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加乔夫说：“我们准备立即着手。”
安德罗波夫说：“您知道该怎么做，把拉希多夫请来。”
利加乔夫寻思开了：他当时只是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的负责人，而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安德罗波夫鼓励他说：“您不用难为情，就说是受我所托。”
不久，拉希多夫来到莫斯科。有人通知他利加乔夫请他去一趟。拉希多夫像主人似地走进办公室，他的样子似乎在说，什么部的负责人竟敢找他谈话？
利加乔夫回忆说：“起先他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只好对他说，是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之托和他谈话。他坐下来，对我说话也变得温和了。事先我已把50-60封信摆在桌上。他立刻明白要谈的话题了。最后我说：‘我建议派一个委员会去乌兹别克斯坦。’他说：‘我们现在正是收获棉花的季节，你们会妨碍工作。”’利加乔夫同意等一等，等收获工作结束后再说。他说：
“后来我们派去了一个委员会，查出当时最为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首先，棉花产量存在着严重虚报问题。顺便说一句，拉希多夫每两年得到一枚列宁勋章。其次，共和国领导机关中有许多他的亲戚。在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机关中有30多位拉希多夫的亲戚。此外，苛捐杂税和送礼之风猖獗。
“就拿他妻子去下面州里来说，既然汗的妻子来了，意味着应该送些什么。整车整车的贡品……最后在塔什干召开中央全会，我被派去出席这次全会，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但遗憾的是，后来格德良一伊万诺夫之流横加阻挠，他们借‘乌兹别克案件’向上爬，甚至指责我收受贿赂……”
名义上的记者
戈尔巴乔夫时代是从一件不愉快的事开始的。为了回击苏联情报人员遭逮捕一事，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批准拘留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
丹尼洛夫是俄罗斯族人，对俄罗斯有着极其浓厚和真诚的兴趣，他试图查清自己祖先的有趣经历。他没有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卢比扬卡也知道这一点。却突然演变出一场丑闻，一场令苏联新领导的形象并不是非常光彩的丑闻。
克格勃使戈尔巴乔夫相信，应该逮捕这名记者，因为通常都是这种做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于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意了。后来他大概意识到，他做错了。
苏联反间谍工作者不相信，记者不再是美国情报人员的“掩护身份”。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大部分苏联驻外记者都是克格勃的工作人员，至少是情报总局的工作人员。
在塔斯社和新闻社较大的驻外记者站，有克格勃的固定编制。至于电视和广播单位的驻外记者站，克格勃人员或者充当第二记者，或者当摄像师。而报纸记者，除《真理报》外大部分都是情报人员。
70-80年代我在《新时代》杂志工作时，每个工作人员，包括打字员在内都知道，12个记者站中只有两个记者站是杂志社自己的。其中的一个后来也交给了克格勃。
是否设立新的记者站同样要取决于克格勃的需要。主编给苏共中央写秘密报告，内容是要求在某个国家建立记者站，并会注上“经苏联克格勃（）同意”。括号里是克格勃副主席的姓名。
在情报人员中有些人非常有才华，文章写得生动有趣。1991年后有些人自愿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从事新闻工作。但也有一些人，连简短的消息都写不好。
我感到奇怪，如果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思想表述于纸上，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呢？
即便“记者”不给编辑部发任何消息，也不会有人抱怨。我只知道曾有一个报纸的编辑，他给主管人事工作的克格勃副主席打电话，执拗地说，派给他的情报人员就工作能力来说什么都干不了，尽误事，因为他无法胜任报纸工作。
一位惊惶失措的将军--情报局主管人事的副局长迅速赶到这名编辑那儿，把一叠材料摆到他的桌子上说：“您自己挑，看谁合您的意。”
这位编辑明智地拒绝翻看情报人员的卷宗，但请求派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后来就照他的话做了……
为了不妨碍苏联和美国在减少双方关系中的紧张和稍稍拉近距离方面所做的最初尝试，不得不放了尼古拉斯·丹尼洛夫。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将军写道，在改革时期成为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丧失了信心，从原来的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变成了一个易怒、脾气暴躁的人。他领会不了情报资料，也无法理解国际局势。
我曾询问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政治局的同志对切布里科夫印象如何。
