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应把苏联出兵阿富汗“归功于”他。他把探听到的帝国主义的意图加以渲染，致使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入穷兵黩武的军备竞赛。
切尔尼亚耶夫写道：
“我内心无法信赖一个15年来一直干着卑鄙勾当并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害的人，就算他确实设想过要在登上权力之巅后为人民谋福利。
“他没有作出任何杰出的贡献，除了整顿纪律和让报纸更多地开展批评外，没有提出任何卓越的思想。把安德罗波夫看作改革家是荒唐的。他只是想通过一些组织和行政措施来调整一下系统。这无济于事。只不过所有人都希望安德罗波夫能够成为俄罗斯的拯救者……”
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我说：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个很有毅力的人。只要去办公室找他，看到他，你就能感觉到他在忍受着痛苦。而他还一心忙着工作，同别人谈话，举行会谈或召开会议……”
利加乔夫接着说：“在他去世前我见过他一次，是关于提拔我为中央书记的事，他请我去医院见他。会见之后我一直有种恐惧的感觉，因为我都认不出他了。
“我进到病房，看到那儿坐着个人，穿着住院服，就是贴身穿的那种衬衣，还是那种家常式的。又是滴瓶，又是床。我想这不是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别的什么人，马上会有人送我到安德罗波夫那儿。可后来我感觉出这个人就是他。
“他大概认为我这是因为激动的缘故。我们坐下后他说：‘来，说说你的情况，你在忙些什么，有什么问题。’
“我明白，不能汇报得太长，因为他是个病人。我简明扼要地谈了谈工作，后来又聊了大约10-15分钟，我们一边聊一边喝茶。他说：‘叶戈尔·库兹米奇，已决定进一步提拔您。’
“我表示了感谢后就告辞了。当时是12月份，次年2月他离开了人世……”
尤里·安德罗波夫离不开代替肾脏工作的仪器。每做一次透析、洗血都要用数小时的时间。这是一种非常痛苦、令人精疲力竭的疗法。
他的肾脏、肝和肺在逐渐坏死，不得不采用静脉点滴为他提供营养。警卫不得不像照顾一个孩子那样照顾他，他成了“掌上明珠”。他只有一只眼睛还能看见东西，需要读书或阅读公文时，由值班警卫为他翻页。
在得了一次急性肾衰竭后，他的两只肾都停止了工作。
1984年2月9日，他告别了人世。
2月14日他被葬在红场。在追悼大会上致词的是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
十四章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你要把这些克格勃分子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不能让他们插手你的工作。”这是盛怒之际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在一个少见的坦率时刻给自己的手下出的主意。
致使未来的克格勃主席心脏病发作的正是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肃反人员。前苏共中央工作人员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别尔诺夫讲述了这一经历：
“我在安德罗波夫的会客室里就已感觉到出了什么事，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药味，几名医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给他打了几针。我进到安德罗波夫的办公室，他正躺在沙发上，气色非常不好。”
尽管当时呼吸十分困难，安德罗波夫仍给出了对付克格勃的这样一个实际建议。
如果是在较为寻常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更加含蓄一些。
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尔虞我诈的生活。在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是苏共中央书记，负责与社会主义兄弟政党之间的关系事宜。当时莫斯科有一位来自布拉格的贵宾。根据党内的级别，送他去机场的这一光荣使命落到了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的身上。这是一个谁都不会用迷人和可爱这两个词来形容的人。
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多半是克格勃第九局负责警卫工作的军官弄错了专机起飞的时间，基里连科因此断定他来不及去机场了。据尤里·别尔诺夫回忆说，于是，他以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被破坏为由“粗暴”地申斥了安德罗波夫一顿。倒霉的安德罗波夫坐在自己位于老广场的办公室里，怎么也搞不清楚飞机从政府机场起飞的准确时间，而怒气冲冲的基里连科时不时地打来电话，脾气一次比一次大。
对于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来说，安德罗波夫是一个今后要成为国家最高领导的人，是一个将令人嫉妒的人，在他面前必须小心翼翼。但对基里连科来说，他当时不过是一名手下罢了。就是同级别更高的中央书记的这番谈话害得安德罗波夫心脏病发作。
