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天空，低沉而阴沉
德国人的铁蹄已践踏在莫斯科的周围
莫斯科团委书记谢列平同志
一位满怀着正义之气的共产党员
你没有看错
--她是名真正的战士……
亚历山大·谢列平1918年8月出生在沃罗涅日的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他很早就表现出了领袖才能。在当团委书记的同时，又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作为奖励他得到了帕维尔·布列公司产的一块怀表。前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瓦列里·因诺肯季耶维奇·哈拉佐夫从五年级起就与谢列平成了朋友。他说：
“萨沙（亚历山大的爱称--译者注）甚至就在个别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一问题给斯大林写过信。没有收到回信。但报纸上刊登了斯大林就这一问题给另一个人的回信，谢列平感到很满意……”
同那个年代里的许多人一样，萨沙·谢列平喜欢溜冰，骑自行车，酷爱足球，是狄纳摩队的球迷。孩提时他喜欢参加舞会，但不爱喝酒，这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是种罕见的品质。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即便十年级毕业后我们也不喝酒。无论葡萄酒，还是伏特加，他都不喜欢……”
中学毕业后，谢列平来到莫斯科，就读于战前著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历史、哲学和文学学院，这是人文科学人材的熔炉。谢列平到学院后马上当选为团委书记。
谢列平的仕途始于1940年10月2日。正是在这一天出台了关于高等教育将收费、奖学金将只发给优等生的命令。而谢列平曾作为志愿人员开赴芬兰战争前线，在共青团滑雪营服役。等他返回学院时，有些科目自然没有考试成绩，根据新的法律，他没有希望获得奖学金。
他坐在学院团委办公室里，思忖该怎么办。这时莫斯科市团委书记尼古拉·克拉萨夫琴科来了，是他决定了谢列平的命运。他说：“舒里克，我有工作让你做。
你到团市委负责体育处的工作，怎么样？”
1942年，谢列平被授予红星勋章，不久被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先后任书记、第二书记。
斯大林在去世前一年决定把共青团工作交付自己的女婿尤里·日丹诺夫--已故政治局委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的儿子。年轻的日丹诺夫当时是党中央科学部的负责人，他来团中央了解情况。
时任团中央书记之一的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说：
“我们被召集到一起。日丹诺夫说：‘斯大林让我当第一书记。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我们把情况作了介绍。日丹诺夫说：‘亲爱的同伴们，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无法领导你们。我会去找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表示回绝。’”
于是，斯大林让谢列平当了第一书记。
他把谢列平召到自己的别墅。这是他们之间惟一的一次会面。斯大林让谢列平坐下，自己却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步，提一些问题。他偶尔走到谢列平面前，俯下身，注视他的眼睛，看得非常专注……谢列平后来对自己的好友瓦列里·哈拉佐夫说，他当时感到非常害怕……
在斯大林时代，共青团是一所严酷的学校。
可以说，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一直前脚接后脚地跟在谢列平后面，先是接替他领导共青团，后来又接替他在卢比扬卡的职位。他在谈及共青团时说了下面这些话：
“苏联的干部特点何在？为了晋升，获得一官半职，得经过一道又一道的筛选，会撞得头破血流，体无完肤。过了7道筛子后，就会被卡在第8道筛子里……”
在共青团机关，许多人通过告自己领导的黑状来求得官职，深知这是获得提升的最佳渠道。
前团中央书记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科切马索夫曾回忆过别人写信告发他的经历：说他本人是富农的儿子，他的妻子是人民公敌的女儿。她父亲曾是州委书记，被枪毙了，她母亲被投入监狱，还是小女孩的她被送到高尔基市，在那里她认识了科切马索夫。
告密信转交谢列平处理。
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说：‘有一次他请我过去一趟。他问‘你忙吗？’。
我随口说‘不忙’。他就说“那你到我这儿来一下。’我们聊了一会，然后他言归正传：‘我给你看份东西。’他打开保险柜，拿出那封告密信。待我看完，谢列平说：‘你不要放在心上。’他当着我的面把信撕碎，扔进废纸篓里。这种事发生过两次……”
据科切马索夫说，第一书记是一个纯朴的、值得尊敬的人，对以前的共青团领导的官僚作风深恶痛绝，非常不喜欢无聊乏味的会议，也不喜欢教训别人。
谢列平任共青团领导最风光的那几年是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赫鲁晓夫器重年轻人，许多工作放手让团员们去干。谢列平缩减了领工资的工作人员的编制，各共青团区委只保留两名脱产干部，其他所有人的工作都属社会义务性质。
