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对的是特务组织，它们的基地在英国或者法国……这些组织显然是由大资本家和英国情报机关出钱养活的……
“不久以前我们逮捕了一个由贵族军官组成的很小的小组。他们的任务是毒死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有3000到5000人之多。给他们的任务就是用瓦斯毒气毒死所有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怎样和这些人斗呢？他们并不害怕监牢，这儿的问题是节约生命。或者是消灭这些由贵族和资本家的儿子们所组成的小组织；或是让他们消灭数百或数千名我们的人。”
1927年5月10日，苏联驻波兰的全权代表彼得·拉扎列维奇·沃伊科夫在华沙车站遇刺身亡。斯大林对巴尔比尤斯说：“作为对此事件的回答，我们枪杀了20个白卫军。工人们对此非常满意，可他们说：枪毙的太少了，咱们这里还有不少这样的寄生虫在到处游荡……
“应该弄清楚，是对什么样的人判处了死刑。被判处死刑者的名单里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些和苏维埃政权作战的贵族、公爵、沙皇的将军们、沙皇的军官们。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名单里有非剥削阶级的代表，很少有，可能有一两个，恐怕也是间谍…… 当有人指责我们不是同等地保护每一个人时，我们就想这样回答：我们本来也不打算保护所有的人。我们原本就公开声明，我们的制度是带有阶级性的。”
斯大林说话从来不愁找不到词儿。可是工人和农民早已吃了子弹或被送进了集中营，而且这种人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多。当然，“剥削阶级” 的代表们遭的罪也不少。在所有的机关里进行着没完没了的清洗：异已分子被无情地赶走。
那些被清洗了的人们也分为若干等。被定为第三等的人不得在某一固定地点工作，被定为第二等的人根本就不能找到工作。而这意味着剥夺了他们的口粮卡片，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
就连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①都被派夺了公民权，因为他是商人的儿子。不过，他倒是很快就摆脱了困境。作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奠基人，他的公民权后来被恢复了。那些不像他这样有用人材的公民们，可就要倒霉得多了。
曾做过党中央委员和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对我讲述了他家的故事：
“我的祖父是米琴地区最富有的人--米琴现在是莫斯科的一个小区。他用自己的钱建造了一座教堂，这教堂至今还在。早在1919年就打算逮捕他，可是当地的农民群起而保他，说：我们不交出他，他是我们的人！到了1930年，又打算查封这座教堂。我的叔叔在米琴地区的一次会议上说：‘公民们，咱们是不是不查封这教堂为好？不管怎样，教堂里有安葬着咱们祖先的墓地。谁来为我们扫墓祭祖呢？’“为了这件事，按第58条款他被判了5年流放，被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去了。
他的女儿奔走呼号，总算为他平了反。女儿赶去接他，而他正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郊外烧木炭。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他，终于死在女儿的怀抱里。
“我的另外一个叔叔在鲁布廖沃管理一个自来水站，在那儿工作的一共有200来人。其中的一半，100个人遭到镇压，几乎全部被枪决，其中也包括我的叔叔……”
“工业党” 以及其它
1934年5月13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纪念缅任斯基的悼文，其中说：“就在这个大厅里，曾经签署了那些引起全世界瞩目的案件的最后判决书，而这些判决书的开头几篇是在缅任斯基的办公室里起草的。”
与缅任斯基遗体告别的仪式是在工会圆柱大厅里举行的。正是在这间大厅里曾进行那些令世人震惊的法庭审判，其策划者就是国家安全总局局长缅任斯基和他的助手们。曾在这儿审理的案件有：“沙赫京案件”（1928年的“顿巴斯沙赫京矿区资产阶级专家的破坏性组织案”）、“工业党”的系列案件（193年的“工业部门破坏活动案”）、“劳动农民党”案件（1930年的“农业部门破坏活动案”）、“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局案”（1931年的“资本主义在全国复辟案”）。
所有这些案件全都是千篇一律的。它们的目的就是向全国宣布：到处都有破坏分子在活动，就是他们不让我们恢复工业生产，不让我们改善生活。而破坏分子就是过去的资本家、贵族、白匪军官、老专家们。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帝国主义情报机关派来的间谍，这些人正在准备武装干涉……
