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的工作令人神往。在认识到自身的特殊性，有机会接触其他人无法得知的一些秘密后，这种感觉会愈发强烈。不过，不会向基层工作人员通报任何特殊的事情。当领导的也不希望部下了解他们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情。但他们拿的工资很高，有住房和特供食品，克格勃有自己的门诊部、医院、宾馆、休养所和疗养院，基本上都是免费享受。
安德罗波夫扩大了克格勃地方机关的网络，在中央机关成立了一些新的局，以便更加可靠地掌握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但他也立即确定了在他看来很主要的环节--监视社会的精神状态。匈牙利的经验告诉他，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来自于意识形态的侵蚀。
新的岗位使安德罗波夫有机会获悉大量的、对普通公民秘而不宣的问题。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普通公民才得以了解所有情况，他们以为，这些难题，尤其是严重的民族问题是刚刚才出现的。
当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机关负责人的马尔库斯·沃尔夫上将同安德罗波夫有过多次会晤。有一次他飞到莫斯科求援。
他想解救自己手下的那名令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下台的间谍冈特·吉奥姆。
如果莫斯科释放阿纳托利·夏兰斯基--一位一直要求去以色列的物理学家，那吉奥姆就可以得到自由。但夏兰斯基被指责从事间谍活动，并被判处长期监禁。马尔库斯·沃尔夫试图说服安德罗波夫，但他看到，克里姆林宫简直把夏兰斯基视如“珍宝”。
安德罗波夫说：“沃尔夫同志，难道您不明白，如果我们发出这样的信号将会发生什么事吗？这个人是间谍，不过更重要的是，他是个犹太人，一直在为犹太人说话。如果我们放了夏兰斯基--为犹太人争取权利的斗士，那么其他民族就有可能群起而效仿之。下一个将是谁？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如果我们打开所有的阀门，人们就会开始倾倒自己的所有不幸，提出各种要求，如果这股洪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我们，我们将无法控制。”
到卢比扬卡一个月后，安德罗波夫给中央送去了一份报告，对破坏势力的活动作了生动的描绘，称这些活动旨在“建立地下反苏集团，为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进一步活跃教徒和宗派主义者的反动活动”。他还警告说：“由于受与我们格格不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苏联公民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间出现了不问政治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不仅显而易见的反苏分子，还有爱说政治大话和推崇民主的人都有可能利用这一点，唆使这些人去从事政治上有害的活动。”
安德罗波夫建议在中央和地方成立重点打击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部门。
1967年7月成立了克格勃第五局。首任局长是前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书记，但才过去一年多一点，负责人事问题的克格勃官员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就取代了他。博布科夫在该局工作了许多年，后来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
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写道，安德罗波夫对自己的设想感到很满意，他说：现在将由能干的、内行的新人来抓知识分子问题，免得反间谍局笼统地把他们当作潜藏的间谍。从必须查找间谍这一工作中解放出来的肃反人员勤奋地抓起了知识分子工作。相对若大的一个委员会来说，间谍的数量不管怎样总是不够的。
我同自1977年起一直在第五局工作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基奇欣谈了一次话：
“第五局由哪些处组成？”
“有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问题的处；我所在的国际关系处；大学生和无组织青年处，无组织青年是指朋克、嬉皮士及我国最早出现的法西斯分子；宗教处，这是最大的处之一；侦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动策划者处，这些人通常在正式行动前会匿名宣布自己的打算，向报社寄恐吓信；反犹太复国主义处，该处由局长亲自领导。
还分出了一个独立的处，负责同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这样的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打交道。有一个同自由电台和人民劳动联盟作斗争的处，还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处，负责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同行间的往来事宜。”
“你们有多少人？”
