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家后干什么去了？”
“参军。这是离开咱这小城，离开密西西比州最简单的办法。他走了三年，回来时带了一个老婆。他们住在克兰顿，我们几乎见不着他们。他有时跟他母亲聊聊天，跟我就没什么话说。在六十年代初期，黑人运动尚在起步阶段。三K党的集会和活动非常频繁，大部分都发生在我们南边一带。埃迪保持着超然立场。他沉默寡言，反正他从来话就不多。”
“接着我就出生了。”
“你出生时大概正赶上那三个民权分子失踪。埃迪居然胆敢问我是否卷入此事。”
“你卷入了？”
“当然没有。几乎过了一年我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他们是三K党，是不是？”
“是的。”
“那些小伙子被杀你高兴吗？”
“这到底跟一九九○年的我和毒气室有什么关系？”
“你参与爆炸活动时埃迪知道吗？”
“福特县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们一直不是大活跃。就像我所说的，那些活动都发生在我们南边一带，在默里迪恩附近。”
“那你是迫不及待跳进去的啦？”
“他们需要帮助。联邦调查局的人渗透很深，几乎任何人都不能信任。民权运动像滚雪球似地迅速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我并不以此为耻。”
亚当微笑着摇摇头。“但埃迪感到羞耻，不是吗？”
“在克雷默爆炸发生之前埃迪对情况一无所知。”
“你为什么把他扯进来？”
“我没有！”
“你怎么没有！你告诉你老婆去找埃迪，让他开车去克利夫兰把你的车取回。做了这件事之后他便成了从犯。”
“我当时身在监狱，对吧。我吓坏了。而且这事从来没人知道，并没有造成伤害。”
“埃迪也许不这样想。”
“对，我不知道埃迪是怎么想的。到我出狱时，他已经失踪。你们全都走了。直到他母亲的葬礼前我始终没再见到他。他悄悄进来参加了葬礼，没跟任何人讲话又悄悄走掉了。”他用左手揩一下前额的皱纹，接着把手指插进油腻的头发里。他面色黯然，亚当看见他瞥了一眼窗口，眼角似乎有些湿润。“我最后一次看见埃迪是葬礼后在教堂外面他正要钻进他的车里。他匆匆忙忙。感觉告诉我，我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来这儿是因为他母亲去世，我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再没有其他原因可以让他回来。我当时站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莉在我身旁，我们俩眼睁睁地看着他开车走了。我在那儿埋葬了我的妻子，同时眼看着我的儿子从此消失。”
“你设法找过他吗？”
“没有，没真正找过。莉说她有个电话号码，可我不想乞求谁。他显然不希望跟我再有什么联系，所以我也就不去打扰他了。我经常想起你，记得我曾跟你的祖母说要是能再见到你该有多好。不过我并不想花许多时间去查找你们的下落。”
“要找到我们可没那么容易。”
“跟我听说的情况一样。莉偶尔与埃迪通通话，然后她会转告我。听上去好像你们转遍了加利福尼亚州。”
“十二年里我上了六所学校。”
“那是怎么回事？他这是干什么？”
“多方面的问题。有时是他失了业，我们因为付不起房租而搬家。有时是母亲找到了一份工作，因而我们只好搬往另一个地方。还有时是爸爸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对我的学校大为不满，于是非让我转学不可。”
“他都干些什么工作？”
“他一度在邮局工作，直到最后被解雇为止。他威胁要告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坚持与邮政系统为敌。他找不到律师代理他的案子，所以就写信骂他们。他始终有一张小书桌，上面放一台旧打字机，还有好几抽屉的文件，那是他最珍视的财产。每次我们搬家，他都极小心地照料他的办公室，他就这样称呼自己的书桌。他对其他的东西都不在乎，反正也没多少东西，但他却不惜以生命保护他的办公室。我还记得许多夜晚我躺在床上努力让自己入睡，却听见那台该死的打字机整夜整夜地敲个没完。他恨那个联邦政府。”
“到底是我的儿子。”
