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的灵长目动物象征性呼叫的贮存似乎控制在边缘系统，至少弥猴和恒河猴整个技能可能是由边缘系统的电刺激引起的。人的语言控制在新皮质内。这样人类进化实质上每前进一步都要由边缘系统的有声语言控制向新皮质颞叶控制转移。这是一种从本能向学习获得通信交往的过渡。然而类人猿获得手势语的惊人才能，以及黑猩猩脑一侧优势的线索都指明，灵长目由主观意志所控制的象征语言并不是近代的发明。相反，这可追溯到儿百万年前。这同能人旁嗅区的颅骨内模化石资料是一致的。
起人类语言作用的猴脑新皮质区即使发生损残，也不能减弱猴的本能发音。由于人语言能力的发展，新的脑系统也必须在本质上得到进展，这就不是依靠重新加工边缘系统的呼叫机构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一些人类进化专家指出；语言能力的获得发生在最近，也就是几万年的历史，并且同最近冰河期的复杂课题有联系。但是这个年代同这个观点似乎是矛盾的，况且人脑的语言中枢是非常复杂的，很难想象自最近冰河作用的顶峰以来即仅仅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就会进化到现在这样程度。
证据表明几千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有了新皮质，但其新皮质的左右半球功能都是类似的重复。自直立行走、工具使用和语言发展以来相互促进，例如语言能力的一小点增长都会把手斧进一步改进，相反也是一样。脑的相应进化似乎是通过两半球中的一个半球在分析认识上的功能特化进行的。
顺便说及，初始冗余显示出计算机设计上的深思熟虑。例如，由于缺乏大脑皮质的神经解剖学知识，设计“海盗”登陆器运载工具上的存贮器的工程师嵌入了两个相同程序的电子计算机，由于事物的错综复杂，两台计算机很炔就出现了差异。在火星着陆之前对这两台计算机进行了智力测验（通过地球上一个更灵敏的计算机），不灵活的电脑接着就停止活动了。大概人的进化也经历了类似方式。受到高度评价的推理和分析能力定位于好象是“另一个”脑里，是一个不能完全胜任直觉思维的脑，在进化上常常采取这种办法。实际上，机体复杂性增加时，遗传信息量随之增大的标准进化常例都是通过将遗传物质加倍，然后将信息多余装置特化来完成的。
几乎所有人类语言对“左”“右”都有感情倾向，而主要还是倾向“右”边。“右”与合法性、正当行为、高尚伦理原则、坚定性以及男性特点背关。与“左”有关的是脆弱，恐惧，意志不集中，罪恶以及女性特点。在英语中与“右”有关的词或词组有： rectitude（刚直） ， rectify（纠正）， righteous（正义），right-hand man（得力助手），dexterity（惯用右手），adroit［灵敏，来自法语“a droite”（向右）〕，rights（权利）以及词组“in his right hand”（得力助手），还有ambidextrous（灵巧）也是指两只右手（two right hands）的意思。
另一方面（从字面上讲）英语中的“sinister”（不吉祥，左边的）在拉丁语中确切表示“左边”的意思。同样。“gauche”（笨拙的）在法语中也是“左”的意思，俄语中表示“向左”的词（nalevo），在英语中意指“鬼鬼祟祟”，意大利语中意指左的词“mancino”，在英语中表示“骗人”的意思。此外，英语中还有gawky （粗笨的）、gawk（笨人）以及“left handed compliment”（言不由衷的恭维话），这些词看来都与左半球有关。只是在英语中有“Bill of rightd”（人权法案），却没有“Bill of lefts”这一词组。
从词源字上来看，英语中的“left”（左）来源于撒克逊语“lyft”，意指“软弱”或“无用”的意思。“Right”在法律上的意思（与社会法则一致的行动）意指“权利”。而“right”在逻辑上的含意指的是（与错误的对立面）“正确”的意思，这一切也都是在多种语言中常见的。“左”、“右”用在政治上，好象是从一般作为与贵族阶层抗衡的重要的非主导政治势力兴起时开始的。贵族都站在国王的右边，而激迸派的崛起者——资产阶级则站在国王的左边。由于国王本身就是贵族，因此贵族也维护王室的权利，这样右边总是处于优惠地位。在神学里正如政治上一样“在上帝的右方”。可以发现许多“右的”和“直的”之间联系的例子*。墨西哥人说的西班牙语中如说“right，riglit”就表示照直向前的意思。美国黑人说的英语中“right on”,常常用于富有表情或熟练地表达一种赞同的词组。目前在英语口语中“Straight”也常用于表达“法规的”、“正确的”、“适合的”等意思。在俄语中“右”是“pravo”，同样它也是表示“正确”的意思，是“pravda”（真理）的同源词。并且在许多语言中“true”还有另外的词义，即“准的”，“准确的”，正如“他的目标很准”一样的词义。
