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各州委和边疆区委6月初收到了中央发来的一份斯大林签字的电报。电报中说，流放期满后回到家乡的富农“是各种反苏活动和破坏活动的主谋”。中央建议将所有过去的富农登记在册，以便“通过三人领导小组以行政办案的方式立即将他们当中最具有敌意的人逮捕和枪决”。建议做好驱逐其他富农的准备。为进行这项工作，中央要求在各州成立由党委书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局长和检察长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
这是一场大规模恐怖行动的开始。叶若夫那段时间出入斯大林办公室的次数比其他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都多。
所有党的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院都在1937年7月收到了由斯大林、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签署的《关于清除敌对阶级的残余分子--过去的富农、反苏积极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行动的搞法与规模》这一指示。
后来叶若夫签发了关于在1937年8月5日开始行动的第00447号命令。这个行动应进行4个月。各边疆区和州都领到了具体任务--应该逮捕多少人。被捕者被分成了两类。第一类人马上就被枪决了，第二类人被判刑8-10年。
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给全国各地的检察长发去了一封密码电报：
“请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看一下叶若夫1937年7月30日签发的第00447号行动命令……
不需要遵守诉讼程序的规定，逮捕行动无需事先批准。”
按计划在全国要枪决差不多7.6万人，要将大约20万人送进劳改营。清除令在地方上引发了空前的热情--州一级的领导人纷纷请求中央允许他们多枪决一些人，多关押一些人。斯大林亲自批准了增加第一类人的限额。他没有拒绝任何人的请求。
除此之外，还列出了应受军事法庭审判的身居要职的“人民公敌” 的名单。判决事先就宣布了：枪决。叶若夫把这些枪决名单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批准。共发现了383份这样的名单。斯大林每次都要求所有政治局委员必须在这些枪决名单上签字。他知道连环保的代价是什么，所以弄得谁也不干净。
叶若夫在巴月15日签发了新的第00486号命令。这个命令意味着一个逮捕行动开始了，逮捕对象是“被军事法庭按一类和二类标准定罪的叛国者、托洛茨基右派组织成员和间谍破坏组织成员的妻子”。父母的悲惨命运也降临到了子女身上：年龄大一些的被送进劳改营，年龄小的被送进孤儿院。
斯大林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迫害遭惩罚者的家庭成员呢？这不仅仅是为了让全国更加恐惧。他不希望被捕者的妻子和儿女享有自由，向邻居和同事们诉苦，说她们的丈夫和父亲是无辜的。为什么要允许她们散布对斯大林的决定的正确性的怀疑呢？
我曾问莫洛托夫的外孙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尼科诺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后来就镇压和他本人在枪决名单上签字这件事懊悔过没有？
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答道：“他们害怕外国的武装干涉和爆发新的内战。
他们认为，必须消除内部攻击的威胁。害怕日益逼近苏联的战争是进行镇压的主要动力。他们认为，应该除掉所有令人怀疑的人。当镇压的机器发动起来之后，已经不可能审查每个人的罪行大小……”
斯大林自己害怕“第五纵队”，即内部的敌人，因此用这种危险来吓唬别人：
“要想建成第聂伯国家建设工程局大楼，得动用几万名工人。而要炸掉它，大概有几十个人就足够了。在战争期间要想赢得一场战斗的胜利，可能需要几个军的红军战士。而要在前线葬送这一胜利，有几个间谍在某个军部，甚至在某个师部偷走作战计划并把它转交给敌人就足够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认为，这种清除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在战争前夕消灭潜在的“第五纵队”。根据调查表资料--按昔日敌人的卡片资料进行了清除行动。这是一种算总账的行为。国内战争、清党、逮捕反对派、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集体化--这一切触动了千百万人。全国很大一部分人都受了委屈。有人害怕他们。斯大林和他身边的人记得，他们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期间曾系于一发。他们想提前保障自己的安全。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在回忆录中转述了他与哈萨克内务人民委员、斯大林的亲戚斯坦尼斯拉夫·列坚斯的一次谈话。列坚斯说：
“我这个人民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没有能力抵抗这场可怕的风暴。莫斯科一直在不断地施加压力，我觉得连我自己也会很快被关进监狱并枪毙。”
“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您为什么不向斯大林本人提出这个问题？”施赖德尔惊讶地问道，“您不是他的亲戚，他亲近的人吗？”
