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特鲁申曾当过费多尔丘克的第一副手。他对费多尔丘克的回忆最为恶劣，他在接受《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采访时说：
“我非常反感他的作风和工作方法。费多尔丘克在任期间，内务部怀疑、进谗言和告密之风盛行。你还没说什么，就已弄得满城风雨。
“费多尔丘克甚至对我，他的第一副手进行过检查，级别更低的工作人员就更不用说了。他是个极其冷酷、睚眦必报的人。有一次，一辆汽车没给他让路。原来，开车的是民警局的一名军官，一个交通警察。看起来是桩小事，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费多尔丘克查出了这名警察并把他开除了。他就这样毁了一个人的生活。”
据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回忆，少数人反对过新部长。刑事调查局局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希洛夫就是敢这样做的人之一。丘尔巴诺夫说：“与内务部许多工作人员不同的是，希洛夫从来不觉得难为情，也不害怕费多尔丘克，敢于说出自己对他的工作的看法，他因此而付出了代价。费多尔丘克解除了他的职务，将他调任莫斯科州内务局局长。”
丘尔巴诺夫还写道：“晓洛科夫当部长时，内务部机关里几乎从未有过告密这种事，但在费多尔丘克当部长后，就有了这种现象。他到我们这里后，内务部机关里大家彼此不睦，都以一种不加掩饰的怀疑眼神看着对方。竟有人供应匿名信！也就是说，有些人根据新部长的指示写匿名信，告不合乎部长心意的人。被告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头脑清醒的军官和将军，他们有自己的观点，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费多尔丘克把他们都给收拾了……在遭受费多尔丘克迫害的人中，有些人未能坚持住，得了梗塞或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无法忍受耻辱和‘贬黜’的命运。”
内务部的领导工作并不要求具有特别高深的学问。但据丘尔巴诺夫说，费多尔丘克有时让人觉得非常难堪：“我记得，有一次为某个外国代表团举行一个不大的晚宴，在座的也就6-8个人，可是费多尔丘克竟然照着讲稿宣读祝酒词。”
不过，丘尔巴诺夫这样说也许是因为心有怨恨。
费多尔丘克一到内务部，就剥夺了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所掌管的人事大权，把这一工作交给了从克格勃调过来的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列热佩科夫。费多尔丘克千方百计地想摆脱已去世的总书记的这位女婿。丘尔巴诺夫曾去找契尔年科的助手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普里贝特科夫告状：“费多尔丘克欺人太甚……，就知道找茬……没有任何能力！你对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说，我一点错都没有……
这个费多尔丘克有狼子野心！到部里没几天，就让我靠边站……”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丘尔巴诺夫被开除出内务部，后来还被送上了法庭。
鱼宴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在安德罗波夫当政时任中央第二书记。费多尔丘克被认为是他健康状况突然恶化的间接肇事人。契尔年科的助手维克托·普里贝特科夫描述了这件事。
那是1983年夏天，契尔年科去克里米亚疗养。到疗养院休假的内务部长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住在他旁边。部长的一大爱好是钓竹荚鱼然后亲自熏制。他把自己做的熏鱼送去请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品尝。
普里贝特科夫写道：“这次造访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费多尔丘克和契尔年科彼此早就认识。竹荚鱼做得非常棒，新鲜肥美，稍微带点咸味，配着煮熟的土豆吃特别可口。全家都享用了黑海的这一美味。夜里，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出了问题，腹痛，呕吐，严重的食物中毒。情况极其危险，他被紧急送到了莫斯科。家里其他人都好端端的，唯独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住进了克里姆林宫的康复病房。”
恰佐夫院士在其《健康与权力》一书中写道：“不幸的是，鱼不太新鲜。契尔年科得了极其严重的毒物传染症，并伴有心脏和肺功能的衰竭。赶到克里米亚的我国高级专家因情况危急不得不把他紧急转往莫斯科。病情如此严重，以至于我、看护他的肺病学家丘恰林教授以及其他一些专家都害怕他有个三长两短。
这件事让人觉得奇怪，因为供给政治局委员的所有食物全部按照条例的严格规定经过认真检查。克格勃第九局有一个专门的实验室。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难道是因为断定前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不会下毒就没有照规定办事？抑或多半是因为契尔年科不太走运，吃到了最不卫生的一块，加之他又是个身体非常不好的人……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的助手维克托·普里贝特科夫想到了最可怕的事--