研究苏联法学史的美国学者彼得·所罗门认为，经常寻找可以把一切过失都加在其头上的“替罪羊”--这就是斯大林的最为显著的特点。如此这般，他就可以推脱自己的责任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维塔利耶维奇·赫列夫纽克认为，什么地方发生了一般的经济纠纷，斯大林立刻就说那是破坏行为，并且要求刺刀见血。什么地方经济工作受挫，斯大林就说那儿的老专家是“破坏分子、怠工者”，同时指责那里的“右派分子”包庇破坏分子。
在30年代，生产事故和出产不合格产品都会引起一起刑事案件。控告人怠工和破坏都带有政治色彩，要是愿意的话，人们可以把一个没做好饭的厨师控告为托洛茨基分子。
彼得·所罗门在自己所写的《斯大林时代的司法制度》一书中写道：事故和生产废品的责任一般都推在生产领导者的身上，尽管真正的原因在于加速工业化和要求不惜代价完成计划。
一切都是从“沙赫京事件”开始的。1928年3月12日《消息报》是这样向全国报道的：
“在北高加索顿巴斯的沙赫京矿区，‘格帕乌’总局在工人的直接配合下揭发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它企图瓦解和破坏这个矿区的煤炭生产……
“侦查的结果表明，这个反革命组织已活动了数年，它进行恶意的怠工和暗中破坏活动，用不合理的建设、不必要的浪费资金、降低产品质量、提高成本以及直接破坏矿井及工厂等办法来瓦解和破坏这一地区的煤炭工业。”
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是事实，只有少数人例外。1928年10月，著名的冶金工业专家、科学院通讯院士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格鲁姆一格日迈洛（他的兄弟是名气更大的地质专家）去世。他临死时写的一封信后来发表在国外的侨民报纸上。
其中说：“人们都知道，并没有什么怠工事件，这大喊大叫的一切，为的是把自己在工业战线上的错误和失算推到别人的头上去……他们需要替罪羊，于是就找到了沙赫京案件中的玩偶。”
“格帕乌”总局得到命令，要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揭出破坏分子来。缅任斯基完成了这个命令。
1930年8月初，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说，“必须将肉类生产领域中所有的破坏分子统统枪毙，同时在报刊上诏告此事。”9月底，政治局通过决议：要公布肉类、鱼类、罐头以及蔬菜生产领域中破坏分子的证词。9月25日就发表消息说：“格帕乌”
总局的领导机构已将供应人员中的48名破坏分子判处枪决，并已执行……
1930年夏天，“格帕乌”总局又“揭发” 了反革命的“劳动农民党”。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孔德拉季耶夫教授被认定是这个从未存在过的党的主席。这位教授过去曾是社会革命党人，在临时政府中做过粮食部的副部长。在苏维埃政权下，他领导着财政人民委员部所属的行情研究所。 “格帕乌”总局声称，“劳动农民党” 的中央委员会与“工业工程中心”保持着“情报联络”方面的联系。参加这个“中心”的有：热力工程研究所所长拉姆津，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拉里切夫，纺织工业研究所领导委员会主席费多托夫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纺织业组织的技术负责人库普里亚诺夫。
这是通向下一个，也就是所有“破坏分子案件” 中最为轰动的一个案子的桥梁。
1930年11月11日，所有莫斯科的报纸都刊载了对反革命的“工程师组织联合会”
即“工业党” 的长篇控诉书。在所有被告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要算列昂尼德。
康斯坦丁诺维奇·拉姆津教授了。按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拉姆津教授等人受到起诉。
在读了由检察长尼古拉·克雷连科签署的起诉书后，苏联老百姓得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破获了全国破坏活动的中心。
这个文件声称：“工业党”把隐藏在工业各部门的破坏性组织联合了起来，不仅按照原俄国以及外国资本家的国际组织的旨意行动，而且还直接听命于法国准备武装干涉和武装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总司令部。
苏联的机关刊物一致确认，这些破坏分子的活动是由工商联盟自国外领导的。
工商联盟是总部设在巴黎的革命前工业巨头的联合组织，它的任务是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斗争的政治工作，为的是收回他们的企业。工商联盟的头目杰尼索夫和特列季亚科夫在未来他们要组织的俄国政府成员名单中被定为工业和贸易部部长的人选。
然而具有悲剧性讽刺意味的是：在开始审判“工业党”一案时，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已有两年了，当时他用的假名是伊万诺夫。
