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昂尼德·舍巴尔申在克留奇科夫被捕后只领导了克格勃一天一夜--从1991年8月22日中午到8月23日2时。舍巴尔申只来得及签署了一个关于克格勃非党化的命令，克格勃内部的党委停止活动。但是他担任卢比扬卡的主人职务不合适，因为政变后变得很清楚，克格勃如果不解散，那么也应该变成另一个新的、对国家不构成危险的机构。此外，各加盟共和国要求瓜分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自己的情报机构……
8月23日，星期五，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
他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加盟共和国的总统们已经坐在那里。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大家一起决定推荐您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
巴卡京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安全委员会主席尤里·雷若夫院士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但是木已成舟，总统们告诉巴卡京，像现在这样的克格勃应该停止存在。
他乘车来到捷尔任斯基广场接受工作，并主持克格勃领导班子的第一次会议。
雷若夫院士很快被任命为俄罗斯驻法国大使。情报局长舍巴尔申回到了位于亚谢涅沃的情报局所在地。
8月23日下午3时，巴卡京第一次来到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克格勃新大楼。广场上正在举行集会，克格勃人员们担心，集会的人群会冲进大楼并把所有人赶出去，就像他们从老广场驱赶苏共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一样。但是人们没有这样做，只是推倒了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人们没有像1990年1月柏林人冲进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大楼那样地冲进克格勃大楼。
和克格勃的所有其他副主席一样，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命令，舍巴尔申将军详细地书面汇报了他在政变几天中的所作所为。这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舍巴尔申什么错误也没有。他所做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发往所有驻外情报站。
归他领导的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准备在敌人后方进行破坏活动的特种部队（称之为第一总局独立教导中心）拒绝参加进攻白宫的战斗。
但是也没有对舍巴尔申给予特别的信任，毕竟是头号政变分子克留奇科夫任命他为情报局长的，而当时克留奇科夫正在蹲‘冰兵寂静”监狱。
8月25日，星期日早晨，舍巴尔申给克格勃主席瓦季姆·巴卡京写了第一份报告：
“今年8月19至21日，我未能对克留奇科夫和阴谋的其他参加者的行动给以正确的评价，没有能够正确地引导第一总局的全体成员--他们是诚实、守纪律和忠于祖国的人。
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并辞退……”
报告没有引起注意。巴卡京面临刻不容缓的问题，情报局不属于其内。他对舍巴尔申没有个人的要求。舍巴尔申马上就说，他赞成把情报局分为独立的机构，以便摆脱克格勃的“尾巴”。巴卡京同意他的意见。但是舍巴尔申没有成为独立情报机构的第一任首脑。
巴卡京和舍巴尔申之间出现了不融洽。他们的性格相似--自信、严厉，所以互不尊重。
三个星期后，9月中，克格勃的新领导不顾舍巴尔申的反对，给他任命了一位第一副局长。舍巴尔申非常生气，9月18日打电话给巴卡京。巴卡京不满意地回答：
“在这以前您在哪里？我已经签署了命令。”
在提高嗓门的简短谈话之后，舍巴尔申说，他无法这样继续工作，所以请求解除其职务。也许他以为新主席会改变主意。但是被激怒的巴卡京认为这是对他进行威胁，所以没有反对舍巴尔申辞职。
结果舍巴尔申又给克格勃主席写了一份报告：
“我听说N被任命为第一副局长。这项任命是绕过第一总局及其局长而作出的。
您个人不认为有必要听取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以及我对N同志是否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看法。
“如您所知，过去在任命领导职务，包括克格勃第一总局的领导职务时，受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施加的压力，或者要看谁的情面。最近几年由于作出很大努力，停止了这种做法。我痛苦地相信，这种做法正在以更粗暴、更侮辱性的形式而恢复，是在个人关系的基础上，而不考虑工作需要。我相信，这种做法将损害任何良好的改革。
