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局的确与马雅可夫之死无关（当然这是少见之事）。
要知道，现在有人想让俄国公众相信，连谢尔盖·叶赛宁都并非自己悬梁自尽，而是别人把他吊死的。说是有几个作家和一个过去的警察进行了独立调查，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出了可恨的凶手。
然而事实是：已于现代进行过的有关叶赛宁之死的专业性多方面病理解剖鉴定非常肯定地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诗人是自己投环自尽的，并没有旁人的参与。
在思考马雅可夫斯基悲剧性命运时，有些研究者得出结论说：诗人不是自愿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们的出发点是“契卡”人员曾对诗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和马雅可夫斯基最为接近的是“格帕乌” 总局领导班子成员，机密政情处的负责人雅科夫·绍洛夫维奇·阿格拉诺夫。
早就有人指出，在从事艺术的人与特工机关的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相互吸引力。受到天才人物的注意，--这使那些身穿风衣，怀揣匕首的骑士们感到得意；而诗人、演员和画家们则为秘密权力机关的神秘魔力所激动，也许他们不过是想听这些阅历丰富的人们讲些故事作为创作的源泉。
雅科夫·阿格拉诺夫是个知识分子型的“契卡”人员。1922年，当列宁准备把一批“反革命” 的学者驱逐出境的时候，他请求捷尔任斯基把此事交付给一个明白事理的“契卡”人员去做。列宁对他颇为赏识。
喜欢享乐的维亚切斯拉夫·缅任斯基、野心勃勃的亨里希·亚戈达。因青云直上达到权力高峰而忘乎所以的尼古拉·叶若夫和他们手下的人，其中包括阿格拉诺夫（他仕途的最高职位是内务人民委员的第一副手）都很乐于参加莫斯科文艺圈内各种活动，与艺术大师们亲密交往，把自己打扮成文学艺术的保护神。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经常出人高尔基的家，倒不是在跟踪调查这个无产阶级作家，而是因为他喜欢小佩什科夫的妻子（很多人这样说），其实他更喜欢俄国文艺知识分子在听他讲述各种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兴趣。而跟踪调查作家们的事自然有别人去做，用不着人民委员和他的副手们操心，俄国的这个部门从来都不缺乏特工和告密者。
《骑兵军》的作者伊萨克·巴贝尔曾与雅科夫·布柳姆金（此人参加过暗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的行动）过往甚密。马雅可夫斯基则与阿格拉诺夫很友好。顺便提一句，这个自20-30年代留下来的传统一直保存至今日。
研究者们写下过如下的一句话：“很清楚，领导消灭马雅可夫斯基行动的是经验丰富的‘契卡’特工阿格拉诺夫。”这样，他们就成了自己编造的公式的俘虏。
他们说阿格拉诺夫不是平白无故地组织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葬礼。他是想在葬礼上抹掉一些痕迹。什么痕迹呢？女画家拉温斯卡娅好像是在阿格拉诺夫的手里看见了刚死去时的马雅可夫斯基的照片，但不是人所共知的那一张，而完全是另一张：“他张开两臂，就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那样。他躺在地板上伸展着双手和双腿，他使劲张开的嘴似乎在绝望地喊叫。”
自杀是痛苦的，也会受尽折磨。所以马雅可夫斯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秒钟看起来完全可能是这样的。可如果阿格拉诺夫想要把这张照片隐藏起来，那么，这个“经验丰富的特工”为什么会让女画家拉温斯卡妞见到这张照片呢？
又有人说，为什么有人从卢比扬卡给马雅可夫斯基送来过一把手枪呢？“这是叫他自杀的暗示。马雅可夫斯基不可能持有手枪。”他完全可能持有手枪。直到今天，内务部和国防部还常把私人武器作为礼物送给知名的文化人，而在那个时候这更是常见的事。 赠送手枪就意味着让人自杀，--这也太像小说中描写的事了。用不着把“契卡”人员想得这么好，无论如何他们首先是官吏、官僚。
只要设想一下：“格帕乌”总局的某个侦缉人员如何写一纸公文给缅任斯基，建议送一支手枪给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好让他明白他应该举枪自尽了。你只要这样设想一下，就会立刻感到这样的建议有多么荒谬了。
在这个部门里，总是用最普通的方法行事：要是上级指示消灭某人，那就消灭他。他们把人关进监狱，送进集中营，枪毙，吊死，最糟的时候也可以用冰凿子或铁钎把人的脑袋砸碎。既然有这么多普通的办法，为什么要去寻找复杂的呢？
还有人认为：“在1930年，上面觉得无论如何要除掉马雅可夫斯基。于是就把他除掉了。”
自己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往往是有益的。但很难把自己放在斯大林的位置上想一想，而且是在1930年。在他的位置上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无论如何要除掉” 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马雅可夫斯基？