斯坦福——比内氏智商测验（the stanford-Binet IQ test，测量儿童及青年精神活量的试验一译注）作了一些努力，试图检测左右两半球的功能。为检测大脑右半球的功能做了如下试验：把一张纸折叠几折后，再用剪刀剪去一小块，然后让受试者预言出这张纸打开后的外形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将剪掉的纸块藏起来。让受试者估算总共有多少纸块。尽管斯坦福——比内氏测验的发明者认为几何学概念问题在确定儿童“智力”上是十分有用的，可据说这种智商测验对成年人和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越来越显示不出多大效果。可以肯定地说，这对测验直观飞跃的检验余地很小。毫无疑问，从智商测验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偏向测验左半球的。”
那种热心于放弃左手右半球而采用右手左半球的偏见使我联想到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勉强赢得胜利的一方，要对竞争党和其争论观点进行重新命名，以便使后代易于慎重决定信任那个党。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初期，列宁的党还是一个很小的分裂的小组时，列宁把这个党命名为布尔什维克党，这在俄语中意指多数党。反对党被迫处于一种畏惧的愚蠢想法，采用了少数党孟什维克命名，十五年内，孟什维克党确实成了少数。同样地，目前世界上已形成左右两大联盟，是一种充满仇恨斗争的证据，这类证据在人类历史中*象探囊取物一样容易找到，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引起这样强烈仇视的感情呢？
击剑和拳击、棒球以及网球运动比赛时，用右手训练的参加者出乎意料地遇上个左撇子，他将发现自己的弱点。同样地，一个凶狠的惯用左手的剑手其右手很易接近对手，可是右手对敌手没有威胁，好似作为一种裁军和平的手势一样出现。这种情况似乎不能用来解释对左手极其厌恶的程度。也不能把这种强烈的厌恶感扩展到传统的非格斗者——妇女那里去。
大概这是遥远以前的事，在工业没有得到发展的社会里，可能买不到卫生纸。而大部分人类历史中，以及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不拿东西的手常用于大便后揩净屁股，这是一种技术不发达的文化生活方式，绝不能理解为有这种习惯的人对此很欣赏，这在美学上也是无吸引力的，况且又涉及到把疾病传给他人或自身的危险。最简单的预防方法就是打招呼和吃饭时用另一只手。毫无例外，在科学不发达的人类社会里，人们总是用左手擦净屁股，用右手来问候和饮食。偏离这一常规或偶尔疏忽就会引起人们极端反感。儿童如果违反了例行的用手习惯要受到严厉惩罚。在西方上点岁数的人都记得那个时代，如果用左手去拿物体就要受到严厉责难。我相信这种考虑只能说明对使用左手的强烈厌恶感，而把社会中使用右手这样一个很平常的事，故意装腔作势他说成是防御性措施，并自以为此而庆幸。但无论如何这样的解释不能说明为什么起初就把左右手分工担负不同特殊功能的原因。有人争辩说，使用左手擦净大便这只是在统计学上的一种偶然性。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有一种社会，使用左手也是完全正当无咎的。事实上，这样的社会似乎是没有的。在一个大多数人都用右手的社会里，精密的工作，“饮食、战斗等就要用受到宠爱的右手去做，而把不负重要责任的擦屁股工作移交给左手完成。然而这也说明了社会上大都惯用右手的原因。就其最基本意义来讲，肯定还会存有另外的确切解释。
你喜欢用哪只手做最主要的工作与控制语言的大脑半球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绝大部分惯用左手的人其语言中枢可能还在左半球。但在这一观点上是有争论的。尽管如此，用手习惯的本身被认为同脑的一侧优势有联系。某些证据表明，惯用左手的人很可能在阅读、书写、言语和运算等这些脑的左半球功能上存有一点问题，但是他们却很擅长于想象、图形识别和一般的创造力* 等脑的右半球功能。某些材料表明，从遗传学观点来看，人类偏向惯用右手。例如，妊娠三、四个月的胎儿右手指纹（突起）的数量就比左手多。在整个胎儿期以至出生后这种优势始终保持着。
与人有着原始亲缘关系的南方古猿，它们用手习惯的资料是从被古猿用骨棒子或木棍击伤的狒狒的头骨化石分析中得出的。南方古猿的发现者达特（Raymontd Dart）作出结论，大约有20％的南方古猿是惯用左手的，大约与现代用左手的人百分比相等。相反，与此同时发现其他动物表现出喜欢用爪，很可能它们的左右爪几乎都是一样受惠使用的。
左和右的区分已深深陷入人类的往事经历中，我不知道是否在理性和感性认识之间，以及大脑两半球之间有一点冲突或争斗还没显露在右与左两个相反的词上。正是控制语言能力的左半球控制着右侧，事实上在身躯右侧可能没有更多的敏捷，但它肯定是相当繁忙的。左半球似乎完全以一种奇异的方式防范着来自右半球的威胁。假如是这样，鉴于动机的理由，对直观思想的言语批评就会变得疑虑重重；同样，有充分理由认为，右半球对左半球也有一种不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类似疑虑。
在承认左右两半球两种思想方法有效的前提下，试问在新环境中左右两半球的效能和用途是否等同？毫无疑问，右半球直观认识可以理解对左半球来说十分难解的模式和联系。右半球还可觉察出毫无存在的模式。怀疑批评念头不是右半球的功能标志，纯属来自右半球的学说，尤其是在新尝试的情况下发明的学说，可能都是错误的或是狂想的。