可以想象，身材矮小、块头如同拿破仑的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是多么地蛮横无礼和刚愎自用，凭借勃列日涅夫的赏识，在严重的脑部病变尚未导致人格全面崩溃之时，他一步步地爬上了国家第二把手的位置。
但就这件事来说，充满传奇色彩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又是多么地胆怯和不幸，政治局委员的一声吆喝，而且还是小事一桩，竟使他一病不起！
就这样一个人竟被认为是杰出的有着钢铁般意志的改革家？这件事多半只能说明尤里·安德罗波夫是一个没有主见、容易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并且非常不自信的人，他习惯于躲避冲突，本能上就不会违拗上级的旨意。
基里连科是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82年11月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个辞退的人。基里连科当时病得很重，当然不可能工作。但勃列日涅夫没有打发他退休，这是他的习惯，他不愿委屈自己的老朋友。安德罗波夫却要求基里连科写辞职申请。由于基里连科担心自己无力写好如此重要的文件，安德罗波夫就亲自代他写了一份。基里连科只是用颤抖的手誊抄了一遍……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1918年12月27日生于日托米尔州的一个农民家庭。从7年制学校毕业后，他想成为一名记者。1934年，他被一家企业报纸录用，后来他又在日托米尔和基辅两个州的几家地区报纸工作过。1938年他进了基辅军事学校，从此再没有脱下过军装。军事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军事反间谍机关。他赶上过哈勒欣河战役，同日本人打过仗。
后来他又接受过教育，读完了克格勃高等学校。
军事反间谍机关是国家安全机关在军队中的“一只从不眨巴的眼睛”。
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很少会落人军事反间谍人员的手中，他们通常是在莫斯科落网，因为间谍在这里才有可能同自己的雇主接上头。分散在全国各地、驻扎在穷乡僻壤的部队里是不会有间谍的。因此，反间谍人员监视的是秩序以及军官们上班时和在家里的一举一动，好在生活区就在部队的旁边，这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反间谍人员穿所在部队的制服，但除了少有的个别情况外，指挥军官和参谋军官一般不会把他们当作自己人。谁会喜欢检查员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呢？
在区和市里，通常只有当地的行政长官和情报官员知道谁是克格勃分处的工作人员。可在军队里，谁是指挥军官，谁是参谋，谁是特务，大家一清二楚。
区或市一级的克格动工作人员即使有强烈的愿望，也不可能注意到自己所在区的每一位居民。但特务就不同了，他们所“照管” 的人少，因此，他们完全可以扰乱自己部队里任何一位战士或军官的生活。
在军事反间谍机关供职使该机关的军官们具备了一种明显的特征：他们对战友们把自己看作毒蛇并且不喜欢自己习以为常。
此外，严格的军旅生活习惯及卫戍部队中的单纯风气使特务们无法具备其他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作派。那些工作人员学过如何与人打交道，怎样博得别人的好感，怎样微笑和讲笑话。不过，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所有军官都反感特别处的人。
军事情报人员维塔利·亚历山德罗维奇·尼科利斯基少将向我叙述了一件事：
“战争刚一结束我就被派到奥地利工作，我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有价值的间谍。
他在西德情报机关工作，提供过关于当时正在组建的西德国防军的重要情报。我付给他很高的酬劳。每次会面结束时，我们好像都吻别。没想到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主席的维塔利·费多尔丘克请我去一趟，当时他是我们在奥地利的占领军军事反间谍部门的副手。
“费多尔丘克对我说：‘你要立即摆脱这名间谍。他是个少有的混蛋，每次同你见面后，他都向自己的德国上司作详细报告，他自己还添油加醋。’“原来，我的这名间谍的上司已被‘邻居’--克格勃的情报人员招募，所以他们了解到，‘我的人’事实上是个双重间谍。就这样，费多尔丘克帮我摆脱了大麻烦……”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的仕途一直一帆风顺，但只是在同另外一名职业反间谍人员格奥尔基·卡尔波维奇·齐涅夫交上朋友后才开始飞黄腾达。
齐涅夫将军是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势力强大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中的一员。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战前就是从这里发迹的。后来，他把在这里同他一块工作过的人一个个安排到党和政府的关键职位上。
