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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伦,《拉莱》,第1节[242].4

作者:德-叔本华/译者:韦启昌 当前章节:15699 字 更新时间:2026-6-16 00:05

所以,我们看到个人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大众群体就更是如此:对于他们既定的看法,经验和教诲穷千百年之功也不会发挥多大的效力。因此,某些受到人们普遍喜爱并被深信不疑的错误看法每天就通过数以百万计得意洋洋的嘴巴一再重复。我已收集到一些诸如此类的谬见,我请求读者作更多的补充。[316]

1)自杀是懦弱的行为;

2)不信任别人的人自己本身就是不诚实的;

3)功勋卓越的人和思想的天才,其自谦是发自内心的;4)疯癫之人是极其不幸的;

5)哲学是无法学习的,但却可以学会哲学探究;——事实真相却与此说法恰恰相反。

6)创作优秀的悲剧要比创作优秀的喜剧容易;

7)懂得一点点哲学会使人不相信上帝,但懂得很多哲学却使人信奉上帝(这一人云亦云的说法是培根先提出来的);——是吗!难道真的是这样?!

8)“know1edgeispower”(英文,“知识就是力量”,其中的“power”既有力量也有权力的意思——译者。);——混账的鬼话!一个人可以很有知识,但却并不因此拥有丁点力量(或权力),而另一个人很有力量(或权力),但却没有丁点的知识。所以,希里多德非常正确地表达了与此相反的说法:“至为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懂得很多,但却对事情无能为力。”有时,一个人的所知会使他有了对付别人的力量,例如,他知道别人的隐私,或者,别人不知他的底细,等等。但这仍不足以证实“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是正确的。

许多人并没有对这些说法作一番深思就在相互间鹦鹉学舌,因为这些说法乍一听起来似乎很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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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就可以观察到大众的思维方式是多么生硬和僵化,与他们打交道又是多么的困难。这是因为谁要是有幸与书为伴更甚于与人交往,那他就会以为思想、知识的交流是轻松容易的,心灵彼此间的传达、回应是快捷的。这样,他就会很容易忘记在那可以说是惟一现实的世俗人群当中,情形却是完全另外的一种样子。到最后,这个人甚至会误以为获得的每一深刻见解马上就会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产。但我们只需坐火车旅行一天就会发现:不管我们身处何方,人们固守的某些歪论、谬见,他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衣着款式能够历经数个世纪,这一处地方与我们在此前一天到过的地方迥然有别。人们所操的地方方言也是这种情形。从所有这些,我们就可以得出判断:书本与大众之间存在多么巨大的鸿沟,已获承认的真理抵达大众的步伐又是多么缓慢——虽然这些步伐是确实和肯定的。所以,就其传递的速度而言,没有什么比智力之光更难与自然之光相比的了。

所有这些因此让我们得出这一结论:大众甚少思考事情,因为在这方面时间和练习都是欠缺的。不过,尽管大众长时间抱住错误不放,相比之下,大众却不像学术界那样是一个每天变换言论风向的风信鸡。这是一件很可幸运的事情。否则,想想那一人多势众的巨大群体如何快速地变换运动就够吓人的了,尤其当我们考虑到:一旦大众转换其行进路线,一切就被推翻、一切都被卷走。[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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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的渴求,如果目标瞄准在事物普遍的原理,那就是求知欲…(wissbegier);但如果渴求知道的东西只是单个、零星之物,那就应被称为好奇、好打听…(neugier)。小男孩大多显示出求知欲,而小女孩则只表现出好打听个别的事情;小女孩在这方面的好奇心可以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与此相伴的天真、无邪经常让人感到厌烦。女性这种无法感知普遍原理、只关注个别事物的特性在这一例子里已经昭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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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结构良好并因此配备了细腻判断力的头脑具有两大长处。其一就是在所看见过的、经历过的和阅读过的事物当中,只有最意味深长、最重要的东西才会吸引这种头脑,并自然而然留在其记忆之中。在将来需要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招之即来,而其他无关重要的则一概不留。这种人的记忆就像细密的筛子:留下来的是大块的东西;而其他人的记忆则像粗眼的筛子:除了偶然的零星之物以外,一切都被漏掉了。具备这种头脑的人的另一长处与上述长处有一定的关联,那就是:凡是与某一事物或者问题相同性质的、类似的,或者有着某种关联的东西——无论这些东西距离多么遥远——都会适时在这一脑海中出现。这是因为这种人只抓住事物的本质;[319]这样,尽管各种事物彼此差别很大,甚至截然不同,他们仍然一眼就能认出这些事物的同一原理和因此事物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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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不是以其广度,而是以其强度(或深度)见称。所以,在这一方面,一个人可以放心大胆地与一万个人较量一番;一千个傻瓜凑在一起也产生不了一个聪明、理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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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满这一世界的可怜、庸常的人所真正缺乏的就是两种彼此密切相关的能力,亦即判断力和拥有自己的思想。庸人缺乏这两者的程度甚至是那些并不属于这一类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也正因此,后一种人难以明确意识到前一种人的生存是多么贫乏和可怜,以及“愚蠢之人所饱受的苦闷和厌倦”。这两种思想能力的欠缺正好解释了为何在各个国家泛滥、被同时代人称为“文学”的文字作品,其质量是那样的低劣,而真正的作品在面世时却遭受到如此厄运。所有真正的文学和思想作品都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在渺小的头脑和伟大的思想之间形成共鸣,这就难怪这种努力并不会马上取得成功了。作者能否给予读者满足,关键之处总在于这位作者和读者之间在思维方式上能否形成共鸣。这种和谐共鸣越完美,那读者感受到的满足就越大。因此,具伟大思想的作者也[320]就只能被拥有非凡头脑思想的读者所完全欣赏。这就是平庸、拙劣的作者会让有思想的人感到反感、厌恶的原因。甚至与大多数人的交谈也令人感到厌烦。能力不足和不相协调可是无处不在。

