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如果尝试着重现当年的情景，斯大林会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下什么样的命令呢？难道他对人民委员亚戈达说，该把基洛夫干掉了？
瑙莫夫教授答道：“我认为，他不会直截了当地对任何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谈杀人的事。他既不愚蠢，也不天真。他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愿望。斯大林的3个亲信--卫队长保克尔、继任卫队长弗拉西克和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总是留心听他说的每句话，然后传达给国家安全部门的首脑。比方说，斯大林在上汽车的时候嘴里说了句什么。而每天早晨内务人民委员（后来叫内务部长）都要与卫队长弗拉西克碰头，询问斯大林情绪怎么样，说了些什么，表示了什么愿望……”
瑙莫夫教授认为，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雅科夫·阿格拉诺夫直接插手了列宁格勒谋杀案。他得到斯大林格外的信任。国内战争时期他与斯大林一起在察里津，并且有机会在非工作场合与斯大林见面。
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要记录总书记的所有来访者。因此最秘密的谈话斯大林都是在别墅进行，那里没人记录来访者。阿格拉诺夫学会了一听就明白斯大林的暗示。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关于季诺维也夫分子在杀害基洛夫一案中起何作用的报告不是由人民委员亚戈达和调查委员会主席、中央书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提出的，而是由第一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提出的。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不是杀人凶手的惟一候选人，似乎还有其他一些人。起初没打算指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是打算指控白俄侨民和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杀害基洛夫。谋杀案发生后，亚戈达下令还要搜捕隐藏的白卫军分子。但是斯大林已经作出了另外的决定，并命令亚戈达不要浪费时间。斯大林说：“要不然我打你耳光。”他经常这样与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讲话，动不动就说“我打你耳光”。
瑙莫夫教授说：“对斯大林来说，这场游戏只会赢，不会输。如果一个方案行不通，会换另一个方案。基洛夫注定要完蛋。也许基洛夫预感到了什么？顺便提一句，他遇害前不久曾对身边的人说，他活不了……”
奥莉加·格里戈里耶夫娜·沙图诺夫斯卡妞是赫鲁晓夫时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也是第一个研究斯大林罪行的委员会的成员（她的回忆录节选刊登在1997年的《共同报》上）。她说，她在斯大林的档案资料中看见了一张纸，总书记在这张纸上亲笔勾画出了两个恐怖活动中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起初斯大林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放在了列宁格勒中心，后来划掉了，又把他们放在了莫斯科中心。
沙图诺夫斯卡妮讲道，她们找到了1934年12月看守尼古拉耶夫的牢房的那位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斯大林审问尼古拉耶夫时他也在场。尼古拉耶夫好像曾对斯大林发牢骚说：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折磨了我4个月，不断地向我证明，为了党的事业应该枪杀基洛夫。他们答应留我一条命，我同意了。他们已经逮捕过我两次，放过我两次。可是现在，等我为了党的利益完成了任务后，却把我关进了监狱。我也知道，不会饶恕我！”
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好像此时走进了牢房。尼古拉耶夫用手指着他们说：
“就是他们，是他们说服我的！”
未能讯问基洛夫的卫士尤里·鲍里索夫。他仅比基洛夫多活了一天。
12月2日，当鲍里索夫被带去接受紧急来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的讯问时，他在一种非常奇怪的情况下死了。这种情况奇怪得令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他是被杀死的。他乘坐的汽车似乎是出了车祸。
汽车行进的时速仅30公里。车上的人谁也没有受到擦伤，惟独鲍里索夫一个人头被打破。据医生诊断，他头部的损伤更像是被铁棍击打所致。
在了解速度、路线、轮胎状态的情况下，可以借助于电脑重现汽车的行驶过程，确定是否有可能受到这样的撞击。美国就这样做，可是我们没钱进行这种实验。
还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恰恰选择基洛夫作为牺牲品？
消莫夫教授答道：“斯大林选择了一个他不很需要，但是级别很高的人。摘掉更重要的人物的时机还没有到。而基洛夫不是这样的大人物，也没有进人斯大林身边的领导核心……”
