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会像母鸡似地被拧下脑袋。’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搞政治不能对人推心置腹……”
有人甚至警告过谢列平的亲信，向他们透露了已准备镇压他们的消息。曾有一位歌唱家来找过尼古拉·梅夏采夫，装成想和他散步的样子，走到外面后关切地告诉他，前一天他到与勃列日涅夫关系非常密切的政治局委员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的别墅唱歌，无意中听到基里连科对某人说：“我们要让所有这些年轻人见鬼去。”他提醒梅夏采夫要小心……
尽管谢米恰斯内是克格勃主席，但谢列平的人也受到窃听。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
“有人告诉我，除了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手下的那个窃听机构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窃听谢米恰斯内本人的机构。我把这转告了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他说：
‘这不可能！’我说有可能
勃列日涅夫开始排挤谢列平，破坏他的亲信的声誉。关于共青团出身的干部企图篡党夺权的说法不胜而走。列昂尼德·伊里奇外表显得淳朴善良，他用自己所特有的勃列旧涅夫式的计谋赶走了所有人。
勃列日涅夫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理由解除了谢米恰斯内克格勃主席的职务，打发他去了乌克兰。后来谢列平的亲信中又有30至40人被打发到各地，大部分被派到小国当大使。尼古拉·叶戈雷切夫去丹麦当大使。尼古拉·梅夏采夫从哈巴罗夫斯克出差回来后在机场被告知：您刚刚被撤职了。梅夏采夫被派往澳大利亚当大使。
最后轮到谢列平本人被勃列日涅夫赶出党中央。1967年9月26日，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这个光杆儿司令中央书记的职务。他仍是政治局委员，但被调任次要职位--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精力充沛、有声望的谢列平当工会的领导，这仍无法让勃列日涅夫心满意足。
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说：
“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谢列平开始视察工厂，倾听工人的呼声。他提出了向工人阶级提供社会保障的计划，并着手为工人建造疗养院。他的声望与日俱增。”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谢列平到了工会以后，人们开始自由地呼吸。形成了全然不同的一种氛围，有什么事你可以去找这个人，他会接待你，倾听你的意见，帮助你……”
但谢列平已很难开展工作。被调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后，每迈一步他都能感觉到，有人在排挤他。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他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已完全恶化。他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期间所提的全部建议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被否决。谢列平在自己的手下面前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他在努力地工作，但他的设想一个个全泡了汤。勃列日涅夫要打击他的权威，使他沦为一个普通的官员。”
勃列日涅夫依旧视谢列平为竞争对手。同谢列平保持密切关系成了一件危险的事。刚想借助工会为塔斯社的职工建一座疗养院，塔斯社社长扎米亚京就立刻被紧急召到巴尔维哈见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谢列平身边所有的思想家都已被我们打发到国外或其他地方。现在他正在意识形态这块阵地上寻找新人。
看来，他还没有抛弃自己的理想。所以，你应该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朋友……”
不成功的英国之行
1975年谢列平率领工会代表团前往英国访问。对他的迎接很不友好，又是游行，又是抗议，给他制造了一场真正的混乱。在英国人看来，他以前当过克格勃主席，是他下令杀害苏维埃政权在国外的敌人。人们回想起了班杰拉的被害以及西德法庭的判决--谢列平是谋杀的主犯。
不成功的英国之行正中勃列日涅夫下怀，为其把谢列平赶出政治局提供了理由。
他们进行了一番针锋相对的谈话。谢列平说：“既然这样，那我走人。”勃列日涅夫高兴地说：“走吧。”谢列平坐下来，马上写好了一项声明。勃列日涅夫立刻给所有政治局委员打电话，几小时后决定就获得了通过。
