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尤申科夫对我说：“起初我把巴兰尼科夫看作是忠于叶利钦的人。但在全民公决后，在1993年3月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代表们要求强力部门效忠时，在巴兰尼科夫的发言中有模棱两可的东西，代表们马上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对他鼓倒掌……”
维克托·巴兰尼科夫在发言中说，在安全部面前摆着几项基本任务：防止外来威胁，防止有人企图把俄罗斯变为发达国家的原料附庸，同腐败作斗争，以及同政治极端主义分子作斗争。
叶利钦周围的人指责巴兰尼科夫恰恰没有同政治极端主义作斗争。
1992年担任代总理的叶戈尔·季穆罗维奇·盖达尔回忆说，当时他不相信安全部工作的可靠性。他试图从安全部获取关于各部门贪污受贿的材料，但是没有得到。
他以为这样的情报只送给总统，后来才明白，叶利钦也没有得到这样的情报。但是政府的秘密文件落到了共产党手里和民族主义的报刊上。盖达尔认为，如果说安全部在工作，那么它不是为政府，也不是为总统工作。
但是总统信任巴兰尼科夫。
科斯季科夫回忆说，他在每次莫斯科发生反总统的挑衅之后，不止一次地与巴兰尼科夫交谈，他发现巴兰尼科夫并不知道挑衅的情况。总统指示查封那些公开宣扬法西斯主义的出版物，安全部长却回答说缺乏必要的法律基础。总统要求巴兰尼科夫整顿秩序，但是安全部长什么也没做。
种种迹象表明，有人告诉叶利钦，安全部长在做双重游戏，他与反对派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两个权力中心之间采取骑墙的立场。
总统的前新闻秘书认为，很可能是有人给叶利钦送去了关于巴兰尼科夫同不可调和的反对派接触的秘密情报。科斯季科夫说，总统能够把公事放到高于“酒杯”
关系之上。当安全部长的所作所为越过一定的界限时，过去的友谊没能救他。
谢尔盖·尤申科夫说：“民主派代表要求解除巴兰尼科夫的职务。叶利钦回答说，‘这些都是诽谤。他是一个忠于事业的人。’我们来到瓦尔代官邸找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他正在那里休养。我们对他说，他将同最高苏维埃发生对抗，而和这样的安全部长在一起他将输掉这场斗争，因为巴兰尼科夫已经与最高苏维埃的领导勾结在一起……”
对贪污腐败的指控成为解除巴兰尼科夫职务的由头。
1993年这样的指控成为进行政治算账的可靠工具。后来证明，有些指控是捏造的，而有些则是事实。当时报刊争先恐后地报道，跨部门反腐败委员会发现了一些账单，并由此查明，巴兰尼科夫和他的朋友--内务部副部长安德烈·杜纳耶夫这两个人的妻子利用臭名昭著的鲍里斯·比尔施泰因的“西阿别科”托拉斯的金钱到国外游山玩水。报刊发表了大量材料，安全部长的妻子在瑞士用某家公司的钱为自己购买了许多东西，那家公司支付了所有费用。
鲍里斯·约西福维奇·比尔施泰因这个非常令人怀疑的人物确实经常出人巴兰尼科夫的别墅。
维克托·伊万年科将军对我说：
“巴兰尼科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有健康思维的理智的人。但是他受到别人的影响。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他中了比尔施泰因的计。有人也把这个商人带到我这里来，说这个百万富翁希望与俄罗斯国家安全机关合作，向它提供帮助。作为交换，他请我们在国内帮助他。我立即问他：‘您怎么帮助我们？’比尔施泰因回答：
‘我给您在国外建立一笔基金，您可以用这笔钱支付你们的间谍人员。’“对于涉世不深的人来说，这些话听起来很有诱惑力，但是内行的人一听就明白，情报工作无论如何不可能使用这样的基金。这是给涉世不深者的诱饵。所以我与他的关系到此为止。看来，有人也把带着同样建议的比尔施泰因引荐给了巴兰尼科夫，而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吞食了诱饵……”
当时担任第一副总理的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舒梅科后来谈了巴兰尼科夫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把瑞士生意人鲍里斯·比尔施泰因介绍给他的情况。谈的是建立“罗斯”股份公司，其经营范围是出口和进口金属。巴兰尼科夫似乎是这样对舒梅科说的：“你不用怀疑。所有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在国外经常开设一些公司，我们的情报人员在那里以私人公司的身份开展工作。从国家预算里并不拨给它们经费。而比尔施泰因会给你在国外开设账户的。”舒梅科拒绝了这一建议。
克里姆林宫说巴兰尼科夫在财政上依赖比尔施泰因，实际上，怀疑他贪污受贿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原则上叶利钦对待自己周围人的弱点采取宽容态度。
7月18日，几名俄罗斯边防军士兵在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牺牲后，叶利钦立即解除了巴兰尼科夫的职务。在报刊上发表的解除巴兰尼科夫职务的原因是这样措辞的：“他违背了道德准则，并丧失了对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界俄罗斯边防军行动的控制。”