有人认为，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是斯大林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领导人，党内许多人曾希望他能取代斯大林。真的是这样吗？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写过一本关于20--30年代政治局内部相互关系的非常有意思的书。他认为，关于基洛夫的毫无根据的传闻太多了。他说：“没有理由认为基洛夫是政治局里自由主义派别的领导人，是被人当作取代斯大林的人，是敢于同总书记争论和对抗的人……文件不能证实这一点。”
基洛夫不是斯大林的政治反对派，总书记也没把他看成竞争对手。能证明基洛夫在某处讲过违背斯大林路线的话或对抗过斯大林的文件连一份也找不到。基洛夫也不是个自由派政治家。
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解决住房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数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被赶出自己的住宅，并被送往西伯利亚。许多住宅就这样腾出来了。基洛夫发表过一次讲话，他在讲话中呼吁枪毙那些被揭发偷窃集体农庄财产的人。他还说，“每个党员现在都应该打任何一个反对派分子的耳光”。这像一个温和路线的拥护者吗？
如果基洛夫没有被杀，他会像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那样，成为历史上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人物。安德烈耶夫当了20年政治局委员和12年中央书记。
现在谁会对安德烈耶夫年轻时曾亲近孟什维克并且完全不像他后来成为的正统布尔什维克一事感兴趣呢？
如果看看政治局会议记录就会发现，基洛夫极少参加会议。作为列宁格勒的书记，他首先忙于市里和州里的事务。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他就是列宁格勒市总务主任。
在他的信件中没有任何政治倡议，例如“让我们缓和一下农民的困难处境吧”，“让我们软化一下镇压手段吧”这类话。他的本性不具备这种东西。
历史学博士赫列夫纽克说：“我同时研究了奥尔忠尼启则的生平。他悲剧性地结束了生命--开枪自杀。据传说，这是因为与斯大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可见，奥尔忠尼启则确实对全面恐怖的前景持冷淡态度，而斯大林坚持实行全面恐怖的方针。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档案材料中保存了有关这一冲突的大量证明，既有直接证明，也有间接证明。在那悲剧性的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则没有证明。仍然没人知道的是：奥尔忠尼启则自己朝自己开了枪还是……不过，档案材料中充满了关于他与斯大林的冲突的文件。即使在这种背景下都没有间接暗示基洛夫与斯大林有矛盾的材料……”
基洛夫无法成为斯大林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物。基洛夫在党内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他很晚才加人布尔什维克，此前是立宪民主党人办的一家报纸的工作人员。有人在1929年对他提出过这件事。列宁格勒一些党的工作者指责他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冲突在莫斯科得到了解决。斯大林站出来保护了他。基洛夫仍被安排在列宁格勒工作，但是这件事损害了他的名誉。
斯大林喜欢把败坏了名誉的人聚集在自己周围。基洛夫、贝利亚、维辛斯基都属于这类人。斯大林把基洛夫从外高加索抽调出来，并坚持让他在撤掉季诺维也夫后领导列宁格勒党组织。基洛夫也铭记着，他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给的，没有斯大林他什么也不是。
有人说，在党的第门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投了斯大林的反对票，一些代表建议选举基洛夫为总书记。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也是虚构的。没有任何事实，有的只是一些自相矛盾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又无法得到证实。
基洛夫只是个州一级的政治家。而那时斯大林已经有了继承人--国家和党内的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可能出现另一个二号人物。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说：“一些间接的资料使我相信，这是一个单干的恐怖分子、倒霉的恐怖分子、不幸的人采取的行动。不过，这不是宣布斯大林无罪。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不会杀基洛夫。斯大林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即使他与基洛夫之死不相关，那也无法改变对他罪恶行为的评价。不管怎样，斯大林充分利用了基洛夫遇害这件事……”
可是斯大林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没有任何理由地杀害了那么多的人，而在这里却上演了整整一出戏？
瑙莫夫教授说：“在基洛夫遇害前已经做好了立法方面的准备，这种法律基础使开展大规模镇压成为可能。整个刑事惩处系统事先已建立起来，只需要一个借口。”
基洛夫遇害后一场血腥的风暴席卷了全国，人们都沉浸在恐惧之中。在1934年12月仅发布了一个命令，一整套已经通过的关于镇压的法律便开始实施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4年6月8日将有关叛国的条款列入了《国事罪（反革命罪）条例》。
