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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里的一天，在一连几周没有去过工地之后，他独自开车到康涅狄格州去。黑色的跑车从乡间飞驰而过，简直不是一个物体在跑，而是一连串的速度线。在玻璃与皮革制成的正六面体中他感觉不到一丝颠簸和晃动；对他来说似乎他的车是纹丝不动的，车在地面上方悬着，而双手的控制使得地球从他旁边飞过，他只要等待他希望去的地方滚到他面前就可以了。他就像喜欢旗帜大楼里他的办公桌一样喜欢方向盘：二者都让他感觉到他手指熟练控制下的脱了缰的怪兽。

什么东西从他的视野里飞逝而过，已经到了一英里开外，他才觉得真是奇怪，居然能看到那样东西，那不过是路旁的一簇野草；再过一英里以后，他越发奇怪了：那簇野草竟然是绿的。在隆冬草不该是绿的，他想，随后明白过来，充满惊讶，现在已经不再是冬天了。过去几周来他一直很忙，忙得无暇顾及。现在他看到了，周围的田野里随处都是，一抹绿意，犹如一声耳语。他听到了自己心中三句平静的陈述，精确地衔接在一起，就像相互咬合的齿轮：已经是春天了，不知道我还能看到几个春天，我已经五十五岁了。

只是平静的宣言，没有强烈的感慨。他没有任何感觉，既不渴望，也不惧怕。可他觉得奇怪的是，他居然体验到了时间感。他从未将他的年龄与任何衡量尺度联系在一起过，他从未否认过他在一个有限过程中的位置问题，他压根就没有想到过过程或者限度。他一直是盖尔·华纳德，一直屹立不动，如同这辆车，岁月从他旁边飞逝而过，如同这地球，他身体里的发动机在控制着岁月的飞驰。

不，他想，我没什么可遗憾的。我错过了一些东西，可是我并没有质问，因为我是爱过的，一如既往地深爱着，甚至于那些空虚的时刻，甚至于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我爱过，这是我生命中无法回答的问题，可是我爱过。

有个古老的传说，说人最终会站在某个最高审判者面前历数自己的经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将带着我所有的骄傲供述，并非我所做过的任何行为，而是那件在这个世界上从未做过的事：我从来没有追求过最高制裁。我会站起来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盖尔·华纳德，我犯过了所有罪行，唯有一个最主要的例外：我从没把无益的事和轻浮的言行归咎于生存这一令人惊叹的事实，并为自己寻求力所不及的辩护。这就是我的骄傲所在：现在，想到死，我并没有像所有那些处在我这个年龄的人那样哭喊：何为用处，何为意义？‘我’就是用处和意义，我，盖尔·华纳德。我所骄傲的是我活过，我做过。

他把车开到小山脚下，猛地一踩刹车，抬头看时，不由大吃一惊。在他没来的这几个星期里，那座房子已经初具规模，现在可以辨认出它的样子了——它看起来跟图纸一模一样。刹那间，他感到孩子似的好奇——它的确是从那幅草图里走出来的，仿佛他从来就不怎么敢相信似的。它矗立着，在淡蓝色天空的衬托下，看上去仍然像一幅图画，还未完成，石造建筑的各个平面像是涂上了水彩，而那裸露的脚手架就像铅笔的线条，简直是画在一张淡蓝纸上的巨幅画卷。

他离开汽车走上山顶。他从那些建筑者中认出了洛克。他站在工地外，看着洛克穿过房屋行走的样子，看着他举手投足指点的方式。他注意到洛克停步不前的样子：分开双腿，两臂笔直地垂于身体两侧，头高高地扬起；那是出自本能的自信姿势，在那一刻——那种控制自如的干劲和活力——把他设计的建筑结构上的整洁赋予他的身体。华纳德想：结构是一个已被解决的关于张力、平衡力和反作用力安全的问题。

他想，在建造房子的行为中是不掺杂情感的；那只是一种机械的工作，跟铺设排水管道和造汽车没什么两样。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在观察洛克时，有一种置身于自己艺术陈列室的感觉。华纳德觉得，与竣工后的房子相比，与设计中的房子相比，洛克更适合它现在的状态，它是适合于他的背景；那与他是相称的——就像多米尼克说那游艇与我相称一样。

后来，洛克走了出来，他们一起顺着山脊在树林间散步。他们在一根倒下的树干上坐下来，透过密集的树干，他们可以看见远处的房子。树丛里枯干的叶柄上还没有长出叶子，可是它们向上伸展的欢乐的傲慢里，洋溢着一种春天的特质，一种任性、自负而逞能的骚动。

华纳德问：“霍华德，你有没有爱过谁？”

洛克转身直视着他，平静地回答：“我现在还一直爱着。”

“可是当你穿过一幢建筑时，你觉得比爱情更伟大？”

“伟大得多，盖尔。”