有人想除掉契尔年科。他说：“戈尔巴乔夫刚一登上梦寐以求的位子，就解除了费多尔丘克的职务，把他赶出了政坛。好像有人竭力想藏起主要证人……”
可事实上费多尔丘克并没有被藏起来，而且整件事与另外一个神话--茨维贡之死--相似。
费多尔丘克在内务部只工作了3年多点时间。当戈尔巴乔夫腾出手来过问内务部时，他撤换了部长。
前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1986年1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突然提出撤换费多尔丘克的问题。理由是：他工作不力，提供的情报少，总之，应该加强内务部的领导班子。
后来过了很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沃罗特尼科夫说起费多尔丘克扮演过的不光采角色--收集黑材料整他，即戈尔巴乔夫。
解除费多尔丘克职务的提议在政治局获得通过。
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我说：
“在我看来，他是个非常乏味和平庸的人，头脑也不甚发达。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飞黄腾达，不过我猜得出来。后来他很快销声匿迹了……”
两天后，《真理报》报道了费多尔丘克被解除部长职务的消息。作为一名大将，他被收人苏联国防部监察长小组。1991年该小组停止了存在。
解职使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受到沉重打击。他得了严重的中风，两个星期不省人事，健康一直没有得到完全恢复。他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早早就过世了，他在孤独中生活着。
第十五章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1982年5月末的一天，我走进了《边防军人》杂志社，因为这家杂志，我已去了好几次边防哨所。戴着绿色大沿帽的记者们看到我时略有些惊讶，他们一边接待我，一边说着内部的一个新笑话：“我们现在不光是肃反工作者，而且还是费多尔丘克工作者。”
《边防军人》杂志是苏联克格勃所辖边防军的政治部办的，在这里工作的都是富有经验的上校和中校，但他们以前却没听说过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只是当他突然从乌克兰调到莫斯科接替安德罗波夫任克格勃主席时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安德罗波夫有几位在小圈子里已相当有名的副手。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是其中之一，他被认为是安德罗波夫的右臂，想必他已被看作是最有希望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继承人。
如果总书记不希望从肃反机关挑人的话，那么按理应该像谢罗夫之后那几年一样再找一名政工干部到卢比扬卡任职，例如谢列平、谢米恰斯内和安德罗波夫都属于外来的和尚。但为什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基辅肃反人员会突然被任命到这一关键职位上呢？莫斯科的官员们感到莫名其妙。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1923年生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一个工人家庭，上过著名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勃列日涅夫时代国家高级干部的熔炉。
战争爆发后，切布里科夫上了前线，是名列兵。后来从步兵学校速成班毕业，成为迫击炮排排长。后来他还当过连长、营参谋长、副营长和营长。他曾在西南、斯大林格勒、沃罗涅日、斯捷普诺伊及乌克兰第一和第四等方面军作战。他的战争生涯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结束的，当时他是名少校。他受了伤，是震伤，还挨了冻。
他是1944年入的党。
1946年复员后，他回到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1950年毕业后他到一家冶金厂工作。但一年后即被派去从事党务工作，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列宁区党委工业处处长。他从处长职位升为区委书记，然后是区委第一书记。
1955年他被调到市里最大的冶金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厂当党委书记。
然后又成为中央派驻该厂的党组负责人。
1958年，切布里科夫当选为市委第二书记。他在党的官阶上循序渐进，一级一级地攀登着：从市委调到州委，当名处长，后来又返回市委，已升至第一书记。再次得到提升后，他就成了州委书记。到1967年他已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二书记。这是职业的党务工作者所要经历的一条标准的仕途。