“搞间谍活动，泄露军事秘密或国家机密，投敌，逃往国外”均属叛国行为。有上述行为者应被枪决。如果军人犯了叛国罪，他的全家要被流放到边远地区5年。
曾通过一项关于强化保守国家机密的责任的法律。这样就产生了追究任何一位官员责任的可能性。因漫不经心地对待秘密文件可能会被判刑8-12年。丢失秘密文件那就是一场灾难了。
在基洛夫死后10天，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州局就已列出应被逐出列宁格勒的人的名单，这是大约l1000名政治上不可靠的人。
在审判尼古拉耶夫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把他写给各党组织的一封信的副本分送给了政治局委员。这封信的题目是“残暴杀害基洛夫同志事件的教训”。
这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来说是个思想方针。
1934年12月4日，一些报纸报道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加快审理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案件，不接受有关此类案件的赦免请求书，立即处决被判处极刑的人。
第二天各共和国的刑法典就作了如下修改：在10天内结束对此类案件的侦查，审理案件时不得旁听，不接受上诉状和赦免请求书，立即执行判决。
这个法律一直延用到1956年。曾根据它处死贝利亚。这曾是个很方便的法律。
在1936年8月开始审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前，向党员传达了中央的一封题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的非公开信。信中说，季诺维也夫分子杀害了基洛夫，他们还打算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
斯大林在起诉书中写道，“根据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将基洛夫杀害了。斯大林还把一批新的被告人列入了起诉书。这些人都被枪毙了。
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34年n月5日的决定，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内务人民委员下属特别会议。这大大简化了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即使在斯大林时期诉讼程序也要求办理最低限度的手续。可是特别会议的领导二话不说就签署判决书。
起初特别会议有权不经审判就把被认定有社会危害的人流放5年或送劳改营5年，把外国公民驱逐出境。
到1937年，特别会议获得了把被控属于托洛茨基右翼组织、间谍和破坏活动组织、恐怖主义组织的人以及被判极刑者的家庭成员送劳改营8年的权力。
从1941年11月17日起，特别会议已经可以作出直至死刑的任何判决。
特别会议在战后获得了如下权力：永久流放刑满释放人员，把参加民族主义地下活动的人的家庭成员从立陶宛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和乌克兰西部各州迁往边远地区。
直到1953年6月15日，贝利亚才建议限制特别会议的权力，理由是国家安全部滥用自己的权力。在1953年9月撤销了特别会议，那时贝利亚已经下台。
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5年5月27日发布的命令，成立了拥有特别会议的权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州三人小组。三人小组成员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局长或副局长、民警局局长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负责处理相关案件的处长。
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1937年7月30日发布的经中央委员会同意的命令，改按另一个原则组建三人小组。其成员包括：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或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局长、党的书记和检察长。他们有权采取直至枪决的任何惩罚措施。三人小组在内务人民委员部 1938年11月26日发布有关命令后被撤销。
斯大林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干？
琐莫夫教授说：“他把党的上层人物全都枪决了，因为他看到，他作出的决定在国内完全不能被无条件接受。他要让所有人都产生恐惧感。如没有恐惧感，他的制度就发挥不了作用。一旦让大门稍稍露出一条缝，这一制度便会开始崩溃。”
斯大林想甩掉那些与列宁一起工作过，并且曾帮助他战胜反对派的人。这个独裁者不喜欢帮助过他的人站在身旁。
在斯大林周围已经出现了一批把他当作半个上帝的年轻干部，因此他进行了干部的更新换代，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内，直到农村区委一级。
在基洛夫遇害前，党的领导人可以自由交往，在来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时可以讨论些事情。在基洛夫遇害后作出了新的规定：州委第一书记只有在得到斯大林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来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或出差。
