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罗波夫在莫兹多克当过电报员、电影放映员的学徒，在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到沃洛达尔斯基造船厂工作，在伏尔加河上航行。当一名海员的愿望看来并不是很强烈。到了岸上以后，他成为一名专职的共青团干部。在自己的这段水上工作经历中，只有一位水手长令他念念不忘，这位水手长牢牢地控制着全体船员，是他心目中的领导者典范。
从22岁起，安德罗波夫一直在共青团和党的机关工作，中间当过大使和克格勃主席。他从未领导过任何一个实际生产部门或任何地区。他在工业、农业和财政方面既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从这一点来说，他的仕途经历同谢列平相似：从团到党，从党到克格勃。这种生活道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国家机构、控制国家的那股神秘力量了解得一清二楚，善于发挥权力杠杆的作用。美中不足的是，关于国家的所有知识都是间接获得的，这些知识来自别人的谈话、材料和部下的分析报告。每天放到中央书记和克格勃主席桌上的数百页秘密文件肯定会使人觉得，对国家发生的事已有了全面的了解。这实际上多半是一种错觉。
在克格勃内部公文对一切情况都不隐瞒的情况下，一些根深蒂固的教条没有受到怀疑。大概正因为如此，安德罗波夫确实以为，国家所需要的主要是整顿秩序、严肃纪律和反对腐败，而不是改革。
在清洗年代，只要能做到明哲保身，团干部很容易飞黄腾达。1937年，安德罗波夫当选为雅罗斯拉夫尔州团委第二书记，翌年升为第一书记。1940年，他被调到彼得罗扎沃茨克，任卡累利阿一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团中央第一书记。
在20-30年代，这块土地就是俄罗斯联邦版图内的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但是，在向芬兰宣战后，斯大林有了长远的谋划。如果这些谋划得以实现，芬兰投降，那芬兰的国土面积大概就会大幅度缩小，而卡累利阿的面积反倒将会扩大。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被预先更名为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其地位被提高到加盟共和国。
领导这一新共和国的是芬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的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他后来成为了安德罗波夫的靠山。库西宁是个有学问、有头脑、性格温和的人，同他交往令年轻的共青团书记获益匪浅。
1935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第一次结婚，妻子是与他同一个技校毕业的尼娜·伊万诺夫娜·延加雷切娃。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儿（1937年生），一个儿子（1940年生）。
女儿叶夫根尼姬成了一名医生，住在雅罗斯拉夫尔。为了纪念爷爷而起名为弗拉基米尔的儿子两次坐牢，后来在蒂拉斯波尔工作，是个酒鬼，年纪轻轻就死了。
儿子出生后不久，安德罗波夫就去了彼得罗扎沃茨克，他是一人去的，没有带家属。他同尼娜·伊万诺夫娜离婚后又第二次结婚，这次结婚也生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
安德罗波夫对第一次结婚所生的孩子并不关心。对过去的回忆令他感到不快，他本人几乎从不提起，也不喜欢别人提起他想忘却的事情。
安德罗波夫没有上过前线，他当了4年的共和国团领导。1944年，他被调去搞党务工作，任彼得罗扎沃茨克市党委第二书记，对于一个30岁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战后他已是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在这一期间，他间接地受到过1949年开始的“列宁格勒案件”的波及。
当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和政府第一副首脑沃兹涅先斯基等主要人物被捕之后，国家安全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出身于列宁格勒的干部。从列宁格勒发迹的党的干部纷纷被撤职，逮捕。彼得罗扎沃茨克也未能躲过这场风暴。当时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知情者的看法莫衷一是。一些人说，在清洗期间，吓坏了的安德罗波夫为了保全自己不惜陷害党内的同志。还有一些人说，安德罗波夫本人也是清洗对象，是那个库西宁又一次挽救了他。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写道，安德罗波夫不是爱记仇的人。有一次，已是克格勃主席的他想知道“列宁格勒案件”期间负责他的问题并差点使他遭到逮捕的那个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不仅没有惩罚这个人，甚至都没打发他退休
不爱记仇和心胸宽阔是值得称道的品质。但是，国家安全机关为什么要留下一个捏造如此卑鄙下流事情的侦查员呢？即使这件事是真的，就能说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内心并没有谴责过自己在卢比扬卡的前任吗？
1952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安德罗波夫从彼得罗扎沃茨克调到莫斯科中央机关工作，1953年调外交部工作，任第四欧洲司司长。斯大林去世后，中央决定派遣富有经验的党的干部去社会主义国家工作。没多久他便被派往布达佩斯，任大使馆的参赞。第二年，也就是1954年，他被任命为驻匈牙利大使。