“我在想那些说世上不可能有快乐的人。你瞧他们，怎样苦苦地在生活中寻找一点快乐。你看他们，为那一点快乐在怎样挣扎。为什么任何生命都要在痛苦中生存呢？一个人凭借什么样的权利，能要求人类只为自己的快乐而生存呢？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想得到快乐。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渴望快乐。可是谁也没有找到过。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哀叹，说他们不懂生命的意义。我特别瞧不起一种人。他们寻求某种所谓的更高理想或者说‘普遍的目标’，却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他们悲叹说他们必须要‘找到自我’。在我们身边，你到处都可以听到这种悲叹。这好像是这个世纪公认的陈词滥调。在你打开的每一本书里，在每一段喋喋不休的自白里。似乎那是件值得坦白的高尚之事。而我却觉得那是最无耻的一件事。”

“瞧，盖尔。”洛克站起身，伸出手去，从树上折下一根粗粗的树枝，将它握在手中，两只拳头分别握在树枝的两端，然后，手腕和关节都绷紧，慢慢地将那根树枝弯成一个弓形，“现在我能用它制造出我所需要的东西：一张弓，一把标枪，一根手杖，或者一根栏杆。那才是生命的意义。”

“是你的力量吗？”

“是你的工作。”他将那根树枝丢到一边，“地球赋予你的材料和你用这些材料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你在想什么，盖尔？”

“想我办公室墙上挂着的那幅照片。”

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要保持节制，要有耐心，要将耐心理解为每天以积极的态度有意识地履行职责，要站在洛克面前，让自己宁静安详地对他说：“这是你要求我做的最困难的事情，可是我很高兴，如果那就是你想要的。”这就是多米尼克的生存准则。

作为洛克和华纳德的旁观者，她站在一边，默不作声地观察着他们。她曾经想去理解华纳德。这就是答案。

她接待洛克到他们家拜访，还接受了一个事实——夜晚的这几个小时内，他归华纳德所有，而不是归她所有。她作为一个高雅庄重而又谦和有礼的女主人来迎接他，面带微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此时的她不是一个人，而是华纳德家里的一件精致摆设。晚饭时，她坐在餐桌前女主人的位置上，饭后便起身离开，让他们待在书房里。她则独自一人，坐在客厅里，关掉灯，开着门。她安然静坐，双眼盯着走廊对面书房门下那道窄缝里透出来的一线灯光。她想，这就是我的任务，甚至在独处的时候，在黑暗中，除了我谁也不知道，就像我看着他在这儿一样看着那扇门，毫无怨言地……洛克，如果那就是你选择的惩罚我的方式，我会通通承受，不是当面扮演的一个角色，而是独自履行的一份职责——你知道，暴力对我来说是不难忍受的，唯有耐心才是最难的。你选了我最难承受的，所以我必须履行好这个职责，向你交付……我的……最爱……

洛克注视她时，眼神里并没有对回忆的否认。那眼神只是在说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都不必说出来。她仿佛感觉到他在说：你为何如此震惊？我们曾经分开过吗？你的客厅，你的丈夫，以及窗外你所畏惧的这座城市，它们现在是真实的吗，多米尼克？你明白吗？你开始明白些了吗？“是的。”她常常会说出声来，相信那个词会与当前的谈话很切合，知道洛克会听到这个词，作为他的回答。

那并不是他为她选择的惩罚。那是加在他们两人身上的准则，是最后的考验。当她发现她能够感觉到她对他的爱被这间屋子，被华纳德，甚至是被他和她对华纳德的爱，被这不可能的处境，被她那强制性的沉默所证明时——这一切障碍都向她证明，障碍是无法存在的——她便理解了他的意图。

她没有单独见过他。她等待着。

她不愿意去视察建筑工地。她对华纳德说：“等房子修好了我再看吧。”她从未向华纳德问起过洛克的事。华纳德深夜回到家里，告诉她说他在洛克的公寓——一间她从未见过的公寓，度过了一个傍晚。她将手放在椅子扶手上视线可及的地方，从而使自己的任何极端举动都被压了下来。

有一次，她忍不住问道：“盖尔，你这是怎么回事？着迷了吗？”

“我猜是的。”他又说，“真奇怪，你竟然不喜欢他。”

“我可没那么说过。”

“我看得出来。我并不是真吃惊。那是你的方式。你会讨厌他——确切地说，因为他是你应该喜欢的那种人……别怨恨我的着迷。”

“我不怨恨。”

“多米尼克，如果我告诉你，自从我认识他以后，我更加爱你了，你能理解吗？甚至——我想说的是——甚至当你躺在我的怀里时，意义都远大于此。我觉得现在我对你有了一种更大的权利。”

他以纯粹信任的口气说着，他们在过去三年里都是这样跟对方说话。她像往常一样坐在那里看着他。她的眼中透出毫无讥讽之意的温柔和毫无怜悯之心的悲哀。

“盖尔，我理解。”

过了一会儿，她问：“他对你来说算是什么呢？盖尔？是一座神殿吧？”

“一件苦行者穿的粗毛衬衣。”华纳德说。

她上楼以后，他伫立在窗前，久久地凝望着天空。他将头高高地扬起，感觉得到喉结处肌肉的拉力。他在想，凝望天空时那种特别的庄严，是否并非来自人的沉思默想，而是来自扬起头的动作。

