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gloire”，法语，意为荣耀。——译者
[29]“gloiremilitaire”意为战争、军事的荣耀。——译者[30]“voyezbutin”一词，请参阅“赃物”。——译者[31]胡子成了遮住人的脸部的半个面具，它应该遭到警察的禁止。再者，这一处于脸部中央的男性性征是诲淫的，因此，它取悦于女人。蓄须与否始终是测量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精神文化的晴雨表。在罗马人中，西彼奥？阿菲加奴斯是第一个剃去胡子的人（普林尼《自然历史》）。在安东尼执政时期，胡子又再一次冒出来了。查理曼大帝并不允许人们留有胡子，但在中世纪在亨利四世时期，蓄胡子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路易十六废除了蓄须的风俗。
[32]约翰？范？艾克（1386～1440）：画家，老弗兰德斯画派的创始人。——译者[91]
心理散论
每一种动物，尤其每一个人，如果要在这一世界生存和发展，那就必须获得某一合适比例的意欲和认识力。大自然越是精确地为他（它）作出了这方面的安排，那他也就越能安全、适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而大概接近正确的程度也足以保护他免遭毁灭。当然，上述合适和正确的比例有其一定的幅度。下面就是在这一方面获得认可的标准。因为认识力的天然使命就是为意欲照明道路，并为其指引步伐，所以，意欲的内在冲动越厉害和激烈，那这一意欲所配备的认识力就必须越完善和敏锐。只有这样，强烈的渴望和欲求、炽热的激情、剧烈的情感等才不至于把人们引入迷途，或者驱使人们作出欠缺考虑、铸成大错的行为，或者走向毁灭。如果意欲相当强烈而认识力又相当微弱，诸如此类的情形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相比之下，一个麻木不仁的人，也就是说，一个意欲衰弱、呆滞的人，则只需具备微弱、有限的认识力就可以生存下去。一个温和、节制[92]有度的人只需要普通、一般的智力就足够了。一般来说，意欲和认识力之间的不成比例、亦即偏离上述的正常比例都会造成人们的不幸福，哪怕这种不成比例是由于认识力超出比例所致。也就是说，认识力获得超常和显着的发展并由此形成对意欲的不成比例的压倒性的优势——类似情形构成了真正天才的本质——不仅对于生活的需要和目标而言是多余的，同时也完全是有害的。这种人早在青年时代，在理解、把握这一客观世界方面就有着充裕的能量，另外，加上活跃的想象力和完全欠缺经验——这就造成这种人的头脑轻易接受夸张的观念，甚至虚幻不实的东西，并以此填塞自己的头脑。一种偏执乖僻的性格就由此形成。甚至在稍后的岁月，当他们获得了经验教训并把原先的夸张、虚幻的东西忘掉和放弃以后，这种具有过分充裕认识力的天才仍然永远不会在平凡、普通的外在世界和小市民的生活中得心应手，他们不会像那些只具备正常认识力的人那样恰到好处地契入这样的生活，时时处处都表现得如鱼得水。相反，这种人经常会犯下一些奇怪的错误。这是因为认识力平平的人在自己观念和知识的狭窄范围内，能够完全驾轻就熟；在这一地盘里无人比他更能活动自如，他的认识力始终如一地忠实于它原初的目的，履行为意欲服务的职责，心无旁骛，从来不作非分之奢想。但一个认识力方面的天才，归根到底却是一个“由于过分盈余而变成的怪物”——就像我已在讨论天才时所说过的那样[1]。与此相反的情形：一个激烈、冲动但又缺乏认识力的人，一个没有头脑的野蛮人，则是“由于缺陷不足而变成的怪物”。[93]
生存意欲作为构成一切生物的内核，在最高级、亦即最聪明的动物的身上至为清晰地表现了出来；所以，在这些动物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种生存意欲的真正本质；这是因为在这一级别动物以下的生物身上，意欲就不再那么清晰展现出来，它的客体化程度也是低级别的；但在这一级别的动物以上，到了人这一级别，聪明、谨慎伴随着理智机能一同出现，而伴随着聪明谨慎而至的是人伪装和虚饰的能力，这马上就给人披上了一层面纱。所以，只有在人的感情和欲望爆发时，意欲才不带伪装地呈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当人的激情发话时总能获得人们的相信——不管这种激情是什么——这也理应如此。出于同样的理由，种种激情成为了文学家们的主题和演员们的拿手好戏。但我们对于犬、猫、猴子等的喜爱却是基于我在上文关于高等和聪明动物所作的一番议论。正是这些动物表现出来的单纯、质朴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愉快。
