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主席本人也立刻被授予上将军衔。
谢米怡斯内回忆说：
“否则很难说得过去。我签署关于授予军衔的命令，向部下授予肩章，而我自己还是个文职人员。我的秘书长比我工资高，因为他既拿军衔那部分钱，又拿工龄那部分钱。而我作为一个文职人员，拿一级部长的工资--700卢布，别的就没了。
工作人员也都知道这一点。授予我将军军衔之后，我就既能按军衔拿钱，又能按工龄拿钱。”
没装弹头的导弹
我问谢米怡斯内，在任克格勃主席时，最让他吃惊和震惊的是什么？
谢米怡斯内说：“这样的事很多。得知应急储备品的情况后就令我大吃一惊，还有其他许多让我无法想象的事。例如，有人会让未装弹头的导弹参加战斗值班。
国防部长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和中型机器制造部部长叶菲姆·帕夫洛维奇·斯拉夫斯基曾报告说，导弹已各就各位，可实际上它们都没装弹头。
“军事反间谍机关报告我说，这是马利诺夫斯基和斯拉夫斯基私下商量好的。
我当即向中央主席团作了汇报。马利诺夫斯基很有意见，说：‘为什么要捅出去？’我解释说：‘反间谍机关向我报告，难道我应默不作声吗？当同谋者吗？或者你想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准确地知道，你们是商量好的，所以，你可别。”
“后来，最高权力集团中相互关系的秘密被揭开了。我原先并不知道哪个帮派来自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老乡关系，从哪个村庄选拔干部。可一旦你注意到，为什么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有5个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副手，而勃列日涅夫本人也是这里的人，你立刻就会明白，见什么人得说什么话。
“许多普通眼睛发现不了的东西都暴露了出来。克格勃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机构。”
我问：“据说，最高领导人的所有电话都受到了窃听，是这样吗？”
谢米怡斯内反驳了这种看法，他说：“并非如此。您简单地设想一下，比如说，我把所有这些信息汇总到一起。然后做什么呢？不可能就自己收着，总要告诉什么人，作汇报。这就会发生直接的冲突，彼此耗费精力。人们会像罐中的蛇一般，而你则成为主要目标。这是很可怕的。从技术上说也不可能。录音机还是稀罕物。需要坐在那里录音，然后把全部录音交给打字员整理成文字。她可能会打出40页，可一点用都没有。谈话有一半是粗话，打出3页也就够了。这要投入多少人力呀？所以说，你连半个国家都窃听不过来。”
“难道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没有请求过克格勃主席窃听某个人吗？”
“有过这种事。例如，在得知朱可夫元帅正在撰写回忆录后，我得到直接的指示：‘你能不能了解一下，他写了些什么？’我只好去了解一下。还有一次，赫鲁晓夫责成我去把卡冈诺维奇叫来教训一通。我照办了，尽管卡阿诺维奇比我年长1倍，还曾把我提拔成乌克兰团中央第一书记。这都是极个别的事。要知道，我对赫鲁晓夫有言在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电话交谈不该我听。机关里有12-15个人在做这个事。不可能堵住所有人的嘴。情报多了，总是会流传出去的。’赫鲁晓夫对此表示理解。不过，他有两三次在会谈中非常不小心地泄露了情报资料，这有可能导致丧失情报来源……”
谢米怡斯内与我交谈时几次提到克格勃的能力并非是无限的。他说：
“有人讲，克格勃的预算是没有限度的，克格勃主席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我有公开的账户，无论要什么，都会给！我真希望能在这样的克格勃里工作！
“我的预算是有限度的。同其他部委一样，给我的拨款是所能提供的拨款。我也曾在批准预算之前跑到财政部，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参加委员会会议，以便从他们手中再抠出50万或30万卢布。
“有时财政部长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加尔布佐夫给我打电话，恳求我不要出席委员会会议。”
“为什么？”
“他说，你明白吗，你一来我就很难拒绝，如果来的是你的副手，那我可以鼓起勇气拒绝你们的要求。可你总是强调保密性，弄得我真是没办法，很难同你争论。
如果当着其他部长的面，我二话不说地拒绝你，他们就会以为，我没把克格勃放在眼里。”
“每项开支都有严格的规定，我一直是量人为出，”谢米怡斯内说，“同加尔布佐夫交情不错，如果他能帮忙的话，他就会帮忙。但如果到年底我还有没花完的钱，那么我会禁止乱花钱，像买图钉或纸什么的。我会打电话给加尔布佐夫说：我这里有1000万，你拿走吧，不过你要考虑到……”
克格勃负责政治局的保卫和日常生活。在第九局的编制中不仅有警卫军官，还有小卖部的服务人员以及在国家别墅中为最高级领导服务的清洁女工。官僚们的欲望是不断膨胀的。一位主席团成员不要冬天陈列花木的暖房，要一个游泳池。另一位成员要求把别墅四周的白杨树砍掉，改种板栗树。有人要求把砖路铺上沥青，还有人正好相反，希望把沥青清理掉。
