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适应能力的显著改进，清楚地表明了恐龙巨蜥在地球上生存是有特殊困境的。这种科莫多巨蜥只能生活在小巽他群岛* 的荒僻地方。
目前这种巨蜥仅剩下2000条左右。从它们居住地点的偏僻隐匿使人立刻联想到，由于哺乳动物主要是人的捕捉，它们已濒于灭绝。近两个多世纪和科莫多巨蜥生活史足以证实这一结论。那些缺乏强适应力和居住在不大偏僻地方的巨蜥都死亡了。我甚至很想知道，查其灭绝原因究竟是因为脑重／体重比率小于哺乳动物，还是由于肤色浅显易被哺乳类掠夺者发现的结果。总之，很可能大型爬虫动物的总数自中生代末期就一直下降，在一两两千年前它们的数量要比今天多得多。
很多文明国度的传说寓言中，龙的神话盛行可能不是偶然的**。
人和爬虫相互间不可调合的敌意，正如在圣乔治（英国守护神，能降龙伏虎——译注）神话中所证实的那样，西方是最为强烈的。《创世纪》第三章，上帝注定人和爬虫是永恒的敌人。但这不是西方别出心裁的行为，而是遍及全球的现象。当普通人命令肃静或为引起注意发出的声音似乎奇妙地模拟爬虫嘘嘘声，难道这仅是偶然现象吗？是否有可能因为爬虫向几百万年前的原始人类摆出难题，引起恐惧造成死亡，而这一切反过来倒促进人类智力进化了呢？是否蛇的隐喻指的是新皮质发展后仍然保留着爬虫复合体的进攻、礼仪行为等功能呢？仅有一个例外，就是在《创世纪》中记载了伊甸园内爬虫对人的诱惑。这是在圣经中人理解动物语言的唯一例子。当我们怕龙时，是否我们也惧怕一部分猿人呢？不管怎么说，在伊甸园里是有恐龙的。
最近的恐龙化石鉴定证明恐龙起始于六千万年前，人科动物（不是能人）出现大约在千百万年前。那时会不会有同霸王龙遭遇过的人样生物呢？会不会有在白垩纪逃脱灭亡的恐龙呢？当儿童刚能说话时所显示出模糊的梦境和常有的对恶魔的恐惧，是否是对龙和猫头鹰进行完全适应性（象狒狒一样）应答的进化遗迹呢*？
目前梦究竟有什么作用？在一个很有名望的科学论文中提出了一种观点，它认为梦的作用就在于时刻提醒我们留神是否有什么东西可能吃掉我们。但梦在正常睡眠中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因此上述解释看来不能令人信服。当今的哺乳动物是掠夺者，而不是被捕食者。正如我们所知，捕食者的特征应是多梦睡眠，证据表明的情况恰与上述观点相反。看来那种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解释似乎更有些道理。这种观点认为，梦是白天经历的意识过程的信息漏失，是来自脑所确定的应有多少日常事件需用一种中间方式暂时存储起来。以备以后存贮到长期记忆里去的信息漏失。往日的事情常常
在梦中重演，两天以前的事件入梦的就比较稀少。但是中间转贮形式好象不可能是全部事情的真相，因为这不能解释弗洛伊德首次强调的观点，即梦是象征性语言所特有的暗示，而且这也不能解释梦的强烈感情色彩。我相信有许多人被恶梦所惊吓的程度远比他们在醒着时所感受的要大得多。
梦的中间转贮和记忆存储功能也有某些颇有风趣的社会含意。美国图弗茨（Tufts）大学精神分析学者哈特曼（ErnestHartmann）提供了轶事性的但又是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证实白天从事脑力活动尤其是不熟悉的脑力活动的人，夜里需要的睡眠就多些。与此相反，主要从事千篇一律不大费脑工作的人所需的睡眠时间就少些。可是鉴于组织安排方便起见，现代社会结构好象所有人都需要相同的睡眠时间。在世界许多地方，早起是符合正确的伦理观念的行为。为做到信息中间转贮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取决于在上次睡眠后我们思考和感受的多少（现在还远无证据表明倒转的因果关系：即服用苯巴比妥的人在清醒时仍能完成特殊脑力功能。至今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在这方面十分有趣的是，应检试一下需要极少睡眠量的人，以便确定他们用在做梦上的睡觉时间是否要比正常睡眠的人多，并且确定睡眠量和做梦时间是否随他们在觉醒时学习感受的质量、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里昂大学法国神经病学家米歇尔?朱维特（Michel Jouvet）发现，有梦睡觉是在桥脑中引起的，位于后脑的桥脑是最近的并且基本上是哺乳动物进化发展的结果。另外，彭菲尔德发现电刺激如能深入到新皮质颞叶下部和边缘系统的中心部位时，就能产生癫痫病的觉醒状态，这种状态与失去象征和怪异内容的梦态非常相似。这也可以引起“已经见过”的错觉。许多梦境感情，包括恐惧在内，都能用这样的电刺激
有一次，我曾做了一个永远使我发笑的梦。我梦见我在懒洋洋翻阅一本厚厚的历史教科书，翻阅得很慢，以致可以辨识出书中的插图。此类教科书的惯例总是以世纪划分：古典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等等。逐渐翻到现代史，接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还剩下二百页左右。由于兴趣倍增，我排除困难，深深地钻研起来，直到确信已超过了自己规定的时间为止。这是一本包括未来的历史教科书，好象翻到宇宙日历12月31日这页时，我便发现还有关于1月1日的详尽记载。我屏住呼吸，力图逐字阅读有关未来的描述。但遗憾的是已不可能了。我只能认出个别词来，也能看出单个印刷符号的衬线，但不能把字母连成单词，或者不能用单词组成句子，于是我得了失读症。