威尔士加的夫大学附属学院心理学家戴蒙德（StuartDimond）最近做了实验。他用一个特制的接物透镜，把影片映在左半球上。当然对于一个正常受试者来说，通往一侧脑半球的信息是通过胼胝体传递到另一半球的。要求受试者根据感情内容对各式各样的电影作出评价，这些实验表明，在观察世界上，右半球比左半球更多地表现出不快，敌意，甚至是明显的虚伪倾向。加的夫学院的心理学家同时也发现，当两半球同时工作时，我们的感情反应仅同左半球的反应相似。很明显，在日常生活中，大脑右半球的抗拒性通过更加随和的左半球来逐渐强制地调合过来。邪恶和怀疑的情调好象都潜藏在右半球，这可以解释左半球所感觉到的对左手和右半球邪恶特性的反感。
在患妄想狂的人的思想中，他自信自己察觉出一个阴谋，也就是说在朋友、同事或政府的行为中暗藏的（和恶毒的）阴谋，可是实际上并无此事。假如有这样的阴谋，受试者可能是极端忧虑的。但未必他的思想就是象患妄想狂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就是突出的一例。大战末期，福雷斯特尔坚信以色列的密探一直在到处跟踪他，而他的医生却认为他这种固执的念头是十分荒唐的，并给他做出患妄想狂的诊断，把他关在瓦尔特?里德军队医院的顶楼上。由于医院人员过分地敬畏上层人物，对他看护不严，致使他跳楼身亡。后来，果真发现确实有以色列密探在跟踪刺杀福雷斯特尔，那个密探也在担忧，怕阿拉伯国家间谍可能察觉他的企图。福雷斯特尔还可能有另外的问题：尽管他已觉察到了危险，但他却被定为妄想狂患者，使他无法摆脱所在的困境。
社会急骤变化的时代里，阴谋活动的出现是不可避免 的，这一方面来自主张变革的人；另外也来自维护现状的人。在近代美国史中，维护现状的要多于寻求变革的。当不存在阴谋时察觉到阴谋的存在，这就是妄想狂的症状，如确有阴谋存在，察觉到阴谋存在就标明精神是正常无疾的。我的一个熟人说，“今天在美国，假若你不是一个妄想狂患者，那你也是个精神不正常者。”我不知道这一论断是否也适用于全球。
没有经过左半球的详尽研究，就无法断言通过右半球推断出来的模式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构的。另外，仅仅是一个决定性的思想，而没有创造的和直觉的见识以及没有对新模式的研究，那么，它也不会有结果，并且注定要失败的。在骤变的环境中要解决复杂问题就需要两半球的共同活动：通过胼胝体沟通大脑两个半球，是通向未来的唯一途径。人所周知，许多人一见流血就产生眩晕的反应，这就是由不同的感性认识功能所引起的不同行为的一例（当然，这仅是多种例子之一）。我想这个道理很清楚，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自身出血与疼痛、损伤和破坏机体的完整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流血，就产生出一种同情感，感到有一种极其痛苦的感受。我们都体会过疼痛的滋味。毫无疑问，这就是在许多人类社会中，把红色作为停止信号* 或意味着危险的原因。假如我们的血液里携带氧的色素是绿色的话（在生化学上它有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所有人就会把绿色看成是危险的天然标志，而会觉得使用红色的做法有点滑稽可笑。
另一方面，经过训练的医生见到血时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他会立即联想分析，这是哪个器官受了伤？怎么会这样大量地出血？是静脉出血还是动脉出血？是否需要使用止血带？所有这些分析活动都属于左半球的功能。它们需要比单纯流血等于疼痛的联想更复杂更有分析力的认识过程。而且，这种分析要远远高于实践经验。假如我受伤流血，我们定去找一个有多年经验善于处理受伤流血的外科医生，而不去找一位富有同情心一见血就发晕的朋友。后者的明确动机仅限于不愿意他人受到伤害；而前者对受伤流血者能有所帮助。在一个有理想结构的物种内，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机体上，我们大多数人正是如此。这两补思想的模式具有完全不同的复杂性，可是对生物存活都有相互弥补的价值。
劳伦斯（D?H?Lawrence）关于月亮本质的见解可以说是直觉见解偶尔抵制分析见识的典型事例。他说：“没有必要告诉我说，月亮是天上的一块死岩，我知道它不是块死岩。”的确，月亮并不是天空中的一块死岩，它是美丽的，它能使人产生浪漫主义联想的魔力，它能引起潮汐，还可能是确定地球上人类每月活动周期的依据。天空中的死岩仅是它的特性之一。直觉见解在我们以往个人体验的或是进化中的感受范畴内是大有作用的。在有关天体密集物体性质这样的新领域中，直观推理很难适应理性思想从自然界中探索到的见识。照此推理，理性思想过程不是本身的终结，应从对有益于人类的广泛角度上去理解。归根结底，理智的合乎逻辑的努力，其本质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本质。