看着那些自由自在的动物无拘无束地率性而为，或寻找食物、照顾自己的孩子，或与其同类交往——这是一种多么特别的乐趣！这些动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或许那只是一只小鸟，但我却能够长时间饶有趣味地看着它；或者那是只水獭，青蛙，或者是一只刺猬，一条黄鳝，一头狍子，一头鹿——那就更好！这些动物能给观赏[94]者带来愉快，主要是因为它们把我们人的本性以如此简朴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在这世上只有一种会说谎的生物，那就是人类。其他种类的生物都是真实、真诚的——它们都坦白、公开地展现出自己的本质，表露自己喜怒哀乐的感觉。能够表达出这种根本差别的象征性或者比喻性说法就是：所有的动物都以其天然形态出现，而这一点使我们在看见它们的时候能够获得一个愉快的印象。看着这些动物，尤其正当它们自由自在的时候，我的心都飞到它们那里去了。但人却在自己衣服的遮蔽下变成一副滑稽、丑陋的模样，一个怪物，看上一眼都已经使人反感，尤其再加上身上那种不自然的白色、违反自然的食肉习惯，还有喝酒、抽烟、纵欲和各种疾病。他简直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污点！希腊人把衣物减至最少，就是因为他们对我说的这些有所感觉。
精神上的惊恐、不安会引起心的颤动，而心的颤动又会引致精神上的惊恐、不安。悲哀、焦虑和情绪骚动会妨碍或者破坏人体的生命程序和机体功能，这些会反映在血液循环、消化或者排泄方面。反过来，如果由于身体原因而导致心脏、大肠、血脉、储精囊等某个部位的工作受到干扰、阻碍，那就会产生情绪不安、焦虑害怕、郁郁不乐和没有来由的哀伤，亦即处于人们称之为疑心病的状态。正因如此，内心愤怒会使人咆哮、跺脚和做出激烈的手势动作；而这些身[95]体的动作表示反过来也会增添愤怒，或者煽起这股愤怒，使它一触即发。所有这些几乎不用我多说，都有力地证实了我的这一论断：意欲与身体两者是一致的，是一个统一体。根据这一论断，身体不是别的，它只是意欲在头脑的立体直观中呈现自身而已。
人们把发生的许多事情归之于习惯力量…，其实这里面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原初的、与生俱来的性格是持续如一、不可改变的。因此，在相似的情形下，我们总是做出同一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不管是第一次做，或是第一百次做，都是遵循着相同的必然性。然而真正的习惯力量，却是建立在懒惰、迟钝或者惯性之上，它希望免去我们的智力、意欲在做出新的选择时所遭遇的麻烦、困难，甚至危险。这种懒惰、迟钝和惯性让我们每天都做着昨天做过的、已经做了百次之多的事情，并且，我们也知道这样做所达到的目的。
不过，事情的真相藏于更深的层面，我们不可以停留在乍一眼看上去的情形，而应该以其本来的意义理解个中的真相。惯性作用…之于物体——只要这些物体是因为机械原因被推动起来——正好等于习惯力量…之于被动机驱动的生物体。我们纯粹出于习惯做出的行为，的确不是出于某一个单个、具体、在这种特定情形下发挥作用的动机；在做出这些行为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想到这些动机。在[96]所有已经成为习惯的行为当中，只有最初的行为才具备了动机，而这一动机所产生的后果就是目前的这一习惯。这一习惯足以使该行为得以继续发生，情形就跟受到某种推力而活动起来的一件物体一样：它不再需要新的推动就能持续地永远地活动下去——只要这一活动不受到任何阻碍。动物也是同样的情形——驯兽其实就是强制动物形成某种习惯。马儿用不着连续驱使就会若无其事地继续拉车前行——这种动作仍然是鞭打所产生的效果，而这一效果根据惯性定律变成了一个习惯。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比喻而已；这是事物相同的特性，也就是同一样的运动规律，根据意欲在不同级别的客体化，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形式。
“祝您长命百岁”是西班牙语中的一句很普通的问候语；恭祝别人长寿在全世界都是一种惯常的做法。这一做法确实不能从人们对生活的认识中找到解释，而只能从人的本性，亦即生存意欲里面找出答案。
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在他死后能够记住他，这一愿望在那些野心勃勃的人身上发展成为对于身后名声的渴望——这种愿望，在我看来，似乎源自对生命的执着。当看到自己与现实生存的一切可能都被割断时，这一个体生存就只有抓住那惟一剩下的——虽然那只是在理念上的生存；因此，它也就是抓住了一个影子而已。
对于我们所从事的一切事情，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希望尽快完成。我们急不可耐地盼望事情尽快了结，并且，当一切终于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很高兴。只有对那总的结束，一切结局中的结局，我们才希望，一般来说，越迟到来越好。
每一次的分别都让我们提前尝到了死亡的滋味，而每一次的重逢则让我们提前尝到复活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对别人淡漠的人，过了20年或者30年以后，在重新见到故人时会感到那样的高兴。
看到我们熟悉和感到亲切的人的死亡，我们会感受到某种深刻的创痛，原因就在于我们感觉到：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某种无以名状、为这一个人所独有的东西；现在这种独特之物是完全不可挽回地一去不复返了。“每一个人都是深不可测、难以探究的”，这一说法甚至适用于个体动物。谁要是无意中造成了自己宠物的死亡，并看到了这宠物在与我们阴阳[98]分隔之前所流露出来的眼神，他就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一道理。这一告别眼神会使我们悲痛万分。