这简直就是预测未来的暗喻。我梦中恒定不变的感受是不能阅读，例如，我可以根据颜色和八边形认识出“停止”信号，尽管知道有“停止”这个词在，但是仍读不出来。我的印象是能理解一页铅字的意思，但不能逐词逐句地读出。梦中，我甚至不能确切地进行简单的算术运算，出现了无明显符号的语言混乱，象是把舒曼（德国作曲家——译注）和舒柏特（奥地利作曲家——译注）混淆起来一样。我有点患失语症和完全的失读症。我知道，梦中认识力的减弱情况不是所有人都一样，可人们梦中常伴有某些认识能力的削弱（偶然地，生来就瞎的盲人会有关于听觉的梦，不会有关于视觉的梦）。新皮质的功能在梦时绝不是一下子停止，但确实好象遇到相当大的故障似的。
哺乳类、鸟类都做梦，然而，它们的共同祖先爬虫动物则不做梦，这一外观上的现实是值得注意的。在进化上高于爬虫类的动物都要做梦，也需要做梦。鸟的睡眠与众不同，它是短暂触电似地一幕幕地闪过。假如它们做梦的话，每次梦也只有一秒钟左右。从进化的观点上看，鸟类比哺乳类更接近于爬虫动物。如果我们仅仅了解哺乳类，那么这种论证就站不住脚。当从爬虫类进化来的两类主要生物居群感到不得不做梦时，那我们就要认真对待这种巧合：为什么从爬虫进化来的动物就得做梦，相反其他动物则不然？是不是因为爬虫的脑仍在起作用的缘故？
极其罕见的是我们在梦中能突然制止自己，并说：“这只是在做梦。”总的讲，我们授予梦以实际内容，但梦并不具有它需遵循的内在一致的规律性。梦是一种幻觉、礼仪、激情和气愤的世界，梦中很少有怀疑主义和理性，在三位一体脑的隐喻中，梦是爬虫复合体和边缘系统皮质的部分功能，它不是新皮质理性部分功能。
实验指出，夜晚梦能把以往乃至童年和婴儿期的最原始的素材啮合起来，与此同时，梦的主要过程和感情内容也随之增加。在醒来之前比刚入睡时梦到婴儿期的激情可能更多些。这看来很象是把一天的体验集中到我们的记忆里了。所形成的新的神经联系要么是较容易的，要么就是较紧急的。随着夜晚时间的流逝，这种活动也就消逝了。更富有感情色彩的梦，更加稀奇古怪的题材，恐惧、色欲和其他多种感情的梦也都一一浮现出来。深夜万籁俱寂，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梦就出现在脑海里，小羚羊和飞龙在梦里搅动飞腾。
一种研究梦态的最有效工具是由斯坦福大学精神分析学者德门特（William Dement）（Dement的英文词意是发狂的意思——译注）创造发明的。他是一位神智健全的人，但对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来说，他起了个格外有趣的名字。梦态和快速眼球运动（REM）是同时发生的。把一条连接电极的胶带轻轻地敷贴在眼球上，根据脑电图（EEG）上的脑特殊波型就可以检测出快速眼球运动。德门特发现，一宿每人要做梦多次，在快醒时具有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相的个体一般能忆起梦情。就是那些声称自己从不做梦的人，根据REM和EEG判定也会同别人一样做同样多的梦。如果他们在适宜的时间醒来，会惊奇地承认自己也做梦。我们经常做梦，做梦时人脑处于一种独特的生理状态。大概有20％的受试者在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相时，醒后回忆不起来梦情，可能有10％的受试者在非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相时，醒后能主诉做了梦。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快速眼球运动和伴随出现的脑电图图型看成是梦态。
有证据表明，睡眠是必不可少的。当人或哺乳动物丧失了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相时（当典型的快速眼球运动和脑电图梦态图型出现时，便唤醒受试者），每夜做梦的次数都在增加。如情况严重，甚至在白天也出现幻觉，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白日梦”。我已在前面提过， REM和梦态EEG图型，对乌类来说是短暂的，而爬虫则根本没有。可见，梦基本上是哺乳动物的功能。并且在人的婴儿早期阶段，梦态睡眠是最旺盛的。亚里士多德曾非常自信地宣称，婴儿根本就不做梦。然而事实与他说的相反，我们发现婴儿绝大部分睡眠时间都在做梦。足月的新生儿一多半睡眠时间为快速眼球运动梦态相。早产儿个星期的婴儿其做梦时间是整个睡眠时间的四分之三或更多些。胎儿在子宫内早期可能整个时间都在做梦（实验表明，新生的猫意所有睡眠时间都处于快速眼球运动阶段）。综上所述，从进化上来看，做梦是哺乳动物基本的原始功能。