切布里科夫是个不苟言笑、意志坚定、善于完成任务的人，一向严格地照章办事。他非常关心为本州争得荣誉的运动员。据说，是切布里科夫使足球天才瓦列里·洛巴诺夫斯基成为第聂伯队的灵魂人物，为他从事足球事业开辟了道路。
切布里科夫原先的警卫对《议会报》说：“他是个有军人习气的态度生硬的人，是个严厉的长官。对他来说，任何问题，任何感伤都不值一提，他的眼里只有工作，只有规章制度。” 与他打交道未必能让部下感到愉快。
维克托·伊万年科将军回忆说：“切布里科夫是个乏味的人，你不可能从他那里听到任何新鲜的话语。他主持的会议让人感到枯燥无聊，每次从他办公室出来都觉得一无所获……”
然而这位人事主管很得上级的欢心。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凭借着自己的可靠与尽责赢得了安德罗波夫的赏识。切布里科夫这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被看作是勃列日涅夫的人，但他全身心地忠实于安德罗波夫。他不觊觎领袖地位，没有瞄着主席的交椅，也不耍阴谋诡计。
其他两位副主席--茨维贡和齐涅夫都同总书记有着直接的联系，给安德罗波夫制造了许多麻烦。克格勃的另一显赫人物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本身个性极强，只有切布里科夫没让安德罗波夫有任何威胁的感觉。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很看重这一点，给他以充分的信任，一有机会马上把他提拔为副主席。1971年，切布里科夫成为中央候补委员，1981年成为中央委员。在党内享有崇高地位是主席身份的标志。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写道，在任克格勃副主席时，切布里科夫负责制定工作方法和领导打击持不同政见者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为满足克格勃的需要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业务和技术辅助复合体。
切布里科夫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是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无论勋章，还是奖金，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都是根据秘密指示获得的。为什么？他从未回答过这一问题。知情者说，这两项荣誉都是因为他在建设以备战争之用的地下国家指挥所方面所做的贡献而授予他的。
至于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被公开的文件本身已说明了问题。在此只举一个例子：
1972年，克格勃副主席切布里科夫向中央报告，在生物科学家和科幻小说家伊万·安东诺维奇·叶夫列莫夫（据悉，他一直受到监视）去世一个月后，苏联克格勃工作人员对其寓所进行了13个小时的搜查，“以查找可能有反苏内容的读物”，收获不大。
据切布里科夫说，克格勃工作人员没收了一封自伏龙芝写给叶夫列莫夫的“明显带有反苏性质的”私人信函及“一些有可能被叶夫列莫夫用来进行违法活动的物品”。
夜见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去世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安德罗波夫给切布里科夫打来电话，请他去一趟。安德罗波夫说：“已决定解除晓洛科夫的职务，由费多尔丘克接替他的位置。我已和一些同志商量过，大家一致同意推举你担任克格勃主席。”
为什么安德罗波夫选择了切布里科夫，却没有选在匈牙利就同他一道工作的情报局长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呢？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克留奇科夫始终是个助手，他提拔他，推举他，但不会让他担任如此独当一面的角色。切布里科夫是个职业的党务工作者，对他的任命完全符合人事规则。
一年后，安德罗波夫使切布里科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1983年12月26日中央全会上的事。安德罗波夫已无法出席这次全会，他躺在医院里，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克格勃新任主席干了些什么呢？
1983年11月，切布里科夫在递交苏共中央的《关于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某些演出的消极倾向》报告上签了字：
“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悉，最近一些谈话类的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把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幕间剧列人自己的演出节目，这些节目以低毁的形式对脍炙人口的苏联爱国主义军事题材的文学和电影作品进行讽刺性的模仿……
“许多观众认为，这种演出有损于爱国主义和苏联人公民觉悟的培养事业，从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