斯大林有罪恶念头是不容置疑的。但当时他的主要敌人是托洛茨基，然而他下达杀死托洛茨基的命令也不是在1930年，而是在以后。那么，难道说，马雅可夫斯基对他比托洛茨基更危险吗？
要是马雅可夫斯基活得长一些，他很可能会落人叶若夫或贝利亚的绞肉机，但绝不是在1930年，而是在1936-1938年间。
不应过高地估计马雅可夫斯基对斯大林以及党最高层的作用。只是现在马雅可夫斯基才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天才，而事实上在20-30年代的文学政治圈子里，有更令老广场和卢比扬卡的主人们感兴趣的大人物。在1930年，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绝对算不上是头号诗人。只是在他死了以后斯大林才下令把他评价为“最好和最有天才” 的诗人。
一位认定了马雅可夫斯基是被暗杀的作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常和‘契卡’分子一起参加茶话会，要是那些饮料中被放了些什么呢？要知道，在1937年的公开大审判之前‘契卡’就已经掌握了用治疗神经病的药物整人的办法……
诗人自我感觉体力不好，很可能是由于某种绝非无害的药物所致，而把这种毒物洒在食品之中对于埃尔贝特和阿格拉诺夫这样的老手来说肯定不是难事。”
关于“格帕乌”总局外事处长列夫·吉利亚罗维奇·埃尔贝特是怎样的人，我不太清楚。此人的情况很少有人知道。但是要说“格帕乌”总局领导成员阿格拉诺夫会往茶水里放毒药，那可真是新鲜事。1930年时，他已成为“格帕乌” 总局的负责人之一。而不是一个会被派去干“杀人勾当” 的特工人员。
此外，今天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30年代的“格帕乌” 总局或内务人民委员部已经能利用治疗神经病的药物去害死人。原因很简单：这样有效的药物当时还没有。
这一种类的应用化学在1942年才出现。当时一位瑞士的化学家合成出了一种名为“IICII” 的药剂。50-60年代以及70年代初，在各国特工组织的试验室里都曾积极地研制这种药剂的衍生物以及其它极为复杂的化学化合物，希望能用神经药物控制人的大脑。然而并未成功。当然，在30年代的莫斯科公审大会上，那些被告令人惊讶地完全认罪曾让人感到是难解之谜。比如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50年代初就曾怀疑过莫斯科不知怎样学会了控制人的行为。
30年代审判大会上被告们的行为、曾在1949年受审的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曾蒂所做的自我揭发以及1950-1953年期间被北朝鲜人俘虏的美国飞行员突然发表反美演讲--这一切似乎都只能有一种解释：给他们服用了某种特殊的药剂。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50年代所作的一个报告，曾认为俄国的“契卡”人员可能对犯人动用了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等或者给他们服用了胰岛素、可卡因一类的药物，或者采用了毒品加催眠术双管齐下的办法。
中央情报局差不多用了1／4世纪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结果。其实，用不着到化学实验室里去寻找答案。
为什么那些落入了“契卡”分子手中的人，到头来都会说出要他们说的话来呢？
每次长达数小时的审讯、不允许入睡的夜晚、要将亲人逮捕入狱的威胁等等，比那些神密的化学药物来得更为有效。
怀疑者还有一种论调是这样的：“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不至于引起马雅可夫斯基的忧郁症。”
一般来讲，忧郁作为一种病症，说明人体不能对生活里发生的事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这是一种病态的反应。诗人们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种人。在一般人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们就会看作是悲剧。而在马雅可夫斯基生命的最后几年和几个月里，他遭受到了那么多的侮辱，在这个意义上讲，他可能愤而自杀。30年代的气氛就是如此：一切天才的、不平凡的东西都会遭到扼杀。
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看法，我想引用一位见证人的记录--那就是我祖父的回忆录。我的祖父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姆列钦是一位戏剧评论家，他了解马雅可夫斯基并写下了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回忆。
祖父用了数年的时间来写这篇回忆录--一直写到1970年1月他逝世为止。我记得，在准备出版《亲友回忆马雅可夫斯基》那本集子时，人们建议他把自己的回忆录也编人这本书中，他拒绝了，说：“我既不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亲属，也不敢自称为他的朋友。”