我在卢比扬卡那座著名的建筑物中读到了他的个人档案。特列季亚科夫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10年以上。
对于莫斯科来讲幸运的是，“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这是苏联情报机关最感兴趣的国外白俄组织）在巴黎租用的一栋房子是属于特列季亚科夫家族的。特列季亚科夫本人已从家族中出走，但是苏联情报机关的代表劝说他重返这个家族。
苏联情报人员在“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 主席米勒将军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窃听器。一连好几年，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每天都要手握铅笔、戴着耳机，把他所能听到的一切全记下来，然后他写成密文交给在巴黎的苏联情报机关人员。1942年德国人占领法国以后找到了这个窃听装置，特列季亚科夫被捕，1943年底，作为苏联间谍被处决。
他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是从启动对“工业党” 的诉讼程序开始的。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曾是俄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家之一。革命前他是莫斯科工商界无可争议的领袖。1917年10月，他在临时政府中领导经济委员会。10月26日凌晨，他与临时政府的其他部长们一起被赤卫队逮捕，送往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的监狱。1918年初，由于政治红十字会的努力，将特列季亚科夫和另外3名部长从要塞转移到监狱医院中，那里没有赤卫队员，他们因此而得救。特列季亚科夫离开彼得格勒以后就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西伯利亚政府中当了一名部长。再后来就流亡到了巴黎。
从俄罗斯逃出去的工业家们建立了俄国金融工业商业联盟（工商联盟），特列季亚科夫被选为该联盟的副主席。根据“格帕乌” 总局外事处的卡片资料，在20年代初期，工商联盟用金钱资助鲍里斯·萨温科夫，似乎是特列季亚科夫把钱交给萨温科夫去搞恐怖活动的。
缅任斯基交给外事处一个任务：打进工商联盟的领导层，以便探明他们可能搞些什么反苏活动。
1929年5月，苏联派在巴黎的一个绰号叫维特琴金的特工向其上级建议招募特列季亚科夫加人苏联情报工作，因为他当时贫困潦倒。工商联盟财政拮据，已无法给他发薪水。而他本人的性格特点也有利于招募。特列季亚科夫已同家庭决裂，独自生活，他当时对侨民运动的发展又深感失望。
另外一个特工报告说：“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他在俄国侨民圈子里结识的人很多。与从前他在俄国工业界所起的作用相比，目前他的处境使他心灰意懒。1926年他曾企图自杀，在最后一分钟才被人从系好的绳套中解救了下来。这件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特列季亚科夫很痛快地答应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他马上就提出了钱的问题：
要求每月付给他200美元和25000法郎。负责招募他的那个苏联特工认为这个要价太荒唐了。于是他们开始讨价还价。特列季亚科夫一个美元都不让，最后还是达成了交易。
给他起了一个假名--伊万诺夫。他在拿到了第一笔钱（100美元）后，于第二次会面时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
“布尔什维克获胜以后，侨居国外的白俄分裂成若干派别，前途渺茫。苏维埃政权战胜了白俄运动。实际上，我认为自那时起白俄侨民再和苏维埃政权斗争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再要影响别国的政策也已毫无希望。如果说，在俄罗斯和在国外发生过若干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怖行动，那也只是个别人的或极小的小团体所干的，而并非整体的白俄侨民所做所为。
“目前，白俄侨民已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意义，谁也不买它的账，谁也不听它的。
白俄侨民运动早已接近死亡，在精神上它已成为一具僵尸。
“工商联盟由杰尼索夫创建于1919年。其宗旨是：工商阶级与国外取得联系，捍卫自身的利益并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杰尼索夫在战争中发了财以后，就在布尔什维克政变前夕离开了俄罗斯。他在英国又发了财。他出售了西伯利亚银行的大批股票，获得了将近100万英磅。
“杰尼索夫坚信布尔什维克不久就会垮台，于是他大把大把地花钱。几年之内，工商联盟在流亡国外的俄国侨民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有时甚至在法国统治阶层中也有相当的影响。