在婴儿期和梦之间还有另一种关系：即两者都有记忆丧失。当我们处于婴儿期和做梦时，很难回忆起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由此，使我联想起负责分析回忆的大脑左半球是不起功能作用的，就是说在做梦时或在早期童年阶段我们经历了一种创伤性的记忆丧失。有些感受痛苦得令人不堪回首。象这样的梦，把它忘掉了的确是件令人快慰的事。很难想象婴儿也会有这种苦恼。当然也有些儿童好象能回忆起极端早期的感受。如一岁的孩子就能记忆一些事件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甚至小于一岁就有记忆力的婴儿也是有的。在我的小儿子尼古拉斯三岁的时候，曾经问过他：“你能想起最早的事情是什么？”他目不转晴地平视着，压低声音若有所思他说：“红色东西，我很冷。”他出生在凯撒城遗迹区，因此有冷的感觉是很可能的事。但我不敢肯定，这是否正是他幼儿时的真实回忆。尽管如此，我想童年和做梦时记忆丧失很有可能起固于下列事实：即在童年和做梦时，我们的精神生活几乎完全由爬虫复合体、边缘系统和大脑右半球决定。在最早的童年期，新皮质是不发达的，当记忆丧失时新皮质则被削弱。
阴茎和阴蒂的勃起也同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相有着明显的关系。甚至，梦情没有什么明显的性方面的内容时也是如此。灵长目动物的这种勃起与性有关（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同进攻行为和保留社会等级有关。我想当我们做梦时，有一部分人在进行很象我在麦克莱恩（Paul Maclean）实验室所见到的猕猴的活动。在人做梦时爬虫复合体是起作用的，梦中可以听到飞龙的刺耳的嘶嘶声，还有恐龙隆隆的吼叫声。实践是对科学思想价值的最好检验。一种理论刚提出时证据还不完全，有时甚至连理论的提出者也不知道基理论成果如何，这就需要进行实验，如果实验证实了原来的设想，这说明，实验已为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绝大部分，也许是全部初级过程感情和做梦材料的“心里能量”都来源于性欲。两性兴趣在保证育种中绝不可少的作用，证实了性欲并不象和弗洛伊德同代的英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想的那样愚蠢和腐败堕落。例如，荣格（Carl Gustav Jung）认为，弗洛伊德过于夸大了性的下意识作用。但在25年后的今天，德门特心理学实验室通过实验和其他心理学家共同支持证实了弗洛伊德的看法。我想，要想否认阴茎和阴蒂的勃起和性的联系就需要完全献身于清教主义。看来很容易理解，尽管梦确实有礼仪、攻击行为和等级题材的特征，但性和梦并不是偶然相关，而是有着深深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就十九世纪末维也纳社会的禁欲主义而论，弗洛伊德的许多见解确实来之不易，同时又敢于创新，并且证据确凿。
从统计学上研究最常见类型梦的组成，在某种程度上能阐明梦的实质。概观大学生的梦态最常见的类型有五种，依次如下：（1）摔落；（2）受害、受攻击；（3）屡次试图完成一项任务，但未能如愿；（4）各种研究体会；（5）各种不同形式的性感受。其中第四种类型好象同被推荐典型调查的组群有着专门独特的利害关系。其他几种类型实际上都是大学生生活中常见的。一般说来，似乎也适用于非大学生。
惧恐摔落看来明显地同我们树上生活起源有关，显而易见也是我们同其他灵长目动物共有的一种恐惧。假如你居住在树上，最易死亡的途径就是你忘记了跌落的危险。其他三种最常见的梦是别有风趣的，因为它们都同攻击、等级、礼仪和性功能等这种爬虫复合体范畴相应一致。在统计学中，另一引起争论的一项，就是几乎有半数被询问的人都诉说梦见了蛇。当然很可能许多有关蛇的梦都有可能直接用弗洛伊德观点解释。然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试者明确地报告说出现有关性方面的梦。按沃什伯恩观点，既然年幼的灵长目动物对蛇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惧怕，那么，令人不解和怀疑的是，梦界没有直接或间接指出远古时代爬虫类和哺乳类相互之间是否存有敌意。
在我看来，似乎有一种与上述所有事实一致的假说：边缘系统进化的途径必须包括有观察世界的完全崭新的途径。原始哺乳类的存亡要取决于智力、白昼的隐蔽能力和对幼体的精心照护。通过爬虫复合体所觉察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由于脑在进化上采用了堆积的特性，因而爬虫复合体功能还可保留使用，或部分地增设分路，但其原有功能仍在起作用。这样，为了关闭爬虫脑（即蚯蚓部——译注）的多种功能，在人的颞叶下面又出现了抑制中枢；同时为了开放爬虫脑的功能使机体在睡眠时无害，开放这一部位功能，在桥脑中又发展进化了一个激活中枢。当然这种观点同弗洛伊德的以“超我”抑制“以德”（用有意识来抑制下意识）的见解是很相似的。这种下意识行为受到抑制时，最明显地表现在言语失误、自由联想、做梦等方面。
