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变前的整整一年里他们都在要求戈尔巴乔夫实行紧急状态，而他总是反对，不愿意实行，因为他本能地明白，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成功，那么将勾销改革；而如果不成功……一切都会像1991年8月政变的结果那样。
俄罗斯前外长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回忆说，1991年戈尔巴乔夫访问日本期间，作家瓦连京·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京说，“现在不仅应该使用权力，而且应该使用武力，以便阻止那些冒进的民主派，堵住他们的嘴。”大家等着戈尔巴乔夫回答。他目光暗淡，用嘶哑的嗓子说：“不，你们可以这样想，但是不会流血。只要我当总统，国内就不会流血。当然，必须整顿秩序，我们将这样做，但不是采用武力……”
戈尔巴乔夫说，俄罗斯历史上的暴力太多了，而经验证明，甚至毁灭数百万生命也不会带来稳定和秩序。
没有总统的8月
如果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没有被削弱，克留奇科夫什么也不敢做。
早在他以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们都明白，国家的所有领导人，包括第一号人物在内，实际上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因为个人的警卫人员，所有为第一号人物服务的人都归克格勃主席领导，都在克格勃领取工资，都在克格勃工作。
克格勃主席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是最重要的人。他每天与他通话，即使在休息时也是这样。当一个人如此密切地接近国家的第一号人物，向他提供情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时，他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自己就能够应付所有这一切事务，既然第一号人物是这样软弱。
克留奇科夫保留了安德罗波夫带到克格勃并一手提拔的那些人。第九局局长尤里·谢尔盖耶维奇·普列汉诺夫中将起初是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接待室的值班秘书，后来成为克格勃主席接待室的高级军官。1991年8月他在福罗斯岛封锁戈尔巴乔夫时起了关键作用。
政治局失去权力后，克留奇科夫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现在除了戈尔巴乔夫以外没有人在他之上了，而他的几位前任曾不得不顾忌政治局里那些举足轻重的成员。
安德罗波夫既怕苏斯洛夫，又怕基里连科，不得不与政治局的所有人搞好关系。而在克留奇科夫之上只有戈尔巴乔夫一人。
但是在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手中还掌握着尚未完全改变的机制。克格勃几乎有50万人，其中22万人是边防军，6万人是政府通讯部队。
也许戈尔巴乔夫去福罗斯休假前夕于1991年7月31日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的谈话是最后的导火线。他们三人商量好要解除克留奇科夫的职务，同时还要解除国防部长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的职务。有人认为，克留奇科夫得知了这一消息，这促使他采取坚决的行动。
此后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在莫斯科成立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手中握有实际政权工具的克留奇科夫在委员会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委员会什么也没有得逞。
后来，调查组在俄罗斯总检察院领导下搞清楚了，8月6日克留奇科夫就指示自己的属下研究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后果会怎样。8月14日他对自己的助手们说，戈尔巴乔夫不能恰当地判断局势，在心理上束手无策，所以将实行紧急状态。
8月门日，国防部长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中央书记奥列格·谢苗诺维奇·舍宁和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聚集在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的一个秘密地点。他们认为必须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要迫使戈尔巴乔夫同意这个主意。如果他不同意，就让他放弃自己的权力。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意。
于是把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孤立起来，切断了他的所有电话，并把他的贴身卫队长、克格勃少将弗拉基米尔·季莫费耶维奇·梅德韦杰夫召回莫斯科。
卫队长的命运就像渴望获得奥林匹克奖章的运动员的命运一样。他拧干被汗水湿透的背心，多年的训练就是要在决定性的时刻表现自己的能力。