“我到这个局的时候约有200人。这是克格勃总部机关中最小的一个局。其他局都有数千人。到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开幕前夕我们局的人数增加到600。所有的处都扩大了。例如，奥运会前主管体育和运动员的部门很小，而奥运会举行期间该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约有500名。”
“在第五局工作的是些什么人？他们在克格勃机关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同所有其他局不同的是，我们局‘纨绔子弟’、关系户或某某人的儿子这种人非常少。”
“是不是有人觉得你们局没有声望？”
“有关系的人都落户第一总局，即情报局了，因为这是一条最可靠的出国途径。
但我们认为自己这个局比其他局更重要。”
“为什么？”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第五局最了解社会形势。情报局负责研究国外的情况。
反间谍局在较大程度上侧重的也是外国人，外国间谍。只有我们承担了全部的繁琐工作，研究社会情绪和动向。我们不是坐在专车里面去了解生活，也不是通过外国的报纸去了解生活。我们相信，我们对社会中的一些进程的分析是国家领导人所必需的，能够对其作出正确决定及修改什么起到帮助作用。”
“这是克格勃领导的观点吧？”
“每次开会都要反复对我们强调这一点。要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经常对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也就是说，我们要互相洗脑子。我们这个局由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领导。他在第五局工作了15年，即便被任命为克格勃副主席后，他仍领导着我们。博布科夫亲自同每一位新参加工作的人谈话。”
“反异端运动由博布科夫将军全权负责吗？”
“如果不是博布科夫的话，这场斗争会照1937年的方式进行。博布科夫把他必须执行的苏共中央指示变通为进行劝服的命令，而不是消灭的命令。在我看来，博布科夫是一个非常内行的人，但他仍未能摆脱体制的框框，这种框框是由长官意志和下级的情报这两方面所决定的。因为我在局里同被镇压的民族打了10年交道，所以我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从1969年起就给苏共中央写报告，我们认为必须恢复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德意志人的自治。 “当博布科夫被提升为副主席后，局里出现了许多走后门进来的人。他们看中的仅仅是有出国机会的处。当然，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工作的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因为可以同作家、艺术家或音乐家一道出国。所挑选的都是些有本事的人。他们从‘犯有错误的’艺术家那里搜刮一些画册和纪念册，然后送给对他们有用的人。负责青年事务的处会安排一些关系户的子女上大学。每年7月，该处都会列出一份相应的名单……”
“你们局的工作人员对国内形势的看法切合现实吗？”
“我们拥有可靠的情报来源。但在给中央和部长会议写报告时，我们应遵循一定的形式，使其与党的路线相一致。
“例如，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不断给最高权力集团找麻烦，我们也得到指示，要‘防止极端主义行动’，即恐怖行动、破坏运输和经济的行动以及罢工。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但我们明白，只要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就不会偃旗息鼓。当然，我们在给中央写报告时提到了极端分子，但我们同时也提、出了政治解决的途径。老广场的人看了我们的报告，但他们什么都不想做。我们得到的指示是把他们关起来，这自然是口头形式的指示。”
“但是，照您的话说，既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内行、了解现实生活的工作人员，又怎么可能去扼杀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呢？”
“您设身处地地为每一位工作人员想想，如果在上级看来是危险的事你认为不危险，那你就会被开除。许多工作人员曲意逢迎领导，专拣领导爱听的报告。如果作将军的认为某个作家是个坏人，我又怎么能说他是好人呢？”
“克格勃改革后所披露的关于第五局内情的材料描绘出一幅作家协会、剧院及电影院等机构充斥着大批克格勃谍报员的画面“在这一领域，有些人同我们合作是希望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一些非常重要的和有关如何改善我们生活的建议传达给国家领导人。还有一些人是希望生活得好些或得到些物质享受。我们帮助他们出书，出国，获得住房，安装电话。”
“你们要付给这些谍报员大笔的钱吗？”
“在我们局，有报酬的谍报员是非常少的。我们的谍报员需要的不是钱。比如说，我们在三八节会给女谍报员送些花……”
第五局的许多文件被公之于众，这为不带成见地评判一下它的实际工作提供了可能。
例如，其中有份报告提到，第五局收集剧作家维克托·罗佐夫和哲学家尤里·卡里亚金的罪证，向苏联奥运代表团安插了16名谍报员（是谍报员，而不是保镖，也就是说不是为了确保运动员的安全，而是为了监视他们），收集关于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家庭情况以及有关米哈伊尔·日瓦涅茨基作品中思想不成熟内容的材料，整过著名的科学家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阿韦林采夫，审查斯维亚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勒里希来苏联时同他有过接触的苏联公民……
