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讲，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谢尔盖·马特韦耶维奇·什捷缅科通过自己的渠道向部长通报了一切，他为此还受到迫害--这不是真的。朱可夫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并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什捷缅科此前已经被打击教训过。他是不会用自己的功名冒险的，即便是为了朱可夫元帅。
什捷缅科第一次受惩罚是在贝利亚被捕之后--职务被免，军衔降两级--从大将降至中将。布尔加宁指责什捷缅科通过贝利亚向斯大林传递“有关一些军事领导人员的流言蜚语”。
朱可夫下台后，什捷缅科再次被免职，但他很快又被召回莫斯科并被提升，这意味着，赫鲁晓夫不认为他有过错……
在莫斯科的机场，迎接朱可夫的是他的第一副手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和他的家人。
女儿们给他写了一个便条，告诉他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党员会议批判他。科涅夫在机场对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说：“他们请您到克里姆林宫参加主席团会议，他们在那儿等着呢。”但朱可夫的女儿恳求科涅夫允许朱可夫顺道回趟家，喝口水。
科涅夫被迫同意了。亲人们告诉了元帅一些事情。
朱可夫去了克里姆林宫。中央主席团成员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他们当即向他提出一系列指控。
瑙莫夫教授说：“他承认了一些错误，否认了其他指控。他说：我得看看文件，然后才能回答你们。而他们对他说，他已经被解除部长职务，不会让他去国防部……”
主席团会议结束后，立即举行了中央全会，此时抨击朱可夫的已是整个党的高层。朱可夫简直就是在遭人践踏。
瑙莫夫教授说：
“他们相互间几乎是在用粗话对骂，就像是在集市上一样。赫鲁晓夫喊道：
‘如果朱可夫不能用头脑来理解党的作用，那我们就通过打屁股来向他解释！”
“朱可夫甚至不知道他是在同整个党的权力机关对抗。他实在是很自信。而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要把他赶下政治舞台。朱可夫表现得宽容仁厚，而他本不应这样。
他不解地说：‘我在3个星期前离开的时候，你们大家那样亲切地同我话别，而现在……
到底这3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
“朱可夫被控试图使军队摆脱中央的控制、裁减政治机构、刚愎自用、粗鲁残酷、准备搞军事政变……”
这些指控有多少是真的呢？
在削减军队的时候，朱可夫努力保留指挥军官，裁减后勤和政工人员。在正在整改的军队中，人们对消闲散慢的政工人员的不齿是显而易见的。指挥军官们整天呆在训练场上，而政工人员则在俱乐部里读报纸，准备发表讲演……朱可夫认为他们是些游手好闲的人，他说，他们懒惯了，连老鼠也不会捉了。
他对政工人员的这种态度在全会讨论朱可夫的问题时发挥了作用。要知道大厅里就坐着这样的政工人员，只不过他们穿的是便服。
朱可夫还被特别指责的一点是，军队里在秘密组建特种破坏突击队和特种兵学校。学校计划在将来扩编成特种兵师。朱可夫要特种兵师干什么呢？对了进攻克里姆林宫吗？
瑙莫夫教授说：
“国内各军区共有17个侦察连。朱可夫将它们合并起来统一训练。就是这么回事。朱可夫在全会上提醒赫鲁晓夫：‘我就此事跟你谈过两次，曾保证提交一份详细报告。你也同意了……’
“避开克格勃和地方党的权力机关建立培训特种兵的军校是不可能的。国家安全机关下属的特别处知道军队里发生的一切
一些历史学家援引著名侦察员、被任命为特种兵学校校长的曼苏罗夫将军的证词来证明朱可夫元帅搞阴谋诡计的说法。可实际上，曼苏罗夫将军没有说过朱可夫的什么阴谋计划，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计划。将军只是向苏共中央行政机构管理局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批准对他的任命。而之所以没有批准对他的任命，是因为朱可夫没有打报告，而只是口头上跟赫鲁晓夫谈好了。
接待曼苏罗夫将军的中央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什么特种兵学校，他向自己的上司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上司又向上提，而此时恰巧朱可夫被兔职，上面说，瞧，所有人都不吭声，只有一个将军曼苏罗夫表现出了警惕性。将军是个经验相当丰富的人，他是不会否认这一说法的……
他们利用这件事只是为了进一步证明强加给朱可夫的军事政变想法：人家说．朱可夫已经都为发动军事政变而训练了特种部队！
或许，朱可夫确实想当国家一号人物？
瑞莫夫教授说：“赫鲁晓夫知道，有人可能会怂恿朱可夫。他在国内享有威望。
但并没有事实证明朱可夫在为政变做准备！”
据朱可夫的女儿讲，确实有些人打电话给元帅，劝说他夺取国家政权，整顿秩序。而他的谈话克格勒一直在窃听。所以这些电话要么是故意挑拨，要么是想知道他对这些话作何反应？