让谢列平退休还为时过早，于是给他找了一个侮辱性的低级职位--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主要负责为年轻人开设的生产技术学校的工作。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这当然是一种嘲弄。当苏斯洛夫请他来，告诉他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职位时，他说：‘我甚至从来没有拿过锤子，更别说其他更重要的活计了。我怎么能教导未来的工人阶级呢？’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表明，他不配干大事……”
谢列平后来有没有后悔同勃列日涅夫吵翻，有没有说过“唉，我不该那样做”？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如果他的性格允许他这样做的话，那他大概早些时候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了。我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有另外一种表现……”
令人吃惊的是，谢列平仍有那么多忠心耿耿的朋友。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
“所有共青团干部出身的领导人都被清除掉了。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人。我被直接告知：‘不要再和谢列平联系。’我回答说：‘不，小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难道您要我放弃这种友谊吗？’‘那就不妙了。’我说：‘不妙就不妙吧，我不想中断同谢列平的友谊。’
谢列平到底有何魅力使得他所有的朋友对他如此死心塌地呢？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我们大家都感觉到，我们是在同一个聪慧、能干、正派、善良的人打交道，他在真心诚意地效力于自己的国家。他是个百分之百诚实的人。既没有别墅，也没有汽车，他什么都没有。
也许一切缘于他身居高位，能够为朋友提供许多方便？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做朋友看来不失为一件好事？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
“我们从五年级时起就成了朋友，至死不渝。但他显赫的地位从未影响过我们的友谊。我的职位要低得多，但他从来没有为我的提升助一臂之力。我从未往他办公室打过电话，都是在星期日，或平日的晚上往他家打电话。我也从未想过要请他帮忙。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了明确的道德准则。用不着提拔朋友，如果人们发现了他的优点，他自然会得到提升，得到当之无愧的提升。
权力会使人堕落，但朋友们相信，谢列平是个例外。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
“权力没有使他堕落。我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我非常了解他。我俩这辈子在一起谈的话比谁都多。他是个谦逊而又腼腆的人，但干起事来很坚决果断。他到立陶宛时，我们一块散步，不断有人走上前来同他说话，他问他们：‘工作好吗？
生活怎么样？供应如何？’”
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被赶出政坛后，都处于克格勃的监视之下。
两位前克格勃主席经常一块聊天，他们知道自己以前的手下正在窃听他们的谈话。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我们走到室外，一边呼吸清新空气一边聊天。我们在房间里尽量不谈那些不能让别人听到的话。我们知道，一切都受到了监视，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下来。不过有时我们故意惹他们生气，故意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想法……”
所发生的事令谢列平一蹶不振。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认为，这是因为他没有经过前线的锻炼。经过了战争洗礼的人过起平民百姓的生活来会感觉容易些。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经受住这种打击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和梅夏采夫感觉稍好一些，我们上过前线。我曾冲锋陷阵，同敌人展开肉搏，在战壕里挨冻，两次负伤……解除我的职务，这算得了什么？受过教育，有工作，那我们就工作好了。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对此深感痛苦……”
1984年谢列平被打发退休。
谢列平的退休金很微薄，最后几年他的生活很艰难，穷困潦倒。他后悔在克格勃工作时放弃了将军军衔。将军的退休金要可观一些。
去世前不久他回了一趟故乡沃罗涅日，找到了自己当年住过的房子。他想进到他生长过的房子里看看，但女主人没同意。她已不记得谢列平是谁了。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