据说，克格勃主席看起来是个阴郁而沉闷的人。事实是这样吗？
“唉，没办法，就是这样一种性格。他有些孤僻，乍一看显得有些冷漠，但他是温和、可靠的人，我们大家都信任他。他不看戈尔巴乔夫的脸色行事，他是少数几个能够以应有的分寸提出反对意见、试着让人相信并接受自己想法的人之一。”
“克格勃主席找过您吗？或者他只找总书记？”
“我曾因为什么事去过他们克格勃一次。他也找过我，为了在某一问题上得到支持，或通报些信息。总的说来，我对特工机关没有特别的需求，他们通常去找一把手，规定就是这样。”
“他们向你们提供关于国内形势的材料吗？”
“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部门得到有关同一个问题的材料，例如从克格勃、情报总局、外交部和塔斯社等。我们不缺情报。我们可以比较、对照。我通常每天花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来阅读文件。但也有许多这样的情报，一眼就能让人看出来是为了取悦一把手或级别最高的几个人，而没有提供确实可靠的情报。” “您在把克格勃的情报同自己所了解到的东西作比较时，您有何印象？机关干部更了解国内所发生的事吗？”
“不，机关里的人了解不到任何新东西，尽管有分析报告。比如说，关于犯罪情况，我们得到的是相当内行和专业的文件。”
“总书记得到的情报要多得多吧？”
“我想是的，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报我不得而知。我不过问这种事。例如，他可以得到关于大使馆活动的情报，我要这有什么用呢？可他需要，国际部的人直接找他。”
“总书记休假您代理工作时能得到这些情报吗？或者说仍是送给总书记？”
“送给总书记。我收不到，大家都有分工……”
国家的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茶，所有意识形态的教条都被打破了，在这一时刻，1987年的9月，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在庆祝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诞辰110周年的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说了些什么呢？
“帝国主义国家特工机关破坏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仍是我们社会的道德和政治风气、苏联人的世界观……
“帝国主义特工机关正在企图寻找新的可乘之机，渗入我们的社会，针对苏联不同阶层的居民施加相应的、不同的影响，以便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强加给苏联人，灌输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无论……
“帝国主义特工机关对我国各阶层的居民虎视眈眈……我们的敌人企图把文艺界的一些知识分子推上吹毛求疵、蛊惑煽动和虚无主义的立场，丑化我们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阶段……”
切布里科夫仿佛在重复安德罗波夫时代保存下来的陈旧讲话稿，他的秘书处只是稍稍加了些修改和编辑。他的路已明显地偏离了戈尔巴乔夫的航向，这已是有目共睹。
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突然提到电视节目和报刊的导向“不对头”。切布里科夫很乐意就此话题谈下去。
以下是速记记录的一段内容：
“切布里科夫：现在电视在播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节目《第十二层》。节目讲的是年轻人与老一代之间的争吵。而且，老一代通常看起来相当平庸，无法对咄咄逼人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给予相应的回击。
“雷日科夫：我认为，这是个危险的节目。
“切布里科夫：应该回击这种东西。我并不是主张为过去或现在大唱颂歌，但如果我们放开对文学创作的控制，那结果将是，我们苏联政权70年来将没有一天是光明的……”
当时的中央书记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写道，切布里科夫的讲话秉承了克格勃领导人所惯有的风格，克留奇科夫也继承了这一风格--通过攻击“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的意图”来谈论国内问题。
在切布里科夫眼里，敌人的阴谋诡计无处不在。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他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
“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的政府对事故的发生表示了同情，并表示愿意为消除事故后果提供帮助……然而，可以看出，尤其是美国方面，企图把发生的事用于宣传目的。美国媒体强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是核能史上最大的事故之一，其规模比美国1978年三英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大许多倍，乌克兰大面积的粮食产区和第聂伯河流域受到了辐射污染。
“以我们的反应堆通常没有混凝土圆顶保护为根据散播流言蜚语，说苏联的核能没有考虑可能的事故后果，依靠的是落后的技术水平。西方的宣传极力夸张渲染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论点……