巴兰尼科夫在卢比扬卡工作了一年又5个月。
巴兰尼科夫被撤职成为一大政治丑闻，使不妥协的反对派较不及防。看来，反总统的班子曾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仍然留在卢比扬卡上面。最高苏维埃代表谢尔盖·尤申科夫为此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说：
“不可能保留维克托·巴兰尼科夫的这一职务。最近安全部实际上与最高苏维埃的保守派联合起来。在巴兰尼科夫的领导下，这个部的有些机构专门进行政治搜查。
“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安全部在同席卷俄罗斯的犯罪浪潮和贪污腐败的斗争中软弱无能。这个部实际上是在纵容煽动民族仇视、宣传法西斯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归根结底，在这样的公务位置上假公济私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安全部长应该像水晶一样纯净……”
巴兰尼科夫离开了卢比扬卡大楼，但是，后来证明，他并没有离开政坛。
权力机关之间的对抗加剧。1993年9月21日，出现了总统关于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和举行新议会选举的第1400号命令。这个命令破坏了宪法。但是代表们自己也经常违背宪法。这是一场没有止境的宪法危机，必须从中找到某种出路。
一部分代表不服从总统的这一命令。他们聚集在白宫，投票解除叶利钦的总统职务，并批准表示准备领导国家的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为新总统。哈斯布拉托夫打电话给巴兰尼科夫家里，邀请他到白宫来。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起初拒绝，后来终于同意了。
电视镜头记录了这样的一幕：在黑暗的夜色中，在汽车的灯光下，巴兰尼科夫身穿皮大衣出现在白宫前面，然后走进白宫。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对叶利钦总统的怨气太盛了？也许他相信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将获胜，而他将重返卢比扬卡？
现在已经不可能就此问题询问他自己了……
9月22日夜里两点，鲁茨科伊在白宫宣布了他所组成的政府名单。他任命巴兰尼科夫为安全部长。
总共只有五六个人离开内务部跟着巴兰尼科夫和前内务部副部长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杜纳耶夫去了白宫。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对誓言和命令的忠诚超过了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有人说，巴兰尼科夫带着鲁茨科伊的任命书来到安全部，企图进去，但是没有让他进去。他只能通过电话与自己的替代者尼古拉·戈卢什科将军交谈。
巴兰尼科夫参加了与总统方面的谈判，据说在私人谈话中他说，他准备离开白宫。
10月3日至4日，莫斯科发生了流血事件。
从白宫里冲出来的武装人群首先占领了莫斯科市政府大楼，然后企图夺取“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次日上午俄罗斯军队炮击白宫，镇压了叛乱。
曾经担任巴兰尼科夫的副手和安全部莫斯科局局长的叶夫根尼·瓦季莫维奇·萨沃斯季扬诺夫对我说：“1993年10月莫斯科发生了武装叛乱。当人们说军队炮打议会时，我总是请他们注意两个情况：议员和最高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人死亡！
那么死的是谁呢？是偶然的过路人，死于匪徒之手的护法机构工作人员，以及躲在白宫里、企图进攻莫斯科一些设施和险些在俄罗斯挑起内战的武装匪徒。”
萨沃斯季扬诺夫回忆说，白宫成为流氓和强盗的聚集地。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和俄罗斯民族统一党的战斗队员们都来了。捷列霍夫一伙进攻独联体部队司令部，这是武装暴动。暴动者的策略很明显--在莫斯科全市制造起义的事端，以便城里发生混乱。
10月4日开始的事件可能引起国内战争。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和其他人号召军队转到人民代表大会一边，、这些号召可能产生效果，所以必须镇压暴动。
“为什么安全部没有预先防止流血事件发生？”我问。
“安全部当时没有拥有强力机构。时代的变换也起了很大作用。克格勃过去的机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没有益处了。社会上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而建立新的机构则需要不少的时间。”
总检察院后来宣布，1993年10月3日和4日在白宫、莫斯科市政府大楼和“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旁边，共有123人被打死，或者因为受伤而死亡。
巴兰尼科夫因积极参加叛乱而被捕。
俄罗斯总统发布命令，将巴兰尼科夫大将开除军籍。