“从今年9月18日您与我电话谈话的语调来看，您认为这种情况完全是正常的。
而对我来说它是难以接受的。”
这份辞职报告被接受了。舍巴尔申中将56岁就成了退休者。
瓦季姆·巴卡京对存在37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改革。
巴卡京对我说，“当时立即就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庞然大物将被分解。
仅仅为了保留情报机关也需要这样做。因为那时所有共和国的总统们都想要苏联的遗产，虽然苏联还存在。情报机关总算立即被单独移出，仍然是统一的，为所有共和国服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部分被瓜分。人们从这个办公室到那个办公室搬来搬去……”
当巴卡京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时，讨论了各种方案，包括从激进的解散克格勃并建立其职能受到限制的完全新的情报机关，到对委员会做小修小补的有限改革的谨慎建议。巴卡京选择的似乎是中间方案。他对国家安全机关进行的改革被证明是很有生命力的。
巴卡京说，“在这个阶段非常需要情报机关。我们大家都处于一半社会主义，一半资本主义的境地。把老的行家赶走，意味着取消情报机关。如果某人只是因为意识形态而妨碍他为国家服务，那么就应该摈弃意识形态……”
巴卡京把克格勃的部队转交给国防部。这是几个师，是巴卡京的前任克留奇科夫从军队那里要过来的，出于长远打算--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使用：它们是维捷布斯克第103空降兵师，第75纳希切万摩托化步兵师，第48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7摩托化步兵旅。
边防部队也从克格勃划了出去，建立了保卫国界的单独委员会。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把边防人员并入俄罗斯安全部，而在1993年边防人员又获得自主，成立了联邦边防局。
负责政治局委员安全的保卫局，即过去的第九局，直接归戈尔巴乔夫领导。以后克格勃主席再也不能逮捕总统了。
叶利钦执政时成立了两个部门--总统安全局（由失宠前权倾一时的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将军领导）和负责其他国家领导人安全的保卫总局。后来两个局合并为统一的俄罗斯联邦保卫局。
政府通信局、保障个人秘密谈话安全和破译别人电话谈话的第八总局以及负责截收无线电和电话谈话的第十六局也从克格勃分割出去，并人苏联总统下属的政府通信委员会。现在克格勃主席再也不能切断任何人的电话了。而且最主要的是，通过无线电子情报机构获得的情报直接送交总统，而不是经过克格勃主席。从1993年起，这一部门称为俄罗斯总统下属的联邦政府通信和情报署。
巴卡京取消了过去从事政治侦察--监视知识分子、教会和民族运动的第五局。
他说：“监视，或者政治侦察，或者由于政治原因的监督已经完全停止--对此我可以保证。”这些话的意义十分重要。
顺便说说，巴卡京在克格勃的档案里找到了开吊车的爷爷的卷宗。他被指控参加了恐怖组织，企图炸毁吊车，所以在1937年被枪决。
国防部长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要求把克格勃第三总局-
-军事情报局交给国防部。瓦季姆·巴卡京先是很快同意，但是后来改变了主意。
克里姆林宫不想让军队的情报机构成为国防部的囊中之物，对军队的控制仍然掌握在国家元首手中。
但是，应内务部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的要求，国家安全机关暂时不得不放弃对民警的监督。
“把逮捕的人带走”
1991年秋我与当时著名的政治家、苏联人民代表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绍夫--一个年轻和精力充沛的人交谈。那时他刚刚被任命为莫斯科内务总局局长。我问穆拉绍夫：过去民警局被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控制，克格勃的人被安插在民警机关内，现在民警局与安全委员会的关系如何？
穆拉绍夫对我说：“我们吸收了克格勃人员，现在我们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系很好，是工作关系。我们也解散了同克格勃作对的分队。克格勃工作人员几乎无事可做，他们转而投入同犯罪的斗争……”
现在已经很清楚，当时阿尔卡季·穆拉绍夫是多么幼稚。当时“国家需要怎样的安全部门，它们应该做什么？” 的问题尚未解决。
与穆拉绍夫谈话后，我同莫斯科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叶夫根尼·瓦季莫维奇·萨沃斯季扬诺夫进行了谈话。
作为一个搞科学的人，就像穆拉绍夫不懂内务部一样，萨沃斯季扬诺夫也根本不懂克格勃。后来应科尔扎科夫将军的要求解除了他的职务，在科尔扎科夫被撤职后萨沃斯季扬诺夫被调到总统办公厅工作，负责强力部门的工作。