齐涅夫1907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获得这所学院毕业证的还有后来的政府总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政府副总理伊格纳季·特罗菲莫维奇·诺维科夫、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和内务部长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而同勃列日涅夫一道毕业于相邻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冶金学院的格奥尔基·埃马努伊洛维奇·楚卡诺夫后来成为他的助手。所有这些人都对勃列日涅夫忠心耿耿，是他的可靠的班子。 和勃列日涅夫一样，齐涅夫从学院毕业后在工厂工作没多久就被调去搞党务工作，负责领导一个处，后来成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书记，而州委书记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1941年两人都上了前线。齐涅夫被任命为一个炮兵团的政委，后来成为加里宁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从1945年起在驻奥地利盟军委员会工作，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当时也在这里工作。
齐涅夫上过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但他没有留在军队里。当1953年内务部开始清洗贝利亚的干部时，他从党的政治工作岗位上被调至国家安全机关。
勃列日涅夫当上中央第一书记后，齐涅夫负责领导克格勃第三局--军事反间谍机关的工作，但他同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关系不好。谢米恰斯内生性自负，而且属于强大的“共青团干部”集团，该集团的人不大喜欢“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对我说：
“齐涅夫有几个好朋友，比如说克格勃党委书记和主管克格勃的党中央行政机关部长。维克托·伊万诺维奇·阿利金也是他们一伙的，他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人。
他是第七局的局长，负责跟踪和外交使团的警卫工作。阿利金对我没有赋予他头等重要地位耿耿于怀，他一心想证明反间谍工作应从跟踪开始。
“阿利金来跟我说这个，我训了他一顿。于是他到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言。
我说：‘我不想听这个，但维克托·伊万诺维奇死气白赖地要求。’于是我在一片掌声中以说笑的形式把他的缺点都给抖落出来了。他非常自负，但在自视甚高的同时又没什么本事。后来他当上了极其重要的克格勃莫斯科分局的局长，要是我的话，任何时候都不会委他以那样的重任，我了解他的水平和能力。”
齐涅夫是第三局的负责人，但不是克格勃领导班子的成员，于是他的亲信有一次在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
谢米恰斯内说：“我的办公室有直通所有会议厅的线路。如果是业务性质的会议，我会接通线路，听听会上说些什么。突然我听到齐涅夫的部下，其中包括费多尔丘克，说第三局局长理应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班子的成员。
“顺便提一句，我与费多尔丘克的关系不太好。他当时是驻德国军队集群中的军事反间谍部门负责人。我到他那检查过工作，并非尽如人意。后来他儿子，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用他名下的那把枪自杀了，曾进行过调查……次日早上我一来就把他们狠狠地教训了一通：‘你们的会议议题是我批准的，难道那上面列有委员会的结构改革问题吗？或者说有关于克格勃领导班子补充成员的问题吗？难道这是由你们开会来决定的吗？如果你们没什么可讨论的话，那就把内容给压缩一下散会。至于谁能成为领导班子成员，请让我来决定……”’3天后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温金给克格勃主席打来电话：“你们开了个会，您在会上有点粗暴、严厉地……”
谢米恰斯内打断他的话说：“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相反，你倒该管管齐涅夫和其他一些人。谁能进入克格勃领导班子，这是我和你负责的问题，不是齐涅夫，他算老几？”
就在这一天，齐涅夫来找谢米恰斯内，对所发生的事请求原谅，并信誓旦旦地说，他对此一无所知。谢米恰斯内不听他的辩解，说：“你怎么可能一无所知呢？
是你召集的会议，是你的部下提出来的。为什么会提出那样的问题？”
谢米恰斯内试图摆脱齐涅夫，于是建议他去当克格勃高等学校的校长。齐涅夫顺从地同意了。
两天后，勃列日涅夫给谢米恰斯内打来电话：
“沃洛佳，你为什么要把齐涅夫撵走？”
“我怎么会撵他走呢？我是调他去自管一摊。他是不是到您那里告状去了？”
不，他偶然……”
“怎么能说是偶然呢，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在您那里呆了3个小时。”
“你怎么知道的？”勃列日涅夫火冒三丈。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是个严肃的人，您也知道我没有监视您。在给您打电话之前，我曾向您的接待室打听您那里有没有客人。如果您办公室里坐着个外国人或不方便我们谈话的人，我是不会打电话的。我问了3个小时，我得到的回答一直是：