上文提到过的前除奸部军官和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也曾当选过共青团中央书记。他说：
“曾有几名部长到团中央找我们，我们批评他们对年轻人的生活漠不关心，他们被我们抨击得体无完肤……”
1957年夏天，年轻的中央委员谢列平所属的党的领导集团不允许老近卫军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老近卫军指的是莫洛托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谢列平比其他人更加积极、更加坚决地拥护赫鲁晓夫。他据理力争，暴跳如雷的伏罗希洛夫元帅冲他大吼：“就你，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要我们作出解释？
你先得学会穿长裤！”
赫鲁晓夫对这位年轻的战友作出了应有的评价。第二年，谢列平开始负责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党务机关部的工作，但只干了几个月。1958年12月25日，40岁的他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瓦斯手枪的两声枪响与自己的前任和继任者不同，赫鲁晓夫不喜欢特工机关，也不竭力讨好它的工作人员。国家安全委员会充斥着大量的将军，这一点令赫鲁晓夫大为光火，他要求国家安全工作人员“不佩肩章”，“身无彩条”，因此谢列平拒绝了军衔，到了晚年他对此有些后悔。
赫鲁晓夫公开要求“合理精简”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对选民发表例行讲话时说：“我们还大幅度削减了内部力量--我们的国家安全机关，我们准备进一步削减这些机关。”
谢列平写了一封便函，对第一书记的殷切希望作了回答：“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在加里宁选区对选民发表的关于必须进一步削减国家安全机关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
谢列平建议削减3200名侦查人员，他的建议得到了批准。
1960年2月，谢列平发布的一项命令中说：“用肃反工作人员来监视许多从保障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要的设施的意图还没有根除。”换句话说，肃反工作人员的活不够干，他们臆造出了工作。间谍太少，肃反人员太多。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
“他削减了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情报网，裁掉了用假情报坑害人的告密者。
他首先加强了预防工作。如果有谁说了反对苏联的话，不是逮捕他，而是同他谈话，向他解释不该说这种话。
“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人们意识到，不会因进行‘可疑的’谈话而坐牢，或者至少不会立刻坐牢……”
谢列平建议撤销克格勃的牢狱处，削减国家安全机关所属的监狱的数量。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在谢列平和我当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时，因政治原因而被关押的人最少。卢比扬卡内部的监狱空空如也。”
谢列平任主席时，克格勃监狱里关押着1388人。1961年因进行反苏宣传而被判刑的有207人，1962年有323人。
前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回忆说，谢列平在任时，国内发生过几次群众骚乱，出事的地方在弗拉基米尔州、穆罗姆市和亚历山德罗夫市，人们对地方当局感到愤怒，还有一次是发生在格鲁吉亚的祖格迪迪。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9年1月9日的第200号会议记录表明，此次会议批准了关于克格勃及其机关的条例。该文件到改革开始一直在发挥着效力：
“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是政治机关，负责贯彻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制定的关于保护社会主义国家兔遭外部和内部敌人蓄意侵害以及保卫苏联国家边界的措施。它们的使命是警惕苏维埃国家的敌人的秘密阴谋，揭穿他们的意图，制止帝国主义情报机关针对苏维埃国家的犯罪活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由苏共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和监督。
“属于苏共中央编制的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员，其职务须经苏共中央委员会批准。属于党的地方机关编制的工作人员，其职务须经相应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苏共边疆区委及州委批准。”
谢列平继前任谢罗夫之后继续清理档案中的危险文件。
有一封谢列平亲笔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保存了下来。谢列平在信中建议销毁有关卡廷事件的全部文件，以使波兰人永远得不到他们1939年被俘的军官根本不是被希特勒枪决，而是被斯大林枪决的证据。这封信是近几年所公开的最令人发指的文件之一。