“难道你不明白，向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提出这个问题等于是提出了一个关于他本人的问题。难道叶若夫能够不经他的批准就逮捕政治局委员吗？”
布特尔斯基监狱里的被捕者不敢与同牢房的人交谈，他们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怀疑别人是真正的人民公敌或秘密情报员。
多数人都深信自己是被错抓的，相信只要斯大林了解到这个情况，马上就会释放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要纸，以便马上写声明和申诉。
挽救某个人的努力已经不可能成功了。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格龙斯基是《消息报》和《新世界》月刊的总编辑、作家协会主席，更重要的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可以直接去见斯大林。格龙斯基曾试图挽救于1937年2月被捕的天才诗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瓦西里耶夫。他后来说：
“在他被捕后我甚至给叶若夫打了2-3次电话。我们吵翻了。我给斯大林打了电话，谈话很激烈，我们吵了起来。然后我去找了加里宁、米高扬、莫洛托夫。我们大家都想救他，米高扬更是积极。然而，大家还是一无所获。这个才华横溢的、可能是马雅可夫斯基之后最杰出的诗人就这样死了。”
这些释放或赦免某人的请求大概令斯大林非常恼火。难道他的亲信们不明白应该这样做吗？难道他们不明白镇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全苏联范围内的清洗行动）
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确立极权主义吗？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所有的人，比如说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有案在身，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随时有可能被捕。提出“为什么恰恰逮捕他？” 的问题显然很蠢。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于1937年11月7日在日记中写道，节日游行后在伏罗希洛夫家吃午饭时斯大林说：“我们不仅要消灭所有的敌人，而且要消灭他们的家庭成员、他们的整个家族……”
莫洛托夫命令自己的助手不要把受惩罚者的信件列入收到的公文目录中。他认为不需要赦免什么人。对他而言，大规模镇压并不是个错误，这是国家需要的一种政策。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庭长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乌尔里希后来报告说，在叶若夫当权的两年间，军事审判庭“判处36514人枪决，判处5643人监禁，总共判决了42157人”。他们审理任何一个案件都不超过10-15分钟，否则他们也无法达到这种惊人的办事效率。
乌尔里希枪决的几乎都是熟人。他曾与这些人一起出席一般性会议和全会，一起过周末，一起在索斯内和巴尔维哈休假……
1937年因反革命罪逮捕了936750人，1938年逮捕了6385po人。1937年枪决了353074人（即枪决了1／3以上的人）。1938年枪决了328618人（l／2的人被枪决）。
进劳改营和坐牢的人有130万。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地机关在1937年仅因从事间谍活动一项指控就给9．3万人定了罪。国家当时有多少间谍啊！
内务人民委员部每个地方局的局长都根据自己的想象力行事。例如，新西伯利亚曾下令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俘虏的所有士兵和军官都作为德国间谍加以逮捕。
元帅是否想成为独裁者？
叶若夫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对红军进行了大规模清洗。清洗是从枪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7名高级军事将领开始的。
有些人直到今天还认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曾与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保持密切关系，曾准备发动政变和推翻斯大林，打算成为独裁者。他们把审判元帅及其同志的材料当作真实的文件。对枪决图哈切夫斯基一事感到气愤的许多人也认为无风不起浪，觉得雄心勃勃的元帅肯定制定了某种政治计划。
这些怀疑和推测是否有切合实际的基础？在图哈切夫斯基被枪决之前很久，他的名字就开始出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案卷中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在现已解密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证明，肃反工作者早在1930年就第一次提出了逮捕图哈列夫斯基的建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又揭露了一个“阴谋”，这一次是在军事学院。从被捕者口中搞到的供词表明，图哈切夫斯基是主谋。提出的指控仍然是：阴谋家们准备杀害斯大林和夺取政权。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缅任斯基于1930年9月10日向在南方休假的斯大林报告：