第五局的“功绩”还包括未允许一名女青年运动员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比赛，就因为她说想嫁给外国人……
此外，那份文件还提到报考高尔基文学院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受到审查的事。有几名学生因一些有损名声的材料而未被允许参加考试……
被当作“功绩”宣扬的还有通过安插在《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社的谍报员发表揭露移居国外的作家列夫·科佩列夫同西方反苏中心相勾结的材料这一事实……
从这一报告中我们还了解到，第五局有一个专门的处负责处理有关流亡组织人民劳动联盟的问题。
在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心目中，人民劳动联盟算是多大的敌人？关于这一点我还问过第五局的一位前工作人员，他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
“我们许多工作人员私下里都相当坦率地说：如果克格勃不用自己的谍报员去充实人民劳动联盟的话，这一联盟早就瓦解了。因为在让一名谍报员打人该联盟之前，应对其进行相应的塑造，为他树立持不同政见者的名望，让他去完成某种行动，以便在国外树立起他的威望。
“此外，每个人出去时还得带上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提出一些由我们研究出来的有意义的设想。结果，我们不仅给人民劳动联盟补充了人才，可以说，我们还给他们补充了知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看看这一组织的领导人员名单，就会发现几乎有一半的人是我们的谍报员。”
“但同我谈过话的人民劳动联盟领导人都认为这不是事实，比如说，人民劳动联盟的那个核心圈子中并没有克格勃的谍报员。这个圈子中的所有人几乎从孩提时起就互相认识了。”
“他们根本想象不出，谍报员打人俄罗斯侨民组织要经过多么复杂的途径。这些人在战前就已被送出去，过许多年后才和他们恢复联系，那时他们已绝对融人了侨民，任何人都不会对他们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克格勃为什么要在那种情况下花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来同一个并不构成危险的组织作斗争呢？”
“克格勃向人民劳动联盟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派遣谍报员，这实际上是自己照顾自己：相应的部门保住了自己的‘工作范围’。第五局的编制之所以得到扩大，正是因为派遣的谍报员使人民劳动联盟变成了更有影响力的组织，因此，为了同它斗争需要加强克格勃的工作。
“坦率地说，如果在克格勃拥有绝对威力的那些年狠狠打击人民劳动联盟，那么仅用一年就可以把它给收拾了。但让这一机构保持着半死不活的状态对克格勃有利：它不会带来任何害处，而克格勃可以借机膨胀……”
安德罗波夫曾经说过，敌人会利用外国旅游者从事间谍活动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因此他反对扩大苏联公民出国的机会，反对移民。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回忆说，每当讨论起出国问题，“列昂尼德·伊里奇就会很不客气地说：‘如果有谁不喜欢生活在我们国家，那就让他们到他们喜欢的地方去生活吧。’他不赞成对这些人设置某些特殊的障碍。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在这一问题上似乎持另外一种观点……”
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剧院的总导演马克·阿纳托利耶维奇·扎哈罗夫曾在报上刊登的一篇访谈录中叙述了1983年剧院去巴黎演出《尤诺娜与阿沃西》一剧的经历。
在巴黎必须按5个人一组行动，每个五人小组都有一个领导。大约在距回国还有一周时间时，一个来自捷尔任斯基广场的人找到他。这个人不愿在宾馆里谈话，说敌人的特工机关可能会窃听。他们在布洛涅树林走了很久，那名肃反工作人员向总导演出示了一份可能会留在巴黎的演员的名单。扎哈罗夫让他相信，没有任何人打算留下。结果他是对的……
同当初的谢米恰斯内一样，安德罗波夫是不会忽略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格拉祖诺夫的。但这一次安德罗波夫主张采用的手段不是压制，而是糖衣炮弹，这已远远地超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以下是他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画家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格拉祖诺夫自1957年以来一直在莫斯科工作，文艺界人士对他的看法莫衷一是。一方面是格拉祖诺夫身边形成的那个圈子支持他，认为他是一个有天赋的画家，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十分平庸，是一个通过绘画反映小市民口味的人。
“此外，多年来格拉祖诺夫不断受到西方著名的社会和国务活动家的邀请，这些人请他为自己画像。格拉祖诺夫作为一个肖像画家的声誉是相当高的。他画过的人物有芬兰总统吉科宁、瑞典和老挝的国王、英迪拉·甘地、阿连德、科尔巴兰及其他许多人。一些国家举办过他的画展，外国媒体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曾受苏联一些组织的委托去越南和智利，所创作的组画曾在专门的展览会上展出。