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可以看作成应用于自然中的狂妄思想，我们期望得到自然的协同，并希望获得完全不同的数据之间的联系。我们的目的是从自然中抽出模式（右半球思想），事实上，许多抽出来的模式并不同数字相符，因此它们必须受到严格的分析（左半球思想）。缺乏对模式的严格分析研究，僵硬的怀疑主义是不会得到完善的科学知识的。而要有效地获得知识，则需要两个半球的协同工作。
微积分、牛顿物理学和几何光学，基本上是通过几何论证得到的。而今天，主要是通过分析论证进行讲授和示教：数学和物理学不仅是教学中的创造，而主要是右半球功能的产物。主要的鼥学见识在特性上都是直觉的，这在目前也是常见的。同样，在本质上是通过线性分析论证，用科学论文阐述出来的，这并不反常。这种创造行动主要来自于右半球的组成部分，但要论证创造结果是否有效主要还是要靠左半球的功能。
万有引力可以通过把收缩状的黎曼——克里斯托弗尔氏（Riemann-Christoffel）张量等于零来理解，这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惊人的发现。这一论点之所以被人们接受仅仅因为这一结论可以得出详尽的、数学方程结果，预先检验出与万有引力的区别之处。尔后，再作实验决定应采取哪条途径。在三个有名的实验中，即通过太阳附近的星光偏角：距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在运行轨道上的运动：强恒星重力场内谱线的红向移动，大自然是赞助爱因斯坦的。如果没有这些实验，就很难有一位物理学家能承认广义相对论。物理学中有许多几乎近似辉煌精致的学说都被人们摒弃了，因为它们不能经受实验的论证而得以存在。依我看，假若这样的对抗和摒弃假说的意愿是我们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那人类情况将会有很大的改变。
我确信，没有两半球较大范围的进化，科学就不会有什么重大进展。但这对艺术则不同。很明显，艺术不需要在实验室里作实验。有欣赏能力的、专心致志、无偏见的观众根据他们各自的满意程度，确定其艺术水平如何。我可以从上百个例子中举一例说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法国艺术评论家、学报和博物院全都抛弃了法国印象派。而今天，印象派团体又广泛地支持印象派艺术家创造出新作品。历史的时钟又向相反的方向倒转了一个世纪。
本书是一个模式辨认的练习，是企图利用各学科和神话中广泛的多种多样的线索，去了解自然和人类智力进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脑右半球的活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常常在半夜或凌晨被一种产生出新见解的兴奋激醒。我想许多细节还需作实质性的修正，至于这些新见解是否真实可靠，还完全取决于我的左半球功能发挥如何（这也取决于我对这些观点的取舍，因为我还没发现论证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写此书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反复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例证，它们在构思以及手法上都生动地阐明了自己的内容。
十六世纪，在数学量之司关系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方法：你可以写出一个代数方程，也可画出一条曲线。笛卡尔（Rene Descartes）在创造解析几何时，展示出了数学界这两种观点的形式恒等关系（顺便说一下，笛卡尔还是一位确定大脑功能定位的解剖学家）。
目前解析几何已成为十年级学生的普通课程。但这在十七世纪却是一个辉煌的发现。然而，代数方程就是大脑左半球的典型结构，而一条普通几何曲线，即相关的点连接起来的图形，则是大脑右半球特有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解析几何是数学上的胼胝体。当今一系列学说发现它们相互之间既不冲突或者也没有相互的交叉关系。在一些关键时刻，左半球总与右半球的观点相对，这就使外观不相联或观点相反的笛卡尔连接法再度成为迫切需要。
我认为，只有通过大脑左右半球的合作，我们和任何其他人类的最有意义的创造活动——法制和道德规范、艺术和音乐、科学和技术才有可能实现。就是这种创造活动，即使从事得很少或仅作了一点点，也将会使我们和整个世界发生变化。我们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就是胼胝体的功能。
*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拉丁语、德语和斯拉夫语中都是从左向右写，而在闪语（犹太语、阿拉伯语等——译注）中却是从右向左写。古希腊人书写时则是左行右行交叉书写（象牛犁地一样），一行从左向右，下一行从右向左。[返回]
