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写以上这些话时，他自己已流亡国外，而缅任斯基已经在领导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与反对派进行殊死斗争了。因此可以认为，托洛茨基的这些话是带有偏见的。
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维奇·所罗门是本世纪初一位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他和列宁全家都很熟悉，在国外侨居时与缅任斯基也过往甚密。他曾回忆说：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奉列宁之命前来布鲁塞尔接头并侨居在此。其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缅任斯基到火车站去接他……
“我首先见到的是满面病容的驼背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涨……
“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我赶忙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喘气都够困难的！
--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从此，我情不自禁地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
“而缅任斯基却一直在温和地微笑。这种对待亲近的人所持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是缅任斯基性格中的一大特点。这个缅任斯基，当他从基辅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虽然害着严重的小肠疝气，还是抢着搬自己和同志们的行李，而年轻的同志们却心安理得地轻松走着。为此，他病倒在床，一卧不起数星期之久。他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自己的痛苦，带着他那特有的温和的微笑。
“列宁对他的老同志、老朋友缅任斯基的态度一直让我觉得奇怪。曾有几次我向列宁谈及缅任斯基的艰难处境。由于极端谦逊且害羞的天性，缅任斯基宁死也不会向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们求助。（我曾看见他病得要死的样子，而且十分贫困，但是他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自己的处境。）可是列宁一点儿也没有为他做什么。
“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列宁曾经谈到缅任斯基，说他是个善良的人，但完全不明白事理，也不知道怎样把伟大的思想贯彻到生活中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似乎是看错了自己的这个老熟人。在做国家安全工作之前和担负了这个工作之后的缅任斯基简直判若两人。令人费解的是，这个职务就能如此改变一个人吗？还是说，担任了这个职务以后，原来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些特点突然表现出来了呢？
1917年7月，缅任斯基回到了俄罗斯。尽管他完完全全是个文职人员，但他被任命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军事组织委员会的成员。
1917年10月25日，缅任斯基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家银行的政委。他来到银行的主要办事处，要求向新政权交出1000万卢布用于当时的开支。
国家银行的职员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新政权，对人民委员会的这一要求傲慢地加以拒绝，于是赤卫队员就占领了银行，但是钱仍然没有拿到。
列宁决定让缅任斯基担任俄联邦副财政人民委员的职务，而财政人民委员由著名的政论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担任，这可能是因为他曾把《资本论》翻译成俄文的原故，然而他始终没能管理好金钱。在得到了前往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任命以后，缅任斯基还没来得及找到一个工作人员，就躺在斯莫尔尼宫中的沙发上睡着了，把一份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呈文盖在了自己的脑袋上。
为什么列宁要让他管理钱财的事呢？可能是因为他想起了缅任斯基在巴黎侨居的时候曾在银行里找到了一份工作的原故？
现在他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从银行里把钱弄出来。
11月8日，曾详细描述十月革命的美国人约翰·里德在斯莫尔尼宫中看见了缅任斯基。他写道：“在楼上的食堂里，一个戴着羊皮高帽的人躲在角落里坐着。他穿着的那身西装，我想说，就是昨天他穿着过夜的那一身。不过他整夜未睡，他的脸上长满了三天没刮的胡子。他正在一个肮脏的信封上神经质地写着什么，有时又沉思地咬着铅笔。那就是财政人民委员缅任斯基。他任此职的全部资历就在于，曾在法国银行里当过一名办事员。”
几天之后，缅任斯基接受了约翰·里德的短暂采访。他对那美国人说：
“没有钱我们寸步难行。要给铁路员工和电报局职员发薪水……可是银行都关闭了。关键是国家银行，可它也不工作。全俄国的银行职员都被收买了，他们停止了工作。
“但是列宁下令用炸药炸开国家银行的地下室。至于私人开的银行，不久前刚发布了一项命令，叫它们明天就开张，否则我们自己就去打开它们的大门！”
缅任斯基和列宁一道签署了“关于银行开业的决议”：