“而目前这个联盟已没有了任何意义，它衰败了，钱也花光了。现在它在很小的一所房子里办公，只有3名办事员，就连这3个人也不知道1号他们是否能拿到薪水。”
准备怎样利用特列季亚科夫呢？
莫斯科向它在巴黎的情报站发去如下密电：“我们认为让‘伊万诺夫’同他在莫斯科的友人们恢复通信是有好处的。我们希望，这些莫斯科人会告诉‘伊万诺夫’自己的前景计划，自己工作的规模并且还会说出一些我们至今还没有查明的人物。”
莫斯科指望特列季亚科夫写信给自己留在俄国的熟人，建议与他们合作，告诉他们在苏联搞破坏活动可以得到很多的钱。然后就可以控告这些人搞反苏活动，同外国间谍合作。
特列季亚科夫向联络员提供了工商联盟的各种文件，其中也包括他本人与留在俄国的原来的工业家纽尔杰及苏兹达利采夫的往来信件，但这些信件并没有什么犯法的内容。
后来，联络员又收到了“格帕乌” 总局外事处的新指示：“你们的任务在于让他重新积极参与工商联盟的工作，要迫使他交代出破坏分子……必须叫他说出是否存在一个把破坏分子联合起来并领导破坏活动的中心，如果有，那么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觉得，工商联盟并不是这个中心。”
“格帕乌”总局外事处给其巴黎情报站密信中的这句话大有文章：几个月以后，在对“工业党” 的起诉书中还是把工商联盟说成是在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主要中心。
“格帕乌”总局是了解真实情况的，但是它被迫要执行斯大林的直接指示。斯大林要求缅任斯基迫使因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工业党”案件而被捕的人招供他们与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有联系，目的是准备武装人侵苏联。关于这一点，从当时的总书记所写的一封信里也可以得到证明：
致“格帕乌” 总局。缅任斯基同志亲启。斯大林手书。
缅任斯基同志：您10月2日送来的信及材料都已收到。拉姆津的招供很有意思。
在我看来，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武装干涉的问题，特别是入侵的日期问题。原来，他们准备在1930年进行武装干涉，但是后来改为1931年，甚至1932年。这是很可能的，也是很重要的。
这一信息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是来自第一手的材料，来自里亚市申斯基、古卡索夫、杰尼索夫和诺贝尔的集团，而它是所有存在于苏联和国外流亡者组织当中最强有力的社会经济集团，无论是从财力上，还是从与法、英等国政府的联系上来讲，它都是最强的。
有时可能会觉得，“劳动农民党”，或者“工业党”，或者“米柳科夫党”是主要的力量。然而这是不对的。最主要的力量是里亚布申斯基--杰尼索夫--诺贝尔集团，也就是“工商联盟”。
“劳动农民党”、“工业党” 和“来柳科夫党”--这些都是为“工商联盟”
跑腿儿的小伙计。因此，从“工商联盟”传来的有关武装入侵，特别是有关入侵日期的信息对我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把有关武装干涉的日期问题作为“劳动农民党”和“工业党” 的领导层、特别是拉姆津将来交出的新供词中的最关键的重要内容之一。
（1）为什么推迟了原订于1930年的武装入侵？
（2）是否因为波兰尚未准备好？
（3）也可能是因为罗马尼亚尚未准备好？
（4）也可能是因为边境缓冲国尚未和波兰联在一起？
（5）为什么把武装入侵推迟到1931年？
（6）为什么“也可能”推到1932年？
二，让拉里切夫和“工业党” 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就此案受审，并最严厉地审问他们以上的问题，让他们看看拉姆津的供词。
三，最严厉地审问格罗曼。据拉姆津供认，此人曾在“联合中心” 里宣称：武装入侵推迟到1932年。
四，严审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恰亚诺夫等人，他们狡猾地支吾搪塞，不承认有“武装入侵的图谋”，但他们肯定是（毫无疑问地是）武装入侵的参与策划者。要严厉地审讯，让他们说出武装入侵的日期来。（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和恰亚诺夫肯定知道，正如来柳科夫所知道的一样，因为他们曾经找米柳科夫“谈话”。）
如果拉姆津的供词能在其他被告人（格罗曼、拉里切夫、孔德拉季耶夫等）的供词中得到确认和具体化，那么这将是“格帕乌” 总局的重大成绩。因为我们将把这样得来的材料当成共产国际各分支以及各国工人的成就，展开反对武装干涉者的最广泛的运动，这样我们就能在最近一两年内制止、击溃武装入侵的企图。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明白吗？敬礼
斯大林
缅任斯基一切都明白了。
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期间，苏联情报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遇上了特列季亚科夫。后者很吃惊地对他说：