赫鲁晓夫当然会把朱可夫看作可能的政治竞争对手。元帅严厉刚强的性格和他的极度自信令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感到不安。但认为所发生的事情是赫鲁晓夫和朱可夫之间的个人冲突也是不对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此。朱可夫早在上次全会上就吓着了中央委员，他提到了镇压迫害，并说在这个问题上党的所有领导人都有责任。
当朱可夫发表讲话反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时，他提到了他们为镇压迫害所担负的责任。“我们曾相信这些人，”朱可夫说，“我们曾举过他们的肖像，而他们的手上却在滴血。假如人们知道了真相，他们会痛打他们的。”
也就是说，朱可夫曾直言，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党的所有最高层领导都有错。
卡阿诺维奇反驳朱可夫：这是政治上的事。既然是政治上的事，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受法律管辖。朱可夫严厉回答：不，这是刑事犯罪！
从他的话来看，党的领导成员不仅可能被追究政治责任，而且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威胁他们记下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已把自己同党的整个机关对立起来了。
璃莫夫教授说：“朱可夫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他是个军人，他想的是如何加强军队，而政工人员碍了他的事。双重权力局面对军队有害。党的书记们对朱可夫的做法感到吃惊。他们对他说：难道你不明白军队是党的工具，而且最重要的是维持政权吗？而朱可夫认为，军队的任务是保卫国家不受外敌侵犯。”
每一次，当国家领导层需要选择什么最重要--是军事指挥员对党的忠诚还是国家安全利益--的时候，选择都是有利于前者：对党的路线的忠诚比国防安全更重要。
朱可夫被解除一切职务。中央全会通过决定：“朱可夫违背了列宁和党的领导军队的原则，推行压制党组织、政治机构和军事委员会工作的路线，推行消除党、党中央和政府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的路线。”
《真理报》刊登了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科涅夫的一篇文章。科涅夫在文章中严厉批评了不久前的上司，他宣称，那些并非朱可夫立下的功劳也算在了他的头上。科涅夫指望当上部长，但被任命为新的国防部长的却是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此人从战争年代起就多次受到赫鲁晓夫的关照。而马利诺夫斯基在7年之后却第一个背叛了赫鲁晓夫。
在1964年11月7日的一次招待会上（当时赫鲁晓夫已被迫退休），马利诺夫斯基喝多了，对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说：“让我们为苏中友谊干杯。我们把傻瓜尼基塔赶走了，您对毛泽东最好也采取同样的做法，那么我们的事业就再好不过了。”
愤怒的周恩来离开了招待会。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将真正救过他的人称作“傻瓜”。
1942年末，斯大林派赫鲁晓夫到马利诺夫斯基那里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领袖对马利诺夫斯基起了疑心。他的一名副官失踪了，有人认为是投奔德国人了。而且他那里的一名军事委员会成员开枪自杀。马利诺夫斯基灾难临头。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面前为他说了好话，从而救了他。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相信，马利诺夫斯基会对他至死不渝，但他错了……
他们保证给朱可夫安排一份差事，但他们甚至都不把他列人国防部总监察员之列，他作为一个元帅，自然应当是总监察员
然而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几年后，在被推翻前不久，赫鲁晓夫感觉到失去了依靠，突然想起了被罢黜的元帅。
消莫夫教授说：“当赫鲁晓夫感觉到他的上空阴云密布时，他给朱可夫打了个电话，对他说：‘你被诬告了，我们应当见个面。’他的助手记录着：在皮聪大休假之后安排尼斯塔·谢尔盖耶维奇同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会面。他们要谈的是恢复关系和新工作的问题。这样一来，赫鲁晓夫便可以巩固自己在军队中的威望。
但休假归来之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已经是个退休者了。可以肯定地说：假如朱可夫一直担任国防部长，军队便不会参与倒赫行动。”
为什么朱可夫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没有官复原职呢？因为军队和政界领导层反对他。朱可夫反对放弃反斯大林的方针，认为不能不提1941年灾难的原因，而总政治部和中央坚决反对这一点。将军们采取了恢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方针。朱可夫妨碍了他们。于是元帅们上告中央，说他依然反党。