* 另一对性质相反的词：“黑”和“白”也揭示了一组情况的相当不同的两方面。尽管英语里有着“黑白截然不同”的措词，但这两个词却有相同的起源。“b1ack”（黑）来自撒克逊语“blaece”；而“white”（白）来源自撒克逊语“blac”，这个词同“blanchi”（发白）、“blank”（空白）、 “bleak”（漂白）以及法语的blanc（白的）都是同源的词。作为黑白的显著特性都是缺少颜色。在我看来，使用相同的词表达两种不同事物就是公元六世纪英国国王亚瑟的词典编辑者的高度觉察力。[返回]
*在惯用左手的美国总统中看来就是哈里?杜鲁门和杰拉尔德.福特二人。我不敢肯定这同提出用手习惯和大脑半球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论证还不充分）是否一致。伦纳德?达?万斯可能是惯用左手的人中具有创造天才的、最光辉的范例。[返回]
* 红色又是电梯指示下行的信号，也许是因我们生活在树上的祖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下树的缘故。[返回]
八、脑的未来发展
人脑似乎很难处于一种安定静止的状态。偶尔的小冲突和少数的争斗是常有的。大脑的各组成部分对某些行为有着倾向性，因而就不会陷入宿命论和失望之中了。我们现已能从实质上掌握脑的各个组成部分间的相互关系。解剖学并不能决定命运，但也不是毫无关联的。至少某些精神病可以理解为争斗着的神经部分冲突的结果。大脑组成部分可以用多种方式相互制约。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边缘系统和新皮质对爬虫复合体的抑制作用，在整个社会里还可能有爬虫复合体对大脑皮质的抑制和大脑两半球之间的相互抑制。
一般说来，人类社会是不易革新的。他们等级森严，因循守旧，任何变革的建议都要受到怀疑，因为任何未来的礼仪和等级上的变动都意味着不快。一套礼仪换成另一套，也许换成几乎没有什么礼仪结构的简单社会。但是社会总该有所变革。这正象犹太人始祖艾伯拉罕?林肯（AbbahamLincoln）所阐明的那样：“以往的条条框框不适应激烈斗争的现实。”现状中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是试图改组美国和其他社会的多种困难所在。如改革现状则要求现居高位的上层人物较多地采取面向下层的步骤，看来他们对此是不欢迎的，而且是抵制的。
很显然，在西方社会中，事实上也有一些变更和重大改革，当然这还远远不够。但相比之下似乎还是较多的。陈旧僵化的文化对于社会变革是一股强大的阻力。在特恩布尔（Colin Turnbull）的《森林中的人》一书中，辛辣地描述了一个跛脚的俾格米族侏儒姑娘。正在访问的人类学家给她一副工艺新颖漂亮的拐杖。尽管事实上大大地减轻了这个小姑娘的痛苦，可是人们，包括她的父母，却对这项发明* 无动于衷。
在传统社会里，有许多排斥新事物的例子。诸如伦纳德（Leonardo）、伽利略、伊拉兹马斯（Desiderius Erasmus）或弗洛伊德的生平就是形形色色的范例。
稳定状态的社会中的传统总是易被大家接受的，一定的文化形成要痛苦地经历许多代发展过程，才被公认是可行的。象突变一样，任何随机的变化往往不太适应。当然也如突变一样，如能达到对新环境的适应，那么这种变异就是必不可少的。这两种趋势中出现的紧张局面，明显地标志着当代的政治冲突。象我们时代一样，在一个客观自然的和社会环境急骤变化的时代里，只有顺应潮流才能适应生存；那些处于静止不变的居群就不能顺应生存。几乎在全部的人类历史中，围狩者的生活方式，有力地促进了人类进化的发展。我认为，已有确凿证据表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打算从事这种文化的发展。假如我们不承认围狩者生活，那就等于不承认人类的早期阶段。围狩和高度发展的技术和文化两者都是新皮质的产物。目前我们决心坚定不移地走科学技术文化途径，不过这将有个逐步适应过程。
英国出现了许多富有惊人才华的被人们称作博学多识的科学家和学者。这些人中有近代的贝特朗?罗素（Bertrand Russell）、阿?诺?怀德海（A?N?Whitehead）、J.B.S霍尔丹（J.B.S.Haldane）、约?德?贝尔纳(J.D.Bernal）和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罗素提出，富有才华的个人发展需要有一个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强求一致的压力的童年时代。
尤其是当今时代，有这么多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摆在人类面前，迫切需要发展广阔的有权威的思想。在这些国家中，必须执行一条符合于民主思想的路线，从人道主义出发，促进智力的发展，尤其是鼓励大有前途的青年人智力的发展。与此相反，我们发现，在大多数国家里现行的教育和考试制度几乎全是老一套低劣的公式化的教育过程。我有时也很想知道，在当代美国的电影和电视里投观众所好，大量放映具有吸引力的性和暴力的影片，这是否反映出我们头脑中的爬虫复合体过于发达；与此同时，新皮质的多种功能活动，部分是由于学校和社会的约束，却难以表现出来，因此这类活动就不大彼人们熟知，从而也得不到足够的珍惜。