“我应该告诉您，你们弄错了。你们指控工商联盟的那些罪行，其实并不是它干的。”
苏联情报人员问他：
“难道您没注意审讯‘工业党’的过程中所揭发出来的那些材料吗？”
特列季亚科夫摇头说：
“我非常怀疑苏联报刊上所说的一切是否真实。请您相信，说什么我们给‘工业党’资助了那么大笔的钱--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饶了我吧，哪里会有这种事呢？钱从哪儿来？从哪儿来呢？要知道，不仅我，而且连工商联盟的首领杰尼索夫这样的人现在都靠面包和凉水过日子，没地方挣钱去。”
特列季亚科夫接着又说：“我必须告诉您，我跟‘工业党’没有任何关系，在开始审理此案以前，我连它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苏联情报人员问他：“在这些人中，您跟谁都没见过面？”
“没有”，特列季亚科夫回答，“我从你们的报纸上看到，说我与这些被告人有联系。可这只是胡思乱想的结果！”
特列季亚科夫接着又说：“你们害怕法国准备向你们发动武装人侵，可这连一点儿根据都没有。布里安是个和平主义者。谁要和你们打仗呢？南斯拉夫吗？不是。
意大利吗？它对欧洲的这一部分毫无兴趣。德国吗？目前形势下不可能。捷克斯洛伐克吗？也不是。是谁呢，是谁呢？”
特列季亚科夫否认了一切，这使苏联情报人员非常生气。要知道，在对“工业党” 的起诉书中援引了主要被告人拉姆津教授的以下供词：“在我们下一次会面时，大概是在巴黎吧，特列季亚科夫对我说，如果用上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弗兰格尔的军队，那就有将近10万人。武装干涉就会有这么多装备精良的军队。许多过去的企业家都认为，再有南边和北边的海上支援，不用太多的军队就可以取得成功。”
现在已经无法弄清的问题是：“格帕乌”总局的局长缅任斯基在读了苏联情报人员的秘密电文并了解到了一切真实情况以后，还真的相信存在什么“工业党”吗？
1930年11月25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在莫斯科开庭，庭审由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主持。克雷连科对控诉表示支持。所有8位被告都无条件地认了罪。
被告们描绘了一幅“坏分子”如何破坏国家经济的图画，从而为斯大林解脱了责任，使他在数十年之内都可以不为经济失误负任何责任。
我在大学时代曾接触过一些记得“工业党”案件的老一辈人。在谈及此事时，他们都意味深长地摇头叹息，说拉姆津教授和其他的破坏分子们给国家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
让特列季亚科夫和他留在俄国的朋友们（诺尔德、苏兹达利采夫等）通信，并把这些信件上交给苏联情报机关--这一招儿看来还真有用。
在12月1日晚间开庭审理时，维辛斯基请典狱长带来了证人亚历山大·诺尔德。
他向法庭承认自己按照工商联盟的指示在亚麻工业部门从事了破坏活动，并且指出工程师苏兹达利采夫也参与了破坏活动。
而与此同时在巴黎，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与苏联情报人员会面时再一次重申：
“过去我说过，现在我再次确切地说我从未见过‘工业党’案件被告人中的任何一个，也没有和他们说过任何话。”
在莫斯科的审判过程中，因为说出了特列季亚科夫的姓名差点没坏了事。
在12月4日晚间开庭审理时，在听取了法庭侦查报告以后，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双方辩论开始。
首先发言的是国家公诉人。按照规则，克雷连科应该分析论据和罪证，以证明被告人确实犯有罪行。他当时已知道，国外惊讶地指出了以下事实：尽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全体被告还是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起诉者没有任何客观的罪证，只有被告们的招供。
“能有什么罪证呢？”克雷连科向自己提问。“比如说，有什么文件吗？我问过这个问题。可是所有的文件都已被销毁了……当然，像工商联盟的信件等文件早已被毁掉了……我问过他们：会不会有偶然存留下来的证据呢？对此抱有希望是徒然的……”
犯人自然是要销毁其罪证的。那怎样证明他是罪犯呢？因为他被捕而且招认了，而“格帕乌” 总局是不会无原无故就逮捕人的。--公诉人如此解释这一切。
主持庭审的维辛斯基对公诉人的逻辑完全满意。因为他本人的思想就是这样：
被告人的供词就是最好的证据。
然而此时克雷连科十分利索地甩出了自己的王牌。他说：“可是也并非所有的文件都被销毁了……在有关纺织业破坏分子的材料中，我们掌握着特列季亚科夫致洛帕京的信件以及洛帕京致特列季亚科夫的信件。”
1927年，也就是在审理此案前3年洛帕京就死了，因此他没有坐在被告席上。但是在审理此案时他是被作为破坏分子的主要头目之一被提到的。
莫斯科的报纸到达巴黎是要晚几天的。12月11日使馆才收到刊载有克雷连科起诉词的报纸。俄国在巴黎与特列季亚科夫联系的情报站领导人之一在睡觉之前翻了翻报纸，当他看到有关特列季亚科夫信件的词句时，简直“吓出了一身冷汗”（密电中就是这么写的）。次日一大早，他就往总部发出了密件：
