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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你屁事》。”爱克说。

“什么？”

“那是标题。”

“噢，我明白了。因此，我要让《关你屁事》大获成功。”

洛伊丝·库克放声大笑。

“你们全都在这儿无事生非。”古斯·韦伯说，他平躺着，双手交叉着放在脑后。

“现在你是否想谈谈你自己，兰斯？”佛格勒接着说道，“对于一名报道国际事件的记者来说，满意是什么？公众读的是各种各样的国际危机，如果他们注意到了你这个配角，你就很幸运了。但你是和将军、司令、大使一样好的家伙。你有权利让人们知道你。所以你做了聪明的事，你写了一部出色的无聊文集——是的，无聊——但从道义角度来说，具有正义性。一本聪明的书。世界被用作你自己肮脏人格的背景。兰斯洛特·克鲁格如何在世界会议上喝醉？什么样的美人和兰斯洛特·克鲁格同床共枕？兰斯洛特·克鲁格在女儿国里如何染上痢疾？噢，为什么不呢，兰斯？它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吗？埃斯沃斯捧它了，不是吗？”

“公众喜欢有人情味的好东西。”兰斯洛特·克鲁格说道，生气地看着他的酒杯。

“噢，把那堆垃圾打包吧，兰斯！”洛伊丝·库克叫道，“你在这儿为谁演戏？你很清楚，除了爽快的埃斯沃斯·托黑，任何人都不会对它感兴趣。”

“我没有忘记我欠埃斯沃斯的一切。”克鲁格满脸不高兴地说，“埃斯沃斯是我最好的朋友。而如果没有一本足够好的书，埃斯沃斯也做不到这些。”

八个月以前，兰斯洛特·克鲁格拿着手稿站在埃斯沃斯·托黑面前，就像爱克现在站在佛格勒面前一样。当托黑说他的书将荣登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时，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二十万册的销量使得克鲁格再也不能认出任何形式的事实。

“噢，他用《有胆识的胆结石》实现了这个目标。”洛伊丝·库克平静地说道，“没有比这更烂的垃圾被写到过纸上，我应该知道。但是他做到了。”

“为了这么做，我差一点儿失了业。”托黑漠然地说。

“你要用你的酒做什么，洛伊丝？”克鲁格突然问道，“节省出来放进浴缸里吗？”

“好了，大批评家。”洛伊丝·库克说着，懒懒地站了起来。

她慢吞吞地穿过房间，拿起地板上不知谁没喝完的酒一口喝干，走了出去。回来时，她带着一堆价格不菲的好酒。克鲁格和爱克急忙给自己倒上了。

“我认为你对兰斯很不公平，洛伊丝。”托黑说道，“他为什么不应该写自传？”

“因为他的生活不值一提，更不用说去记录了。”

“啊，但那正是我让它成为畅销书的原因。”

“你要向我说教吗？”

“我喜欢向某些人说教。”

托黑身边有好几把舒服的椅子，但他更喜欢待在地板上。他趴在那儿，双肘竖立，支撑着他的躯干，他懒洋洋地倚着地板，不时地将重心从这一肘部换到另一肘部，他的腿在地毯上像一把宽叉子似的伸展着。他似乎享受着这种无拘无束。

“我喜欢向某些人说教。下个月我要推出一个真正卓越非凡的人——一个小镇牙医的自传，因为在他的生活中没有一天是卓越非凡的，在他的书里也没有一个卓越非凡的句子。你会喜欢它的，洛伊丝。你能想象一个真实的庸人像披露神启一样披露他的灵魂吗？”

“小人物。”爱克柔声说道，“我爱小人物，我必须爱这个世界的小人物。”

“留着给你的下一部剧作当素材吧。”托黑说道。

“我不会。”爱克说道，“这部剧作里面已经有了。”

“你有什么好主意，埃斯沃斯？”克鲁格突然问道。

“噢，很简单，兰斯，如果一个人除了吃饭、睡觉，和邻人聊天，再也做不出更加突出的事情，那他就是个完全无足轻重的人。如果这一事实成了值得自豪，值得向世界宣布，被上百万读者孜孜不倦研究的事实时——当一个人已建好一座教堂的事实变得无法被记录和公布的时候，这是个透视和相对论的问题。任何特殊能力的两端之间被允许的距离都是有限的。蚂蚁能感知的声音当中不包括雷声。”

“你的话像是一个颓废的中产阶级，埃斯沃斯。”古斯·韦伯说道。

“别说了，亲爱的。”托黑说道，一点儿也不生气。

“精彩极了。”洛伊丝·库克说，“只是有点过火了，埃斯沃斯。你都快把我挤出这个行业了。如果我仍然希望自己被注意到，我必须写一些确实优秀的东西。”

“这个世纪不用了，洛伊丝。”托黑说道，“或许下个世纪也用不着，比你想象的还要晚。”

