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中午时分，费尔普斯从办公室给他来了个电话告诉他还没有找到莉。他已经询问了方圆百里内所有的戒毒所和康复机构，没有一家接受过名叫莉·布思的人。他说自己仍在继续寻找，但眼下有很多会要开，还说了些别的什么。
萨姆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监狱图书馆，精神状态还好。他已经在正午时分看到了电视上报道的不利消息，看到了杰克逊市电视台的倒计时在算计着他的日子，只有九天了。他坐在桌前有些茫然地望着亚当。“带了爱斯基摩派吗？”他像个渴望糖果的小孩子般可怜兮兮地问。
亚当伸手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小小的冷藏瓶并放在桌子上打开。“在大门口差点给没收，后来警卫又撕开包装威胁说要给倒掉，现在可以享用了。”
萨姆伸手便拿起一只，欣赏了好一会儿才把外皮剥开，他先是用舌头舔着外层的巧克力，然后才咬了一大口，他闭上眼睛慢慢地在嘴里咀嚼着。
几分钟后他吃完了第一只爱斯基摩派，又接着吃第二只。“今天不走运吧，”他一边舔着冰淇淋的边角一边说道。
亚当把一些文件推给他。“这是那两份裁决，很简单，也很明确，根本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这些法院里对你友善的人不是很多，萨姆。”
“我知道，但至少还有其他人喜欢我，我不要看那些废话，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我们要证明你的精神状况完全不适于执行死刑，因为你年事已高，已经不能完全理解对你进行这种惩罚的意义。”
“没用的。”
“你在周六还很赞同这个想法，出了什么事吗？”
“根本不顶事。”
“为什么？”
“因为我并没有精神失常，我很清楚为什么要处死我。你已经做了一个律师所能做的一切——凭空杜撰出一些荒唐的论点，再找些古里古怪的专家给以证明。”他咬了一大口冰淇淋并舔了舔嘴唇。
“你要我放弃吗？”亚当马上问道
萨姆打量了一会儿自己那焦黄的指甲盖。“也许是吧，”他说着一面用舌头很麻利地舔着自己的手指。
亚当坐进他旁边的椅子里，正好面对着自己本应坐的律师位子。他仔细地审视着萨姆。“怎么回事，萨姆？”
“不知道，我一直在考虑一些事。”
“说给我听听。”
“我很年轻的时候有个最要好的朋友给车撞死了。他当时二十六岁，撇下了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孩子、新置的家业以及在前面等着他的全部生活，突然间就走了。我已经超过他四十三岁了。我大哥死时五十六岁，我已超过他十三岁。我老了，亚当，已是风烛残年，我累了，我想还是放弃吧。”
“别这样，萨姆。”
“让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好处吧。你的压力就此可以解除，下周你就不用再劳神去拼命做那些没用的上诉了，当这一切过去时你也不会有失败的感觉，我也用不着在剩下的几天里再去祈求什么奇迹的发生，而是可以安心地做做准备，我们可以在一起多呆些时间，我的死会让许多人感到欣慰——克雷默一家、麦卡利斯特、罗克斯伯勒，还有那百分之八十的赞同死刑的美国人。我的死会成为法律和秩序的又一辉煌时刻，我也可以稍微体面些地离开这个世界，不会显得像个贪生怕死、绝望透顶的人，这一切都很令人鼓舞。”
“你到底是怎么了，萨姆？上周六你还在准备抗争到底。”
“我对这种努力厌倦了，我已经上了年纪，活得够本了，即便你救了我这具皮囊又能怎么样？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哪儿也不能去，亚当，那时你又会回芝哥去埋头于你的事业，当然你肯定会随时回来，我们会互相通信和寄贺卡，可我仍不得不住在死监里，而你不会，你不明白这些。”
“我们不能退缩，萨姆，我们还有机会。”
“这事由不得你，”他吃完了第二只爱斯基摩派后用袖子擦擦嘴说道。
“我不喜欢你这样，萨姆，我喜欢你那种不顾一切、点火就着、咄咄逼人的样子。”
“我累了，明白吗？”
“你不能让他们随随便便就杀死你，你一定要抗争到最后一刻，萨姆。”
“为什么？”
“因为那种做法是错误的，政府杀人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们不能放弃。”
“但我们总归是会输的。”
“可能输，也可能会赢。你已经挣扎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为什么在最后一个星期却要退却？”