前国家安全部负责人事问题的副部长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叶皮谢夫去罗马尼亚任大使。曾任中央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格奥尔基咪哈伊洛维奇·波波夫被派往波兰。
波波夫是个有名的刚愎自用的人，他在波兰的表现仿佛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的政委，一有借口就对党和政府的首脑博莱斯瓦夫·贝鲁特指手画脚，就连波兰农民该怎样耕地，该怎样播种他都要管，到头来还说，就算贝鲁特给他当莫斯科州的一个区委书记，他都不要。
愤怒的贝鲁特忍无可忍，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说，如果他连一个区委书记都胜任不了，那他该考虑自己的辞职问题了。赫鲁晓夫赶紧安慰他。把波波夫从华沙召了回来，花了很长时间给他找工作，最后他被派到弗拉基米尔任一个航空仪表厂的厂长。
由于性格和气质的原因，安德罗波夫大使的表现要明智得多。但他在匈牙利的作用也类似一种钦差大臣。
30辆坦克把大使馆团团围住内容详尽的文件汇编《苏联和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是学者和档案专家的一项重大成果，这本书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评价苏联大使在那些悲剧性事件中的作用。
3年的大使生活使安德罗波夫学到了很多东西，开阔了视野。他看到，生活可以不单单是雅罗斯拉夫尔或彼得罗扎沃茨克那种样子。布达佩斯向来是一座欧洲城市。
即便是在那个年代，大使生活本身也还是能带给人某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况且，新大使才只有4O岁。
但安德罗波夫当大使的时候，正值匈牙利的经济形势由于工业化加快而更加严峻，农民们对农村合作社的思想义愤填膺。令匈牙利人不满的是，苏共20大之后他们连苏联的那种换班都没有发生，于是他们要求更换领导，首先是独裁的国家领导人拉科西·马加斯，并且为所有被镇压的人恢复名誉：斯大林派去的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曾帮助匈牙利同志发动了一场血腥清洗……
安德罗波夫大使坚定地支持拉科西，他疑心重重地关注着早先遭到惩处的卡达尔·亚诺什重返政坛，认为他在政治局的复出是“对右派和蛊惑分子作出的重大让步”。卡达尔战后曾任共产党副总书记和内务部长。起先他参加了政治运动的组织工作，后来却因莫须有的指控而被判终生监禁。虽说后来为他恢复了名誉，但他身上已贴上了不信任的标签。莫斯科害怕对惩处怀恨在心会导致卡达尔加入反对派。
通过对一些文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布达佩斯大使馆所接触的只是一小部分遵循教条主义路线的人，并依据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情报作出结论，向莫斯科通报。赫鲁晓夫当政时，克格勃的意见是无法同大使馆相提并论的。
匈牙利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向安德罗波夫详细讲述政治局和政府的会议内容以及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一些非正式谈话，并不失时机地猛说自己的政治对手和反对派的坏话。
如果阅读一下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发回的密码电报，你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匈牙利的惟一问题在于一小撮“右翼”分子在妨碍国家正常工作，只要处理了这几个人，就能使政治局达到团结一致。可到后来才突然发现，人民起义了……
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为什么电报中反复出现纳吉·伊姆雷这个名字，为什么所有人都害怕他重返政坛，可他终究还是回来了？大使馆似乎因纳吉回来而吓得瘫痪了。到后来才明白，他是匈牙利最受欢迎的一位政治家，人们希望他能上台执政。
纳吉·伊姆雷并非等闲之辈。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俄国人俘虏。
他拥护革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结束后他被派到匈牙利从事地下工作。
1930年他回到了莫斯科，在这里生活了15年，在共产国际的国际农业研究所和苏联中央统计局工作。1945年后他当过部长，领导过匈牙利政府，后来被打成“右倾分子”，所有职务都被解除，并被开除出党。
1989年夏，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把自己部门档案中的一叠文件交给戈尔巴乔夫。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纳吉·伊姆雷战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员。他是1933年被招募的，向情报机关报告过在苏联避难的匈牙利同胞的活动。
这使纳吉免去了牢狱之苦。1938年3月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局的肃反人员逮捕，但他在监牢里总共只呆了4天。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四处（特别处）
站出来为他说话，于是这位匈牙利未来的总理获释。
为什么克留奇科夫要把文件从档案中取出？他在给戈尔巴乔夫的附函中说到了这一点：