谢米怡斯内到赫鲁晓夫那里去告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您节制一下主席团成员的欲望吧。我没有那种能力。您给我的那些钱不够把冬天的暖房变成游泳池。此外，我自己也干不了这件事，我得请莫斯科市执委会的人来干。他们有一支专门的队伍按我们的要求工作。但这些工人会把游泳池和板栗树的事传遍整个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
有一天，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想起了谢米怡斯内说的话，于是冷不防地说：
“我听到一些传闻……”
他把中央主席团内追求奢侈的同志狠狠地训了一顿，尽管当时正给他在克里米亚的别墅修建游泳池。”
新切尔卡斯克和持不同政见者1962年6月的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正好发生在谢米怡斯内的克格勃主席任期内。
这场起义是由不成功的农业政策所致，剥夺农民宅旁园地和牲畜的做法使形势雪上加霜。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关于禁止居住在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养牲畜的决定》所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实际上已被禁止从事个体经济活动。这导致了灾难般的后果。1962年5月31日，肉、油和牛奶的价格大约上涨了30％，在俄罗斯各个城市引起了人们的愤怒。
谢米怡斯内每天几次向党的领导人报告国内形势。
新切尔卡斯克最大的电力机车制造厂--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铸钢车间的工人停止了工作，要求提高计件工资额。
这是因为，在物价上涨前夕工厂重新规定了生产定额，工人的工资因此大幅度下降。其他市民也响应了工人的行动。数千人聚集在一起。起先党的干部试图借助克格勃州分局的工作人员劝说大家散去，但未能成功。调来了200名警察，可他们也被击溃，四散逃走。深夜，来了满载军人的装甲运兵车和卡车。由于军官们不知道他们该做什么，过了一些时候军人掉头走了。最后来了有坦克支援的部队，占领了工厂。
第二天，又出现了群众集会。新切尔卡斯克石油机械制造厂的工人加入了集会者的行列。游行队伍扛着列宁的画像向市中心的市党委大楼进发。他们企图占领大楼，于是，向他们开了枪。
当时罗斯托夫州党委第一书记是阿列克谢·基里琴科。他的态度很强硬。北高加索军区司令是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利耶夫。所有主要决定都由从莫斯科紧急飞来的中央主席团成员、政府第一副总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及中央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负责作出。
克格勃递交中央的报告说：“在大规模骚乱被镇压之后，发现20具尸体，其中有两名妇女，尸体已被分别葬在州里不同地点。”
后经查明，有25人丧生。谢米怡斯内向赫鲁晓夫递交了完整的名单。
市里实行宵禁，150人被克格勃机关拘留，其中49人被逮捕。后来进行了审判。
最害怕的是国外了解到所发生的事。谢米怡斯内给中央的报告说：“为了发现和制止不良报道通过无线电爱好者传到国外这种可能，向新切尔卡斯克和沙赫蒂派去了5辆装备无线电接收和测向技术设备的无线电反间谍车。”
好在谢米怡斯内本人没有亲临那个城市。由其副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扎哈罗夫和彼得·伊万诺维奇·伊瓦舒京在那里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
克格勃继续严密监视社会意识形态的纯洁性。
谢米怡斯内于1965年8月6日签署的一份报告说：
“1965年上半年，在苏联境内散发的被记录在案的反苏传单和匿名信有6500多份，查出作案人员751人。与1964年同期相比，从事制作和散发反苏匿名材料的人减少了2／3……
“发现并制止了28个地区性反苏团伙的犯罪活动，这些团伙有成员125人……对405人，或者说82％以上的人采取了预防措施……”
1964年6月，谢米怡斯内签署了向中央委员会提交的关于画家伊里亚·谢尔盖耶维奇·格拉祖诺夫的长篇报告：
“6月15至20日，由苏联文化部主办的画家格拉祖诺夫的作品展在中央展览大厅举行。
“众所周知，展览未经画家协会莫斯科分会的同意，后者认为格拉祖诺夫的作品不符合现代思想艺术的要求。
“格拉祖诺夫利用不能容许的自吹自擂方式，促使展览会上形成了某种令人激动和投机的气氛。尽管造型艺术分会只同意印刷300份海报，但格拉祖诺夫在红旗印刷厂制作了1500份海报，并亲自与自己的崇拜者一道在市区张贴。在同外国人谈话时，格拉祖诺夫吹嘘说，他为了这一目的把莫斯科划分成一个个小方块，对自己认识的外国人居住的地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格拉祖诺夫预先通知了一些外国人，并邀请他们同亲朋好友一道参观展览。
“在展览开幕的当天，当有两幅展品被撤下时，格拉祖诺夫声称：‘最好的两幅画被拿走了。’在一部分参观展览的人中间有流言说，格拉祖诺夫是得不到画家协会莫斯科分会承认的‘受难者’和‘真理的斗士’。这是由格拉祖诺夫在展览会上的行为所引起的，他经常向观众抱怨说，他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不被承认……”