“为什么你们决定让克雷连科在法庭上说这番话时，不预先告诉我们一声呢？
要是你们事先通知我们，我们就可以做些准备：或是和‘伊万诺夫’断绝一切关系，既然总部决定说出他的名字；或是尽管克雷连科说了这番话，总部仍然不准备与‘伊万诺夫’断绝关系，那也应该事先通知‘伊万诺夫’本人。要知道，现在他需要向工商联盟讲清楚：他和洛帕京的往来信件是如何落到了“格帕乌”总局的手里的。
“考虑到侨民组织目前对一切都很怀疑，以及这些信件是在法庭上提到的唯一证据，那么可以毫无疑问地认为，今后侨民组织对他的态度会更加警惕。”
然而此时“格帕乌” 总局的外事处对这个情况已经无力挽回了。更何况，审判“工业党” 的案件比起巴黎情报站的某个间谍来是重要得多呢。
令人惊讶的是，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在巴黎，谁也没敢认为“格帕乌”总局是直接从特列季亚科夫手中得到这些信件的。侨民组织还以为这些信件是在洛帕京死后被抄走的。
1930年12月7日，有大批外国记者出席的、为期两周的。由“格帕乌”总局制造出来的“工业党”案件的法庭审理终于结束了。
8位著名的工程师和工业部门领导人被判有罪，认定他们是“反革命地下间谍破坏组织的头目”，说这个组织与西方狼狈为奸，自1920年起便在苏联经济部门里从事破坏活动。
所有的被告人都被判处枪决。但是考虑到他们对所犯罪行“认罪较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把他们的极刑改为十年监禁。这些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因此也获得了允诺给他们的奖赏：没有处死他们。
斯大林感兴趣的是更重要的人物，虽然目前他只是从远处打量着他们。缅任斯基知道斯大林需要他做什么。“格帕乌”总局的侦查员们逼迫“破坏分子”们招供了他们与所谓的“右派分子”有联系。
“格帕乌”总局弄到的供词中提到了两位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和政府总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加里宁没有什么政治分量，斯大林对他兴趣不大。可是雷科夫在全国受到尊敬，斯大林已开始收集他的材料。
剥夺富农的财产
喜爱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加丽塔》的读者们在读到上交外币的情节（《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的梦》）时，都会开心地大笑。那儿写道：“看您在这儿已经坐了一个半月了，死活不肯上交留在您这里的那一部分外币，国家现在这么需要外币，而它对您啥用都没有。”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描写在黑市上倒买倒卖外币的投机者的这些篇章带有幽默性质。但是在第一次出版这本书时，书报检查机关把这个情节删掉了，因为这个情节简直就是现实生活的复写。
在那个年代，谁要是还有某些珍贵的东西，那国家就一定要让他上交。人们只要还有点什么，就会被捕（一般都是邻居或同事们向上级告密），关在监狱中，一直到他交出所有的东西为止。国家需要贵重的东西，为了加速工业化。当城市已再没什么贵重东西可以没收的时候，就开始掠夺农村了。
经济学博士、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阿列克谢·乌留卡耶夫认为：
“20年代末发生的事，简直就可以称为恐怖政策。在我国处于孤立状态的条件下，这就是一种代替进口的模式。主要的可以转化为现款的东西是粮食。国家要把粮食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但是由于农民不会自愿地交出粮食，所以当局就组织了征粮队并实行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用现代语言讲，这种政策就是加速破产的一种特殊过程。
“所以，20年代末开始执行的恐怖政策不是由于凶狠的主观意志（当然，这也不是没有的），而是因为国家领导人作了一个简单的决定：我们没有时间说服人们上交私有资本，我们需要集中所有的资源并将其投入国家的发展。”
1930年1月，上级向前往组织集体农庄的干部作了如下指示：“如果你们在完成任务时有过火行为并因此而遭逮捕的话，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为了革命事业而被捕的！”
全国各地党的书记纷纷组织竞赛：看谁能最快地实行全面集体化。在第一次出版的历史文件和材料汇编《不为人所知的俄罗斯》中详细地描写了这种做法的后果。
于是，先向有粮食的人，也就是富裕农民征收粮食。这种被称为富农的人实际上被宣布为非法。开始只是把他们迁到贫瘠的土地上去，夺走他们的“余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在解释应如何对待富农时说：
“把他们赶到土壤贫瘠的地块上去，没收他们多余的生产工具。”但是后来连这也显得不够了，党的宣传机构把他们说成是天生的杀人凶手和恶棍。开始掠夺他们：
没收了所有的财产，禁止他们在储蓄所取出自己的存款。