克格勃内部对谢列平有何看法呢？
前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大将认为，谢列平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是他没有掩饰对国家安全机关干部的不信任，他撤换了一批有经验的肃反人员，用年轻的团干部替代他们。他未同专家商量就立刻着手调整委员会的结构。他撤掉了所有分管部门，像分管经济、运输等方面工作的分支机构，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反间谍总局。 博布科夫认为，谢列平是一个准备完成上司任何指示，但同时又希望显得有原则的人。后来他在执行上头的命令时已不是那么听话了……
前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说：“改弦更张需要很大的勇气。他开始改组克格勃，邀请年轻人进来工作。”
谢列平把受过良好教育的团干部调进克格勃。他们缺乏工作经验，但手脚是清白的。谢列平之前的许多克格勃工作人员甚至连中学都没读完。由于新来的人立即被授以高级军衔，被委以重任，肃反干部感到愤愤不平。
在谢列平上任前，克格勃有自己的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相对应的机构，有负责经济的局、负责意识形态的局、负责运输的局等等。谢列平把所有这些局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反间谍总局，并精减了工作人员。安德罗波夫上任后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一套做法。
谢列平依靠的是电子情报工作和负责破译外国密码通信的破译员。
1959年谢列平在任期间出现了“D”处，后来又被改称 “A”处，即“积极措施”
处的代称。这个处的任务是炮制假情报，其主要目标是被指责搞新纳粹主义和复仇主义的西德。
谢列平重新确立了捷尔任斯基--一位完美的、一直可靠地保护苏联人的肃反人员--的偶像地位。克格勃的普通工作人员却对谢列平心怀不满：他剥夺了工作人员享受机关疗养院、休养所及其他一些特权的权利。
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基尔皮琴科中将说：
“谢列平有时表现出对普通工作人员的意见感兴趣的样子。这只不过是某种老套套，为了表现自己的民主。例如，有一次，在克格勃主席的办公室讨论完非洲当前的问题后，我请求准许离开他的办公室，在得到同意后，我向门口走去。这时谢列平突然叫住了我，说：‘对不起，基尔皮琴科同志，我忘记问您个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了！’我记得，当时我对克格勃主席‘亲自’征询我的意见感到非常高兴。
“我所知道的第二件谢列平对业务人员个人意见感兴趣的事例总的说来带有轰动性质。情报部门的一位领导在向主席汇报情况时，主席突然出人意料地问他对索马里事态的发展有何看法。作汇报的人答不上来，请求给他些时间研究一下，但谢列平显得迫不及待，说他要马上知道情报部门的看法，于是立刻吩咐自己的助手去查直接负责该国的情报人员的电话号码。
“几分钟后，助手报告说，负责索马里的是维塔利·伊万诺维奇，并说了他的电话。谢列平借此机会用自己的民主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给这位情报部门的领导上了一课。他亲自拨号，并向那位工作人员自我介绍说：‘打扰您了，我是克格勃主席谢列平。您能否回答一个问题？……’
“关于这一电话交谈的消息很快在情报部门的走廊里传开了，所有人都对新的民主作风惊讶不已。”
谢列平在任期间，依然继续追杀叛逃到西方的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他的前任谢罗夫曾签发除掉人民劳动联盟的主要思想家列夫·列别特的命令。
1957年10月12日，列别特被克格勃军官波格丹·斯塔申斯基杀害。
两年后，斯塔申斯基在慕尼黑杀害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领袖斯捷潘·班杰拉。当班杰拉打开自己寓所的门时，躲在楼门口的杀手向他的脸部开了枪。
斯捷潘·安德烈耶维奇·班杰拉1908年出生于一个希腊天主教神甫的家庭。西乌克兰曾被并入波兰版图，最初的几年班杰拉一直在同波兰人作斗争。1934年他在华沙策划行刺波兰内务部长，遭到逮捕，被判死刑，后被改成终生监禁。德国人把他放了出来。1941年6月30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在被德国人占领的利沃夫宣布乌克兰独立。这惹恼了希特勒，班杰拉银挡入狱，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呆了3年，直到1944年才获得自由。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和战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反抗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进攻。他的身上背负着数千人的血债，因为班杰拉之流并不仅仅是向肃反人员和红军战士开枪……抵抗被镇压后，班杰拉使用化名在慕尼黑定居下来。
波格丹·斯塔申斯基从克格勃得到一支特制瓦斯手枪，这种枪可以使含有氰化钾的胶囊呈雾状喷出。喷出的气体可导致心脏停止跳动。使用这种手枪的目的是为了使病理解剖学家认定死亡原因是心衰竭。