“但我认为你们恨的理由不同。有一年国内税务局找上了他，这事我一直觉得纳闷，因为他挣的钱数都够不上交三块钱的税。总之他为此而向国内税务局宣战，他就是这么说的，而且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好多年。有一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因为他没有换新照而把他的驾驶执照吊销，这一做法是对种种公民权以及人权的侵犯。两年时间里母亲不得不开车接送他，直到他向那些官僚投降为止。他老是在给州长、总统、合众国的参议员众议员以及任何一个拥有办公室和一班工作人员的政府官员写信。他动不动就大兴干戈，他们如果给他回信他就宣称自己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他保存每封来信。有一次他跟隔壁邻居干了一场，起因似乎与一条陌生的狗在我家台阶上撒尿有关，他们俩隔着灌木树篱互相破口大骂。他们越吵越凶，嘴上搬出的朋友的来头也越来越大，后来双双都说只要几分钟就能打电话召来各种了不起的人物立即严惩对方。爸爸这时飞奔回屋，不出几秒钟就抱着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十三封信返回接着吵。他大声数着这些信件，还把信凑到邻居的鼻子底下晃动，那个可怜的家伙一下就瘪了。这一仗到此结束。从此也没再发生过狗来我家台阶撒尿的事。当然，那些信每封都是客气地请他不要再来打扰。”
这个小故事讲完时他们俩都在微笑，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既然总是保不住自己的工作，你们大家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萨姆透过窗口凝视着这边问。
“我不知道。母亲一直在工作。她办法很多，有时做两份工。杂货店的出纳，药店的店员，她什么都能干，我记得她有好几次还做过待遇很好的秘书工作。后来我爸拿到了销售人寿保险的执照，这成了他的一份永久性的兼职工作。我猜他对这工作挺在行，因为随着我年岁渐长，家境也好起来了。他的工作时间可以自行安排，不必向他人打报告。这对他颇为合适，虽然他说他讨厌保险公司。他曾经为作废一张保单之类的事起诉一家保险公司，我对此实在不理解，他输了这场官司。当然他把失败全都怪在他的律师头上，这位老兄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寄给埃迪一封措词强硬的长信。老爸打了三天字，等大作完成，他自豪地拿给母亲看。二十一页纸上写的都是这位律师说的错话和谎话。母亲只是摇摇头。他与那个可怜的律师斗了许多年。”
“他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我不知道。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萨姆。”
“为什么？”
“因为他的死法。他死后我有好长时间都在生他的气，因为我不理解他怎么能够作出这种选择，以为他应该丢下我们，以为我们不再需要他，以为该是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了。而在我得知真相之后，让我生气的是他瞒了我这么多年，不把给我改名换姓并且亡命他乡的真正原因告诉我。这对一个少年来说是极其困惑的事。至今还是。”
“你还在生气吗？”
“实际上已经不生气了。我总是记着埃迪的好处。他是我唯一的父亲，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评分。他没有抽烟、喝酒、赌钱、吸毒、追女人、打孩子之类的恶习。他虽然很难长久地保住一份工作，但我们从来也没落到吃住发愁的地步。他和母亲老是说要离婚，但最后也没离成。她搬出去好几次，他也搬出去过。这使家庭处于破裂状态，可卡门和我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他有心情郁闷的日子，或者说失意的时候，但都知道一到这样的时候就缩回自己的房间，锁上门拉上窗帘。母亲总是把我们唤到身边，告诉我们他不舒服，我们要保持安静。不能开电视，也不能开收音机。在他缩进房里去的时候她是很维护他的。他在房里一呆几天，然后突然间出来，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我们学会了适应埃迪那些情绪不好的日子。他的样子和穿着都正常。我们需要他时他几乎总是在我们身边。我们在后院打棒球，在游艺场上骑木马。他还带我们去过几次迪斯尼乐园。我想他是个好人，好父亲，只是偶尔表现出这种阴郁古怪的样子来。”
“但你们并不亲密。”
“是不亲密。他辅导我做家庭作业和课外科学小制作，他坚持要求我学习成绩全优。我们谈论太阳系和环境问题，但从不谈女孩子、性与汽车，也从未谈过家族和祖辈上的事。我们之间没有亲昵的表示。他不是那种感情外露的人。有时在我需要他时他正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萨姆拭了一下眼角，接着上身又支着双肘朝前靠过来。他的脸贴近隔板，目光直视亚当。“他死得怎么样？”他问。