这种情形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会为我们的敌人和对手的死亡感到悲哀——甚至那只是在他们死了很短的时间以后。情形就跟我们哀悼死去的朋友差不多，也就是说，我们缺少了他们见证我们的辉煌成功。
10
突然获知我们交上了某一特大好运会轻易造成致命的后果，我们感到幸福抑或不幸福只在于我们所期望得到的和我们已经实际得到的这两者所构成的一个比例数字。我们不会把已经占有的，或者预先就可以肯定会得到的好东西认为是好东西。这是因为所有的快感乐趣其实只是否定的，它只是消除了苦痛以后产生的效果；而苦痛或者祸害却是肯定的——它直接就能被我们感觉得到。在拥有某物或者有了确切能够拥有某物的前景以后，我们马上就提升了期望，我们接纳更多拥有物的能力也就提高了，在这方面的视野也就被拓宽了。如果由于持续不断的不幸，我们的心情备受压抑，期待和要求也已降至最低，在这时候，突如其来的好运会让我们无力承受。也就是说，这一大好运没有得到原有期望和要求的[99]中和，那它现在似乎就产生着肯定的效果，也就是以全部力量造成效果。这样，它就会胀裂我们的情绪，亦即造成致命的结果。由此才有了这众人皆知的小心谨慎的做法：首先，让这个人对自己实际已经交上的特大好运产生希望，然后给他描绘实现了这一希望的情景，最后才是一点点、逐步地把这消息传达给他。这样，每一步的做法就通过提高这个人的期望、使消息的内容成了意料中事，卸去了这一消息所能产生的力度，并继续保留期望的空间。根据所有这些，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消化好运的肠胃是没有底的，但它的人口处却是狭窄的。对于突然降临的不幸，上述却并不完全适用。在听到关于不幸的消息时，希望始终在对抗着这一不幸，于是，不幸的消息造成致命效果的情形要少得多；而在遭遇好运时，恐惧却并没有扮演相类似的抗衡角色，我们本能地更加倾向于希望，而不是恐惧，就犹如我们的眼睛自动地转向光明而不是黑暗一样。
11
希望就是把渴望某一事情的发生混淆成认为这一事情很有可能发生。或许无人能够摆脱这种心的愚蠢——它扰乱了智力对一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的正确评估，以至于把一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视为很有可能发生。不过一桩不给我们留下任何希望的不幸就像即时毙命的一击；而希望不断破灭、不断重生就酷似凌迟处死。
被希望抛弃了的人，恐惧也同样放过了他；这就是“绝望”[100]一词的含义。一个人渴望什么，他就会相信什么，这是相当自然的事情；正因为他渴望，所以他才相信。如果一个人由于受到命运接二连三的、异常冷酷的打击而最终失去了本性之中这一有益和起缓解痛苦作用的特点，当他反过来走到这一地步：相信他不情愿的事情肯定会发生，而他渴望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绝对不会发生是因为这是他渴望的事情——那这样一种状况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绝望了。
12
在判断他人时，我们经常出错——这并不每次完全是我们的判断力的罪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因就在于培根所说的“智力并不是一盏不烧燃油的灯，它需要得到意愿和激情的供应”（《新工具》i，49）。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就会由于琐碎不足道的小事对别人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喜好或者反感。另外，经常也有这一方面的原因：我们并不会只停留在我们所确实发现的别人的素质上面，而是从这些素质推断出其他的素质——这两者，我们认为，要么紧密相连，要么互相排斥。例如，看到别人的慷慨大方我们推断出正义，从虔诚推断出诚实，从说谎推断出欺骗，从欺骗推断出偷窃等等。这种做法就为许许多多判断上的错误敞开了大门，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性格是千奇百怪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观点失之片面。虽然我们的性格是连贯和始终如一的，但由于人的总体素质根源埋藏太深，我们并没有能力仅靠一些零星素材就可以断定哪些素质能够在某一情况下共存，哪些却不可以。[101]
13
在所有的欧洲语言里，人们普遍地把“person”一词用作泛指个体的人，这种无意识的用法相当精确和恰当，因为“persona”的意思是演员所戴的面具。另外，人又的确并非如实表现出自己，每个人其实都戴着一张面具和扮演一个角色。总的来说，我们全部的社会生活就是一出持续上演的喜剧。内涵丰富的人会觉得这些乏味、无趣，但平庸之辈却乐此不疲。
14
我们会经常失口说出一些对我们有可能构成危险的话；但对那些会使我们显得可笑的话语我们却不会忘记保持缄默，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后果是即时显现的。
15