“一个一个地逮捕小集团成员有些冒险。办法可以有两个：或者立即逮捕小集团最积极的成员，或者等您回来，暂时先采取侦察措施，以免措手不及。我认为需要指出，现在所有的造反团伙都发展得很快，最近作出的决定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斯大林没有急于答复。他给奥尔忠尼启则写信说：“这么说来，图哈切夫斯基当了反苏分子的俘虏，同时也被右派的反苏材料彻底修饰了一番。从材料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可能吗？既然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它当然就可能。”
这种反应令人吃惊。斯大林实际上承认，肃反工作者的材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即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捏造一个阴谋算不了什么……在1930年还需要图哈切夫斯基。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伏罗希洛夫在秋天的时候给图哈切夫斯基安排了一次与被捕者的对质，在这之后认定他是无罪的。
很典型的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并未因捏造案件而受到警告。为什么要责怪它呢？它是按规定的办法行事。国家安全机关要逼出指控所有人的口供，而斯大林来选择他此时此刻需要的东西。暂时不需要的东西迟早会派上用场……
斯大林了解图哈切夫斯基的真正价值。这位天才的军事首长当上了副国防人民委员，后来又成了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得到了元帅军衔，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然而，在1937年轮到了军人。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图哈切夫斯基不是德国间谍，那么他肯定是德国情报机关的牺牲品。德国情报机关让肃反工作者得到了精心伪造的假文件，即所谓的红皮公文夹，而多疑的斯大林相信了这份文件……其实斯大林不是个轻信的人。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当然不是德国间谍，不过他是个亲德派，像当年红军的几乎全体高级指挥员那样崇拜德国军队。
当德国的坦克手和飞行员1941年夏天向红军发动猛烈攻击的时候，撤退中的苏联指挥员毫不怀疑，德国人用来与俄罗斯作战的武器正是俄罗斯人为他们制造的，1941年入侵俄罗斯的德国将军们是在我国接受的军事教育。
红军与德国国防军的第一个合作协定是1922年8月签署的。凡尔赛条约剥夺了被击败的德国制造现代化武器的权利。政治局授权德国军队在苏维埃俄国领土上建造军事设施，试验武器装备和训练军人。作为报答，德国人慷慨地与红军分享了自己的军事成果。
红军在利佩茨克的一所飞行学校被关闭了，德国飞行员开始在那里学习。德国许多著名的王牌飞行员都在这所学校学习过。
在萨马拉州为德国人建了一所化学战学校，不过幸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使用化学武器。
在喀山为德国人建了一所坦克兵学校。该校最著名的毕业生是德国将军海因茨·古德林。他指挥一个坦克军团在1941年秋天攻到了莫斯科。 德国不少著名的军事长官在苏联学习过。10年之后这些人的名字已是如雷贯耳，他们是：法西斯德国军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陆军司令布劳希奇元帅，夺取了塞瓦斯托波尔和攻打了列宁格勒的曼施泰因元帅。
在那个年代苏联军事长官认真研究了德国的作战经验。取代托洛茨基担任海军人民委员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曾高度评价德军总参谋部。他写道：
“直到最近，德国一直是具有最强的和严谨协调的武装力量组织体系的国家。”
苏联的军事长官很喜欢德国军队鲜明地表现出来的主动进攻精神。历史学家们指出，红军指挥员对德国军队持一种尊敬的，甚至是带有羡慕色彩的赞赏态度。
甚至在1933年，在新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组建了德国政府后，军事合作仍继续进行。
1933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在宴请德国客人的招待会上说：“把我们分开的是政治，而不是我们的情谊，不是红军对德国国防军的友好情谊。如果我们携起手来，那么你们和我们，德国和苏联，就能够迫使全世界接受自己的条件。”
斯大林喜欢这个说法。像列宁一样，他赞成与德国进行战略合作。
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把在德国学习过的高级指挥官几乎都消灭了，他们是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布柳赫尔。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在1941年未能得到运用。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在沙皇军队中服役到中尉军衔。在国内战争期间他指挥过几个军和方面军，其中包括1920年对波兰作战时指挥西部方面军。