“国家安全委员会已采取措施监视外国外交家和记者的活动，限制他们收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材料的可能，以挫败其利用这一事故在西方煽起反苏宣传活动的企图。”
现在，当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实际规模及关于这类反应堆建造中所存在的失误的真实材料都大白于天下之际，再读到这种装腔作势、一派谎言的报告令人有些触目惊心。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克格勃为领导人提供真实情报吗？
前总书记助理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切布里科夫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告诉他萨哈罗夫人选科学院主席团的消息。切布里科夫痛苦地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的科学院还没有成熟。”切尔尼亚耶夫写道，戈尔巴乔夫挖苦他警惕性过高。
1988年9月，切布里科夫对《真理报》发表了长篇谈话。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已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克格勃主席可能不赞成改革，这可以理解，但他应该看出这些变化。可从他的讲话来看，感觉不到这一点：
“外国破坏中心一直顽固地向苏联人民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弊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造成的结果，实现好转的惟一可能就是放弃我们已作出的历史选择，放弃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的价值观被吹得天花乱坠。
遗憾的是，有些人，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就爱‘咬’这一诱饵。”
在回答记者关于克格勃的任务这一提问时，切布里科夫说了这样一番话：
“克格勃工作人员的努力首先集中在及时发现和制止外国特工机关的情报活动和破坏活动，以及反苏分子和国内反社会主义分子旨在破坏和颠覆我们现行制度的敌对活动。”
这次采访之后不到一个月，戈尔巴乔夫就把切布里科夫从克格勃主席职位上调到了已不太重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位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正式命令是1988年10月1日签署的。
切布里科夫负责行政和护法机关方面的工作，他接替的是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卢基扬诺夫，后者被调至苏联最高苏维埃任第一副主席。
当时仍是政治局委员的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 日记中写道：
“我知道，戈尔巴乔夫对当年费多尔丘克任部长时内务部对他在斯塔夫罗波尔某些方面的工作进行检查感到不满，克格勃似乎也有份。戈尔巴乔夫曾气愤地提起这一点，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做呢？说明他还在耿耿于怀……”
前总书记助理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对切布里科夫和戈尔巴乔夫关系不好有自己的说法。
博尔金认为，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切布里科夫作为一个温顺的工作人员，兢兢业业地为契尔年科服务，定期向他报告党和社会中的力量对比情况。他也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向他报告情况，但相当肤浅，他害怕契尔年科知道这一点。犹豫不决和过于谨慎令切布里科夫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寻找调动他的途径。成为中央书记后，切布里科夫失去了各种关系和情报，不再拥有原先的影响力，渐渐地沉寂下去……
叶戈尔·利加乔夫对切布里科夫被调到中央并不感到吃惊：
“这是戈尔巴乔夫决定的，没作任何特别的解释。书记处需要一个人来负责行政机关和民族政策的问题，这个人要消息相当灵通，正派。我表示赞成，我没有理由不同意。”
维克托·格奥尔基耶维奇·布达诺夫当年领导过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反间谍局的内部安全工作，他对我说：
“我不止一次地去找过切布里科夫，因为他负责情报安全问题。他接见我，我向他汇报工作。切布里科夫授予过我一枚勋章。切布里科夫是个比安德罗波夫更加注重形式的人。切布里科夫是中央委员会教育出来的一个傻瓜。脸上带着特定的表倩，仪表堂堂，戴着大沿帽--党的职业机关干部的形象。”
“可他懂克格勃的工作呀？”
“即便不是职业干部，也能懂克格勃的工作！只要有能干的助手和向你汇报并提建议的人就行了。”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最终仍摆脱了切布里科夫呢？
最初，总书记很器重从安德罗波夫那里继承过来的这位既可靠，又没有野心的克格勃主席。但后来他发现，切布里科夫不仅内心抵触改革精神，而且不太合适这一角色。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切布里科夫让人觉得是个特别害怕言多必失的人。
后来，大概他又发现，切布里科夫不过是没东西可说。
