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逝世只有三个星期的时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亲笔信给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后者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捷尔任斯基在信中承认自己不知如何是好。他不同意当时一些做法的言论会帮助反对派，这是他所不愿意的；但是如果自己无所做为，“那么国家就会产生独裁者（革命的掘墓人），不管他身披怎样的红色羽毛。几乎所有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和毕苏斯基，过去都是红色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心情，我实在太累了。
“我已数次申请辞职。你们应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我有这些思想和痛苦，我无法胜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因为它们总会表现出来并且传染给别人。难道你看不出吗？我实实在在不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干了。我恳求你们大家解除我的职务，另选一位不会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反抗的自己人来担任这个职务吧！”
捷尔任斯基还最后加上了一句话，对于一个曾任“格帕乌”总局主席的人来讲，这句话是惊人的。他写道：“经常要做一个生硬的主管人--这已经使我感到如此沉重了。”
在政治上讲，此时他已处于两个阵营之间了。
他是反对当时的反对派的，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拾起了过去托洛茨基所提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武器，而两年之后这些口号又被斯大林所占有。反对派建议剥夺农民，他们觉得农民太富了。
对此，捷尔任斯基回答说：你们剥了农民的衣服，自己也会没裤子穿。然而他也不属于斯大林阵营。他觉得自己对双方都是陌路人。
要是他再多活两年，一定会同布哈林一起被划为右派的。
他一直疯狂地工作，完全不会享受生活，革命前他生活得很清苦，从不许自己花党的钱，尽管那些侨居国外的党员，从列宁开始，生活都很不错。革命后他又只允许自己考虑工作。为了不耽误工作，他甚至不去看戏和电影。
让我们来看看托洛茨基是怎样描写的：
“捷尔任斯基是一个具有巨大爆炸性热情的人。他的精力总保持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似乎是在不断地放着电。每一个问题，那怕是次要的小问题，都会使他热血沸腾。那时他那细薄的鼻翼就要抖动起来，眼睛里闪动着火花，声音也会变得越来越紧张，有时甚至会达到嘶哑的程度。
“对于交付给他的任何一项工作，他都会以一种不顾一切的热情去努力完成，并且总要激情满怀地、毫不妥协地、狂热地护着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不让他们受到干扰和批评，但从不夹杂着个人的东西。捷尔任斯基完完全全地溶化在事业中了。”
捷尔任斯基是个病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经常受到医生们的监护。他住在与他的副手缅任斯基相邻的别墅里，他们一起去克里米亚和基斯洛沃茨克的疗养地去休养。在那种地方由于营养好他甚至虚胖起来，但是他的健康早就因为蹲监狱和服苦役而被摧毁了。
1926年7月20日，正当他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反对加米涅夫及反对派；力图保护农村和农民，证明不可掠夺农民的时候，他忽然支持不住了。
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的分歧带有原则的性质。加米涅夫指责捷尔任斯基倾向于市场的自发性。而捷尔任斯基主张调剂市场，如何调剂呢？就是让市场充满商品，调控储备，以便使物价平稳。加米涅夫认为，就应该指挥市场。
有趣的是，捷尔任斯基这位惩罚机构的负责人，对待存在着政治反对派这一事实处之泰然，虽然他对他们的反农民观点十分反感，但却并没有对自己的对立面采取什么行政措施。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对这些人的容忍和耐性：当时已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但仍然颇有影响的托洛茨基就在他主管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工作，任科学技术部的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并没有排挤反对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开始认真对付托洛茨基是在一年以后，那已是捷尔任斯基逝世之后的事了。
斯大林曾说，应该把反对派扫地出门，扫出党的大门。托洛茨基在1927年中央全会上很准确地对此话作出了反应，他说：“只要一提扫帚，您就会很满意。您需要给别人扣帽子和用扫帚清除异己--这就是您全部的纲领。”
捷尔任斯基曾对加米涅夫说：您感到奇怪，为什么农民不愿卖粮食，并且认为咱们的困难是富农造成的。可问题在于，农民无力购买商品，它们的价钱太高了。
要想把粮食收上来，就需要回到旧时代去，需要把地主请回来。
那时捷尔任斯基还不知道，不久以后斯大林就要掠夺农村，把会干农活的、勤快的农民赶到西伯利亚去。市场将要消失，商品生产完全崩溃，而国家要对经济实施行政性管理，为此还要建立起许许多多的管理各个部门的人民委员部。然而管理人员越多，商品就越少。所有必需的东西都要脱销。