当1935年设立元帅军衔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与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远东特种集团军司令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工农红军骑兵监察员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和总参谋长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一起获了大大的元帅星。在头5位元帅中有3位被枪毙了，斯大林只留下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
作为战略家，图哈切夫斯基高出自己的战友们一头。这位元帅虚荣心很重，他想成为最出色的头号人物，他渴望获得荣誉和胜利、军衔和军功章。有人称他是年轻的波拿巴。也许他把自己看成了苏维埃俄国的独裁者，因此斯大林的担心不无道理？
在红军领导层确实有两个圈子。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布琼尼、布柳赫尔这些老一代军事将领打算采取国内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法，用马刀和步枪去冲杀，无论如何也不同意用坦克取代战马。
与他们相反，构成另一个圈子的图哈切夫斯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扬·鲍里索维奇·加马尔尼克和基辅军区司令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一直关注着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他们主张采用新的作战装备、坦克和飞机，组建大规模的摩托化部队和空降兵部队。
不过，两派的争论不具有政治性，这是职业性的争论。
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所能做的最大限度的事情就是在厨房发议论。他们说，伏罗希洛夫不适合当人民委员。他从来没有学过什么，而且还认为第一骑兵集团军的经验在未来的战争中足够用了。3年之后斯大林也得出了这一结论。在因指挥不当而失败的芬兰战争后，斯大林撤了自己的朋友人民委员一职。在卫国战争期间伏罗希洛夫连指挥方面军的能力也没学到手。斯大林任命他担任无足轻重的游击运动总司令，并且永久地疏远了他。
从现有的各种文件来看，图哈切夫斯基没有政治兴趣。他把自己的各种计划都与军队中的升迁联系在一起。他想当人民委员，没有想当国家元首。
那斯大林为什么决定除掉他呢？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党的22大上致闭幕词时第一次提到了红皮公文夹。据他讲，在为进攻我国做准备期间，希特勒通过自己的情报机关巧妙地把一份伪造的文件交到了斯大林手中。这份文件说，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一些红军高级指挥员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
图哈切夫斯基去过德国6次，这里不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俘那一次。德国人手中有一些他签过字的文件。德国情报机关在为斯大林准备有伪造文件的红皮公文夹时好像利用过这些签字。
希特勒的情报机关领导人瓦尔特·舍伦贝格证实了这个说法。舍伦贝格引用了自己的上司、帝国安全总局头子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话。
据海德里希说，“1936年12月中旬，既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又为德国情报机关工作的前沙皇将军斯科布林报告说，以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一批红军高级指挥官正在策划一个反对斯大林的阴谋，同时与德国军队总参谋部保持着经常性的接触。”
德国人决定“支持斯大林，而不支持留哈切夫斯基，并下令准备一份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的假材料，然后把它转交给莫斯科”。
这份材料是通过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贝奈斯博士转交的。
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情报人员之一，瓦尔特·舍伦贝格说的话大家都认真对待。
可是，他此时是用别人的话在讲述一件事。舍伦贝格提到的那份材料在德国和苏联的档案资料中都没有找到。白俄将军斯科布林也没有参与此事。
在叶利钦任职期间成立的总统平反委员会认真分析了“图哈切夫斯基案件”。
在这个有许多卷的案卷中，没有一页提到1937年的调查掌握了来自德国总参谋部的“图哈切夫斯基的材料”这种极为重要的证据。
关于镇压机器需要证据的看法表明，它不了解斯大林的精神第一性论。对于大规模清洗军队而言，斯大林并不需要德国的公文夹。他有更充分的理由消灭军人。
军队无法逃避全社会已经遭受的命运。诗人费利克斯·丘耶夫所作的与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就是最重要的证明。对前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见解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费利克斯·丘耶夫把别人觉得是犯罪的东西当作美德，因此他逐字逐句地记录了莫洛托夫的话，未加任何修饰。