1993年10月7日，根据刑法典第79条（组织社会骚乱并造成严重后果）向巴兰尼科夫提出起诉。总检察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卡赞尼克签署逮捕令。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被拘留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隔离侦讯所。他生了病，心脏突然出了问题，自我感觉非常不好。他的律师德米特里·达维多维奇·施泰因贝格坚持要对巴兰尼科夫进行全面的医疗检查并直接向总检察长卡赞尼克提出了这一要求。
1994年2月，卡赞尼克因巴兰尼科夫健康状况不好而改变了对他的拘留方式：巴兰尼科夫由在押改为获释，住进医院并签字保证不去外地。
对1993年10月事件参加者案件的审判没有进行，因为国家杜马宣布大赦，所有被指控者全部获释。
巴兰尼科夫继续生病。医生建议给他做心脏手术，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怕医生。有一次他甚至对自己的律师说，有人企图“通过医疗而把他消灭”。
1995年7月22日，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猝然去世。他在别墅阅报时因心肌梗塞而逝世。时年不足55岁。
二战德国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接替巴兰尼科夫担任安全部长的候选人之一是当时与总统关系密切的新闻工作者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波尔托拉宁。他曾是《莫斯科真理报》编辑、最高苏维埃代表、出版和新闻部长、俄罗斯政府副总理。他向俄罗斯电视台台长奥列格·马克西莫维奇·波普佐夫叙述了叶利钦建议他当安全部长的情况。波普佐夫写道：
“我突然看见波尔托拉宁身穿将军服，所以开始感到不怎么舒服。就好像在灯火辉煌的办公室里突然灭了灯，在自我吹嘘的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的声音里也传来了凶恶的语调。”
但是1993年7月28日，在安全部负责干部工作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坐上了安全部长的交椅。他先是担任代理部长，然后成为名副其实的部长。
我第一次看见他是1989年，当时的乌克兰克格勃主席、苏联人民代表尼古拉·戈卢什科中将来到我们《新时代》周刊编辑部。他给我们的印象很不错。
他谈了自己的情况。1937年6月戈卢什科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科克切塔夫州安德烈耶夫卡村。他的先辈是在斯托雷平改革时期离开乌克兰的。1959年他毕业于托木斯克大学法律系，在检察院工作了4年，然后到克格勃工作。
自1963年起他在克格勃克麦罗沃州局第二处（反间谍处）当了7年侦缉人员。1971年晋升到与意识形态破坏活动作斗争的第五处工作。1974年他被调到莫斯科，在克格勃总部机关工作。1984至1987年这三年里他担任苏联克格勃秘书处第一副主任和克格勃值班局局长。
1987年戈卢什科获得急剧晋升，去基辅担任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克格勃主席。他的身份证上写着他是乌克兰族人，他能够说和读乌克兰语，但由于是在远离乌克兰的地方长大，据他自己说，来到乌克兰后，他开始学习标准的乌克兰语。
在《新时代》周刊的谈话中戈卢什科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立场：“我是在‘解冻’时期来到克格勃工作的。现在的一代与在个人迷信年代无法无天地搞镇压的那个组织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没有试图穿内务人民委员部时期的残酷无情者的制服……”
苏联解体后，他宁可返回莫斯科。因为戈卢什科在巴卡京的家乡克麦罗沃工作多年，瓦季姆·巴卡京接纳了他，并于1991年11月任命他为克格勃秘书处主任。
稳重、明辨是非和务实的戈卢什科也受到巴兰尼科夫喜欢。他使戈卢什科成为安全部副部长。1992年6月，根据总统的命令，尼古拉·戈卢什科成为安全部第一副部长，而且不久又被任命为部长。
戈卢什科担任部长后说，他的任务是“积极遏制那些威胁我国安全的政党和运动的活动”。
但是前总统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回忆说，克里姆林宫对尼古拉·戈卢什科并不是很满意。叶利钦下令查封反对派的报纸《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和《白昼报》。但是总统的这一命令没有起作用。经总统允许，科斯季科夫给安全部长写条子询问：“《白昼报》违反总统令，变换报纸的名称和印刷的厂家，重新公开地在莫斯科发行。现在该报叫作《明日报》。难道你们没有可能迫使他们执行总统的决定？”
科斯季科夫写道，“更令我吃惊的是，次日戈卢什科因这一纸条给我打电话，询问该报纸在哪里印刷，哪里可以买到。安全部长的消息竟然如此不灵通！”
科斯季科夫认为，安全部使总统产生错觉。安全部在十月事件前夕为总统办公厅准备的关于不妥协的反对派组织和政党的材料中说，“根据业已掌握的情报，上述组织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在这份材料中既没有提到。自由民主党，也没有提及共产党，而这两个党几个月后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赢得了胜利。