戈尔巴乔夫需要的是一个眼界更加开阔、更加灵活并愿意帮助他的人。于是他用另外一个安德罗波夫时代的人--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取代了切布里科夫。
1988年9月30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对高层领导进行了重大改组，打发葛罗米柯、索洛缅采夫、杰米契夫和多勃雷宁等人回家颐养天年，责成利加乔夫和尼科诺夫负责农业工作，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负责国际事务，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负责意识形态。
切布里科夫负责主持中央法律政策委员会的工作，但他在新的职位上没工作多久。
过了整整一年，即在1989年9月20日的中央全会上，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尼科诺夫和切布里科夫被打发退休。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解除切布里科夫的职务。我问了戈尔巴乔夫，我俩并排坐在一起，他说：‘你知道吗，前线落下的旧伤复发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后来我明白了原因，戈尔巴乔夫没有忘记很久以前斯塔夫罗波尔的那段检查。”
既然这样，又是什么在妨碍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使他未能早早摆脱自己所不喜欢的国家安全首脑呢？
克格勃新任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切布里科夫退休了，但并没有就此过清闲日子。
歌唱家、国家杜马代表约瑟夫·科市宗几年前曾骄傲地说，他的警卫由前苏联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在领导。
了解切布里科夫的人部说他是个不太聪明的人，但他一概不参与任何政治游戏。
他的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曾不无委屈地写道，切布里科夫害了他。1993年，克留奇科夫在某家．报纸上指责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院士同西方特工机关有过不能容许的接触，也就是说，1960年雅科夫列夫在美国进修时就已被招募。切布里科夫同样被叫到总检察院接受讯问，他说，在克留奇科夫的文章面世之前他对此一无所知。
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把切布里科夫换成克留奇科夫的话，那么1991年的八月事件多半不会发生。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死于1999年7月1日，享年76岁。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 第十六章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1967年夏天，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第二书记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被出人意料地召到莫斯科，事先未作任何说明。负责人事问题的中央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愉快地领着这位惊魂不定的书记去见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看过切布里科夫的履历表，对他很觉满意，不管怎么说是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人。勃列日涅夫提了几个关于州里工作的问题后对他说：“我们把尤里派去了克格勃，需要找几个人帮他，同时加强机关的工作。”
勃列日涅夫在给安德罗波夫挑选班子。
部长会议于7月21日作出决定，批准切布里科夫为克格勃领导班子成员，3天后被克格勃的一纸命令任命为人事局局长。从表面上看，他的新职不是很高，仅仅是主管某一部门的局长。但事实上，克格勃的人事主管是个关键的职位。难怪勃列日涅夫想亲自相一相他。同时还有几名来自不同州的职务不同的党务干部被派到克格勃工作，但他们中间只有切布里科夫一人攀上了奥林匹斯山。
机遇
1951年斯大林格勒州党委派遣克留奇科夫到莫斯科高级外交学校学习，这与他担任过共青团工作有关。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有可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到国外工作。开办这所高级外交学校是为了不从幼稚的青年人中，不从昨天的中学毕业生中，而是从具有经验的人，主要是从昨天的党的工作者中培养外交官。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愉快地回忆，位于铁匠桥街上外交部旧楼内的高级外交学校是如何接待他的。学校旁边是沃罗夫斯基纪念碑和未来的克格勃总部新大楼，后来他在这座楼里作为克格勃主席而工作。
在入学的一批新生中只有克留奇科夫一人敢于学习复杂的匈牙利语。他随身带着必须死记硬背的生词卡。学会匈牙利语，就意味着表现自己的性格以及埋头苦干和顽强不屈的精神。