我认为有些人对马雅可夫斯基之死的判断不能令人信服，因此产生了公布祖父所写的回忆录的念头。
有人认为，斯大林觉得马雅可夫斯基写的剧本《澡堂》是对总书记的讽刺，因而下令消灭他。因此，围绕《澡堂》所进行的一场辩论，在以下公布的回忆录中占有中心位置。
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后一次会见
演讲结束之后，马雅可夫斯基立刻对我小声说：“咱们出去吧！”
我下楼到了前厅，和他一起走到了大街上。马雅可夫斯基脸色阴沉，一言不发。
已经是夜里快12点钟了。马雅可夫斯基招手叫来一辆空的马车，我们坐了上去。
“我们是不是去民族饭店？”我以为马雅可夫斯基想打一会儿台球，于是就这样问。
“不，不去那儿，咱们到‘小圈子’去看看吧！”
在莫斯科的文学戏剧界里，把位于老皮缅诺夫胡同的文艺界名人俱乐部戏称为“小圈子”。然而那天晚上在这个俱乐部中并没有什么让马雅可夫斯基感兴趣的玩艺儿。我想，他也许想在这里吃晚饭，再打打台球，为此才到“小圈子”来的：这儿有一个非常好、而又不太贵的餐厅，相当不错的台球设备和一位名叫扎哈尔的热情而又彬彬有礼的台球服务员，他了解每一位顾客的脾气秉性，对每个人都照料得十分周到。
但是，我们既没有吃晚饭，也没有打台球。
“我们随便在哪儿坐一会，聊聊吧广他说。于是，我们就坐在通向餐厅的小走廊里。餐厅的服务员有两三次走来问我们是否用餐，后来又告诉我们厨房要下班了。
马雅可夫斯基向他表示感谢，但始终没到餐厅去。
我们来的时候不到12点，却是最后才走的，那时俱乐部都要关门了，大概在清晨4点钟左右。在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呢？为什么马雅可夫斯基选择了我来倾诉心曲？我并不是他最亲近的友人呀。
我和他相识在1926年的夏天，那时我刚到“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工作。
现在都很难想像，那时十来个人就能处理那么大批大批的各种各样的文学稿件。
而现在一般出版社所拥有的大队人马却不能保证工作的顺利完成。
一次，从编辑室里传出了一阵相当厉害的喧哗。我心想，一定是哪一位年轻不懂事的行政人员在办公室里和人吵了起来。我走进了那间房子，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相当滑稽的景象：一位个头矮小的编辑仰着脸站在高大的马雅可夫斯基面前。
身高几乎两米的诗人双眼看着天花板，嘴里却时而愤怒、时而挖苦地批驳着那位编辑不太站得住脚的论据。
原来，诗人交给了出版社一部诗集的稿子，但这部诗稿却被弄丢了。我把马雅可夫斯基请到了我的办公室，想方设法平息了那场冲突。
几天以后，我又见到了马雅可夫斯基。他立刻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坐在了桌子边儿上，很认真地说：
“同名的，拿钱来。”
“为什么呢？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不应该问为什么，而该问做什么用。我要到克里米亚去。”
“没有合同财务处是不给钱的。”
“那就是说，想不出啥办法啦？”
“倒是有个主意，”我考虑以后说，“要是您同意的话，可以组织一次预支。
您为我们写一本儿童读物。”
过了两个来月，我又见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就好像我们昨天才见过面似的，他很自然地向我伸过来他那只有力的大手，又坐在了那张桌子上，掏出了一本不太大的笔记本，念了起来：
“我的这本小书是关于大海和灯塔的。”
我们立刻就和他签订了合同。
只是在这几次会面以后，我才或多或少地常去参加他的文学晚会。后来，我自己也开始写些有关对戏剧的评论文章，又从出版社调到了《莫斯科晚报》工作。我和他有时在一些人的家里见面，其中包括卢那察尔斯基的家。后来又有了一个时常见面的机会--打台球。
马雅可夫斯基台球打得很好，当然是对于一个业余爱好者而言。我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即使是最棒的业余爱好者也无法与一个专业球员比赛。在那些年代专业球员的水平达到了极高的高度，台球室到处都有，各地都进行大规模比赛，当时那些革命前就已出名的球员还都很棒。 马雅可夫斯基很少和专业球员玩，倒不是因为害怕他们：跟他们打球一般都会因他们让先而达到势均力敌。他讨厌专业打法中的那些巧招诡计，专业打法里一般都有复杂的策略和相当的狡猾成分。但是他也不喜欢不下任何赌注的“空玩”，只对那些人所共知的“弱手”做出例外。所以他和卢那察尔斯基玩，后者非常喜欢台球，可玩得却异常差劲。
一般说来，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是个非常精细而又明察秋毫的人，然而在台球室里却变得天真幼稚：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打球的技术不错，只是总不走运罢了。
马雅可夫斯基打起球来又准又狠，特别是角球打得好，中间球他也喜欢打得干干脆脆。
法国人说：“人--就是一种风格。”在打台球的风格里，在自己的一举一动中，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都表现出他那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个性--直率、坚毅、勇敢、有时甚至粗鲁，而与此同时又极富自制力。
一般地说，待人接物有礼貌和真正的骑士风度是马雅可夫斯基天性中的一部分。