党委书记之间的各种交往全部中断了，因为这些交往会使人怀疑是否忠于斯大林。只有得到斯大林的批准，才可以互相见面和交谈。甚至当斯大林在南方的时候，也要把去莫斯科或别的城市的申请用密码电报发过去，而且要说明去干什么。
谁到哪里休假要由政治局决定。例如，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被强迫派往国外休假。他不愿意去，但是强迫他去了，可后来却硬说他为到过的那些国家的情报机关工作。
在德国治过病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也被指控为德国情报机关工作。
斯大林事事都考虑得很周密。
斯大林确实具有行政首长的天赋。列宁恰恰让他当总书记绝非偶然。列宁喜欢他坚毅、果断、始终如一的性格。但是当斯大林转过身去反对他的时候，列宁不喜欢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时劝告列宁说：“他还年轻，我们会把一切都安排好
如果基洛夫确实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杀的，难道他们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不害怕吗？
瑙莫夫教授说：“据我判断，没人对尼古拉耶夫说，他应该杀死基洛夫。他只需要开一枪，假装蓄谋行刺。致死的结局本来不该发生。我是这样解释尼古拉耶夫陷入瘟病症状的。他本想吓唬一下，可是打中了基洛夫的后脑勺。不是基洛夫，而是尼古拉耶夫当时需要医生。他全身抽搐，谁也没法让他恢复正常状态。可能组织者自己也害怕了，但是为时已晚……”
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的那些可能的确了解事情真相的工作人员命运如何？
“几乎所有了解情况的人都被消灭了。他们当然没有想到会这样对待他们。起初处罚相当轻微：没有细查他们工作上的过失。但是后来在劳改营把他们都折磨死了，遇难者中有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中著名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菲利普·杰米亚诺维奇·梅德韦季及其副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扎波罗热茨。
“梅德韦季与捷尔任斯基关系密切。经捷尔任斯基介绍，梅德韦季于1917年加入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梅德韦季自1919年起成为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当年他在彼得格勒领导肃反委员会4个月。后来他历任莫斯科肃反委员会主席、白俄罗斯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兼西部战线特别处处长、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西部边疆区全权代表，自1926年起任驻远东边疆区代表。1930年1月他被再次调到列宁格勒工作。
“基洛夫也很赏识梅德韦季。据说，他是个讨人喜欢和热爱生活的人。他经常设晚宴待客，还专门从莫斯科请来列昂尼德·乌乔索夫在晚宴上唱歌助兴。
“根据基洛夫的提议，于1932年在铸造大街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列宁格勒全权代表处建起了一座9层大楼。当时这是市内最高的建筑，因此人们称它为‘大楼’。
它的正式名称是‘政治保安总局行政楼’。建筑师是当时在坐牢的诺伊·特罗茨基。
大楼是个封闭式的正方形建筑，里面有个外人看不到的院子。30年代在大楼的地下室里枪决了许多被判死刑的人。
“1932年从莫斯科派来的伊万·扎波罗热茨带来了自己的人。他表现出了不寻常的独立性，在各种问题上都会讲出自己的观点，并且使相形见绌的梅德韦季有些黯然失色。扎波罗热茨毕业于农业学校，曾加入斗争派（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的政党。后来该党自行解散，大多数斗争派成员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扎波罗热茨1885年生于梅利托波尔州，20年代在国外工作，后来就职于中央国家安全机关，领导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经济局4处（负责对外贸易），之后改任情报和政治监察处处长。他的处在1931年3月与机密政情处合并，处长是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扎波罗热茨成了他的副手，然后扎波罗热茨又离开这个要职去给梅德韦季当副手了。
“所有的人都明白，一他在积累经验并且很快将取代梅德韦季当州局局长。
“基洛夫遇害时扎波罗热茨不在列宁格勒。8月底他被送进军医院，他打着石膏在那里躺到11月，然后去索契疗养了。
“总而言之，无论在基洛夫遇害那天，还是在这之前，扎波罗热茨都不在列宁格勒，他完全在另一个地方。
“起初没有逮捕梅德韦季，只是解除了他的职务，于是他来到了莫斯科。他被软禁在家里，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裁决。他的一个熟人打来电话，说了些同情的话，并表示愿意帮助他。
“梅德韦季说：‘谢谢，小伙子，非常感谢。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也帮不了我。不过，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忘不了你的这个电话。’“1935年1月，根据刑法典第193条第17款第1项（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犯有玩忽职守罪），判处梅德韦季劳改3年。