“一方面是外国人心甘情愿地支持，另一方面是苏联画家对他心怀戒备，格拉祖诺夫所处的这种境地对其作为一个美术家的成长历程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对其世界观的形成尤其不利。
“格拉祖诺夫是一个没有相当明确的政治立场，而创作中无疑又存在着缺陷的人。他最常见的表现是一个亲俄分子，时常公开表示一种反犹太主义情绪。他的政治观点的混乱有时不仅使人紧张，而且还令人反感。他的张扬的性格和他的自高自大也不利于在文艺界建立正常的关系。
“但因此厌弃格拉祖诺夫未必合适。美术家协会故意拒不承认格拉祖诺夫，这会使他不良的一面进一步发展。如果考虑到西方一些人士不仅推崇他，而且还企图影响他，甚至引诱他离开苏联，那么这样做就有可能导致不良后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必须认真对待有关这位画家的问题。也许可以适当地吸收他参与某种社会工作，比如参与在莫斯科筹建俄罗斯木器博物馆，这是他及其密友所一直希望的。请予以研究。”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些积极分子聚集在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位于共青团大街的那幢小楼里，第五局的一位上校在讲述文艺界个别人卖身投靠西方的情况。
作家们对上校表示感谢并热烈地要求他与作家们保持最紧密的合作与协作。这都是些规规矩矩的作家。
依据刑法典中的两项条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投入了监狱。比较严厉的第70条的罪名是《反苏鼓动和宣传》，这是赫鲁晓夫当政时通过的。这一条规定了严酷的惩罚：剥夺6个月至7年的自由，还可能外加2-5年的流放。在幸运的情况下，法院可能只判流放。
1966年，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刑法典又加上了较为温和的第190条--《传播诋毁苏维埃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显而易见的谎言》。惩罚是：剥夺自由3年或劳改1年，或罚款100卢布。根据这一条，可以随便把任何人关起来……
肃反人员可以将受到第70条和第190条指控的被告送至谢尔布斯基精神病学研究所进行鉴定。如果医生同意克格勃方面的意见，那么被告就要被送去接受治疗。对克格勃来说，宣布一个人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比判他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更为有利。
前特殊档案馆负责人阿纳托利·普罗科片科在接受《劳动报》采访时说：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总检察长鲁坚科和内务部长晓洛科夫1967年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令政治局委员大为震惊，他们没有想到精神病患者所犯下的恣意妄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会如此之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报告的起草者在报告中列举了一些‘闻所未闻的’向苏维埃政权挑衅的例子：克雷先科夫希望在红场用自制的炸弹炸死自己；某人钻人列宁墓，差一点就要砸开伊里奇的石棺；杰久克，一个探寻‘真理’已走火入魔的人，在克格勃大楼前的广场自焚。总之，精神病院不够用，因此没过多久，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
“1978年，党的最高领导人责成以柯西金为首的一个委员会了解苏联社会的精神状况。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近几年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有所增加。结论是，除了80所普通精神病院外，还必须建造8所专门的精神病院。
“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学才走到尽头。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有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
应克格勃的建议，决定拆除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沙皇一家被枪决的那幢房屋。
1975年7月，克格勃向中央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西方反苏集团定期举办各种有关罗曼诺夫沙皇家族的宣传活动，并因此经常提到商人伊帕季耶夫原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那幢小楼。伊帕季耶夫的房子仍矗立在市中心……我们认为应该责成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解决关于按照城市改造规划拆除该楼的问题。”
政治局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于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接到了拆除伊帕季耶夫家房屋的指示。
“您不该为了明哲保身就这样做”
据说，如果不是由安德罗波夫，而是由别的什么人领导克格勃的话，国内的镇压可能会达到斯大林时期的规模。当然，这种可能性无法排除。在政治局里，一有机会就要求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的委员大有人在。但镇压的规模和程度通常取决于总书记的作风，勃列日涅夫并不希望过于严酷。