随着高等哺乳类和灵长目动物的新皮质大幅度进化，某些新皮质活动参与梦境的情况也随之增加。不管怎么说，象征语言毕竟是一门语言（这与下一章将谈到的大脑皮质两半球多种功能有关）。梦境中总有大量的性、攻击、等级和礼仪等内容。梦界中希奇古怪的事可同在做梦期间刚刚消失的直接感觉器官的刺激有关。测试证明梦的真实性是微乎其微的。按这种观点，婴儿时梦很多，因为婴儿的新皮质的分析部位几乎没有功能活动。爬虫动物无梦是因为爬虫没有梦态抑制。它们正象伊斯吉勒斯对我们祖先描述的那样：觉醒状态就象梦境。我相信这种观点可以解释梦的古怪内容（即梦态同我们清醒的语言意识的区别）、哺乳类和未满月婴儿梦的局限性、梦的生理学以及成人梦的普遍性。
我们起源于爬虫和哺乳这两种动物。白昼爬虫复合体受到抑制，夜晚飞龙在梦里搅动。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重演亿万年前爬虫类和哺乳类之间的战争，只是吸血鬼的搜猎时间改为夜间了而已。
现在人类的爬虫行为仍表现得很充分。如果我们过分放任我们本性中的爬虫行为的范畴，很明显我们的生存能力就会很低。因为爬虫复合体同脑组织交织得那么严密，以致长时期内脑的功能都不可“能完全取消。在我们的幻想和梦境中，大概总让爬虫复合体发生作用，但它又好象仍受到一定的束缚似的。
假如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那我很想知道，按伊斯吉勒斯的看法，哺乳动物的觉醒状态是否真的与我们的梦态等同。在梦中我们可以理解象自来水触觉和忍冬属植物芳香气味这样的示意动作，但理解语言符号（如词儿）的全部技能却受到严格限制。梦中我们能有逼真的感觉和富有感情的想象以及直观生动的理解力，但理性分析却很少：梦中我们无论怎样的专心致志，都不能完成任务；梦中我们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很短时间，却经常是心不在焉，尤其是充满着宿命论的个体或自我脆弱的感觉，一种不可抗拒的事件冲击着的不可预言的感觉。假如我们的祖先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状况之中，那么，我们的进化已经走过了非常遥远的路程。
*脑电图（EEG）是德国心理学家伯杰（Hans Bebgeb)发明的。他对这一题材的基本兴趣好象就是传心术，实际上是一种无线电心灵感应。人类能展示特殊的脑波，如甲节律（正常脑电图波的均匀节律——译注），随意开关等，但要掌握这一技术就需要下一点功夫。只要经过训练以及同脑电图和无线电发射机相连的受试个体的思路正确，原则上就能以一种甲型波（脑电图内的波，其频率为每秒8～13次——译注）莫尔斯电码传送相当复杂的信息。这种方法很可能会有些实际用途。如能使由于严重麻痹而瘫痪的患者交流思想。由于历史原因，无梦睡眠在脑电图中可称之为“慢波睡眠”，而把梦态称作“非常规睡眠”。[返回]
* 哈佛大学的古生物学家贝克（Robert Bakker）提出，至少某些恐龙很大可能是热血动物。即便如此，它们也不会象哺乳动物类那样不受每日气温变化的影响, 很可能每当夜里它们就减缓活动。[返回]
* 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鸟类是恐龙的主要现存后裔。[返回]
*更准确他说，正是在大巽他群岛发现了爪哇猿人。这是杜波依斯（E?Dubois）1891年发现的第一个直立人标本，其头颅容量几乎达1000立方厘米。[返回]
** 1929年裴文中在中国新疆俗名叫龙骨山的地方（实际上是在周口店附近的龙骨山——译注）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直立人的头盖骨。奇妙得很，与此同时还发现了猿人用火的遗迹。[返回]
*在描写这一段时，我发现达尔文也有过相同的思想：“我们可能不怀疑完全不受经验制约的儿童，其模糊但又是非常实际的恐惧是经遗传而得的实际危险印象和在原始时代可怜的迷信行为。这同我们以前了解到的彻底形成的特性转变是一致的，这种特性应在生命早期出现，而以后就消失了。”——正象人胚胎中的鳃裂一样。[返回]
七、情侣和狂人
警犬靠嗅觉进行追踪的能力是十分有名的。它们向人们提供追踪线索，如发现追踪对象——丢失的儿童或逃犯的一块衣片，紧接着就吠叫着兴致勃勃地跟踪下去。犬属和其他许多搜索动物都具有这种极其发达的能力。能被追踪的痕迹就是追捕对象遗留下来的气味，嗅觉仅是对多种多样特殊分子的知觉力。警犬追踪多半是捕捉有机分子。警大为了追踪，必须能觉察出它所追寻目标身体上的特殊气味，能够排除别种分子的迷惑和干扰，辨别出走过同路的其他人（包括组织追踪的人）和其他动物（包括狗本身）的分子气味。人在行走时散发出的气味分子数量是较少的，可是警犬仍能嗅到，甚至对所谓“冷”足迹，也就是说，痕迹已消失了几个小时，警犬仍能成功地追踪到。
早在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昆虫也有这种极端敏感觉察气味的功能。警犬与昆虫相比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它多种多样很强的辨别力，能区分多种不同气味，以及在无数的气味中辨别出所要追踪的那种气味，警犬能进行分子结构的复杂分类，能从以往嗅过的他种分子大量程序库中区别出新的分子。更重要的是，犬能在一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熟悉某种气味，然后可较长时间记住这种气味。