齐涅夫将军在列昂尼德·伊里奇那里……这就是说，他在我面前表示同意，却又跑到您那儿告状。既然这样，我怎么和他共事……”
谢米恰斯内未能摆脱齐涅夫。不过，他把克格勃里另外一个勃列日涅夫的人-
-战后在摩尔达维亚结识勃列日涅夫的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打发到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阿塞拜疆当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本人此前不久曾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茨维贡很高兴能得到这样一个自由自在的工作，他去了巴库。
齐涅夫常常出人于勃列日涅夫的家门，是这个家庭的朋友。正如谢米恰斯内所说，“我和谢列平的关系没有齐涅夫和勃列日涅夫那么亲密。”勃列日涅夫在一次出国访问之后打电话给谢米恰斯内：
“我想请您和萨沙（谢列平--译者注）带夫人来吃午饭。”
“只要您请客，我们就不会拒绝。”
“那好，我现在就和谢列平说。”
晚上，勃列日涅夫又一次打来电话：
“如果齐涅夫也在座，您不会介意吧？”
“您是主人。”
“你看，他是你的部下，萨沙也当过他的上级”，勃列日涅夫犹豫着说，“也许不太合适……”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是主人！”
谢米恰斯内回忆说：“当我们到勃列日涅夫家时，齐涅夫已先到了。我和谢列平都是头一次到第一书记家吃饭，很当一回事，都穿得一本正经。而齐涅夫表现得很自如。加利娅刚一开始讲笑话，他就接下茬……而且还是那种色情笑话。”
格奥尔基·齐涅夫和谢苗·茨维贡谢米恰斯内被安德罗波夫取而代之后，勃列日涅夫马上建议安德罗波夫把茨维贡从阿塞拜疆调回，于是谢苗·库兹米奇被任命为克格勃副主席。
军事反间谍机关被改组成一个总局，齐涅夫成为克格勃领导班子成员，后来又当上了副主席，并最终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从一个微小的细节就能看出他同总书记的关系到底有多么亲密：每当勃列日涅夫离开莫斯科，或回到首都，在送行和迎接的人员名单中，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其他高级官员外，肯定会有克格勃副主席齐涅夫的名字。
他们通常是3人--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安德罗波夫、作为第一副主席的茨维贡和齐涅夫--一同前往政府的伏努科沃机场。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回忆说，茨维贡和齐涅夫经常去勃列日涅夫的别墅，“列昂尼德·伊里奇对他俩怀有特殊的好感”。
1950-1952年列昂尼德·伊里奇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而茨维贡在该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工作。到莫斯科后茨维贡醉心于文学创作。他的妻子茨维贡娜写散文，于是他也开始了写作，用的笔名是小第聂伯罗夫。他的书总能立刻得到出版发行，并会被迅速搬上银幕，拍成大型故事片。所有作品都是游击队题材。被茨维贡视作自己的化身的主人公总是由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扮演。茨维贡还曾担任过影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总军事顾问。
谢米恰斯内曾就此尖刻地说：
“如果这是发生在我当主席的时候，我就会把茨维贡叫来，对他说：‘你干得不错，你去作家协会吧！’我为什么要一个会写书的第一副主席呢？我不会同意用故事片的顾问这种头衔来称呼他们。这可以让经验丰富的业务干部去做，他们会提出有用的建议，而副主席应该工作……”
茨维贡和齐涅夫总是形影不离地陪着安德罗波夫。当然，他们并不是单纯地围着安德罗波夫转，他们是勃列日涅夫的奸细。安德罗波夫的一举一动，甚至连他的每一声叹息，列昂尼德·伊里奇都一清二楚……
谢米恰斯内对我说：“要是我就会郑重其事地提出：或者您把这两个人弄走，或者我走。”
安德罗波夫没有对勃列日涅夫提出这种问题，他没表态，听任他的两个副手向勃列日涅夫汇报克格勃所发生的一切。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在乌克兰的使命
费多尔丘克在1970年被任命为乌克兰克格勃主席之前一直在第三总局工作。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我认为派他去乌克兰是为了让他撵走谢列斯特。