“把梅德韦季安置在一个单独的车厢里遣送到了科雷马。以前他在这里担任国家建设局远东边疆区分局南方采矿工业局局长，他期待着很快让他干过去的工作。
这是一种很舒适的生活。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行们都很同情他。可是，当亚戈达被捕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领导人也换了。来了一批新人，对他们来说，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与其他所有囚犯一样都是人民的敌人。
“一个新的案件于1937年9月落在了梅德韦季的头上：他被指控曾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前副局长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招募进‘波兰军事组织’，并且积极参加了它的活动，在1934年以前从事了有利于波兰利益的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还指控他从温施利希特那里了解到准备行刺基洛夫一事，但是未采取防止谋杀行动的适当措施。
“在1937年11月枪决了梅德韦季。扎波罗热茨于1937年8月被判处死刑，并在作出判决那天被枪决。他们在科雷马无处陈述自己的功绩和给自己的那些承诺。即使他们想说些什么，又有谁会听呢？命令一到，就把他们干掉了。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把基洛夫遇害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这么说，看来我们将永远无法得知这一切是如何策划的了？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消莫夫带着他那种绝对不意味着好心情的笑容看了我一眼，然后简短地答道：“不，不会的。”
好战的年轻人
亚戈达对情报工作感兴趣的程度不如缅任斯基。与自己的几位前任不同，亚戈达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也不懂外语。但是，他没有动过情报人员，给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因此苏联情报机关在亚戈达领导下工作得非常有成效。当叶若夫开始清洗情报机关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
在那个年代，俄国白俄侨民仍然被看作永久性危险的根源。莫斯科认为，白俄军官仍在准备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武装进攻。其实，在30年代，分散在欧洲各地的“志愿军”残余分子只能勉勉强强地被看作对国家的直接威胁。可是莫斯科照旧认为，一旦欧洲发生战争，苏联的敌人必然会把过去的“志愿军”成团地召至自己的旗下。况且，“志愿军”在流亡中还保持着建制，白俄军官认为自己是现役军人，进行了重新训练，研究了红军的作战能力。除此之外，流亡军人还企图在苏联领土上搞恐怖活动。
正因为如此，苏联情报机关驻欧洲各情报站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与流亡的军事组织作斗争上面。
在30年代初，苏联情报机关驻欧洲各情报站注意到了俄国侨民中的新生力量-
-在苏维埃俄国境外已经长大成人的青年。侨民的子女们对父辈无所事事感到极为不满。长辈们在国内战争中输给了布尔什维克，让人家把自己赶出了俄国，而且还不采取任何收复国土的行动。于是两代人之间发生了政治冲突。
青年侨民准备拿起武器。这使苏联情报机关警觉起来，于是开始着手在新组织的积极分子中安插代理人。
保加利亚的俄国青年全国联盟和南斯拉夫的俄国全国青年联盟早在1928年就建议年轻一代侨民联合起来。俄国青年全国联盟于1929年在国外成立。在一些侨民集中的城市里出现了该联盟的分支机构。
这些分支机构于1930年7月1日至5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代表会议。来自南斯拉夫、法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的年轻侨民在会上正式成立了俄国青年全国联盟，通过了联盟章程。前军官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拜达拉科夫成为执委会领导人。
1931年5月，《俄国与斯拉夫民族报》编辑彼得·伯恩加尔多维奇·司徒卢威同意在该报上为新组织的领导人提供讲坛。司徒卢威在革命前与列宁的党进行过斗争，在革命后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
1941年，德国人在占领南斯拉夫后逮捕了他，后来考虑到他的反共功绩又把他放了。然而，司徒卢威与欧洲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样，痛恨国家社会主义比痛恨共产主义强烈得多。在战争期间他站在俄国一边反对纳粹德国。
年轻侨民在1931年12月举行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新的组织名称--新一代全国联盟。到1936年它又改称新一代全国劳动联盟（新劳盟）。这个一直存在到今天的侨民组织以这个名称载人了史册。
新劳盟成员（侨民当时称他们为利益一致论者）于1932年创办了《为了俄国》报。
加人联盟的是表示要与共产主义制度作斗争的年轻人。从1935年起，新劳盟开始积极出版宣传材料，并试图把它们弄到苏联去。
