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犯罪高潮开始了。
起初许多事情取决于地方党的领导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局长的个性如何：
有人工作上尽心竭力，有人则办事比较谨慎。当叶若夫取代了亚戈达后，有计划的杀人工作就开始了。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是这个职位上最后一个可以与之达成协议，做些解释和救下无辜者的人。亚戈达很少承认自己的部门犯错误，而叶若夫则根本不可能承认错误。
叶若夫下令取缔了成立于1918年的政治红十字会（它在不同时期曾有不同名称，如帮助政治流放犯和政治囚犯委员会，帮助政治犯协会）。
政治红十字会在亚戈达任职期间还存在着。它的领导人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妻子、革命前的社会革命党党员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佩什科娃（1876-1965）。
在佩什科娃位于库兹涅茨克街24号的接待室里总是排着长队。被捕者的亲属都跑到她这里来求助，因为再也没有人可找。同捷尔任斯基谈过话以后，她总能救些人。在与佩什科娃交谈时，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有时候甚至会同意对方的意见：是的，我们好像做了大量多余的事情。
政治红十字会的办事能力在捷尔任斯基死后下降了：人们不敢为被称作“人民公敌” 的犯人捐款。佩什科娃和她的助手们仅能够打听到被捕者关押在哪里和亲属可以做什么。
不过，亚戈达毕竟是高尔基的朋友，他很难拒绝会见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佩什科娃。佩什科娃有时候在见过亚戈达之后能使犯人减刑。亚戈达在某些场合曾承认佩什科娃做得对，并且说：“也许我们人抓得太多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认为，在前政治局委员和工会领导人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于1936年8月22日自杀后，亚戈达的命运就决定了。托姆斯基临死前给斯大林留下一封信，在信的末尾出人意料地附上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想知道促使我在1928年5月走上右翼反对派道路的人是谁，请你亲自问我妻子，只有那时候她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
斯大林当时在南方休假。留下来主持工作的中央书记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和政治局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派殷勤和彬彬有礼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以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去见托姆斯基的遗孀。
叶若夫回来后报告说，托姆斯基指的是亚戈达。亚戈达“在右派的三人领导小组中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定期向他们提供关于中央内部情况的材料，并且千方百计地让他们活跃起来”。
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说法。在这个部门的历史上这种说法非常多。亚戈达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布哈林和雷科夫关系密切。 一心想干大事的叶若夫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
“内务人民委员都暴露出了许多缺点。我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容忍这些缺点了……沾沾自喜、养尊处优和自吹自擂的情形在肃反工作者的领导层日益严重。
人们不是从托洛茨基案件中得出结论并批评自己的缺点，改正它们，而是只想着侦破案件后获得勋章。”
叶若夫报告说，完成了斯大林交给的工作，为作出新的判决组织重新审阅了所有近期涉案被捕者的名单。“需要枪决数量相当大的一批人。我个人认为，应该这样做，应该彻底解决掉这些败类。”
1936年9月26日，亚戈达被任命为邮电人民委员，取代了雷科夫（第二年他们就一起受审了）。3天后，亚戈达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手格奥尔基·叶夫根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被调来当他的第一副手（普罗科菲耶夫也被枪决了）。暂时把阿格拉诺夫留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让他向叶若夫交接工作。
只有知道底细的人才清楚把亚戈达调到另一个人民委员部的用意。许多人以为是派他这个高水平的行政领导到另一个部门去整顿秩序，因为当时经常把领导人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
亚戈达本人显然已经明白什么在等着他。他了解斯大林惯用的手段。起初调动一个人担任另一个不太显要的职务，然后他的名字就出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案卷中，内务人民委员部把他的材料送到斯大林那里，接着政治局决定将其撤职，开除出党，并将此案转给检察院。亚戈达多次参与了这种游戏。现在轮到他当别人手中的筹码了。