戈卢什科在对《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发表的谈话中讲到1993年10月事件：“实际上我们没有制订任何详细的方案。例如，我由衷地认为，无需采用武力，局势早晚会解决。如果鲁茨科伊和马卡绍夫不带领人群去进攻奥斯坦基诺电视塔，事情可能就会这样解决。作为这些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我可以说，总统直至最后一刻也不想让事件导致流血。”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因参加 1993年 10月事件而获得“个人勇敢”
勋章。这一勋章实际上是总统对安全工作人员们不够积极地参加这一事件不满的象征，因为内务部长维克托·叶林由于更加积极的参加而获得“俄罗斯英雄”金星勋章。
叶利钦的不满很快就导致采取组织措施。
12月22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节之后，总统撤销了安全部，下令成立新的部门--联邦反间谍局。边防部队没有被纳入这一新的机构，而是成为另外一个独立的机构。侦查机构被并入内务部。
叶利钦任命尼古拉·戈卢什科为联邦反间谍局局长，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斯捷帕申为第一副局长。
戈卢什科不仅不是这一主意的提出者，而且还对此改组表示怀疑。他说，仅仅反间谍局还不足以保障国家安全。但是叶利钦已经作出决定并当着戈卢什科的面签署了这一命令。
戈卢什科作为新的联邦反间谍局局长没有干很长时间。两个月后，1994年2月底，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对政治和经营活动领域的某些犯罪进行赦免》的决议。决议规定，停止有关追究1991年8月和1993年10月事件参与者刑事责任的所有案件。
总检察长卡赞尼克提出辞呈，并称国家杜马这一大赦决议是“俄国议会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但是总检察长仍然执行了国家杜马的决议，允许释放所有的上述被起诉者。克里姆林宫让戈卢什科不要急于从“列福尔托沃”监狱释放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和其他人，因为总统打算反对杜马的决定。但是戈卢什科释放了所有人。
尼古拉·戈卢什科在一次谈话中讲到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和总统直接通了电话。我想解释，总检察院和安全机关完全是按照规定行事的，可以对杜马的决定提出不满，但不服从是不行的。作为对我的某些指责的回答，我对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说，他是因为我没有违法而骂我。我请求他任命新的联邦反间谍局局长。半个小时后，克里姆林宫来人取走了我的辞职报告。”
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写道，总统说：“戈卢什科背叛了我。我直接命令他，在把情况弄清楚以前不要从‘列福尔托沃’释放任何人。他没有执行命令。”
叶利钦拿起关于解除戈卢什科职务的命令草案，删掉了“应个人的请求”这句话，并签了字。
1994年2月28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因健康状况被解除职务而退休。
叶夫根尼·萨沃斯季扬诺夫说：“我认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自己想辞职。
他对这个与复杂的政治阴谋有关的职位已经厌倦了。”
泉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斯捷帕申谢尔盖·斯捷帕申有一次说了一句关键的话：“我和这位总统一起来，我也和他一起走。”这不是空话。但仅仅是对总统的忠心耿耿还不能使斯捷帕申的仕途如此辉煌并且最终领导政府。
人们称谢尔盖·瓦季莫维奇为官僚机构的不倒翁和无原则的和事佬，没有自己的主见。对于他来说，领导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领导就行。
斯捷帕申回答说，第一，他既不是官僚分子，也不是仕途的投机钻营者，而是内行的国家公务员；第二，他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第三，1995年布琼诺夫斯克悲剧事件发生后，他辞去联邦安全局局长职务，失业4个月。
有人把斯捷帕申称作消防队员，并有所吃惊地说，俄罗斯第一次由将军担任政府首脑。
事情并不完全如此。虽然斯捷帕申在其生命的多数时间里身穿军装，但他不是军人，也不是消防队员。斯捷帕申的专业是政工军官，职业是苏共历史教师。他给内卫部队的未来军官们教授这门课。
他的副博士论文写的是党的领导原则，而不是消防，但党的领导原则也完全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课题。
至于他的个人品质，那么他是一个沉着、镇静、温和与正派的人。他非常冷静，能够独立地作出决定，并经受得住打击。正如他的一位同事所说，在车臣事件期间，斯捷帕申的勇敢近似轻率。