把短缺商品进行配给的制度，只对某些社会阶层有利，例如，只对那些负责配给的人和那些能够拿到短缺商品的人有利。
现在让我们还回到上面提到过的1926年中央全会上来吧。会后捷尔任斯基回到家中就倒下了。请来了医生，医生给他注射了药针，但已没用了。捷尔任斯基与世长辞了，还不到49岁。
奥托·拉齐斯对我半正经、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有人建议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旧址瓦尔瓦尔克为捷尔任斯基建立一座纪念碑的话，那我会举双手表示赞成，这是他应得的。但如果有人要把他在卢比扬卡的纪念碑修复，那我就去把它砸碎……
捷尔任斯基是波兰间谍吗？
1920年，当红军准备粉碎波兰军队并开进华沙的时候，列宁曾经草拟了一份未来波兰政府成员的名单，其中头号人物就是捷尔任斯基。1939年向芬兰宣战以后，斯大林也有过类似的设想。
进攻芬兰曾在全世界引起一片谴责声，当时需要搞些宣传来掩饰一番。于是，在苏联的报刊上就出现了一则报道，说红军进人芬兰城市泰里约基后，那里成立了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该政府欢迎苏军的进入。
1939年12月2日，报刊上又有新的报道：说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与领导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并兼任其外交部长的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芬兰民主共和国，而库西宁不过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记。
后来，莫洛托夫致函国际联盟，声称“苏联并未与芬兰交战，也并未威胁芬兰人民。苏联与芬兰民主共和国和平相处并与其政府于12月2日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从而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然而，1920年的波兰人与1939年的芬兰人都对红军做了最顽强的抵抗，从而捍卫了自己的独立。捷尔任斯基和库西宁都未能到自己的祖国去领导政府，他们也都不曾指望去做此事。捷尔任斯基并不把自己看做是波兰人，正如库西宁不把自己看做是芬兰人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美好的国际大家庭的一员。至少，捷尔任斯基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这样想的。
对于捷尔任斯基以及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若干领导人的残酷无情，有些人后来解释说，其根源在于他们出身于非俄罗斯民族。
这些人说，那个波兰人对其它民族的人是不手软的，他大概不会轻易把自己本民族的人投人监狱。
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实完全不理解“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对民族属性毫无兴趣。假如红军1920年在西线更走运一点儿，并能使波兰也进人苏俄版图的话，那么捷尔任斯基也会以同样的铁拳在华沙建立秩序的。而且，波兰人会更多地尝到他的厉害，因为在华沙他有许多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仇人。捷尔任斯基激烈地反对那些梦想独立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他真心地相信，波兰人最好是留在统一的苏俄国家里。
1917年，他出面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民族自决的要求。捷尔任斯基是个真诚的国际主义者。他曾说：“只有通过国家的彻底民主化和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才能消灭民族压迫。” 他说，分离主义倾向是反社会主义的，“因此我们反对民族自决权”。
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演讲时，他说：“波兰无产阶级永远和俄罗斯无产阶级站在一起。我们明白，有可能解放全世界的惟一力量，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
捷尔任斯基坚决反对波兰脱离革命的俄罗斯，他坚持认为：“我们将会有一个没有分歧与争执的各民族统一大家庭。”
在捷尔任斯基成长的那个环境里，民族主义情绪是非常强烈的：波兰的知识分子向往独立，渴望脱离俄罗斯而建立自己的国家。
捷尔任斯基与罗莎·卢森堡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后者是规模不太大的波兰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们一起坚持不懈地为波兰和俄罗斯工人的统一而斗争，反对未来的元帅约瑟夫·毕苏斯基所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
列夫·托洛茨基是这样介绍捷尔任斯基的：“多年间，他与罗莎·卢森堡一道不仅和波兰的爱国主义斗，而且也和布尔什维主义斗。但在1917年他投奔了布尔什维克。列宁曾经十分兴奋地告诉我说，过去的斗争已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卢森堡对捷尔任斯基的影响并不像列宁和托洛斯基一度想像的那么坏。