这是一项主要任务，是为了给谢尔比茨基腾出位子。我尊重谢尔比茨基，他总体的文化修养比谢列斯特高，但他的提升也是得益于他属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赫鲁晓夫当政时，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是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他甚至连外貌都像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但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有一个非常信任的人，这就是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又一个出身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人。1961年谢尔比茨基成为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但谢列斯特把他从这一职务上撤下来，并把他打发到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勃列日涅夫当选第一书记后，又让谢尔比茨基回到了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上，而且还让他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然后又把他弄进了政治局。按职务来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我知道乌克兰原先的克格勃主席维塔利·费多托维奇·尼基琴科是怎么被劝说离开基辅的。他是一个非常能干又懂道理的人，之前是乌克兰中央委员会邮电和运输部的负责人。”
尼基琴科是在谢罗夫在台上时当上乌克兰首任克格勃主席的，他于1954年获得将军军衔，后来进入了苏联克格勃领导班子。
谢米恰斯内回忆说：
“勃列日涅夫本人亲自出面劝他，当时勃列日涅夫路过基辅去欧洲什么地方。
到基辅时，同往常一样，乌克兰政治局全体成员前往迎接总书记。但勃列日涅夫把所有人晾在一边，同尼基琴科在月台上散了20分钟的步，劝他调到莫斯科。
“尼基琴科断然拒绝。他不想离开乌克兰，他在乌克兰很有威望，而提供给他的职位是克格勃高等学校校长。但勃列日涅夫说服了他，费多尔丘克也即刻到基辅走马上任。谢列斯特对费多尔丘克的到来并不高兴，但他无能为力。
“谢尔比茨基很快就取代谢列斯特成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为了装门面，谢列斯特起先被调到莫斯科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但总共只干了1年，然后就被解除了所有高级职务
费多尔丘克被调到基辅两年后，整个乌克兰掀起了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的浪潮。
其中有许多人在改革开始后成为著名的文化活动家和乌克兰议会的代表。
事情起因于一名来自比利时的游客被扣押，这个人被称作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特使。他企图把一些乌克兰语刊物带人国内，总的说来，这些刊物是完全元害的。
据当时的一名被捕者称：“当局对乌克兰民族运动的势头感到害怕。他们明白，在1972年再搞30年代那种大规模镇压是不可能的，但他们采取了70年代所能允许的最大规模的行动。逮捕的浪潮波及了一大批人。由于1972年的逮捕，乌克兰的民族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瘫痪状态。这同军事行动一样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同时对所有人进行搜查。随着有着一张典型的讨伐者面孔的费多尔丘克将军的出现，这场行动不能说完全出人意料
也当过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大将描述了1974年他在基辅同谢尔比茨基会面时的情景。这位将军认为，谢尔比茨基的特点是总能找到合理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人正派。当谈起当时敏感的一个话题--犹太人出国问题时，谢尔比茨基问博布科夫：“为什么您要加以阻挠？”
博布科夫吃惊地回答说，他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主要是乌克兰在阻挠犹太人出国。尽管谢尔比茨基个人持这种观点，但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办公厅的人仍认为，如果允许犹太人出国，“我们就等于为敌人开辟了传递秘密情报的渠道”。
博布科夫写道，在他同谢尔比茨基谈话过后没多久，“乌克兰克格勃向莫斯科递交一份报告，建议严格限制犹太人离开苏联。谈话时也在场的乌克兰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显然在遵循着莫斯科的建议，这些建议来自于那些热衷于保护军事秘密却不重视日益加剧的国内民族冲突的人”。博布科夫指的是齐涅夫将军。
找到间谍才能休假
费多尔丘克在乌克兰工作了近12年，很得勃列日涅夫的欢心。安德罗波夫迟迟不申请授予费多尔丘克上将军衔。勃列日涅夫便提醒他说，是时候了，该让费多尔丘克成为上将了。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此前已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齐涅夫。齐涅夫对待朋友非常友善，但在工作上却从不讲情面。
据说，有一次齐涅夫同某个人一道乘电梯，他觉得这名工作人员身上有股酒味，便下令开除他。就工作成绩来说，这名军官是数得着的好手。虽说他的上司千方百计地想保住这位优秀员工，但他还是被开除了。
尽管如此，军事反间谍机关也从来称不上是美德的典范。在克格勃监察局工作的维克托·瓦连京诺维奇·伊万年科将军对我说；“对我们而言，安德罗波夫简直就像神话里的英雄，非常受人尊敬。他大大地提高了克格勃的地位和影响力。为此人们非常尊敬他，不过他的形象常常被神化，被美化。
