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夫琴科在正式叛逃一年多以前就请求在美国避难。美国人答应给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但是要求他暂时先为美国政府，即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一段时间。
舍夫琴科能向美国人提供什么呢？
莫斯科关于苏联在联合国采取什么立场的指示，发往国外使馆和代表处的材料，他与来自莫斯科的高级客人的谈话，以及他所知道的克格勃和军事情报机关驻外人员名单。
他并不知道很多重要秘密。
阿尔卡季·舍夫琴科担惊受怕地度过了很多年。当他为了叛逃而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时，担心克格勃人员怀疑他，强制地把他押上飞机，带回苏联并枪决。他猜得不错：差一点就对他这么做了，但是莫斯科没有相信对他的怀疑。
当时苏联对外情报局在纽约的情报站长、后来成为苏联所有秘密情报人员负责人的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将军后来说，他马上就感觉到：苏联驻纽约的机构中有间谍。
苏联驻纽约的情报站开始注意副秘书长舍夫琴科放荡的生活方式。警惕性很高的情报人员得出结论：一般苏联人不是这样生活的。
情报机关的新领导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对纽约情报站长最初发回的信号并没有重视，也没有下令安排舍夫琴科立即回国。
在德罗兹多夫将军第二次写信给克格勃领导说舍夫琴科酗酒，不与别人来往后，克格勃决定把舍夫琴科召回莫斯科，但是电报内容拟得很不好，以至于舍夫琴科吓坏了，跑到美国人那里去了。
舍夫琴科为什么逃跑？其政治动机很难猜测。他不是那种因政治原因逃跑的人。
很可能他非常喜欢联合国副秘书长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此有关的荣誉、特权和舒适。
他不想重返莫斯科。
看来，在他私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当时他47岁，男人在40岁以后常常发生各种危机。
美国人为他找到了一个妻子，一个专业人员。后来她写了回忆录，从这本书来看，她对苏联外交官的缺乏经验感到惊讶。她感到吃惊，为什么在一起过了一辈子他却对她的喜悦没有怀疑。
已经发现的生活乐趣使舍夫琴科适应了在美国的生活。但种种迹象表明，很难说他在美国的生活特别幸福……
还有一名苏联间谍可以说是在我的眼皮底下逃往西方的。1979年2月，还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我就进入《新时代》杂志社工作。秋天我们杂志社驻日本的记者斯坦尼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列夫琴科就叛逃了，他是对外情报机构的上校。
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他与自己的上司--情报站副站长关系不好，那人总是刁难他。另一种说法是，在日本工作后他不想再回国过苏联的生活。
他本人在美国写书，称自己的逃跑具有复杂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原因。
克格勃把我们编辑部的领导召到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大楼。虽然不是编辑们挑选的这名记者，也不是他们把他派出国的，但是克格勃埋怨编辑们没有监视列夫琴科，所以造成了这一逃跑。与通常一样，是克格勃给杂志总编辑打电话：有一个人到你们这儿来，你们给他办理去东京当记者的手续。
舍夫琴科没有向日本人求助，而是与美国人联系，因为他知道，日本人从来没有给任何人以政治避难。美国人立即把他从日本带到美国。他出示了许多证据，说出了许多为苏联工作的日本著名政治家和重要新闻记者的姓名。他们不是间谍，因为不掌握国家秘密。他们在政治和新闻中奉行有利于莫斯科的路线。换句话说，他们属于后来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所说的“有影响的代理者”。
舍夫琴科说，苏联情报机关在日本有200名间谍，其中有前内阁成员、社会党活动家、几名议员和中国问题专家。在东京的苏联情报人员要求千方百计地阻止日本和中国接近。
据舍夫琴科说，苏联情报人员劝说一名日本议员组织日本议员与苏联最高苏维埃友好协会。这名议员从克格勃获得经费出版月刊。舍夫琴科还说，日本社会党是由克格勃提供经费的。这是通过“朋友们的公司”进行的。这些公司从苏联对外贸易机构那里获得条件有利的合同，然后把15％-20％的利润拨给社会党。
舍夫琴科还说，苏联情报人员在日本向非法的菲律宾共产党代表转交现金，把钱放在有两层底的箱子里，或者放在旧书里
舍夫琴科叛逃后，克留奇科夫被迫彻底更换驻东京情报站的人员以及克格勃总部的日本处成员。每一次失败后都是这样做的。