每一个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内心自然都会燃起报复的炽热渴望，并且，人们经常说：报复是甜蜜的。要证实这一点，我们只须看看人们所作出那许许多多的牺牲，目的只是为了享受报复所带来的乐趣，而所有这些报复行动都无补于已经[102]遭受的损害。人头马腿怪物的死亡是充满苦痛的，由于他把±命中的最后时刻都用于精心安排一场布局巧妙无比的复仇，所以，在预见到将肯定出现的复仇场面时，人头马腿怪物的死亡也带有了某种的甜蜜。而近代，对这同一观点更为可信的描述见之于意大利小说家贝多洛蒂的小说《两姐妹》——这一小说已被翻译成三国语言。华尔特？司各特爵士把这种人性的喜好有力而贴切地表达了出来：“复仇是以地狱之火烧熟的、味美无比的一小口食物。”在此，我想为渴望复仇找出一种心理上的解释。
我们由于天灾、或者偶然、或者命运的原因所遭受的痛苦——在此每人都处于相同的处境——并不像别人任意加在我们身上的痛苦那样让人难以忍受，我们承认大自然和偶然就是这一世界本来的统治者，并且，我们看到自己经由这两种原因所遭受的损害每人也都会同样遭受。当我们承受出自这些源头的痛苦时，我们更多的是哀叹人类共同的命运，而不是自己个人的运数。别人任意给我们造成的痛苦除了本身的伤害和损失以外，还有着某样相当奇特和苦涩的东西，也就是说，它让我们感受到了别人的优势——不管那是通过武力抑或狡猾——和相比之下自己的无能。如果可能的话，造成了的伤害、损失可以设法弥补；但那额外的苦涩，亦即这一想法：“我必须忍受你的这些！”却经常给我们带来比原来的损害更多的痛苦，而要中和这种痛苦也就只能运用报复的手段。因此，通过损害那损害了我们的人——不管运用武力抑或狡猾——我们也就显示了自己的优势并由此一举抹去了他所显现的优势。这为我们带来了我们热切渴望得到的一种情绪上的满足。所以，一个人越[103]高傲，或者虚荣心越强，那么，他就越加热切地渴望复仇。不过，正如每一个愿望在实现了以后才让我们发现这愿望或多或少只是一种假象，复仇以后的感觉也是同样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期望从复仇中获得的快感由于同情的作用而变了味道。并且，我们做出的报复行为会在以后的时间撕扯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也备受折磨，因为促使报复的动机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剩下与我们面对的只是表明我们狠毒的证据。
16
愿望无法实现的苦痛与悔疚留下的苦痛相比，是不足道的：前者的前景是开放的、无可估量的将来时光，但后者面对的是无法挽回地成了既成事实的过去。
17
“耐性”（geduld，patientia）一词[2]，
尤其是西班牙语的“suffrimiento”，正是由“痛苦”一词而来；所以，这是一种由被动形式的单词所标示的精神被动状态，与精神的主动状态恰成对照。如果精神非常活跃，那它是无法跟耐性相妥协的。“耐性”是麻木不仁的人、精神呆滞贫乏的人和女人与生俱来的优点。不过，耐性如此有用和必要也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悲惨特性。[104]
18
金钱是人的抽象中的幸福，那些再也没有能力享受具体幸福的人，就只有把一门心思放在金钱上面了。
19
所有执拗、顽固都是因为意欲强行挤进
了认知的地盘。情绪乖张、易怒与忧郁是大有分别的；从兴高采烈到忧郁的距离比从乖张、易怒的情绪到忧郁的距离要短许多。
忧郁吸引人，但乖张、易怒的情绪却赶走人。
病态性忧郁……折磨人之处不仅在于它使我们对现在的一切怀有一种没有来由的恼怒和不快，为将来某一杜撰的不幸而毫无根据地担忧，而且还在于它让我们莫须有地指责自己过去的行为。
病态性忧郁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每时每刻地考虑或者寻找那些会引起我们愤怒和不安的事情。其中的原因就是一种内在的病态不满，通常再加上发自脾性气质的一种内在不安。如果这两者达到最厉害的程度，那就会导致自杀。
20
下面的议论更详细地阐释了我在《附录与补遗》114条里援引过的尤维纳利斯[3]的诗句：“些微的理由就足以让我们发怒。”
愤怒很快就会造成一种假象，那是由愤怒的理由被出奇地歪曲和夸大了所致。而这种假象本身又加剧了愤怒，而加剧了的愤怒又再度夸大了这一假象。这种互相作用持续加剧，直至形成贺拉斯所说的“刹时的暴怒”。
为防范这一点，性子急和强烈的人在刚感觉到不愉快的时候就应马上尝试强迫自己暂时把这件事情抛诸脑后；因为过了一小时以后，当他们回到这一问题时，事情早已不再显得那样可怕，甚至会显得毫不重要了。
21
憎恨是心的所为，而鄙视则是头脑的事情。这两者都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一个人的心是无法改变的，他受着动机的驱动；而头脑则根据不变的定律和客观的材料作出判断。“我”只是心和脑的连接而已。