“他感到难为情，回避谈话。临死之前他的腿有点瘸，心脏也不好。他死于心脏病发作。他从医院给我打电话说：‘一切正常，就要出院了。’可两天后就去世了。”
当时是1994年。
机关工作表明，不管一个人多有棱角，总能找到磨盘，将他磨成粉末。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之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已和从前判若两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疾病缠身。命运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第十二章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此人拥有得天独厚的笼络人心的本事。一些人迄今仍是他忠实的崇拜者。
在1998年岁末的一个温暖的日子，昔日其麾下的那些人聚集到新圣母公墓，缅怀自己的友人和领袖。
此人在风华正茂、飞黄腾达的时候背地里被称作“铁腕人物舒里克（亚历山大的小名--译者注）”，影射他可同“铁腕人物费利克斯” 相媲美。
此人名震四方。当时无论我国，还是外国，许多人都确信他即将成为国家元首。
他以一个瘦瘦的学生之身来到莫斯科上大学，却成就了如此非凡的功名。
多少次交锋都以他的胜利而告终，但他终究还是输了一次。他被排挤出政坛，他的照片消失了，他的名字也不再有人提起。
如果没有前几年一部关于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宫的那场阴谋的电影《灰狼》的走红，当代读者可能已想不起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是何许人了。
历史记载的谢列平是推翻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策划者，曾被看作国家一把手的最可能的人选。但他未能成为一把手……
我是在谢列平被贬黜之后认识他的。原先对他阿波奉承的那些人现在甚至连招呼都不和他打。他也本能地回避着人们。但他的眼神，他的步态以及有力的握手，都能传达出某种信息，表明这是位意志坚强但最终却壮志未酬的人。
谢列平落魄前我见过他。年轻的谢列平有张表情非常丰富、生动的面庞，双唇紧抿，目光专注。
谢列平和勃列日涅夫是迎然不同的两种人。如果由他领导国家，多半是不会出现停滞的，大概也不会有改革。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也将是另外一种轨迹……
“他年轻得简直不成体统”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是在乌克兰成长起来的，战后通过从事共青团工作开始飞黄腾达。21岁时他已是顿涅茨克州团委第一书记，几乎紧接着被提拔到基辅工作。
战后任乌克兰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任命谢米怡斯内为乌克兰共和国共青团领导人。从那时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一直把谢米怡斯内看作是自己提拔起来的人，培养他，提携他。
谢米怡斯内记得，一次他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请求接见，赫鲁晓夫说：“你来吧。我要见一些部长，你稍坐一会儿。”
赫鲁晓夫召见了三名部长。然后他问了谢米怡斯内各种问题：“关于这点你怎么想？你意见如何？”他想看看这个年轻人有何本事。
赫鲁晓夫吩咐，中央机关解决任何有关共青团的问题都要请谢米怡斯内参加。
但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共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一次，谢米怡斯内带着一大堆问题去找他。但第一书记当时的心情很不好。
年轻的团领导汇报着，而赫鲁晓夫一概否决。这可如何是好？但就在这时，赫鲁晓夫发了慈悲，说：“有人惹我生气，我就冲你发火了。可你还是尽力说服我。你要学着这样做。”
1950年，谢米怡斯内被调到莫斯科，以26岁的年纪当上了团中央书记。他在首都经历了严酷的磨炼。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对我说：
“1952年我和谢列平到赫尔辛基参加奥运会。回来后立刻被叫到了克里姆林宫。
马林科夫、贝利亚、卡阿诺维奇和苏斯洛夫脸色阴沉地坐在那里。从晚上10点到次日早上6点，他们一直在教训我们。主要罪责当然是足球输给南斯拉夫那件事。要知道，斯大林给足球运动员发了封电报，希望我们获胜。当时我们同南斯拉夫是仇敌，因此这场比赛不是体育比赛，而是政治较量。中央陆军体育俱乐部足球队因输球而被解散。贝利亚阴森森地对我们说：‘看来送你们去的地方不该是那里……’“还在赫尔辛基时，我们就发了密码电报，报告我们的得分已超过美国人。但在最后关头，美国就射击比赛结果提出抗议，抗议得到了满足。结果，我们没能胜过美国人，仅仅是打成了平手。我们因此受到了指责：‘你们怎么能欺骗斯大林同志呢！’
“后来马林科夫去了一趟斯大林那里，回来时态度平和地说：‘斯大林同志说，表现得不错，但有几个运动项目还需加把力。’这才把我们放了……”