1965年9月，安德烈·多纳托维奇·西尼亚夫斯基和尤利·马尔科维奇·达尼埃尔两位作家被捕。克格勃把他们的行为定性为“特别危险的国事罪”。这一罪行是指他们两个以阿布拉姆·捷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为笔名在国外发表文章。1966年2月，法院判西尼亚夫斯基7年监禁，判达尼埃尔5年监禁。
1965年10月初，谢米怡斯内和苏联总检察长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
“兹作如下通报：据现有材料证实，最近几年苏联人通过非法渠道交付发表的作品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广泛的流行。通常，这是些具有各种政治危害作用、以经过伪装或赤裸裸的反苏内容为题材的文学‘著作’。
“在这些书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是莫斯科作家塔尔西斯、曾被判过刑并患有精神病的列宁格勒作家纳里察以及阿布拉姆·捷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这两个笔名下隐藏着的是目前已被捕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联作家协会会员西尼亚夫斯基和文学翻译家达尼埃尔）等人的中篇小说。
“这些人的书大量出版发行。这些书被敌人的宣传中心积极用来炮制西方国家的反苏社会舆论，散布所谓《苏联的真相》，并被恶意地弄到苏联来……
“一些作家的手里有极其重大的反苏作品，这也引起了一定的担忧。我们认为，这些作品不可能在苏联发表，可如果外国出版社得到这些作品，则可能对国家的政治威望造成重大损害。尤其是索尔仁尼琴尚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头号圈子》和在搜查捷乌什家时发现的他的其他一些作品，有关这一点已向苏共中央作过汇报……
“我们觉得除采取一些行政措施外，还必须在作家中间开展相当广泛的解释和预防工作……我们认为采取下列行动是适宜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把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的实质通知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的理事会、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领导人以及作家协会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分会的理事会。
“在侦查结束和被捕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责任问题解决之后，苏联作家协会应确保作家们参加本案的最后一部分工作，这一问题将由苏联检察院、克格勃和司法机关负责解决。
“苏联检察院和克格勃应该把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头号圈子》和他的两个剧本《劳动的共和国》和《胜利者的宴会》的手稿作为例外予以没收，然后保存在克格勃的档案中。
“责成苏联作家协会经相应的党的地方机关同意，召开党员和作家积极分子会议，商讨如何利用反苏报刊撰稿者的刑事案件调查材料提高作家们的思想水平。就这些问题准备能够在苏联和外国刊物上发表的材料。
“至于塔尔西斯，应对原先所作的关于逮捕他并随后进行强制治疗的决定加以改动，目前更为合理的做法是允许他出国，离开苏联，禁止他人境回国。
“这种措施有助于防止各种关于塔尔西斯受到‘迫害’的语言中伤，在采取上述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还有助于制止各种‘保护塔尔西斯委员会’的行动，在塔尔西斯被逮捕的情况下，这些委员会肯定会把他的名字同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在政治上未必对我们有利。”
“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
克格勃主席一天要阅读300-500页各种文件。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说：“我经常扮演的只不过是转送站的角色：主要读者是别人。但既然我要签字，那我就要进行修改、校订，要求作些加工。既然签字，那就要负责。情报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涌来。到处都有我们的间谍。所有人都想表明自己是在工作。有时把当地报纸上的文章摘编一下转发回来。分析处会把这些材料都扔掉。驻外间谍发回的密码电报中也许只有一句话有用，两三页纸都得扔进废纸篓里。”
谢米怡斯内接着又说：“情报局长向我表示，一些驻外间谍的工作相当出色。
而研究了密码电报的分析员写道：这是两周前报纸上已登过的东西。驻外间谍起草电报，把它译成密码，然后占用通信线路发回，这里再进行解密。这要花多少钱呀！
可他发回的却是报纸上的消息，而且专挑莫斯科根本收不到或很迟才能收到的刊物。
他们为什么要摘编报纸呢？这样干比较轻松……”
