忆录。他逐渐使那些参加过战争的老战士们不再佩带勋章。他说：现在该为因重建国家而荣获勋章感到自豪了。
朱可夫担任军区司令，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他旧日的部属及他身边的人则一个接一个被逮捕。他们被指控参与由朱可夫主导的阴谋活动。
瑙莫夫教授说：“在国家安全部的公函中，朱可夫被称呼为‘谋取特殊地位的人’。这是走向被捕的第一步……”
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汇报说，那些已经被捕的曾经在苏联驻德国军事行政机构工作过的国家安全人员在接受审讯时，讲述了苏联军用飞机从那里往出运贵重物品的事情。他们的供词中提到了朱可夫，那些最贵重的物品就是交给他的。
据元帅的前副官供认，朱可夫从德国运回很多缴获来的贵重品。1948年1月，朱可夫在莫斯科的住宅遭到秘密搜查。国家安全部长维克托·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搜查的目的是要“在朱可夫的住处寻找并没收装满金子、钻石和其他贵重品的一个皮箱和一个匣子”。
阿巴库莫夫报告说，“搜查过程中没有发现皮箱，而匣子放在卧室里的一个保险箱里。朱可夫的别墅实际上就是一个古董商店或是陈列馆，到处都挂满了各种各样珍贵的名画，而且这些画实在太多了，以至于连厨房里都挂了4幅。”
斯大林责成中央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把朱可夫叫去听他作解释。
朱可夫否认一切重大指控，但他也承认犯了错误：“画和古玩以及校形吊灯架的确是从那些无人居住的别墅和宅邸中拿走的，它们被用来装饰我所使用的别墅。
我认为，所有这一切东西都将归属国家安全部，因为别墅和住宅都由安全部支配。”
他的财产被没收。《关于向苏联部长会议总务局移交由苏联国家安全部从苏联元帅朱可夫那里没收的被其非法获取和侵占的战利品、贵重品和其他物品的证书》保留至今。
难道元帅就这么喜欢这些漂亮的玩意儿吗？
瑙莫夫教授坚决批驳了这一推断：“不，不！这一点后来查清楚了。指控被取消了……”
1948年2月，把朱可夫从敖德萨军区调往乌拉尔军区。安全部调查的有关朱可夫的案子越来越大，而他依然还没有被捕。不过，他身边的人仍然不断被抓。
其中之一是苏联英雄弗拉基米尔·克留科夫中将。他同朱可夫关系密切，因而被抓进了监狱，时间是1948年9月。随后，他的妻子、著名俄罗斯民歌表演艺术家利季娅·安德烈耶夫娜·鲁斯拉诺娃也被逮捕。
他们逮捕克留科夫将军为的是让他提供关于朱可夫从事敌对活动的证词。他被带到国家安全部。侦查员警告他：“你已经不是将军，而是一个囚犯，你要是拒不招供，我们会好好收抬你。”克留科夫反驳道：“我只是在接受侦讯过程中，我的将军军衔也没有撤销。”
侦查员把他领到窗前说：“看见那里的人了吗？他们才是在接受侦讯。而你已经被定罪了。从我们这里是回不到自由世界的。我们这儿的路只通向劳改营。”
克留科夫被带到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本人跟前。部长说：“你要是顽固不化，我们会打你，让你终生残废。”
克留科夫被控参与朱可夫元帅主使的阴谋活动，还被控从德国运回大量缴获的财物。克留科夫遭到毒打，直到失去知觉，他们要求他提供有关朱可夫有背叛行为的供词。他被判了25年。他的妻子随后也被送进劳改营。
斯大林死后，克留科夫成功地向朱可夫转交了一封信。朱可夫将信件转交赫鲁晓夫，后者第二天就建议中央主席团重新调查克留科夫和鲁斯拉诺娃的案子。后来他们被释放……
因朱可夫的案子而坐牢的将军约有百人--都未经审判。新的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在交接工作时曾问斯大林：这些人怎么处理？有些人被判12年，要不，把他们交由特别会议审查通过后送劳改营？
斯大林通过贝利亚答复了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认真地作了记录：据贝利亚同志传达，斯大林同志说：“让他们再坐一阵子牢吧。”
这些将军被抓的依据仅仅是他们谈话的窃听材料。因此有关方面至今也不愿公开他们的案卷。逮捕朱可夫身边的人几乎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元帅由此意识到，他被套在一个多么精巧的绳套里。
斯大林非常巧妙地让朱可夫觉得，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打算让他进监狱，而他则为元帅说情。不知格奥尔基·斯坦丁诺维奇是否真的相信他，不过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国家安全部对谁都不能想抓就抓--抓人入狱只能经斯大林的批准。斯大林不想除掉朱可夫。元帅可能还有用。
阿巴库莫夫将朱可夫同妻子的谈话记录交给斯大林。元帅认为，武装力量部长布尔加宁在陷害他：“我原先以为，斯大林是个讲原则的人，其实他听身边人的话。
谁跟他说些什么，他就相信。这不，有人对他说了一些关于我的坏话，我就失宠了。
去他们的，现在让别人去卖命吧。”
在去世前几天，斯大林出人意料地把朱可夫召到莫斯科。没有对元帅解释去干什么。或许是斯大林想向朱可夫下达什么特别命令？现在这件事已经不可能搞清楚了。
朱可夫按时来到莫斯科。领袖去世后，对他的所有指控都被遗忘了。发起调查他的案子的国家安全部被撤销。前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已被收监。另一位前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被解除职务，也面临被逮捕的命运。元帅的生活一下子大变样。