卢森堡过去的一些言词就好像今天才写的：“许多民族和一些很小的种族集团从各个方面声称自己有权建立国家。那些渴望复兴的已经腐烂的尸体又从百年古墓中站了起来，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国家机构的民族都热切地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在民族主义的高山之巅演出了一场女妖们的狂欢之夜。” 捷尔任斯基和卢森堡提出了以下问题：民族独立性是否对每一个民族，对它的邻国和对社会进步都是有益的？对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是否具备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在世界上存在着数千种语言，可国家只有不到200个。罗莎·卢森堡担心的是：
如果每一个种族集团都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欧洲有可能会返回到中世纪的混乱状态。在那些不同种族杂居的地区里，一个种族集团的生存能力是与其它种族集团息息相关的。
在罗莎·卢森堡逝世多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同住在一个国家里的不同民族彼此无情地杀戮。此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
但是，由于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不同，捷尔任斯基终于和罗莎分道扬镳了。请看她在观察苏俄情况时是怎样写的：“自由只给予政府的拥护者，只给予一个党的成员，--这不是自由，不管这些人的数目有多么庞大。自由永远包括让不同见解的人都享有自由。政治自由的那种活跃一切、保全一切和净化一切的作用都取决于这一点。如果，‘自由’变成一种特权，它就不是自由了。”
捷尔任斯基不同意罗莎·卢森堡的如下说法：“自由--首先应是有不同见解的自由。” 而这就是他的错误所在。
在有关民族自决权的历史性辩论中，捷尔任斯基和卢森堡输给了约瑟夫·毕苏斯基，后者在青年时代也曾信奉社会主义思想。
毕苏斯基是一个比捷尔任斯基更为强硬的人，他根本不承认妥协和谈判。毕苏斯基比捷尔任斯基早出生10年，他还曾参加过民意党。因为参与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他被放逐西伯利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波兰人站在俄国一边作战，想在战后获得独立。
抱着同样的目的，华苏斯基却投奔到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方面去了。但是在1917年他拒不宣誓效忠德皇，并因此被投入监狱。1918年，在德帝国垮台以后他回到了华沙，为了夺取可以轻而易举就得到的政权。
1920年，毕苏斯基的部队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已兵临华沙城下的红军，从而制止了“共产主义的胜利进军”。这次军事胜利以“维斯瓦河上的奇迹”之名载入史册。
当时波兰人视毕苏斯基为英雄。
凡是听过毕苏斯基演说的人，都被他的魔力所蛊惑。深受他演讲所鼓舞的波兰军团士兵一举攻下了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作为对他们敬爱领袖的献礼，因为他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上过小学。一直到1939年，波兰遭到瓜分后，斯大林才把维尔纽斯交还给立陶宛。
在捷尔任斯基逝世的那一年，毕苏斯基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波兰问题。他组织了军事政变并确立了“可操纵的民主” 制度。毕苏斯基比捷尔任斯基晚死将近10年。
1991年，捷尔任斯基在莫斯科的纪念雕像被拆除。而在1998年，在华沙树立起了第二座华苏斯基的纪念碑。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西涅夫斯基出席了纪念碑的揭幕式。
如果捷尔任斯基活得再长一些，他对毕苏斯基和波兰民族主义的仇恨也挽救不了他。
曾任哈萨克斯坦副内务人民委员的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过去曾经一度坐牢。他回忆说，1939年初他被指控为波兰情报机构工作。在审问他时，内务人民委员部伊万诺沃州的侦缉处长突然说：
“我们有材料说明，捷尔任斯基和你们的组织有关联。这就是为什么他枪杀了许多与敌人作斗争的忠诚侦查员的原故。捷尔任斯基在波兰城堡蹲监狱的时候并没有被处决，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列宁和斯大林被他蒙骗了。现在我们已掌握了这方面的材料。”
施赖德尔听了此话大为震惊。就在这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该州的负责人走了进来，他意味深长地说：
“一年以前我可能不会相信关于捷尔任斯基的这些事，可现在我们大家对此都已深信不疑。有关的情况我是听贝利亚亲口说的。我还可以告诉您，捷尔任斯基的所有亲属都已被捕，他们全都招供了。”
1936年4月26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把居住在乌克兰的波兰人驱逐出去，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此外，还把大批波兰人迁离边境地区。第一批35000名波兰人被赶到哈萨克斯坦。