1937年1月2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国家安全总委员亚戈达转入预备役。这是第二个信号。
1937年3月18日，新的人民委员叶若夫在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讲话时说，亚戈达是沙皇暗探局的侦探、骗子和盗用公款者。
《真理报》4月3日报道说，“由于发现犯有刑事罪”，邮电人民委员亚戈达被解除职务，他的案件已移交侦查机关。第二天，4月4日，他被逮捕。
亚戈达的逮捕证是接替他职务的叶若夫签发的。
搜查记录中有如下记载：
“1937年4月8日
我们，即下面署名的支队长乌利梅尔、国家安全大尉杰进特金、国家安全大尉布里尔、国家安全上尉别列佐夫斯基和国家安全上尉彼得罗夫，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7年3月28日和29日签发的第2、3、4号搜查证，于1937年3月28日至4月5日搜查了亨·格·亚戈达的住所、他在米柳京巷9号和克里姆林宫的储藏室、他在奥泽尔基的别墅、他在苏联邮电人民委员部的储藏室和办公室。
在搜查中发现：
1．苏联货币22997卢布59戈比，其中包括一个有6180卢布59戈比的存折；2．各种葡萄酒1229瓶，其中多数是外国酒，产于1897年、1900年和1902年；3．收藏淫秽照片3904张；
4．淫秽影片11部；
5．包括埃及和土耳其产的各种外国香烟11075支；6．外国烟丝9盒；
7．各种男大衣21件，其中多数是外国货；
61．外国唱片399张；
62．未开封的外国新唱片4盒；
92．各种左轮手枪19支；
93．猎枪和小口径步枪12支；
94．军用步枪2支；
95．老式短剑10把；
96．军刀3把；
97．金表5块；
98．各种手表9块；
99．汽车1辆；
100．挎斗摩托车1辆；
101．自行车3辆；
102．收藏烟斗和烟嘴（象牙烟嘴）165个，其中大部分带有淫秽图案或造型；103．一套稀有硬币收藏品；
104．外国黄色和白色金属硬币26枚；
105．人造橡胶性器官1个；
116．各种古董器1008件；
129．反革命书籍、托洛茨基的书籍和法西斯书籍542本；130．大箱子和外国产的皮箱24个。”
亚戈达与30年代的驰名剧作家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基尔雄被关押在一个牢房里。基尔雄后来也被枪决。他写过好几部剧，它们曾在全国各地上演。其中最著名的是喜剧《神奇的合金》。
我爷爷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姆列钦与基尔雄是好朋友，写过关于他的戏剧的评论。苏共20大后为基尔雄恢复了名誉，出版了他的剧作集。我爷爷常常回忆起基尔雄，不过肯定料想不到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周是如何过的。
狱方要求不幸的基尔雄必须报告前内务人民委员在牢房里说了什么。也许基尔雄曾经寄希望于得到宽大处理。不过，除极个别情况外，所有与亚戈达关在一起的人都遭到了摧残。他们都认识亚戈达，因为这位人民委员喜欢与搞创作的人交往。
基尔雄的报告保存了下来。
“国家安全少校茹尔边科同志：
亚戈达对我说：‘我知道，有人把您安排到我身边。我毫不怀疑，我将对您讲的或可能对您讲的话都将被报告上去。而您要对我说的话将会有人提示给您。不仅如此，派您来的那些人会在牢房门旁把我们的谈话记录在本子上。’因此他很少与我交谈，即使交谈也主要谈个人的事情。我责怪他说，是他自己请求把我弄到他这里来的。他说：‘我知道您会拒绝的。我只不过想向您详细打听一下伊达（亚戈达的妻子）。季莫莎（大家都这样称呼高尔基的儿媳--马克西姆·佩什科夫的妻子，据说亚戈达爱上过她）、孩子和亲属的情况，临死前见个熟人。’亚戈达说：‘我在受审时可能会失声痛哭，这比我到时候什么都不承认还要坏。’有一天，他在半疯狂状态中说：‘如果迟早得死，那么最好在受审时说没杀过人，真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这种事。’接着他又添上一句：‘可是这意味着会把反革命分子聚拢在自己周围，这是不能容忍的。’
亚戈达常说，要是能在受审前死去就好了。这不是指自杀，而是指病死。亚戈达确信自己心理上不正常。他一天要哭很多次，经常说喘不上气来，想叫喊。他完全变得委靡不振，可耻地堕落了……”
一些不久前的部下向前人民委员提出了大量的指控--参与托洛茨基分子的反革命活动，为德国搞间谍活动，组织杀害高尔基、古比雪夫和自己以前的上司缅任斯基，谋害自己的继任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亚戈达在离任时似乎曾下令往人民委员办公室的墙壁上喷洒在室温下可蒸发的剧毒。
在审讯中亚戈达被迫玩起了他以前坐在审判桌后面时玩过的把戏。下面是他签了字的供词：
“我们的反革命组织于1931年走上了搞恐怖活动和组织富农起义的道路。当然，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完全赞成这种做法，因此我应对此负责……
“我还确认自己早些时候关于参与杀害基洛夫的供词。我事先从叶努基泽（阿韦利·萨夫罗诺维奇·叶努基泽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作者注）那里得知，杀害基洛夫的准备工作是根据阴谋活动中心的决定进行的。叶努基泽建议我不要阻挠这次恐怖行动的组织工作，我同意了。为此我把扎波罗热茨从列宁格勒叫来，指示他不要阻挠已准备就绪的针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
“在杀害了基洛夫后，我曾企图扼杀对这个案件的调查。然而叶若夫在这件事上妨碍了我，他根据中央的委托对杀害基洛夫案件的调查工作进行了毫不松懈的监督。