憎恨和鄙视肯定是互相对立并且彼此排斥的。不少人的憎恨情绪，其根源甚至不是别的，而只是别人的优势迫使他们不得不对别人另眼相看。另外，如果我们要去憎恨我们见到的所有可怜兮兮的坏蛋，那我们就会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却[106]可以用鄙视一概打发他们——这样做方便、容易得多。货真价实的鄙视正好是真正的骄傲的背面，它是深藏不露的。谁要是把鄙视表现出来——只要他想让别人知道他根本瞧不起别人——那他就已经流露出了某些尊重的痕迹。这样一来，他就暴露出了憎恨，而憎恨是排斥鄙视的，那么，他现在只是在装出鄙视的样子而已。相比之下，真正的鄙视就是坚信一个人是毫无价值的，这种鄙视可以与体谅和容忍并存而相安无事。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宁和安全，我们可以通过体谅和容忍以避免激怒我们鄙视的对象，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危害他人的行为。一旦这种纯粹、冷静和发自内心的鄙视表现了出来，那就会换来对方的极度憎恨，因为受到鄙视的人并没有能力以同样的武器做出还击。
22
引起我们某种不快情绪的事情，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某种后果；只要这种后果仍然存在，它就会妨碍我们客观和清晰地理解事情。它甚至使我们所有的想去，都沾上了颜色。这种情形和放置在接近眼前的很小物体会限制和歪曲了我们的视野是一样的道理。
23
人们变得铁石心肠…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
每个人自己都[107]要承受够多的烦恼，或者自认为是这样。所以，某种非同寻常的幸福状态会使人变得慈善、富于同情心。持续、不变的幸福状态却往往产生出与此相反的效果，因为这种状态使人远离痛苦，以致人们再也无法对痛苦感同身受了。这就是穷人何以有时比富人更加乐意助人的原因。
而人们的好奇和喜欢打听——这可以从他们四处张望、暗中打探别人的事情看得出来——却是因为无聊的缘故。无聊是人生中与痛苦相对应的另一极，虽然嫉妒在这里也经常发挥了作用。
24
如果我们想窥探自己对某个人的真实感情，那就要留意在第一眼看到邮差交来的发自这个人的一封令人意想不到的来信时我们头脑中的印象。
25
有时候我们似乎在同一时间既愿意又不愿意某样事情的发生，于是对这同一件事情我们既高兴，同时又感到忧虑。例如，如果我们需要参加一次至关重要的考试，而能够顺利通过则对我们大有好处，那么，我们就既渴望又害怕考试时间的到来。如果在等待期间，我们得到消息说这次考试暂时被推迟了，那我们就会同时既高兴又担忧，因为这消息有违我们的目[108]标，但却让我们得到了暂时的放松。当我们等待一封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信件，而它又迟迟没有到来时，我们遭遇的是同样的情形。
在类似这种情形中，其实只有两种动机在对我们发挥着作用：一个动机作用更加强烈、但它距离我们较为遥远，那就是，希望通过考试并获得事情的结果；另一个动机作用稍弱，但距离我们更近，那就是在现时能得到安宁和继续享有保
留着希望的好处——虽然这是不确定的状态，但它起码比那可能出现的不幸结局要好。所以，在精神世界里也同样发生了这在物理世界出现的情况——在我们的视野里，一件更小、但距离更近的物体遮蔽了更大但距离更远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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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机能…也配得上称作告知，它把将来发生的情形，亦即我们现在的行为将要发挥的作用和导致的结果显示给我们。当性欲、暴怒、贪婪引诱我们做出将来就会后悔莫及的事情的时候，理智正是通过这一作用方式，使我们得以控制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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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个人生活的路线和事件，就其真正的含意和相互之间的关联而言，大致就像粗糙的镶嵌砖块组成的图案作品。当我们太过靠近这些图案时，我们无法辨认出这些图案展现的内容，也看不出它们的含意，更看不出它们的美之所在。只有与这些图案相隔一段的距离，上述东西才会一一显现。同样，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仍在发生或者刚发生不久，我们通常都不会明白它们相互之间的真正关联。只有在事过境迁的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4]
这到底是因为我们需要想象的放大镜作用，还是因为事情的整体只能相距很远的距离才可以让我们浏览一个大概？抑或必须在激情冷却下来以后，或者，只有经验才会使我们的判断力成熟起来？或许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吧。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只有在许多年以后，我们才会正确了解别人的、有时甚至是我们自己的行为。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这样，在历史上也同样如此。
28
通常，人的幸福处境犹如一些小树林：从远处看过去，这些小树林显得很美；但靠近距离或者走进树林中以后，原先的那种美感就消失了。我们置身于树林之中，但却不知道那种美已经消失于何方了。我们经常羡慕别人的处境，原因就在这里。