由于近几个世纪连续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和技术上的变革，世界陷入了动乱之中。我们现在已不是生活在传统和一成不变的社会里，我们的政府好象只做着我们已做过的事，以此来抵制变革。在我们没有彻底地毁灭自己之前，未来是属于那些不忽略人所共有的新皮质部分得以昌盛发展的社会；属于那些鼓励多样化反对单一位的社会；属于那些努力从事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验研究从而开发资源的社会；属于那些准备为长远利益而牺牲暂时利益的社会；属于那些把娇嫩弱小的新思想视为具有无限生命力并且是通往美好广阔未来的社会。
对脑的进一步认识，大概将来会涉及到象确定死亡和允许坠胎这类令人伤脑筋的问题。从西方国家现代的社会风尚来看，似乎完全有理由随意杀害非人的灵长目和哺乳类动物，
但不允许（对个体而言）杀死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人类。其逻辑上的含意就在于形成人和动物区别的人脑具有人类特有的本性。按这个道理，对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只要他们脑皮质的主要部分还有功能活动，即使在身体和神经的其他功能上都有较大的损残，但从人的意义上看，可以肯定说他们还活着。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病人尽管他还活着，但已表现不出新皮质活动的征象（包括睡眠时脑皮质的活动），从人的意义上来说，也就断定他已经死了。有许多这样的情况，脑皮质已经完全停止活动，可是边缘系统、爬虫复合体和下脑干仍在起作用，象呼吸、血液循环这样的基础功能还是完好无损。我想提出一个能普遍被人接受的又有充分根据的关于法律上的死亡定义。在此之前，就需要我们对人脑生理学作更多的研究。要得出这样一个定义，很可能要求我们详细研究脑的新皮质和与新皮质不同的脑的其他组成部分。
相同的见解可以有助于解决七十年代后期美国兴起有关坠胎的大辩论。争论的一方主张，既然妇女生来就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那么，出于心理上的厌恶感或在无能力抚养的前提下，她们就有理由进行流产；辩论的另一方则坚持“生的权力”，主张那怕杀死妊娠头三个月的一个还没有形成胚胎的受精卵也得算杀人犯，因为受精卵已经有变成人的“潜力”了。我想在这场激烈争论中，每一方所提出的任何解释都不可能得到对方那边中坚分子的赞成。有时我们的心情和头脑会使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然而基于这本书前几章我提出的见解，我愿意提出一种合理调和的意见，至少也算个尝试吧。
合法流产毫无疑问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和非法的屠杀，避免法律上不允许的“后门”坠胎、在这个连续失去人口控制，受人口剧增威胁的文明世界里，广泛采用的医药流产适合社会的需要。杀婴做法似乎也可以解决不愿生育和无抚育条件生育两个问题。这一方法已在许多人类社会和团体中广泛使用，其中包括通常被认为是我们文明祖先的古希腊文明世界。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地方，每四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在第一年中夭折。然而根据我们的法律和惯例，杀婴毫无异议就是杀人犯。一个七个月的早产儿与一个在子宫里七个月的胎儿之间没有什么重大原则区别。因此，依我看来，在这时候流产至少是妊娠期的最后三个月流产，与杀人犯是十分相近的。以胎儿在分娩前三个月里还不能呼吸作为杀婴的理由也是似是而非的。假如婴儿生下之后尚未剪断脐带或是还没有呼吸，就能允许杀死这个婴儿吗？同样道理，比如说我心中很不愿和一个陌生人同住在一个军用帐篷或是大学的宿舍里，我也没有权力杀掉他。还有一些税务使我很烦恼，可是再烦恼也不能干掉那些收税人。在这样的争论中，公民言论自由的观点常常被搞得模糊不清。有时我扪心自问，为什么争论中一方的观点会影响我呢？然而，那些反对禁止杀人法律的人们，能够无条件地遵守社会所需要的刑事法吗？
争论中的另一方，所谓“生的权利”的措词正是一个“废话”的典型。这样的空话只能使人激愤，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启示。当今世界任何社会里，都没有这样“生的权力”，以前也从没有过（除少数几个例外，如印度的耆那教徒中间有过这种生的权力）。例如，我们饲养牲畜为的是屠宰它，毁灭森林；污染河水和湖水，使鱼无法在那儿生存，猎取鹿麋以寻欢取乐；猎取豹子获其皮裘；捕获鲸鱼喂狗，缠住海豚，使其气喘吁吁，剧痛翻滚；使金枪鱼陷入罗网，借口“控制种群量”，用棍棒打死海豹幼兽，所有这些动物和植物都象我们一样是有生命的。在许多人类社会里所保护的不是生命，只不过是人的生命而已。甚至就在这种保护下，时常还发动战争，使无辜的居民遭受巨大可怕的伤亡，我们大多数人恐怕对此都感到触目惊心。就是这样大规模杀戮也被我们对方的种族或民族主义者辩解为屠杀低等民族，从而证明这种屠杀反而是正当的。