“因为一切都过去了，亚当，已经没有指望了。”
“也许是这样，但我们不能退缩，请不要放弃希望，上帝，我正在取得进展，我已经让那些小丑们上了道。”
萨姆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和关切的眼神。
亚当又靠近些并把手放到萨姆的胳膊上。“我已经想出了几个新办法，”他充满渴望地说，“实际上，我们明天就会带那个专家来给你进行检查。”
萨姆望着他。“什么专家？”
“一名精神科医生。”
“精神科医生？”
“是的，从芝加哥请来的。”
“我已经同一名精神病医生谈过，效果并不理想。”
“这人不一样，他为我们工作，他会说你丧失了心智功能。”
“你是假定我进来时本来是心智健全的吗？”
“是的，我们是这样想的。明天将由这名精神科医生给你做检查，然后他会很快出具一份报告，证明你已患了老年性痴呆和精神失常，完全成了一个失去了理智的人，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话。”
“你怎么知道他会那样讲？”
“因为我们为此付了钱给他。”
“谁支付这笔费用？”
“库贝法律事务所，还有你最痛恨的那些美国犹太人，而他们却不遗余力地要拯救你的生命。实际上这都是古德曼的主意。”
“请的一定是位很出色的专家。”
“到了这种时候我们也不能过于挑剔，事务所别的律师在办理其他一些案子时也曾起用过他，他会一丝不苟地按我们的要求去说。你只要在同他谈话时做出疯疯癫癫的样子就行了。”
“那倒不是很困难。”
“告诉他这里所发生的所有可怕的事，要尽可能说得一无是处。”
“没问题。”
“告诉他你这些年来是怎样变得一天不如一天的，讲讲像你这样年纪的人要忍受这一切是多么不容易。你目前是这里年纪最大的犯人，萨姆，要告诉他你在这方面的苦处，说得越多越好。他会整理一份让人不得不发生兴趣的简短报告，我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法院去。”
“没有用的。”
“总归值得一试。”
“最高法院曾批准得克萨斯州杀死了一个弱智儿。”
“这里不是得克萨斯，萨姆。每个案件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你一定要同我们配合，好不好？”
“我们？我们是谁？”
“我和古德曼，你说过不恨他了，所以我才考虑让他参加进来。说实在的，我需要帮助，这些事只靠一个律师真是忙不过来。”
萨姆把椅子向桌子外面退了退并站起身来。他伸了伸胳膊和腿脚，开始沿着桌子踱步，边走边数着步数。
“今天上午我要向最高法院提交一份请求调案复审的请愿书，”亚当看着自己记事簿上的工作事项说道，“他们也许会置之不理，可我还是要做。我还要继续完成向第五巡回法院提交的辩护不力的申诉。明天下午那位精神科医生将来这里，周三上午我就将丧失思想能力的上诉送出去。”
“我还是平静地等待的好，亚当。”
“不准你那样想，萨姆，我们不能后退。我昨晚同卡门讲了你的事，她想来看你。”
萨姆坐在桌沿上望着地板，他那眯起的双眼流露出悲凄。他吸了口烟，又向脚面喷出一口烟雾。“她干嘛要那样做？”
“我没问原因，我也没有向她提起过，是她自己要来的，我答应她要征询你的意见。”
“我还从未见过她。”
“是的，她是你唯一的孙女，萨姆，她想来看你。”
“我不想让她看到我这副样子，”他说着抖了抖红囚衣。
“她不会在意的。”
萨姆伸手进到冷藏瓶里又拿出一只爱斯基摩派。“你不来一只吗？”
“不要，卡门的事怎么办？”
“让我想一想，莉还想来吗？”
“啊，是的，我好几天没顾上和她说话了，但我肯定她没有改变主意。”
“我记得你们是住在一起的。”
“是的，她最近不在城里。”
“容我想想吧，眼下我还不希望她们来。我差不多有十年没见到莉了，我不想让自己这副模样留在她的记忆中，告诉她我要想一想，但我现在还不同意她来。”
“我会对她讲的，”亚当满口答应下来，但自己心里也没底能不能在最近见到她。如果她真的去寻求治疗的话，那她几周内都不会露面的。
“我很高兴事情总算是快有结果了，亚当，我对这一切已经厌倦透顶。”他又咬了一大口冰淇淋。
“我能理解，不过让我们暂且先忍耐一时。”
“为什么？”
“为什么？事情很明显，我可不想在今后的律师生涯中时时为第一个案子就打输了而烦恼。”
“这个理由还说得过去。”
“好极了，这么说我们不会放弃了？”
“差不多吧，带那精神科医生来好了，我会装得比精神病还精神病。”
“这才像那么回事。”
卢卡斯·曼在监狱正门外面等着亚当。这时差不多已到了五点，天气仍然很热，空气依然潮得发粘。“能占用你一点时间吗了？”他隔着车窗对亚当说。
“没问题，什么事？”
“把车子停到那边去吧，我们到树荫下坐会儿。”
他们走到访客中心旁一棵橡树下的室外用餐台旁边，从这里望去能够看到远处的高速公路。“有几件事，”曼说，“萨姆怎么样？他还能挺住吧？”