1964年，情报人员、造船工业部部长的儿子尤里·诺先科投入美国人的怀抱。
当时他是去瑞士出差。诺先科是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美国处的副处长。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说：
“当时我们在世界各地撤换了300人。也许他不知道这些人，但我们应该采取保险措施。我对赫鲁晓夫说：‘要不我们求求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就说诺先科是部长的儿子，出了些不愉快的事，也许会把他还给我们？’“赫鲁晓夫非常形象地回答我说：‘你自己弄了一身臭狗屎，你得自己弄干净。’他还当着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的面谈起这个话题。当时米高扬说：‘尼基塔，我们不妨这样办：让谢米怡斯内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再从中央委员会给他派一个人主管人事问题。’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马上把他顶了回去：‘你不要多管闲事。这算怎么回事呀--他管日常事务，却由另外一个人负责给他选拔干部……’“我走开了，没曾想一名安全工作人员追上来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要见您。’
“赫鲁晓夫已平静下来。他态度和缓地说：‘我说话声音高了些，你不要往心里去。’
“我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样冲我嚷嚷，然后我去教训自己手下的人，他们再去教训驻外情报官员。您知道这会使他们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吗？会使他们4年里都无所事事，只想着如何避免不愉快的事。我们会使他们丧失勇敢精神，使情报机关失去斗志。冒险是需要的：不人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只好抄抄报纸，因为每千件事都要挨一顿批。
“我们应该以一种更为平常的心对待挫折。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冷战’，既有胜利，也有损失，既有战利品，也有挨偷的时候。把对手形容为傻瓜的年代已结束了。
“赫鲁晓夫又激动起来：‘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了15年，足以摸清他的底细了。据说，他曾被一个学校开除，又被另一个学校……’“我反驳说：‘如果我对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部长的子女们进行重新审查，那您会对我说什么？部长们会怎样看我，如果我连他们的子女都信不过的话？’“据我们后来了解，诺先科同父亲用打台球来赌博，他知道母亲有情人。有时我们不得不对别人的私生活刨根问底，为自己寻找辩护的理由。因此，我就该去探听所有人的这种私生活吗？
“我在克格勃工作了6年。大约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从上报给我的文件中了解到，世界形势和我们国内的生活恶化了。给我的书面报告可不会谈成绩。这让人无法忍受，我需要放松。我开玩笑说，我一年要休三次假才能得到放松。于是，我在动身前对我的第一副手说，只有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能给我打电话。其他方面我百分之百放心。在疗养院，我的床旁和办公室都装有电话。但他一个月内只打过一两次电话。我和第一副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扎哈罗夫在发生过一件事后就有了完全的相互理解。
“那次，我距莫斯科约有60-80公里，从车上打不通电话。等车开到离莫斯科比较近的时候，我给第一副手扎哈罗夫打电话，他不在。我到了单位后，还是不见他的人影。后来他出现了。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你去哪里了？’
‘我去了趟中央。’
‘我刚一迈出门坎，你就去中央？你不要耍滑头，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说说谈什么问题去了。’
“他来到我办公室后说：‘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想让您受到嘉奖。’“谁让你这么做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如果我外出，让你代理我的工作，你可以去中央。可我人还在莫斯科的时候，你却跑到中央去，我就会产生疑问：怎么回事？我有什么事没汇报吗？或者说你有什么特殊的问题？……
“后来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返回乌克兰
勃列日涅夫在上台后的头半年就已开始琢磨撤换克格勃主席。他给谢米怡斯内打电话：
“沃洛佳，你是不是该加入我们的队伍了，到中央来工作，好吗？”
谢米怡斯内回答说：
“还早呢。我到克格勃总共才3年。我想，应该再等一等。”