“但是你没有说过……”爱克突然叫道，忧心忡忡。

“我没有说过什么？”

“你没有说过谁将上演我的剧作！”

“把它留给我。”朱尔斯·佛格勒说。

“我忘了谢你，埃斯沃斯。”爱克庄重地说道，“那么现在我谢谢你，有很多廉价戏剧，但是你选中了我的，你和佛格勒先生。”

“你的廉价货很有用，爱克。”

“噢，有一些。”

“很多。”

“多——例如？”

“不要说那么多，埃斯沃斯。”古斯·韦伯说，“你已经得到了一个谈话的突破口。”

“没你的事儿，丘比娃娃。我喜欢说。例如呢，爱克？好吧，例如，假定我不喜欢易卜生——”

“易卜生很好。”爱克说。

“的确他很好，但是假定我不喜欢他，假定我想阻止人们看他的剧作。告诉他们这些，对我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如果我兜售给他们这样一种思想，你和易卜生一样伟大——很快他们就没有能力辨别其中的差异了。”

“上帝，你能吗？”

“这只是一个例子，爱克。”

“但这将很棒！”

“是的，这将很棒。然后，他们到底去看什么都不重要了。然后，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了——作者不重要，观众也不重要。”

“那埃斯沃斯怎么样？”

“瞧，爱克，剧院里不能同时既有你的位置，又有易卜生的，你确实知道这个，对吗？”

“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是的。”

“噢，你想让我给你找个位置，是吗？”

“所有这些没用的讨论以前都涉及过，更好，”古斯·韦伯说，“而且更短。我相信功能经济。”

“在哪儿涉及过，古斯？”洛伊丝·库克问道。

“《一无是处的人最重要》，妹妹。”

“古斯很粗鲁，但是很有深度。”爱克说，“我喜欢他。”

“去地狱吧。”古斯说。

洛伊丝·库克的男管家进了房间。他是一个威严的、上了年纪的男人，穿着正式的晚装，报告了彼得·吉丁的到来。

“彼得？”洛伊丝·库克高兴地叫道，“噢，真的，让他进来，快让他进来。”

吉丁进来了，当他看见这群人的时候，站住了，很吃惊。

“噢……大家好。”他忧郁地说，“我不知道你有客人，洛伊丝。”

“不是客人。进来，彼得，坐下，喝杯酒，你认识每一个人。”

“你好，埃斯沃斯。”吉丁说，他的眼睛看着托黑寻求支持。

托黑挥挥手，站起来，又坐回了扶手椅里，优雅地跷着二郎腿。房间里的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突然收敛了一点：坐直了，并拢了一下膝盖，扯了扯放松的嘴，只有古斯·韦伯还像之前那样伸展着。

吉丁看上去冷峻、清秀，由于刚从寒冷的街上走来，给不通风的屋子带来了一股清新，但是他看上去很苍白，行动又慢又累。

“如果我打扰了，很抱歉，洛伊丝。”他说，“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感到很孤独，想来拜访一下。”他含糊地将“孤独”一词一带而过，同时伴着一丝歉意的微笑，“实在厌倦奈尔·杜蒙特那伙人了。想找更令人振奋的同伴——一种精神食粮，是吧？”

“我是一个天才，”爱克说，“我为百老汇创作过剧本。我和易卜生差不多，埃斯沃斯也这么说。”

“爱克刚刚给我们读了他的新作，”托黑说，“一部旷世惊人的作品。”

“你会爱上它的，彼得。”兰斯洛特·克鲁格说，“真的很了不起。”

“是部杰作。”朱尔斯·佛格勒说，“我希望你会为此而感到自豪，彼得。它取决于进入剧场的观众会带着什么去。如果你是一个想象力平凡、没有趣味的人，它不适合你的口味。但如果你是一个胸怀宽广、笑声四溢、实实在在的人，如果你还保有童年那种追求纯真情感的能力——你将会发现那是一次不可磨灭的经历。”

“只有变成小孩子，你才会进入天堂的王国。”埃斯沃斯·托黑说。

“谢谢你，埃斯沃斯。”朱尔斯·佛格勒说，“这将是我评论的要点。”

吉丁看着爱克和其他人，眼里满是热切。他们似乎很茫远、很纯净，他们全都知识渊博，远胜于他，但是他们的脸上是温暖的微笑，和蔼可亲的鼓励从里向外洋溢着。

吉丁品味着他们的伟大，那就是他来这里寻找的大家共同的精神食粮。在他们中间，他感到自己正在升华。在吉丁身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伟大。房间里形成了一个圈，一个封闭的圈。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了它，除了彼得·吉丁。

埃斯沃斯·托黑站出来支持现代建筑事业。

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多数新住宅都是忠实的历史复制品，与此同时，亨利·卡麦隆的原则在商业结构领域独占鳌头：工厂、办公楼、摩天大楼。那是一种苍白的、被扭曲的胜利，一种不情愿的折中：省略了廊柱和山墙，几段墙裸露着，像是为自己的这副尊容致歉——偶尔有点优秀——以经过简单化处理的希腊涡旋边收尾。许多建筑仿造卡麦隆的样式，但没有几幢了解他的初衷。他的设计唯一吸引主人之处在于其经济适用，他在这一点儿上成了赢家。