1954年，高级外交学校的毕业生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被吸收到外交部工作。也担任过检察员的他的老同事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已经不在外交部，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是外长。斯大林逝世后莫洛托夫重新获得外长职务，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志们称他为没有希望的博览群书者。
外交部召开积极分子大会，第一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批评自己的首长，莫洛托夫坐在主席团的位置上认真地倾听发言。大家都为葛罗米柯的发言而鼓掌，莫洛托夫本人也鼓掌，他总是遵守党的纪律。
莫洛托夫曾试图改变一下自己，执行路线时变得柔和一些，不要这样粗暴和尖锐。克留奇科夫回忆说，外交部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工作日变得正常起来，人们觉得自己无拘无束，眼睛里闪着光芒。但是外交官员们仍然被贬低到普通办事员的地位，交给他们做的只是一些小事。
1955年夏末，年轻的外交官克留奇科夫来到布达佩斯担任苏联大使馆三秘。大使是年轻的党务工作者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这对克留奇科夫来说是机遇难得。此后他俩一直共事，直到安德罗波夫去世。
他们在匈牙利工作期间，莫斯科两次撤换外长。1956年夏天莫洛托夫被赶出外交部，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接任。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光辉人物。
如果换一个命运，那么就不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而是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完全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首脑。
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几乎同岁，俩人都戴着将军的肩章从前线回来，这对他们很有利，因为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在整个战争时期都留在后方。
年轻而健壮的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几乎是党的领导人中仅有的仪表堂堂的人，在那些大腹便便、矮小和身体有残缺的政治局委员中非常显眼。
威武的外表对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的仕途很有帮助。斯大林，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喜欢英俊、液酒、年轻的将军。斯大林，接着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提拔和重用了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
再上一个台阶，再走一步，他们就会成为天上的人。两人都不是乏味的人或禁欲主义者，而是爱好生活。博得女人的青睐。但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仅此而已，他们的道路迥异。
勃列日涅夫爱好多米诺骨牌和啤酒，谢皮洛夫教授是一个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精通音乐，更喜欢与艺术家们打交道，而不是与公务员打交道。
结果证明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在争夺权力的决定性时刻他正确地站到了胜利者一边。而谢皮洛夫实际上却显得很幼稚，虽然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被生活考验。
谢皮洛夫适合于做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为什么他突然成为外交部长？惟一的解释只能是赫鲁晓夫根本不认为这个职务是重要的。他不过是要解除莫洛托夫的部长职务，并把自己完全信任的人派往外交部。外国外交官立即看到，苏联对外政策界来了一个全新的人。如果莫洛托夫不喜欢什么东西，他就立即中断谈话，把谈话者赶出门外。而谢皮洛夫比莫洛托夫更年轻、坦率，但是一点也不呆板。他倾听谈话者的话，如果对方讲的有道理，他就会同意。
苏联外交官第一次有了与自己的前任截然不同的部长，他是惟一的一位从来不冲着别人喊叫、而是尊重外交官的工作、不对自己的属下找茬的外交部长。
然而，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没有来得及感受这一良好的氛围，因为匈牙利发生了起义。而当克留奇科夫返回莫斯科时，谢皮洛夫在外交部的位置已被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所取代。
和安德罗波夫一样，克留奇科夫也永远牢记匈牙利的起义。克留奇科夫在自己的著作《个人档案》里描写了这一点：大使馆被包围，每次走出大使馆大楼都有危险。他回忆起那些不眠之夜，出去到空无一人的街上搜集情报，与可靠的匈牙利同志举行秘密会晤。那时安全形势非常复杂……
克留奇科夫认为，所有灾难的原因在于匈牙利领导人的不坚决，以及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把纳吉·伊姆雷这个“致命的人物”推到了政治舞台上。用坦克镇压匈牙利起义事件过了几十年之后，克留奇科夫仍然坚信，当时苏联领导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的。