“死得怎么样？”
“那事怎么发生的？”
亚当呆了好久没回答。他讲述这件事可以有几种方式。他可以残忍并且怀着恨意无情地如实相告，以这样的做法把老人击垮。这样做对他具有巨大的诱惑。他以前告诉自己许多次，这么做是必要的。萨姆必须受苦，他必须因对埃迪的自杀负有罪责而接受惩罚。亚当的确想刺伤这老浑蛋，让他为之痛哭。
不过与此同时他又想快些讲完这件事，好把那些痛苦的部分掩饰过去，接着继续讲别的什么。可怜的老头围坐在隔板的另一边已经够受罪了。政府正计划在四个星期之内把他弄死。亚当怀疑他对埃迪的死所知比他表面装的要多。
“他当时正经历一段困难时期，”亚当说，双眼凝视着隔板但避而不看萨姆，“他在他的房间呆得比以往都久，已经有三个星期。母亲不停地告诉我们他正在逐渐好转，不出几天他就会出来了。我们相信她，因为他似乎总是能从里面出来。他选了一个母亲去上班而卡门呆在朋友家的日子，那一天他知道我将会第一个到家。我发现他躺在我的卧室地板上，手里仍然握着枪，一把三八手枪。一枪打在右太阳穴上。他的头周围有圆圆的一滩血。我在我的床边上坐下来。”
“你那时多大？”
“快十七了。上高中一年级。门门都得A。我看出他事先在地板上小心地铺了六条浴巾，然后在正中间躺下。我摸摸他手腕的脉搏，他身上已经僵硬。法医说他已死了三个钟头。他身边有张字条，是打字机打的，白纸黑字十分整齐。字条写给亲爱的亚当，说他爱我，对不起我，要我照顾姑娘们，并说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明白。接下来他指示我注意有一只塑料垃圾袋，也在地板上，说我应当把脏毛巾放在里面，擦净血污之后再报警。别碰那枪，他说。又叫我赶快，在姑娘们回家前收拾好。”亚当清清喉咙，眼睛望着地下。
“于是我完全照他所说的去做，然后就等着警察到来。我们单独在一起呆了十五分钟，就我们俩。他躺在地上，我躺在我的床上，向下望着他。我开始哭了又哭，问他这是为什么，问他怎么这么干，出了什么事，问了他上百个其他的问题。躺在那儿的是我的亲爹，是我唯一有过的亲爹，他穿着褪色的牛仔裤、肮脏的袜子和他心爱的印有洛杉矶加州大学缩写字母UCLA的T恤衫。从脖子往下看他就像在睡觉，但他头上有个洞，头发里的血已经干结。我恨他就这样死了，但他的死又使我那么难过。记得我问他为什么事先不同我说。我问了他许多问题。后来我听到说话声，房间里突然挤满了警察。他们把我带到小书房，给我围上毯子。这就是我父亲的结局。”
萨姆依然支着双肘，但现在用一只手捂着双眼。亚当还有另外几件事要说。
“葬礼后，莉留下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她把你和凯霍尔家族的情况告诉了我。她把许多我一直不知道的有关父亲的情况告诉了我。我对你和克雷默爆炸案着了迷，于是我开始阅读那些旧报刊上的文章和报道。我用了将近一年的工夫才弄清埃迪为什么选在那个时候自杀。在你受审期间他一直躲在他的房间里，在审判结束时他杀死了自己。”
萨姆把手移开，用含泪的眼睛凝视着亚当。“所以你为他的死而责怪我，对吗，亚当？这才是你真正想说的话，不是吗？”
“不。我没有全都怪你。”
“那么有多少该怪我呢？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你有时间计算出那些数字。其中有多少是我的过错？”
“我不知道，萨姆。为什么不由你来告诉我呢？”
萨姆擦擦眼睛，抬高嗓音。“这有什么了不起！我承认过错百分之百全都在我。我对他的死负有完全责任，好了吧？这不就是你所需要的吗？”
“随你怎么想。”
“别对我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尽管把我儿子的名字加到我的杀人名单上好了，那不就是你想要做的吗？克雷默家的一对双生子、他们的父亲，接着就是埃迪。这是我杀掉的四个人，对吧？你还想在后头再添上其他什么人吗？赶快添上，老弟，时间可不等人。”
“此外还有多少？”
“死尸吗？”
“对，死尸。我听到过传言。”
“你自然会相信那些传言，不是吗？你好像迫不及待想要相信所有那些关于我的坏话。”
“我没说我相信那些话。”
萨姆跳起来，走到房间顶头。“这场谈话叫我腻味！”他从三十英尺之外喊叫着，“而且我也讨厌你！我倒简直情愿那些该死的犹太律师再来烦扰我。”
“我们可以顺从你的要求，”亚当迅速回击。
萨姆慢慢走回他的座位。“我现在担心的是我的性命，离进毒气室就剩二十三天了，可你却只想谈论那些死人。就继续唧唧喳喳你的吧，老弟，实际上不久你就可以开始谈论我了。我要的是行动。”
“今天早晨我提交了一份诉状。”