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其中以德国最为著名，一个新的建筑流派已经兴起了很长时间：它有四面墙，上方的平顶和几扇门窗。这被称为新建筑。从建筑规则中挣脱出的、卡麦隆为之奋斗的自由，对有创造性的建筑师委以伟大的新责任的自由，变得不再需要任何努力，甚至是掌握历史风格的努力。它变成了一套僵化的新规则——有意识地不胜任，有系统地创造贫穷，以极度夸耀的形式坦白平庸。

“建筑物创造了自己的美丽，它的装饰要遵守自己的主题和结构规则。”卡麦隆曾经说过。“建筑物不需要美丽、装饰、主题。”新建筑师们说。这样说是安全的。卡麦隆和其他几个人用自己的生命开拓了这条路。其他一些人，包括很多曾一直安全地复制巴台农神庙的人，发现了其中的危险，并找到了一条安全道路：循着卡麦隆的路，在他的引导下去寻找新的巴台农神庙，用玻璃和混凝土构筑的板条箱形状的更简单的巴台农神庙。棕榈树倒下了，菌类从中汲取营养，改变它，掩藏它，将它拉进平庸的丛林。

丛林说话了。

在《微声》专栏里，以“我和潮流并进”为副标题，埃斯沃斯·托黑写道：

我们犹豫了很长时间，才去了解被称为现代建筑的这种势不可挡的现象。对任何一个身为公众口味导师的人来说，这样的谨慎是必不可少的。经常，与世隔绝、违反常规的示威运动会被误认为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人们应该小心，不要赋予它们本不应承受的重要性。但是现代建筑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答复了公众的要求，我们很高兴地向它表示敬意。

向这次运动的先锋，诸如已故的亨利·卡麦隆提供识别标准是必要的。这场新的伟大运动的前兆，在他的某些工作里已露出端倪。但是像所有其他先锋一样，他仍然被过去遗留的偏见和他的中产阶级情感所束缚。他屈服于对美丽和装饰的过分迷信，因此，即使是他自己设计的装饰，和已定型的、属于传统形式的装饰相比，总是略逊一筹。

这场广泛的集体运动的力量将现代建筑完整而又实事求是地诠释了一番。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全世界蓬勃发展——不是作为个人想象力的混乱，而是作为一条富有凝聚性、组织性的纪律。这一纪律制定了针对艺术家的严格要求。在这些要求之中，有一条是要使他自己服从他行业的共同本质。

新建筑的规则已被巨大的受欢迎的创造过程系统性地阐述出来。它们与古典主义规则一样严格。它们要求不加装饰的质朴——就像是不受溺爱的普通人的正直，就像是在即将逝去的国际银行家时代，每幢建筑物必须有一个庸俗华丽的飞檐，那么现在，这个即将来临的时代规定，每幢建筑物都要有一个平顶。就像是人类的帝国主义阶段要求每座房子都有角窗——阳光普照众生的标志。

这种辨别将会发现这种新建筑的形式体现了明显的社会意义。在老雇佣体系中，最有用的社会元素——工人——从没有被允许意识到他们的重要性。他们实际的功能被隐藏、被掩饰。因此，一位大师让他的仆人们穿上了漂亮的金色穗带制服。这在这一时期的建筑中也有所反映：建筑的功能性元素——门、窗、楼梯——被藏在毫无意义的涡卷形装饰下。但是在现代建筑里，则将这些有用的元素——辛劳的象征——完全暴露在外面了。新的世界里，工人们将会奏响自己的号角吗？我们听到了。

作为美国现代建筑最好的例子，请将你的注意力转向巴塞特-布什公司即将竣工的工厂。它是一幢小型建筑物，但是它优雅的比例体现了所有新原则应有的严格质朴，是令人鼓舞的“伟大小人物”式的典型。它是由奥古斯都·韦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建筑师设计的。

几天之后，彼得·吉丁见到了托黑，不安地问道：“我说，托黑，你真是那个意思吗？”

“什么？”

“关于现代建筑。”

“我当然是那个意思。你对我那篇小短文怎么看？”

“噢，我认为它很精彩，非常令人信服。但是我说，埃斯沃斯，为什么……为什么你选古斯·韦伯？毕竟，在过去几年中，我也建了几幢现代的玩意儿。帕姆斯大厦十分罕见，毛瑞大厦只有屋顶和窗子，希尔顿仓库是……”

“哦，彼得，别太自私了，我对你已经做得够不错了，不是吗？让我偶尔也吹捧一下其他人。”