谢列平因他除掉了班杰拉而授予他红旗勋章。但波格丹·斯塔申斯基有一个心爱的女人，是德国人，她的存在使他滑向另一个方面。两年后，即1961年8月12日，波格丹·斯塔申斯基逃到西方，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向西德警方和盘托出。
这件事发生后，克格勃决定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此类追杀行动。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斯塔申斯基同一名德国女人发生了恋爱关系。他请求允许同她见面。作为奖赏，谢列平给了他一周的时间去看他所爱的女人，但他留下了，并供出了一切。我后来对谢列平说：‘你为什么要放他去呢？’你这哪像‘铁腕人物舒里克’呀……”
德国人对波格丹·斯塔申斯基进行了审判，但法庭裁定他是个执行者，对他从轻判处，而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被指控为谋杀的组织者。这件事导致谢列平在西方声名狼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成了把谢列平赶出政坛的理由。
1961年，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克格勃主席谢列平发表了措词尖锐的反对斯大林的讲话，他谈到了镇压，并列举了数字。他说：“国家安全机关已进行了重新改组，完成了大幅度的精简，剔除了其所不应有的职能，清除了钻营分子……国家安全机关已不再是稻草人--贝利亚及其帮手这些敌人在不远的过去企图使其成为的样子，而是我党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政权机关……现在，肃反工作人员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党，面对苏联人民。”
1961年10月31日，在22大后的第一次全会上，谢列平被选举为中央书记。这为其在党内平步青云奠定了开端。他在克格勃工作的时间不到3年。在他离开克格勃主席岗位两周后，他的朋友和同事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就任该职。
谢米恰斯内此前是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赫鲁晓夫倚重新人，开始提拔我们这些年轻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私下里被认为是我们这些搞党务工作的年轻人中地位最高的，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思想。”
谢列平一下子得到了好几个职位。他还是政府首脑，即赫鲁晓夫本人的副手，党和国家统一的监察委员会的主席。这几项职务集于一身使他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说：“赫鲁晓夫喜欢他严格要求的作风和他的聪明劲儿。
谢列平从不喧宾夺主，在第二把手的位置上表现得很谦逊……”
赫鲁晓夫对任何人都没有这么信任过，也从未像提拔谢列平那样快速地提拔过任何人。第一书记信任谢列平，重视他的工作能力，把最重要的事情交付他，其中包括选拔党的干部这种工作。
为什么1964年恰好是以谢列平为首的“年轻人” 反对赫鲁晓夫呢？
赫鲁晓夫是一个精力极其充沛、能耐很大却未能充分施展的人。但不高的文化水平使得他经常弄出一些让全国上下当笑料的不理智的和愚蠢的新花样来。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身边的人不赞成他采取自由主义行动，批判斯大林，庇护索尔仁尼琴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尝试同西方寻找共同语言，裁减军队和压缩军工生产。
党中央的几位书记都有不喜欢赫鲁晓夫的个人原因。他们渴望平静与舒适，而赫鲁晓夫却不断地进行人事变动，把中央委员像小孩子似地呼来阿去。
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这样描写赫鲁晓夫：“在学完了伪装和自我控制的课程之后，他隐藏起对暴君的仇恨。为了向其献媚，他不得不在客人面前跳起‘戈帕克’。想必他要为自己过去所受的屈辱报仇，登上王位之后，他养成了公开侮辱人、践踏人的尊严的习惯。”
一批党的领导，其中包括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商定推翻赫鲁晓夫。谢列平保证，这一消息不会传到赫鲁晓夫耳朵里。
但是，赫鲁晓夫大概还是感觉到了什么，他想使朱可夫元帅重返政坛，准确地说是叫他来帮自己的忙是不无原因的。
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列昂尼德·米特罗法诺维奇·扎米亚京向我描述了赫鲁晓夫下台前不久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宴会上出人意料地发表公开讲话的情景。赫鲁晓夫说：“真有意思，我前不久休假回来后，所有人都来安慰我，说我健康有问题，该去治治病。医生这样说，这些人也这样说。好吧，我去。等我回来的时候，我要拔掉所有这些‘中央的软木塞子’。”他指了指在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接着说：“他们认为没有我照样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自以为是害了赫鲁晓夫。在他还没来及除掉更为年轻的对手之前，他就已被打发回家养老了。