我认识一些年轻的日本问题情报人员，他们因此而去东京填补空缺的岗位。我也见过因舍夫琴科叛逃而丧失仕途的苏联情报机关涉日事务的工作人员。他们失去了出国的可能性，被调离了原来的工作，转而干没有意思的工作去了。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被破坏了。舍夫琴科的前领导人之一对我说：“如果他落到我手中，我会用双手把他杀死。”
在50年代，每次情报人员逃跑到西方之后，互相替换的克格勃主席就下令消灭叛徒。但是在外国，而且是在有人保护的情况下进行谋杀很不容易，后来就取消了这样的命令。
克留奇科夫认为不要惩罚那些犯了错误，但是已经改正的情报人员。他很宽容地对待自己的情报人员，如果他们跑到西方后又回来。他宁可作出样子，好像他的情报人员是被藏匿起来的，而不愿承认，久经考验的对外情报人员竟会背叛自己的职责。因为这样做对克留奇科夫更有利。克格勃对情报人员说，如果他们仟悔，将不惩罚他们。
对待对外情报人员维塔利·尤尔琴科就是这样做的。尤尔琴科先是不知什么原因逃跑了，后来又令人惊讶地回来了。克留奇科夫宁可把他当作经受了一切考验并被敌人俘虏后逃回的勇敢英雄，但是情报人员们不喜欢他这样处理，他们认为尤尔琴科是叛徒，不明白为什么要给他授勋并奖励……
情报局长
1974年末，勃列日涅夫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任命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为克格勃副主席并兼任第一总局局长。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局长马库斯·沃尔夫上将认为，任命克留奇科夫为情报局长合乎逻辑，但不是最英明的。
克留奇科夫在阿富汗成功地搞了几次行动，此后他的作用提高了。但是他不能深刻理解所发生的事情，从本质上来说他不是领导者，马库斯·沃尔夫将军这样认为。克留奇科夫是安德罗波夫信任的助手，如果没有自己保护人的指示，聪明和理智的“第二号人物”就不知所措。
当马库斯·沃尔夫来到莫斯科，克留奇科夫总是把他送到休息室，斟满一大杯威士忌，说：“怎么样，说说发生了什么。”
其他客人克留奇科夫用茶水和咖啡招待。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用柔和的方式进行谈话。他属于那种平易近人的人c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索洛尼岑在克格勃担任了7年克留奇科夫的秘书处主任。
他对我说：“我ffl每天见面，包括星期六。我经常去他的别墅，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聪明、好学和知识渊博。很多人说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官僚分子。但这毕竟不是侦缉人员，这是政治职务。顺便说说，我知道很多次他在招募人员时折服了别人……”
“他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人。例如，为他准备了讲话稿。情报局有很强的分析班子，召集班子撰写讲话稿。他阅了讲话稿，似乎没有意见，但是当你听他讲话时，发现他讲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就是说，他自己改写了。
他是一个只考虑工作的人。来到情报局的别墅区，有的人打多米诺牌，有的打扑克牌……而他甚至连国际象棋也不下。可能他会下，但是从来没有下过。
当然，他的性格很复杂，和他一起工作不容易。他有点固执，喜欢抱怨，但不记仇。
他严峻的外表使很多人害怕。也许这一工作使人变得过于严峻，而他就是这个样子。
有些生活经验丰富的人在他面前也觉得不自信。在他的接待室里可以看到将军。
在大国工作的秘密情报人员，他们有时声音颤抖，害怕进他的办公室……
在他身上好像有点斯大林的东西。不是在举止方面，而是在谈话的姿势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受得住他的目光，可能是长期的工作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我看见他在其他场合里温柔、朴实、善于待客，亲自斟茶……
他天生就是于克格勃这一行的，况且安德罗波夫把情报局交给了他。顺便说一句，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反驳安德罗波夫的人之一。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主张，而且敢于对安德罗波夫直面陈述，更不用说对切布里科夫。有时会损伤安德罗波夫的自尊心。这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自己对我说的。例如他对安德罗波夫说，这件事这样做不对。安德罗波夫几天不和他说话，过些时候又打电话说：沃洛佳，你过来……
克留奇科夫不允许情报局里乱七八糟。
他手下的秘书处和值班室工作得井井有条。他大量阅读，读报纸、杂志和情报。
阅读时，他把有意思的地方用钩号和书签标出来，然后由秘书打印。他把各种问题记在卡片上，因为有时你读了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读到的。
他把一切记在卡片上。他讲话时，拿着卡片，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这一点给人的印象很深刻。