莫洛托夫在40年之后仍继续说，他认为图哈切夫斯基是个“非常危险的军人阴谋家，直到最后一刻才抓住他”。
莫洛托夫认为什么是图哈切夫斯基的主要罪行？“成立反苏集团。”
谈话录的作者插话说：“可是有人说他是德国间谍。”
如果存在那份指出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总参谋部有关系的材料，那么战前仅次于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二号人物莫洛托夫能不知道这份材料吗？莫洛托夫的记忆力非常好，但是他没有表现出了解德国人的这份材料。他作了这样的回答：
“这没有什么区别。图哈切夫斯基在1935年以前还有些害怕，行动比较迟缓，可是从1936年下半年起，也可能是从1936年年底起，他就加快了政变的准备，而且怎么也无法放手了。除了依靠德国人，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因此这种说法很像真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找到了一个准确的词“很像真的”。
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想把伏罗希洛夫作为一个不适合担任人民委员的人赶下台。
斯大林为什么如此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大概他的考虑是，既然元帅和将军们现在准备撤换他任命的人民委员，那么下一次他们就会想撤换总书记本人。能否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信任他们呢？要知道，1937-1938年的整个清洗行动的目标就是消灭“可疑的” 人。
在这种情况下，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一大批红军高级指挥员能保全自己吗？既然斯大林认定图哈切夫斯基在策划阴谋，那么侦查员的工作就是找到逼真的根据和从被告人口中掏出供词。
图哈切夫斯基确实毁在了情报机关手里。只不过不是德国情报机关，而是我们的情报机关。
拍得很不错的电视连续剧《“托拉斯”行动》使苏联情报机关的一次行动青史留名。其实这样的行动有很多。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苏联情报机关成立了一些虚构的地下组织，并以它们的名义引诱白俄侨民领导人回国，然后把他们枪毙。
在“托拉斯”行动中，肃反工作者积极地运用了假情报手段。他们首先向西方传送了关于红军的假情报。这个假情报是红军参谋部的军官和军事情报人员专门准备的。
副人民委员留哈切夫斯基同意进行这项工作。在他被捕后，有人指责他向敌人提供关于红军的情报。
不仅如此，为了使虚构的帝制派组织享有声望，肃反工作者对侨民说，图哈切夫斯基也加入了地下活动者的行列。后来肃反工作者们意识到，这样做太过分了，于是后来在“托拉斯”行动过程中没有再提他的名字，但这为时已晚。
西方记住了，年轻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着斯大林的军界反对派。西方报刊开始公开讨论这个话题，苏联情报机关将这一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从而加深了斯大林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是个对他构成危险的人这一看法……
每当看到关于施加影响的间谍的小说，关于外国情报机关的毒辣阴谋的小说，特别是关于外国情报机关似乎无所不能，甚至能够毁掉一个国家的描写时，我总是非常惊讶。
其实，任何一个外国情报机关都没有能力像我们本国的情报机关那样给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图哈切夫斯基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
元帅被说成是德国间谍完全不是因为有某些文件存在。起初曾计划指控图哈切夫斯基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因为他去过伦敦。也可以说他是日本间谍或波兰间谍，反正“很像真的”。
为什么没有一位红军指挥员进行反抗，甚至根本没有尝试逃生呢？他们看到了发生的事情和迫害人的情况吗？他们手中其实有武器啊。
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这样写道：
“我认为，他们不是相信会有好的结局，他们确实以为能够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能求情，能把事情弄清楚……他们曾有所期待，他们对没有必要杀他们这个起码的逻辑抱有希望。
“军队首长们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沉着和勇敢精神可能会在他们被捕后烟消云散。对此不应加以指责。”
在克里姆林宫左侧的尼科利街上有座普普通通的三层楼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的特别庭审于1937年5月11日在这里进行，审理了“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
案件。