同样，关于人“潜在生命”的争论对我说来似乎更是微不足道。任何人的卵或精子在适宜的环境下都有变成人的潜力。另外男性手淫和夜间遗精往往被看作是自然行为，一次射精的精子量足够繁殖数亿人，难道能有理由把此种行为也指控为杀人犯吗？另外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从人身上任何地方取出一个细胞无性繁殖生成一个完整的人。照此推理，在无性繁殖成为切实可行的时代里，我身上的任何一个细胞都会成为变成人的潜力，那么，如果我的手指刺破流出一滴血，难道就得算我犯了大规模屠杀罪吗？
很明显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同样也很清楚，平息这场争论只有在许多各自坚持的有争议的问题上互相让步。关键性实际问题是要确定到底在什么时候胎儿才算发育成人。这又要回到我们所谓的什么是人的问题上来了。确实，没有人的外形不能看作人，就是由人体类似的有机物组成的人工制造物，没有构成人形时当然也不能看成人。同样，其他星球上智慧生物，尽管他们与人类不相似，但他们在道德、智力和艺术造诣上只要超过我们，这肯定要算作人，当然也应属于禁止屠杀之列了。我们禁止凶杀人类的理由就是因为人类具有某些特性，一种特别珍惜的特性。地球上具有这一特性的机体为数不多，或除人之外根本没有。这种特性不是指感觉疼痛或体验深沉的感情，因为就连被我们无缘无故屠宰的许多动物也确实具有相似的感情。
我相信，这种人的本质的特征，就是指我们的智慧。假若如此，新皮质的功能活动和发育就是我们人类生命特有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我们无法要求新皮质功能发育充分完善，因为它在人出生后才能全面健全发展。根据胎儿的脑电图确定，大概就在新皮质活动开始时，也许我们才可以说胎儿转变成了人。由简单的胚胎学观察结果（见图29）即可得出，脑从什么时间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人的特征。
至今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在我看来，这些研究工作在这场流产的争论中可能起到使双方都能互让的主要作用。毫无疑问，胎儿发育中，在新皮质脑电图信号首次出现时，人的生命才算开始，这样的法律定义还是偏于保守的。即趋向表现出新皮质活动的最早胎儿阶段，大概出现在妊娠三个月前后（我们这里所谈的都是指在理性社会里法律所禁止的东西：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认为使一个早期胎儿流产就是杀婴，那就不应该去施行和接受人工流产）。
在始终一贯地应用这种思想时，应该避免人类沙文主义。假如有的人虽然他已完全发育成人，但是智力稍低，他们至少也应该受到保护免于被杀。目前，我们正愿意把这种保护扩展到子宫内的晚期胎儿上去。关于海豚、鲸鱼和类人猿存在智力的证据，现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信服的。所以我想，与流产道德态度一致的是，应该坚决限制无辜杀害这些动物。但是最终解决有关流产争论的关键，好象还是在于研究产前胎儿的新皮质活动。
人脑的未来发展究竟如何？现在有着大量和不断增多的证据说明，很多类型的精神病就是由脑内化学递质和传导障碍引起的。既然很多精神病都有相同的症状，它们可能都起因于同种障碍，从而就应得到同样的治疗效果。
英国十九世纪精神病学先驱杰克逊（Hughlings Jackson）说：“查明了梦态也就弄清什么是精神错乱了。”严重丧失做梦的人经常出现白日梦，精神分裂症常伴有夜间睡眠减少，但是，这究竟是原因还是结果，至今还不清楚。“精神分裂症通常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忧郁和绝望。假如，精神分裂者夜间梦见飞龙挣脱了牢固的锁链，白昼隐约看见飞龙冲破大脑左半球束缚，张牙舞爪地跳出来，想想看会有什么表现呢？别种精神病可能趄因于大脑右半球的功能损伤，例如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的精神分裂者很少发现他们能进行感性认识的飞跃。
在六十年代中期，哈佛医学院的格林斯庞（Lest Grinspoon）和同事们对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各种治疗技术的相对价值作了一系列对照实验。他们都是精神病分析学者，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偏见，那就是倾向于使用语言，而不是药物治疗。但他们出乎意料的发现，最近研制出的镇静剂——甲硫哒嗪（与称作酚噻嗪的抗精神病药物疗效大体相等的一种药）是异常有效的，即使不能完全治愈也可控制症状发展。照患者、患者家属和精神病学医生评定，单独使用酚噻嗪和同其他药物混用的疗效至少是一样的；面对这些无意中的发现，这些实验者的那种诚挚的品格是令人钦佩的！（很难想象能有哪种实验能使那些竞争中的中坚虔诚分午肯承认对方学说的正确性）。