内务人民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后来在审讯时--是别人审讯他，而不是他审讯别人时--说：“我是从粉碎波兰间谍网开始工作的。那时波兰的间谍们钻进了肃反委员会的各个机构，苏联情报机关当时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1937年8月9日，政治局批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交的《关于消灭波兰间谍破坏性小组及波兰军事组织》的命令。
两年以后，哈萨克斯坦前副内务人民委员施赖德尔正是被控参加了这个并不存在的组织而被捕受审的，那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案子居然与捷尔任斯基有牵连。
当时这类冤案遍布全国。仅由于“波兰间谍案”就有18000人被捕入狱。在莫斯科有一大批波兰大学生被捕，指控他们准备打着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的幌子把武器带进红场，并在1937年11月7日举行节日游行时枪杀站在列宁墓检阅台上的国家与党的领导人，并说他们的这一行动目的是在苏联与波兰开战的前夜削弱苏联的实力。
那时的莫斯科仍在准备与波兰的地主贵族打仗呢！
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下令逮捕所有逃到苏联来的政治侨民，也就是波兰共产党员，俄罗斯的朋友，捷尔任斯基的志同道合者。职业“契卡”工作者、捷尔任斯基原来的秘书和斯大林的亲戚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列坚斯被当作波兰间谍枪毙了。
要是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本人活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掌管内务部的时候，恐怕他也要被枪毙了，和成千上万不愿留在独立的波兰，而宁愿呆在俄罗斯的波兰人一起成为“契卡” 的牺牲品。
译者的话
前些年，“克格勃”这三个字在我国乃至全世界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在人们的认识中，“克格勃” 代表着神秘、阴险、狡诈，它似乎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代名词。克格勃用美人计策反他国外交官或情报官、某国驱逐了若干名披着外交官外衣的克格勃分子、某克格勃分子逃往西方等消息不时见诸报端。关于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和它与西方情报机关斗法的文学作品和文艺作品更是一大热门。广大观众喜爱的《007》系列电视片讲的就是西方情报机关与克格勃斗智斗勇的故事。不过，以前人们对克格勃的了解仅限于这些肤浅的东西。现在，《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可以使读者对克格勃有一个深入的、全面的了解。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形式上介绍的是历任克格勃领导人，实际上它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苏维埃俄国和苏联的历史。这本书披露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东西和一些细节的描写带给人的是震撼。令人惊愕的是，颠倒黑白、制造冤案、刑讯逼供、滥杀无辜等丑恶现象竞然大规模地发生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肃反扩大化达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不仅老百姓和普通干部人人自危，就连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也提心吊胆地度日，甚至国家的二号人物莫洛托夫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抓，不敢出面相救。生活在一个连国家二号人物都要过朝不保夕的日子的国度里无疑是莫大的悲哀。
更可悲的是，肃反扩大化的执行者——安全机关同样是整治的对象。1920年7月29日，列宁批准成立了由13人组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班子。然而，除了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是自然死亡外，其余11位领导人在后来全部被杀。
书中还提到，在卫国战争前夕，苏联高级军事将领大部分被杀，这直接导致战争爆发后苏军遭受严重损失。令人不解的是，被俘者一律以叛国罪论处。整个战争期间，军事法庭共审判了约100万军人，其中 15．7万人被枪决，这等于15个师是被自己人消灭的。
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在恐怖气氛的笼罩下，人性被严重扭曲，人的尊严荡然无存。“间谍”、“反苏分子”、“破坏分子”、“叛国分子”的帽子随时会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尽管绝大多数“分子” 都是良民，到头来他们都会乖乖地承认自已的“罪行”，甘愿受惩罚。他们轻者进劳改营，重者被枪决。正如书中所说，被消灭的往往是那些最忠实于当局的人。
这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真实地再现了整个克格勃的历史，让人们看到了克格勃在俄国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读这本书会使人心里有种沉甸甸的感觉，不由地同情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同时也会使人对这种历史现象加以认真思考，引以为戒。