每个单位都有自己开玩笑的方式。
“把被捕的人带进来！”肩佩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官蓝色领章的值日副官用这样的话允许新闻处工作人员把我带到其上司那里。上司坐在一间很大的半暗的办公室里。这个站起来迎着我走来的胡须发白和面带笑容的人，是这幢没有招牌的玻璃和混凝土大楼已发生变化的象征。
我问萨沃斯季扬诺夫：“您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阿尔卡季·穆拉绍夫认为，您的部门几乎无事可做。您同意您朋友的说法吗？”
这个挖苦的问题没有产生效果。萨沃斯季扬诺夫说：“旁观者不怀疑我们在做什么，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单位来说是很典型的。”
“为什么？”
“我们有正式规定的任务：搞情报，反间谍，做情报分析工作，同恐怖主义作斗争。至于打击犯罪活动，那么，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好做的。内务部可以做这件事。但是我们也许应该从事国内政治情报工作。我想，羞羞答答地不完全承认的时期过去之后，领导将会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和其他国家一样，需要把握社会的政治温度，知道在社会的哪些阶层中清给正朝着有利于用暴力推翻统治结构和改变宪法制度的方向发展。”
“那么你们的谍报人员做什么？”
“我们的谍报人员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了，或者说，被冻结了。”
“当您和在这个部门里工作了约20年的人们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开会时，您的感觉如何？”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明白他们在讲什么，而且能够阐述自己观点的人。我应该不谦虚地指出，我的观点经常与别人的不同。”
“难道您不觉得，这里有一帮人暂时不得不容忍您参加会议，而实际上他们宁可没有您在场？”
“某些问题他们不想让我参与讨论，这完全是正常的。但是我并未感到格格不人。”
“您不怕有人暗中破坏？”
“如果有人想捣乱，要把我推出门外，他们可能早就这样做了。”
“您认为您控制着自己的部门吗？您了解您下属的情绪吗？”
“基本的情绪我了解。如果您认为在这里工作的人无限忠于共产主义制度，那么您就错了。他们消息灵通，见多识广，心里清楚。不要以为他们是白痴……”
“这根本不是白痴。这不过是不愿意独立思考。”
“有这样的人。我不得不与他们发生矛盾。”
“您竭力想摆脱他们？”
“我不想摆脱任何人。曾经可以像1917年那样把所有人都赶走，然后再招收专业人员。而我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给那些留下来的人提出新的任务……”
谈话结束了。值日副官看了看我，拿起内部电话的话筒：“把被捕的人带走！”
摆在巴卡京本人及其小范围的志同道合者面前的主要任务是--使国家安全部门变得对社会安全。
人们以为巴卡京将在国家安全部门干很长时间，预计他的政治生涯将汹涌激荡。
当时巴卡京被看作是非常有影响的政治家。他显赫一时，全国注视着他的每一个行动，报纸引用他的每一次讲话。
瓦季姆·巴卡京来到克格勃以后，拒绝接受通常授予的军衔--上将，仍然保留他在内务部获得的中将军衔，虽然在克格勃主席这个职位上可以很快地成为大将，他的几位前任和后任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巴卡京在克格勃呆的时间很短。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像一个门外汉到了行会。下属们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恨对待他。
历史学博士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尼科诺夫是巴卡京在克格勃的助手。他回忆说：“他的一些命令没有执行。总的来说，在克格勃内部对外来者抱有很大的不信任。此外，在克格勃里不喜欢警方人员，而巴卡京在此以前是内务部长。
克格勃的人感觉到，巴卡京干不长，所以不想在他面前装假……”
而且他做事太严厉，人们简直恨他。正如他的一位同事对我说，巴卡京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提出没完没了的要求，并且对下属总不满意。他冲着手下的人叫嚷，骂人，所以与他合作很难。可以反驳他，但是永远不可能说服他……他自己说自己：
“我的脾气很坏。”在对《文学报》的谈话中，他承认：“当然，由于长期担任州党委书记的缘故，我不能容忍其他观点，不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而粗暴则是早期在工地上干活养成的习惯。”
在克格勃见过不少粗暴的长官。问题不在这里。巴卡京说：“肃反主义的传统应该连根拔掉，肃反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应该停止存在。我们应该遵循法律，而不是意识形态。”您可以想象，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会引起怎样的反应。