6

埃斯沃斯·托黑说：“现代世界的最基本问题是理性的谬误——以为自由和强制是对立的。要解决这一在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澄清思想上的混乱。我们必须获得某种哲学上的洞察力。在本质上，自由与强制是统一的。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交通灯限制了你随时过马路的自由；可是这种限制却使你免遭被卡车撞死的危险。如果给你一份工作，而又禁止你离开；那这个工作会限制你的职业生涯，但是同时却给予你不用担心失业的自由。无论何时，当新的强制强加于我们时，我们便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一种新的自由。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接受完全的强制，我们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

“说得对！”米切尔·兰登尖声叫道。

那可真是一声名副其实的喊叫，声音又细又高，像吓人的火警声那样突如其来。客人们都将目光集中到米切尔·兰登身上。

他半躺半坐在客厅的一把饰有绣花罩毯的扶手椅里，双腿和腹部向前凸出，就像一个该受谴责的孩子在耀武扬威地夸耀着自己难看的姿势。关于米切尔·兰登本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离恰到好处差了一点点：他的身体一开始是往高长的，可是中途改变了主意，最终使他有一副长长的躯干，下面则长着两条短粗的腿。他脸部骨骼精巧，可是那些肉同它们开了个大玩笑，像发面似的膨胀起来，还不足以患肥胖症，仅仅够得上向人们暗示——那是永久性的流行性腮腺炎。米切尔·兰登撅着嘴。那并不是一个临时性的表情，也不是面部的布局问题。那是他的品性，影响着他的整个人格。他的全身都在撅着嘴，发着脾气。

米切尔·兰登继承了两亿五千万美元，他生命中的三十年时间都花在了努力把那些钱消耗掉这件事上。

埃斯沃斯·托黑穿着晚礼服，懒洋洋地靠在一个橱柜上。他的漫不经心里透出一种潇洒的随意和些许的不耐烦，仿佛周围的人都不配得到他面面俱到的礼貌似的。

他的眼睛在屋子里四处打量着。屋子不完全是现代的，也不具有殖民地时期的特点，只缺了一点儿法兰西帝国时代的味道。房子的装饰有着垂直的平面和鹅颈一般的支撑，黑色的镜子，防风电灯和绣花罩毯；它们具有唯一的共同特质：昂贵。

“说得对。”米切尔·兰登挑衅般地说，仿佛他预料到每一个人都不同意，所以在提前侮辱他们，“人们对自由这个东西太他妈的小题大做、庸人自扰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个暧昧的滥用词。我甚至没法确定那是不是某种见鬼的神赐。我认为，在规范化的具有一定模式和统一格式的社会里，人类要快乐得多——就像跳民间舞一样。你知道民间舞是多么漂亮，节奏感也很强。那是好几代人共同创作出来的，容不得任何机会主义的白痴来改变它们。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模式。我是说，有节奏、充满美感。”

“那真是个恰当的比喻，米奇。”埃斯沃斯说，“我一直跟你说，你有一个创造性的大脑。”

“我的意思是说，人们不快乐的原因不是选择的机会太少，而是太多了。”米切尔·兰登说，“要作出抉择，一直要作，一直在左右为难。而今，在模式化的社会里，人便有了安全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没有人老是来缠着你做这做那。没有非得要做的任何事，当然了，我的意思是说，为共同利益的工作除外。”

“重要的是精神观念。”休谟·斯劳顿说，“必须要赶上时代，而且与世界保持同步。这可是个精神的世纪。”

休谟·斯劳顿长着一张大脸，两只眼睛令人昏昏欲睡。他的衬衫纽扣是用红宝石和绿宝石做的，就像凉拌沙拉从他硬挺的前领上掉下来了似的。他拥有三家百货商店。

“应该有条法律强制每个人研究古老神秘奇迹，”米切尔·兰登说，“那些奇迹都记载在埃及的金字塔里。”

“此话不假，米奇。”休谟·斯劳顿同意他的看法，“关于神秘主义，很值得一说，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

“那并不矛盾。”米切尔·兰登拉长腔调傲慢不恭地说，“未来的世界会把两者结合起来。”

“实际上，”埃斯沃斯·托黑说，“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形式，具有相同的目的。”他的眼镜反射着耀眼的光芒，仿佛光是从里面照射出来的。他似乎很得意于自己说话的这种独特方式。

“我只知道一点——无私是唯一的道德原则，是最高尚的原则，是一个神圣的职责，而且要比自由重要得多。无私是实现快乐的唯一途径。我想把所有拒绝无私的人都枪毙，好使他们脱离不幸和苦难。反正他们都是不可能快乐的。”杰西卡·普拉特沉思地说。她的脸温和而苍老，上面敷满粉，但没有化妆，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轻轻碰一下，手指上就会留下一点白色的灰尘。

杰西卡·普拉特出生在一个古老的家族，没钱，但有份深情：那便是对她妹妹瑞妮的爱。她们早年就成了孤儿，她将自己的人生献给了抚养瑞妮。她牺牲了一切；她从未结过婚；这么多年，她挣扎过，算计过，图谋过，诈骗过——终于成功地把瑞妮嫁给了休谟·斯劳顿。