“纳吉的头上笼罩着一个光环，他被说成是一个受难者，一个不贪私利的人，一个特别诚实而又恪守原则的人。在所有关于纳吉的颂词中，说的最多的就是他是一名‘彻底的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战士’，是‘民主和彻底改革社会主义的拥护者’。
匈牙利媒体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直截了当地表示，是迫于苏联的压力，纳吉才被指控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并被处决。”
克留奇科夫和安德罗波夫一起在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工作过，看来他极其仇恨纳吉·伊姆雷，为此不惜打破特工的神圣规则，泄露了秘密工作者的姓名。克留奇科夫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容易激动的人，但他却未能忍住不告诉匈牙利人：瞧，你们的民族英雄是何等货色！ 收到这些文件后，匈牙利的历史学家们愤怒了，说这是赝品，文件是伪造的。
但文件多半是正本，因为当年所有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都要被迫报告关于敌人的情况。如果你不揭露人民的敌人，你算什么共产党员？如果你不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你算什么布尔什维克？
纳吉·伊姆雷的改革思想是一整套的经济改造构想，匈牙利人想把这一构想付诸实施。匈牙利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反对派，他们看到，南斯拉夫人在按另一种方式建设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波兰人也开始在没有莫斯科指示的情况下解决内部问题。
1956年10月，纳吉·伊姆雷在党内的地位得到恢复。波兰的例子使纳吉深受鼓舞：1949年被指责为右倾民族主义并遭到逮捕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波兰得到了平反，并官复原职。哥穆尔卡成为波兰的首脑。既然莫斯科同意了波兰的那种变革，那么它可能也会允许匈牙利步其后尘？
波兰当时的事态同样非常严峻。工人们走上街头，高喊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口号。科涅夫元帅接到了向华沙调集苏联军队的指示。波兰的将军们，尤其是苏联傀儡较少的内务部队中的将军们警告说，他们将向苏军开火。
不顾莫斯科的意志，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被选举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认识到，最好不要干涉。
被斯大林在1949年派到兄弟国家波兰工作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被赶出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失去了国防部长职位。他回到莫斯科后痛苦地说：“在俄罗斯我向来被看作波兰人，而在波兰我又被看作俄罗斯人。”
匈牙利代表团被邀请到莫斯科讨论波兰形势，但没曾想匈牙利事态反倒跃居首要地位。布达佩斯发生了交火事件，游行示威者推翻了斯大林的巨大雕像。
安德罗波夫大使仍坚持认为，全部症结在于匈牙利政治局的优柔寡断，在于毫无原则的让步。大使馆所倚重的是没有得到人民拥护的人。就连共产党人也说，他们希望建设匈牙利式的，而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大使馆知道匈牙利最高领导层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微小的细节，相互之间的微妙关系，甚至连一些迹象也一清二楚。但反对派领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大使馆一无所知。
10月23日，先是被禁止，后又得到允许的大学生游行示威变成了大规模的抗议当局的行动。
安德罗波夫大使直截了当地要求苏军驻匈牙利特种军军长把部队开进布达佩斯。
但对方回答说，他需要有国防部的命令。
安德罗波夫同莫斯科取得了联系，总参谋长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通过高频通信线路给军长打电话，下达了命令。原以为只要苏联坦克一出现，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就像1953年6月17日苏联干涉柏林后的那种情况一样。
但匈牙利人开始抵抗。他们向苏军射击，向坦克投掷装有可燃混合物的瓶子。
苏军无法使城市平静下来。匈牙利军队不帮他们，抵抗战士越来越多，人数达到了数千。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开枪，用坦克炮和机枪扫射民宅，这些行为使反苏情绪进一步高涨。
应民众的要求，纳吉·伊姆雷成为政府的首脑。他请求苏联军队撤出首都布达佩斯。
在莫斯科发生了意见分歧。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是生活在共产国际年代，不应该向兄弟党发号施令。在波兰，赫鲁晓夫冒着风险指靠哥穆尔卡：尽管他不太听莫斯科的话，但他控制住了国家。而在匈牙利，他决定支持纳吉的政府，把军队撤出布达佩斯。坦克撤走了。这不是诡计。赫鲁晓夫已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必须重新修订过去的原则。
但军队刚一撤走，布达佩斯就发生了流血事件：一群人对首都市党委的工作人员进行惩罚。匈牙利安全机构的军官因穿着总务处统一发放的黄色靴子而被认出。
他们被头朝下吊在树上。