他对克格勃评价很不高，这使他的同事们很受委屈。他说：“过去我总是感到奇怪，克留奇科夫每次参加会议时总有人用箱子给他送材料，他就坐在那里处理这些材料-…·后来当我自己看到这些材料时，却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这些材料都是空洞无物，是一个正常人在一天前就能够从报纸上所了解到的东西。”
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说：“巴卡京感到惊讶的是，很多无用的材料送到他那里。大量的情报是普通的。相当一部分情报是西方对这个或那个苏联领导人讲话的反应，或者是西方对我们国内所发生情况的评价。不能说送到克格勃主席桌上的都是有超级价值的情报……”
但是克格勃在另外一个方面却做得颇为出色。巴卡京在对德国《明镜》周刊发表的谈话中说：“对于今天我国经济被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拖垮和几乎崩溃，安全部门的情报政策是起了作用的。他们总是说，我们在军事方面落后……”
巴卡京对我讲了他对克格勃的看法：“那时在反间谍机关总是争论给什么人什么东西，而且没完没了地争论什么是肃反和肃反的传统。还有部门之间的勾心斗角。
但是他们不明白，正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家们自己把什么都搞垮了。难道安全部门能这样糟糕地策划政变吗？克格勃错过了机会，国家正在瓦解，而他们竟然没有发觉。”
克格勃简直不是安全机构。此外，在车臣战争开始时，人们骂克格勃的人：连杜达耶夫也抓不住！是的，他们不能抓住杜达耶夫，不会做职业情报机构应该做的这种工作。他们会做的只是监视某个教授在讲什么东西，或者猜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非洲的某个国家做什么……
莫斯科市中心的美国“胡子工程”
在著名的美国大使馆事件之后，克格勃的人非常恨巴卡京。实际上这一丑闻早在巴卡京担任克格勃主席之前就爆发了，1985年8月美国人就宣布，在莫斯科建造的美国大使馆新楼被安装了窃听装置。
这一快要竣工的建筑的所有工作都停了下来。在这个美国工地上突击劳动的苏联工人被赶出大使馆。
美国安全机构查明，苏联专家们在新楼墙内安装了大量窃听器，以致于整堵墙成了一个大的传声器。美国参议院作出结论：“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而且非常巧妙地进行的一项间谍行动。应该把这项行动称为最无意义的行动，因为钱被白白地浪费了……”
美国大使馆早就需要改善居住条件。苏联在华盛顿的大使馆也渴望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
美国人早在d年代就开始同苏联官僚们谈大使馆新楼问题。里查德·尼克松执政时已对此作出决定。尼克松曾两次来莫斯科访问，并和勃列日涅夫一起宣布了缓和政策。
在华盛顿为苏联大使馆的新楼找到了一块不错的地方。美国人也获得了扩大大使馆建筑面积的权利。建设的预算为72to万美元。6年来耗费了2300万美元。建设始于1979年底。而苏联克格勃在美国大使馆新楼里安装窃听系统的行动还要早三年，即在1976年就开始了。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美国大使馆新楼的承重结构、墙壁和屋顶使用当地的建筑材料。表面材料和内部装修所需的一切以及电梯、电力设备、窗户玻璃和框架都由美国人从自己的国家运来。建造大楼的基本上是苏联工人，虽然有些专家警告说，这很危险。
但是美国国务院急于完成这一使馆新楼的建设。只有几名安全部门的官员监视工人和检查建筑材料。美国情报部门高傲地以为，他们能够轻易地发现并拆除所有窃听装置。他们低估了苏联同行的科技水平。
后来才知道，多数窃听装置在工厂里就被放人混凝土板。克格勃使用了美国还没有的技术。在大楼墙壁里安装了非常灵敏的传声器，甚至能够录下沙沙声。苏联间谍居然能把窃听装置放人打字机，以便破译打字的敲打声和弄清在打什么内容。
美国人谦逊地承认，俄罗斯情报机关在这个方面超过了欧洲人以及他们美国人。
美国人说，“在窃听艺术方面俄罗斯人超过了所有人。”
苏联的窃听装置本身就有能源来源，使得电子装置能够转达在使馆大楼里所说的每句话。保障窃听器工作的电池基本上已经耗尽，但是据说其中有些电池在ZI世纪也仍将工作。
美国反间谍部门得出结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新楼几乎不可能避免有窃听装置。罗纳德·里根总统建议拆掉这座大楼，建一个新的。但是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们认为，美国没有这么多钱。
1991年12月，瓦季姆·巴卡京采取了人们认为几乎不可思议的一个措施：他把装在美国大使馆新楼里的“获取情报用的专用技术手段的技术资料”交给了美国人。
巴卡京认为，这证明莫斯科准备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他解释说，95％的窃听装置美国人自己已经发现。他并非独自一人作出这一决定，而是征求了克格勃技术部门的意见后才这样做的。