瑞妮·斯劳顿蜷缩着身子，坐在一只小凳上，正在嚼着花生。每隔一会儿，她便将手伸到旁边的水晶碗里再取一颗花生。她做的就是这些，没有表现出进一步的努力。一双苍白的眼睛在她苍白的面孔上无神地睁着。

“又扯远了，杰西。”休谟·斯劳顿说，“你不可能期望任何人都变成圣徒。”

“我不期待任何东西。”杰西卡·普拉特温顺地说，“我很久以前就放弃了期待。可是，我们需要教育。我认为托黑先生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每个人都接受某种强制性教育，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如果强迫人们做善事，他们便会快乐。”

“这是完全没用的讨论。”夏娃·兰登说，“当今没有一个聪明人会信仰自由。自由已经过时了。未来属于社会计划。强制是一种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是不言自明的。”

夏娃·兰登很漂亮。她站在枝形吊灯的光影里，乌黑光亮的头发垂在头上，浅绿色的锦缎长袍好似一注清水，仿佛马上就要从身体上流淌下来，将她那柔软的、晒成棕褐色的皮肤全部暴露出来。她有一种特殊的才华，能将锦缎和香水弄得像铝皮桌面一样摩登。她活脱脱是一个从海底潜艇的升降孔中升起来的维纳斯。

夏娃·兰登相信她的人生使命就是成为先锋人物——做什么样的先锋倒无关紧要。她自有妙法——常常是漫不经心地一跳，便洋洋得意地远远超过别人着陆了。她的哲学由一个句子构成——“任何事情都甭想让我落水。”在交谈的时候，她将它阐释成她偏爱的语句：“我呀？我就是未来。”她骑术精湛，不仅是一名赛车手，而且是一名技艺超群的飞行员，还是一名游泳冠军。当她发现时代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思想领域时，她又跃进了一大步，就像她从任何沟渠上越过去一样。她着陆时还是远远在别人前方，仍然是前卫的。等她着陆后，她惊奇地发现居然有人要对她这一身好本事提出质疑——还从不曾有人怀疑过她的成就呢。对不赞同她政治观点的人，她形成了一种不耐烦的愤怒。那是个私人问题。既然她是未来，那她就肯定是对的。

她的丈夫——米切尔·兰登，很讨厌她这一点。

“这是一场完美而有理有据的讨论，”他厉声说道，“我亲爱的，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能干。我们必须帮助别人。那是凭理性办事的领袖们的道德责任。我的意思是说，应该抛开对强制这个词谈虎色变的无端惊恐。当它有利于慈善事业时，便不再是强制了。我的意思是说以爱的名义。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我们的国家理解它。美国人是这么不开化。”

他无法原谅这个国家，因为它让他得到了两亿五千万，然后却拒绝将等量的威望赋予他。人们在接受他支票的同时却不肯接受他有关艺术、文学、历史、生物学、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他抱怨人们过于从钱的方面认同他。他恨他们，因为他们对他的认同还远远不够。

“对于强制这东西，还有很多值得推崇的地方。”休谟·斯劳顿申明，“假如能进行民主规划的话，共同的利益总是第一位的，不管你喜欢与否。”

具体说来，休谟·斯劳顿的观点包含两个相互矛盾的部分。但这种对立的观点并没有使他困惑，它们同时完好地并存于他的意识之中。首先，他认为抽象的理论是无稽之谈，如果顾客对此情有独钟的话，那就给他们好了，反正是万无一失的，而且，还能确保他的生意兴隆。其次，他觉得因忙碌而忽略了不管人们称其为什么的精神生活，他于心不安，也许像托黑一样的人对此会有看法，即使他的商店被没收了，那又有什么要紧？像一个国营百货商店的经理那样生活，不是更容易吗？难道一个经理的薪水还不足以维护他的威望和他现在所享受的舒适生活吗？——又不用承担业主的风险？

“在未来社会，任何女人都会跟任何她喜欢的男人睡觉，这是真的吗？”瑞妮·斯劳顿问。这句话本来是当作问题提出来的，可是她说话的语调渐渐低落下去，结果听起来倒像下了一个断语。她并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她只是感到无聊的好奇，好奇拥有一个自己想要的男人是怎样的感觉，这种想要本身又是怎样的。

“谈论个人的选择是愚蠢的。”夏娃·兰登说，“那已经过时了。个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一个集体性实体。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埃斯沃斯·托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得对群众采取点措施。”米切尔·兰登宣称，“他们非得有人领导不可。他们不会知道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有益的。我是说，令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像我们这样有文化有地位的人可以把集体主义理解得这样透彻，而且自告奋勇地自愿牺牲个人利益，而那些要从集体主义中获取一切利益的劳动大众却那么愚蠢而漠不关心。我无法理解这个国家的劳动者为什么对集体主义缺乏同情心。”