但是不要以为他总是温良恭俭让的，不，绝对不是。当事关严肃的问题，特别是当他认为要捍卫自己的创作和社会立场、原则和观点的时候，他常表现得相当尖锐和激烈。此时他就会变得无情，成为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
尤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最后见面的那一天马雅可夫斯基似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1930年3月27日的晚上，在“报刊之家”举行讨论会，就梅耶霍尔德剧院上演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剧本《澡堂》进行辩论。我应在讨论会上致开幕词。
那天下午，为了讨论这个剧本以及梅耶霍尔德剧院的演出，在膜斯科晚报》编辑部里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其成员大部分是大学生，其中包括戏剧学院的学生，还有几个工厂的工人。那时各报的编辑部都经常请一些工作组来观摩新剧，然后开讨论会。
在观看了《澡堂》的演出之后，不赞成者的声音十分强烈，且很一致；而捍卫此剧的人们发言缺乏自信，甚至显得胆怯。总之，那天晚上对剧本及演出的批判风暴足足达到了12级。
反对该剧最为激烈的要算《工人报》了。它写道：“亚历山大·别济缅斯基所写的《射击》是真正的苏维埃讽刺作品，从中可以感到对我们失误的难过与痛心。
而这个剧只让人感到冷冰冰的怪诞和对我国现实的无耻歪曲。”
《共青团真理报》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批判也毫不留情：“马雅可夫斯基这次的作品实在糟糕。很奇怪，为什么梅耶霍尔德剧院会看中了这个作品。”
这些评价是由于对马雅可夫斯基的不理解而产生的，认为他只不过是当时正在奋斗的文学流派之一的领导人。此外，他又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同路人”而已。
谈到《澡堂》，只有一位评论家在这个剧本出现以后开始谈论“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我当时的感觉是：他的剧本，其中也包括《澡堂》带有一种过渡的性质，尽管我看到了而且公开承认它们都具有自己的优点。我认为《澡堂》是天才的、独具一格的作品，但它似乎是没有完成的，不完善的、而且不适合舞台表现的作品。
在《莫斯科晚报》的会议开始以前，我因有事离开了编辑部，回来的时候看到：
马雅可夫斯基站在走廊里，靠在会议室的门框上听着，显然不愿让与会者见到他。
听发言者的声音，我知道那是一位常在《莫斯科晚报》发表文章的评论家。他引经据典地批评着剧本和演出，口气相当挖苦。马雅可夫斯基脸色变得灰白，但不让我走进会议室去影响讨论的进程。
我感觉到了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对这些批评有着异常的病态反应，尽管他应该早已习惯了各种斥责、攻击，习惯了种种批评的风暴。与那些厉害的指责相比，今天发言者的批评可算是相当温和的了。看来，在那些日子里，马雅可夫斯基的心情就是如此。他本来就是很容易受伤害的，不过平时他都能用尖刻的玩笑、挖苦人的言辞，有时还会硬充好汉似地抵挡过去。不过此时的马雅可夫斯基显然心情压抑，极度阴郁。
当我回想起这些遥远的往事时，那些很了解诗人的人们，他的朋友和战友们在当时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态度，真叫人感到不可理解。
我想起了在文艺界名人俱乐部开张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听到马雅可夫斯基朗诵长诗《放开喉咙歌唱》序篇的情景。
那天全场充满了节日气氛，像是盛大的宴会，轻松而热烈。各界最知名的艺术家都竟相在文艺界名人的小圈子里（厅不大，最多只能容下150人左右）献艺。
在这个类似滑稽喜剧晚会的场合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刺痛了人们的心。他念道：“研究我们今日的黑暗面……”他指的什么黑暗面？在消灭富农阶级的光明时代，在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完全战胜“异教徒”，也包括战胜桀骛不驯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光明时日里，有什么人会感到黑暗？
我吃惊地感觉到了诗人的内心充满了深深的不安和难以名状的痛苦。他那是在向后人呼喊，因为他已对自己同时代人的反应感到绝望了。对他的这种悲剧性的情绪怎能不理不睬呢？
马雅可夫斯基的男低音在厅中深沉地回荡。当时我已无暇去欣赏诗作的力度和深度，难以描述的音韵和奇妙的音响艺术；当时我完全被另外一种感觉所震慑了：
内心的颤抖，说不清道不明的惶惑与惊恐不安。
厅中一片沉寂。那是每一个演员、每一个导演在演出之后都希望见到的全场被吸引、被倾心迷住而忘却鼓掌和喝采的沉寂。当朗诵者的最后一个音符停了下来，全场屏住气息浸沉在空前的寂静中之后又爆发热烈的鼓掌。掌声平息过后，忽然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响起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十分自以为是的声音：