“很好。那你走吧，该死的。快他妈的滚，别再折磨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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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亚当这一边的门开了，帕克身后带着两位男士进来。他们显然是律师，着深色套装，紧锁眉头，提着厚重鼓起的公文包。帕克指指空调下面的几把椅子，他们坐了下来。他望望亚当，又意味深长地看了萨姆一眼，后者仍然站在另一边。“一切都好吗？”他问亚当。
亚当点点头，萨姆则缓缓坐下。帕克离去了，两位新到的律师颇有效率地忙着从厚厚的卷宗里抽出一大摞文件来。不到一分钟，他们便双双脱掉了外衣。
五分钟过去了，萨姆还是一言不发。亚当发觉另一端那二位律师频频直往这边瞟。和这位将要下一个被毒气处死的最著名的死监犯呆在同一房间，他们忍不住把自己好奇的目光偷偷瞟向萨姆·凯霍尔和他的律师。
接着萨姆身后的门开了，两名警卫带着一个瘦小结实的黑人走进来，黑人被手铐脚镣紧紧铐着，仿佛他随时会性子上来赤手空拳把几十人杀死似的。他们把他带到他的律师们对面的座位，着手把他身体的大部分松开，但铐在背后的双手仍然保留原状。一名警卫离开了房间，另一名留下，站在萨姆和那个黑人囚徒的正中问。
萨姆顺着台子把目光扫向他的那个同志，这人是个神经质类型，他显然并不为见到他的律师们而高兴。律师们见到他兴致也不高。亚当从隔墙这边观看着他们，没有几分钟他们的头就凑在一起齐声通过窗口讲起话来，而他们的当事人却挑衅地把手放在屁股下坐着。可以听到他们压低的声音，却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萨姆重新支着胳膊肘向前靠过来，同时示意亚当也这样做。他们的脸隔着窗口相距十英寸远。
“那是斯德哥尔摩·特纳，”萨姆声音低得几乎像耳语。
“斯德哥尔摩？”
“是啊，不过大家叫他斯德哥。这些乡下非洲青就爱起古怪的名字。他说他有个兄弟叫丹麦，另外还有个叫德国。也许真是这样。”
“他犯了什么罪？”亚当问，突然好奇起来。
“我想是抢劫了一家卖威士忌的店，还开枪杀了店主。大约两年前他接到一张行刑通知单，差点就上了西天，离进毒气室两个钟头。”
“结果呢？”
“他的律师搞到了暂缓执行令，他们至今一直在力争缓刑。都是说不准的事，不过或许他将是我下面的一个。”
他们一起朝房间顶头望去，那里的会谈已经进入白热化。斯德哥的屁股已经从手上挪开，坐到了椅子边上。他跟他的律师们吵得正凶。
萨姆咧嘴吃吃一笑，又朝前靠近一些。“斯德哥家里很穷，他的家人对他不闻不问。这并不罕见，真的，特别是那些非洲裔。他很少收到来信，也没人来探监。他的出生地离这儿五十英里，可自由世界已经把他忘了。由于他的上诉连连受挫，斯德哥开始为他的生死和后事担忧。在这儿如果无人认领你的尸首，那州政府就会把你像乞丐一样埋到某个便宜的墓地里。斯德哥对他尸体的下场关心起来，开始提出种种问题。帕克和几个警卫拿这事挪揄他，骗他相信他的尸体将被火葬场烧成灰。骨灰将来就从空中撒到帕契曼监狱里。他们告诉他由于他身体里充满毒气，只要划根火柴往他身上一扔他就会像颗炸弹一样爆炸。斯德哥给吓坏了。他睡不着觉，体重减轻。后来他开始给家人和朋友写信，乞求他们施舍几块钱好让他能有个他所谓的基督徒的葬礼。钱稀稀落落寄来的不多，于是他写了更多的信。他写信给牧师们和民权组织。就连他的律师也捐了些钱。
“当他的暂缓行刑令被撤消时，斯德哥已经攒了快四百元了，他已经做好死的准备。至少他是这么想的。”
萨姆眉飞色舞，语调轻松。他压低声音徐徐道来，兴味十足地讲述着细节。亚当觉得他讲述的方式比他讲述的内容更有趣。
“狱方有个宽松的规定，在行刑前的七十二小时内对探视几乎不加限制。只要没有安全危险，他们将许可那被处死刑的人差不多随便做任何事。门口那边有间里面有桌子和电话的小办公室成了探视室。在这种时候那儿往往挤满各种人——奶奶姥姥，侄子侄女，表兄弟表姐妹，七大姑八大姨——那些非洲裔的亲戚尤其多。见鬼，他们把他们装了满满一公共汽车运进来。那些以往花五分钟时间来想一想这犯人都做不到的亲戚突然间出来亮相陪他度过他最后的时刻。那场面快变成一次社交活动了。
“他们还有那么一条规定，我敢肯定那是不成文法。规定允许探视时犯人可以进行最后一次夫妻同房。如果犯人没有老婆，那么无比慈悲的典狱长会允许他同女友来一次短暂的约会。让情郎临死前最后匆匆地享受一次。”萨姆顺着台子朝斯德哥瞅一眼，然后靠得更近一些。
“斯德哥在死监这儿是人缘比较好的一位，他想法子让典狱长相信他有一个老婆一个女友，两位女士都同意在他死前来与他团聚。而且是在同一时间！他们三人，一块儿！典狱长据说也知道这里面有鬼，但人人都喜欢斯德哥，再者他们反正就要处死他了，所以没什么危害。这样斯德哥就坐在那小房间里头同他的母亲、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侄儿辈在一起，好大一群非洲裔，其中多数在十年里连他的名字都没提过一回，而此时当他进食他最后的一餐牛排和土豆时其余人便全在一旁为他哭泣悲伤和祈祷。大概在离行刑还有四个钟头时狱方开始清场，把家属们送往教堂。斯德哥等了几分钟，另一辆车把他的老婆和女友送到死监这儿。她们同警卫一起到达，被带进前面的小办公室，斯德哥正等在那儿，两眼狂野，准备就绪。可怜的家伙在死监已经呆了十二年之久。