巴卡京给苏联总统写了信。戈尔巴乔夫批示：“请和潘金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苏联外交部长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潘金、于1991年11月取代他的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和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都表示同意。
为了以防万一，巴卡京给叶利钦打了电话。叶利钦说：“做吧！”
但是电话谈话没有记录在案。在这个问题上巴卡京犯了错误。他获得了两个总统的批准，但是没有弄到可以证明的文件，所以不断地把他叫到检察院，因为有人无论如何要惩罚巴卡京
然而最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人不相信瓦季姆·巴卡京的真诚。他们武断地认为，反正克格勃不会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他们。
美国国会关于驻莫斯科大使馆新楼窃听器问题的听证会持续了10年，准备了专家鉴定，政府部门经常开会。这耗费了数千万美元。为了维持尚未竣工的新楼建筑并搞清楚里面究竟有多少窃听器，也耗费了这么多钱。
从安全和财政问题考虑，美国国务院决定保留没有建成的美国大使馆大楼--
这一反映苏联情报机关的机智和美国人高傲的宏伟的8层楼纪念碑。改建耗资2.4亿美元，比原来的预算多3倍，但是对于安全的关心要求作出牺牲。
在华盛顿终于不作任何解释地解决了多年来矗立在莫斯科市中心的这座红砖砌成的空荡荡、阴暗的大楼命运之后，我问美国大使馆新闻处，能否去这个无人照顾的工地看一看。这是1996年暮春。他们同意我去，但是让一位很少微笑的、在黑色枪套里别着一把很大的左轮手枪的纤细小姐陪同我。
她领着我围着大楼转，警惕地防止我跨过那看不见的界线：外国人被禁止走近大楼。这位小姐是美国特情局所管辖的使馆内部保卫处人员，而美国特情局传统上属于财政部并保卫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
后来我在使馆新闻处里打听，这位可爱的小姐是否确实属于保卫处成员，还是实际上从事文秘工作，而左轮手枪则是规定要带的。新闻处官员告诉我，在平常的日子里小姐与心爱的手枪是不分离的，但是现在她把手枪放入保险柜里，为的是不再吓唬我。
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们在废弃大楼的后院里玩耍，年轻的母亲们推着四轮童车在散步。一切同莫斯科任何一个其他的院子里一样，只不过是很干净，没有人冲着谁叫喊。
在被废弃大楼落满灰尘的玻璃上用很大的字母写道：“上帝，保佑美国吧！”
多年来没有人接近大楼，只有美国反间谍人员除外，他们在带钴炮的放射性同位素体层X线照相术的帮助下，研究苏联最新窃听技术的样品。
华盛顿一家建筑公司提出了一个合适的方案。工人们剥去大楼的正面，去掉了上面的两层，又在上面建了4层新的、没有窃听装置的楼。大楼变成了10层楼，比原来的方案多了两层。
在上面的几层可以完全保障秘密谈话的安全性。大使和其他高级外交官的办公室也在上面。
下面的楼层继续保留，看来，窃听装置也仍然留在那里，但是在这些楼层里不讨论任何秘密的东西。在这些办公室里办公的基本上是在使馆工作和从事大部分不是秘密的文字和组织工作的俄罗斯公民。
在这次改建中没有允许使用俄罗斯工人，也没有使用俄罗斯的建筑材料。那些获得特别允许接触绝密情报的，即绝对可靠的美国人改建了大楼，而且使用的也是经过专家检查的美国建筑材料。大使馆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建筑材料，都是海运到俄罗斯。
根据1992年签署的一项专门协议，俄罗斯和莫斯科当局同意改建此楼，所以，当莫斯科建筑师们讨论这一改建的决定时，有关改建大楼的文件没有像通常那样交给他们。美国国务院甚至将改建大楼每一层的计划保密。
美国人毫不怀疑，俄罗斯反间谍机关仔细地研究了大使馆新楼改建的方案，并在寻找渗入里面的途径，以便往里面放人新一代的窃听器：要知道，在过去几年里窃听装置变得更灵敏，更微小。
他们还相信，在位于大街对面的古老的东正教堂里有专门为美国大使馆“服务”
的俄罗斯反间谍机关的岗哨。
这样，俄罗斯领导人窗外的景色变了。现在他们从白宫可以观赏美国大使馆最新式的大楼。当然，他们完全可能会碰到美国外交官们同样认真的目光。美国外交官对我说过，他们准备观赏俄罗斯首都最辽阔的景色和莫斯科河。
巴卡京过去的下属们因这一事件而称他为叛徒。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
瓦季姆·巴卡京对我说，他并不后悔把有关大使馆的材料交给美国人：这是正确的步骤。但是他承认，他对西方太幼稚了，他是带着玫瑰色眼镜看世界。
克格勃的终结
担任克格勃主席后，巴卡京看到，必须与各共和国理顺关系。他在《劳动报》发表的谈话中说：“我们将成为某种署，为所有愿意加入联盟的共和国的利益服务。”
1991年11月28日，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自己最后的命令之-