既然谈起这一话题,我想一并提醒大家:我们不应只是因为某一新奇和或许是真实的话语或者思想出自某本劣书或者某一傻瓜的嘴巴就低估它的价值。这是因为那本劣书偷窃了这一思想,而傻瓜则人云亦云——当然,这一事实会被隐藏起来。另外,一句西班牙谚语也这样说:“傻瓜了解自己的家里更甚于聪明人了解别人的屋子。”因此,每个人都比别人更了解自己熟悉的领域。最后,众所周知,甚至一只瞎眼的母鸡也会找到一小粒玉米。甚至这一句话“没有精神思想之人的内在是一个谜”也是对的。所以,甚至园丁也常作惊人之语。

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我们在很久以前曾经听到一个很普通、没受过教育的人说过一句话,或者描述过某一经历,对此我们久久难以忘怀。但是,我们会由于这些东西的出处而倾向于低估它们的价值,或者把它们视为很早以前就已广为人知。这样,我们现在就应该问一问自己:在相隔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是否重又听过或者甚至读过这些东西?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我们就要敬重它们。我们总不能因为钻石或许是在粪堆里找到就不珍视它吧。[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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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与常人的区别如果在程度方面而言,那当然只是数量上的;但当我们考虑到:常人的头脑尽管有其个人的差别,但他们的思维却有着某种共同的方向,那我们就会倾向于认为天才与常人的区别是质量上的。由于常人具有这种共同的思维方向,所以,在出现相同的动因时,常人的思想立即就会选取相同的路径,并走出相同的轨迹。因此,常人那并不以真理为依据的判断经常能够协调一致,甚至发展成为某些根深蒂固的基本观点;这些东西在任何时候都被他们抓住不放,一再地被人重复和一次次地以全新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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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得独创的、不平凡的、或许甚至是不朽的思想,那我们只需要完全从世事中脱离一些片刻的时间;这样,那些最日常、普通的事物就会显现其全新的、不为我们所知的一面,这些事物就以此方式向我们透露其真正的本质。在此,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不只是困难那么简单,这一条件根本就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正因此,这才是思想天才本职的工作[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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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想得到同时代人的感激,就必须与同时代人的步子保持一致。但这样的话,任何伟大的东西就无从产生。因此,谁要打算成就一番伟业,就必须把目光投向后世,坚定信念为后代子孙完成自己的作品。当然,他会在同时代人中间默默无闻;他就好比是被迫在孤岛上度过一生的人:他勤勉地在这孤岛上建起一座丰碑,以便把自己存在的信息传达给将来的航海者。如果这种命运对他来说似乎太过残酷,那他就必须以此想法安慰自己:那些平常普通、完全实际的人经常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他们同样无法期待得到对自己劳动的补偿。也就是说,那些平常、实际的人,如果条件有幸允许的话,就会忙于积聚物质的工作。他们努力赚钱、购买,建造房屋、耕种土地、投入资本、创立公司、经营布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充满着热忱。他们会以为自己努力工作是为了自己,但到头来,后人却坐享其成——这些后人甚至经常不是他们自己的后人。所以,这种人也照样可以说出“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话;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们获得的报酬。因此,这些人相比思想的天才也好不到哪里去。思想的天才当然也希望可以获得劳动的报酬,起码能够得到荣耀,但到头来,他们只是为了后代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当然,这两种人其实也从前人那里承继和获益了许多。

但是,天才所能获得的补偿却是自身——在获得补偿方面思想天才占有着优势——而不是别人怎样看他。确实,又[323]有谁生活得比这种人更真正、更实在呢?这种人生活过的某些瞬间就留下了延绵千百年的回响,其音声在一片混乱噪音之中清晰可辨,经久不息。不管怎么样,对于天才这种人物而言,最明智的做法或许就是:为了不受打扰地成为自己,那么,只要他还活着,他就要让自己满足于享受自己的思想和创作活动所带来的乐趣,这个世界则只是他所指定的承继其丰富一生的受惠者而已;至于他存在的印记,就像化石足迹一样,则只有在他本人死后方才传到世人的手中。