总的来说，一个人难以把情报局所有情报都看一遍。有一个情报分析局，所有电报，包括外交部和情报总局（军事情报机关）的电报都能收到。
情报分析人员翻阅情报，把最有意思、最重要和最需要的情报挑选给情报局长。
由局长助理们阅看后放到局长的桌子上。当然，有些紧急电报只给他一人看。有些情报越过所有人直接送到他这儿。
然后由他来决定：这一份给克格勃主席看，这一份送给政治局委员们，在这一份的基础上应准备专门的材料。”
“他是否能够获得关于国内局势的情报？”
“通过克格勃主席他能获得。克格勃的每个局都把情报送给克格勃主席，他批示：‘请领导班子成员过目’。或者批给某个人看，例如，请克留奇科夫同志过目，请某某过目……”
克留奇科夫周围的人对他很关心自己身体感到惊讶。不管什么天气，也不管什么时候躺下睡觉，他每天早晨差1刻6点起床，在户外做一个小时的早操。他只住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一个小镇的别墅，这个小镇是为克格勃的外国客人们修建的，但是由情报局领导批示如何使用。
他一般在冬天休假，因为酷爱滑雪。他经常去蒸汽浴室，但不是俄罗斯澡堂，而是桑拿。他喜欢在游泳池游泳。他喝酒很少，只喝一点威士忌和啤酒，很有节制……
克留奇科夫非常爱看戏剧，不错过任何一次好的首场演出。我自己第一次在剧院看见他是在70年代中期。我的一个近亲说：你看，那就是苏联情报局长！他个儿不高，戴着眼镜，毫无表情地坐在第二排的一个座位上。
1991年8月在搜查克留奇科夫的住宅时曾寻找他的笔记本。他的妻子说，他不做笔记。他记得一切--名字、姓、电话号码。他连电脑也不需要。
主要对手
与安德罗波夫时期整个克格勃一样，对外情报局在克留奇科夫担任局长期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繁荣。秘密情报站遍布全世界，总部庞大，间谍网密布，预算充足，技术最新，当然，还有情报局在克格勃内所占的特别的地位。情报人员感受到安德罗波夫的特别重视。安德罗波夫在位于亚谢涅沃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办公大楼里有自己的办公室。安德罗波夫经常来到情报局，不仅会见克留奇科夫，而且会见其他将军。安德罗波夫甚至在情报局的党组织里过组织生活。
当然，后来人们指责克留奇科夫迷恋于大的数字。情报局像一台巨大的吸尘器一样，努力最大限度地搜集世界各国的情报。例如，甚至在津巴布韦或者马来西亚，也偷到了某种军事文件，招募了地方官员。对国家的实际好处不大，但是形成了完全控制世界的良好感觉。
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认为，应该拥有为数不多但能提供有价值情报的间谍。克留奇科夫要求情报人员加速招募。招募的数量急剧增加。首先在全世界努力招募美国人。在所有驻外情报站都有人做主要对手的工作。例如，我们的情报人员在新西兰工作，而实际上是做反对美国人的事，即努力招募美国大使馆的官员或新闻记者。
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在招募之列，哪怕是使馆的厨师，或者武官的女仆。如果他们自己不能提供情报，那么即使能安装窃听器也行。
主要重点是竭力招募中央情报局在当地的情报人员。这被视为最大的成果。对招募了美国人的情报人员颁发奖章。当然，招募成功者极少。一个情报人员在一生中可能只能招募四至2人，但被招募者将会长期为克格勃工作。
如何招募？不是利用私生活中的事，酗酒和睡女人本身不会使人名誉扫地，这类事情只是对苏联情报人员构成某种危险。
要寻找他们在工作中的过失。例如，让美国情报人员和克格勃情报人员见面。
也可以利用他们没有满足的野心、对上司的不满、对自己生活的不满以及物质因素。
不仅苏联公民把出国工作与一定的物质希望相联系，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也必须挣钱供孩子们受教育、购买房子等等。
向任何外国人提出招募的建议都必须经过克格勃主席的批准。向主席提出非常扼要的报告，不到一页纸，其中写道，发现某个美国人由于某种原因可以招募。
问题在于这还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个被招募的人可能会表示愤怒，并向自己的大使汇报。接着，他们会向苏联提出抗议照会。不是每次都能避免这样的丑闻。例如，不能在最高级会晤前夕做这样的事。
一般情况下，如果克格勃总部同意招募，专门的招募人员就会带着精心准备的文件和无可指责的方案到某个国家出差几天。这是惯用的防范手法。如果美国人掀起丑闻，那么来招募的人员就离开这个国家，驻在当地的情报站不会受到损害。
在极少的情况下，如果情报人员保证不会发生丑闻，那么就允许情报站人员同被招募的对象进行第一次谈话。这是很大的荣誉。如果美国人同意合作，那么不管在莫斯科和驻在国有多少人准备这项行动，成功的桂冠给予美国人对那个说“是”
的人。
怎么做呢？先帮助来招募者与那个美国人正式相识并进行谈话，以便招募者以某种借口约定在事先准备好的咖啡馆里会见。
如果这个美国人去找自己的上司并诚实地说，俄罗斯人企图招募他，那么他的上司就会握住他的手，感谢他对祖国的忠诚……然后将他立即送回国内。再也不会派他出国，因为他已经暴露，不适合继续做情报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必须等很多年以后才能被派出。