“工农政府命令各银行于明天即10月31日，按平时的营业时间开业。如果银行不开门营业，不按支票付钱，那么银行的行长们和理事会的全体理事都将被捕。财政部的临时副人民委员将为所有的银行任命政委，在他的监督下，凭盖有工厂委员会印章的支票应付现金。”
仅11月17日一天，缅任斯基就收进了第一批现金500万卢布以应付人民委员会的必要开支。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打开私人银行的所有保险柜。每个银行里都派驻了武装支队。
人民委员会宣布国家对银行业务实行垄断经营。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并与国家银行合并为统一的人民银行。银行的股票被废止，股票交易被宣布为非法。这一切，缅任斯基仅用了几个月就宣告完成了。然而列宁对这些工作并不太满意，也没有继续让他担任要职。
托洛茨基在自己的记事本里也谈到：缅任斯基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没有表现出多少积极性，或者说仅仅表现了自己的无能。”
政府迁到莫斯科去了。而缅任斯基被留在彼得格勒，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彼得格勒劳动公社法律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成员。
1918年4月，派他去柏林任总领事，因为他懂几种外语，而且在国外生活过。然而很快他就被驱逐出了德国，因为在苏俄外交使团的行李中发现了传单。于是，缅任斯基又被派往乌克兰，在那儿他当了几个月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检查团的副人民委员。
1919年秋天，缅任斯基回到了莫斯科。捷尔任斯基给他在全俄肃反委员会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1919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下属特别处的章程”。其中指明这些部门的任务是与陆海军中的反革命活动和间谍活动做斗争。
由于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斯基当时身居高位并且享有极高的威望，所以那时强调特别处应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的监督下进行工作。（这一规定于1931年被废除，自那时起，军事反间谍机关就不再受军队的领导了。）
军事反间谍机关就这样产生了，它不仅侦缉间谍和叛徒，同时也跟踪军事将领，研究军队中的情绪。
此外，由于当时全俄肃反委员会里尚没有外事部门，所以它的特别处还要负责海外的以及白军和外国占领区的情报工作。
第一个领导特别处的是捷尔任斯基本人。
1919年9月15日，缅任斯基被任命为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的特命全权代表。
一年以后他已成为特别处的副处长，又过了几个月成了处长。1922年7月，他被正式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缅任斯基既向捷尔任斯基，也向托洛茨基汇报各地特别处的工作，汇报军队中，而且也不仅仅是军队中的形势。托洛茨基当时是比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重要得多的人物，因此军人们很自信，并不害怕“契卡”人员。然而，在托洛茨基离开军队以后，情况就有了根本的变化。可在国内战争时期，一个大发雷霆的集团军司令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逮捕“契卡”特别处的负责人，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融洽的话。
缅任斯基对陆海军人民委员是无限忠诚的。
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来到车箱里向我汇报特别处在军队中的工作。
“说完了正事之后，他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地倒换着左右脚，带着他那曲意奉承的微笑，让人感到不安和困惑。最后，他终于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我是否知道斯大林在搞反对我的复杂的阴谋。
--什么，什么？--我感到完完全全的莫名其妙，那时我连一点点这类的思想准备都没有。
--是的，他想让列宁等人相信，您纠集了一些人在自己的周围，专门为了反对列宁……
--您疯了吗？缅任斯基，您清醒清醒吧！我不想谈论这些。
“缅任斯基走了，一边歪着肩膀、咳嗽着。我想，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为自己寻找其它的轴心，以便继续绕弯子。”
由此可见，向上级领导汇报政治形势以及政治家们的行动--这种做法早在那个年代就已成了国家安全机关的传统。
缅任斯基对托洛茨基的这种信赖并不值什么，这里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特别处长很负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别无其它。
自1927年始，在捷尔任斯基去世之后，和托洛茨基及反对派的斗争就交付给了国家政治保安局。缅任斯基的人在这个斗争中是完全不择手段的。一次，有个人找到了托洛茨基的某个亲信，说他有办法弄到胶版誊写器来为反对派复印他们的文件（在复印机出现以前，这是印文件难得的好机会）。可就在此时，政治保安局的人来搜查了，认定来人是弗兰格尔的旧军官。于是，就向全国宣布：反对派是和侨居国外的白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的。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个所谓的旧军官是“格帕乌”