最近研究表明，“恩妥芬”（endophin）是一种在鼠和其他哺乳动物的脑内天然存在的小分子蛋白质，可以诱发这些动物明显的肌肉强直和木僵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僵呆。精神分裂症一度占美国住院床位率的10％，这种病是分子的起因还是神经性原因引起的至今还不清楚。但不难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确切发现脑中哪个部位和哪些神经化学递质造成了这种机能失常。
医学道德观这种古怪问题来自格林斯庞等人的实验。镇静剂在治疗精神分裂症上是如此有效，现已广泛认为如不给患者使用就是不合医学道德了。这种医学道德的另外含意，就是反对在患者身上反复进行证实镇静剂疗效的试验。同时也认为拒绝对患者病况作最彻底的治疗也是一种不应有的残忍。因而，不服镇静剂的精神分裂病的对照观察组就没必要设立。如果必须进行验定某一化学药物对患者的脑功能障碍疗效如何，这样的实验只能进行一次，并且这次实验效果应有非常成功的把握方可进行。
这种化学疗法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应用碳酸锂治疗狂郁症患者。锂是一种分子量最轻、结构最简单的金属。如果患者处于极度痛苦时，给其摄入严格控制的一定剂量的锂，患者病情就会得到惊人的好转。患者和医生都有这种共同的看法。为什么这样一个简易的疗法会产生出这样显著的疗效至今还弄不清楚。但最大可能是与脑内酶的化学组成和化学性质有关。
一种很奇怪的精神病就是吉尔?德?拉?图雷特病（Gills de la Tourette's disease)（这种病是由一位叫吉尔?德?拉?图雷特的法国医师最早发现的，并以其名字命名，而不是因他患这种病而定名的）。此病症状中的多种运动和语言紊乱之一就是一种奇怪的强迫性胡说。尽管患者的言语非常流利，但竟滔滔不绝他说些猥亵和亵渎话。医生把鉴定这种病的方法称作“走廊诊断”，患者能在暂短的看病时间中极其困难地控制自己，可是医生刚离开诊室到走廊去，息者污秽的语言就象决堤的洪水一样，一涌而出。人的头脑内有一个产生“脏话”的部位（类人猿也可能有）。大脑右半球能够应付的词汇量是极其有限的，顶多也不过是“喂”、“再见”，还有一点少量爱说的猥亵话。图雷特氏病大概只能侵袭大脑左半球。剑桥大学英国人类学者坎贝尔（Bernard Campbell）指出，边缘系统能同大脑右半球完美地结合。依我们看来，右半球比左半球能更好地处理感情这类活动。不论猥亵的话涉及到什么内容，它们总会给本身增加强烈感情的。但是图雷特氏病是如此复杂。好象是因特异的化学神经递质缺乏引起的，并且，似乎用严格控制剂量的锂就能减轻症狀。
最近证据表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血管加压素等边缘系统激素能大大改善动物保留和恢复记忆的能力。如果说脑还没有最终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这些以及其他类似例证就使人联想到，我们至少可以通过改变丰富的脑的小分子蛋白质含量或者控制这种蛋白质的合成，从本质上来改善脑的功能。这种例子也表明可以大大减轻精神病患者所常常感受到的沉重的内疚感，这却是麻疹患者很少感受过的。
脑的大量沟回和大脑皮层皱摺，还有脑是那样恰到好处地装入头骨内的事实，都清楚地表明很难往现在的头颅内再多装些脑子。由于女性产道和骨盆的大小所限，到目前为止头骨再大的大脑也不能继续发展了。
剖腹产在两千年前是很少做的，目前却很流行。剖腹产能使较大容量脑的胎儿出生。改进脑的另一种可能就是现代充分发展的医学技术能够使胎儿在子宫外全期发育。可是进化变异率是如此缓慢，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好象没有一项能因新皮质较大范围的增大和由此产生的较高智慧而得以解决。将来会有一天，当然这不是最近的事，有可能通过脑外科手术改进我们认为需要改进的脑的某些组成部分，进一步限制那些造成人类面临危险和矛盾的脑组成部分的发展。即使这种行动再符合社会需要，但由于脑功能的复杂性和脑多余信息的存在，它对不久的未来没有实际意义。在我们能够人工造脑之前，我们可能先会造基因。
人们常常指出象这样的实验有可能为不道德的政府创造条件。有许多政府以此为工具来进一步控制它的公民。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的政府，它把数百个微型电极嵌入新生儿脑的一快乐”和“痛苦”中枢里。这些电极能进行遥控的无线电刺激。大概只有政府才知道所使用的频率和译码。当儿童长大成人后，如果他在工作指标和思想意识方面已经合格地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政府就刺激其“快乐”中枢，相反就刺激他的“痛苦”中枢。这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控制。我不反对脑的电子刺激实验，相反我是反对让政府这样地控制医院的。任何允许其政府在新生儿脑内嵌入这样的电极的人，抛弃了斗争，他就可能完全失掉了所应得到的一切。使用这种可怕的技术，其主要任务还是预见什么是可能的。教育民众正确使用，不要误用，另外的任务就是防止组织上、官吏和政府的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