勃列日涅夫再也没有重提这种话题，但他暗示谢米怡斯内，问题依然存在，正在第一书记的头脑中酝酿。3年后问题得到了解决。1967年，勃列日涅夫一口气撤掉了3个他不大喜欢、势力强大且独立自主的人物。5月份他撤掉了谢米怡斯内克格勃主席的职务，6月份他解除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9月份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不再担任中央书记的职务。
这几个人对勃列日涅夫都太疏忽大意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莫斯科开始流传小道消息。只要中央主席团会议一结束，市里就已有人在议论会上的决定及讨论的问题。有一次我去见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对我说：‘尼古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消息怎么会走漏出去呢？让你的人查一查，也许他们能搞清是怎么回事？’
“我把莫斯科市和州的克格勃分局局长请来，向他转述了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并补充说：‘要设法找到原因。’
“大约过了一周，他垂头丧气地来找我，说：‘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大事不妙！’
‘出了什么事？’
‘我们找到了源头。宾馆里有个服务员，是个年轻的姑娘，所有这些消息都是她散布的。’
‘她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
‘她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女儿的朋友。她经常呆在他们家。’‘我去见勃列日涅夫，对他说：‘找到了！’‘是谁？’
‘请把那个人从您家里赶出去。’
“他的脸红了，默不作声。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已下令把所有这些材料烧掉。可您得把她赶走……”’据叶戈雷切夫说，赫鲁晓夫当政时，他没有发觉有人在背后监视他：
“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是个坦荡的人。比如说，我们在市里视察，他想看一看某个建筑工程。他无法忍受警卫。如果看到他们跟着他，他就会冲着他们大发脾气。
赫鲁晓夫当政时我什么都没有发觉，也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在窃听我。而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我已有所察觉。”
他接着又说：“我在莫斯科繁荣兴旺的时候下台，这一点就连同我关系最亲近的人也感觉非常意外。我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我瞒着他们所有人，因此他们以为我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很好。可事实上各种情况却复杂得多。看来，勃列日涅夫以为我觊觎他的位置。没有这回事，但我在莫斯科的威信很高却是事实。在1966年的党代会上，我在无记名投票中全票当选。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因为一般情况下肯定会有几张反对票。勃列日涅夫对此耿耿于怀。”
“难道您没有想过对谢米怡斯内说：‘哎，您为什么窃听我？’是不是这种话不能公开说？”
“我想，谢米怡斯内也远非任何时候都知道谁在受到窃听，因为这是件特别秘密的事……”
1967年3月，去印度参加其印度丈夫葬礼的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阿利卢耶娃向美国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她被弄到华盛顿，这是举世皆知的一件丑闻：斯大林的女儿叛逃到美国。对于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来说，这正好是所期望的指责谢米怡斯内有失警惕性并把他解职的理由。 这件事发生在1967年5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一情景：
勃列日涅夫从贴胸口袋掏出一张纸，看了看，说：“把谢米怡斯内叫来。”
谢米怡斯内走进会议厅，看得出，他不知道为什么把他请来参加政治局会议，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甚至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勃列日涅夫宣布：“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谢米怡斯内的问题。”
谢米怡斯内反问了一句：“讨论什么？”
勃列日涅夫马上回答说：“有人提议解除您克格勃主席的职务，调任他职。”
谢米怡斯内说：“为什么？没有人同我谈过这件事，我甚至不知道这一调动的原因……”
勃列日涅夫粗暴地嚷道：“克格勃的工作缺点很多，情报和间谍工作没有起色……
阿利卢耶娃一事怎么解释？她怎么会去印度，又从那里飞往美国呢？”
勃列日涅夫严厉地说：“谢米怡斯内去乌克兰。”