“我们监察局局长从安德罗波夫那里回来常常是一脸的不满。安德罗波夫同样会把许多问题束之高阁。他不希望争吵，有时回避一些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尤其是在大力整顿军事反间谍机关的风气这一问题上。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军事反间谍机关人员的清理工作。当时该部门见风使舵、弄虚作假的风气盛极一时，有时为了增加自己的工作量不惜断送别人的命运。还有过这种情况：特工人员被告知，要是不弄出个间谍案来，就别去休假……或者对他们说，完不成5项预防工作，就得不到表扬。
“当然，人们只好把力气用到笔头上，凭空捏造一些东西。监察局在远东军区特别处发现这样一件事：处长和一名高级侦缉人员杜撰出一个间谍团伙，写好窃听内容，然后开始制造录音带，角色是他们自己客串的。一人扮演被招募的间谍，另一人扮演外国间谍。甚至没有人去比较声音！而且还为此立了案，一个无辜者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当时进行了大量的重新审理这类案件的工作。向许多军官道了歉。但是，如果总参谋部一个很有前途的军官被开除，哪里都找不着工作，道歉又有什么用呢！
而领导反间谍局工作的是齐涅夫将军……”
“这是他发起的吗？” 我问伊万年科。
“您发现没有，我在克格勃工作时属于同齐涅夫一派不和的另外一派。我对他的看法都是反面的。”
“克格勃内部有多少个派别？”
“有3个大的，还有一些小的。每一位克格勃副主席都想往上爬，都在安插忠实于自己、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所有派别彼此都不和。”
“安德罗波夫知道这一点吗？”
“当然，他不仅知道，而且还听之任之。他是特意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有不和的派别！这有助于他逼迫他们竞争，更好地控制局面……”
安德罗波夫害怕费多尔丘克1982年5月24日，安德罗波夫当选为中央书记。同克格勃领导成员告别之后他搬到了老广场。过了几天，报纸出现一则简短的消息，说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接替安德罗波夫。
费多尔丘克本人在报纸上的一篇访谈录中谈到了当时的情景：
“谢尔比茨基打电话给我，只说了一句：‘不要离开电话。’一会儿电话又响了，是勃列日涅夫打来的。他建议我接替去了中央的安德罗波夫当克格勃主席。我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我行吗？’勃列日涅夫一个劲儿地说：‘你行，明天我派架飞机去接你。’就这样，第二天我几乎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到了莫斯科。又过了一天，我已坐在了安德罗波夫的位置上。”
离开卢比扬卡的安德罗波夫本希望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能坐进自己的办公室。但安德罗波夫一向谨小慎微，他不希望总书记认为他好像想安插自己人，于是在同勃列日涅夫谈话时没有推举候选人。而且，当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问他想提谁时，他避而不答，只是说：“这是总书记考虑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推荐了费多尔丘克。安德罗波夫非常清楚，这是齐涅夫的主意。乌克兰克格勃主席并不是安德罗波夫喜欢的人，但他不仅不敢反对，而且连怀疑都没敢表示，反到表示支持。费多尔丘克得到了任命。这一任命对安德罗波夫来说是令人不快的。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回忆说：
“当我问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他的继任者工作得怎样时，他不太情愿地回答说：‘你知道吗，只有当他给我打电话时，我才同他谈话。但他很少给我打电话。
据说，他对我当初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的一些改组表示怀疑。总的说来，他表现出了自主性，不过据有人向我反映，他非常重视乌克兰领导人的话。但我没有过问。’“这可以理解，因为克格勃主席有事都是直接找总书记，况且，费多尔丘克又是勃列日涅夫本人钦定的。”
也许安德罗波夫过于多疑，但看来他认为他有理由提防自己的继承人。
前苏共中央书记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法林写道：“搬进原先苏斯洛夫的办公室后，有一段时间安德罗波夫一直避免在办公室，尤其是在靠近电话的地方进行会提及人名的谈话。
“他曾在私下里谈话时解释过原因：随着克格勃主席的更换，政府通信局也进了些新人。看来，对该部门具有的秘密采集情报的能力，安德罗波夫还是有所了解的。”
在勃列日涅夫临终前，乌克兰的书记谢尔比茨基更加频繁地光顾莫斯科。他经常同苏联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通电话和会面。有人向安德罗波夫报告了这一点。
在机关里，人们知道勃列日涅夫器重谢尔比茨基，一直在提拔他。谢尔比茨基会认真对待总书记的话。而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知道，在组织和人事工作方面，许多东西都取决于克格勃。