“马雅可夫斯基在企图蛊惑咱们，就好像他过去曾在彼得格勒迷惑了高校的女学生们那样。”
说此话的是莫斯科某著名戏院的经理，他以自己的军人仪表和熟知机枪射击理论而著名……
很长时间我不能摆脱惊恐的感觉，我当时坚信这种感觉是由于他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和丰富内涵以及朗诵的惊人感染力所引起的。
无论如何，那时我还不太理解马雅可夫斯基，不理解向他铺天盖地冲过来的批判给他造成了怎样的压力，不理解他那难以承受的痛苦，这种痛苦不是几天，而大概已有几个月在刺伤着诗人的心灵了。
马雅可夫斯基从来都是一副笔直挺拔、神情专注的模样，他似乎总是气势汹汹，像是要和谁打架似的。他的这种形象无论如何不会让人想到悲剧如果不是即将发生，也是已然临近了。
在讨论《澡堂》的辩论会上人并不算太多。然而在我致开幕词的时候，听众已经明显地分成数目不同的两派了。当我或多或少地以赞许的口吻谈到这个剧本时，“拉普”派的作家们就不断地发出讽刺性的插话；而梅耶霍尔德剧院的演职人员们则不时地鼓励着我。而当我谈到演出的缺点时，梅耶霍尔德戏院的人们就显得激动不安，而“拉普”派分子们就对我表示支持。
那天马雅可夫斯基的发言与他平时的发言很不相同。一般他的讲话都是进攻性的，时而带有挑衅的意味，有时又活跃得像是在挑战。在“报刊之家” 的辩论会结束以后，马雅可夫斯基就把我拉到文艺界名人俱乐部去了，在那儿我们谈了差不多一整夜。
几乎在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甚至在每一个惊叹号里都能听到深深的忧虑、疑惑和可以说是委曲的感觉。我忘不了当天他所陷人的那种不知所措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和他平日的精神面貌是何等的不相符合呀！
马雅可夫斯基问我：为什么《莫斯科晚报》一改过去在剧本首演的次日就刊登反应文章的习惯而至今没有发表对他这个作品的评论？我坦诚地告诉他说这是因为编辑部里对剧本没有一致的评价。
“可是编辑部中不是有一篇关于‘澡堂’的文章吗？”
“您听谁说的？” 我反问。
“呶，编辑部没有秘密可言。请告诉我，为什么您的文章没有发表？”
我回答说这是因为我的文章没写好，同志们觉得它不紧凑。
“是说它不够尖锐？同志们怕它不能与《工人报》和《共青团真理报》那几篇毁灭性文章的口吻相比美？请告诉我，这股风是从哪儿吹来的？您能记起，什么时候如此凶狠地批判过某个剧本吗？对《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和《卓姬的住房》两个剧本都没用这种责骂的口气批判过。这一切，都像是一声令下群起而攻之。这是怎么回事？是有指令吗？”
我试图让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相信，没有什么指令，也不可能有。那些评论是由于首演没有留下很好的印象，由于剧本不太好懂，由于导演梅耶霍尔德执导此剧时没有表现出他所固有的天才创造性的结果。
“跟梅耶霍尔德有什么关系？” 马雅可夫斯基打断我的话，“打击是冲着我来的，它是那么集中、那么凶狠、那么有组织。这些无耻的评论，是一次有组织的运动的结果。”
“有组织的？”我吃了一惊，“谁组织的？谁想要组织一次反对您的运动？”
马雅可夫斯基甚至说有人要毒害他。他坚持说，这次反对他的运动如此猛烈，与他为自己的文学生涯20周年举办了一次展览会有关。
“我到许多地区去，在各处朗诵、演讲，虽然我的关节韧带有病，有时根本不该去，” 马雅可夫斯基说。
他对我说，他早就知道自己诗的形式最适于高声朗诵，他就是这样吸引读者的。
在文学晚会上他的书卖得很快，就连大厚本的文集也出售得很好。同时他还进行文学普及工作，这种事别人是不愿意干的。但是，在他干得正欢的时候，打击接踵而来，明显地要他威信扫地，不能继续工作。
“1918年以后还没有人这样辱骂过我。在首次上演《求神拜佛--滑稽剧》之后；在彼得格勒有人写文章说我‘卖身投靠了布尔什维克。’”
我企图换个话题，说说笑话：
“那您干嘛这么伤心呢？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从前的人也骂，现在的人也批……”
“您怎么不明白这中间的区别呢？现在人们是从我最亲近的报刊上痛骂我的呀！”
“不管怎么说，大家对您还是满好的嘛！”我试着反驳他。
“谁？”
“比如，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就曾对我说过，在出版您的文集发生了问题时，党中央就表示支持您。”
“对，卢那察尔斯基是帮过我，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马雅可夫斯基深信，有人很认真地支持敌视他的势力。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没有一个官方人士出席他的展览会，而领导文学的官员中只来了一个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有影响的大报都没有对此作出反应，而“拉普” 的报纸《在文学岗位上》又一次对他“大加鞭答”。
“《真理报》又为什么转载了这篇痛斥我的文章？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这仅仅是用针刺了两下，是无所谓的小事～桩么？不，这是一个运动，这儿有人下达了命令！究竟是谁的命令，我可不知道。”
“您认为《真理报》是遵命行事的？”我问道。