这使克里姆林宫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这期间正好爆发了中东战争。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向前不久刚同苏联建立亲密关系的埃及发动进攻。莫斯科不希望在埃及必然失败的背景下在匈牙利又一次遭受失败。况且已弄清美国和西方不会出面保护匈牙利。
克里姆林宫决定再次出兵，而且这一次要果断行动。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首先提议，既然现政府表现“不好”，那就在布达佩斯建立一个可靠的政府。开始寻找政府首脑的候选人。有两个人选--卡达尔·亚诺什和内务部长明尼赫·费伦茨。两人被转移到苏军驻地，又被送至莫斯科面试。卡达尔更受欢迎，在稍许犹豫之后他同意领导政府。
当安德罗波夫大使在布达佩斯愤怒地对纳吉·伊姆雷说，他同明尼赫和卡达尔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时，他俩已随同苏军一起回来了。他们呆在负责指挥行动的科涅夫元帅的大本营里。卡达尔是被苏联的装甲运兵车送回来的。
赫鲁晓夫后来在同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一次秘密谈话中解释说：我们不能允许匈牙利复辟资本主义，因为在我们苏联，人们会说，斯大林当政时没发生这种事，而这些批判斯大林的人却丢掉了一切……
在中央主席团成员彼此间坦率的谈话中，赫鲁晓夫和其他人没想过要说匈牙利事件有西方插手，是西方间谍策划的。他们清楚地知道，起来反抗他们的是人民，匈牙利共产党已不复存在。他们推一可以指望的就是苏联军队和以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一小撮人。
入侵的苏军人数为6万人。
大部分匈牙利军人都没有抵抗，知道这无益于事。但有些部队选择了战斗，数千名起义者加入了他们队伍。他们有几辆坦克，一些大炮。他们甚至使用防空武器打下了一架苏联飞机。
苏联大使馆安然无恙，因为有30辆坦克保卫着大楼。在布达佩斯经历的恐惧永远地留在了安德罗波夫的记忆中，据说他妻子所受的打击尤其沉重。
11月1日，纳吉·伊姆雷总理声明废除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中立。
他发表广播讲话，通报了苏联的武装干涉：“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开始向我们的首都发动进攻，明目张胆地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战斗。政府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抵抗力量在苏军大炮和坦克的密集火力下逐一被消灭。
在匈牙利事件中，苏军总共有640人被打死，1251人受伤。匈牙利人的损失共计为2652人被打死，19226人受伤。
卡达尔政府向矿工游行队伍开枪，禁止工人委员会的活动，逮捕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人，解散作家协会和新闻工作者协会。批准成立了战地军事法庭，并赋予其快速作出死刑判决的权力。卡达尔得不到国内的支持，在苏联同志的影响下越来越残酷无情，这让莫斯科感到说不出来的高兴。
被推翻的纳吉·伊姆雷和几名仍忠实于他的部长及其家属躲进了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卡达尔表示将保证他们不受侵犯，并允诺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于是纳吉和其他一些人同意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
在汽车上，一名苏联军官紧挨着他们坐下，似乎是为了把他们所有人各自送回家。车上有两名南斯拉夫外交官。但汽车出人意料地停在苏军代表处的楼前，苏联军官迫使南斯拉夫外交官下了车。随后苏联装甲车团团围住这辆汽车，纳吉和他的同事及家属被送到罗马尼亚。起先他们处于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监督之下，后来他们被投进了监狱，1957年4月17日，他们被送回匈牙利。卡达尔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
纳吉·伊姆雷、其国防部长毛莱戴尔·巴尔及另外几人被判死刑，其余的人被判处年头不等的监禁。纳吉拒绝请求赦免。据说行刑时卡达尔在场，事后他给赫鲁晓夫打了电话。这件事还牵扯到某些个人因素：卡达尔坐牢时曾受到痛苦的折磨，他认为纳吉·伊姆雷是造成自己痛苦的元凶……
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所得到的主要教训简单而又明了。他看到，如果党疏于意识形态的监督，那它会轻而易举地丧失国家政权。其他任何东西，无论经济困难，还是敌人的间谍，都不能断送党的政权。
社会主义制度生存的内在逻辑是：只要有丝毫的放松，制度就会开始瓦解。
教训的严酷性还在于，在害怕失去权力的同时，安德罗波夫还体验到了一种纯粹的生理上的恐惧。他亲眼目睹匈牙利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如何遭到私刑拷打。他不希望这种事也发生在他的身上。
据说，在布达佩斯经历的事对安德罗波夫的妻子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她开始经常闹些小病，而他则逐渐失去了完整的家庭生活，只好一味地工作……
外科医生普拉斯科维妞·尼古拉耶夫娜’莫申采娃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秘密》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在苏联卫生部所属第四局30多年的工作经历，她在书中也谈到了安德罗波夫的妻子：“她不止一次地住进神经科，不住地要求给她打针……她只不过是疑心自己这里有病或那里有病，要求使用麻醉药。她对镇静剂不屑一顾。看来，从年轻时她就已对麻醉药习以为常。现在我觉得，这是医生的过错。只要听到她丈夫的名字，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害怕，对她的任性要求作出让步。是医生使她对麻醉品上了瘾。”