除此之外,天才相对其他人的优势并不只是局限于他发挥其至高能力方面。这种情形就像一个有着异于常人的良好骨架、动作敏捷利索的人:这个人不仅能够格外轻便、灵活完成身体的动作,而且在这过程中愉快、惬意,因为他从施展自己的天赋所长中得到直接的快乐。所以,他经常是漫无目的地发挥这些本领。更有甚者,这一身体灵活的人不仅在跳绳或者跳舞的时候能够做出一般人无法做出的跳跃动作,就算是完成其他人也会的较为简单的舞步,甚至他走路的姿势动作,也无一例外地显露出常人少有的柔软弹性。同样,具有真正卓越头脑的人不仅产生和创作出其他人力不能及的思想和作品;他们的优越之处并不只是表现在这些方面。他们还能够随时以认知和思考为乐,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认知和思考活动本身就是一件轻松、自然的事情。所以,较为简单的、在其他人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他们也能更加轻松、快捷、准确地把握。难怪他们能够从获得点滴新的知识、解答每一道难题得到直接和强烈的快乐,为每一含意丰富的见解,隽永、如珠的妙语而击节赞赏——不管这些出自自己抑或出自别人。这样,他们的头脑思想保持活泼、灵动而又不带其他别的目的,[324]并因此成为了他们源源不断的快乐的源泉;而无聊——这一每时每刻都在折磨人的恶魔——也就永远无法向他们靠近。另外,过去或者同时代的伟大思想者所写下的巨作对于他们来说才算是真正存在了。具平常头脑,亦即只有糟糕智力的人对于推荐给自己的这些伟大思想作品却是有心无力,一如风湿关节炎患者到了舞场;后者到场纯粹出于习俗和礼貌,前者阅读那些思想巨作则是因为不甘人后。拉布耶尔说得很对,“所有的精神思想对于没有精神思想的人几等于零。”再者,就算是聪明头脑或者思想天才的想法与平庸之人的想法从根本上并无二致,但两者之间的比较就犹如色彩鲜艳、生动的油画与轮廓草图或者颜色淡弱的水彩画相比。所以,所有这些报酬和补偿都属于那些孤独存在于这一和他们并不相称、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世界的思想天才。既然一切伟大都是相对而言,那么,把该乌斯称为伟大,抑或变换说法,形容该乌斯生活在可怜、渺小的人群当中,这两种说法表示的是一样的意思,因为小人国与大人国之别全在于不同的审视角度。所以,无论一个创作了不朽巨着的人在无尽的后世人看来是多么伟大、令人惊叹、意趣无穷,在这一作者活着的时候,世人在他眼中也必然显得渺小、可怜和乏味。我说的这一句话就表达了这一层意思:从塔基到塔顶有三百英尺的话,那从塔顶到塔基也当然正好是三百英尺。

据此,如果我们发现思想的天才通常不喜与人交际,间或态度严厉、让人难以接近,那是不足为奇的。这里面的原因不在于这类人物不喜沟通和交往;其实,他们在这世上生活就跟在晨曦初开的美丽时分出门散步的人差不多:他兴致勃勃地欣赏着新鲜、明亮的大自然,但他也就只能以此为乐,因为他[325]没有可以与之交谈的伙伴——除了一两个在田地弯腰劳作的农人。因此,伟大的思想者经常更宁愿自我独白,而不是与世俗之人对话、交流。偶尔当他让自己与人对话时,空洞的谈话又会使他重回自我独白中去。这是因为他忘记了他与之交谈的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他起码并不在乎对方一定明白自己的意思;哪怕对方就像玩具娃娃无法回应小孩的说话,他也是无所谓的。

但是,我们应该时时处处避免有失公正。我的爱犬经常就以它的聪明、有时又以它的愚蠢使我吃惊,而人类给我的感觉与此没有两样。智力不足、完全欠缺判断力、充满兽性的人类无数次让我感到厌恶,我也不得不同意古人的哀叹,愚蠢的确就是人类的母亲、保姆。但在个别时候,这样的事实重又让我惊讶不已:形式多样的优美艺术和有用科学,尽管始终是出自例外的个人,却能够在这样的人类当中扎根、成长和完美起来;我也很惊奇地看到人类在长达二三千年的时间里,以忠实的态度、持久的毅力保存着伟大思想家的着作——他们把荷马、柏拉图、贺拉斯等人的作品抄录下来、小心保管,使它们得以经历人类历史的祸害、暴行而免遭毁灭。人类以此显示出他们认识到这些作品的价值。我同样惊讶于某些人做出的专门、个别的成就,以及一些在其他方面与大众一般无异的人不时展现出来的思想或者判断力的闪亮素质——就好像灵光在某一刻闪现;甚至大众群体也不时让我感到惊奇——那就是当他们发出巨大、完整的合音时,他们就能得出正确的判断。这就好比不曾经过训练的声音在一起唱和,如果是人多势众的话,那就会发出和谐的效果。那些超越大众、被我们称为天才的人物,只是整个人类的“灵光闪[326]现”。所以,这些人能够取得其他人绝对无法取得的成就;也正因为这样,这些人是那样的独特,不仅他们与大众的差别让人一目了然,这些天才人物之间的个性差别也是同样突出分明。两个天才人物之间可以在性格和精神思想方面截然不同。因此缘故,每一个天才都透过自己的作品奉献给这一世界一件独一无二的礼物。所以,阿里奥斯图的比喻恰如其分,“大自然塑造了他,然后把模子打碎了”。这一比喻说法广为人知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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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的能力有限,每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之所以称得上是这样的人,其前提条件就是这个人有其明显薄弱的一面——甚至在智力方面。也就是说,这个人的某种能力有时候甚至逊色于头脑平庸的人。这一方面的欠缺有可能妨碍了他发挥其出众的能力,但用一个字词对此加以描述