在一次午宴上，彼得·吉丁必须就建筑说几句，他说：“重温我的职业生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一直在遵循着真正的规则工作。这个规则就是，不断改变是生活中的必然。因为建筑物是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这就要求建筑风格必须不断地改变。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从没产生过对任何建筑的偏见，而是始终让我的思维跟各个时代的声音同步。四处宣称所有结构必须现代化的狂热者们，与要求只使用历史风格的保守者们拥有一样狭窄的心胸。我不会向那些我用古典主义传统风格设计出的建筑表示歉意，它们是应它们时代的要求而诞生的；我也不会向我那些用现代风格设计的建筑致歉，它们代表了未来更好的世界。在我看来，谦卑地把这一原则变为现实是对建筑师的奖赏，也是建筑师的快乐。”

当彼得·吉丁被选中建造“石脊”的消息公之于众后，专业圈子里有可喜的宣传和许多羡慕的阿谀评论。他竭力从中重新捕捉旧时的快乐，但他失败了。虽然仍能感到类似的快乐，但已褪色和单薄。

设计“石脊”的工作似乎是一个重得难以举起的重担。他不介意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它，它也逐渐变得苍白而没有分量了，他接受了它，并且几乎已经忘却。他只是不能面对“石脊”需求的大量房屋的设计任务。他感觉很累。早晨醒来时他感觉累，并且发现自己一整天都在等着能够回去上床睡觉的时间。

他把“石脊”交给了奈尔·杜蒙特和巴内特。“放手干吧，”他疲倦地说，“做你们想做的。”“什么风格，彼得？”杜蒙特问道。“噢，符合时代的——否则，人口少的家庭就不会去买。但是，略为削减一些——为了新闻评论。让它具有历史感和现代感。随便什么你想要的方式，我不在乎。”

杜蒙特和巴内特开始干了。吉丁在他们的草图上改了几处屋顶线，几扇窗户。初步的图纸被华纳德办公室认可了。吉丁不知道华纳德本人是否同意。他再也没有见过华纳德。

当盖伊·弗兰肯宣布退休的时候，多米尼克已经离开一个月了。吉丁告诉他他们离婚了，但没有作任何解释。弗兰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消息。他说：“我预料到了，是好事，彼得。也许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她的错。”从此，他没有提起过这事。现在，他也没有解释他退休的原因，只是说：“很久以前，我就告诉过你快了。我累了，祝你好运，彼得。”

公司的重担都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事务所门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这样的情形让吉丁感到不舒服。他需要一个合作伙伴。他选择了奈尔·杜蒙特。奈尔优雅得体，声名卓著。他是另一个卢修斯·海耶。事务所变成了彼得·吉丁-康奈利·杜蒙特事务所。几个朋友举行了某种酩酊大醉式的庆祝，吉丁没有参加。他答应出席，但把这事给忘了，在冰天雪地的乡村单独过了个周末，直到庆祝会的第二天早上，他正独自沿着冰封的乡村公路走着时，他才想了起来。

“石脊”是弗兰肯-吉丁事务所签订的最后一份合同。

7

当多米尼克在纽约走下火车时，华纳德在那儿迎接她。待在里诺的几个星期里，她没有收到华纳德的信，也没有给他写信。她没有通知任何人她要回来。但是，他带着尘埃落定的表情平静地站在站台上，告诉她，他一直在和她的律师联系，跟踪着离婚程序的每一步，知道判决哪一天生效，知道她乘的火车班次和车厢号。

看见她时，他没有往前走。是她向他走了过去，因为她知道，在他们两人之间的距离很短时，他想看着她走。她没有笑，但是脸上带着不需过渡就可以变成微笑的可爱祥和。

“你好，盖尔。”

“你好，多米尼克。”

他不在身边的时候，她没有想过他，不太想，没有带着私人情感去想他那个活生生的人，但是现在，她有了一种亲密的认知，有一种和自己了解并需要的人团圆的感觉。

他说：“给我你的行李单，过一会儿我让人去取。我的车在外面。”

她把行李单递给他，他随手塞进了口袋里。他们清楚，他们必须转过身去，走上通往出口的站台，但两人事前做好的决定在同一个瞬间改变了，因为他们没有转过身去，而是站在那里不动，彼此看着。

他最先努力地打破了这种尴尬，微微笑了。“如果我有权利这么说，我会说，如果知道你会这么动人的话，我将不去忍受等待的煎熬。但既然我没有这个权利，我不会那么说。”

她笑了。“好了，盖尔。我们表现得过于随意也是一种伪装。那会使事情的重要性增加而不是减少，不是吗？让我们畅所欲言吧。”

“我爱你。”他说，声音里毫无感情，好像是痛苦的声明，而不是说给她听的。

“我很高兴和你一起回去，盖尔。我不知道我会这么做，但是我很高兴。”

“以什么方式，多米尼克？”

“我不知道，以一种从你那里传染来的方式，我想。以一种尘埃落定的和平方式。”