中央书记不去夜酒吧1957年春天，安德罗波夫戴着匈牙利社会主义的拯救者这一桂冠回到莫斯科。
由于统一的国际部被一分为二，他被安排到中央工作。
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仍由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负责。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则由安德罗波夫领导。
起先一切都很顺利。安德罗波夫的靠山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在1957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当选中央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他特别赏识安德罗波夫，帮助他稳固在机关的根基。这种保护对一个新人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在安德罗波夫接连遇到麻烦的情况下。同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尤其是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糟，可以说，安德罗波夫并未能使情况有所改观。不过在这种关键性的问题上通常由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本人来定调，他更愿意向美国，而不是向兄弟国家中国妥协。
到新的岗位上后，安德罗波夫努力避免与周事发生冲突，勤奋工作，为自己的部挑选精明强干的人，其中有几人后来成为院士，例如格奥尔基·阿尔卡季耶维奇·阿尔巴托夫和奥列格·季莫费耶维奇·博戈莫洛夫。在他身边工作的有资深记者亚历山大·叶夫根耶维奇·鲍文和著名的汉学家列夫·彼得罗维奇·杰柳辛。如此强大的卸识分子阵容无形中也抬高了安德罗波夫本人的声望，使他获得了思想上没有框框的自由主义政治家这种美誉。
当时同他一块儿工作过的人兴奋地回忆起他曾给他们营造的自由精神氛围：有时还能谈及中央大楼里所不允许谈论的话题。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理想化了。
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院士描述了他们聚集在安德罗波夫办公室的情景。大家都脱掉了外衣，安德罗波夫拿起笔，集体创作就这样开始了。阿尔巴托夫写道，通过安德罗波夫这样出众和聪明的中介人参与政治是一件有趣的事……
当然，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同中央书记处的同事--严厉的、已习惯于颐指气使的书记们有着很大的区别。
阿尔巴托夫认为，同顾问的交往帮安德罗波夫增长了知识，而且不单单是书本知识。这种交往也是日常生活信息、非正统观点与看法的来源渠道。即便是他所不喜欢的内容他也耐心地听着。但他经常对听到的东西不加评论，不作任何表态，他的沉默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有经验的官员。
安德罗波夫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沉着冷静，不喜欢大喊大叫，喜欢写诗，从不用有伤风化的词汇，喜欢音乐，歌唱得不错，会唱许多民歌以及哥萨克歌曲。对冰球的喜爱拉近了他同党内领导同行的距离：他是狄纳摩队的一名狂热球迷。
他的诗歌停留于爱好者的水平，但有一首诗写得非常有趣。
有一次，鲍文和阿尔巴托夫因某件事给安德罗波夫写了一封贺信，在信中略微表示了权力会使人变坏这种担心。他用一首小诗回答了他们：
有个恶棍曾说
权力会使人变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所有聪明人竟都这般说
不幸啊
难道真的没人知道
往往是人使权力变质
安德罗波夫领导的是一个新成立的部，因此他获得了难得的机会挑选没有经历过党的机关这所学校的年轻人，即纯洁的、头脑还没有变坏的人。通常只有专职搞过党务工作的人，也就是前区委、市委或州委书记才能进入中央机关工作。让他们去搞脑力工作有点勉为其难。
也在安德罗波夫身边工作过的科学院通讯院士格奥尔基·霍斯罗耶维奇·沙赫纳扎罗夫写道，安德罗波夫从党的干部中为自己挑选助手，后来他把这些人带到了克格勃。他喜欢同知识分子交谈，他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家来利用，但在工作中他更看重党阀们，指望他们狗一般的忠诚…… 赫鲁晓夫当政时，讲话稿和报告的起草者已开始受到高度重视，后来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尤其如此。这种工作是无法托付给党内的官僚们的，需要有才华、学识渊博、笔头好的人。安德罗波夫意识到，拥有这样的干将他就有可能脱颖而出。当把文件起草工作交付给他以后，他博得了赫鲁晓夫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讲话稿写得确实很棒，但遗憾的是，这些讲话很少能反映现实生活。文章写得越来越好，而现实却越来越糟，那些年里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心血没有白费。1962年，继波诺马廖夫之后他也当选为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在机关中学会了见风使舵，变得比原来更加谨小慎微。