甚至对某一确定的个人——却总是困难的。我们只能以间接的方式表达,例如,柏拉图的弱点正好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长项,反之亦然。康德的弱项正好就是歌德的伟大之处,反之亦然。

39

人们也很乐意崇拜某样东西,只不过他们的崇拜很多时候选错了对象。而这要等到后世才可以得到纠正。在这之[327]后,这种原先是由受过文化思想熏陶的群体给予天才人物的尊崇慢慢就会变质,一如那些宗教信众对圣人的尊崇相当容易就蜕变为对其遗骨遗物可笑、幼稚的顶礼膜拜。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会崇拜一个圣者的遗物,但对这一个圣者的生平和教导却不甚了了。许许多多的佛教徒对佛牙(《东方的君主制度》224页)、佛骨以及盛放佛骨的佛塔,还有僧钵、化石足印或者佛陀栽种的圣树等一跪三叩,但却无意透彻了解和忠实实践佛陀崇高的教诲。许多人大张着嘴巴、心生敬畏地打量着、凝视着彼特拉克在阿尔瓜的住处、据说曾经囚禁塔索的在费拉拉的监狱、莎土比亚在斯特拉福特镇的居所以及里面莎翁坐过的椅子、歌德在魏玛的房子和家具、康德戴过的旧帽子和在德累斯顿军械库(?)所留下的破鞋子,还有上述这些人的手稿。但这些人却从来不曾读过上述名人的着作。除了张开嘴巴呆看以外,他们无法做出别样的事情。比他们更加聪明的人则渴望一睹伟大的思想者曾经看视之物。由于一种奇怪幻觉的作用,这些人错误以为从这一客体就能引出主体,或者,在这一客体肯定留下了某些属于这一主体的东西。与他们相似的还有这些人:他们不遗余力考察文学作品的故事来源,例如,浮士德的故事传说及其文学作品;还有就是引发作家创作作品、作家本人遭遇过的事件。

他们对这些来龙去脉一究到底,达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这些人就好像看见剧院一幅美丽画景以后,就匆匆忙忙登上舞台,认真仔细地检查支撑这一画景的木造架子。属于这种情形的例子在当今不胜枚举,那些专家刁钻地考察浮士德其人及其传说、泽森海姆是否真有弗里德里克其人、格里岑其人是否真的住在魏斯阿德勒小巷、[328]绿蒂?维特的家人情况是否属实,等等。这些例子证明了这一真理:人们感兴趣的不是作者赋予这些资料素材的形式,亦即对它的处理和表现,而是更加着眼于这些资料素材本身。而那些感兴趣于了解哲学家的生平历史,而无意研究其思想的人,就好比对油画作品不感兴趣,但却好奇于油画框及其雕工和镀金所需的费用。

到此为止,所有这一切都还不错。但还有另外的一些人,他们的兴趣同样投向物质和个人的一面,但在这一条道上他们走得更远,甚至达到了完全是卑鄙、无耻的地步。也就是说,因为一个伟大的思想者把自己丰富的内在本质透露给了人们,并且,经过这位思想者出色发挥其能力,创作了提升和启蒙人们及其十至二十代后世子孙的作品——因此,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人送给了人类绝无仅有的一大厚礼,所以,这些无赖们就理直气壮地坐到了判官席上,拉开架势要审判这一思想者的道德。他们要看看能否找出这个人身上的某些污点和瑕疵,希望以此缓解由自惭形秽所带来的苦痛。所以就有了,例如,从道德角度对歌德的生活所作的各种细致调查——这方面的书籍和杂志可谓汗牛充栋。调查、讨论的问题无非就是歌德应该与他在青年时代曾经恋爱过的这一姑娘或者那一女子结婚;或者,歌德不应老实、正直地为其君主效力,而应该成为服务大众的人,一个配享保罗教堂一席之地的德国爱国主义者,等等。人们这些忘恩负义的聒噪和恶意贬损的企图表明了这些不具资格的判官不仅在智力上,而且在道德上也同样是些无赖和混混——这已经包含了很多意思。[329]

40

具一定才华的人……为了金钱和名声而工作;相比之下,要说出驱使天才精心创作其作品的推动力,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天才甚少为赚钱而创作。名声也不是推动他们的力量,也只有法国人才会想到是名声在起推动作用。名声实在是太靠不住了,并且,只需稍为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名声也没有多大的价值,你配得到的名声永远不会与你的作品相称。