本书前言和第l—2章由李惠生翻译，第3—6章由张志强翻译，第7—11章由赵志鹏翻译，第12—16章由钟忠翻译，第17—19章和作者致中国读者的话由王宪举翻译，全书由张志强校对。译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热心读者指点。
译者 2000年12月 第一章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起初，在俄罗斯谁也没有真正意识到有关建立全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
的命令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这两个字却成了20世纪最著名的缩写词之一。其实，在革命后最初的几个月里还曾建立过其它一些令人恐惧的委员会。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其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 的主要目的是对付大批抵制新政权的旧官吏们。
但是不久以后，全国都以极为恐惧的心情开始谈论起“穿皮外衣的人们”来了。
全俄“契卡” 的工作人员都穿着皮外套：给他们发了飞行员穿的皮制服，那是协约国送来的礼物。布尔什维克们在彼得格勒的仓库里发现了这批制服。
“契卡” 的工作人员们喜欢这些皮制服，并不是因为他们预感到了皮制服装将会摩登走俏，其原因要简单得多：皮制服里不会长虱子。在那些年头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虱子会传播伤寒，而伤寒使人大批大批地死亡，在前线和后方都是一样。
1918年1月，著名的女作家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位于豌豆街上的这个‘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非常奇怪和可疑。主要的暴行都是从那儿发生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私下谈话里说：豌豆街2号是他们的‘保卫科’。
那儿当然有经验丰富的密探，都是些老的。天天他们都能揭发出某些‘密谋’来”。
在圣彼得堡的豌豆街和海军部大街交汇的角落里，至今还保留着那栋房子，那是1917年12月成立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 的遗址。现在这栋房子成了一座纪念馆，其中照原样布置了一切，就像当年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在此工作时那样。
革命以前，那儿是圣彼得堡市政府机关所在地，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设在那里的是保卫城市特设委员会，为首的是未来的元帅和国防部长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在当时，人们觉得伏罗希洛夫是比捷尔任斯基更重要、更危险的人物。
水貂皮和情报机关的传统
1920年12月20日，捷尔任斯基签署了“关于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的第169号命令。其中说：
1．解散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外事科，组建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2．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外事科所有的工作人员、资产及工作全部转交给新组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3．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服从特别处处长缅任斯基同志的领导。
4．任命达维多夫同志临时代理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处长。他应在一星期之内向主席团提交外事处组成人员的名单。
5．自本命令公布之日起，全俄肃反委员会所有部门与外国的联系以及同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转运中心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联系都要通过外事处进行。”
自这个情报机关产生之日起，它就由缅任斯基领导。1923年9月18日，缅任斯基又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第一副局长，那时捷尔任斯基更多地是管理经济，而把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事交给了自己的副手们。
在20-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成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一个。在这方面，缅任斯基起了重要的作用。
全俄“契卡”的优越性首先在于，来此机构工作的都是些经验丰富的人，是那些经过地下斗争、秘密工作以及与沙皇警察及监狱当局斗争过的布尔什维克们。