这主要是针对演员根纳季·哈扎诺夫的演出。克格勃工作人员，尤其是第五局的工作人员总爱说，只能按党的指示办。但事实上却是彻头彻尾的自行其是。没有任何人让他们去评判哈扎诺夫的演出。难道研究“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小型文艺节目也属于克格勃的职责范围吗？但切布里科夫同他的前任一样，认为自己有责任监视生活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是否健康。
顺便说一句，卢比扬卡对犯下某种“有损肃反人员名声的”错误的自己人同样毫不留情。
对外情报部门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
“我们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部分，但我们明白，情报机关既不是内部特务，也不是秘密警察，而是国家的一个文明的工具。
“当然，第二总局（反间谍局）不喜欢我们，抓到第一总局喝醉酒的工作人员对他们来说就像是过节。有时他们会如愿以偿。
“有一次，决定派我们的一位军官以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到国外常驻，他按照惯例同外交部的人一起到‘斯拉夫市场’餐厅庆祝出国工作。
“尚在情报学校时，我们就被警告不得去可能会有外国人的餐厅，但他忘了……
他和自己的新同事围桌而坐，突然一个人走上前来请求借火点烟，点完烟就走开了。
没曾想这是个正受到克格勃跟踪的美国人。
“对于跟踪者来说，这是外国人同苏联公民的一次接触。按照规定，应该果断采取侦查行动--搞清美国人所接触的这个人的身份。但由于天气不好，他们就偷了个懒。按常规他们应该跟踪他到家，记下地址和姓名，可是他们采取了另外一种做法。
“他们装成喝醉的样子，在存衣处凑到我们这位工作人员面前说：借个火！好啊，你不借！挑起斗殴后叫来了警察。警察局是个有权要求出示证件的机构。在警察局，他不仅出示了身份证，而且还拿出了红皮证件--克格勃工作人员的证件，口里说：‘哥们儿，我是自己人！放了我吧，我明天就要出差走了。’“跟踪者喜出望外。他们叫来负责克格勃事务的值班人员，然后把他带走了。
出国被取消了，原来的工作也丢了，各级部门还‘敲打’了他很长时间：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身份，说自己是克格勃的人呢？应该说自己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要亮出工作证呢？难道不明白这会败坏克格勃的名誉吗？……”
安德罗波夫死后，切布里科夫转投戈尔巴乔夫，尽管当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成为总书记，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他肯定能当上总书记。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本人回忆说，在契尔年科去世前不久，切布里科夫曾向他透露自己同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谈话的内容。吉洪诺夫试图让克格勃主席相信，不能选戈尔巴乔夫当总书记。切布里科夫觉得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本人想得到这一职位。但克格勃主席坚定地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契尔年科去世后，切布里科夫马上在政治局会议上说：
“当然，我已和我的同事们商量过。我们这个部门是个不仅应了解对外政策问题，而且还应熟悉国内社会问题的部门。因此，在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克格勃工作人员委托我提名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你们也知道，克格勃的意见、我们的积极分子的呼声也代表着人民的心声。”
切布里科夫和利加乔夫与戈尔巴乔夫一道共同度过了契尔年科去世后的那个极其重要的夜晚。在政治局会议厅里，他们为葬礼和中央全会做着准备，在这次全会上应选举出新的总书记。当他们结束工作走出大厅时，天已经亮了。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一片掌声中当选为总书记。
最初一遇到棘手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就找切布里科夫商讨，征询他的意见，依靠他的支持。比如说，当出乎许多政治局委员的意料任命前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为外交部长时，他需要仰仗克格勃主席的威望……
切布里科夫支持戈尔巴乔夫，克格勃主席的忠顺得到了回报。
4月全会--戈尔巴乔夫当选后举行的第一次全会是从组织问题开始的。戈尔巴乔夫建议选举切布里科夫、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及未来的政府首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为政治局委员。
在1987年10月召开的那次著名的全会上，当决定解除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时，切布里科夫立即加入了谴责叶利钦的行列：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你不喜欢莫斯科人。如果你爱莫斯科，你今天就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在这一讲台上发表这样一番讲话。有一个词用在这里合适，这就是诽谤……在这一困难时刻，我们却开始信口开河，污蔑诽谤，而不是团结在一起。”