很明显，对个别分子的嗅别是通过狗鼻子中感受器来完成的，这种感受器对有机分子特殊的化学机能簇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特别敏感，一种感受器可对羧基（COOH）敏感，另一种可能对氨基（NH2）易感，以此类推。复杂分子的各种机能簇或一部分会附着在鼻粘膜中的不同分子感受器上，然后所有功能群检测器把收集到的分子嗅觉印象组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嗅觉系统。尽管人类在这方面技术上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目前就是这种最精制的人造装置，如气相色谱法／质谱仪一般说来也没有警犬这样的灵敏性和分辨力。由于威力强大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动物的嗅觉已进化到现在的完善程度。早期发现配偶、警戒掠夺者、搜索捕捉食物，这是物种生死存亡的大事。此种嗅觉由源已久，确实高于早期的神经系统。大脑里这种与众不同的嗅球（见图5）是人类生命史中发展成新皮质的原始部分。实际上，赫里克（Herrck）就把边缘系统称为嗅脑。
人的嗅觉远不如警犬那么发达。尽管我们脑量很大，但人的嗅脑要比许多动物嗅脑都小。由此可见，嗅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起着次要作用。人所能辨别出来的气味相对来说是较少的，况且我们对气味的语言描述和理解分析力都是较差的。在我们自身感觉中，我们对一种气味的反应同造成这种气味的分子实际立体结构很难一致。嗅觉是在一定范围内我们能够并且相当精确地完成的一种复杂的认识功能，但是我们很难将其描述得很充分。假如警犬有语言能力，我想它也很难描述出它高度精确地嗅到的一切气味。
正如嗅觉是狗和其他动物察觉其周围环境的主要手段一样，视力则成了人的主要信息通道。人所具有的视觉的敏感性和分辨力至少同狗的嗅觉能力同样惊人。例如人能区别面貌。精细的观察者能区别成千上万、甚至到十几万幅面容。西方国际警察组织和警察部队通常广泛使用“认面容器”，从而重新组成上百亿不同人的面目形象。这种能力对人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对我们的祖先来说尤其重要。但是细想一下，如要用语言把我们能够识别出的各种面孔都完全描述下来，这却是很难办到的。证据表明，我们有时不能用语言描述我们见过的人，可是只要再一见面就能非常准确地认出这个人。当然认错人的现象也肯定是常有的事。因此法庭乐于让面貌熟悉的成年人作人证。想一想我们是如何轻而易举地从一大群人中认出某个“著名人士”，又是怎样不费吹灰之力能从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人名表中一下子找到自己的名字，这一切都表明人的视力才能同狗的嗅觉能力一样是令人佩服的。
人和其他动物都具有非常复杂的高效率的感觉和认识能力。这种能力完全能为语言和分析意识增设旁路。我们许多人认为这种意识是人人皆有的。另外还有一种认识，就是我们的非言语感觉和认识。这又常常被看成是“直觉”认识。语言决不是天生就有的。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先在头脑中注入了一整套人物的面孔。我想，在我们没有能力理解我们是怎样获得这样的认识时，语言能表达一种无限的烦恼。感性认识具有悠久的进化史。假如我们认为信息贮存在遗传物质里，那就要追溯到生命的起源。人类的两种认识的另一种，就是西方所说的有关感性认识的异常敏感力，这就是完全用语言表达的（比如说用完整句子）理性认识。这种理性认识是人脑近代进化的结果，大概仅有几万年或几十万年的进化史。许多人在生活中对事物的认识是理性的，也有许多人几乎全是感性的，那些几乎不懂得这两种认识能力相互作用的人们却嘲笑对方是“头脑糊涂”和“缺心眼”，这是用于这种场合比较礼貌的形容词。那么，人为什么常有两种不同的相互弥补但又是彼此不能很好结合的思想状态呢？
通过对脑损伤的研究得到的初步证据，证实理性和感性认识都在本脑皮层里。左半球颞叶和顶叶的意外损伤或疾病发作会引起阅读、书写、说话和计算等能力的典型减弱，如右半球的这些部位损残则导致立体视觉、图形识别、音乐能力和全面推理力的削弱。辨认面孔的功能主要位于右半球，那种见面后就能永久记住面貌的人，他们也是在右半球进行图形识别的。事实上右顶叶损伤有时导致患者在镜中不能辨认自己或本人照片。这种观测充分说明了我们所说的理性认识主要在左半球，而感性认识在右半球。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斯佩里（Roger Sperry）和他的合作者按这种方式进行了重要的近代实验。为了治疗严重癫痫病大发作患者（事实上是癫痫连续发作，始终是一小时两次），他们切开了胼胝体，这个联结大脑皮层左右半球的主要神经纤维束（见图21）。这是一种力图防止神经电暴由一侧半球的病灶向另一半球扩散的尝试。他们希望在手术后至少有一个半球不再受连续癫痫发作的影响。结果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圆满效果。两半球的癫痫发作频率和强度都有明显的下降，好象以前头脑里曾有过正反馈作用，一个半球患癫痫病时脑电流活动会通过胼胝体刺激另一个半球。