朱可夫元帅关于斯大林的一篇没有发表的讲话稿保存至今。他这篇讲稿是为一次中央全会准备的，这次全会本打算于1956年在20大的浪潮中谴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
朱可夫的讲话稿是对斯大林的一份起诉书。他写道，对战争准备不足是“我们的祖国在战争第一阶段遭受重大军事失败和巨大牺牲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朱可夫断言：“希特勒军队的进攻没有任何突然性，当时已经知道希特勒准备进攻，而突然性是斯大林臆想出来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失误作辩解……
“从战争一开始，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国家最高领导层在国防指挥方面就表现得不知所措，敌人利用这一点牢牢地掌握了主动权……我们没有真正的最高统帅部。
总参谋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从一开始就被斯大林搞乱了……他在不了解前线的具体情况和不大懂作战问题的情况下，下达了外行的指示……
“斯大林强迫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方面军司令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发动仓促策划的战役，没有提供足够的物资和技术保障，从而导致过大的损失……我们还可以从斯大林的战场创作当中列举出不少负面的事实，来评判他的统帅素质和‘军事天分’到底如何……”
朱可夫打算发言的那次全会没有开成。
即使是在朱可夫被解职之后，克格勃仍继续监视着他，并将他的情绪和谈话汇报给赫鲁晓夫本人，而后来是汇报给勃列日涅夫。
1959年，克留科夫将军去世。朱可夫和布琼尼出席了葬后宴会，克格勃的密探也来了。此后，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给苏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讲述了朱可夫在宴会上不健康的、政治上有害的言论。
当时成立了一个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同布琼尼和朱可夫谈了话。布琼尼说，他没有说过，也没有听到过任何不好的言论。委员会对他也不感兴趣。他们要找的是未可夫。朱可夫被叫到苏共中央接受教育。。
当局对朱可夫的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了克留科夫的遗孀鲁斯拉诺娃的命运。他们当然没有妨碍她唱歌。但她抱怨说，当局不大喜欢她。利季姬·安德烈耶夫娜·鲁斯拉诺娃最终也只是个功勋演员。早在1942年，她就被授予了这一称号。
朱可夫元帅的别墅被安上了窃听器，就连他同妻子在卧室里的谈话都被作了记录。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而克格勃仍将他置于不断监控之下。当局仍然害怕他，仍然嫉妒他的荣誉和全体人民对他的爱戴。无怪乎当局在1957年就实际上指控他从事罪恶的、反国家的活动，指控他企图发动军事政变。
所幸的是他没有受到审判。但对他的这一指控一直没有取消。实际上，朱可夫至今也没有被平反。
从卢比扬卡到“水族馆”
你不能把朱可夫和谢罗夫称作朋友。他们更像是战友。在赫鲁晓夫和朱可夫的冲突中，谢罗夫站在了第一书记一边。但是，赫鲁晓夫想到了两位将军之间的友谊，很快也将谢罗夫从那个关键职位上赶了下去。
1958年12月8日，谢罗夫被解除克格勃主席职务，两天后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兼主管情报工作的副总参谋长。
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认为，谢罗夫被解除一切职务是因为中央委员会行政机构管理局的人反对他。
历史学家尼基塔·彼得罗夫认为，他的“爱部门主义” 和他不愿认真削减克格勃机构是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苏共中央行政机构管理局局长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份关于精简机构和裁减克格勃总部和外围机构编制的报告，此举没有得到谢罗夫的理解。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写道，对于谢罗夫离开克格勃，谁都不觉得惋惜：
“那些对组织大规模迫害负有同等责任的人分为不平等的两类。处于权力顶峰的人整治了那些受他们管辖的人，将所有不法行为和镇压迫害的责任推到了他们的身上。
“而谢罗夫在国内同时又以关于民族迁移的政令的主要执行者而闻名。此后一切便按人所共知的那种模式进行下去：一旦开始走下坡路，就将走到底，有人会不断地脱你的衣服，摘下你的勋章，拆掉制服上的彩色镶条，将你逐出莫斯科，从百科词典中除掉你的名字，然后将赤条条的你埋葬……
“谢罗夫的悲剧让人感到怜悯和愤愤不平。他是在生前承受自己的耻辱和衰落。
我们这里一般还是在人死之后才去揭露他，不过平反也一样是在那之后……”
脸莫夫教授说：“当谢罗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时，整个中央主席团都表示反对。有中央总务局局长马林的笔记为证。可赫鲁晓夫当时坚持己见，而且也没有失算。但是后来他把他调到了情报总局，这明显是降职。当然，他参与迫害活动也是一个原因，但问题并不仅在于此。想必是谢罗夫跟朱可夫有接触一事令赫鲁晓夫感到不安。”