克格勃负责监视遭到贬黜的叶利钦。切布里科夫把叶利钦的一举一动都向政治局作了通报。
1987年11月9日，在市委休息室里叶利钦似乎曾企图自杀。
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日记中写道：切布里科夫说，“叶利钦在米丘林大街上的那所医院里大喊大叫，不愿接受包扎，不愿上床睡觉。
给他注射了镇静剂。现在他已安静下来，睡着了。第四总局局长恰佐夫院士守在那里。他说什么？胸口左边有个伤口（是用刀子割的），但只是表皮一点轻微的外伤。
不需要住院……”
克格勃与权力
切布里科夫领导克格勃达6年之久，在头4年里，他牢牢地控制住了这一继承来的强大的。时刻监视国内形势的机构。
与政治局委员沃罗特尼科夫同姓的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将军先后领导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的克格勃工作。他对我说：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方机构向来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地方领导人认为反间谍机关的分支机构是‘他们的’情报机构。不过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原则--克格勃是个集权化的机构。各地送往总部的情报必须全面而客观。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把地方上发生的所有真实情况报告总部，我就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
“规定就是这样。我要在密码文件上签字。如果说的是重要的事情，即使没有克格勃主席的签字，也要自动把文件送交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这就是说，州领导清楚地知道这种信息传到莫斯科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中央或部长会议马上会打电话来，向他询问究竟。因此，克格勃地方机构的存在使国家最高领导层能够掌握全国的情况。
“有时地方领导会央求不要把某些事情上报：何必让人不安呢？在地方领导看来，重大事故是小事一桩，可在中央看来，这非常重要。例如，为职工小区供暖的水管破了，这发生在夜里，早上开始修复。这场事故规模多大，工作进度如何，我一清二楚。就在这时，有人给我打来电话，哀求我不要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报告，并且说：‘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事故已处理完毕。’
“反正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事情可向第一书记讲，因此在星期一的汇报中，我避而不提这件事。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半个小时后电话就打来了，我受到一顿严厉的训斥：
怎么没谈重大事故了’
“哪些事情应该通报给地方长官？”我问沃罗特尼科夫将军。
“没有严格的规定。由克格勃机构领导人自己决定。一切都取决于相互理解的程度。克格勃地方机关所掌握的情报通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克格勃本身工作所需要的，另一部分则更多地涉及经济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一部分材料我们会交付民警机关。经过筛选后送往党的一些机关的情报有助于它们看清一些表面上不易觉察、不明显的问题。对明显的问题它们知道得比我们清楚。但我们把地方上企图隐瞒的东西揭示出来这一点对它们来说至关重要。
“苏联解体后有人写道，国家安全机关是党的一个工具。我没有这种感觉。我没有从党那里得到干这或干那的指示……”
我曾问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您同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克格勃分局局长的关系如？”
“我知道，他有自己的规矩，有些东西能告诉我，有些东西不能告诉我。我对他们所干的事并不好奇。但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是要一块讨论的。当时莫斯科的治安非常好。犯罪率下降。还记得60年代的莫斯科的人都知道，一天24小时任何时候都能在城里走动，不用担心遭到殴打或抢劫。持不同政见者由苏联克格勃负责，有时该机构向我报告一些有关情况。我会说：‘我们不管这些问题，这是中央的事，让中央来解决这些问题吧。
“克格勃莫斯科分局领导会不会告诉您一些您所不知道的市里的情况？”
“不会，莫斯科的事我几乎都知道。我同文艺界和学者们有着很好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克格勃的情报。我对莫斯科发生的事了如指掌。”
“有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样，在任命一定级别的官员时请求克格勃审查一下候选人？”