他于1952年3月出生于中国的旅顺，父亲在海军服役，母亲是精神病医生。他在列宁格勒长大。
1973年他毕业于内务部高等政治学校，专业是政治工作军官。1981年毕业于列宁军事政治学院（现在改名为人文军事学院），专业为教育学。1986年又毕业于该校研究生班。在内卫部队服役7年，然后回到内务部高等政治学校执教。
斯捷帕申是一个有天赋的人。在我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时刻，几乎任何有某种天才的人都可以在政治舞台上试一试运气，斯捷帕申也没有错过自己的机会。1990年初他还仅仅是内务部的一个上校，却赢得了列宁格勒的选举，成为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
在最高苏维埃还有其他军人，但正是他很快就成为议会最重要的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因此几乎天天与叶利钦交往。他坚决支持叶利钦，所以叶利钦开始注意他。与此同时，斯捷帕申与持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也是一种本事。
1991年8月政变后，他领导调查克格勃活动申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材料迄今尚未公布。那时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未来有各种观点，很多人建议干脆废除这个危险的部门，由新人和在新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崭新的机构。
斯捷帕申持另外一种观点：不消灭克格勃，而是肢解它，使它现代化。正是那个时候，他在保留议会职务的同时，又获得了第一个任命--克格勃列宁格勒局局长。
1993年秋叶利钦下令解散最高苏维埃时，斯捷帕申是最先引人注目地服从总统令和交出议员证的议员之一。作为奖赏，他立即被任命为联邦反间谍局第一副局长，并在戈卢什科被解职后开始领导国家安全机关。
斯捷帕申对总统不信任的安全部门进行了清洗。1/10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没有通过重新鉴定。但是斯捷帕申因此恢复了这个局所失去的权力，其中使侦查机构重新回到国家安全机关，并在1995年4月使反间谍局成为拥有很大权力的联邦安全局。
与此同时，专业教师斯捷帕申仍在学院授课，并于1995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其论文题目是俄罗斯的民主发展。他在这样复杂的时候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时仍能找到时间和精力来写论文，说明他想的是未来，明白职务不是终身制。他这样做是对的。
斯捷帕申参加了联邦安全会议作出对车臣开始军事行动的重大决定的那次会议。
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推翻杜达耶夫将军。车臣战争使数万人丧命，斯捷帕申也险些丧失前程。
起初决定把此事作为车臣反对派反对自命为王的杜达耶夫的行动。属于斯捷帕申领导的军事反间谍局在全军范围内召集坦克兵军官，以便在某一天占领格罗兹尼。
他们遭到了失败，几名军官牺牲，还有的作了杜达耶夫的俘虏。
在审讯时他们说，是联邦反间谍局的工作人员招募他们的。这顿时成为一大丑闻。
与其他强力部门的部长们不同，那时斯捷帕申没有躲在别人的背后，而是承担责任。他不怕承认正是俄罗斯官兵被俘，而且竭尽自己的全力使俘虏们获释。
但这仅仅是持续数月的血腥车臣战争的第一步。军人起了主要作用，国家安全机关帮助他们。那几个月斯捷帕申没有脱下军装，总是和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在一起出现。
1995年6月，沙米尔·巴萨耶夫在布琼诺夫斯克占领医院，抓了很多人质。这一恐怖主义行动震撼了全国。
逮捕巴萨耶夫的行动准备得不好，以莫斯科丢丑而结束。巴萨耶夫回到车臣而未受惩罚。斯捷帕申和内务部长维克托·叶林领导了这次行动。斯捷帕申参加了在进攻医院时被打死的战士们的葬礼，痛苦不止，掉了眼泪，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诚恳的人。
杜马要求总统解除强力部门的部长们，代表们认为，这些部长们应对布琼诺夫斯克发生的流血事件负责。对斯捷帕申的指责最少，但是他自己提出辞职。
谢尔盖·瓦季莫维奇在接受采访时说：“对所有事情都应该承担责任……所以我就承担了责任……我几乎不知道其他的办法…… 不久前美国一个海军领导人由于一件小事而开枪自杀……这是维护自己荣誉的一种特殊方法。我个人不允许我对自己的领导和对总统抱有任何委屈……每个人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
从1994年3月到1995年6月，他领导安全机关15个月。
他失业4个月，已经开始考虑从事教育工作--好在他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但当时的第一副总理奥列格·索斯科韦茨想起了他，和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一起建议他担任虽不显眼，却是第一副部长级别的政府行政局局长职务。