共青团中流行的是一套官僚主义生活准则。在谢米怡斯内当上团中央书记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米哈伊洛夫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他领导青年工作已有14个年头，从1938年到1952年。
谢米怡斯内还记得给米哈伊洛夫送报告的情景。如果报告有七八页，他就测览一下第一页，再溜一眼最后一页，读都不读，就说：“大致删掉两页，再修改一遍，好吗？”
当上国家领导人之后，赫鲁晓夫依旧很赏识谢米怡斯内。
谢米怡斯内回忆说：“我请求赫鲁晓夫见一见即将开赴生荒地的团员。他同意了。大家聚集在大剧院。他把整个中央主席团都带来了。我们研究了最切实的经济工作……”
许多人记住谢米怡斯内是因为他就授予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以及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而发表的那番轰动一时的讲话。
曾对诗人发动了一场中伤运动。谢米怡斯内说：“帕斯捷尔纳克连猪都不如，猪都不会在食槽边拉屎。” 当然，他所说的话是别人写好的，因为该说些什么要听上级的指示，但激昂的情绪是真实的。
1958年谢列平被调到党中央后，谢米怡斯内成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但他没当多久团领导。第二年，同谢列平早先一样，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党机关部部长，即人事主管。叶若夫和伊格纳季耶夫都曾担任过这一关键职务。当部长后，谢米怡斯内写了一份关于干部更换与年轻化的必要性的报告。他的报告被用来除掉某位老干部。
制度就是如此，谢米怡斯内必须第一个在决定上签名。没曾想苏斯洛夫打来电话，不满地说：“您怎么刚来就要赶走老干部？”
于是有人开始说，谢列平和谢米怡斯内这两位“共青团员”所想的只有一件事--把所有人都赶走。
谢米怡斯内曾在苏共中央工作过几个月。中央第二书记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维奇·基里琴科也赏识他。基里琴科曾在斯大林去世后在乌克兰当过4年第一书记。
后来赫鲁晓夫把他调到莫斯科，当心腹一般看待，很信赖他。但很快发现，基里琴科不是个甘当第二把手的人，就甩开了他，把他打发到罗斯托夫州任州委第一书记。
鉴于谢米怡斯内与基里琴科过从甚密，就把他从中央部长的位置上调到巴库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这是降职，谢米怡斯内很受打击，好在他才35岁，前面的路还长。
他的忠实的朋友谢列平仍在赫鲁晓夫身旁，他在等待机会提醒赫鲁晓夫，让他想起谢米怡斯内。两年半后，即1961年终于有了合适的机会，谢列平本人要到中央工作，于是产生了他在克格勃的职位由谁接替的问题。
谢米怡斯内刚刚做完阑尾手术，正在莫斯科郊外的巴尔维哈疗养院休养。突然谢列平来电话说：“明天来中央一趟。”
扮演中央第二书记角色的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接待了谢米怡斯内，他说：“我们推荐您担任克格勃主席。”后来赫鲁晓夫也接见了他，赫鲁晓夫已转怒为喜，很高兴见到这位新提拔上来的年轻人。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才37岁，他成为最年轻的国家安全机关的首脑。赫鲁晓夫喜欢提拔年轻人。
一见面他就向谢米怡斯内讲明：“除了懒汉，所有人都对你感兴趣。但你要知道，对你来说，上帝和首长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第一书记。”
有一次，谢米怡斯内不小心对一位中央书记说了些什么。后来当他带着一份报告去见赫鲁晓夫时，赫鲁晓夫气愤地打断他的话说：“你怎么拿这种老掉牙的东西给我？连房顶上的麻雀都在叽叽喳喳地说这个！”
原来，那位中央书记吃午饭时已把谢米怡斯内的话转述了一遍。赫鲁晓夫嫉妒了。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向克格勃主席发号施令，他希望垄断秘密情报。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都曾规定，哪些情报只能让第一把手知道，哪些情报可以通报政治局。
“谢列平是怎样向您交接工作的？”我问谢米怡斯内。
“他交出了保险柜和办公桌的钥匙，演示了一下怎么开锁，但需要换密码。他说：‘你自己想个密码吧’。他还交代了什么？可能还有全体人员的名单？谢列平领我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介绍了我之后就走了。”
“难道什么建议都没提吗？”
“我们关系非常亲密，来往也很密切，如果有问题我可以随时问，同他商量。
他没有教训过我。他说了说少数几个人的情况，和谁关系可以近一点，和谁要远一点，谁要尽快撤掉，可以依靠谁。就和通常一个来一个走的交接情况一样……”
安全机关的干部是如何看待谢米怡斯内的呢？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说：
“他年轻得简直不成体统，才37岁。克格勃的所有处长都比谢米怡斯内年长。
没有一个人把他当作国务活动家，大家首先把他看作谢列平的人。但与谢列平不同的是，谢米怡斯内正确地评估了形势，开始深人了解工作内容。他故作严肃，是个自尊心和权力欲都很强的人。”