“他们为这场会师搬进一张小帆布床，斯德哥和他的姑娘们上了床。警卫们后来说斯德哥的女人长得挺好看，警卫还说当时他们正议论她们看上去有多年轻。斯德哥则刚要跟他老婆或是他女朋友——是谁倒无所谓——行事，电话铃响了。他的律师打来的。那律师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叫着说出了第五巡回法院颁下暂缓行刑令的大好消息。
“斯德哥当下就把电话挂断了，他手头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几分钟之后电话又响了。斯德哥抓起电话，又是他的律师，这一回他在向斯德哥解释这一暂时保住他性命的司法谋略时平静多了。斯德哥表示了他的感激，接着便请他的律师把这消息再保密一个钟头。”
亚当又朝右边瞟了一眼，想知道两者中是哪位律师在斯德哥行使他最后一次同房的宪法权利时打的电话。
“此时，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告诉典狱长行刑暂时取消，按他们喜欢的说法就是流产。两种说法对斯德哥来说无甚区别。他正在不停地忙着，仿佛这辈子他再也见不着女人了。出于明显的理由，那小房间的门不能从里面锁上，所以奈菲在耐心地等了一阵之后，便轻轻地敲敲门请斯德哥出来。他说，斯德哥，该回你的囚室了。斯德哥说他再要五分钟就好。不行，奈菲说。拜托了，斯德哥哀求着，接着突然间里面又传来响动。于是典狱长朝警卫们咧着嘴笑，警卫们也朝典狱长咧着嘴笑，接下来的五分钟，尽管那张小床嘎嘎吱吱震得那小房间山响，他们只是低头端详地板。
“斯德哥终于开了门，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就像他是世界重量级拳王。警卫们说他对自己在床上的表现比对被缓刑还更满意。他们很快送走了那两个女人，原来她们其实并不是他的老婆和女友。”
“她们是谁？”
“一对妓女。”
“妓女！”亚当的声音太高了点儿，引得那边的一个律师瞪了他一眼。
萨姆靠得太近，鼻子几乎伸进了窗口。“是啊，本地的妓女。斯德哥的兄弟给他安排的。还记得他辛辛苦苦募集的那笔安葬费吧。”
“你在骗人。”
“是真的。四百块钱都花在妓女身上了，乍看贵了点，特别花在本地非洲裔妓女身上，可是考虑到她们对到死监来似乎吓得要死，我想这钱也就算花得合理。她们拿走了斯德哥所有的钱。他后来告诉我他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埋葬他，又说他这回每分钱都花得值。奈菲给弄得很尴尬，他威胁要把探监同房的规定取消。但是斯德哥的律师，就是那边那个黑发小个子，就此提起诉讼并获得了保障犯人临刑前可以最后快活一次的裁决。我想斯德哥恐怕在盼着他的下一次美事呢。”
萨姆向后靠在椅子上，笑容慢慢从脸上消失了。“就个人而言，我倒没多考虑我的探监同房问题。你知道，所谓探监同房，那只是为有夫妻关系的人制定的。不过，典狱长也许会为我灵活执行这条规定。你看怎么样？”
“我还真没考虑过这个。”
“我只是开个玩笑，你知道。我老了。只要有人给擦擦背，再陪我喝杯烈酒，我就挺满足了。”
“你最后的那餐饭呢？”亚当问，声音依然非常轻。
“那没什么好笑。”
“我以为我们是在开玩笑。”
“也许就要点白炖猪肉及豌豆之类的粗食。他们用这样的破玩意儿喂了我差不多十年。或许我会多要一片烤面包。我可不乐意给厨子这个机会让他去做一顿适合自由人吃的饭。”
“听上去挺好吃的。”
“噢，我会跟你分享。我时常奇怪他们为什么在杀死你之前要把你喂饱。他们还把医生带来给你做临刑体检。你能相信这事吗？他们得确定你是否适合去死。而且他们这里还有一位在职心理医生，他得在行刑前检查你，并且必须向典狱长提出书面报告证实你头脑正常可以接受毒气。此外他们还有个拿薪水的牧师，他将同你一起祷告和反省冥想以确保你的灵魂不致迷路走错方向。他们的报酬全是由密西西比州的纳税人支付并由此地的那些好心人管理发放。别忘了还有一条探监同房，你可以情欲满足地赴死。他们周到体贴，确实关心你的胃口、健康和心灵的安宁。到最后关头他们会把导管插进你的小便，把一个塞子堵住你的屁眼，免得你弄得一塌糊涂。这是为了他们省事，不是为你。他们可不愿事后还得给你清洗。就是这样，他们给你吃上一顿好饭，随你点，然后他们又把你塞上。病态，是不是？病态，病态，病态，病态。”
“咱们说点别的吧。”