“我们在决定莫斯科的这种问题时，我从未作过询问，我们非常了解自己的干部。我们不是从大街上随便找个什么人。我们了解每个人的工作情况，这种了解有时都不止十个年头，还需要什么审查呢！可一旦要驻外工作，即便是去当大使，也要经过审查。现在也是如此。前不久我通过外交部领取了新的出国护照，因为我是已退休的大使。等国家安全部门的鉴定就等了一个半月，他们要核实能否发给我出国护照。就是说，这套体制非常落后。应该把一切材料都输人电脑，按一下键，什么都清楚了。可我们却弄了一支审查大军，这支大军也有家庭，大家都需要工资，所以他们抓住这一点不放。” ‘有没有过这种事：局长跑来找您，说您提拔的这个人家庭有问题，或有其他更糟糕的事情？”
“从未有过这种事。”
“他害怕找您说这种问题吗？”
“他没有必要来找我。每个人都要研究一番，看他是不是敌人？这样是不可能搞好工作的。我们的工作靠的是信任。没有发生过我们中间出了个敌人这种事。至于怀疑某人……也许他有个兄弟酗酒，可这关他什么事呢……”
我曾问当过多年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后又当过中央某部负责人和书记的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
“您在中央当部长时，需要参考克格勃对候选人的看法吗？”
“从不需要，我可以用人格来担保。我从未征询过克格勃的意见。我任第一书记时就是这样。不过，如果我在托木斯克州按老规矩办事的话，也许应该征询克格勃的意见。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许多人是流放犯人的亲属。如果我照那种原则工作，我很难选拔干部。我后来有时候得知一些情况，比如说，某人原来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富农的儿子。可这有什么意义呢？何况，他的父亲在战争年代参加过战斗，有一些流放犯人被允许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当时被流放的人很多，尤其是在纳雷姆边疆区。难怪有人说：上帝营造了天堂，魔鬼营造了纳雷姆边疆区。犯人都被流放到这个边疆区，最先是十二月党人，然后是民意党人，再后来是布尔什维克，最后是富农。”
“难道您没指望通过中央委员会的干部了解克格勃的一些情况？”
“不，我们没这样做过……我偶尔出席州克格勃分局的会议。我对他们谈什么呢？谈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工作，请求他们予以帮助。他们绝对不干预党内事务。
他们依法行事，这一点让我非常满意。他们开展预防工作，看看会不会有人对秘密材料漫不经心，若真有这种事，可能要坐牢，因为你丧失了警惕性。他们请人们去座谈，这一举措非常有效。
“况且，我们州里有许多超级保密企业。还有一座秘密城市，人口达11万。这座城市当时叫托木斯克-7，现在称作谢韦尔斯克。该市属于中型机器制造部，当时我们有一半的核导弹是由该市来‘装馅’的。
“我们州有许多科学研究所，其中一半至2／3从事国防研究。因此克格勃有工作可做。但在做自己的事时不能激起仇恨。
“安德罗波夫当政时中央甚至注意到了我们的这位局长：托木斯克州怎么会没有任何特别的案件呢？有一次在莫斯科开会期间他甚至遭到了批评。他垂头丧气地来到我这里：‘您瞧，我们还是老一套思维方式：既然没什么案件，说明没干活。’我对他说：‘你该为此而感到骄傲！没有案件更好。如果出了案子，说明我们某些方面存在着疏漏，就不得不把什么人给关起来。
“国家安全分局工作人员不多，但业务水平很高。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爱喝酒，喜欢女人，但这种人很少。”
“州分局的局长会来向您汇报情况吗？他通常对您说些什么？”
“经常汇报，向我讲述从事秘密军事课题研究的那些单位里人们的情绪，这是指日常生活、工作及企业内的秩序，这些都是重要的情报，令我们获益匪浅。有时人们并不总能直抒胸臆，而克格勃工作人员有眼线，他们能够了解到这些情绪。这对我们有帮助，使我们不至于把事情弄到发生冲突的地步。”
“您知道您州里的那些保密工厂和研究所在干什么吗？”
“知道。作为第一书记，我哪里都能去，即便是最秘密的研究所也能去，并不是所有州委的工作人员都允许进去，只有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能够进去。”
“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局长来到您这里，告诉您某某区委第一书记酗酒？或者即使他不告诉您，您也知道得清清楚楚？”
“即使他不说，我们也清楚。我们忌酒，也许这是因为我非常不喜欢喝酒。为什么我反对酗酒？实话对您说，原因并非像有些人写的那样，因为我出身于一个信教的家庭。胡说八道！我知道，那些喝酒的人，他们通常在酒桌上借推杯换盏之际解决一些人事问题。您想想，能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去喝酒的人肯定收受了手下人的礼物，因为得有钱才能纵饮无度……”
“您能肯定，您州里的克格勃分局局长没有向莫斯科打您的小报告吗？”
“我想没有，因为我没有被召去受训。我从未感觉到有人打我的小报告。如果有，估计会有人告诉我。再说，我也没什么值得报告的事……”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我是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可却在受到一些人无耻的窃听，而且我所有的电话都受到了窃听。当大使后仍受到窃听。我从丹麦回到莫斯科，坐下来打电话，有工作要谈。但没法谈话，线路杂音很大，有人在窃听。我很生气，于是说：‘你们在听我说话吗？这是你们的事，但请不要妨碍我工作！’杂音立刻停止了，听筒里鸦雀无声。