勃列日涅夫曾对作家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说，“只要我活着”，接着他又改口说，“只要我在这个办公室，就不会有流血”。
换另外一个人，一个没有安德罗波夫那种敏锐头脑的人来当克格勃主席，是想不出如此无所不包的社会意识形态监督体系的。
尽管不是过去的那种极度恐惧，但国家安全委员会令人感到的还是恐惧。党的政权机关已没有那么可怕，已变得更加开放，可以试着向它证明一些东西。同秘密权力机关争论可就行不通了。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罪犯，而且是被秘密权力机关定为罪犯，那他就会连找人或找个地方为自己申诉、提出异议、证明自己无辜的可能都没有，因为克格勃向来是概不承认。
安德罗波夫对自己以前的部下亚历山大·叶夫根耶维奇·鲍文似乎很不错。但是，当克格勃截获鲍文的一封信，发现他在信中抱怨不得不把自己的才华用在为一些小人物服务上（这首先是指总书记）时，就把信的内容向勃列日涅夫作了汇报。
鲍文被赶出了中央。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发誓说，他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这并不是惟一的一次。我认识一个人，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没解释任何原因就解除了他的职务。他根据这种做法怀疑是克格勃所为，于是给自己认识的安德罗波夫写信，请求解释原因。克格勃副主席兼反间谍局长召见了他，同他握手，异常客气地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请我转告您，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您没有任何意见，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我们希望将来也不会有。”
可是，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他的助手、负责这一问题的契尔年科发现，罪魁祸首就是克格勃，已搞出了关于这个人的很厚一份卷宗。试问，安德罗波夫为什么要演出这样一场戏呢？……
在1973年的4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脱离开讲稿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领导下的克格勃在对外政策方面给政治局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通常认为，克格勃只会干逮捕人和关押人的事，这是个天大的错误。克格勃所担负的首先是繁重而又危险的国外工作，是需要能力和意志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住诱惑，做到不出卖，不叛变。这需要很大的勇敢精神和赤胆忠诚。”
1973年，勃列日涅夫让安德罗波夫进了政治局。60岁时，即1974年，安德罗波夫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勋章。
1973年12月，安德罗波夫被提升为上将，3年后成为大将。
每月除700卢布的部长薪金外，安德罗波夫凭军衔和工龄还可以领取400卢布。
当然，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他没有特别需要花钱的地方。
入侵阿富汗
曾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多年的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写道，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底去了一趟布拉格，但只呆了很短的时间就返回了国内。他对自己的助手们说：“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埋怨主席团成员，而那些人一心想把我叫到一边，都快到夜里了还死气白赖地要和我谈话，大骂第一书记。每个人都在拉拢我，引诱我加盟。这关我什么事？”我说：“那您就下令备好飞机，我们明天就走。哪有功夫掺和他们的内讧。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可9个月后勃列日涅夫竟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发自布拉格的情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量的、越来越多的情报让人觉得，捷克斯洛伐克想背叛社会主义……
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布拉格之春”--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建立“仁慈的社会主义” 的尝试--是匈牙利事件的翻版，应该采取迅速而强硬的行动。与匈牙利人不同的是，捷克人没有用武力抵抗苏联军队。
1969年3月，达曼斯基岛（珍宝岛--译者注）事件发生时安德罗波夫正在开会。
怎么办？作何反应？主张对中国人予以有力打击的人慷慨激昂地发言。安德罗波夫表示反对，勃列日涅夫赞同他的意见。没有同中国发生战争，冲突也慢慢地平息下来。
职务本身迫使安德罗波夫在对外政策中如鹰一般警惕着周围的世界。在克格勃的公文中，美国被公开称作“主要敌人”。克格勃一直处于同美国和整个西方永恒交战的状态。