“您以为它是灵机一动就这么干了？您以为它是按照老天爷的旨意干的？不是，我亲爱的。”
“我觉得您把一切都夸大了，说到《真理报》的文章，要知道现在谈论倾向问题很时髦，怎能不谈文学的倾向呢？于是《真理报》就发表了‘有关左倾’的文章。”
“您说的有一点是对的：《真理报》的文章本身不能起这么大的作用。然而您怎么也解释不了，为什么那次的展览会就变成了我的‘各各地’？为什么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种真空，一种完全的死寂和空虚。”
我知道，许多人参观了他的展览会，马雅可夫斯基有许多的朋友，追随者，他有一个完整的文学流派。关于这些，我很天真地说了出来。
“朋友们？曾经有过朋友，可现在他们在哪里？您今天在‘报刊之家’里看到了哪一个？我是有朋友--勃里克一家，可他们现在离我很远。事实上我是孤身一人，完完全全的孤身一……”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想要劝服马雅可夫斯基是根本不可能的，总想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他的忧虑是多疑的结果，不仅如此，还是没有根据地期盼过多的结果。我当时不懂，那次组织的题为 明 年以来》的展览对马雅可夫斯基来说是他全部劳动生涯的一个总结，他有权，绝对有权期望人们对他的承认。
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在马雅可夫斯基看来那问题如果不算是令人尴尬的，至少也是十分幼稚的。我问：
“您期望什么呢，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难道您期望斯大林或者伏罗希洛夫来出席您的展览会吗？”
他的回答令我感到相当意外：
“为什么他们不该来呢？对革命诗人的工作给以奖励--这是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的责任。难道说，诗歌、艺术是次等的事吗？斯大林接见“拉普”派的人，没有他们参加就不举行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活动……”
我能向马雅可夫斯基说些什么呢？我不知道在那个年代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党的领导人是如何对待他的。最主要的是，我也弄不懂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想的是不是对，国家领导人是否应该对诗人十分重视。
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不时兴为在文学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作家们授勋。不错，杰米扬·别德内曾荣获红旗勋章，但那是为了他在国内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很想向马雅可夫斯基提一个问题，但又总下不了决心，害怕他会有太尖锐的反应。最后我终于鼓足了勇气：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既然您这么看不起‘拉普’派，和他们战斗，那您为什么又加入了‘拉普’协会呢？”
马雅可夫斯基回答得很安详：
“请不要把‘拉普’和‘拉普’派分子混为一谈，不要把人和原则混为一谈。
什么也不能把我和革命分开，不能把我和党分开。这条路不是任何人强加给我的，而是我自己早就选择好了的。要是党认为‘拉普’能最好地表达它的观点并为它带来好处，那我就要同‘拉普’站在一起。即将来临的时代是紧张激烈的……而再往后呢……”这时他忽然打住，说了一句：“看，餐厅的服务员都要下班回家了。”
马雅可夫斯基站了起来，往衣帽间走去。
我们走到了院子里，天都快亮了。我们朝小德米特罗夫卡街走去。在街的拐角处停着几辆马车。
“咱们坐车走吧，”我向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建议。
“不啦，我想走一走。”
我们互相告别分了手。我坐车走了。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马雅可夫斯基。
4月14日清晨，一位《莫斯科晚报》的同事往我家打来了电话，说：
“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了。”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挂牌的办事处
在一次私人谈话中，缅任斯基对外交人民委员奇切林说：
“‘格帕乌’总局有责任了解在苏联发生的一切，从政治局到乡村苏维埃的一切情况。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机构能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
缅任斯基有一切理由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8年里他建立了国家安全机关的广泛网络，在农业集体化时期镇压了农民暴动，成功地组织了轰动一时的对“破坏分子” 的审判，而且还在国外形成了强有力的情报网。