如果招募成功，情报站就举行一次小型的庆祝会，通常有莫斯科的伏特加酒、好的白兰地或者威士忌。不要以为在不允许别人进去的、上了三把锁的大使馆情报室里聚集的那些人与普通人有多大区别。
当然，不是所有被招募的对象都表示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爆发丑闻？
打架？都不是，一般是两个情报人员友好地分手。
有的被招募对象回答得很婉转：“我需要想一想，商量一下。”
“和谁商量？”
“和妻子。”
“没有必要。还是让我们现在就决定吧。”
“那么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情报人员站起身，告辞。
“所有这些都是胡来。让我们忘记吧？”
“好的。
但是谁也不会忘记。
从原则上来说，美国人拒绝接受苏联情报局的招募不会有任何后果。克格勃情报局永远不会对他进行威胁，也不会把影响他名誉的材料寄给他的上司或者将它们曝光。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这个人从此将被注意，他的档案将不断更新。情报局开始等待：突然他的生活里将发生什么变化？例如，他很需要钱，但是没有地方弄到，或者青年的理想主义破灭，他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看待许多事。那时候也许会重新对他提出建议……
情报局长收到大量情报，主要是他从这些情报应作出什么结论。
克留奇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情报局获得的情报表明，北约国家在准备战争……我们也在备战，虽然我们从来不愿开始战争……我们被迫参加一轮又一轮的代价巨大的军备竞赛。这一永不结束的马拉松的绝境像一根绞索似地越来越紧地套在我们的脖子上。”
难道克留奇科夫真的相信北约准备进攻苏联吗？难道真的有谁在把我们国家拖进军备竞赛，而不是苏联领导本身，首先是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要求竭尽财力和物力帮助军队吗？
在对周围事实作出如此浅薄分析的情况下，情报局的任何机构也无能为力……
克留奇科夫本人多次自豪地谈到苏联情报局的一次行动。
1974年8月塞浦路斯发生军事政变，结果岛国发生分裂，因为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北部。位于尼科西亚的总统府遭到轰炸，所以政变分子声称，马卡里奥斯总统本人已经死亡。
但是克格勃以马卡里奥斯总统的名义通过广播说，总统活着，并号召所有人同阴谋分子作斗争。政变失败了。后来查明，而且今苏联情报人员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是，马卡里奥斯真的还活着。克留奇科夫把这一胜利称为成功地利用了“A”，即“积极措施”的办法，通常称为混肴视听的办法……
1978年6月，克留奇科夫率克格勃代表团第一次来到阿富汗。他在阿富汗行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当试图弄清究竟是谁决定向阿富汗派遣军队的问题时，所有人都说不知道。结果，这件事似乎是自己发生的一样。
实际上，情报局以自己发自喀布尔的情报、分析材料和预测促进了苏联领导作出派遣军队的决定。关于美国人准备渗人阿富汗并把它变成反对苏联的桥头堡，阿富汗领导人哈费祖拉·阿明实际上是美国的间谍等情报，都是克格勃情报局提供的。
但是情报局未能预测到人民对苏联军队的愤怒高涨，虽然克留奇科夫自己后来承认，1978年4月在阿富汗发生的仅仅是宫廷政变，而根本不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人民革命。
克格勃主席
1988年9月切布里科夫离职后，克留奇科夫被任命接替他的职务。10月1日他开始履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选中克留奇科夫？比如说，有人向他推荐了前第五局局长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勃普科夫。可以猜想，他选择了情报局的人，认为他不会像克格勃内务部门的领导人那样强烈地反对改革。戈尔巴乔夫可能是看中了克留奇科夫对主人无限忠诚和在政治上不独立自主的品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知道，克留奇科夫是安德罗波夫多么忠实的助手，所以也想得到这样精明和忠于职守的助手。
接替克留奇科夫担任情报局长的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写道：
“看来，戈尔巴乔夫认为克留奇科夫是一个更灵活、朝气蓬勃和俯首帖耳的人……。
可以说，总书记严重地看错了人，没有发现在克留奇科夫温和的举止、外表的灵活性和听话的背后所具有的钢铁一般的意志和固执，以及他长期努力，甚至迂回前进，但是一定要达到既定目标的能力。”