萨姆抽完最后一根烟，把烟头使劲扔到警卫跟前的地上。“不，咱们别再说了。我今天说得已经够多了。”
“那好。”
“以后别再谈埃迪了，行吗？你到这儿来用这样的话来打击我，实在是不够公平。”
“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谈论埃迪了。”
“以后的三个星期咱们专门谈我的问题好不好？光这些咱们就忙不完。”
“就这么说定了，萨姆。”
格林维尔沿人十二号公路从东向西扩展开来，丑陋而凌乱，一长溜的购物中心满眼是录像带出租店、卖酒的小铺、数不清的快餐连锁店和提供免费有线电视和早餐的汽车旅馆。河流阻止了它向西发展，但由于八十二号公路是交通要道，这里显然成了开发商最中意的地方。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格林维尔从一座只有三万五千人口的沉睡的滨河小城镇成长为一座六万人口的繁忙的滨河城市。它繁荣发展，到一九九○年格林维尔已成为该州第五大城。
通往中心地区的街道被绿荫所遮盖，沿途排列着气势宏伟的老式宅第。亚当思忖着，市中心保存完好，显然没有改变原来的漂亮优雅，与八十二号公路旁考虑欠周的凌乱恰成截然相反的对照。他把车停在华盛顿大街，时值五点才过，闹市区的买卖人和他们的顾客都在忙着准备度过一天的最后时光。气温依然在华氏九十多度，毫无降温迹象，他解下领带连同西装一起扔在车里。
他走过三条街，找到了那座中央矗立着与两个小男孩真人一样大的铜像的公园。他们不仅身高相同，而且有着同样的笑容和同样的眼睛。一个在跑，另一个在跳，雕塑家完美地捕捉到了他们的神态。乔希和约翰·克雷默永远停在了五岁的年纪，被铜和锡冻结在时光之中。他们下面的一块铜牌上简单地写着：
乔希和约翰·克雷默
1967年4月21日于此地遇难
（1962年3月2日——1967年4月21日）
公园是正方形，面积有半个街区大，坐落在马文的法律事务所及其相邻的一栋旧楼的原址上。这块地多年来一直属于克雷默家族，马文的父亲把它捐献给该市作为建纪念公园之用。萨姆已经成功地将法律事务所夷为平地，而市里则拆除了其隔壁的建筑。为建克雷默公园钱是花了一些，同时也在上面颇费了不少心思。公园完全由有雕饰的铁围栏围起，四面都有从人行道进出公园的出入口。围栏里面栽着一排排整齐的橡树和枫树。成排修剪过的灌木丛围绕着杜鹃和郁金香花圃相交成精确的直角。公园一角的树荫下有一座小小的圆形剧场，小路对面有一群黑人小孩在空中荡着木秋千。
公园虽小却五彩缤纷，是街道和楼房包围中的一处怡人的小花园。亚当从长凳上坐着的一对少男少女身边走过时他们正在争执着什么。一群八岁大的小孩蹬着脚踏车在喷泉周围喧闹。一名老警察缓缓从旁走过，同亚当打招呼时实际上还用手指碰了碰帽檐。
他坐在长凳上，凝望着不足三十英尺外的乔希和约翰。“永远不要忘了受害者，”莉曾经告诫过他，“他们有权要求惩罚。这是他们应得的。”
他想起审判中所有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出庭作证的联邦调查局专家证实炸弹炸穿楼房的速度；法医措词谨慎地描述小孩尸体及其致死的真正原因；消防队员们本是来救人的，但为时过晚，被留下只是为了寻找遗体遗物。对那些建筑物和男孩的照片，主审法官进行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只允许很少几张交陪审团看。麦卡利斯特坚持其一贯作风，曾要求展示那些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的放得很大的彩色照片，但遭到法庭拒绝。
亚当此刻所坐的地方正是当初马文·克雷默办公楼所在地，他合上眼睛试图体验一下大地的震动。他看到录像带上播出的冒烟的碎片和现场上空的烟尘。他听到新闻记者激愤的声音和背景上尖锐的警笛声。
那两个铜铸的男孩被他祖父杀死时比他大不了多少。他们五岁，而他将满三岁，出于某种原因他总拿自己的年龄跟他们比。今天，他二十六岁，而他们本该是二十八岁了。
内疚感来势凶猛地袭向他的胃部，使他浑身发抖冒出汗来。夕阳躲到西边两棵橡树后面，透过枝桠的阳光使两个男孩的脸闪着微光。
萨姆怎么能下这样的毒手？为什么萨姆·凯霍尔偏偏是他的而不是别人的祖父？他是什么时候决定参加三K党这场对付犹太人的神圣战争的？是什么使他由一个焚烧十字架的无害的人变成了一个老练的恐怖分子？
亚当坐在长凳上，凝望着铜像，心里对祖父怀着恨意。他为自己到密西西比来试图帮助这个老浑蛋而感到内疚。
他找到一家假日旅店，租下一个房问。他给莉打电话报告了行踪，然后就看起了杰克逊市电视频道的晚间新闻。今天显然是密西西比州又一个沉闷的夏日，没有什么事发生。萨姆和他最近所作出的延缓生命的努力成了热门话题。每家电视台都播了州长和首席检察官就今晨辩方提交的要求缓刑的最新诉状发表的严肃评论，对这种没完没了的上诉两人均表示厌烦，并表示将坚持斗争直到正义得以伸张。一家电视台开始自行倒计数——离行刑还有二十三天，节目主持人喋喋不休地说，颇似在报道高圣诞节还剩多少天可以购物。“23”这个数字加在萨姆·凯霍尔那张被再三使用的照片下面。