“难道你真的不理解这一点吗？”埃斯沃斯·托黑说，他的眼镜片上闪烁着光芒。

“我对这个话题厌烦了。”夏娃·兰登厉声说，在房间里踱着步，灯光从她肩头流泻下来。

话题又转到艺术和当今艺术各个领域中公认的领袖身上。

“洛伊丝·库克说过，词语必须从理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她还说理性对于词语的束缚不亚于资本家对于劳动大众的剥削。必须允许词语和理性通过讨价还价来进行磋商。她就是这么说的。她这个人说话真逗，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爱克——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怎么又给忘了！——他说戏院是爱的乐器。他说，说戏在舞台上上演是不对的——戏是在观众的心里上演。”

“朱尔斯·佛格勒在上星期的《纽约旗帜报》增刊上说，在未来的世界里，剧院根本就是没有必要的。他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就如同莎士比亚最出色的悲剧一样，是一件艺术作品。在未来，没有对戏剧家的需求。批评家将只是简单地观察群众的生活，并为公众评估出一个分数来。朱尔斯·佛格勒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不知道是否同意他的看法，不过他看问题的角度倒是满新鲜有趣的。”

“兰斯洛特·克鲁格说大英帝国注定要灭亡。未来没有战争，因为全世界的劳动者是不会允许战争发生的，发动战争的是国际银行家和军需品标记员，他们已经被踢下台了。兰斯洛特·克鲁格说宇宙是一个谜团，还说他母亲是他的挚友。他说保加利亚的总理早餐吃的是鲱鱼。”

“高登·普利斯科特说，四壁和天花板就能成为一座建筑。地板可有可无。其余的则都是资产阶级的卖弄。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居民头上都有一个屋顶之前，谁都不该被允许在任何地方修建任何建筑。那么，巴塔哥尼亚人又怎么办？教会他们要一个屋顶是我们分内的工作。普利斯科特称之为辩证的跨越空间的互相依赖。”

埃斯沃斯·托黑一言不发。他站在那儿，冲着心中巨大的打字机幻想，脸上露出微笑。每一个他听到的著名的名字都是键盘上的一个键，每一个键都控制着一个特殊的领域，每一下敲击都会留下它的印记，而这些加起来又会在一张巨大的白纸上造出互相关联的语句。他想，做一个打字员的前提是他必须有一只手去敲击键盘。

他听到米切尔·兰登生气地说：“噢，是啊，又是《纽约旗帜报》，见它的鬼！”便连忙收回了注意力。

“它出错了，”休谟·斯劳顿说，“它肯定是出错了。对我来说那可真是个好投资。这是埃斯沃斯犯过的唯一一个错误。”

“埃斯沃斯从不犯错。”夏娃·兰登说。

“可是，那次他是错了嘛。是他建议我买那种烂股票的。”他看见托黑的眼睛，里面流露出天鹅绒一样的韧性，赶紧又说，“我不是在抱怨，埃斯沃斯。那没什么大不了。它甚至还能帮我分担一些个人所得税呢。可是那肮脏下流的保守小人肯定是在走下坡路。”

“有点耐心好不好，米奇。”托黑说。

“难道你不觉得我应该将那些股份抛出去吗？”

“不，米奇，我不这样想。”

“好吧。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能出得起这个钱。有多少我都吃。”

“可是我赔不起！”休谟·斯劳顿的语气激烈得令人吃惊，“我不敢在《纽约旗帜报》上做广告了。倒不是它的发行量——那还好——可是有一种感觉……埃斯沃斯，我一直在考虑终止我的合同。”

“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我们不读华纳德报纸’运动？”

“我听说了。”

“那场运动是由一个叫古斯·韦伯的人指挥的。他们把招贴贴在停车场里车辆的防护板上和公共厕所的墙上。他们在影院里对华纳德的新闻短片发出嘘声，并表示反感。我本来想那个团体并不大，可是……上周，一个令人大倒胃口的女人在我的百货商店里大发脾气——在五十街的那个分店，她把我们称作劳动者的敌人，因为我们在《纽约旗帜报》上刊登广告。那个倒可以忽略。可是事情后来变得严重了，我们商店的一位老顾客，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温和老太太，三代都是共和党员，打电话对我们说，或许她可以取消她的消费账户了，因为有人告诉她说，华纳德是一个独裁者。”

“盖尔·华纳德除了最基本的一点知识外，对政治一窍不通。”托黑说，“他还是在用‘地狱厨房’的民主党俱乐部的方式想问题。那时候对于政治上的腐败当然一无所知了，你不这样看吗？”

“我才不管呢。我说的不是那个。我是说，《纽约旗帜报》正逐渐变成一种阻碍。它对生意不利。现在这个世道，人还是当心些好。你没有跟对主儿，受了拖累，首先，你要知道，有人在冲着另一个人泼脏水，稍不留神，你也会被溅一身的。我可蹚不起这个浑水。”

“那还不完全是浑水嘛。”