同一年，克留奇科夫获得大将军衔。一年后，1989年10月，克留奇科夫成为政治局委员，但是没有担任很长时间，因为政治局的组成原则发生了变化，而政治局本身也失去了其重要性。戈尔巴乔夫让克留奇科夫进入新的政权最高层--担任总统委员会成员（1990年3月）和苏联安全委员会成员（1991年3月）。
克留奇科夫是在困难的形势下担任克格勃主席的。他那张总是不悦的办公厅主人的脸逐渐成为当时所说的反对改革势力的象征。改革的进程和事件发生的逻辑不仅与他个人的政治观点不同，而且直接导致破坏克格勃帝国。
不过，从表面上来看他还是无所不能。
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将军在回忆那个时期时说：
“我们在那个时期能够创造奇迹。有这么一件事，80年代末在莫斯科地铁发现了两个自制的爆炸装置并巧妙地使它们失灵了。开始调查此案。即使爆炸装置完好无损，也很难找到它的制造者。但是，由于对在爆炸装置导管中找到的植物做了专家鉴定，我们找到了线索。分析表明，这两个爆炸装置可能是在苏联推一的一个地方制造的，这就立即缩小了寻找的地区。而零件本身是很普通的，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来寻找肇事者。老实说，找到爆炸装置的制造者本人毕竟不容易，因为这个地区是整个共和国，但我们还是找到了制造者。而如果没有专家鉴定，我们可能至今还在犯愁：是谁制造的？
“我负责第五局，即改名后的宪法制度保卫局。没有把揭露间谍的责任交给我们，但是我们有非常引以为自豪的成果。
“例如，只有我们才有寻找匿名信作者的本事。这是一项极为耐心细致的工作，这些专家培养了几十年。
“我记得我们的专家帮助识别具体间谍的情况。手头只有一个不知是何人写的文件，反间谍局试图自己破案，但是一无所获，只好伸出手来向我们求援。我们的专家在一个月内就查清了这是谁写的……”
“为什么恰恰把您调到莫斯科来担任第五局局长？您如何对待这一调动？”
“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因为我从来不追求到莫斯科来工作。每当要提拔我时，我就推荐我的同事们去。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作三年后，我接到通知到莫斯科工作，但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安全局是我们国内最大的安全局之一，我担任局长，刚刚获得将军军衔，连将军服还没有来得及穿，还没有熨好。
“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人指责第五局进行政治搜查。当时正在进行改革，这一改革喊得很响亮，愿意在第五局工作的人不多。我想，如果我拒绝，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们将有理由批评我胆小。
“而我从小就有一个特点--我不愿听别人说我是胆小鬼。记得小时候大家从二层楼往雪地上跳，我觉得可怕，但是我第一个跳了下去。可见这个性格特点也起了作用。
“只有我来到了莫斯科，第一次派我到热点地区长期出差。在这个职务上我没少出差：在亚美尼亚半年，在格鲁吉亚半年，在塔吉克斯坦半年，经常去乌兹别克斯坦和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这占了我的全部时间，所以我甚至没有感到自己是在总部工作。”
“那么您在热点地区做了些什么呢？”
“1990年1月13日在塔吉克斯坦开始了大规模骚乱。1个小时后我就出发了。飞机从伏努科沃机场起飞。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个紧急行动和调查小组以及反恐怖行动‘A’小组的一部分成员。接踵而飞的是维捷布斯克空降兵师的一个营。规定了具体任务--制止骚乱，找到并惩罚肇事者。在飞机上开始互相介绍时，才知道我们这批人里谁也不了解塔吉克斯坦首都的情况。
“在‘A’小组里找到了一个很久以前曾在杜尚别住过的小伙子。我们马上就把纸摊在膝盖上画杜尚别地图，因为我们的任务是立即占领城里的战略要地。
“没有任何人在机场接我们。伸手不见五指，天气恶劣。我们上了汽车，直奔共和国克格勃大楼。进了楼，一片漆黑，值班的人对我们要来一无所知。
‘主席在哪里？’
‘在睡觉。’
‘把他叫醒。’
‘不！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叫他。’
‘还有谁在？’
‘所有领导人都在这里。’
‘在干什么？’
‘睡觉。’
“已经是夜里3点。但还是叫醒了共和国克格勃第一副主席。我们上了三楼。阳台上架着机枪，但是机枪手睡着了。
“我们把当地的内务部动员和组织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交通工具。当我们坐下来讨论局势时，我们的人已经集中在最重要的地点。
“这是惟一的一次我们完全平息大规模骚乱。立了70起刑事案，所有这些案件都被法院审理，所有肇事者都被判决，恢复了合法的政权，全城肃清了匪徒。
“我们动员当地居民，成立了民兵，其中既有俄罗斯族人，也有塔吉克族人和乌兹别克族人。他们都团结起来，封闭了自己的区，不让匪徒进去。这样我们就使匪徒们得不到支持。
“我们成立了一些由15至20人组成、乘着面包车的机动小组，他们是当地反恐怖小组的小伙子、‘A’小组的两三个人和维捷布斯克空降兵师的自愿者。只要我们一接到有关出现暴乱者的消息，这些机动小组就出发去追剿。15个训练有素的战士很容易对付100来人。