情报总局的调动手续是以最有利于谢罗夫的方式办理的。即使是在口头上，赫鲁晓夫也不想让他感到受辱。中央主席团的文件中提到了“加强军事侦察工作的领导” 的必要性，提到为谢罗夫保留“原来工作所得待遇”。这与其说是指工资，不如说是指提供给各级官员的福利：食品供应，医疗服务……
谢罗夫后来对自己的女婿爱德华·赫鲁茨基说，他因受命到情报总局工作而感到幸福。
“怎么会这样？”赫鲁茨基惊讶地说，“您不再是中央委员，不再是最高苏维埃代表。”
“但我回到了军队里，”谢罗夫回答。
就这样，谢罗夫到了军事情报部门……
每年的11月4日，一大帮佩戴不同识别标志、在不同的兵种当中服役的俄罗斯军官都要悄然而简单地在小范围里庆祝自己的职业节日。这是些情报军官。他们穿的是坦克兵、飞行员或是炮兵的制服。他们官职并没有多高，但他们属于旁人所不了解的情报侦察系统。由维克托·苏沃洛夫建造的军事情报大楼如今被称作“水族馆”。
1918年11月4日，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在红军野战司令部内成立了登记局。如今被称为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的军事情报机关当初用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普通的名字。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谢苗·伊万诺维奇·阿拉洛夫被任命为军事情报机关的第一任局长。
正如许多其他部门一样，军事情报机关也经常更换名称。
从登记局演变而来的工农红军司令部侦察局后来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局。1934年，军事情报机关在叫了几个月的信息统计局之后再次更名为侦察局，直接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1939年，该局又被称为工农红军第五局。 1942年2月出现了现在的名称--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不过到了9月，斯大林将军事情报机关分割开来。他将情报总局从总参那里分了出来，使其直接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也就是直接隶属于他本人。而在总参内部又出现了一个军事侦察局。
不过，到了1943年4月，一切又恢复原样。
军事情报机关的历史不会很快写出来的。现在知道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辉煌的战绩和重大的失败。军事情报机关总是希望人家完全忘记它的存在。但是内行人都知道它的存在，知道它在运作。
发现一名军事情报人员并不那么困难。所有国家的武官都是军事情报人员。他们被当成外交官，可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他们是在为另一个部门服务。而有时候，当你在使馆或是商务处看到一个年轻人，宽肩短发，军人体态，同普通驻外人员相比不知为何不爱说话，那就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个在官方身份掩护下工作的军事情报人员。
在我国，政治情报机关无论是属于克格勃管辖还是独立运作，它都隶属于国家元首--总书记或是总统。
军事情报机关总是部门所属机构，隶属于国防部，二战之后的一个较短的时期是个例外，当时斯大林下令将国内所有的情报机关都集中于情报委员会。
军事情报机关中也有过叛徒和投敌分子，他们到了西方之后，讲述了这个部门中所发生的事情，但人们对于情报总局所知依然不及对克格勃情报部门的了解。
一些原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军官对我说，政治情报机关总觉得自己要比军事情报机关高半头：
“但我们对军队里的邻居没有恶感。双方的关系是工作上的。同志式的关系。
当然也有竞争。大家都想第一个向苏共中央的领导报告重要情报。而在两个情报部门发生争执的时候，老广场的头头们通常都向着卢比扬卡一方。例如，我们曾经从情报总局那里挖来了我们相中的情报人员。”
维塔利·根纳季耶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曾担任苏联克格勃对外情报局四处处长，他回忆道：
“比如我就曾与我们从军队邻居那里挖来的几名一流情报人员共过事。”
“军人们提出过抗议吗？”
“这我不记得了。需要提出的一点是，军事情报机关从一开始就是受政治情报机关控制的。战后这种控制看来是减弱了，可国家安全机关依然担当着控制者的角色。况且，向情报总局和其他对外情报机关提供反间谍保障的职能一直掌握在国家安全机关手中……
从20年代起，军事情报机关领导人的任命都要征得政治保安局一政治保安总局一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克格勃的同意。而且一般说来，没有国家安全机关的审核，军事情报机关不得招人。在外派之前，军事情报人员还要再次经过审查。
曾担任驻瑞典军事情报站站长的维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将对我说：
“克格勃是一个可以怀疑所有人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机构的一部分，而我们是他们有权怀疑的人。我们这个部门的悲剧在于，所有在国外呆过的人都自然成为怀疑对象，从而自然引起国家安全机关的关注。