“我证实，卡拉汉（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卡拉汉是副外交人民委员--作者注）了解他受托洛茨基右派集团的委托与德国法西斯分子进行的谈判的内容。我还知道，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已经同意并且承诺在该集团掌权后向德国割让领土……
“应当补充一点，根据叶努基泽向我转达的集团中央的决定，由我安排了高尔基的加速死亡，也就是通过显然错误的治疗方法实际上将其杀害。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高尔基以积极拥护中央的政策著称，并且是斯大林的好朋友……
“我没有任何意见和要求。
“笔录我已看过，记录无误。
亨·亚戈达”
直至今天仍然有人推测确实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弄死了马克西姆·高尔基。某些研究人员对此深信不疑。另一些研究人员则认为，亚戈达杀死了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因为他爱上了佩什科夫的妻子季莫莎。与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事件一样，这些推测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根据。
对托洛茨基右派集团的审判于1938年3月开始进行。主审法官是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庭长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呜尔里希。公诉人是苏联检察长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
坐在被告席上的有前政治局委员、“党的宠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前政府首脑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前内务人民委员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前中央书记、最后几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京斯基，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和前外贸人民委员阿尔卡季·帕夫洛维奇·罗森戈利茨，国内其他一些著名人物以及几位享有盛誉的医生。对医生提出的指控是，他们根据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下达的任务故意让自己著名的病人死亡，这些病人是缅任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及其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
“医生杀手” 由亚戈达领导。
检察长维辛斯基在这个问题上充分施展了自己的口才：“亚戈达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用他的话说就是争取让人因病死亡…… 让虚弱的机体染上某种病……
别帮助病人，要帮助染病，用这种办法把病人送进坟墓。”
医生们供述了亚戈达把他们拉入其犯罪网的经过。
菜温说：“他送了我一件十分珍贵的礼物--让我拥有了莫斯科郊外的一栋别墅……他吩咐海关，我从国外回来时可以不经检查就放行……我从国外带回了一些东西送给妻子和我几个儿子的妻子……他对我说：‘马克斯（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作者注）不仅是个毫无用处的人，而且还对其父亲施加不良影响……’他接着说：‘您知道哪个机关的领导人在和您谈话吗？我对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的生活和工作负责，因此，既然需要除掉他的儿子，您就不应该对这个牺牲品心慈手软。’他还说：‘既然在这件事上如此信任您，您就应该珍惜这一点。您无法对任何人讲这件事。没有人会相信您的话。人们信任的不是您，而是我。”’莱温“供认”，他杀害了缅任斯基和马克西姆·佩什科夫，在此之后亚戈达要求他再犯一次罪：
“亚戈达说：‘这下好了，现在您犯了这些罪，您彻底落到我的手心里了，您应该去干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杀死高尔基……当新政权掌权的时候您将获得成果。”’这是第一个“医生案件”。第二个案件是斯大林在晚年时搞的，但是没来得及结案，因为他死了。
对被告们提出的指控是，他们“组建了名为‘托洛茨基右派集团’的阴谋集团，其目的是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搞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损害苏联的军事实力，分裂苏联，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各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脱离苏联”。
被告们都心甘情愿地证实了指控。
布哈林说：“ 1934年夏天，拉杰克（卡尔·伯恩加尔多维奇·拉杰克是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作者注）对我说，托洛茨基已经答应德国人割让大片领土，其中包括乌克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曾经提到向日本割让领土。”