--《关于批准跨共和国安全局临时条例》的命令。
瓦季姆·巴卡京领导这个局。各加盟共和国的克格勃领导人成为局务委员会成员。跨共和国安全局与每个加盟共和国签署了合作条约。巴卡京负责协调联盟共和国安全机关的活动，从事同最危险的各种经济犯罪作斗争。跨共和国安全局应该成为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组织。
几天后，1991年12月3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改组国家安全机关》的法律，戈尔巴乔夫立即签署。
这项法律正式废除了苏联克格勃，批准了在克格勃基础上建立的跨共和国安全局和苏联中央情报局。
但是联盟法律和戈尔巴乔夫的命令已经没有实际意义，过了几天，在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丛林里会晤后，连法律的作用也失去了。
瓦季姆·巴卡京从1991年8月23日开始领导克格勃。12月3日，克格勃停止存在。
12月8日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丛林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因此，成立跨共和国安全局的必要性消失了。每个共和国建立了自己的安全局。
我问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巴卡京知道在别洛韦日准备的会晤吗？”
“他知道在准备别洛韦日协议。叶利钦及其班子很担心克格勃会竭力以某种方式在最后时刻破坏会晤。许多密使来找巴卡京，以便证实他不会在别洛韦日丛林逮捕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
“那么卢比扬卡的想法如何？”
“那个时期已经很清楚，政权实际上已经不属于联盟机构，而属于各共和国。
逮捕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的企图可能会以最奇特的方式结束……”
政变后，地方安全机关实际上服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出现于1991年5月6日，当时克留奇科夫和叶利钦签署了联合议定书。克留奇科夫当时说：“役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不符合我国联邦制度体系，在新的条件下成立这个委员会符合我们社会的客观要求。”
俄罗斯克格勃的第一任主席是维克托·瓦连京诺维奇·伊万年科将军，在此以前他是苏联克格勃监察局副局长。
他属于不愿与俄罗斯政权发生冲突、不愿同自己的人民进行斗争的年轻一代肃反分子之列。
维克托·伊万年科对我说：“叶利钦需要在卢比扬卡有‘特洛伊木马’，以便破坏克格勃反对俄罗斯领导人的工作。而克留奇科夫想与叶利钦做游戏，并从他周围的人士那里获得某种情报
维克托·伊万年科被授予由克留奇科夫签署的新的委任书。给了他几间办公室和8名工作人员，于是他开始筹建俄罗斯克格勃。但是在伊万年科提出安全机关非党化之后，他在卢比扬卡受到鄙视。
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只停留在纸面上。委员会里只有几十个人，他们没有任何权力，各州的安全局依旧服从苏联克格勃。
叶利钦向克留奇科夫建议召开全俄克格勃地方机构代表会议，克留奇科夫同意了。会议于1991年7月举行。伊万年科作了报告。他回忆说：“很多人发言支持我。
他们支持成立俄罗斯克格勃。他们说，必须合作，必须从事职业活动，而不是搞政治游戏。但是在卢比扬卡我和我的同事们处于孤立状态，所以我们对于正在准备的政变一无所知。”
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说：“自然，地方机构的所有领导人都行举手礼，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后来他们都因此而坐等是否被解雇。所以，8月政变后地方机构瘫痪了。”
9月4日巴卡京发布命令，把俄罗斯克格勃所有州和边疆区的局都交给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巴卡京给自己只留下协调各共和国委员会的工作。
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11月26日签署命令，把俄罗斯克格勃改变为俄罗斯联邦安全署，由伊万年科领导，包括跟踪局和行动技术局在内的克格勃所有重要的部门都归属伊万年科。
但是叶利钦还是不信任伊万年科。而在俄罗斯总统周围也有明显的宠儿，他们对外来者极端仇视。
维克托·伊万年科说：“内务部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对叶利钦总统说：‘克格勃机构曾经反对您，而民警是您的依靠。’在这种情况下我注定要失败。开始叶利钦每个星期听取我的报告，后来便很难接近总统了。出现车臣问题时，我三天未能与叶利钦取得电话联系，当时他在索契休假，所以他们没有给我接通。”
1992年1月鲍里斯·叶利钦签署命令，在被废除的俄罗斯联邦安全署和跨共和国安全局的基础上成立俄罗斯联邦安全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被任命为部长。