菲利普·博布科夫大将说：
“都说他是个文化水平低的人，但我不这样认为。他能很快领会任何想法，朴实而又平易近人。他关心专家，不轻率，在安排干部方面比谢列平考虑得周到。他不固执己见，如果他认为谁的建议合理，他不会死抱住自己的观点不放。他大概太爱轻信他人……”
命运对他并非是一味地宠爱。年轻成了他的障碍。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大多数领导都已到了花甲之年，而他却还像个团员。围绕谢米怡斯内制造了一系列的阴谋。
他被认为是谢列平的人，因此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从乌克兰的党组织提拔上来并同勃列日涅夫保持着联系的那些克格勃分局领导都同他唱对台戏。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机关负责人马尔库斯·沃尔夫上将说：“这是一位好心的、友善的领导。但在和蔼可亲的外表下掩藏着一个精明、有心计、意识形态观念严重的人。”
克格勃主席的一天我问谢米怡斯内：“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一天是怎样安排的？”
他说：“首先，应该浏览一下早晨的报纸，哪怕是溜一眼标题，了解都有些什么事。还要浏览已经筛选过的塔斯社综合报告，所有重要内容都已画上了着重线。
秘书处和助手准备好了外国媒体综述，这是要看的，以便把握时代的脉搏，了解国内外正在发生的事。
“然后是日常情报：内务部的汇报，卫生部的汇报以及反间谍机关的汇报，内容都是哪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这同样是开始一天的工作时所要了解的……
“接下来就是那种日复一日的工作。送来第一份邮件，需要立即审阅并作出决定。然后空出一段时间，用来接待某位工作人员或其他部门的代表。约在11点，克格勃主席要审阅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为政治局委员们准备的绝密材料，然后要亲自在这些材料上签字。晚上他要签发第二份提供给政治局的专门材料。材料要放在封好的信封里送去。就连政治局委员的助手也无权打开和阅读这些文件。
“克格勃主席分门别类地发送文件：一般性情报供所有政治局委员参阅，以扩大视野；范围比较窄的情报供有关负责人参阅。如果情报涉及对外政策，则一定要送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情报要提供给安德罗波夫。他当时是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中央书记。
“情报分析处负责对专门材料进行严格的分类。该处要就什么情报送什么人提出建议，还要考虑到这种情报以前送过什么人，以免发生向某位政治局委员通报了某些事情的开头，却忘了报告结局这种事。克格勃主席经常提出修改意见，有时指示把通报范围扩大点，或者相反，把范围缩小点。
“这之后是会议和大范围的会见。这涉及的已不是需要紧急处理的日常事务，而是比较重大的问题。最后是委员会会议，这些委员会是为执行中央和部长会议的某些决定而成立的。星期一是‘钉钉子’的日子，即确定这一周应该解决或完成的3-4件重要的事。”
与前任，尤其是与自己的继任者不同的是，谢米怡斯内只有4个副手。他说：
“自己需要几个副手，就设几个副手。否则安排了副手，你却不能让他们各司其职。副手可不单单只是提供帮助，他应该自己考虑该干什么。如果副手来了，就应该立刻接见。如果让他在那儿排队，等空闲下来的时候再召见他，那他还算什么副手呢？他来一趟可不只是呆3分钟，他要呆一个小时，有时还带着自己的部下来汇报工作。如果你有10个副手的话，你用一个星期都接见不过来！
“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及边防部队的司令克格勃主席也必须立刻接见。至于一些辅助性的局，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例如，对技术局局长向来可以说：
‘朋友，你得等等。过两天有空的时候我叫你。’当然，如果没有急事的话……
“跟踪局或政府通信局都是可以等的。特别是在通信畅通的情况下，那就拿起话筒，通过电话询问各种情况。
“但是，一些关键的处和部门的领导人是一定要见的。我有一个习惯，在许多事情上，我会把总局局长和直接办案的处长一起请来。首先，我想看看这个处长有何能力。其次，他进行了深人研究，什么都装在脑子里，总局局长不会向我汇报的所有细微之处他都了解。有了他们，汇报会更有意思。
“我上任时，真是一无所知。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没有你们我无法工作。’情报局长萨哈罗夫斯基头一次来汇报工作，我需要就我们在印度或孟加拉的工作作出决定，具体是哪国我现在不记得了。还不是解决什么，就是说一句话，给多少钱，是5000美元还是3000美元。我不发话，这件事就定不下来。我就直接问他：‘你意见如何？你怎么认为？’我就照他说的作出了决定。不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顺便说一句，6年里他们从没有哄骗过我。就连试探我或故意把什么不好的东西偷偷塞给我这种意图都没有过。从未有过这种事！