根据大使的推荐，克留奇科夫因在战斗条件下努力工作而获得劳动红旗勋章。
安德罗波夫1957年离开匈牙利回国，而克留奇科夫留在大使馆。但是安德罗波夫没有忘记这位有希望的外交官。
两年后，在老广场扎根的安德罗波夫邀请克留奇科夫到自己身边工作：克留奇科夫在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入党联络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处担任科员。从外交部转到党中央工作对于仕途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一仕途将是多么灿烂。
克留奇科夫和安德罗波夫一起工作了四分之一多世纪，安德罗波夫没有对克留奇科夫失望。安德罗波夫需要各种人才。但从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可以看出，安德罗波夫最看重怎样的品质。克留奇科夫和切布里科夫的共同特点是始终不渝和忠诚。在安德罗波夫周围有更强、更能干的人，但是他却把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安排到第一把手的位置上。
克留奇科夫成为处长，后来又晋升一级，最后担任他最适合的职务--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的助理。
从老广场来到卢比扬卡，安德罗波夫带来了自己的班子。克留奇科夫已经成为克格勃主席的助理，后来又成为克格勃主席的秘书处主任。他的办公室就在主席办公室对面，两人共用一个接待室。克留奇科夫总是随叫随到，准备回答咨询，提醒主席，执行任何指示，并且监督各项指示的完成情况。他勤勉、可靠、周到和无条件服从。
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工作了24年零3个月。顺便说说，克留奇科夫不是在1991年8月政变后被国家安全机关解雇的，虽然那时他被解除了克格勃主席职务。他是1994年10月4日被解雇于国家安全机关的。
开端不利
1971年夏，安德罗波夫把克留奇科夫调到情报机关工作，任命他为第一总局第一副局长。这是转向很大的独立自主的工作，向更高的职务迈出了一步。但是对于克留奇科夫来说，转向情报工作很困难。他回忆说，他“简直难以想象如何在离安德罗波夫较远的地方工作”。
克留奇科夫崇拜上司，会背诵他的诗。
那时他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了门年。克留奇科夫已经习惯于起第一助理的作用，而现在却要自己作决定。但是克留奇科夫找到了办法。他的同事们很快就发现，几乎每件小事他都向安德罗波夫请示。克留奇科夫从性格、思维方式和行为来说，仍然是助理。
克格勃的领导想以更年轻的人来替换当时经验丰富的情报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谢米恰斯内主张任命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列昂尼德·米特罗法诺维奇·扎米亚京当局长（后来他被任命为塔斯社社长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长）。
谢米恰斯内甚至对勃列日涅夫谈了这一任命，所以政治局里有人向扎米亚京祝贺他履新。
但是谢米恰斯内被安德罗波夫所取代，所以关于撤换情报局长一事被推迟了好几年。后来萨哈罗夫斯基的副手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京接任情报局长，但显然这是一项过渡的决定。克留奇科夫当了3年副手，这是他在新的职位上所需要工作的时间。
克留奇科夫情报工作的开始，恰逢对克格勃不利的一些事件发生。克留奇科夫刚刚搬入新的办公室，远离安德罗波夫，克格勃就在英国受到严重挫折。
1971年9月初，苏联情报机关驻伦敦的军官奥列格·利亚林投靠了英国人。这使英国人找到了合适的借口。他们早就对苏联驻伦敦的外交官员过多表示不满，因为苏联驻英国的外交官比英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多得多。英国人有理由怀疑，在苏联驻英国的外交官中，真正的外交官不多。事实的确如此，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情报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很多人希望住在伦敦这个美好的城市而得到扩大。
维克托·格奥尔基耶维奇命达诺夫将军1971年在伦敦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在国外工作。他对我说：“利亚林投靠英国人之后，我们知道将发生问题。但是一点也没有想到，会对我们采取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对外情报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而我在伦敦正式宣布驱逐之前就离开了英国。”
“您与利亚林直接联系？”
“问题不在这里，麻烦的是，关于我的工作他比应该知道的要多，而我的工作开展得很有意思。难怪英国人迄今不同意我去他们那里……”
“所以您就决定离开英国了？”
“不是我要离开，而是我们的同志们要我回来。9月3日利亚林失踪，9月11日我乘‘爱沙尼亚’号客轮回国，遇到了暴风雨。”
“您感觉英国人对您特别感兴趣吗？对您的跟踪比对一般人要多吗？”