29
一个人尽管有千百面镜子的帮助，但仍然无法真正了解[110]自己的模样，也无法在脑海中形成一幅自己本人的图像；但对自己相熟的其他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向“认识你自己”（狄尔菲的阿波罗神庙的格言）迈出第一步时就碰到的困难。
这里面的部分原因无疑在于这一事实：一个人在照镜子的时候，眼睛都是朝向镜子并且静止不动的。这样，他的眼睛富有含意的活动，连带眼神的特征也就失去十之八九了。但除了这身体上的不可能和没有办法以外，与此类似的在伦理方面的不可能似乎也发挥了作用：我们不会以一双陌生的眼睛……注视镜子中的自己，但这样做却是客观了解自己的条件。我们看自己的眼睛归根到底建立在一种自我之上，但它们必须同时深切感受到某种的非我（参看《伦理学的两个根本问题，伦理学的基础》，22节）。如果我们要纯粹客观、不打折扣地看清所有的缺陷不足一也只有这样整个人的形象才会真实显现——那这样一双陌生的眼睛是必不可少的。但当我们注视镜子中的自己时，上面所说的自我总会在我们的耳边悄声防护性地说：“这个可不是非我，而是我。”——这起到的作用就是“别碰我！”。它让我们无法获得纯粹客观的了解，也就是说，要纯粹客观地了解一个人没有少许恶意这一发酵酶的催化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30
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承受痛苦和做出实事的潜力如何——除非有机会运用和发挥这些能力。例如，看着池塘里波平如[111]镜的静水，我们并不会想到它可以从岩石上咆哮着、翻滚着奔腾而下；或者，作为喷泉它能够进升至怎样的高度；我们也不会想到冰冻的水所能蕴含的热量。
31
只有当无意识的存在呈现在生物的意识里，这些无意识的存在，对这些生物而言，才具备了现实性和真实性：直。接。的现实性和真实性是以自身的意识为条件的。所以，人的个体现实存在也就首先在于他的意识。不过，作为意识，它必须能够反映事物的表象，也就是说，这种意识以智力和智力工作的范围和素材为条件。意识的清晰程度，也就是深思熟虑的程度，可被视为存在的现实程度……人类自身深思熟虑的程度，或者说能够清晰意识到我们自身存在或他人存在的程度，却根据人们得之于自然的精神能力的大小及其发展程度，以及人们用于静思默想的闲暇时间的多寡，而出现许多梯级差别。
至于人与人之间精神能力的真正和原初的差别，只要我们停留在泛泛、大概的情形，而不是对单个例子进行考察，那我们就不容易对人与人在这方面的差别作出比较；因为我们无法从远距离就可以对这些差别一览无遗，并且，它们并不像人们在教育、闲暇、职业等方面呈现的差别那么外露和明显。不过，就算根据后面这些差别进行考虑，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不少人享有比其他人至少高出十倍的存在程度…，因而比他人多存在十次。[112]
在此，我不想谈论那些野蛮人——他们的生活通常只是比树上的猿猴高出一级而已——我们还是考察一下，例如，在那不勒斯或者威尼斯（在北方人们由于需要应付冬天，所以必须考虑更多的事情，他们因而变得更加深思熟虑）的某个挑夫，并大致浏览一下这个人从开始到结束的一生。这种人为贫穷和匮乏所迫，全凭自己的体力，依靠辛勤的劳作以解决每天的温饱和其他每时每刻的燃眉之急；没完没了的喧哗、骚动，直到身体消耗疲乏以后，就蒙头呼呼大睡；与他人产生摩擦，斗嘴争吵，没有片刻思考的时间；过一天算一天的事，享受温暖气候中的感官舒适，和得过且过的食物；最后，再加上从教会中接受过来的一些粗糙愚笨的成见，作为他生存中添加的一点点形而上学的要素。大致而言，这个人对自己追逐的一生，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追逐、驱役的一生；只是浑噩地有所意识。这场焦灼不安、混乱不堪的梦构成了千百万人的一生。他们只知道意欲此刻要求他们知道的东西。他们不会回想自己生存中的内在关联，更加不会考虑这一生存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存在着，但却又不曾真正地觉察到自己的生存。所以，浑浑噩噩、不假思量地生活的贫困者或者奴隶，其生存比起我们一般人更加接近动物的生存，后者完全局限于现在此刻。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缘故，这种贫困者的存在却并不那么充满烦恼。事实上，既然所有快感乐趣从本质上而言都是否定的，亦即快感产生于摆脱匮乏或者苦痛，那么，永远与贫困者工作相伴的这样一种从困难到消除困难的持续、快速的变换——而这又以更加强化的方式最终体现为从工作到休息和需求得到满足——就成了产生快感乐趣的永恒之源。证实这一产生快感的丰富源泉的证据就是我们经常见到在贫[113]穷者，不是有钱人的脸上流露出来的高兴表情。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具理性、考虑周到的商人吧。他们在一生的时间里筹谋和盘算未来，小心谨慎地实施精心制定的计划，创立公司，养活妻儿，传宗接代，同时，也积极参与公众活动。这种人的生存，比起上面所说的那一种人，明显具有更高程度的意识，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存具更高程度的现实性。