“好得不能再好，怎么了？”
“只是关心而已。我们刚刚统计了一下，今天一共有十五个采访请求。事情变得越来越烫手，新闻界也开始动起来了。”
“萨姆不接受任何采访。”
“一些人想和你谈谈。”
“我也不和任何人谈。”
“好的，我们有一张表需要萨姆填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书面授权让那些记者走开。你听说过奈菲的事吗？”
“今天早晨在报上看到了。”
“他会好起来的，不过，他不能主持执行死刑了。一个名叫乔治·纽金特的疯子负责协调有关的一切事务，他是这里的助理典狱长，原先在军队里做事，是个退役军官，一个地道的野心家。”
“对我其实没什么区别，除非法院授权，否则他不能执行死刑。”
“不错，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希望早点儿会会他。”
“还有一件事，我有个朋友，是在法学院认识的，现在州政府管理部门工作。他今天早晨给我来了个电话，好像州长很关心萨姆的死刑。据我的朋友讲，州长曾明确告诉他请我和你打个招呼，他们有意举行一次赦免死刑听证会，希望在近几天就开。”
“你和州长关系很密切吗？”
“不，我很看不上他。”
“我也是，我的当事人也有同感。”
“所以才选中我的朋友出面打电话求助于我。据说州长就是否应对萨姆执行死刑心存许多疑虑。”
“你相信吗？”
“不大可信，州长一直在利用萨姆的案子捞取政治资本，我敢肯定他已对今后八天的宣传工作作了部署。不过，那对你又有什么损失呢？”
“没有。”
“其实这想法并非坏事。”
“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我的当事人已严禁我寻求召开这类听证会。”
曼耸耸肩，似乎对萨姆的做法不屑一顾。“那就取决于萨姆了，他有遗嘱吗？”
“是的。”
“对丧葬的事有什么安排？”
“那件事由我处理，他想葬在克兰顿。”
他们开始动身向大门口走去。“尸体要先送到离这儿不远的印地安诺拉殡仪馆去，并在那里交给家人。在预定行刑的前四个小时停止一切会见，此后只允许有两个人陪伴——他的律师和精神顾问。他还需要选定他的两名见证人，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会同他讲的。”
“我们需要一份经他认可的今后几天的来访者名单，一般只限于家人和密友。”
“来的人会很少。”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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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监舍的每一个犯人都很熟悉那个过程，尽管没有明文规定。包括萨姆在内的一些老资格犯人在过去八年中已经历过四次执行死刑，其过程均大同小异。他们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交流着各自的见闻，并很快地把这些最后时刻的经历传播给那些初来乍到的犯人，那些人对执行死刑的方式通常都怀着某种难以言状的好奇。监狱的警卫们对这类事也很津津乐道。
最后一餐饭总是要拿到离监舍前面不远的一间小屋子里吃，这间屋子通常被称为前面办公室，里面装有空调，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还有一部电话，那个行将就木的人就在这里接待他的最后来访者，也会坐在里面听他的律师解释为什么事情没有像计划的那样发展。房间里的陈设很简单，窗子都上着锁，配偶的最后一次探访也在这里进行，当然是在犯人乐于那样做的情况下。警卫和管理人员就在门外的走廊里守候。
这间屋子原本并非用于最后诀别，不过，当一九八二年特迪·多伊尔·米克斯终于成为很多年以来第一位即将受死的死刑犯时，突然产生了对这种多功能房间的迫切需求。这个房间最早由一位警官使用，后来给了一位办案负责人，但名字自始至终都叫前面办公室。当案犯的代理律师接到不准缓期执行并终止上诉的最终通知后，放在屋里桌子上的电话机也就成了他在最后时刻使用的电话。然后他会步履维艰地回到监狱的A排监舍，他的当事人则在监舍尽头的观察室里等着他。
所谓的观察室只不过是设在A排监舍的一个与普通囚室同样规格的单人囚室，离萨姆现在的囚室只隔八个房门。房间的规格是六英尺乘九英尺，里面放着一张床并带有洗涤槽和抽水马桶，与萨姆的囚室没什么两样，同所有其他犯人的也没有什么区别。这间单人囚室位于A排监舍的尽头，紧邻隔离室，隔离室再过去就是毒气室。执行死刑的前一天，犯人被最后一次带出他的囚室并住到观察室去，他的私人用品也要同时转移，通常这件事会进行得很迅速。犯人在观察室里一边等待，一边观看电视里播放的有关他本人的戏剧性场面，因为当地的电视台会时刻关注着那决定他命运的最后上诉。他的律师也在昏暗的观察室中坐在那张简易床上和他一块儿等待，一起看新闻报道，同时还要不停地往返于观察室和前面办公室之问。一位牧师，或者精神顾问也允许呆在观察室里。