费多尔丘克在卢比扬卡总共只工作了7个月，但他已给自己的新部下造成了许多不快。安德罗波夫所尊重和支持的情报机关对他尤其感到不满。流传着一些关于费多尔丘克的极其荒唐的故事，说他要求工作人员穿军装，从合理性上讲，这对克格勃的一些局来说是行不通的。据说他亲自检查自己的副手和局长们有没有上班迟到，并准备谁迟到就开除谁，哪怕只迟到一分钟……即便这些都是笑话，不是真事，也说明他的名声不怎么样。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将军说：
“费多尔丘克是一个诚实、严肃和循规蹈矩的人。但他对于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认识是战前那些年里形成的，而且他所了解的主要是军事反间谍机关。在领导乌克兰克格勃的12年里，他一直在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作斗争。他不了解情报机关，对其也没有特别的兴趣。他盲目地相信纸上所写的东西……”
当又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叛逃到西方之后，费多尔丘克对情报机关的领导人说，他们的部下不一定非要懂外语，同间谍见面时可以带着翻译，这样做更加可靠，因为两个人在一块儿是没法逃跑的，他们将互相牵制。主席介绍了自己的经验：“我本人在奥地利工作时，每次邀请奥籍间谍谈话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
费多尔丘克给中央的报告也表明，他是一个不大聪明的人。当然，报告是他的部下写的，但他在上面签了字，况且也是他下令起草这样一类文件：
“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的情报，近来经常发现一些苏联观众在参加文化和艺术领域的各种国际活动时有不良的表现。
“今年7月9日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举行了隆重的第七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的闭幕式。在给优胜者颁奖时，大多数观众对分数明显打得过高的一些外国演唱者，尤其是对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歌手，公开表露出一种示威般的倾向，用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他们，有时让人觉得是存心的。但在给名次更高的苏联歌手颁奖时，欢迎的气氛却并不比通常热烈……
“苏联文艺活动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登记结婚的事例越来越多。同西方国家的公民结婚的有诗人叶夫图申科、电影剧作家什列皮亚诺夫、瓦赫坦戈夫剧院的演员马克萨科夫、电影导演米哈尔科夫-孔恰洛夫斯基、女电影演员布尔加科娃和科列涅娃、钢琴家加夫里洛夫以及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斯帕斯基等人……结婚后离开祖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走上了与苏联为敌的道路。
“与外国人保持家庭关系，这种现象的存在必然导致西方生活方式的流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存在着不利的消息走漏到国外的隐患。”
将军摘下白手套
刚一当上总书记，安德罗波夫马上召见费多尔丘克，对他说，需要加强内务部的工作，他将被任命为内务部长。如果不是因为不想同乌克兰和谢尔比茨基发生冲突，安德罗波夫也许就彻底抛弃这个表现如此不好和不恭的人了。况且，安德罗波夫早就在等待机会摆脱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倚仗同勃列日涅夫的老交情，晓洛科夫表现得独立不羁，同克格勃分庭抗礼。安德罗波夫是不会原谅别人对他的欺负的。
安德罗波夫在与费多尔丘克谈话时把苦药丸包上了一层糖衣：“我们将授予你大将军衔，可见我们不会让你受到任何损失。”
晓洛科夫在同一天给安德罗波夫打来电话。他的电话马上被接通了。安德罗波夫说，晓洛科夫将调往国防部监察长小组。该小组是为那些不为其提供任何职务但又不想使其感到委屈的元帅和大将设立的。这些人拿着高工资，一切待遇、汽车、8馆、在国防部的办公室都保留。该小组被称作“天堂”小组。
1982年12月18日，《真理报》报道了关于任命费多尔丘克为内务部长，解除其克格勃主席职务的消息。同一天还发布了授予他大将军衔的消息。
费多尔丘克本人曾希望克格勃能把内务部纳人自己的监视之下。前内务部长晓洛科夫不允许这样做。现在晓洛科夫下台了，安德罗波夫吩咐像监视军队那样监视内务部。
维克托·伊万年科将军回忆说：
“起初这项工作只是偶尔搞一下。如果收到关于内务部某个人的举报材料，就要核实一下。看来这是安德罗波夫和晓洛科夫部长之间所进行的那场上层斗争的反映。
“民警机关每天都要挖掘一些‘脏东西’，再把这些东西粘到什么人的身上。
再没有比这更肮脏的工作了。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发布了一个指示：全面开始工作。
“克格勃第三总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地方上成立了小组，任务是搞好内务机关内的反间谍工作。当然，这项工作并没有在内务机关里大张旗鼓地进行。曾在全国范围内的民警机关中查找间谍，但一个也未找到。这是一场反腐败、反对同犯罪势力相勾结的斗争，同时也反映了部门之间的矛盾、竞争以及争权夺势……”