亚当在闹市区的一个小咖啡馆进餐。他独自坐在火车座里，一边挑拣着烤牛肉和青豆，一边听周围人的闲聊天儿。没人提到萨姆。
暮色中，他在店铺前的人行道上漫步，想到萨姆当初也是在这几条街上，踩着同一块水泥地踱来踱去，一边等待炸弹爆炸一边纳闷究竟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在一个电话亭旁停下来，也许这就是萨姆当年曾试图用来打电话警告克雷默的那同一个电话亭。
公园一片昏暗，已经空寂无人。前面入口处旁矗立的两盏煤气街灯提供了唯一的光照。亚当在雕像基座上坐下，就在两个男孩下面，在标着他们姓名和生死日期的铜牌之下。牌上写着这里就是他们遇难的地点。
他在那儿坐了许久，忘却了周围的黑暗，把时间耗费在仔细考虑种种无从估量也不会有结果的假设上。他深深知道，这枚炸弹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带他离开了密西西比，使他改名换姓寄居他乡。它使他的双亲沦为流亡者，逃离他们的过去也躲避他们的现在。多半是它杀死了他的父亲，尽管没人能预言埃迪·凯霍尔本来可能会怎样。炸弹在亚当决定成为律师的抉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得知萨姆的情况之前他从没产生过这个念头。他本来梦想去开飞机的。
而如今这枚炸弹又把他带回密西西比，让他去承办一件痛苦而希望渺茫的事。二十三天后这炸弹极有可能会索取它最后一个受害者的性命，而亚当不知道那以后他会怎么样。
不知道那炸弹还可能给他带来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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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大多数情况下，死刑上诉都是以蜗牛爬行的速度一拖几年。而且那还是只很老的蜗牛。大家都不急，因为问题错综复杂，答辩状、申请书、诉状等等厚厚一大摞，是很沉重的负担。法庭待办案件表上有的是更为紧迫的案子。
尽管如此，法庭有时也可能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下达判决。法官可能变得出奇的效率高。尤其是在接近已定的行刑日期，法庭已经懒得受理更多的申请和上诉的时候更是这样。星期一下午正在格林维尔街头徘徊的亚当就首次领教了一下司法的高速度。
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对他请求定罪后缓刑的诉状未加细看就在星期一下午五点左右断然将其驳回。亚当刚刚到达格林维尔，对此还一点不知道。否决当然在意料之中，但其速度却肯定出乎意料。法庭处理这一诉状用了不到八个小时。不过说句公道话，法庭断断续续审理萨姆·凯霍尔的案子前后已有十年之久。
死刑案到了临近行刑前的最后几天，各级法院便会彼此密切关注。有关的档案和裁决令会随时传真以便上级法院了解案情的进展。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的驳回按惯例传真给了在杰克逊市的联邦地区法院——亚当将与之打交道的下一个法庭。传真交给了尊敬的F.弗林·斯莱特里，一位新近上任的年轻联邦法官。他以前从未参与审理过萨姆的案子。
法官斯莱特里的办公室在星期一下午五点至六点之间曾试图找到亚当，但当时他正坐在克雷默公园里。斯莱特里打电话给首席检察官罗克斯伯勒，于是在法官办公室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面。这位法官碰巧是个工作狂，此外这又是他经手的第一桩死刑案。他和他的秘书那天直到半夜还在研究那份诉状。
如果亚当那天看过星期一的夜间新闻，他就会得知自己的诉状已被高级法院否决。然而他当时却睡得正熟。
星期二六点，他无意中拿起《杰克逊报》，才知道高级法院已经否决了他的诉状，此案目前已转至联邦法院由斯莱特里法官审理，报上还称首席检察官和州长双双宣告他们取得了又一个胜利。怪事，亚当心里纳闷，因为他还没向联邦法院正式提起上诉。他跳进自己的车，飞速驶向离这里有两个小时路程的杰克逊市。九点，他走进了坐落在市中心州议会大街的联邦法庭，和一个面无笑容的年轻人布雷克·杰斐逊见了面。他刚从法学院毕业，但已谋得斯莱特里的法律秘书这样的重要职位。亚当被告知十一点再回来跟法官开一个会议。