然后，他们注意到他们正在拥挤的站台中间说这些，站台上的人群和行李架正在穿梭往来。

他们走出来，来到街上，到了他的车上。她没问他们要去哪儿，她不介意，只是静静地坐在他的旁边。她感到自己被施了分身术，大部分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希望涤荡着，而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对此感到好奇。她有一种让他带着走的愿望——未经评价的自信感，不是幸福的自信，仅仅是自信而已。过了一会儿，她注意到，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她戴着手套的手指长度正好和他的手指相等，只有她赤裸的手腕贴着他的皮肤。她本来没有注意到他握着她的手，这看起来如此自然，也正是从看见他的那一刻起她就想要的。但是她不能让自己去要。

“我们去哪儿，盖尔？”她问。

“去拿许可证，然后去法官办公室，结婚。”

她慢慢坐直了身体，转身面对着他。她没有撤回她的手，但是她的手指变得拘谨而羞怯了，从他那里抽了回来。

“不。”她说。

她笑了，笑了很久，谨慎而优雅。他平静地看着她。

“我想要一个真正的婚礼，盖尔，想在城里最豪华的饭店举行婚礼。我想要书面邀请，宾客，大量的宾客，庆祝仪式，鲜花，霓虹灯和新闻摄像。我想让婚礼如公众所期望的那样，是盖尔·华纳德应有的那种。”

他没有生气，只是松开了她的手，出一会儿了神，好像正在算一道数学题，不是特别难。然后他说：“好吧，那得花一周时间安排。今晚我就可以让人弄完，但如果是正式的书面邀请，我们必须提前一个星期通知，否则就不正式了，而你想要的是一场正式的盖尔·华纳德婚礼。现在我得把你带到一家饭店，你可以在那儿住上一周。我本来没有计划这个，所以没有预定。你想住在哪儿？”

“你的顶楼公寓。”

“不行。”

“那么亚德兰德。”

他身体前倾，对司机说：“亚德兰德，约翰。”

在酒店的大堂里，他对她说：“一周后见。星期二，在诺伊斯·贝尔蒙特，下午四点。请柬要以你父亲的名义发出。告诉他我要和他联系。我来负责其他事宜。”

他鞠了一躬，态度没有改变，他的平静仍然拥有那种特质，那种特质来自两样事情：一个非常确信自己的控制力并让它显得随意的男人表现出来的成熟的控制；以及像孩子一样单纯地接受事情，好像它们不会有任何改变。

那一周，她没有见他，竟发现自己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当她又看见他的时候，已经站在了他的旁边，在强力照明灯照耀下的诺伊斯·贝尔蒙特饭店的舞厅里，在六百人的静默里，听着一位证婚人说有关结婚仪式的话语。

她希望的场面被布置得如此完美，以至于它变成了它自己的讽刺画，不是一场特定的上流社会婚礼，而是一种集体的奢侈，昂贵而又鄙俗的典范。他明白了她的心意，一丝不苟地遵从了。他本身也没有拒绝这种张扬，没有粗鲁草率地对待这件事。华纳德，这个出版商，如果他希望把自己的婚礼推向公众，将会按照自己应有的身份以一种恰到好处的方式让它尽善尽美。但是，华纳德不希望公开结婚。

他让自己适合这个场景，仿佛他也是交易的一部分，遵从同样的风格。当他进来的时候，她看见他看向众多的宾客，仿佛没有意识到，如此多的人更适合参加一部伟大歌剧的首演，或是一场皇家义卖，而不是他生命当中最庄严的时刻。他看上去很得体，高贵得无可匹敌。

然后她和他站到了一起，人群变得更加寂静了，着迷地看着他的背影。他们两人一起面对着证婚人。她穿着一条黑色长裙，佩着一束新鲜茉莉花，那是他的礼物，用一条黑带子系在手腕上。她的脸罩在黑蕾丝帽子下，正向证婚人仰着。证婚人慢条斯理地说着，他的话一字一句地悬浮在了空中。

她瞥了一眼华纳德，他既没看她，也没看证婚人。接着她发现他是这间房子里唯一的人。他掌控着这个时刻，并且用这一切，用所有世俗的注视，做成属于他自己的寂静的高度。他不想要这宗教仪式，不想敬仰它，而对在他面前大声吟诵的那些冠冕堂皇的俗套话，更是没有一丝敬意——但是他让婚礼变成了纯粹的宗教行为。她想，如果她在这样的情景下和洛克结婚，洛克也会像这样站着。

随后，繁文缛节的招待让他逃离了这份尴尬。他和她一起为一排排媒体摄像头摆姿势，他优雅地满足了记者和那些好事者的要求。他和她一起站在迎宾队伍里，与流水线般的人握手，一直握了几个小时。他看上去没有被这里的一切所打动：灯光、堆积如山的复活节百合花，弦乐队的演奏、香槟酒、涌上来又坐回去的人流，那些怀着无聊和嫉妒的仇恨、对他危险的名声感到好奇的宾客。他看上去好像不知道他们把他的公开奉献当作他们的合法应得，不知道他们把自己的出席当作此种场合必不可少的神圣印记，不知道在这几百人中，他和他的新娘才是这场演出中唯一危险的人。