派去的奸细。
1927-1928年间，所有知名的反对派人士，大概共有150人左右，全都在“格帕乌”代表的监督下被从莫斯科驱逐到边远城市去了。而在1929年，缅任斯基奉命组织了把托洛茨基逐出俄罗斯的行动。
捷尔任斯基的宠臣
列宁在1920年7月29日批准了由13人组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班子，其成员有捷尔任斯基、克德罗夫、彼得斯、阿瓦涅索夫、克谢诺丰托夫、曼采夫、梅德韦季、拉齐斯、济明、梅辛格、科尔涅夫（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首长）、缅任斯基、亚戈达。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有幸自然死亡，其他人都被斯大林消灭了。
亚戈达起初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后来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任总务主任时都是捷尔任斯基的左膀右臂。捷尔任斯基特别器重他。并于1923年9月18日任命他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第二副局长。亚戈达取代缅任斯基接管了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处，即开始监视军队的情况。后来他又取代缅任斯基领导整个秘密行动局。
在发表看法时一向很刻薄的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对到他那里报告工作的新特别处长给予了如下评价：“亚戈达办事非常认真，为人毕恭毕敬，完全没有个性。
他瘦瘦的，面呈土色（他得过结核病），留着短胡，身着弗伦奇式军上衣，给人留下一种勤奋的小人物的印象。”
托洛茨基总是这样，对别人评价都不高。亚戈达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在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去世后，缅任斯基因年龄大、党龄长、经验比较丰富而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不过，亚戈达并非仅仅成了缅任斯基的第一副手，他实际上是这个局的主要人物。他负责处理所有具体事务，主持局机关的工作，因为局长经常生病。亚戈达还领导了几年秘密行动局。该局负责政治事务，即打击反苏分子。
亚戈达在1930年获得了第二枚红旗勋章。因参与开挖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他还获得一枚列宁勋章。
然而，升迁之路并未布满鲜花，亚戈达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里树敌不少。副局长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谢尔就反对他，不过斯大林把这个人从机关里赶走了。反间谍处副处长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秘密行动局局长叶菲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外事处处长斯坦尼斯拉夫·阿达莫维奇·梅辛格也都对亚戈达表示不满。
这种情况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亚戈达的地位开始动摇了。1931年，他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第一副局长降为第二副局长。接替他任第一副局长的是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库洛夫，不过阿库洛夫在1932年底离开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到基辅当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去了。
亚戈达再也没有重新担任第一副局长，不过在党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这是斯大林显示好感的信号。
缅任斯基因心脏麻痹于1934年5月10日去世。在等待任命的两个月里，亚戈达处于一种悬空状态：为了这个局长的位子认真考虑了不同的候选人。一个研究安全机关各种改组方案的委员会从2月起就开始工作了，最后决定提高安全机关的地位，把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变为人民委员部。
两个月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成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定。就此我们要提请注意，内务人民委员部从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就已经存在了（捷尔任斯基亲自领导了它几年），但是在1930年把这个人民委员部解散了。这样做只是为了在4年以后重新成立它。
亚戈达在1934年7月10日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这是提升。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结构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区别不大，只是负责情报工作、反间谍工作、铲除敌对党派和保卫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各处合并成了国家安全总局。没有任命总局局长，总局的日常工作由第一副人民委员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主持。