斯捷帕申受委托解决车臣问题。但亚历山大·列别德1996年成为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和总统助理后，不再让斯捷帕申过问车臣的事情。
斯捷帕申在接受报纸采访时以尊重的态度谈到不可替代的政府机关工作的经验。
有些微妙之处和细微特点，甚至连部长都不知道。这些经验还有用处。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没有弄错……他的经验证明，任何时候也不要绝望。
1997年夏天司法部长瓦连京·科瓦廖夫在澡堂与可爱的姑娘们一起洗澡的丑闻爆发后，他的职位交给了斯捷帕申。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这一任命。有一家报纸这样写道：“联邦安全局的有效储备干部谢尔盖·斯捷帕申中将实际上是挑起车臣战争的人，结果没有坐上被告席，却坐上司法部长的交椅。”
但是人们很快就开始积极评价他的活动。在他担任司法部长以前，司法部被认为是次要的和不显眼的。斯捷帕申以其行政才能和永不枯竭的精力立即变得引人注目。他想证明，他能够胜任任何职务。司法部获得了很大的权限，其中，他很快就使过去归内务部所属的监狱和劳改营转到司法部属下。
由于他充分显示了自己是一个活跃的和能力很强的行政管理人员，在1998年4月政府改组时他被任命为内务部长。
斯捷帕申几乎是第一个未受批评的部长。他表现得积极而又有理智。他把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内行人放到关键职务上。他开展了大规模行动，在部分地区清除犯罪分子，而且毫不留情地同本部门的犯罪分子作斗争。也许，他是近年来最好的内务部长。
1999年4月27日，他被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并保留其内务部长的职务。大家都清楚，他很快将取代普里马科夫总理。5月12日，斯捷帕申被授权领导政府。这一天斯捷帕申在内务部地方机构领导干部高级学习班上发表讲话。他号召自己的属下勇敢行动：“在你们每个人的身后都站着部长，他任何时候也不会抛弃任何人，不会背叛任何人。”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1995年6月30日，斯捷帕申辞职。联邦安全局长的职位空了三个星期。7月24日，总统签署命令，任命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上将为联邦安全局长。
那时有人一时激动地写道，最近10年以来一位最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到了卢比扬卡。这一预测被证明是错的。卢比扬卡新主人有感染力的、近卫军的外表和寡言少语让人觉得是其内在力量和某种特别才能的特征。然而国家安全机关新长官的初步行动就改变了人们对他的评价。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1947年出生于利佩茨克，父亲是军队的准尉，母亲是厨师。父亲在飞机场当无线电报务 员。
据了解，他在学校里成绩不是最好的，但是喜欢体育。他在各个方面都适合于苏联武装力量的最精锐部队。
巴尔苏科夫进入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命名的莫斯科高等军事指挥学校学习。
这是一所很有威望的学校，对学生的挑选极其严格。在苏联时期由克里姆林宫卫队士兵守卫列宁墓，旅游者们特地来看克里姆林宫卫队士兵们换岗时在红场优美地正步走的情景。
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在军队里前程锦绣。巴尔苏科夫被安排到克里姆林宫警卫团服役。顺便说一句，和他在一个排服役的还有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中士，后来他成为叶利钦的贴身保镖。巴尔苏科夫多年来一直在克里姆林宫墙内服役，担任过克里姆林宫警卫团副团长、政府大楼警卫长和克里姆林宫副警卫长。
据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非常了解克里姆林宫，是主张修缮克里姆林宫的人之一。
巴尔苏科夫函授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获得将军衔，但是指挥的只是克里姆林宫卫队。他惟一的一次实际战斗行动就是参加在“五一”村追捕车臣恐怖分子的行动，结果对他来说却是不成功。
然而他的真正成功在于他和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之间的牢固友谊。在克格勃第九局服役的科尔扎科夫少校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保镖。他在未来的总统落魄时没有抛弃他，因此后来成为总统周围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根据科尔扎科夫的举荐，1991年12月巴尔苏科夫被任命为克里姆林宫警卫长，1992年6月被任命为保卫总局局长--相当于前克格勃第九局局长。领导俄罗斯总统个人卫队的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正式成为保卫总局第一副局长。