其次，第一代的苏联情报人员都是些生于国外或被迫长期流亡国外的人，他们在国外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有些国外的地方真的就是他们的家。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在苏维埃俄国诞生以前，一般都认为间谍和反间谍机构都只是战争期间才需要的，和平时期就解散它们，有普通的警察就足够了。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之后，就不再有特工机构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没有情报机关，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才在英国的帮助下着手建立。
英国人曾把特工机构削减到最低限度，法国人也是如此。只有全俄“契卡”的机构和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像添加了酵母粉一样地膨胀了起来。这就是此类机关在20-30年代颇有成绩的原故。
任何别的国家也没有为此花费了这么多的钱财和气力。苏俄曾认为自己几乎有能力和全世界打仗，因此对它说来，在全世界进行地下战争也是完全自然的。
第一代苏联情报人员大多是由忠于世界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所组成。他们去干情报工作不是为了出国。他们是为自己认为伟大的事业而献身的。开始，他们求助于自己的天然盟友--外国的共产党，但是很快就明白了，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是不能成为情报人员的，因为他们已被当地警方登记在册，他们没有活动的余地。
于是，苏联情报机关的招募人员就开始寻找“后备” 间谍--即那些具有左倾观点的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对于那些同意合作的年轻人，则劝说他们不要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要伺机在国家机关中找个工作位置，最好是能打进当地的特工机关中去。
这种思想意识相同的志愿者为数不多，因此也找了同意为金钱而工作的间谍。
苏联情报机关的招募人员大概首先想到的是在同性恋者当中寻找间谍。第一，这些被迫过着双重生活的人最善于保守秘密；第二，他们在同性恋者的圈子里比较容易地就能找到情报机关感兴趣的人物，而且在床第之间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探听出任何秘密来。第三，当时在同性恋者当中，社会主义思想广为流传。30年代在英国，具有左倾观点的同性恋者集团被称之为“同性恋者国际”。
情报机关是借助于自己的一个著名间谍，英国人盖伊·伯吉斯，了解到这批人的可贵之处的，伯吉斯是金·菲尔比的朋友和战友。交给怕吉斯的第一个任务是招募一名英国军事部的工作人员。伯吉斯于是同那人建立了暧昧关系，从而完成了任务。 当有人用不大尊敬的口吻描写菲尔比及其朋友们时，苏联情报机关的资深工作人员会感到由衷的气恼。从职业的角度来看，菲尔比确实富有天才，那是事实。可惜的是，苏联对外情报局档案馆中保存的真实文件中所描绘的菲尔比及其朋友们，却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非正常的性关系、当时还难以医治的梅毒症和家庭纠纷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还有对世人的愤怒不平：怪别人不认识、不承认自己的才干，仕途的艰难以及想在暗中操纵他人的愿望，--这一切就是当时一大群年轻的英国人跌人莫斯科招募人员所张开的罗网的原因。这些人不愿正视现实，自以为在为伟大的事业而奋斗，从而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
这是一群奇怪的、非凡的、不同寻常的人。这些浪漫主义者可以动手杀害自己不久以前的同事，这些不谋私利的人也会伪造国库债券。在20-30年代，一些人为了逃避平淡、空虚的日常生活，为了寻求刺激而投靠情报机关。高尚的男人们的游戏比去狩猎打野兽更纯洁一些！
专家们研究我国情报工作的历史时，一般是从伊凡四世在1549年所建立的外交衙门开始，那时候在外交活动与情报活动之间还没有什么区别。在伊凡雷帝时代也已开始了对间谍的惩治：1570年，外交衙门的负责官员伊万·维斯科瓦特被残酷地杀害了，因为他被怀疑叛国和阴谋反对朝廷。维斯科瓦特曾经很巧妙地招募了所谓的“有影响的代理人”，在我们的时代连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都非常害怕这种人。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创建了枢密衙门，情报活动也交给它管理。
有趣的是，枢密衙门很快也开始为沙皇家族服务，完全跟克格勃一模一样。那时的特工头目没有什么将军称号，只叫文书。沙皇去打猎，或是去拜神，都由他陪同。如同叶利钦的卫队长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中将一样，他在朝廷里有着非凡的影响--能代替沙皇签署命令。
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时代，已有一位叛变者逃到了西方，而且是一位英勇的情报人员。看来，这个传统也是由来已久的。
也和现代一样，自古最困难的事就是和最近的邻国搞好关系。据《俄国情报机关史论文集》中记载，外交家和情报人员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曾受命去调查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①的情况，说他是一个“自称为乌克兰统帅的来历不明的人，他同‘共和国’进行武装斗争并要求莫斯科的沙皇接纳他以及他的哥萨克队伍加人俄国国籍。”
赫梅利尼茨基称自己是贵族，而警惕性很高的马特维耶夫查出了他的底细：原来这位乌克兰统帅的父亲是个“卖肉的犹太人”，而赫梅利尼茨基本人最初只是个“开小酒馆的”。