“军事情报机关内部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他们有时在我们的会上发言--谈论必须提高警惕，保守秘密。有一次，一名特派员邀请我到离新圣母公墓不远的一处保密住宅。吃过午饭，喝了点酒之后，他对我说：‘到我们那儿干吧，你不会后悔的。’我说：‘我本来就在情报系统工作。’他开始想法儿劝我：‘我们干的是另一种工作，得揭露内部的敌人。’一句话，他招募我作内线，但我最终还是脱身了……”
“战后特派员制度保留下来了吗？”我问尼科利斯基。
“克格勃的人留了下来。他们监视我们。我们知道自己所有的‘监护人’。”
“军事情报机关的军官们私下里谴责过‘邻居’的行为吗？”
“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军事情报人员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一样，都是经过考查的人，可你们不知为何总是得不到信任。你们不为此感到愤怒吗？”
“可以这样说，这让人略感不快。知道有人在告他的密，谁会高兴呢？可实际上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人，而在基层工作人员当中任何时候都有不少正派人。宪兵式的恶棍并不多。我的出发点一直是：反间谍人员有自己的任务。”
“反间谍机构的多疑是不是徒劳的呢？”
“遗憾的是，我知道不少军事反间谍机关的军官叛逃到西方的事例。在奥地利，当我在那儿工作时，美国人策反了军官波波夫。但他是在后来才被查出来的，当时他已经从国外回来并且成功地进入情报总局总部工作。”
“情报总局的失误比克格勃多还是少？”
‘’我们这一行还有一个不太好的特点，那就是我们这儿总是尽量淡化自己的疏漏，而成绩总是被尽量夸大。我觉得，克格勃的失误和叛逃事件更多一些。可他们的机构要比军事情报机关大得多。”
“作为驻外军事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您和‘邻居’搞好关系了吗？”
“我首先努力做到不让自己的集体吃亏。要知道，克格勃的情报机关总想从军人这里‘扒皮’--总想抢案子，将我们的功劳据为己有。这在我们这儿是常事儿：
‘邻居’善于把肥肉从你的鼻子底下抢走。”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驻外机构相互合作。比如说，我跟一个对我们有某种价值的人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我们建立了正常的关系，我觉得，他愿意被我们招募。
但在明确关系之前，我去找‘邻居’。不管怎么说，我得确认一下，这个人没有在他们那里作为招募对象。我去找克格勃对外情报站负责人，而他故作惊讶地说：
‘我们对这个人都做了两年工作了。’
“而我看得出来，‘邻居’是在装模作样。他想自己招募这个人，况且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这种抢先一步将功劳据为己有的做法引起了怨恨。”
“竞争结果对你们不利？”
“总是克格勃得逞。我们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他们是第一个向领导汇报情况的人。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军事情报人员不仅受到本局的指派，向本局汇报工作，而且也受政治情报机关的指派，向他们汇报工作。战后有人曾试图改变这种做法。在部长会议所属的情报委员会里，我们权利均等，但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长。我们再次分属不同的部门。而情报总局的领导人自己将自己置于从属的地位。”
“觉得不自信？”
“是的，不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都干不了多久。每个新主人显然都试图彻底改变原有的秩序。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进行了没完没了的改组，编制时而被削减，时而又被匆忙增加。有经验的被撤下去，没经验的被调进来。我们有自己的学院。空缺不久就会被补上，但对情报部门来说，任何改组都是极其有害的。可我们的领导不考虑这些。这些人都是从外面来的，有的是作战部队的军官，有的是司令部里的参谋，可就是没有行家。看来他们认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经验，照样可以领导情报机关。”
“这里说的只是最高领导人吗？”
“要是这样就好了！当年我在西德有一个出色的间谍--联邦议院的一名议员。
有一次我们在东柏林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接头。他来了，在打字机上敲下了他知道的有关西德联邦国防军的所有情况，然后我们吃了点东西。
“在接头之前我的上司预先告诉我，他会来我们这儿，看看这名间谍。他的确来了。绷着个脸，不高兴。没有打招呼。坐下来，跷起二郎腿。他看着我，声音嘶哑着说了一句类似‘你可得小心一点’之类的话。然后就走了。
“我对议员说：‘您得原谅我们头儿，他牙痛得厉害，把他折磨得够呛。’而议员笑了一下答道：‘算了，别解释了。我是在讲波兰语的地方长大的，所以我全都明白。’
“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将军感到脸红……”