对于卫队长梅德韦杰夫将军来说，这一时刻于1991年8月18日来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几个成员出现在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的别墅。
但是梅德韦杰夫将军错过了获得奥林匹克奖章的机会。
他毕生接受训练的目的就是一个：在需要的时刻为了总统而牺牲自己。顺便说说，当时并不要求牺牲，需要的是和自己的总统留在一起，很显然，总统第一次面临真正的危险。但是梅德韦杰夫将军乐意服从克格勃第九局局长尤里·普列汉诺夫将军的指示，收拾行装，从总统别墅消失了。
他手下的保卫戈尔巴乔夫的人员都愿意留下来，所以保持了军官的荣誉。
就在那天深夜，副总统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总理瓦连京·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克拉诺夫签署了臭名昭著的《苏联领导人的声明》。其中说，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把职权转交给亚纳耶夫。声明说，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为了管理国家而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8月19日人们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笼罩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阴影里。
在福罗斯和总统在一起的戈尔巴乔夫的助手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写道，根本就没有深思熟虑的阴谋，只有打算和指望戈尔巴乔夫同意参加。
所以一旦戈尔巴乔夫“拒绝”，一切都完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从它的组成来看，实际上一开始就不能起“皮诺切特的作用”！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问题在于其组织完全无能。阴谋者的司令部纯粹是以苏维埃方式行动的，就是说先天不足。所以克留奇科夫在紧急的局势下完全是一个不合适的领导者。
我问前克格勃宪法制度保卫局局长沃罗特尼科夫将军，他如何评价自己的前主席？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一个旧时代的人。年龄差异毕竟造成了父与子问题。他把为了干练地保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要做的事情过分相信地交给了那些对局势和形势并不很了解，而且采取与这种局势并不合适的人。
“是的，我们曾提出实行紧急状态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搞的那种在全国领土上实行紧急状态的计划。只有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紧急状态的人才会这么做。我在亚美尼亚紧急状态条件下工作过，所以知道什么是紧急状态。
“埃里温是一座不大的城市，但是为了在那里实行紧急状态，需要使用多么大的力量！即使这样，这一紧急状态制度还是有许多漏洞。而在全国领土上实行紧急状态，完全是愚蠢之极。我们甚至连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实行紧急状态的力量都不够。如果形势需要这样做，也只能在一座城市--维尔纽斯或塔林实行紧急状态。
“很遗憾也很委屈，在制订这些计划时没有让我们局参加，因为它最清楚地掌握着不仅是地方上而且还有莫斯科的政治情况。我想，如果这些措施是我们制订的，就会避免许多错误。况且，像他们成立的那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克格勃主席维克托·伊万年科说：“忠实于教条主义思想、不愿作必要的改变以及办公室的思维方式妨碍了他。我和他谈过，我试图让他和叶利钦结盟。但是看来他比我更了解，叶利钦是不会和他结盟的……”
那么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克留奇科夫的看法如何呢？
利加乔夫对我说：“我尊重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的智慧和分析能力。他善于分析，他惟一的缺点是没有决心。”
“就是说，您认为他过于软弱？”
“是的，非常奇怪。也许他不是那么软弱，但是他的意志和性格都不够坚强。”
“他习惯于背靠安德罗波夫而生活，所以他的自主性不够。您指的是这个吗？”
“这些品质--意志、性格和独立自主性都是在独立工作中获得的。当有可能表现自己时……”
克留奇科夫总被看作是其上司和庇护者尤里·安德罗波夫的一个暗淡的影子。
灰色的耗子、执行助理、办公室的天才--克留奇科夫在秘密警察的特殊气氛里觉得自己如鱼得水。由于克留奇科夫善于执行命令，使得他先是为安德罗波夫所必需，而后又被安德罗波夫的后任所需要。
克留奇科夫被认为是一个不抛头露面、没有野心、准备完成任何命令的执行者，一个多面手。