1930年1月30日，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名为“关于在全面集体化地区内消灭富农产业的措施” 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6万名富农户的主人要被关进集中营或者枪决，他们的家属被赶出家园，另外还有15万农户要被赶走。然而反对富农斗争的规模超过了这些预计的数字。
“格帕乌”总局关于“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 的决议是在1930年2月2日签署的。国家安全机关的任务是消灭那些吸收人员参加现行反革命造反组织的反革命富农积极分子。有关富农的案件要迅速审理。大多数被捕的人被关进集中营，那些特别凶顽的则处以极刑。还规定要把最富裕的富农、过去的地主、地方上的富农权威、教会中的反苏分子及其家属统统赶到边远的北方地区去，将他们的财产收归国有。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在他的书中写道，1930-1931的两年间，共有150万农民和他们的家属被关进了“格帕乌”总局的集中营或劳动居民点。约有50万农民自动逃往城市和建筑工地，还有近200万农民是作为第三类被迁移的，这种人在本州范围内迁移，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其中多数人逃往城市。
被掠夺的富农财产成了国家的收人，也有一部分在同村的人当中分了：人们很乐意地收取了邻居的财富。
曾在集中营中被关押过的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告诉过我：
“斯大林的一切所做所为我是理解的，它们有其严格的逻辑性。可是怎样才能看透他手下那些人的黑心肠呢？这些人为了执行命令不惜去杀人。回想一下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的那个可怕的时代吧：当一个人被划成富农时，邻居们就来拿走他的财物，再把他和他的孩子们赶上大车，拉到西伯利亚去。能够理解这些人吗，他们都是农民……” 一半被赶出家园的农民被送进了林业、矿业和建筑工业部门，去干那些最繁重的活儿。甚至老人和半大孩子也要在采林区干活，妇女要去挖地。
这些被流放的农民只能住在工棚、窝棚和土窑里，他们几乎得不到医疗服务，没有钱，也不配给他们食品，冬天他们没有御寒的衣物。出现了大批孤儿，他们无权得到食品。流放的农民时常5-6个月拿不到工资，地方当局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牲畜一样。关于这一切，都可以在“格帕乌”总局的汇报中了解到。
在这些特别居住点中，人们就像呆在受歧视的民族聚集区，不仅不能离去，甚至不能走开一步，不能去学习，不能调换工作。这些限制一直到1947年才取消。
给缅任斯基的指示是：迫使农民交出粮食，把富裕的农户搞破产。农民如果宰杀自己的牲畜就要去坐牢（根据1930年初通过的新法律条款），完不成播种计划，搞投机倒把和隐藏粮食都要坐牢。1931年刑法典又增加一条：弄坏了拖拉机也得进监狱。
刑事处罚当时主要是针对那些不能完成上交粮食任务的人，主要对象是富农。
可是富农不等被捕就跑了，于是地方当局就去搞中农，结果是一样的：中农也破产了。
中农和富农一样受到迫害。谁要对形势表示不满，那就说你进行反革命宣传；喝醉了酒以后同地方官吏打架，这就是恐怖活动。法庭审理案件根本不需要证人，也不听辩护，不遵守法律程序。
按照1932年的秘密指示，所有死刑判决都应通知政治局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由它批准。然而1932年8月7日的法律又允许“格帕乌”总局的三人小组执行死刑判决，而不经过政治局专门委员会的批准。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指出，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强制农民加人集体农庄把国家推人了国内战争的状态。饥饿的人们不让把他们的粮食拿走，农民在全国各地起义了。
1929年全国发生了1300次叛乱--每天平均有4次。1930年1月参加动乱的一共有12．5万名农民，2月份有22万人，3月份有将近80万人……
政治局只有靠恐怖政策才保住了自己的政权。1930年据“格帕乌”总局审理的案件一共枪决了20多万人。国家安全机关动员人们参加它的工作，把过去的“契卡”
人员又招了回来，这些人是在“全俄契卡”改编为“格帕乌”后精简机构时下岗的。
分散的农民起义差点发展成全国性的反抗运动。斯大林禁止动员红军来帮助镇压起义者，因为红军本身就是由农民组成的，他害怕昨日的农民会掉转枪口来反对当局。
大概是因为看到了反抗的规模，斯大林及其亲信产生了要进行大规模清洗的念头，以便铲除所有那些那怕只是在理论上对他不忠的人。
1933年建立了公民证制度，以控制人口的流动。1923年以前在不同的城市里使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证件，最常用的是劳动手册。1923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实行统一身份证制度的命令以后，也仍然可以用各种证件--比如家委会证明、工作证、工会会员证、军人证等等。我在自己祖父的记事本中曾看到过一段记录，其中说他在民警局里得到了“有权在俄联邦所有城市和乡村居住”的证明，在这个证件的反面还盖着证明户口登记和已婚的印章。