这种大脑分隔的患者在外科手术后表面看来是完全正常的。一些报告指出手术前患者所经历的生动的梦景完全中止。术后第一个月这样的患者不能说话，后来他的失语症也就消失了。大脑分隔患者的行为和外观使人联想到胼胝体的功能是极其微妙的，它有两亿神经纤维束，每秒钟要处理两半球间数十亿比特信息量。这里大约含蕴着大脑皮层内神经元总数的百分之二。当把它们切断时，表面看不出什么变化，对这样的细微的变化需要更深入详尽地研究。
当我们细察我们右边的物体时，双眼都注视着右视界，如物体在左边，则注目左视界。但鉴于神经传导途径的结果，右视界在左半球处理，左视界在右半球处理。同样道理，来自右耳声音主要在脑的左半球处理，反之，也是这样。也有的人声音处理分析在同侧脑进行，如来自左耳的声音就在左半球处理。原始的嗅觉没有这种交叉处理情况。大脑和四肢间的信息传送也是交叉的。左手触摸的物体主要在右半球感觉出来，指挥右手书写句子的指令在左半球处理（见图22）。有90％的受试者，语言中枢都在左半球。
斯佩里及其合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精细的单独刺激分别送到大脑分隔者左右半球的实验。在一个典型实验里，帽带（hatband)这个词闪现在屏幕上，但这个词的两部分，其中“帽”（hat）映在左视界，“带”（band）映在右视界。患者主诉，他见到了单词“带”。很明显，至少患者在词语联系上，其右半球没有“帽子”单词的视觉印象。当问患者是哪种“带”子？他可能猜测是捆罪犯带子、胶带、爵士音乐磁带。在对比实验里，要求患者写下他见到的一切，在箱内他用左手写一单词“帽子”，从手的动作上得知写了什么，但因他看不见，同时信息一点也到达不了控制语言能力的左半球，所以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他能写但不能口头回答。
其他许多实验也表明了类似的结果。在一个实验中，患者能够觉察到他虽看不见但能用左手触摸的立体塑料字母。现有的字母仅能拼写成患者可以认得出来的一个标准英语词，如“爱”“杯子”等，右半球的语言能力很低，大略同梦态情况相似。虽然正确拼写出了单词，但患者仍不能以任何语言来表达出他写的单词。看来很明显，大脑分隔者每个半球几乎都没有另一半球所认识到的极其模糊的想法。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左半球不能处理几何图形，在图24中通过图形描述出来。惯用右手的大脑分隔患者用左手（不熟练地）精确地描下简单立体图象。右半球对几何图形的优势性只限于用手操作的工作。但这种优势不适用于需要手——眼——脑三者协同的另一种几何构象功能、手控的任何活动似乎部位于右半球顶叶与左半球致力于语言的相应部位。位于斯托尼布鲁克的纽约国立大学的加扎尼加（M.S.Gazzaniga）指出，儿童在取得重要的手控技艺和几何图象能力之前，语言在左半球高度发展。这就是左半球发生特化作用的原因。根据这一观点，右半球胜任几何图形的特化作用的产生是由于左半球不参与此活动的结果，左半球胜任能力还是在语言上。
就在斯佩里最令人信服的实验完成不久，他举行了一次宴会。传说有位著名物理学家也应邀出席，这位物理学家过去有过胼胝体的疾患，但现已痊愈。这位物理学家的风趣幽默感是众所周知的。可那天整个宴会他静默无言兴致勃勃地倾听着斯佩里讲述他研究大脑分隔的实验结果。一个夜晚过去了，客人们开始逐渐地离席，斯佩里发觉他在门口同最后一个人挥手告别。物理学家伸出右手同斯佩里握手告别说，他度过了一个迷人的夜晚。接着他迈了两小步，交换了左右腿的位置，又伸出他的左手，以一种压低了的颤抖的声音说：“我想让你知道我也有过这样可怕的时刻。”
当大脑的两半球之间的联系削弱时，患者经常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莫名其妙，这是不足为奇的。很明显，一个再好的讲演者可能有时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大脑两半球的相对独立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上面我们已提到很难用言语描述出大脑右半球的复杂的感觉过程。许多精美的身体动作，包括体操在内似乎同左半球没有什么牵连。例如，众所周知的网球运动要求对手把其拇指准确地放在球拍上的某一位置。常常发生，如左半球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问题上，那怕是暂短的一刻也会破坏这一游戏。多种音乐能力是右半球的功能。即使没有一点用音符记录歌曲的能力，我们也能记住一首歌或一个曲子，这已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弹钢琴时，我们可把这动作说成是通过我们的手指（而不是我们自己）记住了这一乐曲。