他确实是这样的人。命令他杀害阿富汗领导人哈菲祖拉·阿明，他照办了。命令他保障苏联军队撤离阿富汗，他以同样的努力与当时的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一起着手完成新的任务。谢瓦尔德纳泽对这位克格勃主席勤勉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像一个吝啬的骑士坐在装满黄金的口袋上一样，埋头处理专案的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开始以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家、领袖之一。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厌烦充当沉默的执行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非凡的记忆力和非常了解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使他精心掩盖的野心勃发。
正如俄罗斯政府首脑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所说，青云直上冲昏了克留奇科夫的头脑。
戈尔巴乔夫盲目地以为，飞黄腾达的克格勃主席将永远对他保持忠诚。而克留奇科夫却认为，已经让他等待得太久了，他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就像一个白天给主人送皮鞋，而夜间却悄悄地试穿皮鞋的仆人一样，克留奇科夫每天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自己专案卷宗里的秘密，对主人的蔑视逐渐增加：戈尔巴乔夫什么都看，但是任何措施也没有采取。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太软弱。因此为什么不能取而代之？
克留奇科夫认为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并决定在具体事情上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结果在1991年8月出丑了。灰色的耗子不可能成为狮子，办公天才在战场上毫无用武之地……
在从福罗斯返回的途中，克格勃主席被捕。当时在俄罗斯政府工作的亚历山大·斯捷尔里戈夫将军对《消息报》发表谈话说，在飞机上他特地坐在克留奇科夫身旁。克格勃主席假装打盹。飞机在伏努科沃机场降落后，大家都起身往外走，没有让克留奇科夫走，对他进行了搜查，然后从备用的舷梯上走下来。俄罗斯总检察长瓦连京·格奥尔基耶维奇·斯捷潘科夫向克格勃主席宣布，他被捕了。克留奇科夫绝望地说：“现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完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说得对。如果他不搞这次冒险行动，苏联可能不会解体，克格勃也可能保留完整的机制。
8月22日，克留奇科夫在被捕后立即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信。这封信与后来克留奇科夫对反对派报刊的谈话以及他的许多文章和两卷的回忆录明显不同。这是第一封信，而且是诚恳的：
“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亲启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现在我属于因涉嫌阴谋篡夺政权和背叛祖国而被捕的人的行列，明天可能将遭逮捕和坐监狱，然后将发生符合逻辑的事情。
我曾经很希望与您进行您所答应的谈话，但是它没有进行。而那时有多少话要说啊！
多么可耻--背叛祖国！现在我不给您写很详细的信，因为您不会认为有此必要。请您相信我，我只要求做一次简短的谈话。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必要把我们关在监狱里吗？一些人已经快70岁了，有些人身体不好。需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审讯吗？顺便说说，本来可以采取另一种措施，例如严格的软禁。总的来说，现在我感到非常羞愧！
昨天我听了您在谈话中关于我们的那部分内容。总的来看，我们是否像您所说的那样？遗憾的是，确实如此！
依旧致以常人的深厚敬意！
弗·克留奇科夫”
这是惟一的一次，其思想完全破产和被捕的克留奇科夫承认，他感到羞愧，他尊重戈尔巴乔夫，他接受人们给他的评价。
后来，政变的参与者们说，实际上他们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实际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是非常严重的。
他们废黜了合法的总统，对舆论工具实行新闻检查，并在莫斯科宣布宵禁。看到在莫斯科什么也不能得逞时，他们不敢采取军事行动。但要记住，在政变前夕，当克格勃和特种部队企图整顿秩序时，在维尔纽斯和里加动用了武力。克留奇科夫不够自信和不够独立自主，所以他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瓦列里·沃罗特尼科夫将军对我说：
“在实行紧急状态的日子里，给我布置的任务之一是往波罗的海国家派遣紧急行动小组。说实在的，任务很不明确，没有给我说明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也没有怎么提问题。
“克格勃的地方委员会当时已经被民族主义破坏，它们提供的情报很少，我们只能根据各共和国的形势来分析情报。