克列斯京斯基说：“图哈切夫斯基在一次交谈中向我提起了几个他所依靠的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艾德曼（我在下一章再回过头来讲述这些苏联著名军事长官的命运--作者注）。接着他提出了必须加紧搞政变的问题……政变被安排在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进行。”
罗森戈利茨说：“图哈切夫斯基说出了日期，他认为自己能够在5月15日之前实施这次政变……方案之一是，一批军人到他家集合，然后潜入克里姆林宫，占领克里姆林宫电话局并杀死领导人。”
克列斯京斯基说：“托洛茨基建议我……向德国国防军头目泽克特提出由他向托洛茨基提供经常性的现金资助……如果泽克特要求在间谍活动方面为他效劳，那么可以，而且也应该这样做。我向泽克特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每年资助25万马克金币。泽克特同意了。”
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秘书处负责人、深得亚戈达信任的前内务人民委员第一助理、国家安全少校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交待了不利于亚戈达的主要口供。据同事们说，布拉诺夫善于溜须拍马，他负责在高层领导人中分配被截获的走私物品和从被逮捕者那里没收的贵重物品。
布拉诺夫在法庭上说，亚戈达害怕新的人民委员叶若夫会查出他在组织杀害基洛夫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于是决定干掉叶若夫：
“当亚戈达被撤销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后，他就采取了直接往办公室、与办公室相连的几个房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内可能的办公地点喷洒毒药的做法。
“他直接命令我准备好毒药，确切地说就是往汞里面对酸。我对化学和医学一窍不通，也许我会把这些东西的名称弄混，不过我记得，他提醒要小心硫酸，小心被烫伤，留神有气味等等。
“我完成了亚戈达交给的这个任务，制好了溶液。萨沃莱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作者注）当着我和亚戈达的面往叶若夫的办公室、与办公室相连的几个房间、走廊、地毯、窗帘上喷洒了毒药。
“我准备了一些装这种溶液的大瓶子，并把它们交给了萨沃莱年。他用喷雾器喷洒了这种溶液。我记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梨状物的大金属罐。这个外国产的喷雾器曾放在亚戈达的储物间里。”
这个离奇的故事给现代人留下了强烈印象。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未能放过这个情节。在描写玛格丽特如何被迫迎接各种最令人厌恶的罪犯的《撒旦的大型舞会》一章里，在最后一批客人中出现了一个生面孔，他“非常害怕一个人揭露自己，因此得到了如何摆脱这个人的建议。于是他就吩咐依附于他的一个熟人往办公室的墙壁上喷洒了毒药”。
这个虚假的汞毒害事件直到前些年才被划上句号。总检察院于1988年查明：
“针对尼·伊·叶若夫的恐怖主义行动（汞毒害案）是他本人和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反间谍处处长尼古拉耶夫捏造的。
“在编造这个离奇的故事前，尼古拉耶夫向工农红军化学研究院院长阿维诺维茨基请教了可能发生汞中毒的条件，然后往叶若夫办公室的沙发皮面上涂上了汞，接着把沙发送去检验。
“可出人叶若夫办公室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萨沃莱年因经不住不断的殴打而‘承认’，他参与了用汞毒害叶若夫的行动。在逮捕萨沃莱年后，有人往他家门口扔了一个装汞的罐子。后来这个罐子被人发现，并作为物证归案。”
据布拉诺夫讲，亚戈达曾打算在政变后领导国家。
布拉诺夫说：“他对希特勒着了迷，说希特勒那本叫《我的奋斗》的书确实值得一读……他强调说，希特勒从一名士官成长为这样的人物……他说，布哈林在他手下将不会比戈培尔差……如果有这样一个戈培尔式的秘书和完全听命于他的中央，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将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国家。”
坐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里的人和阅读了审判记录的全国人民都相信了这一点。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于1937年3月29日被逮捕，比亚戈达早5天，但他们被枪决是在同一天。
亚戈达只反驳了公诉人一次：“检察员武断地认为，已经证实我是个间谍。这是错误的。我不是间谍，过去也不是。”
前人民委员合乎逻辑地指出，如果他真的是间谍，那么“会有几十个国家关闭自己的情报站，因为它们没有必要在苏联维持一个目前已经彻底暴露的间谍网”。
亚戈达在结束发言时请求得到从宽处理：“大公无私的法官们！我曾是许多重大建设项目的领导者。我在此斗胆要求去那里工作，哪怕是干最繁重的工作。”
被告们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斯大林早在审判开始前就已决定了惩罚措施。
法庭于1938年3月13日判处亚戈达极刑。允许他写赦免请求书。