可是在恢复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后，许多人都认为，这样做意味着削弱国家安全机关的作用，因为国家安全机关已不再是独立的部门。不仅如此，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镇压方面的权利被剥夺了：它未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手中继承对大多数政治案件进行判决的权利。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审判委员会被撤销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应把所有犯罪案件交给法院。一种法制占上风的假象出现 了。 1934年，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亚戈达擅自下令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劳改营中建立州法院和边疆区法院的分院，以审理劳改营里的犯罪案件。苏联副检察长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对他的决定提出异议。政治局在听取了检察机关的意见后撤销了亚戈达的决定。然而，所有这些限制性措施都在1934年12月1日结束了。
亚戈达为国家安全总局的各级干部规定了从国家安全军士到国家安全一级委员的特殊官衔。根据他的指示，研制出了制服和特殊的识别标志。
亚戈达争取到了这样一个决定：各级干部的特殊官衔将是终身性的。没有人民委员的特别许可，国家安全总局的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得被逮捕。
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亚戈达本人于1935年11月26日被授予国家安全总委员官衔。这相当于元帅军衔。在第17次党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人中央委员会。
亚戈达的名字响彻全国。正是他把劳改营系统变成了强大的生产力。在带刺的铁丝网里面有大量的劳动力。用不着向这些人付工资，而且他们还不能拒绝最繁重的工作或夜间劳动，不能抗议无限延长工作日的做法或要求遵守劳动安全条例。
人民委员会的一项专门决定交给国家安全机关一个任务：在苏联交通最不发达，但拥有大量自然财富的边疆地区发展经济。这项决定意味着，囚犯越多，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生产成绩就越大。
亚戈达签发的一个命令中说，肃反工作者已屡次证明自己是满腔热情地对待各种新任务的人。肃反工作者的热情和活力建成并加强了索洛韦茨基群岛上的劳改营。
这些劳改营在遥远的北方发展工业和文化方面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这个命令指出，在肃反工作者的领导下，新的劳改营应该在遥远的边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方面起到改变面貌的作用。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身为教授和将军的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曾写过一本关于内务人民委员和内务部长的书，他向我这样介绍了亚戈达：
“这是个聪明人。你要知道，他和捷尔任斯基一起工作过好多年，而且关系非常密切。从一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信任他。亚戈达是个干活的好手。他大量地工作，而且能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实质。在当时他算得上相当有文化了，毕竟他受过中等教育，或者说几乎是中等教育。的确，亚戈达在写东西的时候总是有很多错误，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亚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这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为斯大林效劳。典型的执行者的特征充分地体现在他们身上……”
我问涅克拉索夫教授：“每当谈到这种人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个典型的问题：
为了干所有这些事情，应该生来就具有一种特定的性格还是工作本身迫使人变得残酷无情？”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据说，贝利亚会用棍子狠狠地揍一下被捕者。为了逼出所需要的口供，叶若夫亲自审问过被捕者。可是，他们本人没有杀害过任何人，他们是把安全机关变成了惩罚工具，因此很难推测这里有某种残暴基因。我认为，总体上的一种狂热局面起了作用。我阅读过亚戈达的一些文件和命令。有人给他写信说，有个劳改营的负责人对计划完成得不好感到不满，于是让包括妇女在内的囚犯脱光衣服站到冰天雪地里，以示惩戒。亚戈达下令马上调查。他批示道：‘你们是从哪里找来的这群恶棍？竟让妇女站到冰天雪地里！谁允许这样做的？’因此我觉得，用一种颜色描绘他是不正确的……”
的确，党和苏维埃政权也要求亚戈达只能采取残酷无情的措施。在30年代初任《消息报》总编辑的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格龙斯基多年后谈到，他曾试图劝导农民诗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克柳耶夫走正道，可是克柳耶夫就是不愿规规矩矩做人。格龙斯基回忆说：“当时我给亚戈达打了电话，请他把克柳耶夫赶出莫斯科。亚戈达问我：‘逮捕他吗？’我答道：‘不，把他赶出莫斯科就行了’。在这之后我向斯大林通报了自己的指示，他也批准了这个指示。”