“情报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和反间谍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都是非常能干的将军。萨哈罗夫斯基比较理性，矜持，少言寡语，而格里巴诺夫甚至带点冒险主义的味道，我喜欢这一点，因为对于一个反间谍工作者来说，带点冒险精神和幻想色彩是很棒的。”
“甜蜜的陷阱”
苏联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格里巴诺夫将军亲自策划了招募法国驻莫斯科大使莫里斯·德让的行动，这位大使因喜爱大剧院芭蕾舞女演员而著称。
间谍出于意识形态、崇高的理想而为情报机关工作，这对情报机关来说真是件美事。但为理想而工作的间谍是非常稀少的。
基本上是出卖情报。有时是为了爱情，例如爱上了外国情报机关的女工作人员。
有时需要借助恫吓招募间谍。
特意为法国大使设置了一个“甜蜜的陷阱”。在床上招募所需要的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行动。他爱上了大剧院的一位女演员。她是那么地高不可攀，这更激起了他的欲望。当确信大使已牢牢地上钩后，就可以邀请他去一幢别墅了，这实际上是幢属于克格勃的别墅。于是他的恋人突然表示愿意与他幽会，还告诉他丈夫出差了。
大使感到幸福极了，一切都很美妙。当然，房间里已装上了窃听设备。半夜，在一个最不合时宜的时候，一个好像丈夫的人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房门走了进来，他其实是克格勃军官。他巧妙地扮成一个喝醉的、爱吃醋的人。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切时，他装出愤怒的样子，痛打大使，把身上只有一顶帽子的他赶出家门。
女演员大叫：“不要打他！他是法国大使！”“丈夫” 则愤怒地咆哮着，要去法院告他，向法国政府告发他……这是大使最害怕的。他赶紧向介绍给他的据说是莫斯科的一个“大人物” 求助。“大人物”在部长会议大楼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他的电话被告知大使。这个“大人物”就是反间谍局局长格里巴诺夫。
大使请他想办法解决这件事，不要闹成国际丑闻。格里巴诺夫不太情愿地同意试试，但又说只有克格勃的人才有办法。应该同他们建立起关系，也许他们愿意谈一谈未来的苏法关系。当然，不会涉及什么机密，只是谈一谈……大使什么都答应，只要不声张出去。他就这样被招募了。但一名叛逃者使整个行动泡了汤，他和盘托出了为法国人设计的“甜蜜陷阱”。
格里巴诺夫的仕途生涯由于1964年克格勃的一位将军尤里·诺先科叛逃而结束。
反间谍局局长必须对失败负责。
不过，谢米怡斯内在任时抓获了20世纪最著名的间谍之一--苏联军事情报机关的上校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他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工作。他的落网是克格勃的一次重大胜利。
佩尼科夫斯基被捕后被立即带去见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
谢米怡斯内对我说：“我只不过是想见见他。佩尼科夫斯基嘟哝着说，他没做任何坏事，没有任何罪责，愿意为祖国效劳。我下令把他带走……”
佩尼科夫斯基葬送了苏联在瑞典的一名最优秀的间谍。瑞典政府裁军顾问、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国王的朋友、总参谋部的上校斯蒂格·埃里克康斯坦斯·文纳斯特伦姆在斯德哥尔摩被捕后承认，他为莫斯科工作了15年。就提供的情报的数量来说，文纳斯特伦姆可与金·菲尔比相媲美。
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维塔利·亚历山德罗维奇·尼科利斯基将军曾和他打过交道。1960年，尼科利斯基被任命为驻瑞典武官。
尼科利斯基将军说：“瑞典本身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几乎所有关于其军队的消息都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我们是想借助瑞典人找到刺探北约和美国机密的途径。我们需要文纳斯特伦姆干的正是这个。他在华盛顿当了5年的空军武官，为瑞典空军购买飞机，因此有机会接触美国所有的新式武器，后来又到国防部空军装备处当了4年的领导。您自己想想，他是何等地神通广大。
“例如，当时我军对美国新式‘霍克’导弹非常感兴趣。我们请求文纳斯特伦姆帮忙，他搞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
“对间谍来说，传递情报是最危险的时刻。您和文纳斯特伦姆在什么地方见面？”
我问尼科利斯基。
“我们经常见面，大约每周两次，在各种各样一定要请武官的招待会上。在这种嘈杂的情况下，他把情报转交给我，我则向他转达总部的任务。文纳斯特伦姆在莫斯科当过武官，俄语说得很好，因此他同俄罗斯人的接触显得合情合理。”
“为什么他会暴露呢？”
“情报总局把文纳斯特伦姆提供的关于西方最新式武器的情报交给了最感兴趣的那些人，即苏联的武器生产者。佩尼科夫斯基有机会接触这一情报，他最终查明，很大一部分秘密情报来自瑞典，于是把这一点报告给了自己的英国联络员。”
“总的说来，瑞典反间谍机关并不以成绩斐然而著称，可是瑞典人怎么会挖出了文纳斯特伦姆呢？”