“半年后我们返回莫斯科时，我们的工作受到很高的评价。我们决定奖励这次行动的参加者，提名授予他们奖章。但是领导认为这个主意从政治上来说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奖励那些镇压的人……
然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很快就变小了，新的时期来临了，克留奇科夫尽力去适应它。卢比扬卡起草并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第一个国家安全机关法。
该法律于1991年5月生效。
政府首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坚持除了内务部以外，克格勃也应参加打击团伙犯罪和贪污腐败。后来证明这个主意不是很成功，特工部门不能去寻找犯罪分子。但是那时克留奇科夫没有反对，他竭力想证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不可或缺性，并开始建立相应的克格勃分支机构。
安全人员在电视新闻记者陪同下，开始一个商店一个商店地检查，查看货架底下藏着什么东西。
1990年12月在第四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克留奇科夫自豪地说，由于共同努力，“成功地揭露了日用消费品储藏、运输和销售方面许多重大的盗窃、滥用职权、读职和玩忽职守的事实”。
克格勃主席告诉代表们，在贝加尔纸浆造纸联合企业的工人供应处发现了sbo吨肉，在图拉的一个基地发现了30万盒茶叶，而在萨拉托夫发现了5万听鲑鱼鱼子酱。
克格勃主席不仅证明了他的部门是多么有益，而且按照老习惯说，所有食品问题都是领导组织能力不强、破坏或投机倒把造成的。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盖达尔的改革开始后，卖货者不再囤积商品，相反，他们千方百计地推销，而且尽量多推销。不需要任何克格勃。克留奇科夫不懂得这一点，或者是他不想懂得。
克留奇科夫关心的是让大家都看到，公开性也扩大到了克格勃。他会见新闻记者们，有一次还会见了一些著名的女记者，与她们一起摆姿势。
他甚至公开了对外情报局的档案，允许新闻记者和作家们查阅一些实际的案件。
我自己就获得了研究出色的俄罗斯歌唱家纳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普列维茨卡娅及其丈夫--白俄军队的将军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科勃林案件的机会，而且据别人对我说，是克留奇科夫亲自批准的。他们夫妇俩在国内战争后移居国外，并在30年代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克格勃人员给我送来三卷很厚的对外情报局档案，我研读了它们。
后来才搞清楚，并非所有材料都保存在档案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
而且在苏联解体后，当科学院院士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领导对外情报局时，档案馆的大门重新关上了。我想继续查一些材料，因为普列维茨卡娅和斯科勃林同苏联的其他间谍一起工作。然而我得到的答复却是：这是非常重要的秘密，无沦如何不能公开！看来，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对此并不了解。
多层馅饼
在改革年代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发生了什么呢？
克格勃第五局的中校亚历山大·基齐欣说：“我认为，60％至70％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期待和希望发生重大变化。在我们自己这里发生了重要变化，许多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重新考虑了自己对所发生事件以及对过去被认为敌人的那些人的态度。”
“如果大多数克格勃人员希望改革，那么为什么这些改革没有从卢比扬卡开始？”
“知道吗，党的干部不断充人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是地方上的共青团书记和外地的党的工作人员。他们担任党的各级领导职务，工资很高。来到莫斯科，这些人在克格勃起主要作用。”
“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后，在克格勃发生了什么？”
“正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克格勃人员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究竟是什么的第一批言论。这就是奥列格·卡卢金将军、雅罗斯拉夫·卡尔波维奇上校、第二总局--