尼古拉·克柳耶夫于1937年10月在托木斯克监狱被枪决，那时已是叶若夫在主事了。
作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回忆说，亚戈达会令人恐惧。他讲到：
“有一天我们在高尔基家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喝酒。这时亚戈达已喝得醉熏熏，浑身散发着白兰地的气味，眼睛都凸起来了。他隔着桌子向我探过身来，声音嘶哑地说：
‘列昂诺夫，您听着，请回答我，您为什么要在文学方面谋求霸权？请回答，为什么要这样？’我当时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仇恨。如果他能够抓我，这种仇恨会让我倒霉，可是那时他抓不了我。”
曾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央机关工作的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留下了一段关于亚戈达的颇有意思的回忆。据他讲，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工作领导者和出色的组织者。囚犯们在他的管理下修建了像白海--波罗的海运河这样一些重要设施。施赖德尔认为，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在监狱里和劳改营中秩序井然。早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就开始的拯救流浪街头的少年犯罪分子的工作安排得也不错。不过，亚戈达这个人十分傲慢，虚荣心特别强。
起初他住在马尔赫列夫斯基街9号，许多著名的肃反工作者也都住在这栋楼里。
后来他搬进了克里姆林宫，最后几年是在那里度过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秘书长、亚戈达的内弟利奥波德·列昂尼多维奇·阿韦尔巴赫的朋友们--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经常在马尔赫列夫斯基街的这栋楼里聚会。这里顺便提一句，阿韦尔巴赫的妻子和亚戈达的妻子伊达在1938年都被枪毙了。
报刊上曾充斥各种特写和文章，歌颂使用囚犯的建设项目取得的成绩，介绍当时很流行的改造罪犯的工作。
在高尔基于1928年从意大利回国后，亚戈达与他亲近起来，利用他对孩子们的喜爱之情向他介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拯救流浪街头的少年犯罪分子的工作取得的成就。
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回忆说，人民委员亚戈达对待下级很粗暴，容不得反对意见，可是，他非常喜欢吹捧自己的那些红人儿。亚戈达经常在家里请自己的吹捧者吃饭，陶醉在甜言蜜语中。
在1927年12月20日庆祝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成立10周年那天，在民族饭店、大饭店、萨沃伊饭店等莫斯科的豪华饭店中都有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各分队在巡逻。亚戈达到各饭店走了一圈，向大家表示祝贺。
亚戈达的声望自30年代初开始与日俱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拥有全部由囚犯组成的最强的工程技术干部。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会议由斯大林主持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成了惯例。斯大林也以此来强调个人在领导安全机关方面的作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全体领导干部都感觉到，斯大林在亲自领导国家安全工作。该机关的工作人员于是开始逐渐地瞧不起地方党组织和地方苏维埃组织，认为自己地位更高。
在缅任斯基去世后曾有传闻说，受人尊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供应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将出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他经常给肃反工作者讲话，而且他富有激情的和妙语横生的讲话总是受到欢迎。
然而，得到任命的是亚戈达。施赖德尔写道，他在缅任斯基去世后彻底放肆起来了，举止粗鲁而随便，在重要会议上口无遮拦。
二战德国 往日更新是单独行刺还是一个阴谋？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真姓是科斯特里科夫）于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宫遇害。
虽然学者和侦查员们多次查这件谋杀案，但是该案至今未得到彻底调查。曾成立过一大批委员会，可为什么没能把一切情况都搞清楚呢？
1934年谋杀基洛夫与1963年谋杀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情形很相像。在两起事件中都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只有凶手本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和李·哈尔维·奥斯瓦尔德有罪。在两起事件中也都有理由认为，这不是单独的刺客所为，这里有一个阴谋。
枪杀基洛夫的是前党的机关工作者尼古拉耶夫。这个人很冲动并且有些神经质。