上文提到的曾在安德罗波夫领导的部中工作过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别尔诺夫，回忆了1963年赫鲁晓夫去南斯拉夫的情景。陪同赫鲁晓夫的有安德罗波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和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托尔斯季科夫。晚上，当赫鲁晓夫和铁托就寝后，南斯拉夫的二号人物亚历山大·兰科维奇邀请苏联代表团去夜酒吧玩。安德罗波夫借口太累没有去。
也许他是累了，但他的谨小慎微已到了极点，他知道，中央书记不应该去逛夜酒吧……
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写道，安德罗波夫好像对自己身材过于高大感到不好意思，他尽量不像一些自信的人所爱做的那样昂首挺胸。他略微哈着腰，这与其说是因为天性羞怯，不如说是因为在党的圈子中流行表现谦虚，这已成为第二天性。
老广场的官员走动起来都是悄无声息的，他们在用自己的行为和外表表示：我尊重上级，惟命是从。安德罗波夫也不例外，若不是这样的话，他大概也不可能在党的官职表上一级一级地上升。
沙赫纳扎罗夫描述了在直通赫鲁晓夫的电话机未响之前他们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谈话十分活跃的情景。沙赫纳扎罗夫亲眼目睹了令人吃惊的形象转换。一个生动的、鲜活的、趣味盎然的人就这么眼睁睁地变成了一个士兵，一个准备执行上司任何命令的士兵。他说话的声音变成了恭敬与顺从的腔调……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一直在争夺第二书记的位置。他们为得到位居总书记身旁的权利一直斗个不停，相互争权夺利。
安德罗波夫被弄得六神无主。为了避免不愉快，一个问题他总是既和苏斯洛夫商量，又征询基里连科的意见。但基里连科可能会下达完全相反的指示，这样一来，安德罗波夫就完全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不知道该执行谁的命令。
曾在西德当过大使并主管过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法林写道：“就智力水平来说，他比其他领导成员高出许多，当他暂时还处在二等或三等职位上时，这并不总是给他带来好处。同事们那武断的评判和放肆无理的行为令他无法争辩，感到委屈，致使他变得孤僻起来。因此，当安德罗波夫成为政治局委员后，他同其他委员以及一些主要部长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
成为克格勃主席后，他仍不得不在这个强者的圈子中周旋。当然，克格勃主席是直接听命于总书记的官员，不用向其他任何人汇报工作。但许多问题的解决安德罗波夫都要听从中央书记的指示。因此他无法让自己忘记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存在，否则他很快就会被吞噬。
最难的是同基里连科和苏斯洛夫找到共同语言，他俩彼此不和，又不太喜欢安德罗波夫。一个表示支持，另一个就会表示反对。如果苏斯洛夫不在，休假或生病了，中央书记处就由基里连科主持工作，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苏斯洛夫批准的决定撤消。所有实际决定，包括人事决定，都是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到后来，当与某个同事发生争论时，安德罗波夫已学会温和但口气肯定地说：“我也不是刚到国家机关……”
赫鲁晓夫被推翻后，安德罗波夫曾一度陷入特别困难的境地。况且他的靠山库西宁也于1964年去世。安德罗波夫感到一种痛苦的孤独，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新领导会不会抛弃自己呢？
他不属于谢列平那个强大的集团。同新的政府首脑柯西金的关系也非常糟糕。
主管意识形态并拥有很大权势的苏斯洛夫也不喜欢他。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院士对我说：
“在我任驻加拿大大使时，有13个人因从事间谍活动被驱逐出境。当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要求政治局撤销我的职务。苏斯洛夫不客气地说：‘安德罗波夫同志，据我所知，雅科夫列夫同志并不是由克格勃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的。’安德罗波夫简直都呆住了。他害怕苏斯洛夫……”
安德罗波夫的崇拜者认为，他们的上司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深感不安是因为国家正在发生一种保守主义转变。安德罗波夫感到苦恼多半是因为他没有得到重视，他焦躁不安，担心被彻底抛弃。他千方百计地讨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回忆说，一遭到上级批评，安德罗波夫就会非常难过，甚至变得六神无主。他害怕上级领导。1965年1月，中央主席团讨论苏联对外政策。
安德罗波夫由于阶级观念不足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在对外政策方面持强硬立场的谢列平和柯西金对他的批评尤其尖锐。安德罗波夫失宠了。这种境遇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得了梗塞，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后来出院了，直到1967年春天才痊愈。
据他的忠实助手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说，安德罗波夫在征询他的意见那天才得知他将成为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认为，勃列日涅夫把安德罗波夫赶出中央机关是为了取悦柯西金。