推翻赫鲁晓夫并没有引起国内的不满。相反，人们感到很满意。出现了更新和改善生活的希望，出现了年轻的、让人愉快的面孔。除个别人以外，党的老一代领导人都不太得人心。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当时写道：
一天又一天，默默地隐忍
照片上的这群人物
个个一副十足的猪的嘴脸
真让人忍无可忍
谢列平后来回忆起，在赫鲁晓夫被打发退休的那次全会结束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和他告别。大家站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走过来，和大家-一握手。当走到谢列平面前时，他说：“他们也会这样对你的，说不定更糟……”
谢列平当时可能只是冷笑了一下。但经验丰富的赫鲁晓夫没有说错。他的活应验了……也许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不该参与推翻赫鲁晓夫？如果赫鲁晓夫继续执政，他们的境遇可能会好些。谢列平和他的朋友们后来有没有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呢？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没有后悔。赫鲁晓夫待我们不错，当有人对他说，我和谢列平也参加了时，他甚至都不相信。但问题并不在这里。当时国内的形势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错看了勃列日涅夫，尽管客观上说他具备了一切条件。柯西金合适，但他一向处在次要角色的位置上。而勃列日涅夫适合所有条件，是党的第二把手，搞过航天和火箭方面的工作，讨人喜欢，善于交际……”
起先人们都把勃列日涅夫当成一位软弱的、临时性质的领导，而国家需要的是一位强有力的人物，因此人们认为，勃列日涅夫将不得不让位于一个更加强有力的领袖--谢列平。
同谢列平保持着朋友关系的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神秘地对大家说：“要不了多久一切就会改变。廖尼亚（列昂尼德的小名--译者注〕的位于坐不了多久，谢列平就要上台了。”
当时许多人都认定勃列日涅夫是个临时性的人物，没太把他放在心上。
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说：
“谢列平对他的看法也是这样。勃列日涅夫充其量只是个州一级的干部，而不是个大国的领导。他头脑简单，把两三种观点归纳一下的能力都没有，理论知识微乎其微。所有发言都需要别人事先写好……”
谢列平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得到了提升，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谢列平与勃列日涅夫不同，勃列日涅夫从未对工作有太大的热情，而谢列平对工作却是全身心的投入。他俩的关系怎样呢？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
“最初他们很团结。两家甚至你来我往的，可后来开始出现各种细微的问题，虽说细微，但还是留下了不愉快的阴影。”
勃列日涅夫和谢列平之间很快有了嫌隙。
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说：
“刚开始勃列日涅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这个人要拥有打开克格勃这把锁的钥匙，还要把他当作党和国家的领袖来支持。组成了勃列日涅夫--谢列平式双驾马车。但后来勃列日涅夫开始留意起谢列平。而且好事者很多，他们对谢列平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勃列日涅夫表现得非常友好，他意味深长地暗示谢列平，说什么我休假或出差时由你代替我。然后却让其他人主持工作，他信不过谢列平。
有一次，科切马索夫到中央找谢列平，问他现在负责什么？所有人都以为谢列平将成为第二书记。谢列平两手一摊说：“我没有固定的职责，有的只是固定的谈话。”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有几个月谢列平被提拔到二把手的位置，勃列日涅夫让他负责组织部，人事工作是最重要的。谢列平管起了这摊工作。后来勃列日涅夫把人事工作交给了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并把他笼络到自己身边，让谢列平负责轻工业、食品工业以及财政方面的工作。”
这并不单单是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党内这帮推翻了赫鲁晓夫的年轻领导很快发现，勃列日涅夫同样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期望在政治、经济及个人命运方面能有更大的变化，结果却是，他们打倒赫鲁晓夫仅仅是为勃列日涅夫享受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我们同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那些领导人政治观点不同。谢列平是我们这些人中最有威望的。”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自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我和谢列平都持相当消极的立场。这使他确信我们是别有用心。‘倒赫行动’进行得神不知鬼不觉，这让他惶惶不安……”