谢米怡斯内问：“我到那里干什么？”
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转过身来对他说：“到那里我们会为您找到工作的。”
谢米怡斯内不服气地说：“彼得·叶菲莫维奇，怎么您出面为我找工作呀？我的党组织关系在莫斯科，而不在你们那里。为什么您要给我找工作？我是苏共中央委员，不是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但已没有任何人听他辩解，问题已经解决。中央书记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新的克格勃主席。
政治局批准成立克格勃事务交接委员会，这是极为少见的事情。委员会的成员有中央书记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阿尔维德·雅诺维奇·佩尔谢、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安德罗波夫和谢米怡斯内。
谢米怡斯内去了卢比扬卡，把自己的两个副手请来，对他们讲述了政治局所发生的事。他总共有4个副手。但有一个正躺在医院里，另一个去了列宁格勒参加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本该谢米怡斯内去参加这一会议，但中央出人意料地要求他不要外出……
在政治局会议结束一个半小时后，接待室的工作人员走进克格勃主席的办公室说：
“将军同志，政治局委员到大楼里了！”
“有多少人？”
“很多！”
“他们现在在哪里？”。
“他们从您的楼门进来了。”
平常只有克格勃主席和他的副手从捷尔任斯基广场进入克格勃老楼。
谢米怡斯内说：“请他们来这里，到我的办公室。”
基里连科、佩尔谢、马祖罗夫和安德罗波夫出现在门口。基里连科级别最高。
基里连科皮笑肉不笑地说：“哦，你们在这里喝茶！可以加人进来吗？”
谢米怡斯内说：“请吧，大家随便坐。如果你们愿意，我们还可以为客人提供些别的东西。这里可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不用，不用！”
大家随便坐下。谢米怡斯内问基里连科：“出什么事了？”
“这不，来接管工作。您也去了政治局，什么都听到了。”
谢米怡斯内心想，“他们害怕了”，于是说：“你们怎么啦，难道以为我会趁黑夜进行密谋吗？你们连等到明天上午都不行吗？这里是我的第二个家，文件、书籍、衣服、衬衫、领带……我早晨上班穿一套衣服，白天穿制服，晚上出席招待会又得换衣服。所有这些东西我都要整理好，搬回家。你们又没有提前一个星期通知我……”
这番话并没有令他们感到难堪，他们早已是成竹在胸。基里连科要求召集克格勃领导班子开会。这花了约两个小时。已经是晚上，各局的局长都去了别墅。
谢米怡斯内对基里连科说：
“你们怎么用这种态度对待干部呢？难道不能同我商量一下我今后的工作吗？
难道我不配被问一问工作是否适合我吗？我就这样回到家，我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团员，我得向他们作些解释。”
安德罗波夫突然说：“那我怎么向我家里人解释呢？”
谢米怡斯内打断了他的话：“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您怎么这样说话呢？您家里人都明白，您是被提拔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职位。难道您的孩子不明白，您被提拔到什么职位上了吗？可我没法向家人交代……”
在苏联克格勃领导班子成员未到齐时，这一争吵一直持续着。主席秘书处主任不时地报告谁来了，谁还没到。决定除了领导班子成员外，还邀请直属克格勃领导人的一些局和处的负责人列席。
安德罗波夫说了句：“一定要把齐涅夫找来。”
格奥尔基·卡尔波维奇·齐涅夫是第三局（军事反间谍局）局长，并不是克格勃领导班子成员，但他属于总书记的私人朋友那个圈子，都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干部。战前他们就在一起工作。谢米怡斯内断定，之所以让齐涅夫出席会议，是为了在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下，他可以作为勃列日涅夫的朋友说出该说的话。
谢米怡斯内说：“齐涅夫住院了。他动了手术。”
安德罗波夫纠正他的话说：“不，他没有动手术。”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如果您已带来了准备好的要同我告别的人员名单，那您就下令好了！”
安德罗波夫遂不再吭声。
秘书处主任大声报告说，齐涅夫没到。桌旁的佩尔谢说：“那就不等齐涅夫了！”
谢米怡斯内还不依不饶地说：“不，既然指示我们开这个会要有齐涅夫同志参加，那就一定要照指示办。”
过了十来分钟，齐涅夫到了。
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是专门从布拉格紧急召回的：他正随议会代表团出访。克格勃领导班子会议由基里连科主持。而佩尔谢作为元老，负责通报政治局的决定，但没有什么值得通报的。没有出现任何变故。佩尔谢说，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工作时间已很久，政治局决定调他去做其他工作。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被推荐接替他。他现在就在这里，请多加关照。