政府首脑和安德罗波夫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两人在个性方面有点格格不人。
但主要的是，他俩之间的冲突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安德罗波夫曾对助手说，柯西金提出的改革速度不仅有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还可能导致社会政治体制的崩溃……
也就是说，安德罗波夫甚至连柯西金提出的那种极其适中和有限的改革都感到害怕！既然这样，还怎么可能对安德罗波夫1982年成为总书记后打算改革我们的社会信以为真呢？
看来，勃列日涅夫把安德罗波夫安置到克格勃主席的位置上并不是为了取悦柯西金，而是为让自己高兴。列昂尼德·伊里奇非常会看人，准确地知道谁忠实于他，谁不忠实于他。
他把一个完全忠顺于自己的人安插到极其重要的职位上。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受到来自这一方面的任何威胁。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勃列日涅夫在克格勃副主席中安插了两个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将军--茨维贡和齐涅夫，这两个人向他汇报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一举一动……而安德罗波夫不喜欢柯西金这一点尤其令勃列日涅夫感到满意。
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写道，安德罗波夫对勃列日涅夫忠贞不二，深信不疑。包括柯西金在内，只要有人企图发表独到的见解，他马上予以回击。
克格勃主席
1967年5月19日，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接替谢米恰斯内。他在这一职位上工作了15年，直到1982年，在卢比扬卡的主人中创下了最高纪录。而且他离开克格勃是因为高升，在他之前只有贝利亚和谢列平是因为高升而卸去克格勃主席的职务。
一个月后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全会上被选举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成为继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和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之后第一位在党内获此崇高地位的国家安全部门首脑。
这是勃列日涅夫赠与的礼物，是对安德罗波夫不喜欢的任命的补偿，同时也是为未来所作的铺垫。
安德罗波夫在卢比扬卡的表现是无可指责的。他是勃列日涅夫忠实的战友，他对党和国家应由列昂尼德·伊里奇来领导这一点从未产生过动摇。
赫鲁晓夫下台后权力似乎被一分为三--勃列日涅夫领导党，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领导政府，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领导最高苏维埃。
但这三人彼此互相厌恶。勃列日涅夫比两个对手势力更强。他把波德戈尔内弄下去了。是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未敢撤掉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的柯西金，但最终还是用自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同志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古洪诺夫替代了他。
勃列日涅夫逐渐除去了所有他觉得不够忠顺并可能觊觎一把手位置的人。
被勃列日涅夫撤职的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俄罗斯联邦政府首脑根纳季·伊万诺维奇·沃罗诺夫以及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在所有争论中，安德罗波夫总是站在总书记一边，他同时还监督着其他人，以便他们也忠顺于勃列日涅夫。
有一次，病人膏盲的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头脑一时发昏，找不着讨论的思路了。会后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说：“米哈伊尔，你要知道，应该尽一切可能以便在这种情况下仍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稳定，也关系到国际形势的稳定。”
所有高级官员都认为，他们的办公室和电话都已被窃听，因此都非常谨慎，在办公室不谈危险的话题。最危险的是说总书记的坏话，这基本上总是导致被解职。
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声称，他们被禁止窃听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电话和谈话。但可以轻而易举地绕开这种限制，比如说，窃听党组织工作人员谈话对象的电话。
瓦连京·法林回忆说，安德罗波夫曾给他打电话，要求他解除中央国际宣传部某位顾问的职务，因为克格勃录下了他同一位德国人的“可疑谈话”。有一个大使被安德罗波夫定为不许出境的人，因为他曾当着某一群人的面说：“聪明人在西方不会没有活路。”安德罗波夫看了谈话记录后，当即作出了决定。
在令人望而生畏的同时，安德罗波夫自己也感到害怕。