尽管他十一点准时抵达斯莱特里的办公室，但所谓的会议显然已经提前开了一段时间。在斯莱特里宽大的办公室中央有一张又长又宽的桃花芯木会议桌，桌子两边各有八张黑色皮椅。斯莱特里的宝座在会议桌靠近他办公桌的一端，他面前的桌上摆着一摞文件、拍纸簿及其他物品。他右手那边被着深蓝色套装的白人青年挤得满满当当，前面一排沿桌一个挨一个坐着，紧贴他们后面还有一排神情热切的军人。这一边属于州政府一头，离斯莱特里最近的是尊敬的州长大人大卫·麦卡利斯特先生。尊敬的首席检察官罗克斯伯勒显然是在一场地盘争夺中失利而被抛在了桌子中段。两位杰出的公仆各自带来了自己最信任的讼师和智囊，而这帮战略家显然已经在亚当到达之前就跟法官在一起谋划好久了。
秘书布雷克把门拉开，颇为愉快地跟亚当打了招呼，然后请他进来。当亚当缓缓向桌子走来时，房间里立刻静下来。斯莱特里有些勉强地从椅子里起身，向亚当作了自我介绍。握手冷淡而迅速。“请坐，”他说着用左手朝辩方的八张椅子一挥，声音里似乎带有不祥的预兆。亚当迟疑了一下，然后选了一张正对着那张他认出是属于罗克斯伯勒的脸。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然后坐下来。他的右边，朝着斯莱特里的方向是四把空椅子，左边则空着三把。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只身非法入侵者。
“我想你认识州长和首席检察官，”斯莱特里说，好像每人都该亲自跟这两人见过面似的。
“都不认识，”亚当说，轻轻摇摇头。
“我是大卫·麦卡利斯特，霍尔先生，很高兴见到你，”州长很快说，依然是那个急于跟人热情握手的政客，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速露出一口洁白无瑕的牙。
“幸会，”亚当说，嘴唇几乎没动。
“我是史蒂夫·罗克斯伯勒，”首席检察官说。
亚当只是朝他点点头。他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脸。
罗克斯伯勒采取主动，开始指着他的人做介绍。“这都是我们刑事上诉部的检察官。凯文·莱尔德、巴特·穆迪、莫里斯·亨利、休·西姆斯，以及约瑟夫·伊利。这些小伙子负责处理所有的死刑案。”他们全都顺从地点点头，同时多疑的眉头保持不变。亚当数了一下，桌子另一边坐了十一个人。
麦卡利斯特决定不介绍他的一班人，他们似乎不是犯了偏头痛就是痔疮发作。他们的脸由于疼痛而扭曲，或者也可能是由于考虑手头的案子极认真的缘故。
“希望我们这不算抢先行动，霍尔先生，”斯莱特里说着，一边拿出花镜戴上。他四十出头，是里根任命的新秀之一。“你打算几时向联邦法院这儿正式提交诉状？”
“今天，”亚当紧张地说，仍然在为法院的效率之快而震惊。不过这倒是一种积极的进展，他在开车来杰克逊市时就已想好。萨姆要是能获得缓刑，那将是在联邦法院而不是州法院。
“州里几时能答复？”法官问罗克斯伯勒。
“明天一早，若是这儿上诉所提出的问题与在高级法院所提的相同的话。”
“问题是一样的，”亚当对罗克斯伯勒说，然后又转而对斯莱特里，“我被告知十一点钟来这儿开会。会议是几点开始的？”
“会议几点开始由我来决定，霍尔先生，”斯莱特里冷冰冰地说，“你对此有意见吗？”
“是的。显而易见这个会在我不在的情况下已经开了一些时间。”
“那有什么不对吗？这是我的办公室，我想几时开就几时开。”
“是啊，可这是我的上诉，而且我是应邀来这儿对此进行讨论的。照说我似乎应该参加整个会议才是。”
“你不相信我，霍尔先生？”斯莱特里支着双肘往前靠了靠，全神专注于此。
“我不相信任何人，”亚当说，双眼直视法官大人。
“我们是设法方便你，霍尔先生。你的当事人时间不多了，我只是在试图促使事情进展快些。我还以为你会为我们以这样的效率安排这个会而高兴。”
“谢谢，”亚当说，瞧了一眼拍纸簿。场上沉默少顷，气氛也随着缓和了一点。
斯莱特里拿起一张纸。“今天就呈交诉状。州里明天将作出答复。我会利用周末加以考虑，并在星期一作出裁决。如果我决定举行听证会，我有必要知道双方各自需要多久来准备。你怎么样，霍尔先生？要多长时间准备好一次听证会？”
萨姆还有二十二天可活。任何听证都得赶快，叙述要简明扼要，证人得机敏，而且他希望法庭裁决也得快捷。此刻亚当除了紧张还要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他对准备一次听证会需要多少时间没有一点儿概念，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在芝加哥为一些较小的案子出过庭，但每次都有埃米特·威科夫在一旁。他只不过是个新手，该死！他甚至不能确定法庭的地点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