“我们向那里派遣了一些小组，要它们与军事情报机关协调行动，并告诉我们那里发生的事情。我很容易地就组织了这些小组，派遣了叨人。没有一人拒绝，虽然他们本来可以找到某种理由，比如说不是处于军事状态。但所有人都履行自己的义务，虽然已经并非没有危险。
“至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它的工作人员虽然不理解上面领导所采取的行动，仍然具体地执行了命令。
“后来根据全国紧急状态委员会刑事案对我进行了审讯。对我派遣的那些小伙子也进行了审讯。他们都到我这里来并说，他们一点也不后悔，而且准备执行领导的任何指示，只要他们认为这些指示是公正的，是义务。我们的人直至最后一刻仍然准备执行许多任务。这不是说漂亮话……”
未遂政变急剧改变了人们的情绪。甚至那些还犹豫不决的人也坚决地站到鲍里斯·叶利钦一边，站到新的俄罗斯政权一边，把正常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白宫的政策上。那些加盟共和国纷纷脱离苏联，因为担心这样的政变不是最后一次。8月事件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虽然政变参与者中没有一人承认这一点。
在名为“水兵寂静” 的监狱里克留奇科夫变化很大，他削瘦了，苍老了，病得很重。对他的侦查和法庭审判准备了很长时间。
1993年1月，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副庭长阿列克谢·乌科洛夫少将改变了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案被起诉者的审理办法：把他们全部释放回家。确实，1993年5月，总检察院向最高法院请求拘留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和亚纳耶夫，因为他们在以健康原因不被拘留后“开始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破坏社会稳定……最近一次这样的活动是他们参加的五一节莫斯科的示威，结果发生大规模的骚乱”。
但是他们都没有重新被拘留。
1993年4月审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件的程序开始，但是审判还是没有进行。
法庭庭长乌科洛夫将军认为，总检察长瓦连京·格奥尔基耶维奇·斯捷潘科夫和副总检察长叶夫根尼·库兹米奇·利索夫粗暴地违反了法律，因而要求最高苏维埃任命独立的国家公诉人。最高苏维埃拒绝这样做。审理的程序重新开始。
克留奇科夫被指控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法典第64条（叛国罪）和第260条（滥用职权罪）。克留奇科夫证明，1991年8月，作为克格勃主席，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保护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获得的可靠情报说，国外正在准备瓦解苏联。
1994年2月23日，新的国家杜马通过关于大赦的法律。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件的其他被起诉者一样，克留奇科夫回到家里。根据大赦的法律，形式上他承认了自己的罪状，而实际上一他并不觉得自己有罪。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克留奇科夫越来越认为自己是英雄。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就此问题对《劳动报》发表谈话说：
“我记得他们在1991年8月被捕后的头几天是如何给我写悔过信的。我也永远不会忘记过了不久他们在法庭上以同样的灵感和由衷的激情所说的话。互相矛盾。要知道，这是彻头彻尾的没有良心，背弃伦理。虽然我比别人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这些胆小的人敢于搞政变。他们根本不是为了祖国。他们担心的是：联盟条约签署后他们很可能失去巨大的、实际上不被任何人控制的权力。你们现在甚至难以相信，有多少力量处于国防部长亚佐夫的指挥之下。你们知道当时克留奇科夫领导的苏联克格勃一年的预算高达35亿卢布吗？这实际上是不受监督的钱。这就是他们不得不抛弃的东西。他们非常了解这一点。但对此他们却高谈祖国。经济灾难、国家安全的威胁……”
获得自由后的初期，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集中力量同自己过去的政治局同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院士作斗争。对于克留奇科夫来说，雅科夫列夫简直是世界邪恶的化身。
克留奇科夫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获得无可争辩的情报，雅科夫列夫早就被美国人招募了。俄罗斯检察院调查了这一指控，审问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许多工作人员，调阅了许多档案材料。克格勃的同事们没有证实克留奇科夫的说法，而且也没有任何文件可以作证。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样长期地说雅科夫列夫是被招募的，也许，他自己相信这一点。但是只有他自己相信。连克格勃过去的同事们都嘲笑他。由于不知道如何继续侮辱这位院士，克留奇科夫写道：“我从来也没有听见雅科夫列夫说过赞美祖国的话，没有见过他对于什么感到自豪，例如，对于我们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而感到自豪。”