在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这三个最高的权力阶层上，不存在工作以外的关系。领导人之间基本上没有个人交往。他们彼此没什么好感，互不信任。斯大林不喜欢政治局委员背着他聚会，对总书记发怒的恐惧令人刻骨铭心。没事谁都不来往。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描述过他在当上政治局委员后同安德罗波夫比邻而居的情景：有一次邀请他和他妻子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星期天来吃午饭。安德罗波夫拒绝了，他用平静的声调解释说：“如果我去你那里，那明天就会有人说闲话，议论谁在什么地方聚会，为什么聚会，讨论了什么。我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还没去你家呢，风声就已传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耳朵里……”
基尔皮琴科将军写道，安德罗波夫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从不承担额外的责任，以免给人以越俎代庖的感觉。只要是稍微重大一点的问题，他都要请示中央……
在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之后没几天，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就成了他的副手，格奥尔基·卡尔波维奇·齐涅夫成为领导班子成员，同时负责领导第二总局。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被任命为第三局（军事反间谍局）的局长，此前这一职务由齐涅夫担任。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第二书记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被任命为主管人事的局长。专门负责政治局私人警卫的第九局局长自然也要被撤换。
第九局局长直接受总书记领导，听从他的指示，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把这通报给克格勃主席。
安德罗波夫立刻摆正了自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位置。在1967年12月克格勃成立50周年前夕，富有经验的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给新上任的主席家送去一箱白兰地。安德罗波夫的妻子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对来人说：“请转告谢苗·库兹米奇，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无法享用这些白兰地。因此，请把这箱酒拿回去。”
这件事传遍了委员会，从此再没有人给主席送过礼。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写道，有几名助手跟随安德罗波夫一道离开中央，他们后来都获得了将军军衔。这几个人都忠实于他，他们严密监视，以防出现任何谋反苗头或对主席不怀好意之举。
安德罗波夫喜欢在和工作人员谈话时突然骂起某位局长，看看对方会作何反应。
他大概需要一些额外的有关他周围的人的信息……
新主席的机敏给手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工作过的奥列格·达尼洛维奇·卡卢金将军描述过一次重大的行动。克格勃得到一份情报，说美国人想招募苏联驻外间谍头目的妻子，利用她的性偏好作文章：她选择的性伙伴是狗。
安德罗波夫亲自主持了会议。克格勃主席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把狗毒死。
但国产的化学药品没能使那条强壮的狗丧命，它只是瘫痪了，这让它的女主人悲痛欲绝……
安德罗波夫为克格勃所作的主要贡献是，他使该部门恢复了无所不能的性质，补偿了赫鲁晓夫执政时因精减而造成的损失，人数不仅得到了恢复，后来还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获得了因赫鲁晓夫忽视肃反人员及其部门而遭到破坏的那种神秘威力。
从克格勃前第一副主席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的书中可以了解到克格勃地方机关的一些所作所为。例如，一名妇女坐在长椅上，她没有想到与她并排而坐的是名外国游客。她当即被列入黑名单，罪名是里通外国。而这意味着在就业方面将遇到种种限制，不能出国。
在安德罗波夫之前，克格勃是隶属于部长会议的一个国家委员会。安德罗波夫就任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彻底摆脱了政府的管辖，被简称为苏联克格勃。
安德罗波夫关心部下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他们则以全心全意的忠诚来报答他。
但更让他们感激不尽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威望上升了。关于斯大林时代国家安全部门所作所为的议论成为了过去。在安全机构的历史上只有一个光辉的形象--
革命的骑士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克格勃的工作成为令人羡慕的一个职业。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很少发言，语调平和而缓慢。他绝大多数的部下从未见过主席生气勃勃的样子。在他们的心目中，他宛如一个高居云端的伟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