他在斯莫尔尼宫距第一书记办公室几步远的地方朝基洛夫的后脑勺开了枪。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斯利亚科夫在列宁格勒领导过州财政局，后来进了劳改营。他活了下来，并留下了详细的回忆，基洛夫遇刺时，他正在州委第二书记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丘多夫的办公室参加会议。
罗斯利亚科夫回忆说，他们在16点37分听到两声枪响后急忙跑到走廊里，看到基洛夫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一个人右手拿着左轮手枪，在基洛夫身旁情绪异常激动地打转。
这个人的枪马上被夺了下来，一个记事本和写着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名字的党证也被当场搜去。
基洛夫被抬到丘多夫的办公室，叫来了几位医生，但医生的诊断是基洛夫已经死亡。马上往莫斯科打电话作了汇报。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的工作人员把尼古拉耶夫送进了判决前的关押所。
斯大林在第二天来到了列宁格勒。与他一起来的有政府总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国防人民委员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和新的中央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几天后日丹诺夫就在列宁格勒接替了基洛夫的第一书记职务，因为那几年斯大林很喜欢日丹诺夫。
党的最高层领导人的陪同人员有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和他的第一副手阿格拉诺夫。
谋杀案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
来到斯莫尔尼宫后，基洛夫上了三楼，走过长长的走廊，拐人通向自己办公室的侧楼窄走廊。
第一书记的贴身卫士尤里·鲍里索夫是个已不年轻的人，他照例走在后边。在某一片刻，基洛夫处在了他的视野之外。在侧楼的走廊里本来应该还有一个警卫在那里值守，但此时没人。凶手和受害者就这样一对一了。
历史学博士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瑙莫夫教授认真研究过有关基洛夫死亡的情况，他对我说：
“我根本弄不明白，一个外人如何能够在这个走廊里游荡。任何人在这里都会引人注目，这是个特殊区域。为什么没人注意到尼古拉耶夫，没人问他一声‘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问瑙莫夫：
“如果第一书记的卫士不落在后边，关键时刻他在第一书记身旁并开枪打死尼古拉耶夫，那么基洛夫就会获救，我国的历史也会沿另一条不太血腥的道路发展？”
瑙莫夫教授答道：
“基洛夫命中注定要遭血光之灾。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天衣无缝。基洛夫原则上不喜欢卫士离他太近，因此鲍里索夫一直离他都比较远。不过，当基洛夫拐人这个窄走廊的时候，即使鲍里索夫只落下他两步，基洛夫仍然会在某一刻是只身一人……”
凶手是在最合适的地点向基洛夫开枪的。谋杀方案设计得很周全，使得基洛夫无法逃生。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本事的尼古拉耶夫有能力单独制定出这样的计划吗？
或许这出自比较有经验的精明人之手？ 瑙莫夫教授说：
“据我们现在所知，尼古拉耶夫有好几次都可以杀基洛夫。他身上一直带着枪，而且子弹上了膛。但是，要做的不是夜间在路上杀害基洛夫，而是就在斯莫尔尼宫，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杀死他。这件事是这样传遍全国的：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被打死了！斯莫尔尼宫几乎与克里姆林宫齐名。举国上下被震动了……”
在发生谋杀案那天，基洛夫相当出人意料地来到了斯莫尔尼宫，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来不来，如果来的话，在什么时候来。可是，看来有人及时通知了尼古拉耶夫，说基洛夫去了斯莫尔尼宫。
后来查明，凶手早就在基洛夫周围转悠了，他屡次畅行无阻地潜入斯莫尔尼宫，他知道基洛夫何时呆在何处。
1934年10月15日，也就是谋杀基洛夫之前的一个半月，尼古拉耶夫在红霞大街上的基洛夫家旁边被拘捕。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政府保卫处处长讯问并搜查了他。但是，按照行动处处长的吩咐，不知为何把尼古拉耶夫放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维塔利耶维奇·赫列夫纽克有自己的看法：
“有种说法是，尼古拉耶夫两次被拘捕，两次被释放。这是赫鲁晓夫说的，为了证明有针对基洛夫的阴谋。然而从有关文件来看，尼古拉耶夫只被拘捕过一次，是在基洛夫和市里其他领导人居住的大楼旁。那里经常聚集着几十人，他们是带着请愿书、告状信、呼吁书来的。民警局不时地在那里进行兜捕，把他们抓走，不过不把他们投入监狱，而是进行一番教育工作后就把他们放了。尼古拉耶夫也在这样一次兜捕中落网。他照例受到一顿训斥，然后就被放了……”
可是，尼古拉耶夫被抓的时候手中有枪啊！此事竟然发生在那个稍有不慎就足以被逮捕的时期。要知道，那个时候手枪是很难搞到的。国内战争结束后保存在人们手中的武器都已被收缴了。然而，他竟被释放了。
有证据表明，尼古拉耶夫对谋杀行动做了认真准备。他练习了射击，枪打得相当准。后来查明，子弹他是在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狄纳莫体育协会基地得到的。