案件是在没有辩护和公诉，没有传唤证人的情况下审理的。军法官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乌尔里希主持了案件的审理。为他提供帮助的有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元帅，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元帅，一级集团军司令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工农红军参谋长伊万·潘菲洛维奇·别洛夫，二级集团军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雅科夫·伊万诺维奇·阿尔克斯尼一斯和帕维尔·叶菲莫维奇·德边科、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希林和斯大林骑兵师师长叶夫谢伊·伊万诺维奇·戈里亚切夫。
审判了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8名红军高级指挥员。所有人都被指控犯有叛国罪。6月11日判决将他们全部枪毙。
当天各报作了如下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了在工农红军内部活动的法西斯军事组织。加入该组织的有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一级集团军司令亚基尔、乌博列维奇，二级集团军司令科尔克，军长普里马科夫、普特纳、费尔德曼和艾德曼。
作出判决后的第二天，就在尼科利街那座楼房的地下室枪决了被判刑的人。
革命前这座楼房是一家纺织公司所在地，地下室里存放过成捆的布匹。有一条坡道从地下室通向地面，平常用抓勾沿着这条坡道把成捆的布匹拉上去，也沿着这条坡道往地下室卸货。当用抓勾往上拉被枪决者的尸体时，这条坡道又派上了用场。
作家列夫·拉兹贡也对我讲了这个情况。
我问：“为什么在地下室，而不在城外的某个对行刑队更方便的地方执行枪决？”
拉兹贡指出：“他们当时很方便，院子四面有围墙。尸体被扔到了卡车上，车上有帆布篷，别人看不到尸体。后来把尸体埋在离城很远的墓地里。再后来就拿布托沃公墓干这个用了--用挖掘机在那里挖沟，在那里埋了5万人……”
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尸体被运到霍登卡，扔进沟里，撒上一层生石灰，然后再用土把沟填平。图哈切夫斯基临刑前好像曾说：“你们不是向我们开枪，而是向红军开枪。”
此次审判的法官们的命运是这样的：师长戈里亚切夫自杀身亡，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死于1940年，布琼尼元帅活到了我们这个时期，其他人不久就被枪毙了。
叶若失在7月份向斯大林呈上了一份有138名高级指挥员的名单，并建议把他们划人第一类人，即枪决他们。斯大林批准了这份名单。叶若夫在秋天又呈上了一份有292人的名单，这份名单也被批准了。
在战前年代里大规模杀害红军军官的做法在1941年夏天发生的灾难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曾有过。高级指挥员几乎全被杀害了，中层指挥员被杀了一半……
有这样一组统计数字：36名旅政委中有34人被镇压，397名旅长中有221人被镇压，199名师长中有136人被镇压，28名军政委中有25人被镇压，67名军长中有60人被镇压，15名二级集团军政委全部遇难，2名一级舰队司令全部遇难，12名二级集团军司令全部遇难，4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2人被镇压，2名一级集团军政委全部遇难，5名苏联元帅中有3人被镇压。
1938年11月29日，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在国防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总结了1937-1938年在红军中开展的镇压运动：“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清除了4万多人，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这是个可观的数字。不过，正因为我们如此无情地进行了镇压，我们现在才能够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队伍是强有力的，工农红军现在有了自己最忠实的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
实际上军队中的镇压仍在继续进行。最后一批高级指挥员于1941年秋天被枪决，当时德国军队已经兵临莫斯科。斯大林宁愿消灭前线极缺的军官……他害怕自己人甚于害怕德国人？
历史学博士瓦季姆·扎哈罗维奇·罗戈温写道，起初伏罗希洛夫怜惜那些他了解的人，不同意逮捕他们。然而在审判图哈切夫斯基之后人民委员就开始不加反对地在名单上签字，并下令逮捕某位军官。
伏罗希洛夫在笔记中写道，如果反对将某些指挥员开除军职或逮捕，“可能会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你在这里替他说话，可他真是个敌人，是个法西斯分子”。
红军的指挥员们首先向伏罗希洛夫求助。被捕的指挥员的亲属给他写信。有时候指挥员们本人从监狱和劳改营给他写信。其中一些人报告说受到刑讯，他们还提到一起共事的时光，请求帮助，请求把他们从灾难中救出来。
在自己的全部副手和许多高级指挥员被捕后，伏罗希洛夫意识到军队遭受了什么样的损失。他在笔记中写道：“军队在国内的威望动摇了……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方法、军队的整个指挥系统和我这个人民委员的工作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曾回忆说：“在芬兰战争期间斯大林把所有的失利都归罪于伏罗希洛夫。有一天我们去了斯大林离城很近的一处别墅，斯大林在气头上严厉批评了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当时火气也很大，听了斯大林的批评后面红耳赤地对他说：‘这是你的过错。你把军事干部都消灭了’。”