她一心一意地看着他，希望他对所有这一切都感到快乐，即便只有这一刻。她想，让他接受和参与，仅仅一次，让他以恰当的方式展示出《纽约旗帜报》的灵魂。她看不到任何接受这一切的痕迹。有时候她可以看到一丝痛苦的暗示，但即便是这痛苦也没有完全征服他。她想起了她认识的仅有的另一个人。他说过，痛苦只能沉到一个特定的点。

当最后的祝贺奉送完毕后，按这种场合的规则，他们可以自由离开了。但是他没有动身离开。她知道，他正等待她的决定。她离开他走进了人群，手里端着香槟酒，微笑着，弓身听着那些冒犯的胡言乱语。

她在人群中看见了她的父亲。他看上去很得意，又略带沉思，似乎有些迷惑不解。他平静地接受了她结婚的消息，说道：“我希望你幸福，多米尼克，我非常希望你幸福。我希望他是那个对的人。”他的语气表明，他不敢确定。

她看见了人群中的埃斯沃斯·托黑。当他注意到她正在看他时，迅速地转过了身。她想哈哈大笑，但是，埃斯沃斯放松警戒的事似乎不值得她现在笑。

爱尔瓦·斯卡瑞特向她挤了过来。他正努力寻找适当的语言，但是他的脸看上去受了伤害，满含愠怒。他快速地嘟哝着希望她幸福等等，但是，接下来他清楚地、带着明显的愤怒问道：“这是为什么，多米尼克，为什么？”

她不敢相信爱尔瓦·斯卡瑞特会允许自己这么粗鲁地提出这个问题。她冷冷地问道：“你在说什么，爱尔瓦？”

“当然，否认。”

“什么否认？”

“你很清楚什么否认。现在我问你，替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张报纸，每一张该死的报纸，包括一文不值的小报和所有的有线服务——除了《纽约旗帜报》的所有东西！除了华纳德报纸的所有东西！我要告诉人们什么？我要如何解释？那是你对以前的同行做的事情吗？”

“你最好再说一遍，爱尔瓦？”

“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盖尔不允许我们这些家伙中的任何一个来这儿吗？你不知道我们明天将没有任何新闻报道，没有宣传，没有图片，什么都没有，只是在第十八页上有两行文字吗？”

“不，”她说，“我不知道。”

她突然转身离开，吓了他一跳。她把香槟酒杯递给了她看到的第一个陌生人——她误把他当作了侍者。她挤开人群走向华纳德。

“让我们走，盖尔。”

“好吧，亲爱的。”

她难以置信地站在他顶楼公寓的客厅中间，想到这个地方现在是她的家，她的家，看上去多么正确！

他看着她，没有和她说话或者碰她的欲望；只是观察着她，在这儿，在他的房子里，被带到这儿，被电梯高高地送到了这个城市的上空；好像这一刻的重大意义不能与人共享，甚至不能与她共享。

她缓缓地穿过房间，摘下帽子，倚靠着桌子。她搞不明白，为什么本来那种想保持沉默，想紧紧把握一切的愿望在他面前崩溃了，为什么只想单纯率直，那是她不能在其他任何人面前展示的。

“你终于做到了，盖尔，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结了婚。”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

“试图让你痛苦——这毫无用处。”

“事实上，是的。但我不太介意。”

“你不？”

“是的。如果那是你所希望的，它对我来说只不过是遵守诺言而已。”

“但是，你讨厌它，盖尔。”

“的确，那又怎样？只是最初一刻很困难——当你在车里谈起它的时候。后来，对我来说，它是一件乐事。”他平静地说着，和她的坦诚相得益彰。她知道，他会留给她来选择——他将遵守她的方式——他将保持沉默或者承认她希望被承认的一切。

“为什么？”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你自己的错误吗——如果那是错误的话？如果你对我完全漠不关心，就不会想让我遭受痛苦的折磨。”

“不，那不是错误。”

“你是一个优秀的失败者，多米尼克。”

“我想这也是你传染给我的，盖尔。有些事情，我想谢谢你。”

“什么？”

“你禁止华纳德报纸登载我们的婚礼。”

他看着她，眼睛里瞬时有种特殊的警觉，然后他笑了。

“这不符合你的个性——你为此感谢我。”

“这样做也不符合你的个性。”

“我必须这样做。但是我想你会生气的。”

“我应该生气，但是我没有生气。我不会生气的，谢谢你。”

“一个人会为了感激而感激吗？这有点解释不通，但这是我感受到的一切，多米尼克。”