监舍里通常光线很暗，并且死一般寂静。一些犯人会不停地在电视机前徘徊，其他一些则会将手伸到门上的铁栅栏外面做祈祷，还有的则会躺在床上琢磨着什么时候轮到自己。走廊上部的窗户全部关紧并销住，整座监狱都被锁得死死的。但监狱各排之间仍能听到说话声，也有灯光从外面投射进来。对这些长时间被关在狭小囚室里，对一切都不肯放过的犯人们来讲，任何意外的动静都会使他们的神经受到强烈震撼。
十一点的时候，典狱长和行刑队会来到A排监舍的观察室前，获得最后缓期执行的希望到此全部破灭。犯人此时会坐在床上，两只手分别拉住律师和牧师，由典狱长宣布已经到了进隔离室的时间，狱室的门会优的一声打开，然后犯人来到走廊里。这时其他犯人的支持声和赌咒发誓的声音便会响成一片，很多犯人泪流满面。隔离室距观察室不过二十英尺之遥，但犯人要在两排身着制服的高大警卫之间走过去，他们都是由典狱长精选出来的。一股不会出现任何反抗的行为，因为那样做没有丝毫意义。
典狱长把犯人带进一个十英尺乘十英尺的小房间里，里面除了一张折叠床外一无所有。犯人通常会坐在床上，由律师陪伴在身边。每逢这种时候，典狱长都会莫明奇妙地想同犯人在屋里呆上一会儿，似乎他就是犯人在最后时刻希望能与之谈谈心的人。典狱长最终还是会离去，屋子里会静下来，只是偶尔能听到隔壁房间的敲门声和开门关门的声音，做祈祷的人此时都已完成了他们的功课，时间所剩无几了。
隔离室的旁边就是毒气室，大约有十五乘十二英尺，毒气间就设在房子的中央。当犯人在隔离室里祷告的当儿，行刑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典狱长、监狱律师、医生以及一些警卫也在做着准备工作。在这间行刑室的墙上挂有两部电话，行刑人在房间左手的一间小屋子里制备毒气。毒气室的后侧开有相连的三个窗户，均为十八乘十三英寸，此时都用黑帘子遮挡着，窗户的另一侧便是见证人室。
午夜前二十分钟，医生会进到隔离室里在犯人的胸前带上一个听诊器，他离开后典狱长便会进来带那个犯人去毒气室。
毒气室里通常会挤满了人，个个都心急火燎地想搭一把手，他们都是来观看一个人的死亡过程的。他们把犯人推进毒气间，先把他在椅子上绑好，然后便关上门送他上西天。
这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过程，视每一案子的具体情况稍稍有点差别，例如当刚把巴思特·莫克放在椅子上捆绑到一半时，毒气室的电话铃响起来，于是他又回到隔离室里重新等待了凄凄惨惨的六个小时，直到他们再一次来带他。江布·帕里斯是四名已被执行的死刑犯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在入狱前有很长的吸毒史，就在执行死刑前不久，他开始向精神病医生要安定片，在最后时刻他要求一个人单独度过，既不要律师也不要牧师陪伴。当狱方人员来观察室带他时，他已处于昏睡不醒状态，显然是服用了大量的安定片，于是他只好给人抬到隔离室里无忧无虑地呼呼大睡。后来他又被抬进毒气室吸完最后一剂毒品。
这是一个很讲人道、考虑得也非常周全的过程，犯人会在囚室里同他的伙伴们一起呆到最后的关头。在路易斯安那州，他们会被从监舍里带到外面一个称作刑前监房的楼里，并在那里度过自己最后的三天时光，同时受到严密监护。在弗吉尼亚州，犯人在执行死刑前要给带往另外一个城市。
萨姆的囚室距观察室只隔八个门，大约有四十八英尺的距离，再有二十英尺便到了隔离室，再过去十二英尺就是毒气室。他不止一次地计算过，从他那张床的正中间到毒气室的距离大约为八十五英尺。
周二早晨他在自己的日历上小心地打过叉后又把这段距离计算了一次。还有八个又黑又热的日日夜夜，他头天晚上一直时睡时醒，一整夜大多是坐在自己的电扇前面度过的，现在离用早餐和喝咖啡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今天是他被关入监舍的第三千四百四十九天，这不包括前两次审判时他在格林维尔县监狱中的时间，还有八天就到头了。
他的床单浸透了汗水，他躺在床上望着那望过不知多少次的天花板，又一次想到了死亡。死本身实际上并不一定有多么可怖，很显然，没人会知道毒气发生作用时会有何种感觉，也许吸进第一口就足以令他窒息，他希望无论如何时间也不要太长。他曾经见过自己患了癌症的妻子在临终前一天天消瘦和遭受巨大痛苦的情景，他也看到过自己的一些亲属最后老朽得活像个植物人的样子。相比之下，他的这种死亡方式堪属上乘。