“我不管。无论是不是真的，我都不管。盖尔·华纳德的事，我伸那么长脖子干什么？我是谁呀？如果大家都怨恨起他来，我就该尽快躲远点。而且又不是我一个。和我一样想法的人多了。菲利斯-西梅斯公司的吉姆·菲利斯，威姆-福力克公司的比利·舒尔兹，托德-托克斯公司的巴德·哈珀，还有……见鬼，这些人你们都认识，他们都是朋友，是我们一伙儿的，自由主义的商人。我们都要求赶紧将我们的广告从《纽约旗帜报》上撤下来。”

“休谟，稍微再耐心点嘛。我不会着急的。凡事都有个火候，不是还有最佳时机这个说法吗？”

“那好吧。我就听你一句话。可是还有——空气中还有一种味道，有朝一日会有危险的。”

“或许吧。我来告诉你什么时候有危险。”

“我还以为埃斯沃斯·托黑是为《纽约旗帜报》工作的呢。”瑞妮·斯劳顿大惑不解，茫然地说。

其余的人都转向她，既愤慨又怜悯。

“你很天真，瑞妮。”夏娃·兰登耸了耸肩。

“可是《纽约旗帜报》出什么事了？”

“哎呀，孩子，你就不要为那些肮脏的政治操心了。”杰西卡·普拉特说，“《纽约旗帜报》是一家不道德的报纸。华纳德先生呢，是个邪恶的人。他代表有钱人的自私利益。”

“我觉得他很英俊，”瑞妮说，“我认为他很性感。”

“噢，看在上帝的分上！”夏娃·兰登叫出声来。

“喂，得啦，毕竟，瑞妮有权发表她的见解。”杰西卡·普拉特立刻生气了。

“有人告诉我说，埃斯沃斯是华纳德集团的工会主席。”瑞妮拉长了腔调说。

“噢，我的天呐。不，瑞妮。我绝不是任何组织的主席。我不过是平头百姓。就像任何送稿生一样。”

“他们有‘华纳德集团工会’吗？”休谟·斯劳顿问道。

“开始那只是个俱乐部。”托黑说，“去年变成了工会。”

“是谁组织的？”

“谁知道呢？多多少少是自发的，就像所有的群众运动一样。”

“我觉得华纳德是个杂种。”米切尔·兰登断言说，“无论如何，他以为他是谁？我是来参加股东会议的，而他竟然像对待奴才一样地对待我。我的钱不如他的好使？我不也拥有该死的报纸的股份？关于新闻出版，我都能教他一两招。我有的是创意。他到底牛气什么？就因为他自己创下了一份产业？就因为他是从‘地狱厨房’来的？他有必要这么势利吗？如果别人不幸没有发家于‘地狱厨房’，没有从中跳出苦海，那是他们的错吗？没有人知道生于有钱人家是多大的不幸。因为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既然你天生就是个富人，如果你不那样，大家都会觉得你不行。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有盖尔·华纳德那样的运气，现在我会和他一样有钱，而且名气是他的三倍。可他竟然如此自高自大，而且还全然无知！”

没有一个人吭声。他们听到米切尔·兰登歇斯底里的语调又升高了。夏娃·兰登看着托黑，面露求救的神色。

托黑微微一笑，向前迈了一步。“米奇，我都为你羞愧。”他说。

休谟·斯劳顿倒吸一口凉气。关于这个话题，人们从来不责备米切尔·兰登，人们从不责备米切尔·兰登谈论任何话题。

米切尔·兰登撅起的下嘴唇缩了回去。

“我为你感到羞愧，米奇。”托黑严厉地又说了一遍，“竟然拿自己和盖尔·华纳德那么卑鄙的人作比较。”

米切尔·兰登绷紧的嘴唇放松了，换上了某种和微笑一样柔和的表情。“此话一点不假。”他温驯地说。

“不，你永远没法与盖尔·华纳德的事业相比。你有敏感的心灵和博爱主义者的天性，你比不过他。米奇，正是这个因素压制着你，而不是你的钱。现在谁在乎钱？钱的时代已经成了过去。是你的本性太好了，不适应资本主义制度下残忍的竞争。不过，这一时代也快过时了。”

“这是明摆着的事。”夏娃·兰登说。

托黑离开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感到很兴奋，于是决定步行回家。周围的街道空旷而肃穆，黑压压林立的楼群高耸入云，大胆自信而又毫不设防。他记得有一次他对多米尼克说过：“一台复杂的机器，例如我们的社会……然而，将你小巧的手指在某一位置一按……所有重力的中心……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化为一堆废铜烂铁……”他想念多米尼克，希望她能和他在一起听听今晚的谈话。

那种无人分享的感觉在他胸中沸腾。他站在静寂的大街中央，仰头大笑，目光落在摩天大楼的顶部。

一名警察拍拍他的肩膀，问：“怎么了，先生？”

托黑看到一排纽扣和宽阔胸膛上的蓝色制服，一张忠实可靠的面孔，严厉而又耐心；一个和周围的建筑一样坚定可靠的男人。

“警官，在值勤吗？”托黑问道，他笑声的回音就像声音在痉挛一样，“在保护法律和人类生活的尊严和秩序吗？”那名警察用手挠挠后脑勺。“你应该逮捕我，警官。”