“被判处极刑的亨·格·亚戈达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赦免请求书我对祖国犯下了大罪。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赎罪，我会死不瞑目。我跪在全体人民和党的面前请求赦免，请留我一条命。
亨·亚戈达1938年3月13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马上驳回了这一请求。他在3月15日凌晨被枪决。与亚戈达一起被捕，后来遭枪决的有：他以前的副手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和格奥尔基·叶夫根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一些重点处的处长--国外处处长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从事密码工作的）机要处处长格列布·伊万诺维奇·博基，（负责军队中反间谍工作的）特别处处长加伊，（打击运输业破坏活动的）运输处处长基什金和沙宁，（打击工业领域破坏活动的）经济处处长米罗诺夫，（打击敌对政党的）机密政情处处长莫尔恰诺夫，（负责保卫政治局、跟踪、逮捕和搜查工作的）行动处处长卡尔·维克托罗维奇·保克尔。
甚至连保卫总书记的保克尔也不再讨斯大林喜欢了，于是斯大林用尼古拉·西多罗维奇·弗拉西克取代了他。弗拉西克战后成为了中将，但是也被捕了。不过没枪毙他，只是把他投入了监狱。
亚戈达的妻子起初被判处6年劳改，但在其丈夫被处决几个月后把她也枪毙了。
失宠的人民委员的其他一些亲属也没逃过这个命运。
亚戈达的父母试图躲过人民公敌的一些亲属已经遭受的不可避免的镇压。他的父亲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悔过信：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1905年我们的大儿子米哈伊尔16岁的时候在索尔莫沃的街垒旁被打死，我们的三儿子列夫19岁的时候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因拒绝为专制制度而战被沙皇刽子手枪决。
“他们的亡灵和我们的生活都被亨·格·亚戈达可耻的罪行玷污了。党和国家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和权力，可他却辜负了这一信任，成了人民的敌人，为此他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格里戈里·菲利波维奇·亚戈达，许多年来一直积极向党提供帮助，早在1905年革命前我就这样做了，革命后也是如此（例如，我曾帮助过当时还年轻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05年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地下印刷所就设在我下诺夫哥罗德的家里……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向您表示谴责我们只是从报刊上得知的亨·格·亚戈达的罪行，我们同时认为必须对您说，他10年来在个人生活方面十分疏远自己的父母，因此我们不仅丝毫也无法同情他，而且无法为他承担责任，况且我们与他的所有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两位老人请求您，希望能让处在这种艰难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下、没有任何生存办法（因为得不到退休金）的我们在幸福的苏维埃国家里平静地度过自己现在已经不长的余生。
“我们请求让我们这两个有病的老人免受房屋管理部门和罗斯托卡区苏维埃的各种欺侮。它们已经开始挤占我们的住宅，并且显然正在准备其他一些对付我们的办法。”
当然，亚戈达的父母也被逮捕了。他们在监禁期间死亡。
《星火》周刊1991年发表了曾与前人民委员亚戈达的父亲一起坐牢的某个人写的一封信：“老亚戈达的命运很悲惨……他一周后就不在人世了……虽然亨里希·亚戈达让我被监禁和流放了17年，但是我并不仇视他的父亲和子女。我们大家都是斯大林制度的牺牲品……”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很高兴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我希望它能帮助中国邻居和朋友们更好地了解俄罗斯。
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回顾自己的过去？和中国一样，我国在20世纪也历经艰难困苦。过去并未消失，而是隐藏在我们的今天之中。因此，这本书并非仅仅是谈论过去。
这本书写的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迄今领导俄罗斯和苏联安全部门的那些人。由于20世纪我国历史的特殊性，他们在我国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领导下，决定了我国的形势。但是这一作用经常被隐瞒、掩盖和降低。
光阴流逝，在国家安全部门领导人中，有两人后来成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这就是1982年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和2000年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弗拉基米尔·普京。1953年拉夫连季·贝利亚和1964年亚历山大·谢列平也只差一步就入主克里姆林宫。其他人也身居国家、政府和共产党内的高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俄罗斯和苏联特工机关的历史就是我国的历史。十月革命后的集体化和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解体、叶利钦的改革等等，凡乎没有一件决定性事件没有国家特工机关的参与。现在到了把一切事物放回原位，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本身给以冷静、尽可能客观和公正评价的时候了。