“据说，朱可夫元帅在赫鲁晓夫时期担任国防部长时，曾试图让自己的情报部门分量更重一些，使它同克格勃平起平坐，从而既加强自己的地位，也加强军队的威望？”
“我认为，克格勃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我重申一遍：我们同克格勃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可能平等。”
“您曾担任特工学院的系主任。人们是如何进入军事情报系统的？”
“通常是这样做的：派两三个人去军区司令部。他们找到军区司令，向他报告说，他们是来挑选军官到特工学院学习的。军区司令命令干部处人员选出合适的人选。看他们的个人档案，同履历材料合适的人员所在部队的领导交谈。然后将可能的人选找来作最后的谈话。”
“有人拒绝建议吗？”
“很少。在莫斯科学习本身就提供了升职的可能，而转到情报部门工作--这意味着将来有机会出国。”
“如果您遇到与您军衔一样的同仁，比如说是来自总参作战部的，你们当中谁觉得自己在事业上更成功？”
“作战部队的军官和司令部参谋的工作更受人关注，仕途更顺畅，军衔也升得更快。”
“‘水族馆’的未来居民是否要学习中途跳火车和双手射击？”
“我们惟一要学的是跳伞。而后来这个项目从特工训练大纲中取消了。情报人员学这些把戏干嘛？现在谁也不会被派去指挥游击队。日常工作中惟一需要掌握的本领是拍照……”
谢罗夫将军同情报总局其他领导人不同，他是个内行。但他受制于当时的那种行为模式。
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贾丕才说，1960年2月，他赴巴基斯坦当大使。莫斯科对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感到不安。
出发前一天，情报总局局长谢罗夫将军告诉贾丕才，巴基斯坦境内有10个美国基地--可能对苏联发动侵略的根据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对贾丕才解释道：
“巴基斯坦境内没有美国的军事基地。我们一起去苏联外交部照会上所说的所有‘基地’转一圈，您自己就会相信这一点的。”
贾丕才大使本人很快就相信了：巴基斯坦境内没有外国军事基地。根据双边防御条约，美国人只是有权利用巴基斯坦的港口和机场。
那么关于外国军事基地的情报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一消息是印度情报部门抛出来的，为的是让苏联反对巴基斯坦。而莫斯科则信以为真。
佩尼科夫斯基，三家情报机关的特工
谢罗夫在情报总局干了5年，对生活感到非常满意。但1962年10月22日，军事情报机关上校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佩尼科夫斯基的被捕毁掉了他的功名。对谢罗夫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不仅仅是因为对任何一位情报机关领导人来说，这样的失败相当于一场灾难。不幸的是，谢罗夫有一次帮助了佩尼科夫斯基。他后来为此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佩尼科夫斯基生于1919年。战前毕业于基辅炮兵学校，打过仗。引岁成为上校。1953年毕业于军事外交学院后继续在情报总局服役。
曾在情报总局驻土耳其情报站工作，同站长发生了争执，认为自己受了委屈，便向莫斯科投诉，于是他被召回并被调离情报总局。
战争期间，他曾在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连佐夫身边工作。瓦连佐夫是苏联英雄，曾任炮兵主帅，1961年1月被任命为陆军火箭兵和炮兵司令。
瓦连佐夫早在战争时期就同赫鲁晓夫私交不错。据说，赫鲁晓夫说过：这是个现成的国防部长，此话或许是开玩笑，或许是认真的。
瓦连佐夫收留了佩尼科夫斯基，当他在那里日子不好过的时候，瓦连佐夫在已经当上情报总局局长的谢罗夫那里为他说了两句好话。
佩尼科夫斯基被列为情报总局预备役人员，并被派往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对外联络局工作。1960年＊月，他开始为中央情报局效力，而1961年4月，他又开始为英国情报机关军情六处工作。
1963年5月初，在公审之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他死刑。判决于5月16日执行。
佩尼科夫斯基被捕之后，赫鲁晓夫不再怜惜自己的宠臣。瓦连佐夫元帅被没收一切奖章，降为少将并被立即勒令退役。他被取消中央候补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资格。不过他只是被当作一个证人。
谢罗夫则被指控两度帮助被揭露的英国间谍佩尼科夫斯基安排工作，而谢罗夫的妻子和女儿在到伦敦参观游览时曾受到佩尼科夫斯基的照顾，接受过他的帮助。
而他的女儿如今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所有这一切都是捏造出来的。他们确实曾随一个旅游团飞往伦敦，但她们没有得到过佩尼科夫斯基的帮助……
当时赫鲁晓夫都气晕了：佩尼科夫斯基向西方透露了苏联导弹实力的真实情况，这对他可谓背后一击。1963年2月2日，谢罗夫被撤职，他的职务由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彼得·伊万诺维奇·伊瓦休京担任。