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不轻信自己的间谍。著名的法国外长塔列兰也曾是受雇于俄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他曾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出警告，说拿破仑准备进攻俄罗斯，然而这个警告没有受到重视，正如1941年斯大林没有重视发给他的无数警告一样。
不吝惜公家经费进行全面跟踪监视--这也不自克格勃开始。沙皇警局的将近百名特工曾跟踪监视恐怖分子鲍里斯·维克多罗维奇·萨温科夫。结果呢？他们并没有能够阻止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活动。
至于招募间谍的办法，俄国最早的情报人员之一阿法纳西·奥尔金一纳晓金想出了一个万能的灵丹妙药--多给银子！
讲究实际的彼得大帝从不吝惜金钱给自己的情报人员，让他们去收买外国的外交官们。这样，他也奠定了情报工作的传统之一。那时候也跟现在一样，间谍们不愿意收卢布，可由于当时还没有美元，所以用水貂皮结账，当时这叫“付账工作”，由动词“付给”演绎而来。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曾下令给当时的驻英大使，让他为伊兹梅洛沃的苗圃带回“各式各样的种子”来。由此，开始了情报工作中的科技路线--也就是常说的“工业间谍活动”。科技间谍活动的种种办法也是早已有之的：大名鼎鼎的情报人员，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伯爵一帆风顺的仕途，正是从他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展品中偷回了最新的子弹样品开始的。
在叛逃到西方去的“契卡”分子中，职位最高的要算原来驻西班牙的苏联情报站站长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了。他曾一再肯定地说，正是他从德国盗回了制造工业金刚石的工艺。
莫斯科起初是想买专利，并和克虏伯公司签约在苏联建厂。但是斯大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缅任斯基说：
“这些蠢猪要价太高，想办法从他们那儿偷出来怎么样？让他们看看咱们‘格帕乌’的本事！”
苏联驻柏林情报站不仅偷出了所有的有关工艺流程资料，而且还把该项目的发明人也弄到了莫斯科，让他出席工厂开工典礼。
1923年1月，“格帕乌”的副局长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建议成立一个专门从事虚假报道的机构，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情报活动。
温施利希特比捷尔任斯基年轻两岁，参加革命运动比他晚五年。他和捷尔任斯基曾同属一个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提出以上建议时，温施利希特想他不过是在继承老传统罢了。
如果是在今天，雅科夫·托尔斯泰（某县贵族领袖的儿子，普希金还曾献给他一首诗）在节日里大概会穿上将军的礼服并领导特工A组的“积极活动”。这在行话中就叫做“混淆敌方视听”。
当时喜欢居住在巴黎的雅科夫·托尔斯泰有一次突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他向沙皇建议用钱收买法国的报界，让它大肆吹嘘俄罗斯如何如何的好。当时圣彼得堡的统治者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和历史上的这个例子如出一辙的是：1923年1月11日，政治局采纳了温施利希特的建议。
根据政治局的一项决议成立了跨部门的虚假情报局，参加该局工作的不仅有“格帕乌” 的代表，还有党中央、外交人民委员部、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局的代表。
这个局的任务是编写令人对俄罗斯内部情况产生错误印象的假资料和假文件，然后通过情报机关将这些材料提供给敌方。
这个局还准备一些文章和短评给期刊，为各报编辑部提供形形色色假材料--
然而每一次都要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
这种提供假情报的工作成了国家安全机关总战略的一部分。“契卡”人员还组织了假的地下反革命组织，让它与侨居国外的流亡者取得联系。那些从俄国逃出去的军人和政治家都愿意相信（也不可能不相信！）在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正在成长壮大。某些侨民领袖上了钩以后就跑回俄国来看一看新兴运动的实力如何，可一回来他们就被捕了。
最近十来年，广大公众都了解了所谓的“托拉斯” 行动，不仅是因为此事已部分解密，还因为先是出版了作家列夫·韦尼阿明诺维奇·尼库林的书《死水微波》，接着又上映了电影导演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科洛索夫执导的多集影片。其实，这类行动曾经组织过很多次。除了莫斯科以外，乌克兰“格帕乌”的特别处因为要与政治侨民斗，也干过这种事。
一般都认为，这种把政敌从国外骗回来，然后在俄罗斯的领土上将其逮捕的办法是缅任斯基想出来的。
1924年夏天，就是用这种办法将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诱骗到莫斯科的。在当时此人简直就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敌人。
缅任斯基为此获得了当时还很少授予的红旗勋章。而萨温科夫在1925年不知是自杀还是被“契卡”人员杀掉了。被囚禁在牢狱中的时候，他似乎表示了忏悔，给国外的侨民们写过一些信，劝他们“学他的榜样回到俄罗斯来”。这些信是他自愿写的呢，还是在“契卡”人员的高压下写的？--实在无从知晓。