近年来许多档案文件开放，参与那些重大事件的幸存者开始披露真相。但在特工机关的历史上还有许多空白点。
在你们手持的这本书中，不仅搜集了许多不久前还被认为是秘密的文件，不仅有与前苏联特工机关官员、党的工作者和历史学家等重大事件参与者的谈话，而且还试图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
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历史命运方面与你们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研益。
列昂尼德·姆列钦 2000年4月于莫斯科第三章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
雷宾斯克市向国家输送了两位国家安全机关首脑--安德罗波夫和亚戈达。不过安德罗波夫实际上出生在北高加索，只是在雷宾斯克上的学。而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确确实实于1891年11月7日（旧历）出生在雷宾斯克。
人们对亚戈达的生平产生的兴趣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关于他的文字表述非常多，但大部分都是无稽之谈。
他的父亲格里戈里·菲利波维奇与米哈伊尔·斯维尔德洛夫（雅科夫的父亲）
是表兄弟。因此，亚戈达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先于斯大林任中央书记的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也是表兄弟。斯维尔德洛夫死于1919年，因此没来得及给予这位远亲特别的帮助。
未来的内务人民委员有5个姐妹和两个兄弟。亨里希的侄女到了改革年代才披露说，他的一个未满16岁的兄弟米哈伊尔·亚戈达在索尔莫沃事件中被哥萨克砍死了。
另一个兄弟列夫·亚戈达被征召进入了高尔察克的军队，但是和其他一些拒绝枪杀工人的士兵一起被处决了。
不过，亲属关系对亨里希·亚戈达来说并不太重要。在恐怖时期，他曾签发了逮捕自己侄女金娜的逮捕证。
他是1907年入的党，那年他16岁。而许多人当时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感到很失望，纷纷作出相反的选择--退党。
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结识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并且终生与其为友。
亚戈达曾在地下印刷所工作。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而在19if年被逮捕，在流放地度过了两年时光。后来他去了彼得格勒，在普梯洛夫工厂工作。1915年应征入伍，在前线作战时受伤。
革命后，充满活力的亚戈达脱颖而出并被派往红军最高军事检查机关工作。他在南部和东南部前线作过战。据说，亚戈达在察里津结识了斯大林。斯大林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活力、主动性和可靠性。这一点对亚戈达的命运起了关键作用。在察里津与斯大林并肩战斗过的人后来都官运亨通。他们当中就有亚戈达和后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担任他的第一副手的雅科夫·阿格拉诺夫。
亚戈达1919-1922年是外贸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成员，同时还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
通向克里姆林宫的漫长道路
彼得堡的作者鲍里斯·鲍里索维奇·布留哈诺夫和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绍什科夫写了一本非常详尽的叶若夫传记，不过在他的人生史上还是留下了污点。
未能准确地查明他的父母是谁。其实这也不那么重要。众所周知的是，未来的人民委员受教育的时间很短，只上过2-3年学，因此文化水平不高，没什么学问，但是字写得却非常漂亮。
叶若夫在履历表上写道，曾在彼得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作。当年这听起来很光荣，然而这件事没有证据。他曾经当了几年兵，可是显然没上过前线。
有人在他飞黄腾达的年代写道，他曾积极从事革命工作，可种种迹象表明，此事亦属子虚乌有。不过，他还是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5月5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国内战争期间他在一个培训军队无线电报务员和机电机械师的基地任政治委员，而且这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下令任命的。他成了上级委任的干部中的一员。
基地位于喀山，因此叶若夫同时担任了鞑靼州党委宣传鼓动处副处长。