与自己的前任不同，缅任斯基明白应该为总书记个人服务。缅任斯基任职期间，“格帕乌”总局高层领导人员的任免事宜都要经过党的办公厅批准。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同党的其他成员一样，经常接受清洗。
从集体化运动开始，人们就已清楚，“格帕乌” 总局在农村也拥有足够数量的分支机构。在缅任斯基晚年，安全机关的数目在全国猛增了不少。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在他的研究著作中写道，政治局了解，它所珍爱的安全机关有多么大的本事。1931年，莫洛托夫曾说：“迄今为止，‘格帕乌’总局都有经常的值班人员在守候着，他们明白什么时候应该追究哪一个专家的责任。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都要立案起诉。”
斯大林说得更加生硬：“不要让民警做检验生产方面的技术专家……不要在工厂里设置挂牌的‘格帕乌’总局办事处，不要让办事员在那儿坐着专门等候人们来告状。千万不要这样，案件要悄悄地制造……”
他们的这些话并未公开发表。
1934年5月10日，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因心脏病突发死于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第六山丘” 别墅。享年60岁。
5月14日，在礼炮轰鸣声中，他的骨灰盒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之下。
不久以前，历史学家们找到了当年政治局通过的一项决议，该文件委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脑研究所中设置配备有相应装置的专门处所，以保存该研究所掌握的已故苏联杰出人物的大脑复制品以及有关的图例说明及科技资料。”
在名单中指出的第一个人就是缅任斯基，其后才是共和国人民演员列昂尼德·维塔利耶维奇·索宾诺夫、作家安利·巴尔比尤斯、齐奥尔科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科学院院士伊万·彼得洛维奇·巴甫洛夫……等。
为了选择缅任斯基的继承人，斯大林着实花费了不少时间。缅任斯基去世两个月之后，他那把交椅才由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接了过去。这是安全机关领导人最后一次的平稳更换，此后安全机关的每一位新的领导人都不仅要消灭自己的前任，还要消灭其手下的鹰犬。
作者的话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存在于1954至1991年之间。因此，将此书命名为《克格勃主席》或许不完全准确，因为这里涉及到了自十月革命至今为止国家安全机关的所有领导者。
然而正是这三个缩写字母——“克格勃” 成了我国历届国家安全部门的同义词。
尽管这一部门经常改变它的名称，我们仍然只叫它“克格勃”。它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和国安全总局、联邦安全厅、安全部、联邦反间谍局。目前它的名称是联邦安全局，然而这个名称也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
它的领导人更换得就更加频繁了。从1917年到 1999年，这个部门的主席、人民委员、部长和局长一共换了23次。为了做个比较不妨指出：外交人民委员和外交部长更换的次数要比这个数目几乎少一半。
领导这个部门的工作是颇为吸引人的，然而它往往也会断送掉人们的性命。一些人在这个部门任领导的时间并不长——几个月，一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在这方面却创了记录：他任克格勃主席长达15年之久。
很多人在掌声中迈进了这座位于卢比扬十广场的著名建筑物，在这里获取了权力和奖赏，然而很少有人是出于自愿或是由于职务的提升而离开卢比扬卡的。国家安全部门的领导者们一般都是由于被撤职或是被赶下台而告别此地的。其中有5人遭枪决，另外一些人蹲了监狱或长期失宠。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
我们从一旁观看，可能会觉得这些掌握着大权的人们一定是生活的享乐者了。
然而现实却远非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卢比扬卡的历史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历史。
神话存在了很久，却不会因此而显得更真实。
本书的目的在于试图描绘出卢比扬卡24位主人的画像。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已走进了历史，另外一些人还在继续参与当代政治生活。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我们了解得比较多，对另一些人了解得比较少，因此在撰写此书时不仅利用了一些当事人所发表的回忆录以及在最近几年解密的档案材料。而且作者还进行了大量的采访，访谈的对象包括许多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已经退休了的和仍在工作的国家安全机关人员，以及那些致力于研究探索我国不久以前的种种往事的历史学家们。