而巴卡京的命运早在一个月以前就决定了。12月23日叶利钦最后一次邀请巴卡京到他那里去。为了把不愉快的事加以粉饰，叶利钦建议克格勃的最后一任主席从事外交工作。他说：“您选一个地方，除了美国以外都可以。”巴卡京回答说，他需要搞清楚，并考虑一下，从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马上跳到叶利钦的班子是否合适。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耸了一下启说：如果能接受他的建议就好了……
12月24日巴卡京收拾东西，离开了卢比扬卡--比戈尔巴乔夫辞职早一天。瓦季姆·巴卡京的政治生涯结束了。他领导克格勃107天，比费多尔丘克更短，政府让巴卡京退休--当时他55岁。使国家安全机关人员感到轻松的是，在全社会要求废除卢比扬卡的时刻，巴卡京实际上挽救了他所能挽救的一切，国家安全机关保存了下来，然而克格勃的人对此没有给巴卡京以应有的评价。
1992年8月，巴卡京通过自己的后任巴兰尼科夫请求叶利钦给他找一个工作，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本来可以留在政坛，但他是一个自尊心太强的人。他不能克服自我和请求接见。他等着别人来并跪在脚下：你来吧，来拯救我们吧！没有任何人来。但是巴卡京属于那种对所做事情不后悔的人。
第十八章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供职的自己的儿子解雇。但是他所担心的裙带关系的指责与国家安全机关人员对他提出的一系列指控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称他为叛徒。显然，瓦季姆·巴卡京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最被人仇恨的上司。虽然可以说，他是卢比扬卡主人中最有意思。而且可能是最正派的人。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被认为是总统的心腹之人，叶利钦在三年内把这个喜爱的部长从民警少将提升为大将，甚至在战争年代最天才的军事指挥官也没有得到这样的晋升。但是巴兰尼科夫的仕途非常短暂，1990年夏他成为俄罗斯内务部长，到了1993年夏就被解除职务。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维克托·巴兰尼科夫194D年出生于滨海边疆区，父亲早就牺牲，母亲抚育他成长，后来全家迁到叶拉布加。弗拉基米尔·涅克拉索夫教授对我说：“维克托·巴兰尼科夫毕业于文化教育中专，就是说他善于交际，这在生活中对他帮助很大。后来他毕业于高等民警学校，从最低的级别干起。在内务部，如果部长知道干什么和怎么干，人们对这样的部长的评价就很高。”
他在莫斯科郊区的梅季希区担任过地段民警、派出所所长和城市处处长，然后在车里亚宾斯克市内务局当处长，在内务部同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作斗争总局负责外汇处。接着他被任命为阿塞拜疆共和国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后来担任俄罗斯内务部长的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叶林则被派到亚美尼亚担任同样的职务。
叶林回忆说：“我在亚美尼亚，巴兰尼科夫在阿塞拜疆。形势异常紧张。如果我拿起高频电话机话筒往巴库打电话，甚至夜间3点他仍然坐在办公室里。我们什么都讨论。”
这是因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问题而开始流血的最复杂年代。巴兰尼科夫表现出是一个勇敢的人，能够走到暴怒的人群中去安慰他们……
在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担任总理的叶利钦的第一届俄罗斯政府里，维克托·巴兰尼科夫成为内务部长。
伊万·西拉耶夫对我说：“所有部长候选人都经过‘博学之士班子’的过滤。
我们邀请了三个最大的科学研究所的学者来。他们非常挑剔地研究了每个部长候选人的个人品质，然后把他们的结论告诉我。巴兰尼科夫有竞争者，但他还是通过了竞争。叶利钦支持对他的任命。”
“那时对他这个候选人没有提出怀疑？”
“没有。您知道，感情冲动使他倒霉。巴兰尼科夫担任部长时是一个非常容易感情冲动的人。我可以说，他正是由于感情冲动而受挫，所以参加了1993年10月事件……”
巴兰尼科夫担任俄罗斯内务部长时，表现了对叶利钦的忠诚。为了捍卫新俄罗斯政权的利益，他同苏联内务部长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发生冲突。在1991年8月政变期间，巴兰尼科夫没有服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命令他所辖的特警部队和民警学校的学员们去白宫增援。
1991年8月政变失败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召见巴兰尼科夫：“加盟共和国的总统们请您担任苏联内务部长。”