3月7日，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情报总局工作》的决议，决议责成主管党内人事问题的中央书记维塔利·尼古拉耶维奇·季托夫、总参谋长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和伊瓦休京调查谢罗夫的工作并作出评价。
委员会只用了几天就作出裁决。“由于丧失了政治警惕性和行为不称职”，谢罗夫大将被降为少将。1963年3月12日，他被剥夺苏联英雄称号，他对此尤为痛心。
他被调离莫斯科，调任突厥斯坦军区司令助理，主管军事院校工作，然后他被调到伏尔加河沿岸军区担任同一职务。他刚满60周岁，便因病退役。倒霉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1965年，“由于丧失政治警惕性和在情报总局干部任用方面的错误，以及由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克格勃机构工作期间粗暴违反法律和在德国工作期间滥用职权”，他被开除出苏共。在此之前，他还担任情报总局局长的时候，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期间荣获的几枚勋章就已经被收回了。
退伍之后，谢罗夫又活了25年，享受了一个退伍军人的生活。
爱德华·赫鲁茨基说：
“我见过许多退伍军人，他们就像是要咽气了。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谢罗夫总是精神饱满，夏天他去‘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军队疗养院去打台球，冬天他长时间地滑雪。他不抽烟，也很少喝酒。他在幻岁时才不再开车。他对以前的事情从不后悔。他与其他受害者不同，他很清楚，一切都无法挽回。妻子说，他退伍之后，变得快活了，仿佛一付重担从肩上卸了下来……”
“他谈到过关于自己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事情吗？讲过关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什么事吗？”
“此类交谈他一概回避。他从没谈论过自己的工作。他是个老派人物。常回忆战争期间的事情。或者是他在贝利亚1953年实行大赦之后如何同强盗匪徒作斗争。
他喜欢讲别人如何偷走他这位克格勃主席的汽车的事情。他那天开车没带警卫，开到了格拉诺夫斯基街，那里有一家军官医院和一家军官餐厅。他在那里逗留的时候，不知哪儿来的一帮年轻人撬开了他的车，把车开走了。后来他们才发现偷了一辆特别的车--车上有专线电话，于是又把车丢弃了……”
“关于他被撤职的事情呢？”
“他有一次对我说起了佩尼科夫斯基：‘这个人我从来就没见过。’当有人造谢罗夫的谣的时候，他感到难受。他曾对我们说，他没有参与驱逐高加索各民族。
这是科布洛夫干的……”
“谢罗夫退伍后还受到监视吗？”
“当他在莫斯科街头散步时，后面有尾巴跟着。电话一直被窃听。别墅的‘甲壳虫’（指窃听器--译者注）在他死后才被拆除。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开着刚买的一辆车过来，车上还挂着老式的外国车牌。于是立即出现‘几个同志’--一个民警模样的人和两个穿制服的人，开始检查证件。他们担心，万一谢罗夫搞阴谋，纠集那些老元帅，他们骑马上阵……”
爱德华·赫鲁茨基还回忆道：
“有一次，他和朱可夫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军队疗养院休假。他们两人受到跟踪，电话遭到窃听。如果他们想讨论什么，他们就写纸条。然后再把纸条烧掉……
谢罗夫是个勇敢的人。假如1941年莫斯科陷落，他将留下来，转入地下。他已经拿到了一个驾照，用的是瓦西里耶夫的名字，还有一份出狱证明，不过德国人肯定会认出他来……”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于1990年去世。他的死成了又一宗谣言的题材。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他的英国合作者在《克格勃》一书中写道，谢罗夫在一次豪饮之后“在阿尔巴特街的一个院落里开枪自杀”。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 第十一章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1954年4月20日，西德爆出一件大丑闻。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尉尼古拉·霍赫洛夫被介绍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他说，他曾受命刺杀流亡组织民族劳动联盟的领导人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奥科洛维奇。霍赫洛夫向记者们展示了克格勃为完成此次恐怖行动而专门给他配备的专用装备。
霍赫洛夫没有去刺杀奥科洛维奇，而是选择了留在西方。他在2月份就向西德警方投降，而那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只存在于文件之中。交给霍赫洛夫的战斗任务是由内务部长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签发下达的。但在投敌分子霍赫洛夫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克格勃已经产生，它的成立受到了广泛的评论。大家都对苏联特工机构新任领导人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其人感兴趣。这样一来，克格勃首任主席便名扬全世界。