“还有，当我还在市委工作时，有时晚上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时间已经很晚，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静悄悄的，可以安下心来工作一会儿……我听到办公室的一个角落传出蜂鸣声，然后是另一个角落、我的办公桌……我觉得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伙伴在给我发信号，告诉我窃听器在哪里，他们也不愿干窃听这种事。
“早晨我来到市委，秘书告诉我：‘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今天检查了您的通讯线路。’这意味着，新的窃听器又装上了。
“我被解除市委第一书记后，身后总是厚颜无耻地跟着个尾巴。我去图希诺的姐姐家作客，他们正等着我。我招手，想搭辆车，一辆汽车停到我面前，车里坐着两个人：‘请上车，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他们怎么会认识我呢……
“即便到国外当大使，我也知道是不会让我安宁的。曾有过这样一件事。每逢11月7日和5月1日，我都要把高级外交人员请到寓所吃饭。午宴过后，开始放音乐，大家想跳舞。领事的妻子俯在我耳边说：‘在这个房间里您小心点。这儿有人在窃听。’
“我非常清楚，这并非她本人决定警告我，而是她在反间谍机关工作的丈夫，那是个善良、优秀的小伙子，是他想让我小心一点。
“每个使馆都设置了这样的部门，其任务是监视，以免发生不测。但不测之事还是发生了。我们使馆出了个著名的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他是个情报人员，为英国人工作。
“有趣的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工作得很卖力。他研究过丹麦，了解丹麦。总的说来，他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但我一直无法信任他。后来成为克格勃驻外间谍头目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柳比莫夫上校曾写道；使馆里只有大使不信任戈尔季耶夫斯基。所以说，他们搞不清楚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哪些方面……”
“监视让您感到难受吗？”
“根本不难受。一个人只有觉得问心有愧时才会难受。我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我是自愿要求去打仗的，整个战争都是在前线度过的。我工作诚实……”
维克托·瓦连京诺维奇·伊万年科将军领导过下瓦尔托夫斯克市的克格勃分处，后来成为秋明州克格勃分局的副局长。我问他：“您同第一书记的关系如何？”
“第一书记对我来说是政治领导人。我应该向他汇报所发生的一切、最有意义的工作成果以及问题。我的身份是一名部下。当然，没得到过任何关于要监视他的指示。不允许收集关于党和苏联官员的情报。党的机关有自己的‘反间谍机构’，即组织处，它负责抓党风问题。
“当然，国家安全机关的每一位领导，无论是市一级的，还是区一级的，都希望同第一书记建立起某种非正式关系。第一书记通常也乐意把克格勃人员拉拢到自己身边，以免他们打小报告
“外出视察工作一般都同行，第一书记通常会带着警察局长。检察长、克格勃负责人，以这种阵容出发。对民众发表完讲话后可能会去打一会儿猎，这些都有助于加深私人关系。我在实际工作中也碰到过一些少有的例外，即克格勃机构的领导人同党委书记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谁能占到上风？”
“经常是第一书记。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一次，最后是讲原则的克格勃工作人员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市委第一书记被解除了职务。这位克格勃工作人员得到情报，一市之长非法勒索一些党委书记。这位领导时常接待客人，请他们吃喝，可党内的账目上没有规定这种开支，因此市里一些单位的书记给他大笔送钱，补偿他无法报销的开支。这场冲突以克格勃工作人员的胜利而告结束。
“这是一个特例。所有的命令中都写着：‘不得检查党和苏联机关的领导、检察长和法官’。他们都是碰不得的人。
“我们被绝对禁止以党的机关干部，尤其是其他国家党的领导人为工作对象。
但曾根据一项经勃列日涅夫同意的特别指示，责成秋明克格勃分局负责有关希腊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萨哈利阿第斯的事宜，当时他用尼古拉耶夫的姓在苏尔古特市政治流亡。在这件事上不止一次地受到过批评，也不止一次地得到过表扬，其中包括我本人……”
我问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
“您有过被监视、被窃听的感觉吗？”
“实不相瞒，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有人对我说过：叶戈尔·库兹米奇，您在受到窃听。但我的性格使我并不在乎这个。我知道，在家里我肯定也受到了窃听，因为权力更迭时曾拆除过什么装置。看来是有人在窃听，体制就是这样。”
“这对您有影响吗？”