但是，要想进人苏联，联盟的成员们需要钱、身份证和越境帮助。波兰情报机关表示愿意向他们提供这种帮助。关于俄罗斯爱国者是否有权与外国情报机关合作和在什么条件下合作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新劳盟正式宣布，联盟成员从未搞过间谍活动。
我曾向一位侨民的儿子、前新劳盟领导成员鲍里斯·格奥尔基耶维奇·米勒详细询问过这方面的情况。
“新劳盟的成员潜入过苏联，”米勒对我说，“但不是为了搞恐怖活动，而是为了弄清楚国内发生的事情，为地下工作创建立脚点”。
“谁把他们弄到了苏联？” “波兰总参谋部俄罗斯处处长雷沙尔德·弗拉加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波兰情报机关要求拿什么做交换？”
“波兰军人当然对反对莫斯科共产党政府的任何工作都感兴趣。我们没向他们提供侦察情报或军事情报，只提供了政治情报。”
“苏联一向为自己的边防工作感到自豪。难道您的人找到了 通道？”
“有几组人牺牲在了边界上。另外一些小组越境后在国内被抓住了。但还是有人胜过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俄国逗留后又顺利返回……”
一些历史学家写道，没有关于新劳盟战前从事反对苏联的地下活动的可靠信息。
有些人确实被派到苏联来了，但是很难得到他们在苏联做了些什么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苏联反间谍机关是不是从他们越境时起就在监视他们呢？
苏联情报机关驻欧洲各情报站密切注视新劳盟积极分子的行动，研究该联盟的纲领，把联盟领导人的所有重要讲话送往莫斯科。
新劳盟不参加侨民当时经常举行的把俄国改造成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辩论，认为这种争论为时过早，首先应该推翻共产党人。
年轻的侨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联邦制和各民族脱离俄国的权利。他们也不喜欢存在各种政党和民主。新劳盟宣布寻找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把联盟带上了国家社会主义之路。
历史学家罗伯特·约翰逊在《新麦加，新巴比伦，巴黎和俄国侨民，1920-1945》一书中写道：
“利益一致论者运动是弗兰格尔军队中长着一副大力士身材的哥萨克军官拜达拉科夫在30年代初于贝尔格莱德创立的。他对纳粹分子在德国掌权作出了热情的反应。希特勒的反斯拉夫意向并未使他感到不安，他还赞同纳粹分子的反犹太人运动。
“利益一致论者决定在爆发战争时从内部打击苏联……对阿道夫·希特勒显而易见的赞赏态度表明，利益一致论者有亲法西斯倾向。”
与在哈尔滨定居的那些直截了当称自己为法西斯分子的俄国侨民不同，新劳盟成员不是百分之百的纳粹分子。不过他们看到，在共产主义和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拉脱维亚获胜的法西斯运动的猛攻下，民主制度退缩了。
新劳盟执委会秘书长米哈伊尔·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写道：“提出为国家利益服务思想的国家社会主义可以拯救因事故而倾覆的航船。我们在接近劳动利益一致论思想的法西斯主义中看到了这场奋斗的可行性和成功性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历史学家凯瑟琳·安德烈耶娃写道：
“法西斯主义的某些特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无疑使新劳盟产生了强烈印象。30年代的经验使新劳盟成员确信，民主国家是软弱的，它没有能力维护人们的经济和政治需求。
“民主国家对侨民社区更加不客气。作为外国人，侨民会首先遭遇政治或经济问题，为了给本国公民一份工作往往会解雇侨民。
“法西斯主义在其存在的初期好像是恢复民族自豪感和顺利解决欧洲国家许多问题的一种强有力手段。”
欧洲青年在20-3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的现象已经得到很好的研究。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个年代另一部分青年同样痴迷于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个词许多人当时听起来像是美妙的音乐。
新劳盟机关报《为了祖国》1939年的一期刊登了在满洲国俄国侨民中开展活动的俄国法西斯联盟的致敬信：
战友们：
俄国法西斯第4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了。它汇集了来自满洲帝国各地、日本、中国和故乡的代表，它代表着俄国法西斯联盟在世界各国的组织。代表大会责成我向《为了祖国》这份优秀的和观点鲜明的新俄罗斯民族主义机关报致敬。
除俄国法西斯主义者外，新一代全国劳动联盟的代表--新劳盟驻俄国法西斯联盟特命全权代表K·M·阿列克谢耶夫也参加了我们的代表大会。本届代表大会又一次加强了我们两个组织在意识形态、纲领和策略上的一致性。代表大会一致作出了继续加强这种一致性的决定。
代表大会表示相信，俄国法西斯联盟和新一代全国劳动联盟能够与俄罗斯民族阵线各组织一起在民族革命的道路上组建一支统一的俄罗斯力量。
代表大会主席
俄国法西斯联盟领导人
罗扎耶夫斯基
秘书阿尔谢尼耶夫
新劳盟机关报编辑部感谢“发来这封使我们有理由把俄国法西斯联盟视为战友和盟友的致敬信”。
单独刊登了俄国法西斯联盟给新劳盟领导人维克托·拜达拉科夫的致敬信：
最尊敬的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
俄国法西斯第4次代表大会万分荣幸地通过您向作为年轻的俄国民族革命力量和未来的国家建设力量的俄罗斯新一代全国劳动联盟致敬。