1991年8月叛乱前不久，前大尉霍赫洛夫若无其事地来到莫斯科。他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有点奇怪。霍赫洛夫早已在大洋彼岸安了家，当上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他似乎对心灵学更感兴趣，而且他在莫斯科出现本身就带有一些神秘色彩。
他甚至还去了一趟卢比扬卡，在克格勃社会联络中心，人们跟他交谈时相当礼貌。
这或许是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只剩下几个月的光景了。
而当时，1954年，一切还刚刚开始。
在詹姆斯·邦德的塑造者、英国人扬·弗莱明的一部小说《来自俄国的爱情》中，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将军思索着谢罗夫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的杰出作用：
“谢罗夫，苏联英雄和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内务部创建者的天才门徒，从各方面来讲，都是比贝利亚更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在30年代领导铲除了苏联领导人所不喜欢的几百万人。他是大多数莫斯科公审的导演。
他组织策划了对高加索民族的血腥屠杀。正是他，谢罗夫将军，策动驱逐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居民并绑架了德国原子弹专家，这些专家使俄罗斯在战后几年内在技术上取得了迅猛的进步。
“谢罗夫大将同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一起统治着国家。或许有那么一天，谢罗夫会超过所有人，从而站在令人眩目的权力之巅……
扬·弗莱明小说里的主人公离现实生活实在太遥远，他描绘出的肖像眼人物原型鲜有共同之处，而且他对谢罗夫未来的预测也是不成功的。但这并不是围绕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这个名字出现的惟一的神话。
弗拉基米尔·涅克拉索夫教授写道，据说，谢罗夫的父亲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革命前在沃洛格达市卡多姆监狱当警察，斯大林1912年曾在那儿服过刑。革命后，谢罗夫的父亲失踪了……不过，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未必能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取得如此辉煌的功名。
著名的《大恐怖》一书让西方了解了斯大林的犯罪史，根据该书作者罗伯特·科克维斯特的说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军方领导人“是于光天化日之下在捷尔任斯基街11号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前面被枪毙的。领导这次行动的是面如土色、浑身颤抖的加伦元帅，而对集团军统帅们执行枪决的行刑班的班长名叫伊万·谢罗夫，当时他是一名年轻的军官”。
现在我们知道，图哈切夫斯基不是在卢比扬卡被枪决的，而是在位于尼科利大街的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大楼的地下室里。时间是在1937年6月11日。谢罗夫当时还是军事学院的学员，而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这样敏感的事情不会交给他或加伦元帅，或是其他任何军人来完成。
到别墅见斯大林
国人首次听说谢列平的名字时他才只有24岁。1941年秋，共青团莫斯科市委负责军事体育工作的书记亚历山大·谢列平，在几乎已是兵临城下的首都为游击队以及敌后工作物色志愿者。
顺便说一句，他本人在那艰难的年代并没有打过仗。他参加过几个月的芬兰战争，但没有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后来有人因此指责他：派别人去打仗，自己却躲在莫斯科……
莫斯科第201中学的女学生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哑来找谢列平。要求参加游击队。他没有马上同意她入队。他觉得她到时候会害怕，没有能力开展活动，便拒绝了她。但后来他还是让卓娅加入了游击队。
卓娅的遭遇很悲惨。她实际上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干，就很快被德国人抓住，并于1941年12月初被当作纵火犯处死。
卓娅死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当时玛加丽塔·阿利格尔还写出了广为传诵并荣获斯大林奖金的长诗《卓娅》。该诗顺应那个年代的特点热情沤歌了团市委书记亚历山大·谢列平。这已成为全苏联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