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博学多闻之士的情况，例如，研究过去历史的专家。这种人已经意识到了整体的存在；他们的视线超越了自己本人和生存的时间，他们思考的是世界发展的历程。最后就是诗人、作家，甚至哲学家。在这些人的身上静思默想达到了如此的高度，现在他们并不是受到某种驱使去探索存在中的某一个别现象，而是对这一存在本身，这一巨大的斯芬克斯之谜，感到惊讶莫名；这一存在就成了他们的研究课题。他们的意识达到了如此之高的清晰度，实已成为了反映这整个世界的意识。这样，在这种意识中的图像（表象）已经脱离了为意欲服务的一切干系；他们的意识向其展现的世界需要他们去探究和考察，而不是投身于营役的俗务。如果说对现实的意识程度也就是现实的程度，那么，当我们形容这一类人是“至为现实的生物”时，这种表达就具有了它的含意。
上述描述了意识的两个极端及其中间级别；每个人都可以在两极端之间找到自己对应的位置。
32
奥维德[5]的这一诗句：[114]
动物弯曲着腰，面对着大地。
（《变形记》，i，84）
以其本来的含意只适用于描绘动物；不过就其所包含的比喻和精神上的含义而言，这一诗句却也不幸地适用于人类的绝大多数。人们的感觉、思想和追求完全投入到谋求身体的快意、舒适中去；人们当然也有某些个人兴趣，不过尽管这些个人兴趣的范围的确在很多时候包括多个方面和多种事物，但这些兴趣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与他们全力谋求的上述东西扯上了关联才变得重要，它们也不会超越这些关联的范围。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谈吐不仅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甚至他们的眼神、面相及其表情、走路的姿势和说话的手势动作都可以表明我说的是事实。他们身上的一切都在呼喊着：“弯腰向着地面吧！”所以，奥维德的第二行诗句：他惟独给了人类一副庄严、崇高的表情，
并且要求他们以喜悦的眼神眺望天空中的星辰。
并不适用于描绘这些人，而惟独适用于形容那些更加高贵、更具禀赋的人，那些思考和真正审视自身周围的人。但这些人却只占人类中的少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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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德文里“平凡”、“庸俗”，或者“俗气”（gelnein）这个[115]词是表达蔑视的字眼，而“脱俗”、“不同凡响”、“与众不同”（ungemein）却表达了赞叹？为何凡是庸俗的东西都招人蔑视呢？
庸俗（gemein）一词的原意是为所有人，也就是说，整个种属所普遍共有，因此，也就是与整个种属有关的东西。所以，那些除了具备人类这一种属所普遍共有的素质以外就再别无其他的人，就是一个庸俗的人…“常规”、“平凡”的人（gewohnlichermensch）则表达得比较温和；它更常用于描绘人所具有的智力素质，而“庸俗”的人则涉及人的道德素质。
的确，一个人如果与自己种属的千百万人并无二致，那他又能有什么价值呢？千百万人？不对，应该是数不胜数、永无穷尽的人才对——他们从大自然永不枯竭的源泉里绵绵不断地涌现。大自然在这方面慷慨施予，一如打铁匠的锤子进发出左右飞舞的火花。
很明显，这一说法是对的：一个人如果除了具备自己种属的素质以外就再没有其他的素质，那么，他除了拥有一种属的生存以外，没有权利要求享有别样的生存。
我不止一次地探讨过这一点（例如：《伦理学的两个根本问题》中的《论意欲的自由》第三部分（2）；《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卷1，55）：动物只有种属的性格，惟独人才具备了真正的个体性格。但是，在大多数人的身上却只有为数不多的、真正属于个人的东西：他们完全可以被纳入一大类。“这些都是样品”。他们的所思、所欲，正如他们的面相一样，是整个种属的所思、所欲；或者，至少是他们所隶属的阶级的所思、所欲。为此理由，他们庸俗、渺小，并以庞大的数目生存着。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预见到他们将要做出的事情和说出的话语。他们没有特别的标记，就像工厂大批生产的产品一样。[116]
他们的存在难道不应该，就像他们的真正本性那样，融讲种属的存在中去吗？平庸这一诅咒通过只给予了这些人种属的本性和存在把这些人在这一方面降至与动物接近的水平。
但不言自明，一切伟大、高贵的事物，其本质已决定了它们只能孤独地存在于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要描绘卑劣、下流和无耻，再没有比用以形容一般存在的东西的“平庸”、“庸俗”更好的词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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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在之物的意欲，是构成一切生物的共同材料，是事物的普遍元素。意欲是我们与所有人，甚至与动物和其他更加低级的存在形态都共同拥有的东西。在意欲方面，我们和万物是一样的，只要它们充满着意欲。