这种记忆存储可能是很复杂的。最近我高兴地观看了由一个大型交响乐队演奏的钢琴协奏曲的排演。在这次排演中指挥经常不是从头至尾地进行，相反地他总是集中在较难的段落上，这一来是为了节省排演时间，二来是为了节省表演者的精力。使我印象极深的是，独奏者不仅能记住整首乐曲，而且能在总谱中标明的拍节上稍加提示就能在曲中所要求的任何地方开始演奏，这种值得羡慕的排演技巧就是左右半球的混合功能。很显然，在你头脑中，很难一下子记住你从未听过的整首乐曲，因此你只能在某些拍节上介入演奏。如用电子计算机的术语来说，同大型乐曲的串行存取相反，钢琴演奏者是随机存取演奏的。
这是在多种最难的和极其重要的人类活动中大脑左右半球彼此协同合作的范例。不过，对人的胼胝体两侧的功能独立性不作过高的估价是极为重要的，应该再次强调，象骿胝体这样复杂的电缆系统的存在必将意味着两半球的交互作用是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功能。
除了胼胝休外，在左右半球之间还有另一个神经电缆，称为大脑前连合。它要比胼胝体小得多（见图21）。在鱼脑里是没有胼胝体的，只有大脑前连合。在人的大脑半球分隔研究实验中，切断了胼胝体，但仍保留了大脑前连合，嗅觉信息仍照常不变地在两半球间传导。通过大脑前连合似乎偶尔也发生传递一些视觉和听觉信息。但这种情况对于不同的患者各不相同，这是无法预料的。这种研究成果同解剖学和进化是一致的。大脑前连合（和海马连合见图21）所在部位要比胼胝体的位置深，并能在边缘系统以及还有可能在脑的更原始部分中传递信息。
饶有风趣的是人表现出音乐技巧和语言才能的分工。右颞叶损残或者是切除大脑右半球患者，音乐技能，尤其是识别和回忆音乐旋律的技能大大减弱，但其识谱能力却没减低，并且语言能力也没减退。这看来是与上述功能的分工完全一致的。记忆和鉴赏音乐能力，包括辨认音符的听觉力和对总谱的记忆力，而不包括分析音乐的节律。现有一些证据表明，作诗功能来自右半球。例如有一些患者因大脑左半球的损伤使其得了失语症，但他却能平生第一次写诗。当然，正如英国诗人、剧作家德赖登（Dryden）所说，“仅仅是作诗”而已，因为很明显，脑的右半球没有作押韵诗的功能。
通过脑损伤受试个体实验发现，大脑皮质功能限于一侧，即分隔独立的。但重要的是通过实验证实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正常人。加扎尼加对脑未受损残的受试个体进行实验，正象大脑分隔患者实验一样，使整个一个词一半字母在受试者左视界，而另一半在右视界，然后观察受试个体组成整个单词的情况，实验结果表明，正常人的大脑右半球几乎没有处理语言的能力，但却能将所见到的一切通过胼胝体传送给左半球，由左半球最后组成整个单词。可是加扎尼加也发现一例大脑分隔患者，其右半球竟有着惊人的处理语言的功能。但是该患者在他幼年时经受过颞部——顶骨部的脑病理变化。我们已经说过脑机能损伤如发生在两岁内的幼儿，大脑功能可以重新定位，但超过两岁的人功能重新定位就不可能了。
旧金山的兰利?波特神经精神病研究院奥恩斯坦（Robert Ornstein）和加利（David Galin）断言，当正常人分析智力活动转变成综合智力活动时，其相应的脑半球的脑电图活动也要发生予示性改变。例如当受试者进行心算时，其右半球就显示出甲节律，表征右半球无所事事。如果这一结果是准确无疑的话，这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
奥恩斯坦作了一个很有趣的推论，以此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至少在西方是如此）同左半球的功能活动接触这么频繁，而同右半球的功能打交道较少。他指出我们对右半球功能的认识有点象白昼观察星星的能力一样。尽管白昼和夜晚星星都在闪烁着，但白昼阳光是那样金光闪闪，相形之下星光就微弱得觉察不出。一旦太阳西沉，我们就能看到星星。同样，最晚的进化上的辉煌顶点即左半球的语言才华放射出明亮的异彩，使右半球的直观认识功能相形见绌，暗淡无光。直觉的右个球可能是我们的祖先觉察周围世界的主要手段。
左半球按次序处理信息，与此同时右半球也会一次给与一些输入。左半球串行工作，右半球则并行工作；左半球有点象数字计算机，右半球大约象模拟计算机。斯佩里指出，大脑皮层两半球的功能分类是一种“根本的不协调性”的结果。现在大概只有在左半球“日落”时，也就是说沉人梦乡时，我们才能直接感知右半球的功能活动。
在前面章节我提到，梦态可能是爬虫复合体的作用白昼受新皮质抑制、夜晚才被解放出来的主要缩影。尽管频繁报道说梦态时阅读、书写、运算和语言口忆能力惊人地减弱，但我所提到梦的重要符号内容，表明了新皮质也相当大量地参与这一过程。
除梦的符号内容外，梦相的其他方面也表明在做梦过程中新皮质的作用。例如，我多次做过情节惊险的梦，出现这样梦境的原因在于有一些线索（很明显是不重要的线索）事先就渗入我的梦存储信息中。我头脑中整个梦情的发展有可能就在梦刚开始的时候（顺便说说，德门特指出，梦中事件的时间和实际生活中同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大致相等）。许多梦的内容天南海北，杂乱无章，可是也有些梦的结构是极其完美的。这样的梦真象一场戏剧。