在勃列日涅夫身体还健康时，这一特点因他一直想使局势和缓、同西方保持正常关系而未得到表露。当勃列日涅夫病人膏盲时，他松开了手中的缰绳，外交和军事政策开始由3个人来决定，即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和外交部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们三人甚至坐在一起，安德罗波夫位于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之间。
不管觉得多么奇怪，三人联合执政确实比勃列日涅夫一人执政时的情况糟糕。
自信的领导通常善于作出让步和妥协。可这三个人，每人都极力表现自己的毫不动摇性、坚定性。他们使国家陷入了同外部世界的激烈对抗之中。
安德罗波夫对乌斯季诺夫特别亲切，用“你” 和小名米佳来称呼他。克格勃主席关于帝国主义侵略意图的报告有助于乌斯季诺夫为军事生产部门争取更多的预算。
在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成为总书记后，同西方的关系糟糕到了让人又谈起新的战争威胁的地步……
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以及对他俩亦步亦趋的葛罗米柯卷进了阿富汗这场冒险行动。
据法林说，乌斯季诺夫允诺只用几个月就能把阿富汗制服，因为“阿富汗没有能同我们抗衡的军事对手”。
安德罗波夫支持乌斯季诺夫，但却不信任总参谋长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奥加尔科夫元帅，称他是个“小拿破仑”。奥加尔科夫并不完全同意国防部长的意见，他认为军队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
马赫穆特·艾哈迈托维奇·加列耶夫大将写道，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他说，这种行动注定会给苏联的对外政策造成非常巨大的麻烦。安德罗波夫打断元帅的话说：“我们有负责政策的人。您应该考虑军事方面的问题，考虑如何更好地完成布置给您的任务。”
出兵是从杀害阿富汗领导人哈菲祖拉·阿明开始的。这是克格勃干的。
苏联军方认为，阿明是个完全可以打交道的人，但克格勃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并插手了阿明同革命政府首任首脑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的争吵。
克格勃建议除掉阿明，并于1979年12月27日这样干了。基尔皮琴科中将对这一行动作过描述，尽管该行动的所有参加者被建议忘记这一切，销毁有关行动计划的全部文件。
首先从喀布尔撤走了对阿明有好感的苏联军事顾问。
驻阿富汗的克格勃代表、总军事顾问及内务部高级代表大约提前一周被告知计划除掉阿明。未向大使和军事情报机关驻阿负责人透露任何风声。当战斗已打响时，塔别耶夫大使要求基尔皮琴科作出解释：城里发生了什么事？后者说，到早晨他将说清一切。
克格勃的特种部队在夜晚采取了行动，他们杀死了阿明的警卫（他们无法相信攻击他们的是俄罗斯人）、偶然进到宫里的人、阿明一家及他本人。阿明的首级被割下，并被当作物证送到莫斯科。
1979年12月31日，基尔皮琴科和克格勃秘密情报机关负责人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向安德罗波夫报告行动取得成功。安德罗波夫允诺将对所有人予以嘉奖。
安德罗波夫在阿富汗落入了自己部门布下的陷阱。他受到了诱惑，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除掉阿明，把自己人卡尔迈勒弄到喀布尔，再把他扶植上台。
秘密行动因简单易行、代价小及隐秘而极具诱惑力，尽管后来表明一切并非如此，但这毕竟是后来的事……
听命于莫斯科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确实被扶植为阿富汗的首脑，也派驻了军队。苏军在那片异国的土地上多年里进退维谷，有许多人因此丧命。
苏联出兵阿富汗时勃列日涅夫已病得很重，仅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如果勃列日涅夫没有生病，他多半不会允许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使国家卷入阿富汗的这场风险。用瓦连京·法林的话来说，“所有事情都是背着总书记做的。”
更为准确地说，是总书记已丧失了清醒看待形势的能力。据法林讲，列昂尼德·伊里奇“已经感觉到自己在对外政策方面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缓和势头正日渐衰落，就算他还想有所作为，他已无能为力”。
当安德罗波夫成为总书记后，他命令进一步广泛开展无神论工作。由于入侵阿富汗，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地位有了提高。1983年4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对部分反动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采取思想隔离措施的决定》。但这已无济于事……是那些派兵进驻阿富汗的人亲手推开了苏联各穆斯林民族，这直接助长了宗教意识的复兴和对国家独立的渴望。
总书记
1982年1月25日，任中央书记达35年之久的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离开了人世。苏共中央主楼一门五层的2号办公室空出来了。这一层只有两个办公室，一个是总书记的，另一个属于党内二号人物。大家都在等待，看谁能填补那个空缺。
人选很多。出乎许多人预料的是，勃列日涅夫挑选了安德罗波夫。第一次谈话是在苏斯洛夫死后进行的，但不知为什么勃列日涅夫迟迟不作最后的决定。安德罗波夫坐立不安，他认为这是契尔年科捣的鬼。