“萨姆，”古利特小声叫道，“起来了吗？”
萨姆走到囚室门前，靠在铁栏杆上。他能够看到古利特的双手和小臂。“是的，起来了，好像有点睡不着，”他说着点上了当天的第一支烟。
“我也睡不着。告诉我那件事不会真的发生，萨姆。”
“那件事不会发生的。”
“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是认真的。我的律师会帮我搞定的，没准几周内他就会把我从这里弄出去。”
“那你干嘛还睡不着？”
“出狱的事使我太兴奋了。”
“你跟他讲了我的案子吗？”
“还没有，他太忙。只要我一出去，我们就马上着手处理你的案子。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尽管好好睡你的觉。”
古利特的双手和小臂慢慢地抽了回去，接着他的床铺有了响动，萨姆为那孩子的天真摇了摇头。他拍完烟，把烟头弹进过道里，这种违反狱规的行为会使他得到一次违规记录。他好像是故意要那样做的。
他小心翼翼地从书架上取出打字机。他有一些话要留下，还要写几封信，他需要和外面的某些人谈谈。
乔治·纽金特活像个五星上将般地走进严管区，他很不满意地瞪着一个白人警卫的头发，又看了看他那脏兮兮的靴子。“去理个发，”他怒斥道，“不然我就给你记上一笔，再把靴子擦擦干净。”
“是，先生，”那警卫回答，差点敬了个礼。
纽金特猛地转过头向帕克点了点，于是帕克便领着他向A排监舍走去。“六号，”帕克边开门边说了声。
“等在这儿，”纽金特指示道。他顺着楼道向前走去，用鄙视的目光望着每一个监室的里面，脚下的靴子咔咔作响。他在萨姆的门前站定，向里面张望着。只穿着一条拳击短裤的萨姆正在很卖力地敲击键盘，瘦骨嶙峋的身上布满皱纹，泛着汗水的光泽。他望了一眼那个透过门上的铁栅栏盯着他看的人，然后又继续做他的事。
“萨姆，我是乔治·纽金特。”
萨姆又敲了几个键。这个名字他并不熟悉，但萨姆估计此人有点来头，因为他能够进到监狱里来。“有什么事吗？”萨姆看也不看便问。
“嗯，我想和你见个面。”
“不胜荣幸，现在你可以走了。”
这时右面牢房的古利特和左面牢房的亨肖突然都在离纽金特几英尺远的地方把胳膊从他们各自的门内伸了出来，听到萨姆的回答他们都笑起来。
纽金特用眼睛瞪着他们，清了清嗓子。“我是这里的助理典狱长，菲利普·奈菲授权我负责你的死刑执行事宜，有几件事需要和你谈谈。”
萨姆仍专心致志地打着自己的信，他打错了个字母，嘴里诅咒了一句。纽金特还在等着。“我希望能占用你几分钟的宝贵时间，萨姆。”
“你最好还是称呼他凯霍尔先生，”亨肖帮了一句腔，“他比你要大几岁，他对这种事很认真。”
“你的靴子从哪儿搞来的？”古利特盯着纽金特的脚问道。
“你们两个给我退回去，”纽金特厉声说，“我要和萨姆谈话。”
“凯霍尔先生正忙着哪，”亨肖说，“也许你应该过一会再来，我很乐意为你安排个约会时间。”
“你是不是个军队里出来的呆瓜？”古利特问道。
纽金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瞥了一眼左面，又瞥了一眼右面。“我命令你们两人退回去，听到没有，我要同萨姆谈话。”
“我们不服从命令，”亨肖说。
“你能怎么样呢？”古利特问道，“把我们关禁闭室呢？还是不给饭吃？锁到墙上？怎么不干脆把我们杀了？”
萨姆把他的打字机放到床上，走到门口。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雾向着门外的纽金特吐过去。“你想干什么？”他问道。
“我需要你的几件东西。”
“什么东西？”
“你有遗嘱吗？”
“那他妈的跟你没关系，遗嘱是私人文件，只有进行检验时才能给人看，而检验要等到人死了以后，这是法律明文规定了的。”
“瞧他有多傻吧！”亨肖尖声说道。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古利特也来凑趣，“奈菲从哪儿找这么个二百五来？”他问道。
“还有别的事吗？”萨姆问。
纽金特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处理你的物品。”
“都写在我的遗嘱里，行了吧。”
“我希望你不要自找麻烦，萨姆。”
“是凯霍尔先生，”亨肖又说了一句。
“麻烦？”萨姆问道，“我为什么要找麻烦？在杀死我这件事上我愿意同州政府通力协作。我是个不掺假的爱国分子，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参加投票并缴付税金，作为一个爱尔兰裔美国人我感到很骄傲，甚至到现在我也仍然深爱着我的州，即便它计划要毒死我。我是一名模范犯人，乔治，我不会找任何麻烦的。”