——贺拉斯,《讽刺诗》

同样,也不完全是为了自己感觉到轻松愉快,因为这种愉快与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并不相称。其实,这是一种奇特的本能在发挥作用。由于受到这一本能的驱使,天才的个人就把自己的所见、所感在其传世的作品中表达了出来;在表达的过程中,他并没有意识到别的其他动机。大致而言,这种情形就与果树结出果子一样,都是出于同样的必然性;后者除了只需要外在一块赖以成长的土地,别无其他。深入思考一下,事实似乎就是:作为人类种属精灵的生存意欲意识到在诸如此类的个体中,智力达到了更高一级的清晰度——这得之于绝无仅有的机缘巧合——而这一更加清晰的智力为时也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现在,生存意欲就力求至少获得这一个体智力清晰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或者产物;生存意欲是为着与这一个体具[330]同一本质的整个种属而这样做。这样,从这一个体发出的光亮在以后的时间就可以穿透常人黑暗和呆滞的意识,并使这些人受惠。那种驱使天才行动起来的本能也就由此而生发。天才也就不计报酬、无视别人的赞许或者趣味,孤独、勤勉、刻苦地把全副力量都投入到这些作品中去,而自己本人的安乐则完全被置之度外。他更多地为后世考虑,而不在乎自己的时代,后者只会把他引入歧途而已。这是因为延绵的后世占了人类种属的更大部分;具有判断力的少数人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才会零星、单独地出现。与此同时,这样的天才通常就像歌德《歌颂艺术家》一诗中哀叹不已的艺术家,既没有我能取悦的朋友,

也没有珍视我的才华的王侯;

没有机会的眷顾,

到我清修之地的也只是麻木的施主;

我默默地勤勉、刻苦,

饱受痛苦,也没有门徒。

天才的目标就是完成自己的作品,把它们作为自己生存的真正成果和神圣之物奉献给人类;他把这一人类的财富交付给更具判断力的后代子孙。所有其他的目标都得为此目标让路。为此目的,他戴上荆棘冠,而在将来的一天,这一荆冠就会抽芽发叶,一变而成月桂花环。天才一意孤行、专心致志地完成自己的作品、把它们稳妥安置,其执拗和小心一如那些关注其卵子、为将来的幼虫准备好食物的昆虫——它们时日无多了,其后代是它们永远无缘相见的。这些昆虫把卵子产[331]在它们确切知道方便卵子孵化、幼虫可以找到食物的地方,然后才如释重负、有所安慰地死去。

注释

[1]这一典故出自古希腊传奇。杰森和五十勇士为了寻找金羊毛而历尽了艰险。在戈尔奇斯,杰森为了得到羊毛而听从吩咐把龙牙种在地里。全副盔甲的武士随即从龙牙跳跃而出。后来杰森依计把一块石头投向这些勇士,这些勇土就自相残杀了。——译者[2]约翰?费希特(1762—1814):先是在耶拿担任哲学教授,然后在柏林的新大学任职首位哲学教授。叔本华曾听过他的讲课。其着作有《总体科学理论的基础》等;——译者[3]费里德利希?谢林(1775—1854):先后在耶拿、慕尼黑、柏林担任哲学教授,其着作有《自然哲学导论》、《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考察》等。——译者[4]费里德利希?恩?施莱尔马赫(1768—1834):德国哲学教授、神学家。着有《至今为止的伦理学的奠定基础》。——译者[5]伏维纳古侯爵(1715—1747):法国道德作家。——译者[6]阿那克里安(约公元前6世纪):希腊抒情诗人。——译者[7]有限(endlich)和无限(unendlich)的概念只是在涉及时间和空间的时候才具有意义,因为时、空都是无限的,亦即没有尽头的,正如这两者也是无限可分的一样。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概念也套用其他东西,那这些东西必须是充塞时间和空间之物,并以此具备时、空的属性。由此可以推论:有限和无限这两个概念在19世纪被冒牌哲学家和肤浅、轻浮的人滥用到多么厉害的程度。

[8]柏拉色斯(1493—1541):瑞士医学家、自然哲学家。——译者[9]约翰?拉布耶尔(1645—1696):法国讽刺作家。——译者[332]

[10]克?阿?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代表作是《论精神》——译者[11]尼古拉斯?尚福尔(1741—1794):法国格言、随笔作家。代表作是《人物和轶事;格言和随想》。——译者[12]约瑟夫?艾迪逊(1672—1719):英国作家和政治家,着作是《旁观者》。——译者[13]安东尼?萨伏斯伯里(1671—1713):英国道德哲学家。——译者[14]威廉?申斯通(1714--1763):英国诗人。——译者[15]格奥尔格?利希腾贝格(1742—1799):德国讽刺作家、物理学家。——译者[16]这一名言据说出自阿基米德。——译者

[17]卢克里修(前98—前55):罗马诗人、哲学家。——译者[18]根据精神能量是处于加强抑或松弛的状态(这是机体生理状态所致),我们的精神智力相应上升至不同的高度:有时候在以太的高空中翱翔并直观这一世界,有时候巡游在地面的沼泽、泥潭之上,更多时候则在这两者之间徘徊!意欲对此无能为力。