看来，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写了些什么。战争期间克留奇科夫本人顺利地在后方做共青团工作。而雅科夫列夫自愿当兵，成为海军登陆兵，在前线作战，在战斗中负伤致残。
克留奇科夫在过去同事们的帮助下出版了名为《个人案件》的两卷集回忆录。
这是非常枯燥的回忆录，显然，就像他本人一样的枯燥乏味。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 第十七章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1924年2月29日出生于察里津的工人家庭，因此人们按照自己的喜好，或者在非闰年的2月28日，或者在3月1日祝贺他生日。
未来的国家安全机关首脑没有上前线，因为后方更需要他。克留奇科夫在工厂工作，但是很快就成为脱产的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干部。1943年在第25特别建筑安装队作共青团组织负责人，1944年成为斯大林格勒街垒区共青团第一书记，1946年成为斯大林格勒共青团市委第二书记。在担任共青团区委书记的同时，他从青年工入学校毕业。
他被从共青团调到检察院工作，在那里工作5年，先后担任侦查员、侦查处检察员和区检察员。在担任区检察员时，他进入萨拉托夫法律学院学习，然后立即转为函授并于1949年获得毕业文凭。
“湿”案
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1937年出生于克麦罗沃州矿工城市基谢廖夫斯克。父亲是矿山测量员，母亲是医生。
他从小就擅长绘画，所以想上美术学校，但必须通过考试，而其他学院可以不经考试就录取银质奖章获得者巴卡京，于是他选择了新西伯利亚古比雪夫建筑工程学院。
他在家乡克麦罗沃的各个工地上度过了13年。在克麦罗沃化工建筑托拉斯工作时，他走过了全部台阶：工长、工地主任、工段长、总工程师，平均每两年他被提升一级。他立即表明自己是一个敏锐、意志坚强、善于达到目的的行政管理者。1973年他从住宅建筑联合企业总工程师的职位被提拔担任党的工作。
巴卡京喜欢说，他如何穿着皮靴和棉袄被带到市党委第一书记办公室。第一书记握着年轻建设者的手说：将推荐您做党的工作。巴卡京马上就被选为市委第二书记。两年后被调到州委担任建设处处长。又过了两年被选为克麦罗沃州委书记。认识他的人说，他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州里对他没有意见。
每个星期天他打网球、踢足球或者打冰球。在空闲时间他画油画，一般是画风景画，并把油画送给朋友们。
1983年苏共中央负责干部工作的新领导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看中了巴卡京。他在全国各地寻找务实、坚毅、有发展前途的党的书记并把一批党中央的监察员带到了莫斯科--这是提拔。
巴卡京有时显得过分谦虚。他说，他这个45岁的外地人来到莫斯科，在首都的公众之间、在这些天堂的居住者中间生活有多困难。但巴卡京总是知道自己的价值……
他当了两年苏共中央监察员，并从社会科学院函授毕业。这个文凭是为填写各种表格所需要的。接受高等政治教育是年轻有力的党的书记们所必需的。
1985年3月，戈尔巳乔夫任命巴卡京为基洛夫州委第一书记。两年后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克麦罗沃州担任第一书记。克麦罗沃是库兹涅茨克煤矿区，80年代末那里的问题非常急剧地恶化。不排斥新潮流的巴卡京支持为库兹巴斯找到新生活方式的努力，但是没有想到，1988年10月，又把他召回莫斯科。他离开克麦罗沃后，1989年夏天爆发了对于那时来说规模巨大的煤矿工人罢工。罢工可能会对巴卡京的政治生涯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但那时他已经担任内务部长。也是在那时，他被提升为中将，但他只在民警节那天穿中将制服。
担任内务部长时，他调查了1989年9月28日在莫斯科郊外别墅区与叶利钦有关的“湿”案。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本人是这样描写此事经过的：“我乘汽车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老朋友那里。在离朋友家不远处我下了车，刚走出几米，突然后面出现了另外一辆汽车，于是……我就落在河里了。水非常冷，我的脚开始痉挛，我勉强游到河边，虽然距离只有几米远，我冻得直发抖。”
浑身湿透的叶利钦走到值勤的岗哨那里声明，这是要谋害他的性命。当时社会上的气氛使很多人认为：有人企图谋害人民喜爱的叶利钦。
第二天叶利钦亲自打电话给巴卡京，请求不要对此事进行调查，他撤回了自己的声明。
巴卡京向戈尔巴乔夫报告说：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根据您的指示，我对在莫斯科传说的似乎有人企图攻击最高苏维埃代表鲍·尼·叶利钦同志一事报告如下：
10月6日莫斯科州执委会内务总局侦查局副局长阿努夫里耶夫同志和鲍·尼·叶利钦进行了电话交谈，以查明所发生的情况。叶利钦同志说：‘没有任何攻击我的行为。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发表声明，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而且也不想这样做。当我走进警卫室时，我和民警局的工作人员相互没有理解。我不会写任何声明，因为没有这么做的逻辑：没有攻击，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书面叙述实际上没有发生的事情。’