在此，我要向那些曾对我的这项工作鼎力相助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是：
弗拉基米尔·跨莫夫教授，他无与伦比的丰富知识帮助我分析认识了克里姆林宫生活中无数错综复杂、曲折离奇的事件；弗拉基米尔·涅克拉索夫教授，他是一位研究内务部门历史的专家；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这两位是《卢比扬卡》一书的作者；以及我在电视台的许多同事们，他们鼓舞并支持了我；还有我的母亲——语文学博士伊琳娜·姆列钦娜，她担负了本书第一读者的责任。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第二章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在第二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写道，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是牺牲在战斗岗位上的：反苏和反革命的“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首领们派人野蛮地杀害了他。
1938年有好几个人被指控参与谋杀缅任斯基而判处死刑，而事实上并没有人谋杀他。所以说，缅任斯基在死后仍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所有领导人中，缅任斯基是最不显眼的一个，虽然他领导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达8年之久，这比亚戈达和叶若夫两个人的任期加在一起还长。他制订出来的工作方法全部为他的后继者们所沿用，他要比他们聪明得多，他们只是沿着他所指出的道路朝前走，他所设想出来的一切是他们所想不出来的。
这一切的原因大概在于，和自己的同行们相比，缅任斯基十分地与众不同。他性格温和，招人喜欢，彬彬有礼，谦逊，无私，是个知识分子型的人物，--历史上是这样描述他的形象的。学识渊博、忠于事业的布尔什维克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重病缠身，经常在别墅里休养。他在那儿种花，还在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因此他没有可能直接了解许多事，只靠从自己的第一副手亚戈达那儿听汇报。他对亚戈达完全信任，但是说一切工作都是亚戈达替他做的却不是实情。正是缅任斯基策划了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斗争，是他派遣了恐怖行动小组到国外去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是他准备了震惊全国及全世界的首批莫斯科法庭审判。
缅任斯基所做的一切，尚未达到他的后继者们所干的规模，这仅仅是因为斯大林在当时还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
1874年8月19日，缅任斯基出生于彼得堡的一个贵族之家。他的父亲在彼得堡的士官武备学校中教历史。他在中学毕业时获得了金质奖章，以后考进了彼得堡大学的法律系，做过律师。早在1902年他就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但与捷尔任斯基不同的是，他总是想方设法不去触犯法律。他在夜校里给工人们讲课。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他在布尔什维克报纸《军营》的编辑部中任职。1905年7月，警察逮捕了该编辑部的全体工作人员。他在监狱中度过了4个月，后因宣布绝食而被取保释放。他立即逃往芬兰，因为那里有当地的法律。1907年他开始侨居国外，住在比利时、瑞士、法国和美国。在巴黎时他曾在巴黎大学学习。
列夫·托洛茨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与缅任斯基相识在1910年，在法国。那时未来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主席参加了极左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当时参加这个小组的还有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革命后他任输血研究所所长）以及未来的教育部长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在那些年里，缅任斯基写文章用的笔名是斯捷平斯基。
在博洛尼亚，他们为从俄国来的工人开办了马克思主义学校。就是在这里托洛茨基遇上了缅任斯基。
托洛斯基写道：“他给我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准确地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他更像是另外某一个人的影子，或者说是某一幅未完成的画像的不太成功的草图。
“是有这样一种人。他那曲意逢迎别人的微笑和隐晦的目光闪动有时会表明，一种极力想摆脱自己不出众的窘境的热切愿望在折磨着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