“并非对我不加注意。有时同时有9辆英国情报机关的汽车跟踪我们，而我们把所有9辆汽车都识破了。我在大使馆工作，但是我没有外交掩护，因为1969年英国人已经限制我们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名额，所以我不是以外交护照，而是以公务护照去大使馆的。这样，对于我们在英国的情报人员来说，有薄弱的地方。”
“利亚林在情报站里担任要职吗？”
“他是普通情报人员，正式身份是在使馆商务处担任高级工程师。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知道我的一个重要关系，这个关系我们利用得相当成功……”
“那么什么是他投靠英国人的借口呢？”
“晚些时候，当我研究情报安全问题时，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材料，绘制了可能从我们阵营逃跑的人员肖像，遗憾的是，那时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可以说，利亚林与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同，并非一开始就是间谍。他是一个非常容易感情冲动的人，喝酒很多。而当一个人经常喝酒时，整个心理结构就会发生变化，就会作出一些不恰当的反应，而且过于警惕。
“利亚林是因违反交通规则而被英国警察抓起来的。我想，这是一个借口。如果此类事情发生在外国大使馆官员身上，这样的拘留通常有反间谍部门参与，或者是将违反交通规则的事情立即报告反间谍机关，请他们参与。
“英国反间谍机关可能知道（甚至肯定知道）利亚林与使馆商务处一名女工作人员的风流韵事，她是一个有夫之妇……我认为，英国人拘留他后与他进行了详细谈话。这样的谈话可想而知。比如，他们威胁说；我们知道你有风流事，如果说出去，就会把你送回国，你就会被克格勃解雇，被扔到街头，整个仕途就完了……
“我不认为他马上就作出了决定。很可能是，他答应考虑考虑。他在警察局被拘留到天亮。如果他作出了决定，他们早就把他释放了。因为时间很重要：不能让间谍从自己情报机构人员的视野里消失，不能让情报站的人员开始寻找他。
“而他们把他拘留到天亮，我们的领事去了他那儿，把他领回来，带到使馆。
真不凑巧，利亚林所尊重的情报站长当时不在使馆，而副站长对他有偏见（人们的性格常常合不来，此事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副站长对利亚林所说的正是英国人所警告的：哈哈，原来是这样！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收拾东西，在24小时内我们把你送回国。这正好是忌讳的。
“即使一个人遇到不幸，甚至他处于被策反的境地，也应该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他。我的工作证明，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多的信任，这是对的。在上述谈话后，利亚林作出了最后决定：原来如此！所以他走了……”
英国人驱逐了105名苏联公民。利亚林出卖了大家，所以情报站必须重新建。英国人对苏联工作人员作出限制，我们不能派遣以前在那里工作的那么多人了。法国人步英国人的后尘，也把一大批苏联情报员驱逐出国。接着又有一些国家效仿。
克留奇科夫对这些失败的事件不能承担责任，但是他明白了，只要有一名叛逃者，就会带来多大的损失。
外交官打开报纸
这样大规模的驱逐后来依旧发生。1983年4月，因被指控进行间谍活动，一下子就有近50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当时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赞成这项行动。据说，他甚至在反间谍机关提交给他的100人的名单中亲自点出47人。
莫斯科没有采取报复措施。对克格勃的打击是沉重的，但是莫斯科不想恶化与法国的特殊关系。而当其他国家这样做时，苏联领导人没有这样宽容。
1976年，当年轻的德国大使馆新闻官文贝尔哈德·海肯打开当时在苏联很受欢迎的《文学报》最新一期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报纸报道说，这个德国外交官是一名以外交豁免权为掩护的间谍。
但是艾贝尔哈德·海肯根本不是西德情报局的情报人员！克格勃也知道这一点。
没有一个大使馆能够保住这样的秘密：谁是真正的外交官，谁是披着外交官外衣的间谍。海肯成为莫斯科和波恩间谍外交游戏中的牺牲品。
当时西德电视台拍摄了关于苏联外交官的电影《莫斯科的间谍们》。莫斯科知道将要上映这部电影。克格勃让一位研究德国问题的著名苏联新闻记者以苏联领导人的名义去西德大使馆通报大使，如果在西德电视台上播放这部电影，苏联将把它看作是敌对行动。苏联警告说，放映这部电影将引起后果。
这位吃惊不小的记者说，他需要有书面委托书才能执行如此敏感的使命。他从克格勃那里得到了没有签名的文本，其中写道：“委托你去西德驻莫斯科大使馆并通报大使……”
深夜，记者来到西德大使馆。当时在大使馆门口值班的警察警惕性很高，一般都要对照事先拟定的名单，检查每个要进入大使馆的人的证件，但是这一次他什么也没有问，立刻就把来访者放了进去，并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他。
西德大使了解并高度评价这位记者。他认真地听取了他的叙述后说，将把此事向波恩报告。”
但是西德外交部并不直接控制电视台。这部电影还是播映了。克格勃想找一个报复的牺牲品。新闻官海肯于是被宣布为间谍。对命运的极大讽刺是，海肯与那位被委托去西德大使馆对德国人施加影响的记者几乎是朋友……
为什么恰恰选中艾贝尔哈德·海肯？为什么不宣布那时在莫斯科工作的联邦德国情报局真正的成员为间谍？
事情经常这样。与一般所持的意见相反，反间谍局很少向外交部请求驱逐已被发现的情报人员。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监视他，确定他的工作方法和他的关系，并与他周旋。如果已经决定要搞一次规模不大的公开的丑闻，那么往往选择与情报局没有关系的人作为牺牲品。