鉴于陈述的情况，刑事案应予撤销。关于攻击叶利钦同志的传闻源于未能证实的叶利钦同志的声明。
苏联内务部长瓦·巴卡京”
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日记中写道，1989年10月16日政治局委员们在戈尔巴乔夫那里听取“湿” 案的细节。调查是由巴卡京进行的。
午餐后巴卡京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报告了细节：“叶利钦口头向民警说有人要谋害他。他乘车去别墅，下车后步行。另一辆车追上了他，把他装人一个布袋里，拉到河边，并从桥上扔了下去。他在河里从布袋里挣脱出来，游到河岸，来到‘圣母升天’别墅区值勤的地方-…·对于叶利钦的说法。无论是他的司机，还是鲍里斯·叶利钦似乎经过的警卫室，谁都无法证实。实际情况（桥的高度约15米）和事情发生的时间也都无法证实。”
叶利钦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说，这是开玩笑，这是他的私生活。他拒绝回答问题。但确实有过对他的威胁和恫吓……后来人们多次问巴卡京，那时他自己与俄罗斯未来的总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巴卡京对任何人什么也没说……
里加特种警察部队的故事情况令巴卡京不安。除了普通的犯罪问题以外，在国家的这一端，或者那一端出现了民族冲突和大规模骚乱。内务部成为企图扑灭这些冲突的消防部。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在内务部长的位置上证明自己是铁腕人物。他自己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在内务部里人们怕他：“要知道，我不想假装谦虚。
我是一个严厉的人，也许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我像赶山羊似地赶这个内务部。”
但这是在内务部对待下属的情况。他拒绝在全国进行严厉的整顿，他经常说：
“我将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例如有人建议，要用拳头敲击桌子，那时犯罪马上就会消失，纪律和秩序就会恢复。可是不管谁向我提建议，我都深信：这是危险的乌托邦，是空洞的幻想。实践证明：无论是严厉的措施，还是甚至采取恐怖行动，都不能降低犯罪的水平，反而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看到国内发生的所有共和国都要求独立的情况，巴卡京认为，在这些要求中有许多合理的东西。为什么应由坐在莫斯科的他来决定里加或萨哈林需要多少个地段民警？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松开共和国内务部的手脚。巴卡京与爱沙尼亚签署了条约，使这个共和国的内务部实际上成为自主的部门。巴卡京还准备与立陶宛、拉脱维亚、摩尔达维亚、俄罗斯联邦签署类似的文件，后来他后悔没有把此事做到底。
瓦季姆·巴卡京建立了特种警察部队。他看到，贫穷的、腐败的警察没有能力同现实的犯罪作斗争。特警应该成为内行的骨干。还有另外一项任务--驱散未经批准的示威游行，镇压大规模骚乱。所有这些使得特警处于特别的地位--警察中的警察。
在里加，从年轻强壮的警察，主要是从巡逻和值勤的、习惯动用武力的警察中招收特警。还招募了几个曾在阿富汗服役的人，其中有切斯拉夫·姆雷尼克上尉，后来他成为特种警察部队指挥。对他们来说，特种警察部队成为他们所希望的过去的生活的继续。他们手中又有了武器。当然，还需要找到敌人。
由于获得几乎是完全的独立自主，特警没有普通警察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可以自己给自己布置任务。例如，它自作主张地同酒类的非法买卖作斗争。酒类的非法交易是因反酗酒法而蔓延的一种犯罪行为。
特警们就地处置商人：使用拳头、警棍和枪托，没收他们的钱和酒，商人们不敢抱怨。特警得出结论：他们自己就能起“笨手笨脚的”的检察院和“非常软弱的法院”的职能。
在特警成立后的第一年，其坚决和果断令许多人喜欢。
与自己同行不同的、能干强壮的小伙子们给里加入带来了信心。对于这些出色小伙子们的一些小的过火行为是可以原谅的。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主要原因在于：里加特种警察部队是在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的，而这个国家在1990年5月停止了存在。
莫斯科不愿意承认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独立，并在拉脱维亚挑起了严重的政治斗争。克格勃向戈尔巴乔夫总统提供的情报说，在波罗的海这些共和国发生的所有事件的背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操纵。同样还是这个消息来源向新闻界提供“可靠的消息”说，波罗的海战斗人员拥有大量武器储备。
在拉脱维亚出现了两个政权的危险局面。一边是合法选出的议会及其组成的政府，另一边是反政府联盟--共产党、国际运动、波罗的海军区和克格勃机构。
起初特种警察部队支持新政权。1990年5月15日它在拉脱维亚人民的眼中成为英雄。这一天波罗的海军区第一次企图推翻合法选举的政权。位于里加的军区司令部的军官们和改穿司令部官兵制服的军事学校的学生们向拉脱维亚议会大厦发起进攻。