难道共青团干部真地策划过阴谋吗？
人们已习惯对勃列日涅夫进行尖锐的抨击。但也许他并没有那么糟糕？在人们的眼里，他是相当有自由主义作风的一个人，是性格温和、彬彬有礼的一个人，没对谁做过特别坏的事。也许勃列日涅夫当国家元首会比谢列平当国家元首更好？
对他们两个人都了解的人说，勃列日涅夫只是显得和善，实际上他是口蜜腹剑。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话语不多，意志坚强，有组织纪律性，严以律己，不喜欢自由散漫，但他未必像人们所描述的那么专横，那么严厉。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
“说他是铁腕人物，就意味着他会将一切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吗？他是个天性民主的人，是个可爱、招人喜欢的小伙子。他不是个眶毗必报的人。要知道，我们这里的风气一贯是，一旦有谁落难，大家就会落井下石，群起而攻之。而他没有报复过谁。”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我认为，关于他非常专横的说法言过其实，是想损害他的名誉。事实并非如此。他是个讲民主、平易近人的人。我知道只有两位国家领导人亲自接电话，一个是柯西金，另一个就是谢列平。找其他领导则先要过助手或秘书这一关。而且，如果谢列平正在开会不能接听电话，那他过后总会亲自打电话过来……”
谢列平周围团结了一批精力充沛、活动能力强、忠实于他的人。党和国家机关里的年轻人都喜欢他。
在谢列平关照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团干部出身的人--确实占据着国家的一些极其重要的职位。国家安全机关、内务部、电视台、塔斯社，这些单位到处都有谢列平的朋友。列昂尼德·伊里奇或许因而产生了不祥的念头：他们会不会突然搞掉我这个新的第一书记，就像搞掉赫鲁晓夫那样？
谢列平的朋友们真的像是一支紧密团结的大军吗？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当我们所有人都被贬黜之后，经常有人对我们说：你们不可能没有组织上的联络方式。但我们就是没有，我们向来只不过是朋友，是志同道合者。”
但老朋友私下里都开诚布公地表示，勃列日涅夫不适合当国家领导人，当第一书记的应该是谢列平。团干部出身的少壮派骄傲地宣布：我们的“铁腕人物舒里克”
正在成长，他将替代勃列日涅夫。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
“大家经常聚集到我的别墅，但没谈过应该推翻勃列日涅夫，扶持谢列平那种话题。我知道，所有这些谈话都在被窃听，或者说可能被窃听。我自己就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不过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傻瓜，一时心血来潮就会跳上桌子高呼‘谢列平万岁’。”
谢列平本人怎样想的呢？他有没有暗示过他想成为第一书记？要知道，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喜欢与人单独谈话。但我们没有谈起过他应该当一把手。谈话内容仅限于国家的发展停止了，在倒退。令我们不安的是这些……”
难道团结在谢列平周围的那批年轻领导就不想寻找机会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现吗？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不是这样，我们只不过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承担起对国家的责任。同米高扬、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相比，我们是乳臭未干的团员。我们要觊觎什么是很可笑的……”
但一些传闻在莫斯科不胫而走，说谢列平和他的朋友已组建了一个影子内阁，分配好了职位。政治局委员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在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例会上叫住梅夏采夫，放肆地问他：“事情进行得怎样了，影子内阁成员？”
梅夏采夫当时是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
人们认为，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和院士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也属于谢列平的阵营。我问雅科夫列夫，是不是真地计划过，一旦谢列平上台就委他以高官？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回答说：“一派胡言。不过，开始调查这一年轻的集团后，好像还真找到了一份什么名单。据说名单上有我的名字。但这同我有什么关系？有些事情特别让我喜欢，例如，谢列平反对特权的行为。不能说我对谢列平有好感，但也不能说我反感他。”
那么共青团干部究竟有没有搞过反对勃列日涅夫的阴谋呢？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可能喝醉以后说过些什么，就被人们当真了。可我们有谁没在喝醉之际杜撰过集团呢？酒醒了，集团也就没了。”
事实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雅科夫列夫说：