“好吧，朋友，好吧。”警察说，“走开吧。我们偶尔都会喝醉的。”

7

最后一名油漆工走了以后，彼得·吉丁才感觉到孤独，肘弯内侧一阵麻木酸痛。他站在大厅里，抬头看着天花板。在油漆刺目的光彩下面，拆除楼梯留下的那个缺口痕迹依稀可辨。盖伊·弗兰肯的旧办公室不见了。吉丁-杜蒙特事务所现在只剩下了一层楼。

他想起了那段楼梯，想起第一次沿着那红色丝绒台阶走上楼的样子，手指尖捏着一幅图纸。他想起盖伊·弗兰肯的办公室里那流光溢彩的蝴蝶倒影。他想起了那间办公室成为他自己的那四年。

他已明白在过去的几年里公司出了什么问题。当穿着工作服的人将那段楼梯拆掉，将天花板上的缺口堵上时，他已经明白了。然而是那白色油漆下面方形的痕迹使这件事变得真实起来，而且已成定局。

他早就对每况愈下的生意听之任之了，并不是他选择了听天由命——那样反倒是一个积极的决定——只是悲剧已经发生了，他便听之任之。那种情形简单而毫无痛苦，就像困倦时没有什么比一场期待已久的睡眠更好一样。他之所以有这种迟钝的痛苦，根源在于他想了解这一切发生的原因。

先是“世纪征程”博览会，可是单单那一件事还不重要。“世纪征程”在三月份开幕。那是一个转折点。有什么用呢？吉丁想，干吗不用个贴切一点的词呢？彻底的失败。那是一个可怕的失败。“这个冒险的标题是非常合适的。”埃斯沃斯·托黑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可以假定，那几个世纪是骑在马背上走过去的。”其余有关博览会建筑价值的描写都如出一辙。

吉丁苦苦沉思着，想起他们当时是如何认真负责地工作，他与其他七位建筑师一起设计着那些建筑。那时，他爱出风头，竭力地想引人注目，而且贪婪地抢夺向新闻界宣传的机会，这都是事实，可是在设计方面，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工作得协调一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各自对其他人做着让步；抱着一种真正的集体主义精神，没有一个人想把自己个人的偏见或者自私的想法强加于他人。就连罗斯通·霍尔科姆都忘了他的文艺复兴风格。他们把大楼设计得很现代，比斯劳顿百货商店的展示窗都现代，比任何人所见过的都现代。他觉得它们看起来并不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一堆被人用脚从牙膏管里踩出来的盘状牙膏或者风格化的低等腔肠动物”。

可是，公众似乎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公众也有什么观点的话。他无法判断。他只知道“世纪征程”的门票是在电影院的宾戈 (2) 场上硬塞给观众的，而且还知道博览会的轰动人物，财务救星，是一个叫朱安塔·费的人，他和一只活孔雀跳舞，并以此作为唯一的服装。

可是，就算博览会彻底失败了，那又有什么关系？顾问团其他几位建筑师的声誉并没有因此而受损。高登·L·普利斯科特比以前更吃香了。并不是因为这个，吉丁想。事务所的每况愈下早在博览会之前就已经露出了端倪。他也说不准是从什么时候。

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大萧条使他们都遭受了打击；其他人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恢复，而吉丁-杜蒙特事务所却没有。随着盖伊·弗兰肯的退休，为他们提供客户的那个圈子中的某种东西已经不复存在。此时，吉丁才如梦方醒，在盖伊·弗兰肯的职业生涯中，有着微妙的艺术和技巧，而且散发着自身某种非逻辑的力量——这里面是大有学问的，纵然那种艺术只包括他的社会魅力，而那种力量只用以诱惑那些糊里糊涂的百万富翁们。在人们当初对盖伊·弗兰肯的反应中，存在一种扭曲了的情绪。

他看不到现在人们的反应中存在任何一点合理的痕迹。建筑行业的领袖是高登·L·普利斯科特——只是规模已大不如前，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没有当年那种规模了——他是美国建筑师行会的主席。高登·L·普利斯科特主持关于玄妙的实用主义建筑和社会规划的讲座，出席荷兰籍纽约人的晚宴，将脚踩在餐桌上，大声地批评汤的味道。社交界的人说，他们喜欢一位自由主义建筑师。全美建筑师行会还在，仍然执拗地保持着那份僵死的威严，可是人们在提到它时，只当它是“老人之家”。统治这个行业的美国建筑家委员会正在讨论一家封闭式工厂，尽管还没人想出该怎么实现它。每当有一个建筑师的名字出现在埃斯沃斯的专栏里时，总会是那个奥古斯特·韦伯。在三十九岁的时候，吉丁就已经被描述为一个过了时的建筑师。