代表大会注意到新劳盟与俄国法西斯联盟的世界现是一致的，泣意到我们有同样的意识形态提法（俄国法西斯联盟的提法是上帝、民族、劳动，新劳盟的提法是唯心主义、民族主义、利益一致论），注意到我们的纲领相似（我们称统一的国家劳动组织为俄国社团制度），并且责成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人在未来的俄国民族革命道路上继续做使我们双方互相接近的工作。
恳请向贵联盟全体成员转达俄国法西斯主义者的问候。
光荣属于俄国！
代表大会主席
俄国法西斯联盟领导人
罗扎耶夫斯基
秘书阿尔谢尼耶夫
关于法西斯的话题是30年代新劳盟内部争论中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刊登在新劳盟机关报《为了祖国》上的一篇题为《法西斯主义与俄国的解放》的长文中说：
“‘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在我们这里很流行。虽然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本质和政治本质尚未确定下来，可是一旦确定下来，许多人就会把拯救俄国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
“思想的力量是毫无疑义的。思想常常是行动的起因。法西斯思想在许多人看来正是那种旨在消灭共产主义的思想。”
1933年2月一期的《为了祖国》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领袖、民族革命的领袖、社会改革的宣传者阿道夫·希特勒” 掌权的短文，并且得意洋洋地附上一句话：“德国共产党人不会有好下场。”
该报第62期刊登了题为《新德国，当代利益一致论》的一篇长文。文章中写道：
“当代是在社会改革的道路上进行创造性探索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社会主义的残暴行为威胁着最宝贵的东西--国家。需要别的解决办法。
在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敢于不畏艰难地寻找解决办法的人。
“希特勒在改造德国。他按照自己的计划着手干这件事。是什么让他掌握了权力？是慷慨激昂地呼吁对内为反对显而易见的腐败和堕落现象而斗争，对外为维护国家尊严而斗争。靠什么作斗争？靠解除国家敌人的武装和消灭它们。这些敌人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掠夺性的资本主义。不过，希特勒本人说：‘与一种思想作斗争只能是为了另一种更正确的和带着不小的狂热劲头宣布的思想。’他的思想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德意志民族有自己的使命、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命运。应当使德意志民族团结起来，应当保持它的纯洁性。因此才有种族主义和禁止与非雅利安人通婚的法律。”
苏联情报机关注意到了侨民与德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尝试。
侨民作家伊万·卢卡什（他关于白俄运动的书目前已在俄罗斯重新出版）建议派白俄军队中比较年轻的一位将军去见希特勒，争取说服德国元首建立一支国际志愿军，以便同共产主义作斗争。
希特勒未经伊万·卢卡什的提示就想出了这个主意。由欧洲不同民族的代表组成的党卫军志愿部队充当了这支志愿军。党卫军志愿部队招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乌克兰人、哥萨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卡尔梅克人，但是不要俄罗斯人……
战前在新劳盟的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叫“新生活” 的专栏，它常刊登有关墨索里尼的文章。下面是第55期上刊登的一篇题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成就》的文章的摘要：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劳动者做了些什么？
“它进行的各种改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遏制所有者贪婪的本性，维护正常的和人道的所有制形式……
“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预防性社会措施制度使失业、疾病、养老等方面的保险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
“这项制度使41．5万人可以领到养老金……在纳入这项制度管辖范围的疗养院中，仅为肺病患者提供的床位就有1．5万个……根据这项制度，在全国总共建起了42个疗养院。遍布全国的这些大型疗养院往往像一座座小城，而且常常建在环境优美的疗养胜地。你们真应该参观一下它们的疗养设施。
“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妇幼保健制度在妇女分娩和子女生病时保证提供帮助，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牛奶……有70多万儿童接受过该制度所属机构的帮助。
“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意大利工人的工资比较低，但它只是名义工资。只有加上以上各项制度提供给劳动者的各种好处才可以确定工资的实际价值……千百万健康的和丰衣足食的人过着健康的人类生活……”
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样的杰出榜样学习很快就见了成果。