“没有，绝对没有。”
“如果您想讲点私事，您也知道电话有人窃听，您怎么办呢？”
“没什么，我没有任何私下里的话要讲，我不播弄是非……”
克格勃地方机关的领导人又如何看待与党务机关的关系呢？
瓦列里·沃罗特尼科夫将军说：
“既有工作关系，也有私人关系。有时从工作角度来说，我应该去找第一书记，向他报告重要情报。但由于我十分了解他，有些事我不会向他报告。这种事也有过。
“客观地讲，没人建议我们收集涉及党的领导人的情报。但这种情报终究会落入我们手里，我们没有权利隐瞒。我们上报给中央，它又会像掷出的飞旋镖一样返回到原处。结果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区委第一书记来找州克格勃分局局长，请求‘给我们区换一个克格勃处长，我和他搞不好关系。’也有相反的情况，克格勃处长请求调到别的地方工作，因为他没理顺关系。但这是非常少有的。
“如果是小问题，我们也会尽力不把它揭露出来。当有人因为过于尽心竭力而把情况报到上级时，上级也会给予相应的看待。曾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党的干部去国外，到那里后就松懈了，有些自由散漫。小组成员中有一个‘眼线’，回国后他写了关于这一切的报告。负责为州党委编辑情报的干部把这则报告也列了进去，送到了第一书记手中。经调查，原来这位党的干部得了胃溃疡，他根本不喝酒。代表团中的所有女士都写了解释性材料，证明他表现很好。
“后来我亲眼看到党组织的那位领导对克格勃分局局长谈他对此事的想法。即使有必要报告关于某位党的干部的品行，也不要拿这种小事来报告。告密引发这样的反应，结果第二次已没有兴趣再做这种事了。”
“地方领导会不会认为任何事情你们都会向莫斯科报告？”
“我们不会去说服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猫就是用来吓唬老鼠的。也许他们会因此而表现得好一些……”
反映党的高级干部问题的材料怎样才能到克格勃主席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该怎么办呢？
就此我询问了前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
“如果州分局的局长向您报告，说第一书记酗酒，把其他女人带到自己家，行为不检点等等，您怎么办？”
“这种事是不会写到纸上的，也不会向我的副手报告。只有在一对一的私人会见时才能谈这种事。分局局长必须得到我的同意才能专门就某个问题来莫斯科，或者是在莫斯科时请求单独会见，然后说出一切并征询我的意见。”
“您会怎样呢？”
“我会记下来，告诉他：继续观察，看看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向我报告。如果我确信情况非常严重，就去中央，找勃列日涅夫或主管人事的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说：注意，有苗头……
“有一次我去一个国家，随行的有5位将军。我国大使设宴款待我们，宴会接近尾声时大使已烂醉如泥。克格勃驻外工作人员报告说，大使在招待会上也是这种样子。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我把我们克格勃的人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为什么装聋作哑！
这会损害我们同这个国家的相互关系……”
无论级别多高的官员，克格勃都可以过问，只是在对领导干部进行调查时应该得到中央的批准。
如果克格勃不去做这种事，又怎么能收集到关于内务部长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梅杜诺夫的材料呢？是的，勃列日涅夫不让动他们。安德罗波夫在成为总书记后才得到机会收拾他们。1983年夏天，他们最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前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一经过。
契尔年科在全会上发言时说：
“考虑到晓洛科夫和梅杜诺夫在工作上犯的错误，政治局决定建议全会将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晓洛科夫在近几年削弱了内务部的领导工作，走上了个人滥用职权的道路。为自己和亲属建造别墅，把外国公司赠送给部里的3辆小轿车留作私用。
表现不够真诚，没有自我批评。借70岁生日之际拍关于自己的电影，为此花费了5万多卢布。梅杜诺夫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在边疆区的领导干部中贿赂风气盛行。确凿的事实表明，他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杜绝这种现象。经他同意，以拥有苏维埃代表身份为借口未立案追究违法者的责任。他的这一行为败坏了自己作为一名领导者和中央委员的名声。”
通过无记名表决，两人被逐出了中央委员会。晓洛科夫没有出席全会，梅杜诺夫走出了大厅。后来，晓洛科夫开枪自杀，梅杜诺夫退休回家。
安德罗波夫以克格勃的侦查材料为依据向腐败宣战。他做的工作并不多，但人民已为此对他感激不尽。
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我讲了安德罗波夫有一次召见他的情景。安德罗波夫说：
“叶戈尔·库兹米奇，您不认为该管管乌兹别克斯坦了吗？我早就开始注意那里的情况。应该开始这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