后来伏罗希洛夫好像忘记了自己曾参与镇压。在1957年的中央全会上，卡冈诺维奇试图提醒大家，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关于采取刑讯办法的决定上签过字。伏罗希洛夫恼火地对他说：“我不仅从来没有在这种文件上签过字，而且我要说，假如有人建议我做这种事，我会鄙视他。我在沙皇监狱里挨过打，被逼过供，我怎么会在这种文件上签字？”
他忘了，因为他太想忘记此事了。过了许多年以后，他自己都不相信会参与这种事情。
赫鲁晓夫的女婿、著名记者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回忆道：“1958年或者是1959年的夏天，伏罗希洛夫来到了赫鲁晓夫正在那里休假的克里米亚别墅。
他把手搭在赫鲁晓夫的肩上，把头凑过去，用一种忧伤的和请求的口气说：‘尼基塔，再也不要流血了……’。”
永久的志愿者
每一次国外行动都是件艰难和代价不菲的事情，但是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吝惜过钱财。女诗人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及其丈夫谢尔盖·埃夫龙的名字就与人民委员叶着夫下令进行的这样一次谋杀联系在一起。
马林娜·茨韦塔耶娃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她在1922年追随丈夫离开了列宁当政的俄国，为了共度移民生活的苦日子。她在1939年又追随丈夫回到斯大林当政的俄国，为了去监狱给丈夫送东西。
谢尔盖和马林娜是少年时代相识并且马上相爱的。谢尔盖·埃夫龙是一个著名的左派女恐怖分子的儿子。他很小就感觉到了人们的疏远和社会的歧视，而且他再也没能摆脱这种感觉。他对周围的人来说永远是“外人”。他身边的“自己人”很少。
埃夫龙曾经回忆说：“早在7岁的时候他就曾把炸弹藏在裤子里。”他的母亲1910年在巴黎与自己的小儿子--谢尔盖的弟弟一起上吊自杀了。他能否料到31年以后自己钟爱的妻子马林娜·茨韦塔耶娃也以这种方式结束了生命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夫龙离开大学，随救护列车上了前线，后来进了军校。1917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他加入了白俄军队，并在1920年被迫逃离俄国。
马林娜和谢尔盖在国内战争中失去了联系。茨韦塔耶娃一点也不知道丈夫的音讯。周围的人向她隐瞒了这样一个传闻：红军在克里米亚枪毙了白俄军官埃夫龙。
1920年在食品匾乏的莫斯科，马林娜的孩子们因身体虚弱面临死亡的威胁。不仅如此，大女儿阿里阿德娜还病得很重。马林娜把两个女儿送进了红军照管的孤儿院。为此她不得不写了一份说明，证明这两个孩子不是她的，而是难民的，她是在自己家发现她们的。
大女儿被护理好了，3岁的小女儿伊琳娜饿死了。马林娜后来对姐姐说：“我救不了两个孩子，因为没有东西给她们吃。我选择了身体比较强壮的大女儿，这样能帮她活下来。”
马林娜在1922年得知，谢尔盖·埃夫龙还活着。他在捷克斯洛伐克上大学。她立刻决定去找他，费了很大劲儿才得到离境许可。在1922年的时候还允许离开苏维埃俄国。
1925年她们全家搬到了巴黎。她的诗作在法国大获成功。与此相反的是，埃夫龙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事情做。像他这样的一些移民开始觉得，反对俄国新政权是他们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为祖国服务毕竟高于一切。
谢尔盖·埃夫龙加入了欧亚人的行列。欧亚人反对盲目模仿西方，主张俄国走一条特殊道路，即可以汇集能够从欧洲和亚洲得到的一切优秀东西的道路。
欧亚人分裂成了三派。由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姆公爵领导的其中一派承认布尔什维克革命，渴望返回俄国。公爵在伦敦大学教授俄国文学，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于1932年回到了俄国。1937年他被判定为“外国间谍”，后来死于斯大林的一个劳改营。
谢尔盖·埃夫龙在巴黎加入了返回祖国联盟。受苏联大使馆控制的这个联盟成立于1924年，1937年更名为苏维埃祖国之友联盟。有人认为，埃夫龙是在这里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搭上了关系。此外，还有人认为他参与了杀害企图在西方躲藏起来的苏联情报人员伊格纳季·波列茨基的行动。波列茨基用赖斯这个姓的时候更为著名。
伊格纳季·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波列茨基又叫纳坦·马尔科维奇·波列茨基，还叫伊格纳季·赖斯，绰号是路德维希。他是最著名的叛逃者之一。
他从1920年起在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工作。在叨年代初期成为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其真名是萨穆伊尔·格尔舍维奇·京茨贝格）的副手。克里维茨基30年代中期领导了苏联军事情报机关设在西欧的一个大型秘密活动站。