[19]梭伦(前640—前559):雅典的立法者。

——译者

[20]就其本身而言,天才的头脑产生原初的思想,其自然而然就像女人生小孩一样;但是,外在的环境动因却是天才的智力得以结果所必需的,就像父亲之于生小孩是必不可少的一样。[333]

伦理道德散论

物理学的真理在涉及事物外在方面可谓意味深长,但却缺乏事物内在的含意。透露事物内在的含意却是思想和道德的真理所享有的特权,因为思想和道德的真理是以意欲在最高级别的客体化作为其研究课题,而物理学的真理则只探究意欲在最低级别的客体化。例如,如果我们核实了这一现在仍然只是猜测的说法,亦即太阳在赤道产生热电,而热电又产生了磁力,而磁力又产生了极光,那这些真理就包含了许多外在的含意;但涉及内在的东西却寥寥无几。相比之下,不仅一切高级的和真正精神思想方面的哲学论题包含了不少内在的含意,而且,观看一出优秀的悲剧所展示的苦难,甚至观察人们那些充分显现其道德和非道德的行为,亦即人们卑劣或者善良的特性,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许多内在的东西。这是因为在所有这些具内在含意的例子中,存在的本质凸现出来了,而这一世界就是这些本质的现象;这些本质在客体化的最高级别把自身内在暴露出来了。[334]

认为这一世界只有自然物理而非道德方面的含意,是一个根本性的、极大的和至为不幸的谬误,是人们反常的思想所致;并且,从根本上而言,这也是被基督教信仰拟人化为“反基督”的东西。尽管所有宗教众口一词地强调与此谬误对立相反的思想,并且试图以神话的方式为这些思想奠定基础,但这一根本性的谬误却从来没有在这地球上彻底消失。它不时就会死灰复燃,直至犯下众怒而被迫再一次潜藏起来为止。不过,尽管我们感觉到世事人生确实具有某种道德上的含意,但清楚认识这一含意并破解这一含意与世事发展的相互矛盾之谜却是相当困难;这样,留给我的任务就是细致说明道德的惟一真正、纯粹的基础,以及道德所引向的目标;这一道德基础的学说因而是无论古今、放之四海而皆准。支持我的道德生成理论的现实道德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我并不担心我的理论会被其他学说取代或者超越。

但是,只要那些哲学教授仍然无视我的伦理学,那康德的道德原则就会继续占据大学的讲坛。康德的道德原则有着花样繁多的形式,现在最吃香、最流行的一种就是“人的尊严和价值”。我在《论道德的基础》8第169页已经把这一说法的空洞本质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在此我只想补充下面这些。如果有人泛泛问起这一所谓人的尊严建立在何种基础上面,那对此的回答不消说就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面。也就是说,道德建立在尊严之上,而尊严又以道德为基础。除了这一[335]说法以外,把尊严的概念套用于像人这一在意欲上犯有罪恶、在思想智力上捉襟见肘、在身体上又弱不禁风的物种身上,那在我看来只能是极富讽刺意味:人有什么值得沾沾自喜?

受孕已是罪过,出生就是惩罚;

生活就是劳作,死亡则为归宿!

所以,我想写下下面这条规则,以对应康德上述的道德原则:我们不应该对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进行价值和尊严方面的客观评估;这样,我们也就既不应该考虑他意欲的卑劣性,也不应该留意他智力上的狭隘和局限,以及他头脑中扭曲、反常的观念。因为假如我们这样做,那这个人意欲的卑劣性就很容易引起我们的憎恨,而他狭隘的思想和扭曲、反常的观念则招致我们对他的蔑视。相反,我们眼中看到的应该只是这一个人的痛苦、需求、恐惧和磨难。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感同身受地同情他;这样,我们才会生发怜悯之情,而不是憎恨和鄙视;因为只有怜悯才是《圣经?福音书》惟一呼吁我们应该有的“兄弟般的爱”。由此可见,惟一适合抑制我们的憎恨或者鄙视情绪的是怜悯,而不是我们口口声声寻求的“尊严”和“价值”。

由于佛教具有更加深刻的伦理和形而上的观点,所以,佛教并没有从首善出发,因为首善首先是作为首恶的反面或者[336]否定而出现。根据施密特所写的《东蒙古历史》第6页所言,佛教中的首恶就是贪、嗔、痴、色欲和懒惰。但傲慢似乎应该取代懒惰的位置,因为在《教育和奇妙书信集》(1819年版,卷6,第372页)就是这样说的;并且,嫉妒或憎恨是增加进去、位列最后的首恶。我更正了施密特——他作出了很多贡献——所作的陈述,而这一更正了的说法由于与受到婆罗门教和佛教影响的泛神论者的学说不谋而合而获得了支持。也就是说,这些泛神论者列出了同样的首恶并相当正确地把这些罪恶配对起来。这样,色欲与贪婪、傲慢与嗔怒也就联袂出现(参看图卢克《东方国家神秘主义者的思想精华》第206页)。甚至在《薄迦梵歌》(16章21),我们也发现色欲、嗔怒和贪婪被列为首恶——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些教义产生于久远的时代。同样,在《巴拉波达?查德罗?达雅》——这是宣讲吠陀哲学的一部相当重要的哲学寓言剧——这三样首恶现形为与理智之王作战的激情之王手下的三位大将。与这三样首恶对立的首善则为纯洁、布施以及温柔、谦恭。