她看着周围墙上柔和的灯光，那光线是这个房间的一部分，使得墙体除了材料和颜色之外又平添了一种特质。她想，这些墙之外还有其他的房间，她从没看见过但却属于她的房间。她意识到——她希望它们是她的。

“盖尔，我还没有问你，现在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走吗？我们要去度蜜月吗？真可笑，我对此还一无所知。我只想到了我们的婚礼，其他的一概没想。好像从那时起，一切就都静止了，你接管了后面的事宜。盖尔，这也不符合我的性格。”

“但是这次我不喜欢，消极被动不是好征兆，对你而言。”

“也许是——如果我喜欢的话。”

“也许。虽然它不会持续下去。不，我们哪里也不去，除非你希望去。”

“不。”

“那么我们就待在这儿，另一种制造例外的特别方式，对你我来说，这非常适合。对我们两个来说，离开始终是在逃避。这次，我们不逃避了。”

“好，盖尔。”

当他拥抱她亲吻她的时候，她的胳膊弯曲了下来，挤在她的身体和他的之间，她的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她感觉她的脸颊碰到了她手腕上已枯萎的茉莉花束。它仍然芳香四溢，仍然隐隐约约地暗示着春天的气息。

她走进他的卧室时，发现这不是无数杂志照片上刊登的那个地方。玻璃笼子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坚固的拱形圆顶，没有一扇窗户。里面装了照明设施和空调，但是外面的光线和空气都进不来。

她躺在他的床上，把手掌按在两侧冰冷、光滑的床单上，不让她的胳膊移动，也不碰他。但是她严酷的冷漠没有让他无助地生气。他明白，他放声大笑。她听到他说——声音粗暴，没有思考和欢愉——“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多米尼克”。她知道，他们之间的这种障碍不会牢不可破，她没有力量坚守它。她感到身体里有了回应，饥渴的回应，接受的回应，快乐的回应。她想，这不是欲望的问题，不是性行为的问题，而只是男人是生命的力量，除此之外，女人不能对任何东西做出回应；这个男人有他的生命意志，有强劲的力量，这种行为仅仅是它最简单的声明，她回应的不是这种行为或这个男人，而是他身体里的那种力量。

“那么，”埃斯沃斯·托黑问道，“现在你明白了吧？”

他站在那里，随意地倚着斯卡瑞特的椅子背，斯卡瑞特坐在那里，盯着他办公桌下边满满一篮子的邮件。

“几千封，”斯卡瑞特叹口气说道，“几千封，埃斯沃斯。你应该看看他们叫他什么。他为什么不让报纸刊载有关他婚礼的新闻？他羞愧什么？他有什么要躲躲藏藏的？他为什么不像其他体面正派的人一样在教堂结婚？他怎么会和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结婚？这就是他们这些人的问题。几千封信，他连看都不看一眼。盖尔·华纳德，他们口中的民意的地震仪。”

“对，”托黑说，“他就是那种人。”

“这儿有一个例子，”斯卡瑞特从桌上拿起一封信，大声读道，“‘我是一个人格高尚的妇女，五个孩子的母亲。我确信，我不想用你的报纸培养我的孩子。十四年来，我们始终如一地读你的报纸，但是现在，你自己表明，你不是那种正派体面的人，你视圣洁的婚姻制度为儿戏，和一个堕落的女人——另一个男人的妻子通奸，那个女人居然穿着黑裙子出席结婚仪式，而且认为理所应当，还感到很快乐。我不会再读你们的报纸了，因为你是一个不适合孩子的男人，我对你感到非常失望。此致，托马斯·培克夫人。’我把这封信读给他听，他只是哈哈大笑。”

“嗯。”托黑哼了一声。

“他脑袋里面进什么了？”

“什么也没进，爱尔瓦。是一些东西终于出来了。”

“顺便说一下，你知道吗，许多报纸还登了那神庙里的多米尼克裸体雕像的老照片，然后和婚礼的新闻报道一起发表——以展现华纳德夫人对艺术的爱好，这伙流氓！报复盖尔令他们很高兴啊！他们要把这个给他吗，这帮卑鄙无耻的家伙！不知道是谁提醒他们那件事的。”

“我不知道。”

“啊，当然，这只不过是一桩鸡毛蒜皮的小事。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就会忘得一干二净，我认为这碍不着什么大事。”

“不，不是这个事件本身，不止这一事件。”

“啊？你预测到了什么？”

“是那些信预测的，爱尔瓦。不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信，而是他不肯读信的事实。”

“哦，也不能太傻了。盖尔知道何时何地罢手，不要小题大做……”他瞥了一眼托黑，话头一转，“啊，是的，托黑，你是对的。我们该做什么啊？”

“不做什么，我的朋友，不做什么。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做什么。”

托黑坐在斯卡瑞特的桌子边上，皮鞋尖挑着大篮子里的信封，并把它们翻上来，让它们发出沙沙的响声。他养成了随时进出斯卡瑞特办公室的习惯，并且以此为乐，斯卡瑞特逐渐依赖上了他。