“在他暴露前不久，总部指示安排文纳斯特伦姆同情报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见面，但不是在瑞典，而是在芬兰。文纳斯特伦姆赶到赫尔辛基，旅费是我们出的。
“我驻芬兰的同事得到指示，会晤不得安排在军事情报机关的秘密寓所，而要在‘邻居’，即克格勃负责人那里，以确保万无一失。间谍头目提供了自己的寓所。
莫斯科来的官员同文纳斯特伦姆在这套寓所进行了愉快的谈话，可几周后作‘邻居’的间谍头目逃往西方。”
“赫尔辛基的这次会晤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其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们所有的官员干嘛都那么喜欢出国？所谈的内容极其微不足道：对文纳斯特伦姆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好像这件事我做不了似的，如果由我转达感谢的话，就可以把情报机关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向文纳斯特伦姆允诺了许多东西，养老金、勋章，但什么都没兑现。
“我们那种明明办不到，却还要打保票的习惯对他的命运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他翻拍了我们感兴趣的机密材料。我向他提供了‘盾牌’专用胶卷。胶卷由我们的科学研究所研制，据他们向上级报告，即使胶卷落入敌人手中，也没办法使胶卷显影。
“文纳斯特伦姆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并不急于送出胶卷。但当他被捕后，瑞典专家很快就洗出了照片，这成了无可争辩的罪证。他是在按我们的指示偷拍了总参谋部的重要文件，但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时候被捕的。”
“这么说来，苏联情报机关对他的暴露负有责任？”
“情报机关并不是生存在真空里，它也患有我们整个国家机关所患的那些弊病。
“有一次，总部指示我搞到两个速度调制电子管，这是火箭发射所必需的零件，当然，这是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这两个零件每个花了我们4000美元。可是等零件到了我们手里之后，总部又来一个指示：只需要一个速度调制电子管，另一个用不着，要退掉。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通过冒名顶替的人买到零件的，因为做这种交易商人是要坐牢的。但总部不考虑我们的理由，购买第二个速度调制电子管的钱没批下来。
“那个该死的零件价格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曾试图把第二个速度调制电子管卖给捷克人或波兰人，但一无所获。无意中问了一下我们的商务代表：有没有谁需要速度调制电子管？他询问了对外贸易部，立即得到了答复：‘通过送急件的信使把零件送到莫斯科！赶快想办法再买5个，我们的研究所极为需要。’”
费尽心机终成将军我问谢米怡斯内：“真正了解一项新工作需要多少时间？”
“要熟悉一项工作并感觉到谁有什么能力大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我又问他，到克格勃时让他惊奇的是什么。
“什么都让我惊奇。我还从来没有接触过内容如此广泛的情报和如此丰富的材料，从没有如此全面、如此深人地去了解世界上和国内正在发生的事。
“干部们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被选拔到那里的人是经过7道筛子筛选出来的。
人事干部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物色合适人选。100个人被考察，最后也就选3个。挑选工作是单独进行的，一个一个来。因此造就了一个具有高度专业素质的集体。
“这些人有的成了部长，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了科学家。我们密码局的局长都是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职业数学家。”
谢米怡斯内继续说道：“我记得，格鲁吉亚曾发生过一起所谓的‘酒案’，这并不完全归我们管，但被我们盯上了。在谢列平和我当主席时，我们的政治案很少，侦查处无所事事，来上班，却没事可做。我们把格鲁吉亚的这件案子管了起来，我向那里派遣了一个侦查队，大约40个人。案子涉及到500来人，我们留下约150人，其余的人交给了内务部和检察院。于是就有人向我们的侦查员行贿，数额达1．5万至2万卢布，想让他们把案子给结了。没有一人被诱惑！
在国内视察时，谢米怡斯内发现，国家安全系统太人浮于事，在某些城市工作人员根本无事可做，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故意编造出一些事端。他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精简，但他阻止了机关扩大的势头。在他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的任期内，国家安全机关开始膨胀。