反间谍局官员弗拉基米尔·莫罗佐夫，以及克格勃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安全局的64名造反的工作人员。第五局认为必须对我们部门进行彻底的改造，小伙子们开始讨论新的局结构。”
“内部讨论还是公开讨论？”
“到处都讨论，不仅在业务会议上，而且在党的会议上。他们去找勃普科夫将军。伊万·帕夫洛维奇·阿布拉莫夫将军接替勃普科夫担任局长之后，他们又去找阿布拉莫夫将军。大家都赞成改革，喊道：你要正确地考虑。后来中央委员会决定改造第五局，勃普科夫亲自写了关于我们局的新条例。第五局改名为宪法制度保卫局，撤销了最没有必要的那些处，例如同犹太复国主义斗争处等，并提出在人道主义领域监督共同活动的任务。但总的来说这还是小修小补，整个局还是老样子。”
“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逐步地我们开始感觉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已被卷入到反对改革的行列里。人员开始大量外流，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不是那些工作很久的人不得不考虑退休金，流走的人会更多。我们和军人一样，退休金取决于工龄。在克格勃工作了十多年之后，失去退休金很可惜。”
“在决定性的1991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是一种什么情绪？”
“据我估计，委员会里大约10％的人是专业人员，、尽管上司有指示，他们基本上遵循自己的原则。15％的人是党务工作者，是委员会的骨干。其他人都是没有固定倾向的人，根据政治风向而左右摇摆。正是这样的力量对比导致1991年8月政变失败。阴谋者们没有想到，铁板一块的委员会变成了多层馅饼。”
“克格勃的领导人有没有准备让自己的人参加8月事件？”
“对党务工作者们不需要劝说，因为这些人很清楚，继续改革将破坏他们丰衣足食和安宁的生活。但是对那些立场不定的人当然要适当地引导。因为几年来一直对他们说，民主派是敌人。
“在1991年春，开始为我们安排与一些‘有意思的人’会见。过去是邀请运动员、宇航员和演员，现在却突然邀请《苏维埃俄罗斯报》全部编委，而且克格勃礼堂座无虚席，人们全体起立欢迎。在与当时同波罗的海人民阵线作斗争的人民代表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和叶夫根尼·科甘会见时，人们高呼‘乌拉’。
“阿尔克斯尼斯反对戈尔巴乔夫，所以全场爆发掌声。换句话说，国内最重要的护法机构欢迎反对合法总统的讲话。
“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实际上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一讲话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在我们单位发到每个处，并下令每个人都要学习。”
“政变前夕在你们局发生了什么？”
“也是两极化。我们局的年轻人开始公开退出苏共。”
前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克留奇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存在着一条改变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总路线，在许多地区存在着恐怖和暴力，舆论工具掌握在反苏反共力量的手中。所有这些都应该有限度，应该行使权力。总统具有关于一切问题的详细和及时的情报。现在不采取特殊行动已经不行了…… 关于实行特别紧急状态或总统治理的问题正在积极讨论中。克格勃主席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1991年2月克留奇科夫说：“虽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这是极端措施，我认为，如果局势复杂化，总统有全权这样做。”
1991年6月17日，克留奇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上支持给予瓦连京·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总理要求的特别权力。
克留奇科夫出人意料地引用了14年前他的前任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便函。安德罗波夫在1977年1月24日写道：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得的可靠情报，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自己的专家们对苏联今后发展道路作出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上，正在制订加强旨在瓦解苏联社会和把社会主义经济引人歧途的敌对活动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些目的，美国情报机关提出这样的任务：从苏联公民中招募代理人，对他们进行训练，并在以后把他们推上管理苏联政治、经济和科学的领域。