“嘿，埃斯沃斯，”斯卡瑞特突然问道，“你对《纽约旗帜报》真的忠诚吗？”

“爱尔瓦，不要老是说行话，没有人那么乏味。”

“不，我是认真的……噢，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我对你的所指一无所知。谁会对他的面包和黄油不忠诚呢？”

“是的，它是那么……不管怎么说，你知道，埃斯沃斯，我很喜欢你，只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说我的语言，什么时候说你自己的语言。”

“别把自己卷进错综复杂的心理分析中去，你会变得纷乱迷惘，你想什么呢？”

“你为什么还要为《新前沿》撰稿呢？”

“为钱。”

“啊，算了吧，那点小钱。”

“呃，那是一本有声望的杂志，我为什么不应该为它撰稿？你并没有买断我。”

“我是没有买断，我不介意你为谁撰稿或支持谁。但最近《新前沿》古怪得邪乎。”

“关于什么？”

“关于盖尔·华纳德。”

“噢，无聊，爱尔瓦！”

“不，先生，这不是无聊。只是你还没有注意到。我猜你读得不够仔细。但是我对那种事情有种直觉。我知道什么时候是那些聪明的年轻小流氓乱放炮，什么时候一家杂志是认真的。”

“你神经过敏了，爱尔瓦，你在夸大事实。《新前沿》是一本支持自由主义的杂志，他们总是爱拿盖尔·华纳德开刀。每个人都是如此。你知道，他在业内从来就不怎么受欢迎，但是从没有什么伤害过他，不是吗？”

“这次不同。它的背后有组织，有一种特殊目的，像许多小水珠在滴落，全都天真无邪，很快汇成一条涓涓细流，不强不弱，正好把他冲走，很快……这时，我就不喜欢它了。”

“你快变成一个迫害狂了，爱尔瓦。”

“我不喜欢那些。人们闲扯他的游艇、女人和几桩从没得到证实的市政选举丑闻都无所谓。”他匆忙接着说，“但我不喜欢那些当今人们喜闻乐见的新知识分子的用语：盖尔·华纳德，剥削者；盖尔·华纳德，资本主义的强盗；盖尔·华纳德，一个时代的痼疾。那全是胡说八道，埃斯沃斯，只是那种胡说八道里有炸药。”

“它只是用现代方式在说同样的事情，再没有什么别的了。而且，我对杂志的政策不能负责任，因为我只是偶尔地给他们写篇文章。”

“是的，但是……那不是我所听到的。”

“你听到了什么？”

“我听说你给该死的那个提供经济支持。”

“谁，我？用什么？”

“呃，确切地说，不是你本人。但我听说，是你找的那个叫罗尼的年轻人——那个酒鬼，让他给他们打了一针十万块的兴奋剂，大概就是《新前沿》在各个前沿开拓的时候。”

“噢，那只是想把罗尼从城里更昂贵的保龄球馆里拯救出来。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我想给他更高的生活目标。反正他身边的那些尤物也会把那十万块大洋用从他那儿套走的。”

“没错。但是你不能在礼物上拴根小线，挂张小纸条给他们编辑传话说把盖尔搞臭，否则另当别论。”

“《新前沿》不是《纽约旗帜报》，爱尔瓦。它是有原则的杂志。人们不会拴线给他们的编辑，人们不会告诉他们‘另当别论’。”

“在这个游戏中，埃斯沃斯，你在戏弄谁？”

“哦，是否应该让你的思绪安静一下，我要告诉你一些你从没听说过的事情，这些不应该被人知道——通过多个代理才完成的。你知道吗？我刚刚让米切尔·兰登收购了《纽约旗帜报》相当大的一部分股份。”

“不！”

“是的。”

“上帝，埃斯沃斯，太好了！米切尔·兰登？我们能利用这样一个水库……等一会儿，米切尔·兰登？”

“是的，米切尔·兰登怎么了？”

“他不是那个消化不了祖上基业的小男孩吗？”

“祖上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钱。”

“是的，但他是个怪人。他是一个瑜伽修行者，一个素食主义者，一个一位论派教徒，还是一个裸体主义者——现在，他要去莫斯科建造一座无产阶级的宫殿。”

“那又怎么样？”

“但是上帝！——我们股东里有一个赤色分子？”

“米歇尔不是赤色分子。一个拥有两亿五千万美元的人怎么会是赤色分子呢？他只不过是一朵苍白的茶花，大部分是黄色的。但本质上是一个不错的家伙。”

“但是——是《纽约旗帜报》的股东！”

“爱尔瓦，你这个笨蛋！难道你不明白吗？我已经让他投了一笔钱给一家更好、更踏实、更保守的报纸。那会治疗他粉红色的思想，帮他树立正确的方向。而且，他能有什么害处呢？你亲爱的盖尔控制着他的报纸，不是吗？”

“盖尔知道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