谢米怡斯内喜欢讲这样一个笑话：父亲是位肃反工作人员，退休了，儿子继承了他的事业，过了一天，儿子不无责备地对父亲说：“爸爸，这个案子你怎么研究了15年呢？我看了一遍材料，就马上结案了。”父亲痛心地摇着头说：“唉，你真是太幼稚了，15年来，我一直靠此案赖以为生，可你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它给结束了。”
谢米怡斯内对我说：“至于应掌管多少间谍，则不应超过一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如果一名工作人员应该掌管15名间谍，那么给他50名间谍是无益于事的。这不会有任何好处。这已不是间谍，而是打小报告的，是告密者。我不需要这种人。
“我曾不止一次地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说：请不要逼我提供不应由克格勃，而应由共青团和党的机关提供的情报。汇报谁对中央全会的决定作何反应，这不是我的责任。当然，我会提供更为准确的情报，但不是关于会上说些什么，而是市场上、商店里或人们排队时议论些什么。但从原则上讲，这不是克格勃的事……”
克格勃内的风气是很严明的。一般都认为，工作人员只应得到他应得的东西，其余的均属非分要求。
谢米怡斯内被告知，克格勃沃罗涅日分局有人“醉心于”购买汽车、别墅和游艇。甚至建起了台球室！调查发现，总部机关也有一些人为自己购置了别墅、游艇，还买了汽车。
克格勃主席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极为严厉的讲话：“购置游艇、汽车……那你们何时工作呢？我也是人，我也可以为自己买别墅，然后买汽车……那样的话上班时我会想些什么呢？会想怎样写分析报告或招募间谍吗？不可能！我会忙着找木板，找司机，或者零配件。因此，到时候会拿起话筒说：我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我需要……这种情况该结束了！你们选吧，是在机关里工作，还是要这一切……”
不过谢米怡斯内说，工作人员总体上还是很出色的，兢兢业业，忠诚可靠。部下们的工作都用不着监督和检查。
令谢米怡斯内不安的是另外一件事：有人说动了赫鲁晓夫，让他觉得应该取消克格勃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的军衔。但赫鲁晓夫没有动边防部队和军事反间谍机关，因为特别处的工作人员在部队中工作，不能让他们穿便服。而其余的人他想把他们转成文职人员……
斯大林在世的最后几年也未给国家安全部的军官授予将军军衔。赫鲁晓夫当上第一书记后，于1954年5月签署了第一份名单，有10位军官成为将军。这之后国家安全系统每年约有20名高级军官能够获得将军军衔。
从1961年起，赫鲁晓夫没有签署一项关于授予将军军衔的呈文。一些局长和共和国的克格勃主席才仅仅是上校。
克格勃主席有权授予上校军衔。但将官军衔只能由部长会议和政治局决定。谢米怡斯内为此几次对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不太合适。按照所有不成文的规定，共和国的克格勃主席是高级军事长官，可他只是个上校，身边的内务部长却是将军。”
赫鲁晓夫总是粗暴地打断他的话，随口说道；“没什么，会习惯的。”
谢米怡斯内只好进行旁敲侧击。他向赫鲁晓夫证明，如果取消克格勃工作人员的军衔，那么克格勃的纪律性将不复存在，而且，恐怕还得像所有的民间部门那样设立工会。他说：“如果我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传见人，难道还要请求工会的准许吗？
要发双份工资吗？可如果不这样的话，工会就要对我提意见了。万一我需要发布比较重要的命令，比如说，枪毙谁，难道我也要同工会商量吗？军役可以确保纪律。
我发布了命令，可能过后就忘了，但部下会记住，并向我报告执行情况。如果我失去这种权力，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他也忘，我也忘，事情就会被耽误。”
赫鲁晓夫把这些话当成笑话听。当谢米怡斯内又扯到将军军衔的话题时，赫鲁晓夫打断了他：“走，我们去吃饭！”
进到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旁边中央主席团成员吃饭的房间后，赫鲁晓夫说：“瞧，克格勃主席来要将军军衔。我只能把自己的将军裤送给他，不过他穿太大。”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可不是为自己要……”
赫鲁晓夫之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就是因为他对克格勃的领导成员不够好。
他对武装力量也是一样，因此使数以千计的军官被迫离开了军队。
诚然，赫鲁晓夫经受住了诱惑，也没有提高自己的军衔，这一点同勃列日涅夫不同。赫鲁晓夫从战场上回来时是中将，后来肩章上一直是两颗星。同样也有人劝他说：“怎么能这样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是最高统帅，我们怎么能军衔比您高呢？”
赫鲁晓夫自信地说：“没关系，就这样我也能管着你们。”
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谢米怡斯内提交了一份名单，结果有70多人获得了将官军衔。勃列日涅夫明白，必须同佩戴肩章的人搞好关系，没有必要吝惜几颗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