现在,如果我们把东方伦理学这些深刻的基本观点与柏拉图提出的、被人们成千上万次重复的着名首善,亦即正义、勇敢、节制和智慧作一比较,那我们就会发现柏拉图选出的首善缺少一个清晰、根本的指导思想,因此,柏拉图选出这些首善只是基于皮毛的认识,部分甚至明显选择有误。美德只能是意欲的素质,而智慧则首先是与智力相关。希腊语的“节制”——西塞罗翻译成拉丁文的“temperantia”,而德文则为“massigkeit”——是一个相当不确定和具多种含义的词语,它因此当然包括许多不同的事物,例如,节俭、谨慎、明达或者镇定。勇敢并不是美德,虽然有时候它可以为美德服务。但[337]“勇敢”也可以随时助纣为虐,替至为卑劣的目的效劳。“勇敢”只是一种气质特性。格林克斯[1](《伦理学》)摈弃柏拉图的首善,提出了“勤劳”、“服从”、“正义”和“谦卑”——这显而易见是一个糟糕的选择。中国人认为“仁、义、礼、智、信”是五大美德。吉德在《中国》一书第197页对这各项美德作了细致的评述。基督教并没有首善之说,而只有神学方面的美德,亦即信仰、慈爱和希望。

一个人道德上的善或恶首先是从这个人对待他人的根本态度和心情反映出来,也就是说,这种态度、心情要么带有嫉妒,要么带有同情的特质。每个人在其自身都带有嫉妒和同情这两种彼此对立相反的特质,因为这两种特质产生于一个人对自己的状况与他人状况所不可避免作出的比较。这样,根据这种比较对他的个体性所产生的结果,上述两种特质之一就构成了他的根本态度,并成为他的行为的根源。嫉妒也就是在人、我之间筑起一堵厚墙;但对于怀有同情心的人来说,这堵墙壁则是脆弱和透明的。事实上,这堵墙有时候会被同情心完全推倒;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和非我之间的差别就消失了。

上文提到的勇敢(tapferkeit),或者,更精确地说,勇敢的根源——勇气(mut),因为勇敢行为是勇气在打仗时的表现——值得我们花费功夫对其进行一番更细致的分析。古人把勇气视为美德之一,而懦弱则为劣性,但这种看法与基督教思想并不相符,因为基督教着眼于仁慈和耐心。基督教学说[338]不允许人们抱有任何敌意,甚至反对人们作出自卫抵抗的行为。所以,对于现代人而言,勇气不再是美德了。不过,必须承认:懦弱似乎与高贵的性格并不相称,因为懦弱暴露出了人过度关注其自身。勇气之所以是美德就在于:我们心甘情愿地直面此时此刻对我们构成威胁的恶行,并有所作为,目的就是以行动防止更大的罪恶在将来发生。而懦弱则做出了与此恰恰相反的事情。勇气具有坚忍的特性——坚忍就是意味着我们清楚意识到除了此刻威胁着我们的恶行以外,还有更大的恶行,而我们此刻的仓惶退却或者躲避就会招致将来更加可怕的恶行。据此,勇气就会是某种的坚忍;正因为这样,勇气使我们能够承受各种牺牲和实现自我征服。勇气因此就起码与美德有了一定的关联。

或许我们还可以对勇气作更高层次的考察。我们或许可以把对死亡的种种恐惧归因于缺乏那种天然的、因而只是感觉到的形而上的认识。一旦对这种认识有所感觉,一个人就会确信:正如他存在于自己的肉身一样,他也同样存在于万事万物;他肉身的死亡因而对他本人并没有构成伤害。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确信产生出英勇的气概。这种确信也产生出正义和慈善的美德(读者可以从我的《伦理学的两个根本问题》回想起我在这方面的论述)。当然,这是从非同一般的高度把握勇气的特性;但除了从这一高度理解勇气以外,的确不可能还有其他方法能够解释清楚为何懦弱看上去就是招人鄙视,而个人勇气给人的印象就是高贵和壮烈。因为如果从一个低级的角度考察,那就无法解释清楚为何一个有限的个体——他本身就是一切事物,并且的确就是其自身之外的世界存在的根本条件——不应该把其他的一切屈从于保存其自身存在[339]的目的。所以,一个全然形而下,因而是纯粹依据经验的解释并不足以解释勇气何以成为美德,因为这样一种解释只能立足于勇气的有利和用处方面。这或许就是卡尔德隆对勇气曾经一度持怀疑态度的原因,但他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事实上,卡尔德隆否认勇气的存在;他通过一个睿智的年迈大臣之口说出了这一见解,后者在年轻的国王面前说:虽然天然的恐惧在每个人的身上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但由于一个人不让别人看到他的恐惧,他就成了勇敢的人。