等候在A排监舍尽头的帕克尽情享受着眼前的这一幕，纽金特则呆若木鸡。
“我需要一份经你认可的执行死刑见证人名单，”他说，“只允许两名。”
“我还没放弃努力，乔治，让咱们再等几天。”
“好吧，我还需要一份在你最后几天里的来访者名单。”
“巧了，今天下午有位医生要从芝加哥来看我，你瞧，他是位精神病医生，他要同我谈谈，看我到底疯到什么程度，然后我的律师就会马上去法院交涉，让你，乔治，杀不成我，因为我疯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也会抽时间给你检查一下的，用不了多长时间。”
亨肖和古利特听完萨姆的话大笑起来，很快这一排的其他犯人们也都加入进来笑成一片。纽金特后退了一步，皱着眉头怒视着整个A排监舍。“安静！”他大声吼道，但笑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萨姆继续不停地从门里向外喷吐着烟雾，混乱之中不时可以听到口哨声和辱骂声。
“我会再来的，”纽金特怒气冲冲地对萨姆喊道。
“他还会再来的！”亨肖尖叫一声，引起了一阵更强烈的骚乱。指挥官踏着沉重的步子向外面走去，当他快步走到楼道尽头时，整个楼层里响起了“嗨，希特勒”的喊叫声。
萨姆冲着门上的铁栏杆笑了笑。外面的吵闹声逐渐平息下去，他回到刚才的位置在床沿上坐下，吃了口干面包，又喝了口咖啡，然后接着打字。
这天下午驱车去帕契曼远不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车子由亚当驾驶，加纳·古德曼坐在前排座位上，他们一边讨论着方案并为最后时刻上诉及其执行步骤雨绞尽脑汁。古德曼打算在周末回孟菲斯，以便在今后三天中能够随时助阵。精神科医生斯温博士也在车子里，他是个冷冰冰不苟言笑的人，穿一身黑色西装，头发乱得像个鸡窝，高度近视眼镜后面藏着一双黑色的眼睛，从来也不与人闲聊。由于后排座位上有他的存在，车子里的气氛显得不是很融洽。从孟菲斯到帕契曼的路上他始终一言未发。
体检由亚当和卢卡斯·曼安排在监狱医院内进行，那里的设施很是现代化。斯温博士明确表示在给萨姆进行体检时亚当和古德曼都不得在场，这对亚当和古德曼都是求之不得的。一辆囚车在监狱门口处等着他们，并载着斯温博士去了位于农场深处的监狱医院。
古德曼已有很多年未见到卢卡斯·曼，他们像老友般地握了握手，两人很快便沉浸到有关行刑的轶事传闻里面去了，亚当对萨姆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感到很欣慰。
他们从曼的办公室出来，穿过一个停车场向行政办公大楼后面的一幢小房子走去，那是一间餐厅，紧倚着旁边的一个小旅馆而建。这间餐厅名叫就餐处，专门用于为监狱的职员和雇员提供工作餐，其所有权归州政府，里面不备烈性酒。
他们喝着冰茶，谈论着死刑的前景。古德曼和曼一致认为死刑在不久的将来会越来越普遍，美国最高法院仍在继续向右转，对无休无止的上诉已然感到厌倦。下级联邦法院的情形也大致相仿，再加上参加陪审团的美国人对社会上令人难以容忍的暴力犯罪越来越关切，目前对死囚犯的同情已少得可怜，而铲除那些杂种的愿望却日渐强烈。联邦政府在反对死刑基金会组织方面的投入寥寥无几，律师和事务所也大多不再情愿义务为大量死刑犯劳神费力。与愿意接手死刑案的律师数目相比，死囚犯的人数呈飞速增长之势。
亚当对他们的谈话显得很不耐烦，有关情况他已听过和看过不下百次。他说了声抱歉便去餐厅角落里找了一部公用电话。一位年轻的秘书说费尔普斯不在，但他给亚当留了口信：莉无任何消息。根据时间安排她会在两周内出庭，也许那时她会露面吧。
就在达琳打印斯温博士出具的检查报告时，亚当和加纳·古德曼也正在起草随附的诉状。那份字迹很潦草的报告有二十页之多，听起来像是一曲柔婉的乐章。斯温只是一条花钱买来的枪，是一个肯向任何出价最高者献媚的婊子，亚当对他和他那一类的人深恶痛绝。斯温博士以一名专业证人的身份周游全国，今日云明日雨反覆无常，一切都取决于谁的钱口袋最满。不过眼下这个婊子归他们所有，而且他干得也的确很出色。萨姆正在经受着晚期老年性痴呆的折磨，他的心理机能已退化到对惩罚自己的原因懵然无知的程度，他已丧失了接受死刑的必不可少的承受能力，因此，再执行死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并非是个完全独出心裁的法律论据，而且事实上法庭也从未采纳过，但正像亚当每天都对自己说的那样，能有什么损失呢？古德曼则显得要乐观得多，主要是因为萨姆的年纪摆在那里，他不记得任何一名被执行死刑的犯人超出了五十岁。