在“托拉斯”行动过程中，也启用了那个虚假情报局。很多西方的情报机关都曾要求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俄国地下组织向它们通报红军的情况以及俄国境内形势的材料。它们也收到了回答，但那些答复都是由工农红军司令部的军官和军事情报人员撰写的。这个工作是工农红军参谋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批准的，而后来他自己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20年代初，“契卡”为原国家杜马代表、著名的政治侨民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舒利金组织了一次在全苏俄的旅行。让他回到俄国来，后来又放他出国去，为的是叫他看到，布尔什维克牢牢地掌握着政权，而那些呆在国外的政治侨民想要推翻他们完全是痴心梦想。这个计划还挺成功。后来舒利金写了一本书，名为《三个首都·红色俄罗斯之旅》。莫斯科对此书颇为满意。
国家安全中将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他曾组织了杀害托洛茨基的行动，战争期间又在德国后方从事破坏活动）回忆说，缅任斯基曾下令准备使行动积极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们“中立化” 的计划，意即将他们肉体消灭的计划。苏多普拉托夫本人杀害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组织的领袖科诺瓦利茨。
后来，缅任斯基又成立了由“格帕乌” 总局局长直接领导的特别行动小组，它是独立于外事处的小分队，负责组织战争期间的破坏行动并将间谍派人敌人的最重要的单位。这个小组由雅科夫·谢列布良斯基领导，他的副手是瑙姆·艾廷贡，就是他后来组织了暗杀托洛茨基之事。这个小组由20名侦查员和60名秘密人员组成。
1926年7月30日，即捷尔任斯基逝世的10天之后，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被任命为“格帕乌”总局局长，一干就是8年。
托洛茨基曾在回忆录中说：
“谁也没注意到默不作声地干活的缅任斯基。只是在捷尔任斯基和温施利希特分手以后，他找不到别人，就提出了缅任斯基作为人选。人们都耸肩不以为然。
“而捷尔任斯基则为自己辩护说：--那么还有谁呢？没有别人啦！
“然而斯大林支持缅任斯基。斯大林一般都支持那些只靠上级机关的慈悲才能在政治上生存的人。于是，缅任斯基就成了斯大林在‘格帕乌’中忠实的影子。在捷尔任斯基去世以后，缅任斯基不仅当上了‘格帕乌’的首长，而且还成了中央委员。这样，在官僚舞台上一个不成功的人的影子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物。”
缅任斯基仍像以前一样委婉客气，彬彬有礼。每次听完工作人员的例行汇报之后，他都会伸出手来向那人说：“您好，您生活得怎样？”
他的姐姐柳德米拉·鲁道福夫娜有时向他为被捕的人求情。在那时候由有影响的人出面还可能挽救一些人。
缅任斯基时常犯病。甚至他到卢比扬卡去办公时，还不得不躺着接待来访者。
情况总是如此，也没人感到惊讶。
作家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写道，1920年他准备去巴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填写好了表格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把他叫到了“契卡”，那儿的人告诉他：“从大门进去，去见缅任斯基同志。”
爱伦堡回忆当时的情况：“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正在生病，躺在一张特别短的沙发床上。开始我以为他会问我是否与弗兰格尔分子有什么往来，但是他说他曾在巴黎见到过我，还问我是不是仍然在写诗。我回答说自己正在准备写一部讽刺小说。既然谈到了文学，我就向他诉说了自己的怀疑：现在发表很多矫揉造作的诗，可布洛克却沉默着……缅任斯基有时微笑，有时点头，有时皱起眉头……”
在告别时，缅任斯基对爱伦堡说：“我们是放您出去的，可不知道法国人会对您说什么……”
伊利亚·爱伦堡拿到了护照。他当时无法知道，一年以后布洛克的命运正是由缅任斯基决定的。
1921年7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向列宁提出请求，想放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布洛克出国去治病：诗人当时病情严重。列宁就向特别处领导人缅任斯基征求意见。
缅任斯基当天就回答说：“布洛克具有诗人的气质。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对他产生不良影响，他就会很自然地写诗反对我们。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放他出去。但是可以在一个疗养院里为布洛克准备一些好的条件。”
正在决定如何处理布洛克的问题时，1921年8月7日伟大的诗人与世长辞了。
现在我们都认为，真正的恐怖政策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其后则是在1937年执行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恐怖政策是在革命后立即开始实行的，一直继续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
1927年秋天，同情苏俄的著名法国作家安利·巴尔比尤斯来到了莫斯科。1927年9月16日斯大林接见了他。巴尔比尤斯问斯大林：当西方总是在宣传苏联执行红色恐怖政策时，我应如何对付呢？
斯大林回答得很简单：“我们这儿正在枪毙间谍，这当然不是什么红色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