新劳盟二号人物、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米哈伊尔·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在党报上阐述联盟的纲领时谈到了“国家社会主义者超凡脱俗的理论”：
“一种新制度已经出现，并且要求自己具有新的形式。每个国家进行这种实验的方法都不同。墨索里尼给自己的村社制度配上了村社式议会。为取得成就把全民族动员起来的希特勒正在尝试让党成为永久性的党，把党和国家融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新潮流在民间通常被统称为‘法西斯主义’。那些自由主义的、不坚定的和瞻前顾后的人看不到这种现代利益一致论所包含的本质上的东西，常常鄙视‘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谈论‘政党独裁’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还谈论恐怖和集中营。
“他们首先忘记了，饱受布尔什维克恐怖、凌辱和折磨的千百万受害者以及苏联集中营让人产生的绝望恐惧感，根本无法与特殊制度的措施相提并论，因为这些措施通常是用来对付那些亲自为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准备监狱和刑场的人。
“既不接受滋生出掠夺性资本主义和使国家瓦解的无政府自由主义，也不接受把人的个性一笔勾销的社会主义的人，才属于法西斯主义阵营，因为完全没有另外一条路……”
新劳盟分子既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民主，也不接受资本主义。他们选择了法西斯主义。
甚至在纳粹分子掌权后他们几乎马上就被迫关闭了新劳盟驻德国分部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拒绝法西斯主义。他们仍然希望希特勒把他们看成“自己人”。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派驻国外的阿纳斯塔西都主教给希特勒发去了一封致敬信。
阿纳斯塔西称希特勒为“下凡的上帝……全俄国都为之祈祷的使人摆脱布尔什维主义的未来救星……为您祈祷的声音将会响彻所有的东正教教堂，因为不光德国人民热爱您和忠于至高无上的元首。渴望和平与公正的各国人民中的优秀分子都把您看作在全世界为和平和真理而斗争的领袖”。
许多年轻的侨民作出拥护希特勒的选择还是在德国进攻俄国之前。战争爆发后，他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
有关侨民的情报以这种形式送达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手中：
“绝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国家安全总局
国外处
特别报告呈送1．亚戈达同志2．阿格拉诺夫同志3．普罗科菲耶夫同志4．加伊同志5．莫尔恰诺夫同志6．米罗诺夫同志7．保克尔同志8．弗里诺夫斯基同志9．各行动处处长
国家安全总局国外处获悉，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主席米勒将军在与他的副手克德罗夫海军上将交谈时说，他在与一位德国记者见面时指出，德国可以通过迅速果断地打击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战胜它所僧恨的共产主义。
如果德国选择这条斗争道路，那么所有侨民都会站在德国一边。不仅如此，假如德国出钱，侨民会提供必要的人力……
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目前会十分关注德国，因为这是惟一宣布要与共产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国家。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国外处副处长”
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还将长期开展有关新劳盟的工作。
解职并逮捕
1936年9月25日，正在休假的斯大林从索契给政治局委员们发来一封电报。与他一起在电报上签字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电报中写道：
“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完全必要的和紧急的事情。亚戈达显然在揭露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中未能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项工作上延误了4年时间。所有党的工作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大多数州代表都这样讲。”
斯大林为什么下令撤掉亚戈达？这与他经常更换整个领导班子的原因是一样的：
他雇用人来完成某项任务，然后提出新任务，挑选新人。他的红人换得很快。当时他非常喜欢总能出色完成任务的和勤快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亚戈达在国家安全机关呆得时间太长了，失掉了领悟能力，自满自足起来，看不到周围有多少敌人。新人在这个职位上会做更多的工作。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叶若夫施展起自己的本领来了……
1934-1935年在亚戈达任职期间，逮捕了26万人。1936一1937年在叶若夫任职期间，被逮捕者已达150万人，而且其中一半人遭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