他放弃了努力去理解的念头。他模模糊糊地知道，那种吞噬着整个世界的解释方式正在改变，它们具有一种他不愿知道的特性。在他的青年时期，他对盖伊·弗兰肯和罗斯通·霍尔科姆的作品持有亲切友好的藐视，努力赶上并超过他们似乎仅仅是一种没有恶意的大话。不过他清楚，高登·L·普利斯科特和奥古斯特·韦伯代表的是无礼和不道德，以至于他想视而不见都很难。他相信以前的人们从霍尔科姆身上看到了伟大，而且觉得从他“借鉴”来的伟大中再“借鉴”一些东西也能得到满足。他知道，从高登身上，任何人都不会看到任何东西。他从关于高登的天赋的谈论中，看到某种黑暗的、斜眼睨视的神态；仿佛他们并不是在向高登表示敬意，而是在藐视和侮辱。曾经一度，吉丁无法理解民众；甚至连他都清楚，公众的偏爱已经不再是一种对于优点的承认了，而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耻辱的烙印。

他受惯性的驱使，继续苦心经营。他已经负担不起那一大层楼的办公室了，而他连一半的房间都没派上用场，可他仍然留着它们，把亏空的数额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垫上。他非继续下去不可。他在一次股票投机中赔掉了大部分财产；不过他还剩下足够的钱，可以为余生提供舒适的生活保障。这个问题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钱已经不再是左右他视线的主要因素了。令他感到惧怕的是无事可做；如果工作的日常规则注定要被改变的话，那才是那个从远处阴森森地向他逼近的问号。

他慢慢地走着，胳膊紧贴着身体，肩膀弯成弓状，仿佛永远怕冷似的缩着。他一直在发福。他的脸膨胀着，像是水肿；他低着头，衣褶一样的双下巴被挤在他的领结上，成了扁平状。他过去的风采依稀可辨，却反而让他看上去更糟；仿佛脸部的线条被画在一张吸墨纸上，而墨水已经晕开，变得模糊。他的两鬓已经染上了岁月的风霜。他经常喝酒，但并不快乐。

他求母亲回来跟他一起生活。她回来了。漫长的夜晚，他们一起坐在起居室里，相对默默无语；没有带着怨恨，而是在对方身上寻找着安慰。吉丁太太不再提建议，也不再责备。相反，她对待儿子的方式里，增添了一种新的诚惶诚恐的温驯。尽管他们雇了一个女仆，她还是常常为他做早餐；她总是做他最喜欢吃的菜——法式煎饼，是他九岁得麻疹时喜欢吃的那种。如果他注意到她的良苦用心，并且高兴地有所表示的话，她便点点头，眨着眼睛转过身去，问自己，这为什么让她觉得快乐？而如果她真的快乐的话，为什么她的眼中满含泪水？

沉默一会儿之后，她会冷不丁地问：“皮迪，会没事的，不是吗？”他并不问她指的是什么，而是平静地回答：“是的，妈妈，会没事的。”把他最后的一点怜悯能力变成一种努力，让他的声音听上去令人信服。

有一次，她问他：“你快乐吗，皮迪？你不快乐吗？”他注视着她，发现她并不是在取笑他；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惊恐的样子。他无法回答，她哭道：“可是你必须快乐！皮迪，你得快乐！我活着还能为了什么呢？”他想站起来，把她搂在怀里，告诉她，没有关系的——可就在那时，他想起了在他结婚当天，盖伊·弗兰肯说道：“我想让你为我感到自豪，彼得……我想感觉这有一定的意义。”接着他就动不了了。他感觉自己面对着某种他抓不住的东西，他绝不能允许它进入自己的心灵。他转过身去，背对着她。

一天晚上，她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皮迪，我觉得你应该结婚了。我想，如果你结了婚会好一点。”他一时无从回答，而正当他要找点高兴的话题说时，她又说，“皮迪，你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娶凯瑟琳·海尔西？”他慢慢地朝母亲转过身来，感到眼睛中充满了愤怒，他感觉到了浮肿眼皮上的压力，接着他看见了站在他面前那矮胖的小身子，僵直而且毫不设防，怀着一种绝望的骄傲，似乎愿意主动承受他所希望给予她的任何打击，并且提前就已经宽恕了他——而且他知道，那是她摆出过的最为勇敢的姿势。那种愤怒消失了，因为比起自己的震惊来，他能更加敏锐地感觉到她的痛苦，他举起一只手，又任凭它无力地垂下去，让这个姿势来掩盖一切，嘴里只说：“妈妈，我们不要……”

周末，他会从城里消失。并不经常发生这样的事，而是一个月有那么一两次。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吉丁太太很着急，可是也没有对此提出质疑。她怀疑他在什么地方有个女人，而且还不是一个好女人，要不然他对这个话题就不会表现得那么愁容满面了。吉丁太太发现自己希望他已落入最坏、最贪婪的坏女人魔掌之中，并希望这个女人有足够的头脑逼他娶她。

他待在一间圆木小屋里——是租的，在一个不出名的偏僻小村子里。在这间小屋里，他置办了颜料、画笔和帆布。他在山中作画来消磨时光。他也说不清为什么想起了少年时代未实现的抱负——他的母亲把它从他的心中挤干了，使他走上了建筑的道路。说不清是怎么回事，那种冲动竟然变得不可抗拒。他只是找到了这个小屋，并且喜欢到那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