现在，我们认识到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可能性，即梦态时新皮质的左半球被抑制，与此同时广泛熟知符号的右半球虽说是中断了语言、写作、阅读能力，但仍在完美地进行功能活动。这可能是因为夜里左半球的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相反，它却在完成一种使脑处于无意识状态的结果。夜里左半球忙于从短期记忆暂贮装置向长期记忆的数据转贮，从而确定应把哪些事件继续存贮到长期记忆中去。
偶尔的但又是确实可靠的报道，据说很难攻的智力问题在睡眠时倒得到解决，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还是德国化学家凯库莱（Friedrich kekule von Stadadonitz）做的梦。1865年有机化学结构上的最紧迫需要解决但又是迷惑不解的问题就是苯分子结构形式。几种简单有机物分子结构已从它们的性质中推断出来，所有这些结构都是直链的，其组成原子相互连接在一条直链上。按照他本人的描述，凯库莱在一辆马车上打瞌睡，做了一个梦，梦见排列在直链上的原子在跳动，突然原子链的首尾相连，慢慢形成了一个旋转着的环。醒后回忆这场梦的片断，他立刻意识到，苯问题的答案是碳原子六角环形，而不是直链。这是本质上的图形识别练习，而不是分析活动。也是通过做梦完成的最著名的创造行为的典型。这种创造行为是右半球的而不是左半球的活动。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这样写到：“难道我们不应该预料到，一旦我们失去外界时，我们就会暂时倒退到原始动物一样的非理性思维状态吗？许多人是拥护这一设想的，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许多研究梦的学者都主张，这样的倒退在本质上就是睡眠状态以及梦活动特色。”弗罗姆继续指出，我们有时在梦中能获得的某些见识，当我们醒后也就忘却了。不过我认为这些见识始终是直觉的或具有图形识别的特色。梦态中“类似动物所做的事”可以理解是爬虫复合体和边缘系统的活动，偶尔也有新皮质右半球活动的强烈直观见解。这两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进行某种活动时，左半球的抑制功能基本上中断了的缘故。弗罗姆把右半球的这些见识称之为“忘却的语言”，他还争辩说，它们是梦的共同起源，是优雅的寓言和神话。
梦中我时常意识到，头脑中的一小部分在心平气和地监视和守护着，常常在梦的角落里有一种观察者，正是这个观察者，我们思维中的一部分，往往在恶梦时，对我们宽慰地说“这是在做梦”。也正是这个观察者，它欣赏着梦中富有戏剧性协调精彩的情节。但绝大部分时间这个观察者完全沉默不语。而当服用幻觉药时，如服用大麻或迷幻药LSD（麦角副酸二乙酰胺），这样的观察者就出现在梦中，这已成为一般的传闻。服LSD后的感受可能是极端可怕的。有些人对我说服LSD后神态正常和精神错乱的差异完全依赖于梦中“观察者”，即那一小部分沉默的清醒的意识。 在服大麻的感受中，我的一个受试者意识到，这个静默的“观察者”以神奇的和很不相称的方式出现，它兴趣极高地进行应答，偶尔对服大麻后体验到的千变万化的梦幻提出批评意见，但它尽不属于梦中的一部分。“你是谁？”我的受试者平静地问它。“你问这干什么？”它很有经验地反问着，很象寓言中伊斯兰教的泛神论者或者象强调默坐专念的佛教禅宗一样。我的受试者对此十分迷惑不解。我认为这个观察者是左半球关键性才能的一小部分，在服幻觉药后这部分发挥的作用要比一般梦的体会大得多。但在这两种状况下这个观察者都程度不同地出现。“提问题的是谁？”现仍未答复，大概它是属于大脑皮层左半球另一个组成部分。
现已发现人和黑猩猩左右半球的颞叶是不对称的，左颞叶相当发达。婴儿生下来就有这种天生的不对称（早在妊娠第29周就出现这种不对称），这就使人联想到左颞叶擅长控制语言的遗传素质（可是，两岁内的幼儿如发生左颞叶损伤，也能在右半球的相应部分发展所有的语言功能，并不减低语言能力。但若大于两岁，这种代偿功能就无法兑现）。同样发现幼儿的行为也偏向一侧，他们能用右耳较好地理解语言材料，而非语言材料是用左耳，这一规律性也出现在成年人身上。类似地婴儿观看其右边的物体所用的时间，平均要比察看其左边的同一物体所花的时间多；并且其左耳同右耳相比需要有较高声音才能引出应答。与此同时在黑猩猩的脑和行为上就没有发现此类不对称现象。迪桑（Dewson）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级灵长目动物可以存在某些一侧优势，但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高级动物，比如说恒河猴的颞叶上具有解剖结构上的不对称性，人们一定会猜测黑猩猩的语言能力也会同人一样控制在左颞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