巴尔苏科夫不仅熟悉最高级官员的保卫情况，而且熟悉为领导人服务的国家别墅、官邸、疗养院、休养所、商店和各种服务部的情况。自然，与过去克格勃第九局一样，现在由保卫总局负责挑选为领导人服务的所有工作人员。
巴尔苏科夫控制着政府的通讯。给谁安1型自动电话交换机或2型自动电话交换机得由他来决定。他的部门也监听这些电话。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菲拉托夫1995年说，。巴尔苏科夫和科尔扎科夫以打击贪污受贿为借口，对克里姆林宫所有电话都进行窃听。
据前总统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回忆，有一次在朋友聚餐时他对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说：“您窃听我什么，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以他特有的神秘微笑，拍了拍科斯季科夫的肩膀，但是什么也没说。他没有证实，但是也没有否认，因为他知道，反正不会相信他。
那时报纸有许多关于在西方为巴尔苏科夫的部门购买窃听装置的报道。报道说，保卫总局的编制空前膨胀，为了保卫而毫不吝惜。
巴尔苏科夫和他的朋友科尔扎科夫一样，当叶利钦在国内视察时陪同外出。总统邀请他参加所有聚餐、狩猎和钓鱼等活动。据说，巴尔苏科夫在餐桌上比任何人都能喝。有人证明，他的妻子成为总统夫人奈娜·约瑟福夫娜的女友。
克里姆林宫的传统就是这样。在西方，保卫就是保卫。而在我们这里则不同。
个人卫队什么都管--从服装、餐饮、家具、挑选别墅、健康和娱乐，直至微妙的授权和秘密会见。 除了斯大林以外（与他亲近和坦率是不可能的），克里姆林宫所有其他主人都把主要的保镖变成自己全家的代理人。
卫队长施加影响的基础是接近国家的一号人物。他和自己的被保护者一起度过的时间比被保护者与自己妻子一起的时间还要多。有些不能告诉妻子的事情，总统却告诉卫队长。总统家庭的所有秘密都告诉他。他关心总统的孩子和孙子，使他们免于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没有卫队长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寸步难移。在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写道，让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退休后，赫鲁晓夫一家不知所措。当习以为常的卫队长消失后，他们简直无所适从。
卫队长有责任使被保护者的住房和别墅不次于其他高级领导人的。他要挑选女仆和厨师，而且要创造这样一种氛围，使年轻英俊的卫士们不扰乱女主人，年轻的侍女们不影响男主人考虑国家大事。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勃列日涅夫迫使自己的保镖们成为保姆和护士，但是他的个人卫队却喜欢他。戈尔巴乔夫不要求卫队做任何超越他们工作义务范围之外的事情，但是卫士们却恨他。
也许主要问题在于勃列日涅夫请卫士们坐到自己的桌旁，与他们平等地交谈，而且总的来说像慈父般地对待他们。而戈尔巴乔夫则与自己的依附者保持距离。前第九局副局长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多库恰耶夫将军写道，戈尔巴乔夫一家“不让任何人加入自己的家庭轨道，更不与别人建立亲密与友好的关系”。
卫士们不喜欢戈尔巴乔夫，因为他不是安静地坐在汽车里，而是跳下汽车，与人们交谈，在大街上行走。对于卫士们来说，这是多余的操心。
不过，换来换去的克里姆林宫主人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喜欢乌鸦。斯大林第一个不喜欢乌鸦。多库恰耶夫将军回忆说，“斯大林认为乌鸦是太聪明的鸟，而且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这样长寿。他把乌鸦与穿黑色衣服的人相比较。乌鸦拼命的喊叫声通常会破坏他正常的状态。”
从那时以来，克里姆林宫的保卫局长和警卫长一直同这一长羽毛的部族作斗争。
神枪手们射击乌鸦，鸟类学家们建议克里姆林宫警卫团用鹰猎乌鸦。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克里姆林宫内同乌鸦的战争迄今仍在继续……
巴尔苏科夫在1993年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是帮助总统制订解散最高苏维埃和进行新的选举计划的很小圈子里的人之一。而且巴尔苏科夫一开始就建议准备武力解决，但是其他人没有听他的。
巴尔苏科夫第一个告诉总统军事叛乱开始的消息。无论如何，叶利钦《总统笔记》一书中这样写道：“谁能知道明天白宫将变成黑色的？家里一切如常。我能够和家庭一起过几个小时的惟一的日子就是星期天。哪怕在这很短的时间里让我做一个丈夫、父亲和外公。但是在这个星期天我却没有做成。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用专线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白宫的局势急剧恶化。他详细报告了各种情况：民警的警戒线被冲破，此刻正在进攻莫斯科市政府大楼，白宫周围的包围圈不复存在，各种武装部队有大批冲进莫斯科城的危险……”