包括达琳在内，他们一直干到差不多十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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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
加纳·古德曼周三上午没有回芝加哥，而是飞到了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飞行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几乎没时间喝杯咖啡和吃一只冰冷的新月形面包卷。他在机场租了辆车便径直奔州议会大厦而去。由于议会处于休会期，门前停车场上空位很多。同许多美国内战后重建的县府办公大楼一样，州议会大厦坐北朝南威严矗立。他停下脚步欣赏着为缅怀战时南方妇女而修建的纪念碑，但他用了更多的时间细细打量大厦门前台阶底部的那些非常好看的日本木兰花。
四年前，就在梅纳德·托尔执行死刑前的数日里和数小时中，古德曼曾有两次同样的造访此地的经历。区别只在于当时是另一个州长，另一个当事人，另一个案件。托尔在一次持续了两天的疯狂谋杀案中连杀数人，当时很难唤起别人对他的同情。他希望萨姆的案子能有所不同，他是个上了岁数的人，用不了四五年的时间也许就会死去，他的罪行对许多密西西比州的居民而言已成了过去的历史，而且已经无休无止地持续了这么多年。
古德曼整个上午都在排练他的既定节目。他走进议会大厦，再一次为它的优美所折服，这简直就是华盛顿美国议会大厦的小型翻版，里面简直无一处败笔。它是一九一○年由监狱的犯人们修建的，密西西比州当时利用与铁路部门打赢的一场官司所得的收益为自己建造了这座丰碑。
他走进设在二层的州长办公室，并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一位很可爱的接待员。她说今天上午州长不在，又问他是不是要安排一下约会。古德曼说不用了，但同时解释说他的事非常重要，可否见一下州长的首席顾问安迪·拉雷莫尔先生？
女接待员打了几个电话，古德曼在一旁等着，半小时后，拉雷莫尔先生出现了。他们互相作了自我介绍后便一同沿着走廊向前走，走廊两旁像迷宫般排布着一间间面积不是很大的办公室。拉雷莫尔的小办公室里杂乱无章，堆得满满的，很像他本人的模样。他是个小个子男人，腰部明显有些弯曲，几乎没有脖颈，长长的下颏垂在胸前，每当他讲话时，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便紧缩成一团，那副模样令人感到有些恐怖，古德曼拿不准他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但他一定是个天才。
“今天上午州长去保险商代表大会发表讲话，”拉雷莫尔说，他的手里拿着一本旅行指南，像是拿着件什么宝贝，“然后他去访问城内的一所公立学校。”
“我会等他的，”古德曼说，“事情非常要紧，我先四处转转等他回来。”
拉雷莫尔将一沓纸往旁边推了推，然后把手交叠着放到桌面上。“那个年轻人，也就是萨姆的孙子出了什么事吗？”
“噢，他仍在继续他的工作，我是库贝法律事务所公益部门的负责人，所以我来帮他一把。”
“我们在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拉雷莫尔说，他的脸在说话时拼命往中部挤，每说完一句话后再放松开来，“看样子这回是不可救药了。”
“通常都会这样，”古德曼说，“州长对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有多大的兴趣呢？”
“我肯定他有召开听证会的想法，但批准赦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敢说你也一定知道，有关的法令赋予州长很大权限，他可以赦免死刑并立刻假释犯人，他也可以把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或是更轻的刑罚。”
古德曼点点头。“我有希望见他一面吗？”
“按计划他会在十一点钟回来，到时候我会跟他讲你的事。他也许会在办公桌上吃午饭，所以在一点钟左右可能会有一点时间，那时你能来吗？”
“是的，不过这件事最好先不要声张，我们的当事人极力反对这类会面。”
“他反对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吗？”
“我们只剩下七天的时间了，拉雷莫尔先生，我们什么都不会反对。”