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而后是部长。新政权需要他的威望。尽管当局避而不提朱可夫的名字，人民依然爱戴他，不可夫使军队实现了现代化。他创建了机动部队，采用了新的装备，加强了空降兵。后来有人说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可他赢得了全体军官的尊重，因为他提高了工资，整顿了秩序。与此同时，他大力削减武装力量--削减了将近150万人。
当时的军队非常庞大。斯大林可是准备打仗的。但在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时期，军队是慢慢缩减的，因此这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印象，而赫鲁晓夫对军队的削减则是急剧的，他这一举措人们至今还记得。不过，即便是朱可夫式的裁员对许多军人来说也是痛苦的。那些打过仗、荣获多枚勋章、但却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军官必须离开军队，为那些毕业于军事学院的年轻军官让位。
朱可夫第一个提出应当改变对战俘的态度这一问题。
在他之前，谢罗夫于1954年曾提出赦免那些曾同德国人合作的犯人的问题。他的建议得到采纳。1955年秋天通过了《关于赦免曾在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同占领者进行合作的苏联公民》的命令。
惟独没有被赦免的是那些被德国人俘虏并在后来因此而受到苏联当局审判的红军战士。为了决定他们今后的命运，1956年4月成立了一个以朱可夫为首的委员会。
元帅在汇报材料中得出公正的结论：
“鉴于战争第一阶段出现的严峻局势，大量苏联军人处在包围之中，失去了原有的一切抵抗能力，结果才成了敌人的俘虏。许多军人被俘时已经受伤、震伤或是在空战中被击落……
“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后，对于那些战俘、那些逃离包围圈的和实际上没有被俘的人员所采取的做法极其严重地违反了苏联法律，普遍对他们恣意妄为，对他们的权利进行了各种非法的限制……从1941年起，军人们……在内卫部队的押解下经解送集结站抵达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后方集中营，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专门审查。战俘们在这些特别集中营里的待遇是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确定的，同劳改营里关押的人员所受到的待遇一样。
“由于在专门审查过程中，多数情况下使用了非法的、挑拨性的侦查方法，大量诚实地履行了自己军人的职责、在被俘后绝没有做站污自己声誉的事情的军人遭到了无理迫害……”
朱可夫建议抛弃对曾经被俘人员的不信任政策，取消履历表中有关曾被俘虏或曾在被占领土居留的内容，恢复所有人的军衔称号，被俘时间列入军龄。而对那些被俘后逃脱受伤的人，建议予以嘉奖。
朱可夫被免职，什么事都没做成。履历表中的问题--是否被俘或是否在被占领土居留--直到1992年才取消……
1957年夏天，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试图将赫鲁晓夫从第一书记的位子上拉下来的时候，朱可夫救了赫鲁晓夫。朱可夫坚定的声音和他身后军队的威力是对赫鲁晓夫最好的支持。
朱可夫立即被选为中央主席团成员，赫鲁晓夫刻意表现他同元帅之间的友谊，哪也不放他去，甚至休假都在一起。朱可夫压根儿没有想到，有人已经策划了一个针对他的真正阴谋。使他当中央主席团成员连5个月都没有。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央主席团成员不止一次表示，朱可夫正在走向军事政变，试图夺取个人权力。我们从军界一些人那里也获悉这一情况，他们曾谈到朱可夫有拿破仑式的志向。逐步积累的事实让人不能视而不见，无法不担心国家会发生类似拉丁美洲所发生的那种政变。我们被迫采取了撤销朱可夫职务的做法。
我作出这一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1957年10月4日，朱可夫飞往塞瓦斯托波尔，从那里乘坐“古比雪夫”号巡洋舰前往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进行正式访问。
而赫鲁晓夫则前往基辅军区观看演习。他同将军们交谈，试探了军队中的情绪。
而后赫鲁晓夫在全会上说：“你们以为我在那里猎捕鹿呢！我在那里进行的是一次政治上的捕猎，捕的是一个大猎物……”
赫鲁晓夫指责朱可夫伪善奸诈，虽然一切正相反。
瑙莫夫教授说：“朱可夫天真得让人吃惊。元帅在离开时以为，留在莫斯科的那个人是个朋友。而赫鲁晓夫则背着他同各军区领导人谈话，向他们解释情况。而他们也都对形势有了正确的理解。”
当朱可夫还在国外的时候，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改善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定。全国各地都召开党的会议，严厉批评国防部长。
朱可夫没有料到这一点。有人向他汇报说，与莫斯科联系中断。有经验的人都会猜到这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