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生于1904年。他成长在一个没有父亲的赤贫家庭，从小就体弱多病，疾病也给他的心理留下了痕迹。他是个失败者，完全没有能力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
尼古拉耶夫在城里的学校念过6年书，上过苏维埃党校。他在15年里换了11次工作，在哪儿都呆不住。他当了4年机械钳工学徒，后来进了共青团维堡区委，再后来进了共青团卢加县委。他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不过实际上他只是个处理技术性事务的秘书。
尼古拉耶夫在州委工业处当了3个月科员。由于同大家关系不和谐，他被调到工农检查院任指导员，后又从那里被调到列宁格勒州委党史研究所十月革命史与苏共党史研究委员会任指导员。可是，那里也很快就不要他了。在他拒绝调到运输业政治处工作后，他不仅被解雇了，而且被开除出党。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但是给了他一次记入个人档案的严重警告。
这件事发生在1934年4月。
他再也没有找到工作。区党委曾给他这个党员找过几份工作，但他都因挣钱少而拒绝了。他希望能挣钱多一些，抱怨对他不公，曾试图硬闯领导人办公室。
他的妻子米莉达·彼得罗夫娜·德劳列在州党委机关工作。1933年她被调到有权势的列宁格勒州轻工业人民委员部机关。
据说，米莉达总是晚上和休息日在州委值班，因此基洛夫注意到了她。基洛夫非常喜欢漂亮女人。不过，曾在列宁格勒工作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斯利亚科夫肯定地说，州委机关的工作人员都不认为基洛夫与尼古拉耶夫的妻子会有什么风流韵事。
然而，好像还是有人暗示尼古拉耶夫说，妻子对他不忠。对一帆风顺的情敌的仇恨促使他开了枪。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真的是对女人献媚讨好的人吗？关于尼古拉耶夫因自己的妻子与基洛夫要好而吃醋的推测有多少根据？
历史学博士赫列夫纽克说：“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即这个喜怒无常、身体有缺陷。生活上不得意的人突然决定报复幸运的情敌。尼古拉耶夫到哪里都会被人赶走，他同所有的人都发生过冲突，也曾写信请求基洛夫接见他并帮助他。”
淄莫夫教授说：“基洛夫是个年富力强的男人。也许他流露出过对米莉达的好感。但是，这个说法完全是后来出现的。我觉得，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放出来的风……”
在谋杀基洛夫后，尼古拉耶夫没活过1个月。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于1934年12月29日判定尼古拉耶夫有罪。他马上就被枪决了，与他一起遭枪决的还有以前参加过反对派的13个人。
又过了两周，在1935年回月审判了“谋杀案的组织者”--不久前的列宁格勒领导人、前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前政治局委员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前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格里戈里·叶列梅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前中央组织局委员和列宁格勒省委书记彼得·安东诺维奇·扎卢茨基以及门个曾与季诺维也夫关系十分密切的人。
他们所有人早已脱离了政治活动，但是斯大林记得每一个曾试图顶撞他的人。
在基洛夫遇刺两周后他们都被逮捕了，并且立即被开除党籍。
季诺维也夫等人在1935年被判处时间长短不同的徒刑。这是第一步：把政治反对派与恐怖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视为一路货色。
季诺维也夫本人怎么也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在1935年坐牢的时候给斯大林写信说：“我现在经常长时间地凝视报纸上刊登的您的照片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照片，同时在想：亲人啊，了解一下我的内心世界吧，难道您看不到我不再是您的敌人了，我全身心地属于您，我明白了一切，我愿为得到原谅和宽恕做任何事情。”
这样的信件只会使斯大林感到愉快。斯大林的心肠从来没软过，因为他下令消灭的所有人在他眼里都是罪犯，他不需要由法院来确认他们是否有罪。他向来自己决定谁有罪，谁暂时还没罪。
当斯大林在基洛夫遇害后来到列宁格勒时，政府委员会根据他的指示查阅了与此案沾边的所有档案材料。
在这些材料中发现了一个叫沃尔科娃的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妇女写的一份报告。
沃尔科娃是个清洁工，同时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某区分局的一名领薪水的眼线。她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说，有人正在列宁格勒策划一起旨在杀害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的反革命阴谋。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特别处的一位侦缉人员详细盘问了她。核实工作表明，她的指控毫无根据，而她本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心理上不正常。后来这位侦缉人员被投入监狱，罪名是丧失警惕性。
沃尔科娃被带到斯莫尔尼宫见斯大林。她对斯大林说，她出席过反革命分子的几次会议，与尼古拉耶夫一起去过两次德国领事馆，德国领事馆给了尼古拉耶夫25000卢布。所有这些情况她都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报告过，可是他们不仅不听取她报告的情况，而且还强迫她收回所讲的话，对她用刑--把烧红的针钉进指甲里。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梅德韦季曾想把她关进疯人院，而他的副手扎波罗热茨事先把一切都告诉了尼古拉耶夫……