“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个别地培训代理人的计划，该计划规定他们必须掌握间谍活动的技巧，以及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训练。此外，培训这些代理人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教给他们在国民经济领导岗位的管理办法。美国情报机关的领导计划有目的地、并且坚定地、不惜代价地寻找根据其务实品质将来能够在管理机构占据行政职务并执行对手所制订的任务的人。
“中央情报局计划，在国民经济中执行破坏政策的这些个别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代理人将由在美国情报机关范围内成立的一个统一的中心来协调。
“按照中央情报局的意图，代理人有目的的活动将有助于在苏联制造政治性质的困难，阻止我们的经济发展，把苏联的科学研究引人死胡同。
“在制订上述计划时，美国情报机关认为，苏联与西方增加的接触为他们在当前条件下实现计划创造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根据承认自己直接从事在苏联公民中招募代理人工作的美国情报人员的说法，目前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实行的这些计划将会促使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生质变，首先是整个经济，并让苏联接受新的西方的理想。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研究所获情报，并采取措施揭露和粉碎美国情报机关计划。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
对于克留奇科夫来说，这一档案材料正好证明了他的讲话，即改革走人了死胡同，对此应负责任的是那些根据西方指示行动的假民主主义者。
但是这个文件令人感到好奇的完全不是克留奇科夫所引用的意思。很显然，为什么克格勃炮制了这一文件。
第一，这是旨在限制与西方，首先是与美国的各种接触的许多文件之一。信是1977年1月写的。缓和勉强存在，但是还在喘息。克格动按照自己的特性在活动：还要略微拧紧螺丝。这个文件中提及美国人想“教给国民经济管理方法”不是偶然的。
在缓和的浪潮中开始出版关于现代管理方法的图书，邀请美国教授 来讲学，苏联人自己也去看，在大公司是怎么管理的，试图教给自己的厂长和经理们一些方法。
警觉的克格勃把这视为异端。
第二，这一文件有助于把苏联经济中的失败解释为美国代理人破坏的结果。国家安全部门总是变换手法和事实，向中央委员会呈送这样的文件。它们为镇压而制造必需的意识形态背景。
第三，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文件。现在已经清楚，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这样的计划，美国情报人员没有向克格勃间谍承认自己做了什么，也不存在似乎为了领导代理人而建立的一个统一的中心。
那么事实是什么呢？这是克格勃希望证明自己了解美国的秘密，再次强调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不是克格勃，那么还有谁能与代理人作斗争？有许多完全公开的、发表在报刊上的美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声明，希望新一代苏联人对西方社会现代发展水平的了解将导致苏联社会的变化。
但是为此没有必要在美国保持庞大的合法和不合法的情报机构，因为所有这些都可以在美国报纸上读到。
美国情报机关没有使用过“施加影响的代理人” 这样的术语。这是苏联的发明。
正是苏联情报机关很多年、甚至数十年试图在各国培植施加影响的代理人，即促进苏联利益的人们。但是成绩不大。
当克留奇科夫在14年后引用安德罗波夫的老文件时，他本来实在应该承认克格勃的失败和中央情报局的绝对胜利。如果按照安德罗波夫和克留奇科夫的逻辑，克格勃在把美国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一步也没有前进，而中央情报局却轻而易举地在苏联破坏了社会主义。
但是这个简单的分析在1991年却对许多人民代表起了作用，他们对克留奇科夫的发言很感兴趣。
戈尔巴乔夫受克格勃的影响很深，相信克留奇科夫及其情 报。
政变发生以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助手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后来写道，特别重要的文件克留奇科夫总是亲自给戈尔巴乔夫送来。有时他亲自把密信封好给戈尔巴乔夫送来，只是偶尔才请秘书们做这件事。
通过克格勃的渠道有相当多的一批情报被送到戈尔巴乔夫那里，例如谈话录音，其中包括被称之为“技术监督材料” 的电话录音。对所有引人注目者的电话都窃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