巴兰尼科夫接替自杀的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担任了苏联内务部长。巴兰尼科夫自己说，他一担任部长就往维尔纽斯和里加各派了一个旅，以便整顿当地的特警部队。维尔纽斯和里加特警部队被禁止行动。
几个月后，随着苏联解体，他的苏联内务部长职务也消失了。但是叶利钦把长远的计划与巴兰尼科夫联系起来。他高度评价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信任他。而俄罗斯克格勃主席瓦连京·伊万年科则相反，对总统来说，他是一个外来人，而且过于独立自主。
1991年11月叶利钦接见伊万年科时说：“我决定把您合并到内务机构。”
伊万年科说，不能这样做。叶利钦听后，立即站了起来： “好吧，如果您不同意这一建议，那么我们另找别人。”
12月19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节前夕，叶利钦签署命令，把内务部和联邦安全署合并为安全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被任命为安全和内务部长。
民主派代表们担心建立如此强大的新部门将扼杀刚刚获得的自由，所以反对这一任命。而实际上这一合并对于国家安全机关来说更致命。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将消融在内务部的百万民警大军中。 1992年1月宪法法院取消了这一总统令。但是1月15日叶利钦签署了关于建立安全部的新命令。这是缩小的前克格勃。新的安全部由反间谍局、反军事间谍局、经济安全局、反走私和贪污受贿局、反恐怖活动局、科技局、边防部队和个人安全保卫局组成。
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当时约有14万人。巴兰尼科夫的下属称赞这位前部长：他没有搞清洗，为部属工作人员增加了工资，很快就适应了新的部门，一句话，成为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自己人。
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科斯季科夫写道，一系列看上去真挚的友谊举动把叶利钦和巴兰尼科夫联系起来：经常在一起聚会，打猎，玩多米诺骨牌，一起去别墅。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擅长共青团学校教给的一切：喝酒吃菜，诙谐幽默，讲笑话使自己的长官开心。他怀有善意，善于讲笑话。
科斯季科夫请求巴兰尼科夫给他一支手枪，因为总统的所有其他助手都有武器。
“亲爱的，你要手枪干什么？”安全部长问新闻秘书。“告诉我，谁在妨碍你……”
说着他就愉快地笑了。他就是这样开玩笑。
其实，1993年国内局势非常危险。总统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爆发了一场真正的战争。最高苏维埃主席鲁斯兰·伊姆拉诺维奇·哈斯布拉托夫和代表们企图通过修改宪法获取国家的全部权力，让政府服从最高苏维埃，让总统成为纯粹象征性的人物。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之间的这场战争使得经济改革难以进行。
1993年4月25日，叶利钦在俄罗斯全民公决中获得极大的信任，说明人民完全支持他的改革。当时人们已经等待叶利钦发布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并举行新议会选举的命令。但是叶利钦没有马上这样做。
他的反对者们把这看作是总统软弱的表现。斗争的前景很不明朗。很多人认为，哈斯布拉托夫及其代表们将获胜，被叶利钦得罪的副总统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鲁茨科伊站到了议长和人民代表一边。
对反总统力量的领袖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的低估是不对的。奥列格·波普佐夫在其《“沙皇鲍里斯”时代编年史》一书中相当准确地重现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情绪：“他准备下台，而且明白，他这个车臣人要想当总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应该向总统表明，总统由于没有高度评价哈斯布拉托夫的忠诚，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他是一个高傲的人，不原谅类似的忘恩负义。还有，他将向总统证明，总统的选择--允许布尔布利斯、波尔托拉宁、舒梅科等人排挤哈斯布拉托夫是非常错误的。
他哈斯布拉托夫不仅要与他们算账，不仅要把他们变成政治僵尸，而且将把他们押上审判台并向总统证明，他把自己的选择放到了犯罪分子身上……血的报复，复仇--这就是他的行动实质。”
哈斯布拉托夫企图与安全部建立接触。叶利钦周围的人开始担心：巴兰尼科夫是否忠于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