当年他与安冬宁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季托娃这个有学识的女子结了婚。季托娃不仅读完了中学，而且考入了喀山大学。她来到莫斯科，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化学工作者工会文化处主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紧随其后来到了首都。中央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党员，半年后，即1922年2月，中央组织局派他到马里自治州当州委书记。
一些历史学家徒然地试图弄明白，谁是叶若夫的靠山，谁让他成了党的高层人物，谁让他担任了党内高级职务。当然，关系和交情在升迁方面起着很大作用，但是在那个年代党的干部明显不足，缺少做书记工作的有初级文化水平的人，每一个精明能干的人都很需要，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着夫就是个精明能干的工作者。
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教授认为，叶若夫的特点是天资聪颖，有工农实践中积累的智慧，有政治嗅觉，善于把握方向。到后来则无限忠于斯大林，不是装出来的忠诚，而是发自内心的忠诚！
1922年3月，叶若夫同妻子一起去了克拉斯诺科克沙伊斯克，这个地方现在叫约什卡尔奥拉。叶若夫的妻子出任州委党史处的领导。她显然还在州里的一份杂志上替丈夫写了几篇文章。不过，叶若夫在克拉斯诺科克沙伊斯克没把工作干好。他举止粗鲁，傲慢，与当地工作人员争吵不休。到秋天中央就把他调回去了。
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的确，下一次任命他等了相当长的时间。
1923年3月，推荐他担任了塞米巴拉金斯克省党委书记。叶若夫在那里也没能顺利开展工作。他又被调到奥伦堡降职使用--担任州委的一个处长，后来还是当上了克孜勒奥尔达边疆区委书记。克孜勒奥尔达这个城市当时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首都。显而易见，叶若夫具有组织者的天赋。
1927年夏天他被召到莫斯科，中央组织分配处处长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莫斯克温给了他指导员一职。中央机关里的这个最低的职位成了叶若夫的跳板。叶若夫在老广场（党中央所在地--译者注）受到青睐。莫斯克温很快就提拔他当了自己的助手，后来让他当了副手。
这里开始给叶着夫安排各种职务--先是按朔州委书记，接着是负责干部工作的副农业人民委员。他是在1929年12月，也就是集体化和没收富农生产资料运动前夕被派到农业人民委员部的。
那个时候叶着夫重新安排了自己的生活。他与安冬宁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季托娃离了婚（正是这一点救了她一命，谁也没动她），娶了一个在高加索认识的女人。这是这个女人的第三次婚姻。
1930年叶若夫被调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当奥尔忠尼启则负责干部工作的副手。他已经有了善于做人的工作的名声。1930年11月，叶若夫被任命为中央组织分配处处长，也就是说，他开始管理党的所有干部。这个最重要的处的处长直接受斯大林的领导。莫斯克温那个时候已被逐出党的领导机关。
一些回忆录说，叶若夫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很谦虚，显得像一个和蔼可亲和令人喜爱的人，工作作风很民主。他喜欢喝酒和散步，歌唱得不错，诗也写得好。布哈林认为他是“心地善良”的人。后来叶若夫被人称作“血腥的侏儒”。
曾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作家尤里·东布罗夫斯基写道，在他的熟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说叶着夫的坏话。这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仁慈的、温和的、有分寸的人”。
叶若夫在1933年被任命为中央清党委员会主席。他在门大上当选为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2月1日当选为中央书记。他后来取代卡冈诺维奇当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
除斯大林外，总共只有3位中央书记：在列宁格勒工作的日丹诺夫、主要抓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卡冈诺维奇和实际上管理党的各项事务的叶若夫。斯大林召见叶若夫的次数比召见党的其他领导成员的次数多，并且信任他，知道他可靠而且在任务面前从不推辞。斯大林同样经常接见的人只有国家的二号人物、政府首脑莫洛托夫。
叶若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适度地介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斯大林做事谨慎，不喜欢直接向各安全机关下达令人生疑的任务，而是比较喜欢通过某个人转达这些任务。在他的晚年这个人是贝利亚，在30年代中期叶着夫扮演这个角色，他向肃反工作者布置该做什么，怎么样去做。
叶若夫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时，斯大林对他的勤勉和忠诚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们的父亲的英明决定”