“是有过一个集团，由一些富有影响力的人组成，他们想把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扶植为国家元首。这关系到进步的经济改革，关系到能否推行更加合理的路线。如果勃列日涅夫被柯西金所取代，我同样不会反对。”
那谢列平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国家的一把手呢？
人们认为，谢列平的弱点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他是直接从团的工作转到克格勃的，随后进入中央委员会。他从来没有领导过某个地区，没有处理过国民经济问题。
一方面，对于一些州委第一书记来说，他不是贴心人。据说，他们不会支持他。
另一方面，在某些州和边疆区有许多领导是团干部出身。他们对谢列平充满敬意。
他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可能也是最聪明的。因此，他是有机会成为第一把手的。
索尔仁尼琴当时写道：“以‘铁腕人物舒里克’为首的一伙人准备复辟斯大林主义……”谢列平被索尔仁尼琴视为洪水猛兽：“‘铁腕人物舒里克’在时刻准备着，他躲在角落里伺机夺取政权，他所要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砍下我的脑袋。”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
“他不是个愚蠢的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有能力，但是个教条主义者。有一次他在中央书记处为李森科大唱赞歌，听起来特别让人恶心。”
谢列平对斯大林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在任克格勃主席一职时，为了让蒙受不白之冤的人获得平反，他做了许多工作。谢列平坚决谴责1937年的镇压。但他又认为，在其他方面，尤其是战胜德国这一点，斯大林值得人们深深的敬爱。这一点他同赫鲁晓夫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
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说：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是某种斯大林主义者。赫鲁晓夫向斯大林主义宣战，可是却依靠了一个反对自己的人。”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
“他是个安德罗波夫式的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也许较其更胜一筹。但他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他曾说：要想使机关工作人员的表现合乎规范，应先从党开始进行改革。让我高兴的是，他认为特权是国家党政机关的一个弊端……”
谢列平坚持认为，在党的文件中要强调阶级立场，他呼吁反击帝国主义，同推行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取得相互谅解。知识分子及中央机关的部分人士害怕他上台，认为他的上台将意味斯大林主义的复辟。
据说，谢列平反对20大的若干决定，要求在经济领域采取硬性措施。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
“事实并非如此。他拥护开办私营理发店和钟表修理铺，认为消灭手工合作社是愚蠢之举……但还是出现了那么一个时期，只生产重型载重汽车，运送区区几个箱子也要使用这种汽车。但这是路线，谁都甭想违背。可他认识到，这是荒唐的……”
谢列平代表着战后升上来的那批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国家干部。这部分人的出发点是，经济需要复兴，需要改革，尤其是技术现代化。这部分人希望在执行强硬的思想路线的同时进行经济改革。这大概就是邓小平当政时中国所选择的那条道路。党的年轻一代领导拥护柯西金和谢列平。如果由谢列平当国家领导，说不定我们国家已走上了中国式的道路。
大人物不要警卫？
谢列平犯了一个战术性错误，使自己同政治局其他委员形成了对立，使这些人成了他的敌人。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谢列平在成为中央主席团成员后，没有要警卫。勃列日涅夫问我：‘为什么谢列平出行没有警卫保护？’我说：‘是他自己不要警卫的。只要他发话，明天我就给他配一个排。’这时谢列平站起来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用得着保护吗？我认为，有3个人需要保护--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政府首脑。
我们何须保护？要提防谁呢？”’
谢列平同时还反对随处出现肖像。他说，他对游行时他站在列宁墓上而工人们举着他的肖像感到羞愧。为什么要到处展示领袖的肖像呢？
中央主席团成员都默不作声。这时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插了一句：“这是一种传统。这体现了党的威望。如果我们取消这种做法，人们就会不理解我们。”
这一问题的讨论到此告一段落。
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站起来说：
“那就给谢列平配备警卫？”
谢列平不再反对，说：“配备吧……”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