在另一方面，一种生物赖以优越于另一种生物，一个人赖以优越于另一个人的却是认识力。因此，我们要表现出来的东西应该尽可能地局限于认识力方面，只有认识力才可以显现出来。这是因为意欲既然是我们共有的东西，那它就是所谓俗。的东西。根据这一道理，意欲的每一次激烈显现都是“俗”，也就是说，它使我们降格为种属的一个纯粹标本、范例而已，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显示了种属的特征。因此，所有的愤怒都是俗；所有的纵情狂欢、所有的仇恨和恐惧，一句话，每一种情绪，亦即每一意欲的活动，当它变得那样强烈，以致在我们的意识里远远地压倒了认识力，使我们变得更像是一个意欲着的生物，而不是一个认识着的人——在这时候，我们就都是俗。一旦屈从于诸如此[117]类的情绪活动，哪怕是最伟大的认识天才也会变成一个最普通的凡俗之人。相比之下，谁要是希望成为超凡脱俗，亦即伟大，那他就绝对不能允许意欲占据优势的活动完全占据他的意识，哪怕他受到极大的诱惑要这样做。例如，他必须察觉到别人对自己憎恨、仇视的态度，但又能够不为所动。确实没有比这一迹象更能确切无误地显示出一个人的伟大：对任何敌对的、侮辱性的话语都能够无动于衷，只是把这些东西，正如其他无数的错误一样，归之于说话者肤浅的认识力；因此也就是察觉到这些东西，但却丝毫不受影响。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了格拉西安[6]所说的话，“没有什么比让人家发现自己毕竟只是一个常人更加降低自己的身份。”
根据以上所言，我们必须隐藏起自己的意欲，就像我们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生殖器一样，虽然这二者都是我们本质的根源。我们应该只让我们的认识力显现出来，犹如我们只露出自己的脸。否则，我们就会变得凡俗。
甚至在戏剧——它们专门和惟一的主题就是激情和情绪——意欲的表现仍会轻易变得俗不可耐。这点尤其见之于法国的悲剧作品。它们的作者除了描绘激情就再没有更高的目标了。他们时而营造出一种可笑、愚蠢的怜悯，时而又写出一些简短的俏皮、挖苦的话语，目的就是借助这些幌子以掩盖其主题的低俗。在看到由着名的拉切尔小姐扮演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尔特，对着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大发脾气的一幕时，尽管拉切尔小姐的演技很出色，但我还是想起了市场上的女鱼贩子。由于这样的表现手法，最后的一幕送别也同样失去了一切崇高的成分，也就是说，真正悲剧性的、法国人没有半点认识的东西。同一个角色却由意大利女演员丽斯托利[118]表演得异常出色，因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尽管在其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对于在艺术中什么才是深刻、严肃和真实的东西却有着相同的感觉，因此他们和处处暴露出缺乏这类感情的法国人恰成对照。戏剧中的高贵，亦即超凡、脱俗和崇高、壮美，首先就是经由认识力——它与意欲互相对立——而产生；认识力自由地翱翔在意欲的活动之上，它甚至把意欲的活动也当作审视、考察的材料。莎士比亚的戏剧尤其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哈姆莱特》一剧。那么，如果认识力上升至这样的高度：领悟到了所有的渴望与争斗都是毫无意义，并由此取消了意欲本身，那这一戏剧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性，因此也就是真正的崇高和壮美。这悲剧也就达到了它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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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智力能够集中其力度，抑或松懈、无力，决定了生活呈现在我们眼里的样子。如果我们的智力属于前一种情况，那生活就会显得短暂、渺小和匆匆即逝；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为之激动，相反，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快乐、财富和名声也是这样。我们对生活甚至会形成这样的看法：无论一个人如何遭受过失败，他也不会真的在这方面失去很多。但如果智力属于后一种情形，那在这种智力的审视下，生活就反而显得漫长和重要，一切都是马虎不得，但又充满艰难，我们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以争取快乐，跃跃欲试地要大展一番拳脚，并确保占有[119]从搏斗中获得的战利品。对生活的后一种看法是形而下的，亦即格拉西安所说的“对生活太过认真”。而前一种观点却是超验和形而上的，对此奥维德的“一切并不那么重要”（《变形记》）是不错的表达。但柏拉图的这一句话把这种观点表达得更好：“没有什么人、事值得我们为它如此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