基里连科在会议结束后说：“请给我们情报机关的所有驻外机构负责人起草一份密电。”
谢米怡斯内表示反对：“我自己的葬礼我有什么好通告的？让新主席起草吧。”
“他还不知道这该怎么做。”
“他什么都知道！况且还有秘书处和助手呢。哪用的着他本人亲自动笔呢？下命令好了。不仅要给驻外机构负责人发密电，还要给各州的局长发密电，通报谁卸任，谁接任。”
这时谢米怡斯内忽然醒悟过来，说：
“还没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你们怎么就这样先声夺人？我是由命令任命的，也该由命令来解职，安德罗波夫也需要有命令。”
大家劝慰谢米怡斯内：“命令马上就到。”
但是，如果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所有成员都分散在各共和国，又怎么可能有命令呢？
过了20分钟，秘书处的办事人员过来说：信使来了。
“让他进来。”
送来了一叠公文，命令也在其中。这只能让人觉得可笑。
安德罗波夫什么都没和谢米怡斯内说，没问任何问题，把钥匙要过来就完事了。
基里连科想在会议结束后立刻撵走谢米怡斯内，便说：“既然钥匙都交了，你可以走了。”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火冒三丈地说：“对不起，我还需要整理文件和一些东西。”
他们对峙了一会儿，但还是不得不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把几箱书运回家，一些不需要的文件烧掉，需要的文件送交秘书处后，凌晨4时，谢米怡斯内乘车离开了卢比扬卡。
后来基里连科因对这位前克格勃主席过于宽容而受到了一顿申斥，因为他让谢米怡斯内独自留在克格勃大楼内，却没有没收他保险柜中的文件。
“他们想必以为政变计划就放在那里。”直到今天，谢米怡斯内仍无法忘记这段历史。
到基辅后，他被任命为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在临去乌克兰之前，谢米怡斯内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说他要走了。勃列日涅夫问：
“您想到我这里来一趟吗？您有问题要问吗？”
谢米怡斯内回答说：
“不，我没有问题要问您。”
勃列日涅夫很不高兴。
谢米怡斯内在基辅工作了14年。有人不希望他回到莫斯科。这可以让勃列日涅夫感到更加安心。
有人甚至企图阻止谢米怡斯内出席中央全会，而当时他还是中央委员。但他还是来到了莫斯科开会。他说：
“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我后面跟着个小伙子。我认识他，我在克格勃时他在我手下工作过。在一个街角，我一把抓住他说：‘跟你的头儿说，你被我捉住了，你干得太不漂亮了。’我来到了全会上。坐在我身旁的一边是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楚卡诺夫，另一边是新任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我猜想，一旦我朝主席台走去，他们就会抓住我。他们害怕我在全会上发言，说出勃列日涅夫的那些不光彩的事……”
谢米怡斯内多年一直受到严密监视，但他说：“我和谢列平对此并不在意，仍互相来往，尽管勃列日涅夫想把我们拆散，还因此把我弄到乌克兰。勃列日涅夫来过乌克兰一两次。有一次我记得特清楚。来之前他去了巴库，有人给了他一枚镶嵌着宝石的戒指。他戴着这枚戒指出席招待会，整个人容光焕发。他在机场突然同我打招呼，我感到非常吃惊。他拥抱了我，并当着所有人的面同我走在一起。他是在演戏。我们互相说着笑话。关于我将被调到莫斯科的传言在基辅不胫而走。但这仅仅是传言……”
谢米怡斯内因患大面积梗塞在基辅医院住了4个月。他在病床上给勃列日涅夫写过3封信。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后来打来电话说，勃列日涅夫信都看了。中央书记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曾向他发过邀请，并开始为他物色工作，但谢米怡斯内没有返回政坛。
与其他迄今仍在世的克格勃主席不同，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并不拒绝接受采访，他不怕任何问题。他有的是意志和胆识！
第十三章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1964年10月13日，赫鲁晓夫被紧急从皮聪大召回莫斯科出席中央主席团会议，在机场迎接中央第一书记的只有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
这不光是因为要由谢米怡斯内撤换赫鲁晓夫的警卫，关注事态的发展，以避免情绪易激动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采取某些出人意料的举动，还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敢在这一时刻单独面对赫鲁晓夫。不管怎么说，他仍是国家的一把手，人们害怕他。
据谢米怡斯内说，勃列日涅夫甚至建议杀害赫鲁晓夫，因为他不相信能成功地迫使赫鲁晓夫下台。曾有那么一个瞬间，勃列日涅夫的神经彻底崩溃，他大哭起来，惊恐地念叨着：“尼基塔会把我们都杀了。”