1991年，当时总统的一位宠臣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成为内务部长。
他曾一度废除了这套做法，但后来又逐渐走上了老路……
在地方，各市和州的国家安全局同民警机关开展了合作。
维克托·伊万年科说：
“当我被任命为克格勃秋明局副局长后，我着手打击犯罪现象。这是因为我们的人手有富余。当然，本可以汇报有关流放犯人、防止紧急情况、招募外国人或把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驱逐出州等方面的工作，但我希望干些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发现了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我们先从录像放映行业着手，发现了一些放映淫秽电影的地下录像放映厅，最后追查出一个控制着秋明州南部并在包括护法机关在内的权力机关中有内线的恶霸团伙。
“我们向莫斯科写了材料，报告发现了犯罪团伙。可新上任的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回答我们说，苏联不存在有组织犯罪。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同民警局一道采取了行动，总共逮捕了大约100人。费多尔丘克被赶出克格勃后，我们把结果作了汇报，得到了表彰……”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被指责在内务部工作期间赶走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人员，发布了一些即便当时也显得荒唐的命令，例如《关于经济附属物的命令》，禁止购买汽车和园地。费多尔丘克只有一点值得尊敬，即他本人不是个以权谋私的人。
他要求人们早早到部里上班，认为星期六也是工作日，如果有谁星期日来部里上班，他是不会反对的。
费多尔丘克是如何让自己的部下习惯新的作息制度的呢？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教授向我讲述了他的做法：
早上，值班人员告诉某位总局局长：“部长问起过您。”“什么时候？”“7点30分。”
这位中将不到8点就到部里了，算是提前来的。没曾想费多尔丘克7点半就来问了……第二天，为了以防万一，将军比平时又提前了一些，7点30分整，部长给他打来了电话。他这才明白，他应该从这一时间开始一天的工作。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费多尔丘克受到的最大指责是随意开除干部。他在一次小范围的常务会议上说，内务部滋生了大量的腐烂东西，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肃反传统，把所有这一切彻底清除出去…，，
人们列举的数字各不相同，但在费多尔丘克任职期间内务机关开除了大约10万人。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当然，一部分人被开除是有理由的。但也不会多到这种程度！后来收到了大量的信件，不得不承认许多人被开除是不合理的，于是又恢复了他们的公职。就拿伊尔库茨克州来说，市里和区里的28位处长一下子被撸掉了25个。而且这并不是因为有什么问题，只是因为想整顿秩序……”
费多尔丘克到内务部时带过来一批克格勃军官，他把这些人安排到了不同的职位上。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其实转到内务部的克格勃干部并没有多少，到中央机关的不超过150人。过来的人都不尽相同，有的人习惯新的工作，有的人不习惯。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比内务部的工作更加文明。克格勃工作人员离在押犯、无业游民、街头犯罪分子、醉鬼等各类渣滓较远一些……因此一般都说克格勃工作人员是戴着白手套工作，而内务部承担的是清洁工的职能。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脱下白手套……”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捷尔利戈夫将军在反间谍机关工作了17年之后也被调至民警部门，在莫斯科领导着一个局，负责打击偷盗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行为。他在其所著的《一名失宠将军的证词》一书中回忆说：
“在该局的3年工作使我大开了眼界。不管怎么说，反间谍机关的工作有点游离于社会和人的生活之外。但在真真切切地接触国家的经济工作和经济犯罪之后，我有了一个发现：那些好像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做的事情违背了人民的利益。不法行为出自党的机构。”
后来成为俄罗斯内务部长的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叶林曾在报纸上的一篇访谈录中谈起费多尔丘克时期。他不高兴地说，当时中央机关的人全被撤职了，开始邀请地方上的人到中央工作。叶林也被调至首都。据他自己说，“当时厌烦透了这份工作，非常希望换一个工作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