我那天正好在里加的议会大厦旁边，看见一群军人冲向市中心。
当军官们开始冲人议会大厦的大门时，当局召来了特种警察部队。戴“黑色贝雷帽” 的特警们得意地用警棍在上校和少校们的头上挥舞，官兵们的进攻被打退了。
特警们觉得自己是英雄，等待着当之无愧的奖赏。但是没有为他们授奖。
人民阵线的代表们组成的政府解除了几乎被拉脱维亚警察一致支持的内务部长布鲁诺·施特因布里克的职务，并任命进行抵抗的、特别是首都警察支持的阿洛伊兹·瓦兹尼斯接替。
瓦兹尼斯当然把里加警察看作是反对派的堡垒。在里加，拉脱维亚族人不到一半，而在里加警察局拉脱维亚族人就更少了，只占1／5。于是从全国各地招募年轻的士兵来警察局工作，答应在里加--国家的一个最负声望的城市里向他们提供住宅。
拉脱维亚宣布独立对于秩序的维持者来说是一个出其不意的礼物。在里加的短暂生活不能保障他们能够获得公民权，他们不懂拉脱维亚语，所以他们工作的前景成为问题。
瓦兹尼斯没有来到等候他的特种警察部队基地，相反他给予“黑色贝雷帽”以明显的打击。前部长允许他们建立“海盗” 合作社，负责保护餐馆、合作社和付得起保护费的个别人。里加特警们马上明白，保护那些人而得到钱比去抓他们要好得多。
瓦兹尼斯部长禁止自己的属下在合作社工作。特种警察部队指挥官艾德加尔·雷马里中校拒绝服从新部长，并通过共产党的《苏维埃拉脱维亚报》声明，他只能执行与苏联宪法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不相矛盾的命令。政府和特警成了敌人。
拉脱维亚新议会任命新的检察长后，特警们在检察院大楼门口值勤，不让他进楼。这样在里加出现了两个检察院：一个是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另一个是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它们忙于互相攻击，罪犯们却逍遥法外。
瓦兹尼斯部长禁止向造反的特警发放弹药和燃料，并给莫斯科写信要求解散特警。
1990年10月初，特警改为归内卫部队第42师领导。他们要求苏联内务部长瓦季姆·巴卡京“考虑波罗的海分裂主义情绪的增长，保护那里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小伙子们”。后来巴卡京感到后侮，他根据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尔弗雷茨·彼得罗维奇·鲁比克斯的请求保留了特警……
1990年底，巴卡京被解除内务部长职务，由担任过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和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取代。普戈把特警变成拉脱维亚共产党的战斗队。根据他的命令，特警占领了共和国所有大报和杂志编辑部所在的新闻大楼。
在占领新闻大楼时资格很老的中尉亚历山大·库兹明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他与新闻记者们清算自己的账。《苏维埃青年报》曾经生动地报道，特警们是怎样在“奏鸣曲”餐厅嬉闹的。喝醉后开始打架，库兹明中尉被对方打坏了腿，另一人腹部受伤……
克格勃和国防部未能从戈尔巴乔夫那里获得在波罗的海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因而企图挑动波罗的海国家的政府使用武力。需要找到解散议会和政府的借口。
1991年1月，特警企图在里加建立自己的秩序。它向共和国内务部大楼发起进攻，并占领了它。进攻时牺牲了4人--两名民警、一个电影摄影师和一个偶然经过的行人。
特警们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主人。他们说：“是的，我们是职业雇佣者，但我们是按照公正的法律而生活。”
在这些事件之后，他们觉得受到全城的仇恨，开始害怕受到攻击。夜间在他们的基地两三次响起战斗警报。建造了火力发射点和用沙袋筑起的街垒。
1991年8月政变失败后，特警的一切都结束了。一周后他们从拉脱维亚逃跑了。
他们乘着三辆装甲车，上面写着：“我们还会回来的。” 为了掩护撤离，特警们释放了几个烟雾弹。但是谁也不想妨碍他们离开。
总统候选人
巴卡京的行为引起了保守路线支持者们的愤怒。巴卡京也乐意与新闻记者们谈到这一点，他说得坦率，尖锐。但是保守路线的支持者向戈尔巴乔夫施压，要求撤换巴卡京。正像瓦季姆·巴卡京自己所说，戈尔巴乔夫害怕了，交出了部长。
1990年11月十月革命节前夕，戈尔巴乔夫要求巴卡京禁止民主力量在红场举行另外的示威游行。巴卡京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对他非常恼火，说：“你是胆小鬼！”
11月底，戈尔巴乔夫把部长召去，警告说：“我决定解除你的内务部长职务。”
巴卡京回答说：“这是一个错误。”12月2日，发表了解除巴卡京职务的总统令。
12月3日，巴卡京最后一次来到内务部大楼。政府首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带来了新部长--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巴卡京与内务部领导成员们告别，收拾东西离开了。
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想失去巴卡京，所以任命他为安全委员会成员。巴卡京不知道他将在安全委员会里做什么。看到巴卡京无所事事，戈尔巴乔夫建议他担任政府第一副总理，但是联邦委员会不同意巴卡京这个候选人；于是想把他任命为协调各个部门的政府副总理，这次是巴卡京自己拒绝。他说，他在这方面不内行，实际上是他不愿担任不重要的职务而已。