——《空气的女儿》第二部分第二幕

至于勇气作为美德在古人和现代人心目中的不同价值——这我们已经在上文提及——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古人把每一杰出之处、每一就自身而言是值得称道的素质均视为美德,不管这些优点、素质是道德上的、智力上的,抑或只是体力上的。但在基督教向人们表明生活中的基本方向是道德方面的以后,人们就只把道德上的优点归人美德的概念。但是,古老的拉丁语作家和意大利人很早就在其语言运用中有了“美德”的概念——这可由“virtuoso”(拉丁语“美德”——译者)一词众人皆知的含义得到证明。我们应让学生们明白无误地认清古人的美德概念有着比我们现在“tugend(“美德”——译者)更广泛的含义,否则,学生们就会很容易私下产生迷惑。这解释了为何在古人的伦理学着作里,他们所谈论的美德和劣性在我们的伦理学里并没有位置。[340]

正如把勇气列入美德是否妥当存在疑问,同

样,吝啬(geiz)能否归入劣性也成问题。不过,我们可不能把吝啬与贪婪(habsucht)相混淆,后者在拉丁语里是“avaritia”。所以,我们想把吝啬的正反两面的议论表达出来,读者可以由此作出自己的判断。

a:吝啬不是罪恶,它的对立面挥霍才是罪恶。奢侈、挥霍源自一种动物性的认识局限——对于只局限于认识现时此刻的人来说,那只在头脑中存在的将来概念是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的——并且,奢侈、挥霍是建立在人的这一错觉之上:感官乐趣真有其肯定和实在的价值。这样,为了那些空洞、匆匆即逝并且经常只是想象出来的快乐,挥霍之人付出了将来入不敷出、囊空如洗的凄凉代价。这样的挥霍行为或者只是为了喂养那空洞、愚蠢的沾沾自喜和得意傲慢,以及博取看热闹的路人对其豪华排场的惊叹和羡慕。粘附在他周围的寄生虫对他哈腰、鞠躬,但私下里,从他身上得益的猪朋狗友对他除了嘲笑以外,别无其他。因此,对这种人我们应该像躲避瘟疫病人一样的避之惟恐不及。一旦发现这种人的劣性,我们就应该及时和他们一刀两断。这样,在他行为的恶果稍后呈现的时候,我们就用不着为给他施以援手而承担其恶果,或者迫不得已扮演雅典的泰门那些酒肉朋友的角色。同样,我们不可以寄望那些漫不经心挥霍自己财产的人,在耗尽家财以后会对落入自己手里的别人财产不动分毫。这种人,就像萨鲁[341]斯提乌斯[2]所一针见血说过的,“挥霍自己的财产,攫取别人的财物。”(《卡蒂林纳》,5)所以,奢侈挥霍不但导致贫困,而且,还由贫困导致犯罪。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罪犯都是由于穷奢极欲而最终沦落至犯罪的地步。因为这一原因,《古兰经》(《苏拉》17)说得很对,“奢侈之人是撒旦的兄弟”。相比之下,吝啬节俭却是与充裕富足为伴,而充裕富足到底什么时候招人讨厌了?如果吝惜节俭是罪恶的话,那这蛮不错的罪恶却可以带来好的结果。因此,吝啬节俭所据以出发的正确原则就是:所有快感逸乐所发挥的作用都只是否定的;由这种快感组成的幸福因而只是幻象而已;而苦痛却是肯定和实在的。所以,悭吝之人舍弃了快感享受,目的就是更能稳妥地躲避苦痛。据此,“坚忍和舍弃”就成为了吝啬之人的座右铭。进一步而言,既然这种人知道发生不幸的可能性难以穷尽,通往危险的道路又数不胜数,那他们就动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地在自己的周围内外三重筑起坚固的城堡以抵御不测与不幸。谁又能说防备的功夫会做得太过?只有懂得命运如何出尔反尔捉弄我们的人才会最终达成自己的目的。哪怕防备功夫是做得太过了,那这一差错也只给自己本人带来害处,而不会让别人受累。如果这样的人用不上自己积聚起来的财富,那这些财富将来有朝一日就会使比他更缺乏深谋远虑的人受惠。他没有把金钱投入流通并不是坏事,因为金钱并不是消费物品;它们只是有用、真正的物品的代表,而不是这些物品本身。其实,钱币只是假的,它们本身并没有价值,其代表之物才具备价值,而这些并没有退出流通。另外,由于吝啬的人有钱不用,那其他人投入流通的金钱也就刚好相应升值了。虽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不少吝啬之人归根到底只是直接嗜爱金钱[342]本身,那不少挥霍成性的人也的确同样只是为了挥霍而胡乱大肆挥霍。与吝啬鬼结下友谊或者与他们有着亲戚关系不仅不会带来危险,反而可能带来利益呢。因为不管怎样,与他们最亲近的人在他们去世以后,就可以收获他们因自律而结出的成果。甚至当他们仍然在世时,如果遭遇十万火急的情形,我们还可以指望从他们那里获得某些救济。与一个身无分文、债台高筑、自身难保的挥霍者相比,我们能够从吝啬者那里获得更多的资助。一句西班牙俗语这样说:“身体赤裸者所能施舍的不会比铁石心肠的人更多。”由此可见,吝啬节俭并不是一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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