1932年政治局组建了一个以“格帕乌” 总局副局长弗谢沃洛德·阿波隆诺维奇·巴利茨基为首的委员会，负责筹建公民证制度。在解释建立此制度的原因时指出：
这是为了有必要从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其它大城市中“把那些与生产及机关工作无关的多余人口清除出去，把那些隐藏在城市里的富农、刑事犯等反社会分子清除出去”。
在1933年4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的一项有关发放公民证的决议中明文禁止向“经常住在乡村地区的公民” 发放公民证，为的是让农民没有可能离开农村。这个禁令一直到1974年才废止。
那些没有公民证的人就被工农民警局赶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彼得·所罗门在他的书中写道，1932年8月7日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窃取国家和公共财产就是犯了死罪。这个法律是根据斯大林的直接指示制订的。
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庄员，只要偷一点儿粮食，就要去坐10年监牢。不少法官都不忍心把只偷拿了几穗粮食作物的人送去坐10年大狱。
农村的破产导致了1932-1933年冬季的大饥荒。饿极了的农民有时要偷一点儿粮食给小孩子吃。这时“格帕乌” 总局就开始行动了。1932年，根据8月7日通过的法律，判处了大约1000人死刑。1933年仅上半年就因此处死了同样多的人。
1933年5月，“格帕乌” 的地方机构收到了“格帕乌” 总局、检察院和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一封秘密信件，其中说：
“由于现行的刑事法令没有规定对犯有食人罪行者的惩罚，所有食人案件都应立即交由‘格帕乌’的地方机构审理。
“如果是先杀人、后又吃人，那么这类案子应按刑法典第142条的规定，不由法庭和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侦查机构处理，而是交给莫斯科‘格帕乌’总局的领导班子去审理。”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指出，工业形势也并不比农村好。资金投人了完成不了的胡子工程，而现有的企业却得不到原料和设备，金融系统陷于瘫痪，政府抬高物价，强行发放债券、印刷纸币，实行食品配给制度。
商店里面一空如洗。食品只能在供应外国人的商店里才能买到，这些商店除了外汇以外也收金戒指、金牙套、金十字架和金手镯。1932-1933年间的大饥荒带走了400-500万条人命。
从政治意义上讲，这导致了“右派”分子们威望的提高。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主张在城乡实行温和政策的政治家们更得人心。这些人包括政府首脑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党内思想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他曾号召农民“发家致富”）和原工会领导人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
1929-1931年再次实行清党，25万人被开除出党。
政治局不知怎样才能克服危机。很多人还同情“右派” 观点，时常不按斯大林的旨意行事。斯大林很难胜过雷科夫，因为后者是个受人尊敬的人，能干的行政首脑，他完全可以争取领导全国的地位。
就像对付所有的对手一样，斯大林后来对付雷科夫也是借助于国家安全机关的。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马雅可夫斯基是自杀还是他杀的？
最近若干年来一些研究者想证明：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根本不是自杀，而是被缅任斯基手下的人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杀害的。
不错，文学研究者、深人了解马雅可夫斯基生平和创作的人们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他们更愿引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①的话，这位作家以天才诗人所特有的那种洞察力曾经指出：“我觉得，马雅可夫斯基是由于骄傲的天性才饮弹毙命的。
他是在责备自己或自己周围的某些事，他的自尊心不能容忍这种事。”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关于马雅可夫斯基是被害死的说法相当可信。公众大概更相信这是一起神秘的暗杀，一个有某些秘密势力参与的阴谋杀害，虽然“格帕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