在1982年5月24日的中央全会上，还是他成为了中央书记。整个国家和世界都在猜测，这位新书记会采取何种举措，会提出什么样的思路。但很少有人想到，在苏共中央办公室里的是一个身患重病、在世时间已所剩无几的人。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将军回忆说，克格勃工作人员眼见着安德罗波夫一天天衰弱下去。他不喜欢散步，变成了一个足不出户的人。在克格勃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安德罗波夫考虑问题已失去了原有的敏捷。他阅读起来很吃力，要求他们大声读给他听。
在克格勃的多年工作没有给他带来好处。瓦连京·法林写道：“生活在一个闭塞、风气不正的空间里，安德罗波夫本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猜忌、疑心和报复心理都在加重。
人们早已开始议论谁将是勃列日涅夫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本人也在暗示，有时则表现得较为明显。勃列日涅夫曾指着自己的坐椅，语重心长地对他所赏识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说：“这位子以后就是你的了。”
但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情绪看来又有了变化。
瓦连京·法林写道：“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在和契尔年科谈话时说：‘科斯佳，你准备着继承我的事业吧。’我猜当时可能还有别人也听到过他说这种话。各代朝廷都玩这种游戏。但契尔年科显得对勃列日涅夫特别地忠诚，他不给人以任何理由怀疑他有篡夺赢弱的总书记的宝座的念头。这可能起了主要作用。”
当勃列日涅夫从中央委员会挑选出安德罗波夫，让他当第二书记后，情况已很明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成为继承人的机会最大。但他知道契尔年科和谢尔比茨基事先得到过什么样的表态，因此他更加坐立不安。
安德罗波夫1982年在列宁诞辰纪念大会上的发言（当时勃列日涅夫还活着）给人的印象是空话较其他人少，有几句出人意料的话，例如，“我们非常不了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他得到的掌声比平时热烈。安德罗波夫吓坏了。
在政治局会议上，契尔年科坐在勃列日涅夫身旁，而安德罗波夫还隔着一个人，也就是说他坐在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身旁。安德罗波夫似乎曾向勃列日涅夫抱怨说，契尔年科在排挤他，并且把持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于是，勃列日涅夫吩咐由安德罗波夫主持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这里面包含着一些特殊的考虑。
勃列日涅夫向来害怕第二书记的地位得到加强，因为主持书记处工作并掌管着苏共中央二号淡紫色印章的人，对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地方的党委书记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人物，这是由于第二书记负责这些人的任免，负责到国外出差和学习的派遣工作，也就是说，他掌管着“县令们” 的“饭碗”。由于取决于能否得到二号人物的垂青，因此党委书记们极力表现出对他的忠顺。
但勃列日涅夫并不害怕安德罗波夫。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离开了人世。
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吉洪诺夫秘密商定，由安德罗波夫出任总书记。当时他68岁。在我们国家这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年龄，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在这样的年纪保持着开始一项新工作所必需的充沛精力和活力。
作家尤里。马尔科维奇·纳吉宾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了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总书记这件事：
“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是俄罗斯文学界全体人士一直极为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的一件事。但不知为什么渴望的心灵并没有因此变得明净。 “我们生活的这一新的时期似乎不大吸引人，甚至连一些虚幻的希望都没有带给人们。这也难怪，就连苏联人通常对新上台的领导所怀有的那种信任也消失了，没有听到一句赞美的话。大家等待的只有压制、涨价、贫困和镇压。没有任何人相信，颠覆的列车能够重新回到轨道上。
“国家新领导人的举动显得忧郁而胆怯，不像是那种胸怀宽广的人。他恪守着一个古老的训条：只能依靠镇压的力量。这是极其危险的。”
直到今天，关于安德罗波夫打算干什么、如果他活得更长会把国家引向何方的争论仍没有停止。安德罗波夫的许多崇拜者相信，他会在不使国家受到破坏的情况下进行一切必要的经济改革。也许他们所看到的仍是一个年轻、精力充沛的安德罗波夫，一个能全力以赴地工作的安德罗波夫，可事实上，1982年领导着国家的是一个假如不是政治局委员早就会被列为残疾人的人。
但是，他的疾病被小心地掩盖起来，即便是最高权力集团也没有想到他的健康状况是多么糟糕。
他身患多种严重疾病，这迫使他几乎总得躺在医院里，接受各种痛苦的治疗。