拉雷莫尔皱了皱鼻子，露出了上排牙齿，然后又把旅行指南抓在手里。“你一点钟来吧，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谢谢。”他们又漫无边际地聊了五分钟，接着拉雷莫尔就被一阵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缠上了。古德曼道声对不起便离开了议会大厦，走到日本木兰花前又停下来，他把外套脱掉，时间刚到九点半，他已觉得腋下湿漉漉的，衬衣也贴到了后背上。
他往南面四个街区外的国会大街方向走去，那条街被认为是杰克逊市的主要街道。在商业区的建筑群和车水马龙之间，非常雄伟的州长官邸就坐落在一块平展展的草地上，那是一幢周围有围墙和栅门的南北战争前的建筑，它的正面朝向议会大厦的方向。就在托尔被执行死刑的头一天晚上，一群对死刑持异议的人就曾聚集在这里周围的便道上声嘶力竭地向州长叫喊，而州长本人显然听不到他们的喊声。古德曼在便道上停下来，脑海里回忆着官邸里的一切。就在托尔进毒气室前的几个小时，他和彼得·韦森伯格曾经带着他们的最后抗辩从主车道左面的一个门匆匆走进去，当时州长正在和一些要人共进晚餐，对他们的贸然来访非常恼火，他拒绝了他们就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所做的最后请求，然后，出于南部最优良的传统礼节，邀请他们留下来一起吃晚餐。
他们当时婉言谢绝了，古德曼解释说他们必须赶回帕契曼去陪伴当事人度过最后时刻。“当心些，”州长说完便又回到他的晚宴
古德曼不知道在未来几天里会有多少抗议者站在这里唱歌、祈祷、燃蜡烛、挥动标语牌，强烈要求麦卡利斯特拯救老萨姆。恐怕不会太多。
杰克逊市中心商业区的办公用房向来是很宽裕的，古德曼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地方。他按一个招租招牌的指引找到了一幢模样不大雅致的写字楼，楼上第三层的空房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底楼一家信贷公司的问事处了解了一下情况。一小时后这幢楼的主人来了，并带他看了房间，那是一个不太洁净的两居室套间，地毯很破旧，护墙板上千疮百孔。古德曼走到唯一的窗子前望了望在三个街区外迎面矗立的州议会大厦。“好极了，”他说。
“月租三百美元，电费另算，休息用房在大厅下面，半年起租。”
“我只需要用二个月，”古德曼从兜里抽出一沓折得很整齐的钞票说。
房主看了看他手里的钱问道：“你经营什么业务？”
“市场分析。”
“来自何处？”
“底特律，我们打算在这个州建立分公司，需要借贵地落脚，但只用两个月，全部现金支付，无需任何书面手续，到时我们会二话不说自动搬出去的。”
房主收了钱并将两把钥匙交给了古德曼，一把开办公室，另一把开朝向州议会大街的大门，他们握了握手表示生意成交。
古德曼离开这个破烂不堪的地方回到了他停在州议会大厦前的车子里。走在路上时他禁不住对自己目前正在实施之中的计划笑出吉来，这个点子是亚当想出来的，是为了抢救萨姆所做的一系列绝望计划中的关键一着。这着棋没有丝毫合法性而言，花销很有限，不过在这种节骨眼上倒是没人会在乎钱财的。他本人毕竟是事务所公益部门的负责人，在他的同事们中间，他就是骄傲和正义的化身，事务所里的人包括丹尼尔·罗森在内都不会因为租一套房子和几台电话机这样的事对他兴师问罪的。
在做了三周的死刑犯代理律师后，亚当开始为他在芝加哥办公室的前景忧心忡忡，不知道那办公室是否还为他保留着。周三上午还不到十点，他便已经拟完了一份定罪后减刑要求，并且和各法院的书记官通了四次电话，还和一家法院的负责人通了一次话，他还就根据人身保护令对毒气室进行抨击所做的上诉同华盛顿的理查德·奥兰德谈了两次，再有就是同新奥尔良第五巡回法院死刑事务办公室书记官通了一次话，内容涉及那项律师辩护不力的申诉。
声称萨姆已丧失思想能力的申诉现在已通过传真发到了杰克逊市，正本随后就通过联邦快递送达，亚当不得不很谦和地请求法院负责人加快审理的节奏，请他们尽早审理并予以驳回，虽然这并非他的原话，但意思就是这样。显而易见，即便有可能缓期执行死刑，最终也还是要由联邦法官下达命令。
每一次新的申诉都带给人一丝新的希望，当然也正如亚当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也为另一次失败埋下了伏笔。一次申诉必须通过四道关卡才能最终完成它的使命——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地区联邦法院，第五巡回法院以及美国最高法院——所以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特别是在眼下这种阶段所作的申诉。可以供萨姆加以利用并且还多少有些说服力的争点早在几年前就给华莱士·泰纳和加纳·古德曼用得光光的，目前可供亚当用来上诉的只是一点残渣剩屑而已。