在安全委员会工作时，他写信给克格勃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拒绝接受保护。
瓦季姆·巴卡京正值年富力强之际，渴望进行积极的政治活动，认为自己应起第一流的作用。他是著名人物，名声显赫，虽然也许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知名度。
巴卡京是一个自信的人，有点卖俏，从来不忘记女人们喜欢他。他表明自己是一个务实的行政管理者，正派的人，显然理应得到比安全委员会不明确的委员更重要的工作。从另一方面来说，要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他还缺乏独立自主的政治家形象。但他还是决定成为将于1991年6月举行的俄罗斯第一次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成为叶利钦的竞选对手。
有人认为，叶利钦曾打算请巴卡京与他搭档作副总统候选人。但是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加以拒绝，或者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自己能获胜，或者是他满足了戈尔巴乔夫的请求，戈尔巴乔夫希望叶利钦失败，指望巴卡京能够把叶利钦的选票夺过来。
巴卡京在接受《新时代》周刊采访时说，他没有收到关于与叶利钦搭档参加竞选的直接建议：“有过谨慎的试探。受叶利钦的委托，斯捷帕申来找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叶利钦建议我担任副总统职务，我怎么办？但那时已是1991年5月，几乎是我自己决定和阿卜杜拉季波夫搭档同叶利钦竞争的同一天。”
报刊和电视支持巴卡京，关于他的报道是善意的。在叶利钦阵营里嫉妒地注视着巴卡京，抱怨他竟敢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竞选。
选票统计结果，在所有候选人中巴卡京的得票率最低--仅获得3.42％的选票。
专家们认为，巴卡京在竞选中犯了很多错误。他拒绝从事政治家形象设计的内行人员的帮助，禁止出版宣传小册子和广告牌。他的演说也不成功，其语言既长又太学究式。
有些选民看了候选人的名单，认为他是一个党的机关官僚分子，虽然实际上他不是这样的人。有些人认为巴卡京是一个不坚决的、纲领模糊的人。他选择拉马赞·哈吉穆拉托维奇·阿卜杜拉季波夫为副总统，而后者并非赢得所有人的好感。
俄罗斯电视台第一任领导者奥列格·马克西莫维奇·波普佐夫写道，巴卡京本人的总统竞选活动搞得不得力。戈尔巴乔夫的威望每况愈下对巴卡京起了不好的作用。由于提名阿卜杜拉季波夫为副总统候选人，巴卡京不仅没有与正统的共产党人妥协，而且使自由派离开了他……
但是他的主要问题在于，那些原则上同情巴卡京的人，最后还是投了叶利钦的票。而叶利钦的对手们自然不会支持巴卡京。
最后一任主席
在1991年8月政变的日子里，巴卡京表现得忠于戈尔巴乔夫总统，不愿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合作，写了关于拒绝执行自己担任的安全委员会委员职责的声明。接着，又与普里马科夫一起写了另一项声明，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表示抗议。巴卡京打电话给国防部长亚佐夫，希望不要进攻白宫。最后，他和俄罗斯政权的代表们一起飞往福罗斯戈尔巴乔夫那里。
他的坚定受到表彰。
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8月21日晚被捕。
8月22日中午，戈尔巴乔夫把克格勃副主席兼情报局长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召到克里姆林宫，任命他暂时担任克格勃代主席。
列昂尼德·舍巴尔申是最著名的情报人员之一。1958年他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进入苏联外交部工作。他去了巴基斯坦，担任大使助理。1962年他被邀请到克格勃工作。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从情报学校毕业后，开始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工作。
他曾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工作。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最复杂的时期，他住在伊朗。他在德黑兰的居住淡化了情报人员库齐奇金的叛逃。在一般情况下，情报站长因下级人员的逃跑而受到惩罚。但是舍巴尔申没有被惩罚。
1987年克留奇科夫任命舍巴尔申为第一总局副局长。1989年1月克留奇科夫担任主席后，把自己的办公室和整个苏联情报局交给了舍巴尔申。
对于担任如此高的职务来说，舍巴尔申相当年轻，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工作很久。舍巴尔申没有参加 1991年8月的政变。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重视舍巴尔申的才干，但是他还有更亲近的人，所以就让他们参与政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