按理他早就应该退休了，但在苏联的权力机关中，谁都不会这样做，因为只要你还在台上，你就是个人，一旦你退休了，你就啥也不是了。
身体上的病痛击垮了他的精神。1982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疲惫不堪、很难履行其职责的一个人。他还可以吃力地从桌旁站起，但行走时已需要两名警卫的搀扶。他在总书记职位上总共只工作了几个月，然后就住进了医院，从此再没出来。
在安德罗波夫成为国家领导人后，前莫斯科市党的领导人、被派到丹麦当大使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曾给他写过一封私人信函：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西方对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看您如何开始领导国家。但西方通常看重的并不单单是政策，还有个人魅力。我可以派一个优秀记者去，他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个正派人。他会选个地方，在别墅或您家里（不会在上班的地方）为您拍照，这种照片可以拿到全世界去发表。人们将了解您是个什么样的人。”
安德罗波夫破天荒地亲自回了封密码电报：“尼古拉，谢谢你提的这个建议，但我现在还不能采纳。可能以后……”
没能等到“以后”。
安德罗波夫把驻芬兰的情报站长派到驻丹麦的大使馆，这是他非常信任的一个人。这个人来了，工作情况也作了通报。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叶戈雷切夫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为什么来这里？”
他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派我来看看你们这里的工作情况。”
“你打算写些什么？”
情报站长笑着说：‘如果我打算写些坏话的话，我还会告诉您我为什么来吗？”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把一帮人笼络到自己周围，他想看看谁是对他有用的人，但没来得及……
体力不足和持续不断的病痛是搞改革的不利条件。况且，安德罗波夫没有准备就绪的改革纲领，没有早已酝酿成熟的周密计划。而制定新的计划，不管怎么说，他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
再说，安德罗波夫又能为国家提出什么样的思路呢？他所能提出的只能是关于秩序和纪律的一些幼稚的看法，当时为查处旷工者和游手好闲者而于工作时间在商店、澡堂及电影院搞的大规模搜捕活动就能体现出这一点。
安德罗波夫曾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说，在整顿秩序方面应该向斯大林学习……
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有一次对安德罗波夫谈起军费开支大大，国家有困难的事。安德罗波夫回答说：“你说的不错，我们是有困难。但我们连社会主义制度蕴藏的潜力的百分之一都还没有真正挖掘出来。道德败坏，不讲秩序，酗酒，偷盗，这些事在我国很多。应该好好管管这些事，我相信你，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但情况已发展到灾难般的地步。在安德罗波夫被选举为总书记时，一些州已实行食品凭票供应制度。据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说，已不可能用老办法管理国家庞大的国民经济。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和财政部已无法转动经济机制的飞轮。迫切需要改革……
克留奇科夫在文章中写到安德罗波夫时说：“他认为自己惟有在经济领域是门外汉，这看来是不无理由的，而且他对此也不讳言。”
据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安德罗波夫比其他人更清楚地了解国内形势以及这种形势对社会有何威胁。但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只要管好干部，整顿纪律，一切就会走上正轨。他对意识形态性质的现象反应强烈，但对关于阻碍经济发展及改革停滞原因的讨论却漠不关心……
他总在防备着激进变化和擅自的决定，惧怕新人。总的说来，他大概很难同周围的世界沟通。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他是个病人，但谁又敢为他提供心理治疗呢？
见过不止一位总书记的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对安德罗波夫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他对安德罗波夫从未产生过崇敬之情，既不相信他有什么才能，也不认为他有文化，有修养。当然，他非常聪明，比他的同行稍微多些学识。
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安德罗波夫一步一步地接过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指挥棒，是为了通过这场斗争表明自己对党和意识形态的忠诚，尤其是为了向可以对他往朝思暮想的目标迈进起决定作用的那些人表明自己的忠诚。他所领导的部门不断灌输反犹太主义，对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及其他许多人的宣传迫害也是由他领导的。他在任时建立了无处不在的居民监视系统，在各个领域组成了一支人数难以计算、拿报酬的秘密工作者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