在正确地领会了斯大林9月25日从索契发来的电报的含义后，1936年9月26日在莫斯科作出了一个决定。叶若夫保留了自己所有的党内职务，仍担任中央书记和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但是政治局责成他“把自己90％的时间用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在写给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说：
“对叶若夫的任命是我们近来的主要新闻。我们的父亲这个引人注目的英明决定真是瓜熟蒂落，并且在党内和国内赢得了良好的反应。叶若夫肯定会干得不错。”
卡冈诺维奇在下一封信中写道：“我还可以讲，叶若夫同志干得真不错！他像斯大林那样坚定地干起工作来了。”
1936年9月26日又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对叶若夫来说并不是提升。他的党内职务比这高得多。政治决定都是在中央作出的，人民委员只不过是地位高的执行者。
斯大林选择叶若夫作为这样一个超级勤奋的执行者。他是局外人，与谁都没什么关系，也不欠谁的人情。在斯大林看来，他能够并且应该在工作上比完全同国家安全机关成为一体的亚戈达积极一千倍。
斯大林在党中央机关一直在给自己物色一位比较聪明的助手，后来选中了任党的领导干部处处长的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
1937年2月23日，臭名昭著的联共（布）中央2月至3月全会在莫斯科开始举行。
叶若夫用令人不安的腔调说：“几个月来我不记得有哪个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或经济部门负责人主动给我打电话说：‘叶若夫同志，我怀疑某个人，情况有点不正常，请调查一下这个人。’这样的事情没有过。而常有的情况是，当提出要逮捕某个破坏分子或托洛茨基分子时，一些同志就试图保护这些人。”
斯大林作了题为《关于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肃清托洛茨基主义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措施》的报告。他称托洛茨基分子是“一群执行外国情报机关下达的任务的毫无廉耻和不择手段的危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凶手”。
斯大林总结出了恐怖活动的思想基础：“我们前进得越多，取得的成绩越多，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就会越凶恶，越迅速地采取激烈的斗争形式，越变本加厉地祸害国家，越起劲儿地采取最冒险的斗争手段，以作为‘注定要失败的人’的最后一搏。”
全会决议中说：“要继续进行并圆满结束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特别是国家安全总局机关的改组工作，使它们成为真正有战斗力的机关，能够保证完成党和苏维埃政府交给它们的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的任务。”
根据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的回忆，叶若夫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召集到一起后说：“你们别看我个子矮，可是我有一双斯大林式的强有力的手，”说话间他向前伸出双手，好像是展示给在座的人看，“我有足够的力量和精力来铲除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
他威胁性地握紧了双拳，然后一边用怀疑的眼光扫视在座各位的脸，一边说：
“我们首先应该肃清我们机关中的敌对分子。根据我掌握的情况，这些人在阻挠打击人民公敌的斗争……”
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后，他用威胁结束了自己的讲话：“我警告，不管级别有多高，谁敢阻挠打击人民公敌这项工作，我就把他们都抓起来枪毙。”
1937年3月叶着夫在中央全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猛烈抨击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指出了侦查工作和情报工作中的种种失误。叶着夫开始了对国家安全机关的大规模清洗。他把大量新人调人国家安全机关。这些人的工作热情丝毫不逊色于人民委员。
叶若夫从国家安全机关清除掉了5000人，又召进来这么多人。据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说，国家安全机关总共才有25000名工作人员，受过高等教育的占1％，70％多的人只受过初等教育。
1936年7月，还是在亚戈达当头儿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处规定“只有在工农红军服过兵役并受过7年以上教育的联共（布）党员或候补党员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才可以被召入国家安全总局机关工作”。战后在卢比扬卡监狱才有了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工作人员。 叶若夫在1937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现在有一种秘密进行的反革命地下活动。国家处在新的内战边缘，只有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英明领导下的国家安全机关能够防止发生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