当时，不仅反恐怖主义的特种部队“阿尔法”，而且原来的对外情报局特种部队“信号旗”都归巴尔苏科夫领导。在发生战争时，“信号旗” 的军官们应该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破坏活动。但是，在10月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阿尔法”却拒绝向白宫发起进攻。为此巴尔苏科夫提出辞呈，但是叶利钦没有接受。
后来终于把阿尔法的队员们说服了。
在炮打白宫时，巴尔苏科夫将军亲自参加战斗并把逮捕的人送往“列福尔托沃”
监狱的隔离侦讯所。他在对报纸发表的谈话中说：“当‘阿尔法’和‘信号旗’的一部分人在装甲车掩护下冲进白宫时，他们控制了下面三层楼。我们的两名军官去和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谈判。我们的军官说，‘阿尔法’实际上已经进入白宫大楼，并准备从里面进攻。站在那里的巴兰尼科夫说：‘完了，应该投降了。’此后，所有人的武器都被收缴。巴兰尼科夫的武器--两支冲锋枪和一把手枪放在保险柜里。哈斯布拉托夫脸色苍白，吓坏了，两手发抖。鲁茨科伊表面上显得冷静。
我想见巴兰尼科夫，过去我们的关系如果不说是友好，也是良好的，我想当面见他。
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后悔……”
1993年10月事件后，叶利钦对巴尔苏科夫更加信任。
保卫总局变成了真正的安全机关，获得了进行紧急搜查工作的权利。而巴尔苏科夫本人在1995年初晋升为部长级，并成为政府成员。为此，宪法法院提请叶利钦注意，保卫总局只有权保卫高级官员，它既没有权利从事侦查，也没有权利料理国家官员的日常生活。宪法法院甚至对保卫总局局长巴尔苏科夫被提升为部长级而感到惊讶。
因此，巴尔苏科夫不再是部长。后来相反，让保卫总局隶属于总统安全局。这样巴尔苏科夫就归科尔扎科夫指挥。但是这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当斯捷帕申提出辞呈后，科尔扎科夫说服叶利钦任命巴尔苏科夫为联邦安全局局长。他对叶利钦说：“重要的不是谁当这个局长，而是他是您的人。”
巴尔苏科夫立即获得上将军衔，到了n月份又晋升为大将。这是给他的生日礼物。
正在医院治疗的叶利钦接见了巴尔苏科夫并向他表示祝贺。
在卢比扬卡，人们记得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提高了联邦安全局工作人员的工资。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事情。和斯捷帕申一样，车臣毁了他。
1996年1月，以萨尔曼·拉杜耶夫为首的一伙车臣匪徒占领了基兹利亚尔市医院，抓了很多人质。恐怖分子从那里乘着公共汽车到达五一村，并在那里进行防御。
联邦安全局长巴尔苏科夫被任命为制止杜达耶夫匪徒行动的指挥部领导人。匪徒们被四面包围。往那里派遣了“阿尔法”。民警、军队、坦克、大炮和名为“冰雹” 的发射系统。巴尔苏科夫向叶利钦报告说，匪徒们陷入了包围圈，他们每个人都处于神枪手的瞄准之中，很快将被歼灭。
但是，缺乏军事经验的巴尔苏科夫大将不善于组织这场战斗和协调各个部队。
后来，战斗的参加者抱怨组织工作一片混乱，杂乱无章。甚至连士兵的食品都无法保障。但主要的耻辱是以拉杜耶夫为首的一大批匪徒不慌不忙地逃出包围圈，俄军未能追上他们。
从五一村返回后，巴尔苏科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从此以后他的声望愈加下降。
巴尔苏科夫在记者招待会开始时用了很多时间叙述他们如何出色地组织了这次行动，然后拙口笨舌地解释为什么没有能够抓获匪徒：“只是有一点我们没有料到，即可以如此迅速地在布满雪的田野和耕地上行进，我还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尤其是当我看到匪徒们脱掉靴子，不穿鞋走路时。这也令我有点……因为我不知道，看来，当他们拿生命来押宝时，甚至准备脱掉皮靴赤足行走，光着脚后跟地跑……”
这是全国都嗤笑的巴尔苏科夫的坦言之一。有什么办法，如果匪徒们能够在这样强大的安全机关的首长面前赤脚逃跑……然后，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看来是失去了自我控制，说了很多人认为对于护法机关领导人来说不应该说的话。
巴尔苏科夫对新闻记者们说：“让我们和你们一起直截了当和坦率地说出事情的本来面目。是谁引起的这一切？一个尊敬的车臣人自己这样评价车臣人民，说车臣人只会杀人，如果不会杀人，那么就作强盗，去抢劫。如果连这也不会，那么就去偷。车臣人就是这样……”
但是在此丑闻之后，总统没有触动他，虽然看得出来，他认识到，他任命的联邦安全局局长是一个不称职的局长。
巴尔苏科夫是在科尔扎科夫把他牵连进去的那个事件发生之后被解除职务的。
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每天见面，也一起被免职。
1996年6月19日，在总统选举的第二轮前夕，总统安全局工作人员在政府大厦逮捕了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竞选总部的工作人员--谢尔盖·利索夫斯基和阿尔卡季·叶夫斯塔菲耶夫。他们俩带着一个装有数百万美元的纸箱。科尔扎科夫打电话给巴尔苏科夫，巴尔苏科夫二话不说，向白宫派遣了紧急行动小组，开始审讯被捕者，而且不局限于那几百万美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