“他从一套公寓搬到了另一套公寓。有一次给他家进行了装修，他问花了多少钱。给他找来了单据，他看了看，然后吩咐助手照单付钱。他的同事都知道了这件事。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政治局委员们愤愤不平：谢列平太让他们难堪了！难道现在要让他们也一切自费吗？他们不习惯这样。
“而且，谢列平还说政治局委员脱离了群众。谁会喜欢这样呢？
“他还表示反对政治局委员自己给自己授勋。这已完全戳到了同志们的痛处……”
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说：
“他在政治局提出重新审议为领导人提供的一系列特权。这涉及到工资、别墅、特供、汽车以及警卫。他说得很坚决，深信不疑，把肚子里的话全倒了出来。一片寂静，没有一人作声。最后，波德戈尔内说：‘瞧，我们的萨沙是个民粹主义者，什么都想到了……’政治局委员们松了一口气，都笑了起来，他的所有建议也被顺利地埋葬了……”
曾有过这样一件著名的事。《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措词空前尖锐的文章，揭露了深得当局欢心的敖德萨捕鲸船队队长索利亚尼克的一些勾当。乌克兰党政机关为其说好话，于是中央书记处决定严惩记者。只有谢列平一人马上说：“为什么？
有谁能否认这些事实吗？”他非常不客气地表示支持报纸，讨论立刻转变成另外一种性质，文内的“主人公”受到了惩罚。
为什么谢列平要把自己同党内的其他领导成员对立起来呢？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他主要是把自己同勃列日涅夫对立起来了。为什么要说得那么不客气呢？可换种语气就无法解决问题。那种情况下需要表现出强硬劲儿。”
谢列平性格耿直，不善于拐弯抹角。政治局委员们开始躲着他，感觉到他已日暮途穷，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态度很不好。
“应该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朋友……”
勃列日涅夫哪些方面胜过谢列平呢？勃列日涅夫有着令人称羡的经历：在工厂工作过，打过仗，垦过荒，当过州委第一书记，任过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和哈萨克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他同军队和工业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很管用。
而谢列平的履历表中只有共青团、克格勃以及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这可不是能使朋友越来越多的职务。党的监察工作比克格勃更让人畏惧。谢列平是个性格刚强的人，不苟言笑，加之工作的原因，令人望而生畏。而旁边的是面带微笑、讨人喜欢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他善于同人搞好关系。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
“年轻时的勃列日涅夫是个待人彬彬有礼、善良、聪明而又英俊的小伙子。不仅女性对他神魂颠倒，就连男人也很喜欢他。但体会出什么是权力之后，他就变得判若两人。没有，也不可能有比权力更甜蜜的东西了。”
勃列日涅夫受的教育不多，但他是一名久经沙场的政治斗士，是玩弄机关权术的高手。人们对他估计不足。他有敏锐的察言观色的能力，他能明确地感觉出，谁支持他，谁反对他。对此他知道得一清二楚。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我们这些年纪较轻的人容易轻信他人。如果不是因为轻信他人，坐在勃列日涅夫位置上的可能就是谢列平了……为了推翻赫鲁晓夫，他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上。
他发誓，甚至对天起誓，说他将执行20大和22大的路线。我们对他以诚相待。我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有过多次谈话。他了解我所有的想法。上台后他已知道谁和他不是一条道上的。但他装出对我们很好的样子，其实心里已准备和我们分道扬镳。他大权在握，我们变得非常被动
除掉谢列平及其追随者的行动是勃列日涅夫神通广大的亲信一手策划的。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都是玩弄幕后阴谋的大行家，是搞人事伎俩的高手。你到他们的办公室看看，桌子上空空如也，连张纸片都没有，好像没有任何国事需要处理。可事实上他们在通过电话活动着：谁要除掉，谁要升官，哪些人要打发得远一点。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人不知鬼不觉地在背地里挖着墙角。就这样，他们逐渐抽走了谢列平掌管的所有权力机构……”
1965年谢列平自己曾写过一份报告，说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享有的权力过大，建议改组这一委员会。委员会被一分为二。同时还撤消了谢列平政府副总理的职务。
勃列日涅夫及其战友在玩弄权术方面比谢列平和他的朋友老谋深算。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
“他们胜过了我们。去蒙古时泽登巴尔曾对我说：‘你们怎么 和孩子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