伊格纳季·波列茨基在1937年夏天宣布前往西方。他与苏联常驻巴黎代表处的一名女工作人员见了面，并交给她一包东西。纸包里面有一枚红旗勋章和一封给斯大林的信。奇怪的是，波列茨基竟然随身带着勋章，因为情报人员不应该把正本文件和奖励随身带往国外。 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道：“我把自由还给了自己。我回过头来追随列宁，追随他的学说和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够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把苏联从斯大林主义下解放出来。前进，去迎接争取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战斗！去迎接争取组建第四国际的新战斗！”
这封信现在让人觉得既可笑，又荒谬。在情报机关供职15年竟然未能使波列茨基丢掉革命浪漫主义。像瓦尔特·克里维茨基那样，波列茨基终生都是世界革命的战士，并且离开斯大林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认为托洛茨基才是列宁事业的真正继承者。
对于斯大林来说，伊格纳季·波列茨基的信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因为被驱逐出俄国并失去任何影响的列夫·托洛茨基仍然是斯大林的头号敌人。
波列茨基于1937年9月4日被杀害。虽然瑞士警方公布了自己认真调查的结果，但是关于他死亡的真实情况至今未能令人信服地查明。
波列茨基的遗孀埃尔扎写了一本回忆录。该回忆录1969年在伦敦出版，不久前在莫斯科出版，书名是《捷尔任斯基的秘密间谍》。
于1938年夏天逃往西方的前苏联政治情报机关驻西班牙间谍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列夫·费尔德宾）讲了杀害赖斯的这件事。他肯定地说，派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机动小组的工作人员去追杀伊格纳季·赖斯。
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自己的副手被杀后一个月也决定逃往西方。他在自己那本名为《我曾是斯大林的间谍》的书中写道，肃反委员会的要员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施皮格尔格拉斯紧急抵达巴黎。他指挥了除掉赖斯的行动。
所有这些书的缺点在于，它们的作者在描写杀害波列斯基一事时用的都是别人的话，或者是进行推测，把推测当成不容争辩的真相。
瑞士警方在调查杀害波列茨基一案时查明了以下情况。
1937年9月4日凌晨，在洛桑至尚布兰德的公路旁发现一具40岁左右的无名男尸。
5发子弹射入其头部，7发子弹打中身体。
警方迅速找到了驾驶室里有血迹的被丢弃的汽车，逮捕了租用这辆汽车的妇女。
令警方惊讶的是，她在发生凶杀后并未企图躲藏起来。
这名妇女叫雷纳塔·施泰纳。她把这辆汽车交给了自己的朋友，可是她弄不明白朋友们躲到哪里去了。警方认为施泰纳与“朋友们”是一伙的，并复原了杀害波列茨基的假想图。可是，除了雷纳塔·施泰纳外，警方未能抓到任何人。
有人认为，在纳粹分子掌权后逃离德国的德共党员格尔特鲁达·希尔德巴赫帮助了莫斯科的行动小组。希尔德巴赫是波列茨基的朋友。
警方得出的结论是，希尔德巴赫与波列茨基约定见面。他们去了郊外的一家饭店。用餐后出来散步，这时在荒凉的路上出现一辆汽车，从汽车中跳出来几个人。
他们把波列茨基塞进汽车，在车里开枪打死了他，然后把尸体抛到路旁。
雷纳塔·施泰纳在审讯中还说出了谢尔盖·埃夫龙的名字。据她讲，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多年来一直在调查波列茨基谋杀案的瑞士历史学家彼得·胡贝尔在改革年代来到莫斯科寻找档案材料，并到我当时所在的《新时代》周刊编辑部找我。
他说，雷纳塔·施泰纳1934年在莫斯科呆过6个星期。她可能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了。
施泰纳在审讯中说，埃夫龙参与了跟踪波列茨基。瑞士警方向法国同行求助，但此时谢尔盖·埃夫龙已经离开法国，因此未能审讯他。
不过，警方审讯了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她说，埃夫龙在波列茨基被杀后5个星期（而不像罪犯那样马上）去了西班牙，而准备行刺的那几周和行刺当天，他们一起呆在大西洋岸边。这是在提供丈夫当时不在现场的证词？
茨韦塔耶娃对警方说：“我个人不过问政治，但是我觉得，我丈夫与俄国现政权有关系。”
这表明，茨韦塔耶娃认为没必要隐瞒她的丈夫与苏联官方代表保持着公开的关系。如果埃夫龙是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有可能作这样的表白吗？
茨韦塔耶娃在审讯中说：“我和丈夫在赖斯案这件事上除了表示气愤外没说过别的什么话，我们谴责任何暴力行为，不管它是什么人干的。”
很难想象，伟大诗人马林娜·茨韦塔耶娃这个倘佯在崇高情感世界里的人会应付自如，撒谎，按事先制定的计划袒护丈夫。也许马林娜根本不知道她丈夫在干什么事？这也很难想象。情报机关的历史表明，妻子总是知道丈夫在从事秘密工作。
一些历史学家用了半个世纪的关于杀害伊格纳季·波列茨基的说法其实令人非常怀疑。这不是第一起，也不是最后一起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搞的政治谋杀案。
不惜人力和物力的做法使莫斯科能够精心策划和组织这种事情。
需要做复杂准备工作的此类行动由国家安全机关的干部这些行家来干。他们不是谢尔盖·施皮格尔格拉斯这样的情报机关军官，而完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另一个局的军官。前面提到的1940年在墨西哥组织杀害列夫·托洛茨基的艾廷贡就在这个局供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