艾贝尔哈德·海肯反正是要返回波恩，因为他在莫斯科工作的4年任期已满。他离开莫斯科的日期早就知道。这样他就被选为牺牲品。苏联克格勃和外交部甚至没有限期让德国新闻官离开。既然如此，德国人也就没有理由采取报复措施和驱逐苏联外交官。西德和苏联就这样固西德播放关于苏联间谍的电影而互相进行了打击。
但是遭到克格勃报复的海肯本人怎样呢？
他想永远忘记俄罗斯，从事其他工作。他总是认为这段可悲的历史是人为制造的不幸事件。
海肯在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了4年，后来终于又回到俄罗斯事务上来。1989年他重新返回莫斯科工作，被任命为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公使，是仅次于大使的使馆第2号人物。俄罗斯立即就给了他签证。没有人再提起那段历史。与此同时，也没有人向他表示道歉。
“甚至在70年代，对于德国外交官来说在苏联工作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海肯在回忆自己在莫斯科的第一次工作时这样说。
海肯每天看《真理报》的社论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各种讲话，学习只有苏联公民才熟悉的通过字里行间了解重要内容的阅读艺术。
外交官们知道，他们不得不根据他们可以得到的为数不多的片段来判断这个大国的生活。这是研究克里姆林宫问题的专家们大有可为的时期，按海肯的话来说，这种研读报纸的艺术作为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有益的，但是它不给予准确的回答，而总是给人一种不肯定的感觉。
选出的苏联德国问题专家协会的成员经常在位于大格鲁吉亚街上的德国大使馆旧楼里聚会。这是这些专家们引以为自豪的特权，不仅因为大使馆热情款待他们，而且因为他们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处在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正常的世界里。冯·舒伦堡公爵纪念碑是使馆传统的证明，正如碑文所写的那样，他“为德国人民的荣誉而献出了生命”。这位二战前担任德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阴谋，结果被绞死。
海肯永远也不知道，他的交谈者究竟有多少坦率，他们是否在执行某人的委托而把某些情况告诉他，或者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愿望而试图帮助他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位新闻官和未来的公使毫不怀疑，使馆的有些来访者非常想与德国人进行坦率的交谈，但是他们害怕被窃听。在招待会上苏联的德国问题专家们以怀疑的目光观察的不是外国人，而是自己人：同行中有谁明天可能会汇报某某人与西德外交官进行了特别长时间的和坦率的谈话？更为内行的客人们则害怕克格勃安装在使馆里面的窃听装置……
副秘书长在哪里？
1978年3月的最后一天，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夫琴科来到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大楼。苏联代表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邀他到代表处来，向他转交了莫斯科发来的密电。舍夫琴科被要求紧急回国。
这一电报使舍夫琴科惊慌失措。他回到自己在联合国大楼的房间后，打电话给自己的联系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军官。
舍夫琴科什么也没对妻子说，只给她留了一个纸条，这纸条妻子次日清晨才看见。他把女儿的照片、妻子与葛罗米柯外长妻子的合影以及一大堆与勃列日涅夫的合影放人公文包。
然后，他沿着防火用的楼梯下楼，穿过街道，坐上已经等候在那里的一辆汽车。
美国人把他藏在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房子里。
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和驻联合国代表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要求美国人安排他们与舍夫琴科见面，他们想确认，舍夫琴科确实是决定留下，而不是被匿藏起来了。
但这是毫无用处的谈话。两位大使劝说舍夫琴科重新考虑，而舍夫琴科重申他将留下，这是他最后的决定。
舍夫琴科逃跑后，安德烈·葛罗米柯生气地对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说，他有很多助手，但是他不记得有舍夫琴科这 么一个人。
反间谍人员搜查舍夫琴科在莫斯科的住房后，给安德罗波夫带来了外交部长在家里与逃跑的助手一起合影的照片。
但是这不意味着舍夫琴科与部长关系密切。他与部长的儿子阿纳托利·葛罗米柯关系很好，阿纳托利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
舍夫琴科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时与小葛罗米柯相识的。他们一起写文章。此后舍夫琴科被吸收到外交部工作。阿尔卡季·舍夫琴科迅速升迁，1969年成为葛罗米柯部长的助理之一，并在叛逃前的5年期间担任联合国主管政治问题的副秘书长，这一职务虽无多少实权，但是非常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