可谢米怡斯内不害怕赫鲁晓夫。别的怎么样不敢说，但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有的是意志，有的是果断和强悍。
谢列平和谢米怡斯内不喜欢人们把推翻赫鲁晓夫一事称作阴谋。事实上这是一场宫廷政变。之前有一个很长的准备时期，党内领导彼此间进行了反复的磋商。
由于谢米怡斯内积极参与了这件事，赫鲁晓夫没有从克格勃得到任何有关幕后活动的消息。曾有一些风声传到他的耳朵里，他甚至因而打算改组中央主席团。但他自始至终把谢米怡斯内视为自己的支持者，把他与谢列平等同看待。然而他错了。
10月14日，赫鲁晓夫同意“自愿”辞职，这一决定于当天得到中央全会的批准。
《莫斯科晚报》曾刊登过一篇对赫鲁晓夫私人厨师的采访。她清楚地记得赫鲁晓夫下台那天的情景：“1964年IO月14日，我那给赫鲁晓夫当警卫的丈夫像往常一样一清早去上班，可很快又回来了。他说：‘出事啦！我刚一到，就把我们大家弄进一辆大轿车，分别送回了家！’我吓坏了，于是迅速赶往别墅！当我到达那里时，一个陌生人开门后说：‘您的主人已被解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怡斯内温和地对我说：‘去安心工作吧，这里的一切同你没有关系……’还怎么工作？尼娜·彼得罗夫娜不在，她在卡罗维发利休养。别墅里一片惊慌，有人在哭……当赫鲁晓夫一家人离开别墅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没能忍住--他上车时哭了。”
赫鲁晓夫辞职后，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在全会上从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升为委员。人们向他表示祝贺。但事实上他已走上了一条下坡路。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 向水手长看齐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14年6月15日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纳古茨卡亚车站的一个铁路电报员的家庭。当他才只有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是位音乐教师，也死得相当早，死于1927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不得不自谋生路，勉强过活。
安德罗波夫的母亲叶夫根尼娅·卡尔洛夫娜·法因施泰国的姓不是俄罗斯人的姓，因此有人说他有犹太人的血统。见过尤里·安德罗波夫的人甚至觉得他的外貌有闪米特人的特征。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发现这些特征……
曾当过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写道，安德罗波夫的声望激怒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次，他在气头上对博尔金说：“安德罗波夫为国家做了什么特别的贡献？你想想，他当过克格勃主席，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了监狱和精神病院，把许多人赶出了国门，可是为什么我国和外国的媒体却并没将他生吞活剥呢？因为他是个混血儿，他们当然不会欺负自己人。”
戈尔巴乔夫关于全世界犹太人惺惺相借的观点与活跃的第一代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怀疑不谋而合，这些人似乎还派人去过安德罗波夫的故乡，调查他的族谱。
就算安德罗波夫知道同志们认为他的履历表不太清白，那么他已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在克格勃工作期间，安德罗波夫大力打击“犹太复国主义”，这实际上是指禁止犹太人出国，千方百计地压制人们学习犹太人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兴趣，严密监视，以免“非土著人士” 占据过于显赫的职位。克格勃第五局曾成立了一个处，专门同敌对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作斗争……
安德罗波夫是在北奥塞梯的莫兹多克市上的学，就是目前因高加索的事态而经常见诸报端的那个城市。后来安德罗波夫又读完了雷宾斯克水运中等技术学校。
在任克格勃主席时，他作为校外考生参加了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考试。他觉得没有高等教育文凭不太合适。高级党校就是为官居高位、既没文凭又没时间（更常见的是没有能力）接受教育的实际工作领导者而设立的。
后来有人传说他学识渊博，精通英语。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事实。他是想过学英语，但那时他已是克格勃主席，而且以他当时的年龄，又那么忙，这是不可能的。不过，驻外工作的经历，阅读书籍和材料，同知识分子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他系统教育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