斯大林在谈话之后下令给予沃尔科娃物质帮助，给她一套单独的住房和关心她的健康。一切都照办了。根据沃尔科娃提供的情况逮捕了60多人，其中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的5位过去对沃尔科娃告密一事未加理会的工作人员。沃尔科娃继续写信告发她认识的所有人，在1956年以前她的报告都得到认真研究。直到1956年，由克格勃进行的比较客观的核实工作查明，她从未见过尼古拉耶夫，而向斯大林讲述的情况都是从报纸上看来的。
非常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这样一点：几乎没有人对前政治局委员、列宁的好友季诺维也夫参与谋杀基洛夫一事产生过怀疑。甚至遭受流放的前社会革命党人和俄国侨民在1934年都相信，基洛夫是被反对派杀死的。
1936年瑟月24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根据新发现的情况”重新审理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案件，并判决将他们全部枪毙。
当天夜里他们就都被枪毙了。人民委员亚戈达和后来接替他的中央书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执行判决时在场。叶若夫后来把杀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子弹存放在了自己的写字台里，当作纪念品。
在基洛夫遇害后，国家安全机关在全国各地成立了打击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小分队。这些小分队一直保留到60年代。
不幸的米莉达·德劳列先是被开除党籍，罪名是“完全丧失党员的警惕性，这表现为没能揭发自己的丈夫尼古拉耶夫及其为从事反革命恐怖活动而从红军开小差的兄弟共同搞的反革命活动”。
1935年3月11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庭长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乌尔里希向斯大林呈上报告：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的巡回法庭在我的主持下于今年3月9日在列宁格勒市非公开地开庭审理了关于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同谋者的案件，这些同谋者是米莉达·德劳列、奥莉加·德劳列和罗曼·库利涅尔。
“我问米莉达·德劳列，她设法搞去年12月1日基洛夫同志要作报告的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的入门证目的何在。她回答说：‘想帮助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我问要帮什么忙。她说：‘根据种种情况可以判断出来。’因此我们断定，受审者想帮尼古拉耶夫实施恐怖行动。
“3人全部被判处极刑--枪决。判决已于3月10日凌晨执行。请指示是否允许报道此事。”
尼古拉耶夫的母亲、兄弟、姐妹和一位表兄弟都受到了惩罚。审讯他们的记录呈送给了斯大林。他从来都不拒绝阅读这样的东西。
赫鲁晓夫在20大的秘密会议上说，基洛夫之死与斯大林有关系。这种怀疑有什么根据呢？
证明斯大林参与谋杀行动的间接证据确实有不少。
在获悉基洛夫的死讯后，斯大林还未掌握任何情况就马上很有把握地说，谋杀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干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晚些时候在中央全会上提到了这一点。斯大林马上就反驳说，他这话是在第7或第8天说的，在这之前无法知道是什么人开的枪。
可是，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证实，关于季诺维也夫分子有罪的话是在斯大林刚刚把他们召集起来的时候说的。给人的感觉是，斯大林已做好宣布基洛夫遇害的准备。
斯大林当然清楚地记得他何时提到了季诺维也夫分子，但是他不希望人们注意到这一点。他觉得自己的话被人视为调查结果比较好。
不错，也有人赞成另一种说法，即斯大林一无所知，开枪的是个单独行刺的人，所发生的一切是一连串偶然的事情。可是，偶然的事情也太多了！
瑙莫夫教授说：“我不接受单独行刺的说法。克格勃一直在坚持这个说法，以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斯大林的名声。赫鲁晓夫在1956年责成克格勃主席谢罗夫进行新的调查。当时还能够了解事情真相，最后几位幸免于难的证人还活着，但是谢罗夫断送了这个机会。他向这些证人施压，要求他们不要推翻过去的证词。”
难道在最机密的档案中没有那份能澄清一切的文件吗？
瑙莫夫教授说：“所有人都讲，请拿出斯大林命令亚戈达枪杀基洛夫的文件来，最好是于某日在斯莫尔尼宫下手的命令。可是没有这样的文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文件！我们知道斯大林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望的。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在令他感到为难的文件中从不留下任何痕迹。他总是拿张纸条，在上面写些什么，然后用别针别在文件上。斯大林经常清理自己的档案室。心腹们学会了根据不同的迹象来揣测斯大林的情绪和愿望。一切都是通过暗示以间接方式表达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